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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盲目崇拜宪法——密西西比河上的权利——新奥尔良港口——西班牙与法兰西的条约——“故友”变成“宿敌”——与英国交好——美国西部尚武精神——众议院长的决议——购买路易斯安——接管密西西比地区——应对联邦党人的异议——宪法修正案
杰斐逊一贯尊重宪法和法律，但绝不盲目崇拜宪法。根据自己抽象的政治理论，杰斐逊将宪法看作维持国民生计的神圣原则。若宪法束缚了国家的发展，可以按民众的意志修改或废除。国家做出重大决策时都得以宪法为准则。如果一项政策违背了宪法，却符合民众的意愿，也符合自己的意愿，杰斐逊会毫不犹豫地声称尊重宪法，但实际执行政策时又无视宪法的存在。杰斐逊也许是美国历史上唯一敢为天下先的总统。他公开声明，要谋划做一件宪法没有授权的大事。理由很简单，其一，这是一项明智之举；其二，为了国家的利益。这便是购买路易斯安那的真实写照。
多年前，杰斐逊就开始关注美国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各种权益，并强调这些权益对美国极为重要。杰斐逊曾设想，在密西西比河上发展交通，将新奥尔良变成商业大都市。在当时看来，杰斐逊的确有点异想天开，但这些地方的发展不会逊色于国内其他地区。1790年夏，英国和西班牙的关系即将破裂。杰斐逊洞察秋毫，抓住时机，提出要通过谈判解决密西西比河上公开存在的矛盾。西班牙占据河口两边。美国经常对西班牙声明，不能因占有河口而影响美国船只在密西西比河上的通行权。1790年8月，国务卿杰斐逊写信给时任马德里法院的美国代表卡迈克尔，叮嘱卡迈克尔提醒西班牙驻美公使“有必要尽早彻底解决此事”。杰斐逊说：“除非西班牙能够当机立断，一开始就做出让步，让我们完全拥有通航权，否则我们就得三番五次地谈判。”如果在一开始就做让步，那以后也没什么可谈的了。杰斐逊大胆提议，西班牙应该答应“从海、河两路来的美国船只都可停靠在港口装卸货物，雇佣的船只也可安全顺利地通行”。杰斐逊说，一定要认真对待此事，“要对得起西部民众的祖先。我们要努力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他们临终前未曾实现的愿望，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他们当时很有耐心，并没有将危险强加给别人，倘若他们当时就向西班牙宣战，不知我们现在会怎样。所以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更不能放弃他们的权利”。
路易斯安那地理位置示意图
密西西比河沿岸风光
几个月来，为了国家利益，杰斐逊一直以莫大的热情和坚定的意志殚精竭虑地工作，很快提出了处理港口问题的建议。杰斐逊说：“西班牙应该让出该港口的所有权和管辖权，以免美国和西班牙每天纷争不断。”否则，就只能以“战争的方式解决此事了”。杰斐逊又机智地补充道：“无论刚开始这里处于什么状态，大自然已经决定了新奥尔良地理位置，将它从毗邻的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的土地上分离出来，最终在两道海峡之间形成了狭长地带。”杰斐逊认为这一大胆的提议“乍一看，的确令西班牙人很不愉快，不过不会对西班牙带来任何危险，因为这里是西班牙领土的一部分，是西班牙人重要的居住地”。杰斐逊又高兴地表示“如果西班牙人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会理解我们的提议”。事实证明杰斐逊说的完全正确。杰斐逊以高超的外交手段和惊人的毅力使西班牙人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让西班牙国王了解了美国人的“想法”。1795年，西班牙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同意与美国签订条约。美国取得了在新奥尔良港口为期三年的自由通航权。三年之后，西班牙将给美国划拨同样方便的港口。尽管杰斐逊离开国务卿的职位之后该条约才成功签订，但最终的功劳非他莫属。杰斐逊任国务卿时国内对西班牙有抵触情绪，许多人暗地里给他制造障碍。西班牙驻美公使觉得美国对密西西比河的态度尚不明朗，没有立即答应杰斐逊的要求。事实上，是杰斐逊的政治智慧促成了该条约的最终签订。
新奥尔良地区
世间有许多机缘巧合。几年以后，该条约以詹姆斯·门罗的名字命名。在一段时期内，人们都认为一旦英国与西班牙反目成仇，英国便会支持美国占领西班牙在北美的领地。杰斐逊写信给古弗尼尔·莫里斯[1]：“我们希望你向英国外交部做出暗示，在领土问题上我们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我们应该提高警惕，密切关注邻居们的变化。欧洲各国在寻求力量上的平衡，我们也应在自己的边境上获得应有的平衡。”
1795年，美国与英国就西班牙在北美的领土问题达成多项协议，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中一直在发挥作用。然而，美国一些更有远见的人并不满足现状。他们正在等待时机，以获得更稳定的立足之地。早在1790年，美国就怀疑法兰西王国可能占领墨西哥湾。那时杰斐逊正想方设法让法兰西王国帮助美国对抗西班牙，很担心法兰西王国泄露了自己的计划。杰斐逊说：“莫斯蒂伯爵埃伦·弗朗索瓦·埃利在美国表明，法兰西王国会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直接将此事告诉了密西西比河沿岸的民众，而且将密西西比河沿岸获取的大量信息提供给了法王路易十六。”该计划被搁置了好几年。直到1800年初，法兰西共和国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的传言才在民众中传播，但没有造成大骚乱。1800年10月1日，西班牙将路易斯安那割让给法兰西共和国。这时美国驻伦敦、巴黎和马德里的公使才接到总统训令，要尽量防止西班牙将领地割让给法兰西共和国。西班牙割让路易斯安那给法兰西共和国的条约早已签定，一切为时已晚。该条约签定后一直没有对外公布，直到1802年春天，美国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杰斐逊当时非常懊恼，因为他最清楚该地区对美国有多重要。原本属于弱国的这块风水宝地转眼到了强国手中，杰斐逊有点儿寝食难安。
如果抛开总统身份，仅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杰斐逊大可不必如此踌躇满志，并且可以避免联邦主义者的猜疑和尖刻的指责。联邦主义者说，杰斐逊更热爱的是法兰西共和国而不是美国。可是权衡两国民众之间的利益，想到以后两国可能产生的冲突，杰斐逊纯粹的爱国之情顿时显现出来，对法兰西人的同情瞬间化为无奈的遗憾。从国家利益考虑，法兰西共和国已从“故友”变成“宿敌”。1802年4月18日，杰斐逊写信给驻巴黎的罗伯特·R.利文斯顿[2]说：
西班牙割让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给法兰西共和国，对美国影响很大。国务卿已写信向你详细说明了该问题。我觉得此事关系重大，不禁向你再次提起，因为它使美国所有的政治关系发生了逆转……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地方，谁拥有它谁就扼住了我们的咽喉，就是我们的宿敌，这个地方就是新奥尔良。法兰西共和国和美国对这里都很敏感，难以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如果法兰西共和国占领新奥尔良，一切将不可挽回。我们现在要将目光放长远一点，提前做出安排。法兰西共和国占领新奥尔良之日，就是我们与英国联合之时。英美两国倘若联手，其舰队便可控制整个大西洋。
杰斐逊自愿向英国抛出橄榄枝，别人听来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多少年来，杰斐逊都认为与英国交好是难以容忍的事情。杰斐逊十分认真地对待此事。他的信写得情真意切，显然是心潮澎湃时所写。杰斐逊总能在失望中找到乐观之处，在愤怒之时也不乏老练。他说：“尽管我们曾表明无意冒犯法兰西共和国，也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但法兰西督政府如果看出我们想与英国交好，后果难以设想。”像往常一样，杰斐逊将希望寄托于时间。他说，法军要想接管路易斯安那，就得先征服圣多明戈。杰斐逊自信地说，征服圣多明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还得消耗大量的兵力。杰斐逊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再做一做法兰西督政府的工作。1802年10月，西班牙割让新奥尔良的消息传出几个月后，西班牙驻新奥尔良总督就发布了一项法令，取消了美国在该港口的存栈权，美国不得在新奥尔良港口存放货物。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杰斐逊的希望一点点化为泡影。顿时，美国西部大地上的好战者们怒火冲天。他们把枪挂在壁炉上方或放在门后面，随时做好开战准备。他们极力主张直接向新奥尔良进军，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杰斐逊感到惴惴不安，怕自己设想的计划受到严重干扰。杰斐逊认为战争是万不得已时才能采取的手段，但这种明显的尚武精神或许有助于外交活动顺利开展。杰斐逊也担心擦枪走火的事情发生。在美国西部，人们陷入了爱国热情无法自拔，很有可能会破坏杰斐逊的计划。杰斐逊很同情这些愤怒的同胞们，对他们毫无怨言。
法军攻打圣多明戈
杰斐逊最烦恼的就是联邦党人。联邦党残余势力看到杰斐逊与法兰西共和国的矛盾激化，觉得重新掌权的机会来了。他们不顾国家利益，大声疾呼，要求立即开战。1803年1月13日，杰斐逊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民众思想的骚动……达到了极端。西部大地上的民众绝对没有不良动机。为了能增加商业的利润，住在港口的人们渴望战争。国会议员中联邦主义者的目标是伺机迫使美国参与战争，扰乱美国的财政周转。如果这个目的能够达到，联邦党人就可乘机拉拢西部广大民众，与他们联合起来，重新掌权。在西部，到处都是民众签了名的抗议书和请愿书。
联邦党人早已衰败，成为小的派系，而且内讧不断，根本无法击败杰斐逊。全国上下都对杰斐逊充满信心，而且国会中多数人都支持他。
在众议院，约翰·伦道夫有点飞扬跋扈地领导着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地对杰斐逊言听计从。1802年下半年，约翰·伦道夫带领众议院议员召开秘密会议，与联邦党人针锋相对，给杰斐逊总统创造私人通信的机会，并就此进行立法。在1802年冬天的几个星期内，所有公开和私下里进行的工作对政府来说有百益而无一害。联邦党人表现出莫大的愤怒和热情，想赢得西部民众的支持。他们提出决议，旨在阻止事情和平解决，但众议院多数议员否决了他们的提议。最后，整件事情都交给杰斐逊决定。众议院又给杰斐逊提供了二百万美元的资金，供他酌情使用。
当时杰斐逊的计划是购买新奥尔良以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杰斐逊更像是一个文明的商人，认为自己采用的方案更便宜、更明智、更人性化。他要购买的是这一片土地上的收费权，而不是要通过战争去占领这里并取得它的地役权。这二百万美元要用于贿赂法兰西共和国那些德高望重的立法者中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为下一步计划铺平道路，因为这些人像国王一样拥有权力。杰斐逊让巴黎的罗伯特·R.利文斯顿率先行动起来，但这位公使在没有了解杰斐逊的真实目的之前就表达了与杰斐逊截然不同的观点。罗伯特·R.利文斯顿告诉法兰西督政府，只要航行权和存栈权不受干涉，美国根本不在乎在密西西比河河口的邻居是法兰西共和国还是西班牙。后来罗伯特·R.利文斯顿改变自己的说法，就购买路易斯安那的问题展开谈判。西部民众和联邦党人对罗伯特·R.利文斯顿缺乏信心。为了让他们安心，也为了在西部民众和联邦党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力量，杰斐逊特地选派了一位特使。杰斐逊总统用白纸黑字写成的外交训令明确提出了要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份难办的差事，还存在一定的风险。詹姆斯·门罗弗吉尼亚州长的任期刚刚结束。杰斐逊认为詹姆斯·门罗是最佳人选。1803年2月11日，杰斐逊任命詹姆斯·门罗为法兰西特使。该任命很快得到国会的认可。联邦党人也提了不少反对意见。他们声称，法兰西共和国出现财政困难，杰斐逊只是想借此机会帮助自己政治上的朋友。詹姆斯·门罗与杰斐逊多次面谈，充分了解了杰斐逊总统的计划后，毅然动身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没带任何书面文件。很显然，如果他的上司以后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詹姆斯·门罗空口无凭，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过杰斐逊的朋友们一向对杰斐逊信任有加。
在购买领土的问题上，杰斐逊表现出精明的商业头脑，让商人们也引以为荣。杰斐逊写信给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穆尔[3]，敦促他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的处境十分不妙，我们的工作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密西西比河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来维护它。”杰斐逊及时暗示了这是“最后的解决办法”。杰斐逊补充道：“路易斯安那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完全可以花些钱确保我们的购买万无一失。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不但缺钱而且还欠债。要想在未来十五年内分期偿还这些债务，我们就要实行严格的经济制度。我们的原则是，无论做了什么，我们都要立即付诸行动，绝不要做我们不能做、也不打算做的事。我已经计算了财力，我们的手头并不宽裕。最近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借贷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们想购买的土地……是贫瘠的沙地……我们又不能把土地卖给个人来赚钱。只有通过和平的方式，法兰西共和国才能将这块土地割让给我们，我们的目标才能实现。”
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穆尔
犹太人和律师谁能更巧妙地讨价还价呢？一个非常贫穷的购买者很愿意购买一件值得投资的东西时，绝对不会追求日后的回报，而且为了避免不和，一定会按时付款。除了价格上占便宜之外，卖方还会在交易中间接地获得其他好处。或许交易的财产根本没有市场，或许交易的背后可能有战争的因素在作祟。尽管众说纷纭，但若非碰巧欧洲政治发生了变化，詹姆斯·门罗不可能在谈判中取得成功。当时在法兰西共和国，拿破仑·波拿巴以第一执政官的身份行使皇帝的权力，决心在北美大陆上建立殖民地。美国第一次提出购买领土的建议时，野心勃勃的拿破仑·波拿巴嗤之以鼻。詹姆斯·门罗本来想买通拿破仑·波拿巴身边出谋划策的人，让他们去说服拿破仑·波拿巴放弃自己的想法。在美国西部，民族的愤怒已遍及阿勒格尼河两岸，但若想以此威胁拿破仑·波拿巴这位欧洲的征服者，根本没有多大用处。杰斐逊真是交了好运。詹姆斯·门罗到达法兰西共和国时，在法兰西北部城市亚眠，短暂的和平即将结束，大规模军事行动一触即发。拿破仑·波拿巴根本然顾不上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当时法兰西共和国国库空虚，财政难以维系战时的开支，拿破仑·波拿巴急于出售这片土地。恰好美国派去的特使们也急着要购买。根据杰斐逊的指示，詹姆斯·门罗只考虑购买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拿破仑·波拿巴想要尽快出售可变卖的资产，马上将钱弄到手。他暗示要高价卖掉路易斯安那的全部土地。双方都渴望交易的时候，交易就能迅速达成。詹姆斯·门罗对杰斐逊的意图把握得十分准确，所以他有恃无恐。过了几天，詹姆斯·门罗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不再讨价还价，痛快地以六千万里弗赫[4]法币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另外约定，为了满足法兰西商人们各式各样的要求，美国应额外再付二千万里弗赫法币。美国还要赋予法兰西共和国和西班牙的船在新奥尔良港十二年的通行权。
几位特使向国内报告了签订条约的情况，承认自己的行为已超出总统的训令要求。他们谦卑地说，希望自己没有犯错误。几位特使的行为的确超出了总统训令的字面要求，但没有超越训令的精神。詹姆斯·门罗很清楚，杰斐逊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联邦党人后来说，他们认为这次谈判的代表们表现出色，购买路易斯安那可能带来的任何好处都是谈判代表们的功劳，与杰斐逊总统无关。这种诡辩明显有失公允，充其量也只能说杰斐逊总统的计划取得了成功，几位经办人只是依照杰斐逊的意愿行事，所有的功过是非都应算在杰斐逊名下。
联邦党人开始吹毛求疵。他们并不需动多少脑筋，就能对整个交易过程及其细节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宪法中并没有条款赋予总统购买外国领土的权力，也没有赋予政府权力，让政府迅速接受外国领土、将新领土作为新州并入联邦的权力。将新奥尔良港的贸易特权授予西班牙和法兰西共和国更是直接违背了宪法。路易斯安那的边界在东部和西部都有争议，很可能需要战争才能解决。西班牙反复强调，法兰西共和国无权出售这片土地，而西班牙有权拒绝出售。这些批评完全正确。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购买路易斯安那对美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再多的批评也显得苍白无力。反对意见恰恰给杰斐逊提供了许多实用的建议。路易斯安那的边界的确存在争议。这里是蛮荒之地，多年来一直没有明确的边界，但也没有引起严重的敌对行动。在这段时间内，美国日渐强大，西班牙却不断衰落，最终选择了和平，对美国做出了让步。后来，杰斐逊提议，政府应该提供奖金来吸引大量充满活力而富有智慧的居民到路易斯安那。这里的人口大量增加后，民族性格会逐渐形成。到那时，周边不太听话的邻居便会安分守己。有人说，购买佛罗里达要比购买路易斯安那更好一些。也有人说，难道不能再将佛罗里达也买来吗？杰斐逊指出，美国对边界提出的要求“将是与西班牙谈判的主题，一旦西班牙处于战争状态，我们就可以一方面推波助澜，一方面对其开出高价，利用大好时机，获得佛罗里达全部的土地……有人主张，要用路易斯安那或其中的一部分来交换佛罗里达。我们可以不要佛罗里达，但我们不能把密西西比河的一寸水域让给任何一个国家，因为独立航海权对我国的和平非常重要。如果得不到我们的同意，没有我们的警察监督，绝不许任何国家的船进入波拖马可河或特拉华”。
路易斯安那购买条约签订后美国军官与法兰西军官会面，商谈交接事宜
三色旗降下，星条旗升起，法兰西共和国向美国交接路易斯安那
时间证明杰斐逊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
人们估计，西班牙可能会拒绝向美国交付占有权，而杰斐逊并不想在这件事上小题大做。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条约一被国会批准，杰斐逊就“命令密西西比州州长和威尔金森带着军队到新奥尔良，从法兰西总督皮埃尔·克莱门特·洛萨[5]手中接管路易斯安那。皮埃尔·克莱门特·洛萨如果愿意执行拿破仑·波拿巴的命令，很可能指挥新奥尔良的志愿军向我们移交该地区的管辖权。如果他不愿意移交，我们就直接占领，然后让法兰西督政府处理自己的事情，获得西班牙的认可，并履行条约将新奥尔良移交给我们”。
威尔金森接管密西西比地区
杰斐逊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从宪法的角度提出的反对意见。联邦党人理由充足，如果此时与联邦党人辩论，杰斐逊注定要失败。这时，保持沉默并让国会迅速投票决定是最好的办法。事实上，也别无他法。杰斐逊认为：“宪法上的难题说得越少越好，……国会应该在沉默中做必要的事情。国会认为有必要做的任何事情，都尽可能少辩论，特别是在宪法面临的难题方面更要少争论。”作为反对派的联邦党人试图强行展开旷日持久的论战，但收效甚微。绝大多数官员不想听长篇大论，只是想表明他们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是明智的，只是法律并不允许这样做。联邦党人的演讲毫无意义，只提出了几个要答复的问题。在参议院，势力强大的共和党人痛快地以二十四票赞成、七票反对的结果迅速批准了这项条约，超出既定通过票数十票。杰斐逊感到胜券在握。众议院绝大多数议员是共和党人。他们在约翰·伦道夫的坚强领导下，首先要做的事是拨款，然后由杰斐逊总统交付给领土所有国政府。当时众议院给予杰斐逊和前西班牙国王一样大的权力。杰斐逊认为很不合适，但没有拒绝。
杰斐逊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交易，与自己多年来倡导的重大原则以及共和党的政治信仰背道而驰。从今以后，杰斐逊和他的追随者们在总统招待会上，将对乔治·华盛顿贵族气派的仪式，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美国银行，以及对那些所谓的宪法自由解释者和“君主主义者”们扭曲宪法的行为该做出怎样的评价呢？这位来自共和党的伟大总统喜欢高谈阔论，其所作所为在本质上完全超越了宪法，细节上更与宪法背道而驰，超越了任何“独裁主义者”。“君主主义者”们也只敢梦想，不敢付诸行动。这些事实无可否认。在众议院，约翰·伦道夫掌控绝大多数席位，竟然滑稽地试图将《路易斯安那条约》与美国《联邦宪章》相提并论。显而易见，杰斐逊完全抛弃了自己以前的理论。1800年8月，杰斐逊宣称：“我们宪法的理论无疑是最明智、最好的。各州相互独立，在一切对外事务上联合为一体。”根据这个理论，“我们的政府可以简化为一个非常简单的组织，不用这么大的开销，只需一些人做些简单的服务工作即可。仅为外交的特定目的而设计一个简单的联盟原则，就再好不过的了。”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笔交易与联盟的原则大相径庭，获得的“财产”由联邦共同管理，利益由各州共同分享。这样一来，国内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统一。
杰斐逊反复倡导各州应有独立的权利。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里，他都直接或间接地表明了这种观点。杰斐逊起草了《肯塔基州决议案》，但肯塔基州拒绝承认联邦法令并脱离联邦的理由，与因购买路易斯安那所造成的东部各州拒绝承认联邦法令并脱离联邦的理由不可同日而语。杰斐逊一直坚称，宪法是独立党派之间的契约，在明确规定的条款之外，对任何一方都没有约束力。依照杰斐逊自己的逻辑，任何一个州都可以合法地退出联邦。
杰斐逊不喜欢前后矛盾，但重申自己的一贯原则时，却常常前后矛盾，就像站在自己曾制造的废墟之中。实际上，杰斐逊抓住了这个特殊的时刻，极力地主张各州的权利，同时还夹杂着一些多愁善感和无用的官话。杰斐逊说，联邦党人“从购买路易斯安那中看到了一个新的联邦正在形成，它包含了密西西比河的所有水域，以及从联邦分离出去的东部地区”。杰斐逊认为这是绝不可能的事。不过，这种形成新联邦的可能性并不能成为阻止购买路易斯安那的理由。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大西洋沿岸和密西西比的居民是我们的同胞。我希望能看到他们在新的联盟中幸福地生活，但事实可能不会如此。如果他们因寻求利益而与联邦分离，我们也要支持密西西比的同胞们。就像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大儿子和小儿子一样，我们还会和他们站在同一边。愿上帝保佑，不要让他们与联邦分离，若他们从联邦分离会生活得更好，分离也未尝不可”。杰斐逊坚定地拥护各州的权利。杰斐逊的州与联邦分开治理的政治智慧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很有道理。大约六个月后，杰斐逊用通俗的话语重申：“不管我们继续是一个联盟，还是要组成大西洋和密西西比联盟，我认为这对大家的幸福都不是很重要。西部的民众和东部的民众一样是我们的同胞。”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停下来思考，假如在1861年杰斐逊会向民众灌输什么样的思想？他会不会还坚持“和平相处”呢？那倒不一定，因为杰斐逊总是自相矛盾，只做他认为明智的事情，根本不会考虑所做的事情受不受欢迎。
以上问题很容易让人们误解杰斐逊。然而，每个人都必须承认，政府应该购买路易斯安那。同时也必须承认，根据共和党人的理论，购买路易斯安那是应该被禁止的行为，但不能因购买路易斯安那而废止共和党的理论。从法律的角度讲，购买行为是不合法的，但无论宪法有什么规定，购买路易斯安那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杰斐逊个人而言，命运女神最喜欢做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让他成为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最明智的哲学家，又让他必须在合理的抽象原则和与之相矛盾的理智行为之间做出选择。杰斐逊感到进退两难。他的所作所为与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也没什么大的分别。杰斐逊抛弃了自己确立的政治原则，做了该做的事情。我们会发现，杰斐逊做事时总是考虑明智不明智，很少考虑合不合逻辑。他只管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而不管自己的行为是否前后一致。当然，人们也为此公开指责和嘲笑杰斐逊。全国各地，联邦党人谩骂连篇，抨击杰斐逊由民主主义者变成了独裁者。他们轻蔑地指责，杰斐逊原本是严格的宪法解释者，但一下子把宪法抛到了九霄云外。杰斐逊默默地忍受着这些冷嘲热讽。杰斐逊的政治哲学在人们的苛求中显得有些牵强，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声望却越来越高。杰斐逊说：“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条约几乎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联邦党人投了反对票，但现在他们的认数少得可怜。”民众的大力支持可能促使杰斐逊抛开法律我行我素，但他能很好地把握自己，并没有产生过我行我素想法。杰斐逊通常能辩证地看问题，并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举重若轻地处理问题。面对和蔼可亲的民众，他不想对这笔交易做过多的粉饰。杰斐逊坦率地承认，自己违背了宪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得这么做。杰斐逊又诚实地说，即使事情仍悬而未决，自己也要抛开国会中官员们提出的诡辩：
宪法没有规定我们拥有外国的领土，更没有规定把别的国家并入我们的联邦。政府抓住了转瞬即逝的机会，为国家谋得了极大的利益，同时其行为超出了宪法的规定。立法机关像是冒着危险忠实于国家的仆人。他们背后暗藏玄机，必须批准《路易斯安那条约》并为其支付费用。为了国家，他们必须考虑国家的利益，积极处理一些宪法并没有授权的事。
杰斐逊有自知之明。他认为应该尽快制定宪法修正案并得到民众的正式认可。杰斐逊甚至草拟了一份宪法修正案，并向内阁和国会的朋友们暗示，希望自己草拟的宪法修正案能顺利通过。可内阁和国会的人不像杰斐逊那么谨慎，也不太关心杰斐逊的修正案，所以暂时搁置了此事。也许杰斐逊本不必急于修改宪法，但他没有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杰斐逊基本上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他相信民众的意愿，始终为民众谋利益。杰斐逊尊重宪法，因为宪法正式表达了民众的意愿并在很大程度上保全了民众的利益。关键时刻这白纸黑字的成文法律并没显现出这些鲜明的特点，似乎失去它应有的约束力。杰斐逊很难科学准确地表达民众的意愿，但如果说他以实现民众的意愿为幌子，借购买路易斯安那这件事故意去违反宪法、反对宪法，确实荒谬至极。如果立即进行投票，通过必要的宪法修正案，购买路易斯安那的将在一周内完成。杰斐逊的所作所为虽然正确，但他也是冒险做了先人们未曾做过的事。历史表明，购买路易斯安那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政治家，杰斐逊无疑始终在奉行教条主义式的空论。对杰斐逊怀有敌意的人至今不认同他的观点。
注解：
[1] 古弗尼尔·莫里斯（1752—1816），美国政治家、开国元勋和外交官，曾任美国驻法大使，1787年参加美国制宪会议，美国宪法签署人之一。——译者注
[2] 罗伯特·R.利文斯顿（1746—1813），美国《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美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在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时起了关键作用。——译者注
[3] 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穆尔（1739—1817），法兰西作家、经济学家、出版商和政府官员。法兰西大革命期间他移民美国。——译者注
[4] 里弗赫，法国旧时流通的货币单位，当时1里弗赫价值相当于1磅白银。——译者注
[5] 皮埃尔·克莱门特·洛萨（1756—1835），法兰西著名政治家，第二十四任路易斯安那总督。——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