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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总统和副总统——联邦党内的阴谋——不愿担任职务——特别的任职方式——与约翰·亚当斯交好——总统和副总统的分歧——来自法兰西的抱怨——写给马泽伊的信——“XYZ”事件——反对备战——抗议违反宪法的行为——州与联邦分离——联邦党人的诽谤——竞选总统——联邦党人的阻挠——宪法的缺陷
美国第三届总统选举时，选举人仍有较大的自主性。选举人给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同时投票，得票最多的人任总统，得票仅次于总统的任副总统。杰斐逊有希望当选总统，约翰·亚当斯也有可能与总统失之交臂。联邦党人本有足够的能力控制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但他们的选举委员会缺乏配合，低估了风险，也没能妥善防范。联邦党人普遍认为约翰·亚当斯理应成为总统候选人，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1]应该排第二。联邦党内部人才济济，可任领导的人众多，很容易选出至少十几个总统候选人。众多候选人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与约翰·亚当斯一个鼻孔出气。约翰·亚当斯也不是理所当然的第一候选人。相反，不少人质疑约翰·亚当斯的主张，是他的对手。约翰·亚当斯的追随者们怀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南方的共和党人会暗中操作，联邦党内本来要投给约翰·亚当斯的选票可能会不幸地投到别处。有些人虽在约翰·亚当斯所在的部门供职，而不属于他所在的派系，可能会给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投票。约翰·亚当斯有当选副总统的可能性。共和党内部情况没这么复杂。杰斐逊毫无疑问是共和党人的领袖。詹姆斯·麦迪逊处理政治问题的智慧远远不如杰斐逊。乔治·克林顿、阿伦·伯尔、詹姆斯·门罗和艾伯特·加勒廷都是二流总统候选人。联邦党人互不信任，但共和党人内部意见统一，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力争在选举中获得成功。为了确保约翰·亚当斯在选举中免受共和党人以及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同党阴谋的影响，约翰·亚当斯的追随者们放弃了第二次投票。选举结果表明，杰斐逊领先于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再有四票就可击败约翰·亚当斯[2]。
由于管理不善，部分联邦党人在选举中不怀好意。结果联邦党人失去了副总统的位置，并严重影响到总统的位置。杰斐逊不允许在他领导的政党内出现这种拙劣的行为。
1796年12月17日，杰斐逊写信给詹姆斯·麦迪逊，说：“我由衷地希望你能担任总统候选人。你若拒绝，我希望别人能够担此重任，而不是我自己。我的得票数处于较领先的位置，我焦虑不已。”十天以后，杰斐逊给爱德华·拉特里奇写信，说：“没想到，在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大家又将我作为候选人，我不希望如此。我在上帝面前声明，我发自内心地为逃脱政务而感到高兴。我没有统治别人的野心。没有什么事比我在暴风雨中快乐地策马驰骋更有激情……我所依恋的是我的家……”1797年1月1日，杰斐逊告诉詹姆斯·麦迪逊：“我根本不想担任总统。副总统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职位，我还没有考虑过是否愿意担任此职。”杰斐逊总是在反复表达自己不情愿再次出山的想法。这也可以理解，大多数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会如此。杰斐逊认为，在家里安静地生活比贪求别的什么都好。后来，在首都任职的十二年中，杰斐逊连续担任副总统、总统，再未说过要拒绝担任职务。
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
乔治·克林顿
共和党人与联邦党人的斗争中，杰斐逊高超的政治手段和良好的心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他从未忽视过做好表面文章。通过做表面文章，杰斐逊赢得了见识肤浅的旁观者们的信任。杰斐逊煞费苦心地做出安排，决定不派特别信使通知他当选。邮政是最好的联系方式，简单、廉价，常为共和党人所青睐。杰斐逊说：“我不希望举行任何就职仪式，我要毫不张扬地去任职。如果托马斯·米夫林[3]州长有安排就职仪式的想法，请设法阻止他。”一切如杰斐逊所愿，他悄无声息地去任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恰恰相反，约翰·亚当斯却希望自己的任职能引起广大民众的关注。
杰斐逊乐观而愉快地出任了副总统，清楚地看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再也无法控制一个统一的政党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联邦党人中最可怕的人。杰斐逊再也不为乔治·华盛顿的离职而感到遗憾。长期以来，杰斐逊一直认为乔治·华盛顿是个联邦主义者、温和派，热爱国家、为人诚实，但他的影响太大，比任何党派都要危险得多。1797年6月17日，在致阿伦·伯尔的信中，杰斐逊承认自己“一直希望乔治·华盛顿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力有所减退。这样一来，民众渴望自由的情感便会油然而生，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将取得平衡。此二部门已在乔治·华盛顿强大的影响力之下失去了平衡”。杰斐逊认为，自己应该主动与约翰·亚当斯先生搞好关系。以杰斐逊的精明，完全可以影响这位率直、冲动而任性的总统。杰斐逊将仇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作为约翰·亚当斯和自己联盟的纽带。这也是他们友谊的基础。杰斐逊想巧妙地利用约翰·亚当斯的嫉妒和多疑的天性，来控制这位性情急躁的新英格兰人。1796年12月28日，杰斐逊写信给约翰·亚当斯，说：“你纽约的老朋友可能用狡猾的伎俩欺骗了你，让他作你的接班人。他能够让你真正的朋友变成他手中的工具，使你们的希望完全破灭。”从那时起，直到和约翰·亚当斯见面，杰斐逊都有意识地向约翰·亚当斯表达自己的诚意，温文尔雅地向他说些好听的话。杰斐逊就像将诱饵抛向一只精明的鸟，能否捕到还尚未可知，只是希望能把它引诱过来。杰斐逊上任两天后，一切似乎应验了他的预感。1797年3月2日，杰斐逊来到费城。他说：“我立即拜访了约翰·亚当斯先生……第二天早上，约翰·亚当斯又来拜访我……他发现我一个人在房间里，便关上了门。他说很高兴见到我独自一人，希望和我自由交谈。”在愉快的“自由交谈”中，约翰·亚当斯总统表示，自己不希望美国马上与法兰西共和国国决裂，准备立刻派遣“代表团到法兰西督政府”，“第一个愿望”就是任命杰斐逊为特使。两人都认为这样不合适，于是约翰·亚当斯建议共和党人埃尔布里奇·格里、詹姆斯·麦迪逊和联邦党人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一起担任政府特使。约翰·亚当斯总统和副总统杰斐逊之间的融洽关系保持的并不长。三天后，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一同去乔治·华盛顿将军家参加晚宴。回家的路上，杰斐逊非要对约翰·亚当斯说詹姆斯·麦迪逊拒绝去法兰西共和国是正确的选择。约翰·亚当斯立即答复，有人反对詹姆斯·麦迪逊等人的任命，他还没有考虑过这些意见。约翰·亚当斯继续尴尬地找借口。他们各自走上回家的路……也从此分道扬镳。从那以后，约翰·亚当斯只字不提当晚和杰斐逊讨论过的事，制定政府的任何措施时也不征求杰斐逊的意见。约翰·亚当斯总统和副总统杰斐逊之间的以礼相待很快消失了。他们的关系陷入了困境。杰斐逊对外交程序中的关键环节把握得并不准确。事实上，约翰·亚当斯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争斗。约翰·亚当斯执政期间，美国的党派之间以及不同派别个人之间的仇恨比任何时候都要深。后来，联邦党和共和党在外交上进行了一次真正的较量。共和党人认为不宜与法兰西共和国冲突，如果与法兰西共和国不和就有点像内讧。法兰西督政府为拿破仑·波拿巴的胜利疯狂不已，正在寻找反人类战争的根源。甚至有人传言，法兰西共和国对美国产生敌意的诱因就是没有选杰斐逊任总统。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美国是否应该被迫宣战，而是法兰西共和国是否会发动战争。美国不得不承认与英国签订的《杰伊条约》违反了与法兰西共和国的约定。法兰西共和国以《杰伊条约》作为美国与英国交好的证据。当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接替詹姆斯·门罗担任法兰西公使时，法兰西共和国傲慢地拒绝了，并一反常态地颁布法令反对与美国进行贸易，肆意劫掠美国的航运，令人难以容忍。法兰西督政府用恭维的话让詹姆斯·门罗离开了法兰西共和国。这是对詹姆斯·门罗本人的轻薄，是对召回詹姆斯·门罗的美国政府的侮辱。法兰西督政府还宣称，美国若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抱怨不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公使。究竟法兰西共和国因何事而抱怨美国尚未可知。令人恼火的消息接连不断，惹得约翰·亚当斯总统怒不可遏。本来温和的美国民众也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做法感到十分厌恶。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政党力量进一步增强了。1797年5月，美国国会额外召开了一次会议，约翰·亚当斯总统建议组建一支海军，在港口设防，为防御战争做好准备。副总统杰斐逊麾下的共和党人开始焦虑，甚至有点垂头丧气，因为事态的发展似乎对他们不利。杰斐逊指出：“选举后期所发生的变化对共和党人不利。”尽管“和平是普遍的愿望，但国会现在可能会从幕后走到台前，制订一些火药味颇浓的措施，并以威胁的姿态引起对方的敌意。”杰斐逊说：“战争并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贸易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手段，如果操控得当，能使欧洲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公正地对待我们。”杰斐逊认为，战争的呼声“是我们中间的亲英党派发出的，他们与英国人关系密切，感情深厚。”1797年6月17日，杰斐逊高兴地写道：“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兰西共和国取得了胜利，莱茵河上也传来捷报，奥地利实现了和平。英国的计划彻底破产，驻守在泰晤士河诺尔锚地的海军哗变[4]，英王乔治三世提出了和平措施进行劝诫。”美国的亲英派在惊恐之下变得格外顺从。
托马斯·米夫林与夫人
总统任上的约翰·亚当斯
担任法兰西督政府第一执政期间的拿破仑·波拿巴
约翰·亚当斯天生好斗。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持和平。法兰西共和国仍愤怒地威胁美国。约翰·亚当斯任命埃尔布里奇·格里、约翰·马歇尔、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一起去巴黎担任特使。杰斐逊恳求埃尔布里奇·格里去法兰西共和国担任特使。杰斐逊写道：“我国的首要目标是和平，同时也要考虑国家的利益和荣誉。权衡之下，和平比利益更重要，要不顾一切地追求和平。暂且将荣誉放在一边，它还不能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从1793年初到今天，交战双方对我们的侮辱和伤害至今还在继续，我们却不能为了摆脱这种侮辱和伤害与任何一方交战。”杰斐逊对君主制还是心有余悸。他说：“我们现在有激情固然很好，可我们还不够强大。一旦卷入战争，我们的联邦就极有可能被战争拖垮。我们的希望全在于你是否接受这一使命。”埃尔布里奇·格里迫于压力接受了这一使命。
代表们想出了应对诺尔河兵变的办法
菲利波·马泽伊
杰斐逊说，当时的态势不容乐观，政治上的对手们不再“区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不再“互相交流”。“那些一生都很亲密的人过马路时为了避免见面，把头转到另一面。”杰斐逊说：“上了岁数的人最爱宁静。”他觉得当时的一切都在折磨着自己。1797年夏天，杰斐逊写给菲利波·马泽伊[5]的那封著名的信被公之于众。杰斐逊更加不得安宁。这封信是杰斐逊在1796年4月24日写给弗吉尼亚的老朋友、邻居，意大利人菲利波·马泽伊的。后来，菲利波·马泽伊去了欧洲。这封信“从英语翻译成意大利语，从意大利语翻译成法语，又从法语翻译成英语”。原信中重要的一段如下：
自从你离去，我们的政治形势又生变故。我们热爱崇高自由的共和政府，也在斗争中取得过胜利。现在圣公会君主贵族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他们已经具备了英国政府的形式，现在他们的目标是控制我们，将政府变成名副其实的英式政府。大多数民众依然信奉共和。共和党拥有大量的土地权益和优秀人才。我们反对行政部门、司法部门、立法部门中三分之二的机构，以及所有政府的官员和那些想成为官员的人。我们也反对所有喜欢专制下的平静而不喜欢太多自由的胆小鬼、英国商人、投机者和银行公共基金持有人。我们更瞧不起那些用于腐败的伎俩，以及让我们化为腐朽去融入英国模式的阴谋诡计。有些人叛党去信奉异端邪说。有些人像战场上的大力士参孙[6]一样英勇，和所罗门一样聪明，但他们始终不渝地倒向英国一面。如我说出他们的名字，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简而言之，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经历无数的危险，我们才能拥有自己的自由。我们一定要保护自由。我们人数众多并拥有大量有利条件，别人不会再威胁我们。共和党人和广大民众定能摆脱一切不利条件，最终赢得自由。
最终，这封信在美国出版。杰斐逊认为，信的“主要内容”仍和他写的一样，只有一个错误需要改正[7]。联邦党人立刻怒吼起来。他们说，杰斐逊表面上看起来是乔治·华盛顿的朋友，实际上卑鄙无耻，虚情假意，对朋友背信弃义、恶语中伤。杰斐逊很明智，不做任何解释，以免纠缠不清。许多年后，他才说，自己当时指责的不是乔治·华盛顿，而是辛辛那提州的其他人，乔治·华盛顿本人不可能对那封信产生误解。联邦党人中的历史学家们并不认可这些事后的解释，对这封信的态度并不比当时的联邦党人好多少。后来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乔治·华盛顿看到信后认为事情很严重，让杰斐逊做出解释。杰斐逊诚恳地道歉并做了解释。杰斐逊的道歉信和乔治·华盛顿的日记都找不到了。人们猜测，杰斐逊大概是在乔治·华盛顿私人秘书李尔的帮助下将信和日记拿走了，因为杰斐逊与李尔是好朋友。这也只是猜测罢了，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杰斐逊极力否认这一切。像理查德·希尔德雷斯[8]这样的党派人士也承认“这个故事过于牵强附会”。当时的联邦主义者，以及后来的联邦主义作家们都坚定不移地认为杰斐逊让乔治·华盛顿丧失了信心。如果这成了事实，那么这封信就会使其他所有人都丧失信心。纯粹的联邦主义者认为，杰斐逊看似完美的政治智慧是对乔治·华盛顿总统的亵渎。杰斐逊并没有犯过这种错误。杰斐逊崇敬乔治·华盛顿的优秀品格，这一点毋庸置疑[9]。他对乔治·华盛顿以诚相待，没有半点虚伪。有时他会向朋友抱怨乔治·华盛顿总统影响力太大。杰斐逊可能低估了乔治·华盛顿的智慧，但与乔治·华盛顿关系亲密。坚定的联邦主义者蒂莫西·皮克林在遗留下的手稿中对乔治·华盛顿颇有微词，杰斐逊却没有留下类似的只言片语。一些声名狼藉的共和党作家用粗俗的话攻击乔治·华盛顿，根本不怀好意。有人马上严厉地谴责杰斐逊，说他应该出面消除这种负面影响。有人认为杰斐逊应该用自己的影响力去约束这些共和党作家，或者当面告诉他们不许如此，但杰斐逊无动于衷。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不应对自己追随者的个人行为负责。人们认为，乔治·华盛顿的情况是独特的，杰斐逊应在党内定下不许冒犯乔治·华盛顿的规矩。杰斐逊能够制止这些作家的行为，但他对这种粗鄙的诽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可原谅。相信子孙后代们会头脑冷静地做出清醒的判断。人们认为杰斐逊完全能够运用党内权威有效地限制这些行为。杰斐逊辩解称自己推崇言论自由，从来不会强迫性地控制这些追随者们。美国民众所不能原谅的是，在共和党新闻记者的恶语中伤下，乔治·华盛顿感到很悲伤，而杰斐逊却袖手旁观。杰斐逊默默忍受着这些恶毒而子虚乌有的攻击。借此机会，联邦党人便认为杰斐逊是恶意中伤乔治·华盛顿的罪魁祸首，并以此作为攻击他的有力武器，认为杰斐逊在政治争论中不太诚实。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约翰·马歇尔和埃尔布里奇·格里三位去巴黎的特使受到了不公待遇。法兰西共和国根本没有用外交礼节接待他们。法兰西督政府提出，约翰·亚当斯总统在国会演讲中攻击法兰西共和国，若美国不道歉，法兰西民众所受的委屈得不到满意的补偿，那么就拒不接待美国公使。三位公使愤愤不平，烦躁不安。完成使命如同雾里看花。三位公使正考虑很不体面地回到美国。这时，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塔列朗的几位私人密使意外地来找他们。这些密使以中间人的身份提出，如果美国向法兰西督政府提供一笔公共贷款，并向塔列朗支付数量可观的贿赂金，谈判就会顺利进行。这些无耻的提议只是枉费口舌，自然没有什么结果。约翰·马歇尔和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愤然离去。密使们找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借口说服了埃尔布里奇·格里，让他独自在法兰西共和国待了一段时间。埃尔布里奇·格里的这种愚蠢行为充其量是礼节方面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不纯的动机。联邦党人却强烈地谴责他，说他并不是被人愚弄，而是心甘情愿地为法兰西督政府做事。
1798年3月，约翰·亚当斯总统义愤填膺地在国会向全国宣布了这次外交上的失败，在民众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联邦党人认为战争已不可避免，提议马上采取行动，加强陆军和海军的防御能力。共和党人人心惶惶，坚决反对战争。共和党人的作用就像车轮上的刹车片，只能让事态不要进一步扩大，却不能完全阻止它。共和党人很快就无法掌控事态的发展了。约翰·亚当斯总统要求公开特使们的信件，法兰西督政府的可耻行为被公之于众。因为当时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派出的三位中间人的真实姓名用X、Y、Z代替了，所以整个事件被称为“XYZ”事件。真相大白后，全国怒潮狂涌。约翰·亚当斯总统也热血沸腾，失去了以往的理智。他公开宣布，如果法兰西共和国事先不承认美国的公使代表“伟大、自由、独立、强大的美国”，不能对公使们以礼相待，美国就绝不再向法兰西共和国派出一名公使。联邦党人促使国会一项接一项地通过有力的战争措施。两个党派各持己见，本就摇摆不定的民众完全倒向了联邦党。共和党人惊慌失措，几乎绝望。有人在一时的绝望和困惑中保持沉默，有人则像希腊塞莫皮莱的斯巴达人一样，在绝望中继续战斗。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认为战争即将来临。
面对当前的混乱和疯狂，共和党人意志消沉，杰斐逊却表现出罕见的冷静，不得不令人钦佩。杰斐逊刚得知“XYZ”事件时，也感到震惊和悲伤。他像往常一样，以莫大的勇气迅速振作起来。杰斐逊认为塔列朗就是个流氓，法兰西共和国和美国之间根本没有必要彼此疏远。杰斐逊有一种深刻而永恒的政治信念，任何不幸和失败都不能动摇它。他那些忠诚而没有头脑的同事所犯的错误，埃德蒙·查尔斯·热内所犯的错误，塔列朗和法兰西督政府卑鄙的行径，都没能动摇他对自由事业和为民众谋福祉的永恒信念。杰斐逊虽然有时也缺乏智慧，言行不一，但对自己的做事原则始终充满信心。杰斐逊一贯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不是一个伪君子、投机者和煽动家。他始终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杰斐逊很精明，总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面对任何压力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原则，也从未失去过信心和勇气。信奉民主的人也会干蠢事、犯错误。杰斐逊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民主思想。在政治的茫茫大海中，杰斐逊并没有因为偶尔的不如意去改变自己的方向。前途渺茫的漫长岁月里，杰斐逊总能耐心等待。杰斐逊相信，自己的祖国经历了狂风巨浪之后，一定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无论怎样，杰斐逊都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高瞻远瞩、目标宏大，处理政治问题时手段高明，一个纯粹的政治家远不能及。当前途未卜，人们看不到希望时，杰斐逊说，一切都将过去，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问题，事态总体上向好的方向发展，一时的失意并不影响大局。杰斐逊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争取时间，敦促大家坚决反对一切备战措施。
塔列朗
1798年5月“XYZ”事件后英国对法美关系的讽刺：五名法兰西人非礼女性（美国），而六名代表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则旁观。约翰牛（英国）坐在“莎士比亚的悬崖”上大笑
漫画《草原狗》。寓意是与法兰西共和国打交道只会让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当时看来，杰斐逊反对备战的措施丝毫没有合理之处。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做法完全正确。当时的态势并没有像杰斐逊预料的那样发展，他显得很不高兴。杰斐逊认为，随着法兰西共和国在欧洲的胜利，美国民众会很快打消战争的念头，答应法兰西共和国的要求要比开战好得多。事实上，事情并非以这种耻辱的方式结束。法兰西共和国与众不同、令人吃惊的和解方式和约翰·亚当斯总统的非凡举措化解了当时剑拔弩张的事态。丑行被公之于众后，塔列朗惊慌失措。他非常聪明，默默自认倒霉，同时宣称整个“XYZ”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不久，塔列朗向美国驻海牙公使万斯·默里表示，法兰西共和国希望在友好的基础上重新与美国谈判。另外约翰·亚当斯总统也以莫大的勇气坚持己见，当机立断，亲自向法兰西共和国派遣了一个新的使团，成功地缔结了条约，避免了战争。约翰·亚当斯总统亲手赠予了美国一份厚礼。同时，内部本来不和的联邦党从此分裂成敌对的两派。他们各自心怀恶意，互相仇恨，常常内讧。
约翰·亚当斯执政期间，联邦党人时常犯错，愚蠢地争吵不休，还犯有名副其实的政治罪行。《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中有一段文字，字面意思自相矛盾，与宪法精神极不一致，法兰西共和国为此幸灾乐祸。杰斐逊认为，联邦党人的这种做法是极端的挑衅行为。一向冷静睿智的杰斐逊一反常态，采用以毒攻毒、以牙还牙的办法，制定了邪恶的《肯塔基州决议案》，抗议违反宪法的法令，但这种强烈的抗议远远超出了宪法的限制。杰斐逊还起草了一份具有革命性质的法案。就算州议会比较激进不顾后果，通过该法案时也要做大量修改。这些修改过的法案为后来南方各州的分离主义提供了先例和权威依据，也对南卡罗来纳州议会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的行为以及1861年内战爆发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认为，杰斐逊反抗联邦党人极端挑衅的方式是一种叛国行为。杰斐逊在辩解中称，拒绝联邦法令的运动和分离主义后来愈演愈烈，在自己执政时期并不明显。在杰斐逊的影响下，詹姆斯·麦迪逊也很快起草了《弗吉尼亚州决议案》，比杰斐逊的杰作逊色不了多少，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异议。人们对杰斐逊等人的这种做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给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害，对他们本人也无严重影响。
美国驻海牙公使万斯·默里
联邦党人发现有些州与联邦分离的危险一触即发，杰斐逊才意识到自己做了蠢事。1798年6月，他写道：
如果联邦内一个政党临时占了优势，而另外一个政党就想办法分裂联邦，联邦政府就不可能存在了。如果我们与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脱离关系，分裂了联邦，不幸之事难道就不会再发生了吗？如果新英格兰各州从联邦分离出去，我们的本性会改变吗？如果这些州都从联邦分裂出去，南方还有充满激情的民众，在尚存的联邦内马上会出现一个宾夕法尼亚党和一个弗吉尼亚党。在不同政党精神影响下，公众也会分为两派。一个党派为了威胁另一个党派，将会与北方的邻居联手。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理，如果我们把联盟缩小到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那么这两个州各自的议员们也会分成两派，两个州最终将四分五裂。
换句话说，州与联邦分离并不是一剂济世的良药，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
1800年3月，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忙着准备秋季的大选。杰斐逊写道：“联邦党人秘密举行演说，他们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对我的态度表明，他们对秋季的选举非常恐慌。”杰斐逊指出，有几个州的情况无法准确把握，并谨慎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上届选举中，我被骗了一两张选票，这次的情况更无法确定。”杰斐逊并未预言共和党会在选举中取得成功，但他非常乐观，委婉地表达了共和党有望在选举中获胜这层意思。
联邦党人为了竞选真是豁出去了。他们编造故事，捏造谎言，到处攻击杰斐逊，说：“他的财产要么是骗来的，要么是抢来的。有一次，他作为遗嘱执行人，以四十分之一的价格骗取了一对孤儿寡母一万英镑的遗产。”杰斐逊向一位朋友陈述了如下事实：
独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发生过两件类似的事情。一件事情中的确有一个寡妇和几个孩子。寡妇是我妹妹，她的地产自始至终由她自己管理，我从来没有占过她一寸土地。另外一件事中，我只是作为合伙人分到自己应得的份额。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处理过别人的私人事务，根本没有做过所谓的遗嘱执行人……我的绝大多数财产是继承来的，我自置的土地价值七八百英镑，都是从名副其实的绅士手中买来的，与孤儿寡母毫无关系。
杰斐逊向朋友保证，自己绝没有做过别人所说的那种事情，并叮嘱道：“请你务必妥善保管我的信件，以免它上了报纸。那是一片是非之地，别人冷不防就会向我挑衅。”此乃明智之举。杰斐逊很了解联邦党人。他们觉得选举中不是杰斐逊的对手，无论于公于私都对杰斐逊深恶痛绝，恶意十足。看到选举中毫无取胜的希望，联邦党人便肆无忌惮地搞人身攻击。
选举的日子一天天来临，联邦党人心灰意冷，感到前途未卜。内讧使联邦党分成了两派。他们互相敌视，互相嫉妒，自然不能齐心协力一致对外。约翰·亚当斯造成的党内分裂无法弥合，国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变得四分五裂，内讧不断。共和党人在选举中占尽先机，令人羡慕。一切都预示着联邦党人既定的败局。1800年秋天之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在选民数量上，共和党人要比联邦党人占很大优势。联邦党领导人能力卓越，影响力大，能够长期保持联邦党的统治地位。共和党人已彻底团结起来，热情高涨，信心十足。他们发现联邦党内部不和，更加欢欣鼓舞。选举中的纪律和组织选民的工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善，这副重担落到了杰斐逊一个人的肩上。在纽约，杰斐逊只有阿伦·伯尔一个能干的副手。他们制定了良策，化解问题于无形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民众都愿意支持共和党，准备在选举中为共和党投票，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完成这一壮举后，杰斐逊顿时声名鹊起，被认为是美国最有能力的领导人。杰斐逊认为，自己真诚地信任社会底层三分之二的民众，本能地忠诚于他们。反过来，民众也感激和信任杰斐逊。多年来，民众敬佩杰斐逊的为人，认同他坚持不懈地追求的事业，这就是杰斐逊赢得民心的秘密所在。杰斐逊已使民众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与选民达成一致，形成了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像拿破仑·波拿巴领导法兰西共和国未经训练的民兵取得的军事胜利一样令人鼓舞。
选举中，联邦党和共和党实力上的差距显而易见，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对选举结果感到惊讶。联邦党人曾想撤回约翰·亚当斯几张选票，把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排到约翰·亚当斯前面来。联邦党领导人意识到联邦党的处境比较危险，及时避免了这种愚行。共和党内部也有危险，为了防止两名候选人出现势均力敌的局面，一些共和党人可能选择弃权。1800年12月15日，杰斐逊写道：“出于礼貌，我在竞选中的表现并不积极。我从来没有问过别的党众，为了不让一半共和党人失望，党内是否已经做出安排去阻止选民们故意放弃选票。我相信，党内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安排。”尽管如此，共和党人还是出现重大失误。就像选杰斐逊任副总统时一样，杰斐逊事先特地警告过一些问题不可以出现，结果还是出现了。选举结果令人难以置信，杰斐逊与阿伦·伯尔旗鼓相当。投票过程中，两党都没有浪费任何力量，投票结果为：杰斐逊七十三票，阿伦·伯尔七十三票，约翰·亚当斯六十五票，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六十四票，约翰·杰伊一票。杰斐逊和阿伦·伯尔所得票数相等，无疑要在众议院进行再次投票。
这段时间内，杰斐逊和美国民众一样焦急。从众议院的人员组成来看，共和党人不能控制投票结果，联邦党人更不可能控制投票结果，但联邦党人可以牢牢团结在一起阻止选举。联邦党这样做无疑会犯下重大的政治罪行。1800年12月15日，杰斐逊写道：“几个雄心勃勃的联邦党人已经表明了他们的决心……阻止众议院做出选择……要让政府把权力移交给参议院议长。”
面对这种威胁，“共和党人个个精神沮丧，联邦党人却沾沾自喜。联邦党人公开宣布……将临时任命参议院议长代理总统职务，并称这是宪法的延伸解释”。一些联邦主义者还断言，宁愿处于无政府状态，也不能让杰斐逊成功当选。1800年12月31日杰斐逊写道：“现在困难重重，我们不知道结局会怎样。联邦党人……打算阻止众议院选举，让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或者国务卿约翰·马歇尔制定方案，将政府权力移交给参议院，或者暂时由国务卿代理总统职务至1801年12月。这样联邦党就可赢得一年的时间来伺机占据优势。共和党人建议加快选举进程，如果选举不能继续进行，共和党内的两名品德高尚的候选人一定会达成一致，阻止解散政府，防止出现无政府的危险状态。这只是万般无奈的下策，但也比让立法机构攫取民众的权利，任命政府首脑要强。”危机过后，杰斐逊解释道：“首先，如选不出总统，联邦政府就会像钟表一样停止运转。我对这样的发展前景感到无比慰藉。没有政府就不会有动武的念头，更没有动武的理由。国会中的共和党成员将邀请实质上的总统与副总统，在八周内举行会议，修改宪法中的缺陷，让宪法发挥更大的效力。”杰斐逊之所以能够如此平静、举重若轻描述一件可怕而危险的事，是因为此时真正的危险已经过去，自己登上总统宝座已经两个多星期了。对国家来说，最幸运的是杰斐逊和朋友们没有被迫做出违背宪法的事。全国民众在看着他们，强大的联邦党中有少数勇敢的领导人一直敌视他们。有人放出威胁性言论，如果真要计划让约翰·杰伊或约翰·马歇尔代理总统，就要用武力解决此事。如果大打出手，这个刚刚诞生的国家处境将会更加糟糕。杰斐逊写道：“联邦党人想将政府交到国会官员手中，但没有法律依据，他们无法阻止选举。最好彻底公开表明我们寸步不让，绝不向这种篡夺政府权力的做法屈服，一天也不行。一旦有这样的法案通过，中部的一些州可能会武装起事。我们宣布要召开大会改组政府，联邦党人对我们公开宣布计划的做法大吃一惊，对‘大会’一词感到很恐惧。”杰斐逊的有些话自相矛盾。他总是被热情所左右，解释问题时只考虑说话时的目的和情感。如果“中部一些州会武装起事”的严重威胁使联邦党人忧心忡忡，那么杰斐逊就不应该沾沾自喜地说“没有武力的念头，也没有任何使用武力的理由”。这看起来有点虚伪。杰斐逊无时无刻不想为自己的政党和政治信仰增光添彩。
阿伦·伯尔
约翰·马歇尔
也许是担心出现上述后果，也许是由于联邦党的领袖们恢复了良知和爱国情怀，他们除了心中不快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过分之举。众议院投票开始之前，联邦党人计划要让杰斐逊落选，以满足他们的期望。虽然选举人不能标明哪一票投给总统，哪一票投给副总统，但是大家都知道，共和党人都一致赞成杰斐逊当选总统。事实上，阿伦·伯尔也不是共和党人的第二总统人选。只是考虑到时阿伦·伯尔当时的影响力，共和党人毫不犹豫地决定让他担任副总统。联邦党人根本不管这些事，对杰斐逊既恨又怕。共和党人却无比信任和爱戴杰斐逊。若想让杰斐逊落选，成功的希望只有一半。许多联邦党人看到约翰·亚当斯被击败后很高兴。虽然联邦党人并不希望共和党人获胜，但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共和党候选人成功当选，对自己党派内的事不怎么感兴趣。联邦党内部，反对约翰·亚当斯的人想借此机会报复他，不再与共和党人对抗。由于联邦党人不可能把共和党分成两派，而与其中一派联合，所以他们没有立刻实施自己的计划，这让共和党人喜出望外。这时幸运地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挺身而出支持杰斐逊当选美国总统。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影响下，共和党人才免受联邦党人带来的耻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像往常一样，仍竭力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次选举中，最初很少有人听他的，但他那神奇的力量又像过去一样发挥了作用，许多联邦党人开始支持杰斐逊，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件怪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伟大的联邦主义者。他支持杰斐逊绝对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而不是向杰斐逊表达善意。也许杰斐逊根本不会感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自己的支持。当然，杰斐逊一点儿也不会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么做。1801年2月17日，投票进行到了第七天，人们的焦虑终于结束了。长期的焦虑使杰斐逊和美国民众都感到心情沉重。佛蒙特州联邦党人代表缺席，来自马里兰州的两名联邦党人投了空白票。十个州全票支持杰斐逊，所投票数足以让杰斐逊当选总统。杰斐逊高兴地说，在选举中没有人改变立场，联邦党人中也没有人叛党变节，而是采取了更合适的做法——弃权。同时，宪法也经历了从未遇到过的严峻考验。为了避免选举中再发生这种危险情况，国会马上修订宪法。修正案规定，以后选举中，总统和副总统分开投票，选举人应在投票中指明所选的总统是谁、副总统是谁。
联邦党作家们声称，宪法中这些“条款”是杰斐逊为了当选总统事先加上去的。这些人有意让杰斐逊的所作所为蒙上污点。他们的论断毫无证据，没什么可信度。1801年2月15日，杰斐逊说：“我已经明确地宣布，绝不会作茧自缚，为了当总统而放弃自己的原则。”杰斐逊绝不会做这种事，因为他不是那种禁不起诱惑的人。据杰斐逊一个朋友陈述，如果当选总统，杰斐逊并不打算推翻过去十二年中联邦党人所制定的重要法律，也不会开除在政府供职的联邦主义者。朋友的陈述清楚地表明了杰斐逊的真实意图，给联邦党人带来了安慰联邦党人对杰斐逊的害怕已达到荒唐的地步。选举过程中，杰斐逊两袖清风，受人尊敬，也经历了艰难险阻。杰斐逊当选总统是理所当然、众望所归的事。
相比之下，阿伦·伯尔的表现很糟糕。他违背了共和党人共同的愿望，想通过与联邦党人联盟的卑鄙手段来获得总统职位。政治生活中，很难想象对别人信任的背叛是多么恶劣的行为。事实表明，阿伦·伯尔个人野心膨胀，完全不顾共和党的大局。他或许能以公开宣传党的意愿为理由替自己辩护，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与杰斐逊相比，阿伦·伯尔因失信显得更加可鄙。慢慢地，所有明智之人都开始厌恶阿伦·伯尔。阿伦·伯尔本来特别需要朋友们的支持，但在总统职位的诱惑下，他的所作所为使正直之人都离自己远去。杰斐逊一直对阿伦·伯尔很真诚。众议院投票之前，杰斐逊就写信给阿伦·伯尔说：“我们可以预料，敌人会设法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设法将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分开。我想你一定会提防此事，我对此也格外警惕。”无论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还是对他个人的考虑，杰斐逊都反对党内纷争。杰斐逊信任阿伦·伯尔，对他充满善意，但阿伦·伯尔却辜负了杰斐逊，不顾一切地成为杰斐逊的竞争对手。姑且说这是人之常情吧。
注解：
[1] 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1746—1825），美国开国元勋、政治家，联邦党成员，大陆会议代表，美国宪法的主要签署人，曾两次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译者注
[2] 约翰·亚当斯得71票，杰斐逊得68票，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得59票，阿伦·伯尔得30票，其余选票为别的候选人获得。——原注
[3] 托马斯·米夫林（1744—1800），美国政治家，1783年当选为大陆会议主席，宾夕法尼亚州第一任州长。——译者注
[4] 1797年5月12日，泰晤士河诺尔锚地的海军因不满当时的待遇而哗变，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后来，哗变者的要求变得激进，要求英王解散议会，与法兰西共和国停战，激怒了海军部。诺尔锚地的军舰比较分散，不属于一个舰队，哗变者很难团结一致。加上缺乏食物，哗变最终失败，二十九名带头哗变者被绞死，其他人被鞭打、监禁或流放。——原注
[5] 菲利波·马泽伊（1730—1816），意大利医生，杰斐逊的密友，1775年从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是弗吉尼亚的武器代理商。——译者注
[6] 参孙是圣经《士师记》中的犹太士师，生于前11世纪的以色列。神赐予他极大的力气。他徒手击杀雄狮，只身与以色列的外敌非利士人战斗。——译者注
[7] 见杰斐逊1797年8月3日写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信：《杰斐逊集》，第四章，193页。——原注
[8] 理查德·希尔德雷思（1807—1865），美国记者、作家、历史学家，著有《美利坚合众国史》，强烈支持联邦党和废除奴隶制。——译者注
[9] 见1824年6月29日杰斐逊写给范布伦的信。该信摘自《杰斐逊集》。其中，杰斐逊对这一著名争议表明了立场，详细地做了陈述。——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