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洛桑安静地住了四年，不曾离开这地方超过十英里。四年后，我带着一点勉强和恐惧，作了一次跨越大山、渡过海峡、全程六百英里的长途旅行。但这次艰难的旅行终于完成了，没有遇到危险，也不太劳累；过了两个星期，我已经进入谢菲尔德勋爵的住宅和书房，平安，高兴，而且自由自在。我的朋友霍尔罗伊德先生，已经凭着他的身份，代表考文垂坐上了议会的议席，当上了轻骑兵某团的团长，还接受了爱尔兰的贵族封号。他的政治文章的思想与精神，决定了关于我国对美国及爱尔兰商业利益的重大问题的舆论。
他的那本《美国观察报告》销路很广，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他的文章卫护了，也许还挽救了《航海法案》，那是保障不列颠的重要法规。他用了大量的事实和论证，证明英国在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后，是可以存在下去并且发达起来的。我的朋友历来不曾琢磨过写文章的技巧，但他的材料很丰富、很精当，他在纸面上明晰地刻印下一积极有力的思想。他的那本《爱尔兰贸易、工业及当前政治状况的观察报告》，用意在于指导一个国家的工业，矫正其偏见，安抚其情绪，而这个国家似乎忘记了，它只有同大不列颠结成友好关系，才有可能获得自由和繁荣。观察报告的结尾部分，写得非常轻快而且生动，即使对这问题没有什么兴趣的人，也是可以一读的。
他于一七八四年随着不得人心的两党联合行动的失败而失去议员席位。但在一七九〇年的最近一次大选中，通过布里斯托尔市对他的光荣邀请和自由选举，又将他的才能肯定了。在我留居英国的整个期间，我在谢菲尔德别墅和唐宁街受到了他的殷勤亲热的款待；而最愉快的一段时间，是我和他们家人一起过家庭生活的日子。
在首都的较大范围的接触中，我不带一个英国人的偏见，而用一个英国人的知识观察这个国家和这城市的居民；但我为财富和繁荣的显著增加而欢欣鼓舞，而这局面的形成，是可以公平地归功于民族精神和当国者的智慧两方面的。现在一切党派恶感都已置之脑后了；由于我不是任何人的竞争对手，所以也没有人是我的仇敌。我感觉到独立自主的尊严，并且因为我别无所求，所以我满足于社会上的一般礼貌待遇。我在伦敦访问的人家，最有兴趣、走得最勤的，是诺思勋爵公馆。他在失去权力又失去视力之后，仍然快活地对待自己和朋友，而我在此刻公开地向他表示感激与尊敬，也不再会有人怀疑为带有什么钻营的动机了。
在我离开英国之前，我看到了议会大厅里审讯哈斯丁斯先生的威严场面。对这位印度总督应不应当判罪，不在我的研究范围；但是谢里登先生的口才引起了我的赞赏；我听了他在全国公众面前对我个人的褒奖，也是不能无动于衷的。(1)
他这样连续四天显示才能，使我注意到一桩完全属于机械性的小事。当我待在政府财务管理人专座上的时候，我对这位速记家发生了好奇心，想问问他一个备有底稿、口齿敏捷的演说家每一小时可以讲出多少单词。他的回答是七千个到七千五百个。取其中数七千二百，那就是每一分钟一百二十个单词，每一秒钟两个单词。不过这个算法大概只适用于英语。
由于我的英国之行主要目的在于出版历史书的末后三卷，所以我首要关心的是这件事。在我经过伦敦时，我同书商和印刷厂商定了各项初步安排，以后就由印刷厂将校样托交每一班邮车送到谢菲尔德别墅，经过我校正后送回。排版有一定过程，住在乡下有许多空闲，所以我有时间复核一下我的原稿。我获得了几本罕见而有用的书，如《耶路撒冷的刑事审判》、《罗马城市的建立》等，摘取了一些补充材料，添入适当的章节。第四卷的印刷花了三个月。我们的共同利益要求我们加速步伐；斯特拉恩先生按照约定完成任务，每星期印成九张书页各三千份，这是很少印刷厂家能够承担的。不过出版日期却延迟了，为的是要跟我的五十一岁生日凑在一起。那一天，在卡德尔先生家里举行了一次很有雅兴的文人宴会，庆祝此番双重喜事。他们朗诵了一篇海利先生所作的高雅的颂诗，我听见后似乎脸红了。海利先生曾经不止一次用他的诗才褒扬他的朋友。在他将我的名字写入他那讨论历史的一些书信之前，我还不认识这位和蔼的汉子和文雅的诗人。后来他又用诗歌为罗马史第二、三卷向我表示感谢。而在一七八一年的夏天，“罗马之鹰”（他给我的光荣称号）是曾经接到过啁啾在奇切斯特附近厄瑟姆树丛里那只“英国之雀”折柬邀请的。
由于大多数已购此书前三卷的人自然地希望凑成全套，所以续出诸卷销售得很快很容易；于是又印了一种八开本，以较低的定价满足公众的要求。
这部著作的结尾部分，是一般人都阅读的，有各种不同的评语。我的笔法受到了学术界的许多批评。宗教界的吵嚷又起来了，斥它粗野的责备，又在苛刻的道德审查者中得到了高声的回响。我始终不能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吵嚷把我的后三卷斥为粗野。（1）前面三卷，特别是第一卷，是同样不加拘束地写下来的，可是并没有遭到责难。（2）在时代风习的描绘上，我是有理可说的；狄奥多拉(2)的秽行丑事，形成了查士丁尼皇帝治绩和名声上的一个重要特色。我的历史书里暴露得最彻底的故事，是从一位青年人的导师、神父约瑟夫·沃顿先生(3)那里抄来的（见所著《论蒲柏的诗才与著作》第322—324页）。（3）我用英文写的文章都很纯净，所有秽浊的片段，都用一种学术语言使它变隐晦了。行为端正的布瓦洛，(4)在一个比英国谨慎的国度里，用一种比英语严格的语言说过：“拉丁人在他们的语言里不顾贞洁。”
不过，从整体说来，无论在国内或国外，《罗马帝国衰亡史》似乎已经扎下根了，同时也说不定，往后一百年仍会有人加以糟蹋的。波森先生(5)盛词褒奖我这部历史书的文笔和气魄，但我对此所感到的高兴，比不上因他如实地证明我的专心、勤奋与准确而感到的满意；而这些微末的优点，在宗教狂热者眼里，是异常横蛮地一概抹杀的。他那赞扬词语之中的甜味，也调和有适当的酸味。
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的译本，在翻译出版上，各有不同的成功之处；但我对于那种质量不好的本子，尽管宣扬了原作者的姓名，却损害了他的品格，所以不欲赞许一句，而且还衷心地想使它停止发行。此书的第一卷，是由一位性格慎重而又富有资财的青年绅士勒克莱尔先生译成法文的，虽然态度忠实，但表达不大清楚。他去世后，有巴黎的两位工业家德米尼埃先生和康威尔先生继续这工作。但前者现已成为国民公会中很活跃的一名成员，这工作在他的合作者手里委顿下去了。从翻译者或其译文的出色成绩来看，我乐于推许意大利文的译本。但第一流的批评家称赞德文译本译得好，可惜我不懂德文，无法阅读。爱尔兰的监印者，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敌人。但我对于从瑞士的巴塞尔印了大量内容正确的翻版本供欧洲大陆销售，倒不能感到不快。英国的语言和文学的征服范围，现在已经不限于欧洲一地，一个在伦敦获得成功的作家，很快就有特拉华河与恒河两岸的人阅读他的著作了。
我在第四卷的序言里，尽管表明我以作为一个英国人而自豪，但我宣布不久将回返洛桑湖畔居住。在洛桑的生活，证明了我为自己的安乐作了明智选择的断言；我到英国一年，也不曾有一次发愿要定居在祖国。不列颠是自由而幸运的岛屿；但什么地方可以让我将洛桑住所的舒服生活与美丽景色结合起来呢？伦敦的喧扰震惊了我的耳目；公共场所的娱乐活动不复足以消除烦恼；各处俱乐部和游乐集会全是一些陌生面孔和年轻人；而我们最好的欢叙方式，就是拖延到夜深的长时间宴会，不久就要成为有害于我的健康的了。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我就必然成为懒散、无足轻重的人：可是最荣耀的诱惑物，已经不能引诱我再一次参与议会或政府职务了。
我在我的历史书出版后几个星期，在汤布里奇镇上，偕同一位随我来英国的瑞士青年朋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谢菲尔德勋爵和夫人，走上去多佛和洛桑的道路。我的洛桑住所，在我离去时装修一新，随我的行脚从伦敦运来的最后一部分书籍，使我有选择地藏书的书斋增加书数到六七千册。我的书斋很宽广，我的选书是自由的，我的读书胃口非常好。我拿荷马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饱餐一顿之后，落入到了柏拉图著作的哲学迷宫里，这中间戏剧性部分也许比论证性部分对我更为有趣。不过我若遇有在阅读或思考上偶尔打开的门道，我便转入每一条探索的小径去了。
可惜的是，我的回返旧居的欢乐，以及探究学问的热情，不久因为我的朋友德韦尔登先生的凄惨景况而大大减损。他的体格和情绪，长期以来逐步下降，一连串中风征象的发作，宣告了他的机体瓦解，在他尚未咽气的时候，一切爱他的人都无从希望他能留住生命了。理智的语言也许会祝贺他的解脱，但天然感情和友谊却只有经过若干时间才能淡漠下去。他那和蔼可亲的性格仍然活在我的记忆里；每一间屋子，每一条走道，都印下了我们两个人的足迹；而且，要是在我的朋友去世之前和去世之后，我没有很长一段时间苦苦沉思，那我对自己的人生态度是应当抱愧的。他在最后一份遗嘱上写明，要我自己决定，或者购买他的住宅和花园，或者在我的有生之年享有这些产业的使用权，条件是按商定价格付款给他的作为继承人的亲属，或者只出少量的租金。要是当时没有遇到一些法律上的麻烦使我难以取得所有权，大概我是要将那财产买过来的。涉讼不免使人烦心、不快，而且还是成败难卜的事。那位继承人十分爽气地签了一份租约，据此我可以在法律上更有效地终身据有这份产业，而他则可以在将来的地位上更为有利。
但我时常咀嚼着蒲柏为答复他的有远见朋友的反对意见所写的几行得体的诗句：
没有儿子或妻子，可怜你还盖房子；
盖了，只能由你享用到寿终时为止。
好吧，只要归我使用，何必还看重
归属的名头是我蒲柏还是他弗农？
确定了我的使用权，我就可以花上一笔相当数额的钱从事修理和改装了。装修工作进行得很精巧、很有艺术意味；在欧洲的文人中，大概很少能像我这样得到满意的住所了。
然而我感到，我是孤独地居住在天堂里，而且随着年齿的增长，我将越来越痛苦地感到这一点。在洛桑的熟人中，我逐渐地从一家高尚人家获得了纯粹、亲切的友谊；(6)这个家庭有四个人，都具有非常适合其年龄和环境的品德，因此我热心地像兄弟一样喜爱那两位做父母的，又像父亲一样喜爱那两个孩子。我们每天都要相互找些机会碰面。可是，尽管有这样亲密的接触，终究弥补不了原来那种家庭生活的消失。
近来两三年中，法国的骚乱像阴云般笼罩了我们的安静生活。洛桑有许多家庭，因为害怕一种破产局面日渐迫近，所以非常惊恐；但这场革命，或者应当说是这个王国的解体，在邻近几个国家乃是听到这个消息和感到这个局势的。
对于法国革命，请让我表示，我同意伯克先生所提的信念。(7)我钦佩他的口才，我赞成他的政见，我敬慕他的骑士风度，同时我几乎还可以原谅他对各种教会制度的虔敬表示。有时我想写一篇已故名人的对话，让卢西恩、(8)伊拉斯谟和伏尔泰共同承认，如果对盲目而疯狂的群众揭露某种古老的迷信，以致引起其蔑视，那是危险的。
洛桑因为与法国地域相近，风俗相似，语言相同，所以吸引了大批逃避公开毁灭的男女移民。洛桑镇上和乡间有限的住宅，现在住满了往日君主政体下的高官和贵族。这些高贵的逃亡者够得上我们的怜悯；他们可以得到我们的尊敬，但是按照他们目前的精神状态和财产条件，他们对我们的娱乐活动不可能有很多帮助。我们不能作为心安理得的看客，以闲散态度观看欧洲戏台上的演出；瑞士内部的和谐气氛，多少被党派幽灵破坏了。我们的绅士淑女们扮演了无师自通的政治家角色；智慧与经验的冷静指示，被洋洋得意的民主派的吵嚷声淹没了。鼓动叛乱的狂热的传道者，曾在瑞士城乡各地散布不满的种子，这种子繁殖了二百五十多年，既不害怕战争的来临，也不感受政府的压力。许多人，也有一些社团，似乎传染了从法国过来的狂乱症，就是平等与无限自由的疯狂理论。但我相信，人民的整体是忠于他们的君主并且忠于他们自身的；我确信叛乱的失败或成功，同样都不免以国家的毁灭而告终。伯尔尼的寡头政府保护着公众的幸福，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去寻究这个政府是否以人权为其基础。瑞士国家在经济上不需求助于捐税而得到充足的供应。行政长官施行统治必须谨慎、公正，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武装国家中不带武装的。
瑞士的国家岁入，除了几项小额捐税之外，来自教会的地租、农产品什一税、世袭土地赋税以及存款利息。瑞士联邦共和国在英国的存款计近五十万英镑，人民对政府的财产数量是不知道的。就我本人来说，（但愿这句话落空！）我只能明白表示，一经听到叛乱鼓响，那就是叫我立刻离去的信号。
当我默想生死的共同命运时，我必须承认，在生活的抽彩比赛中，我已经抽得高额彩金了。地球上绝大部分地方布满了野蛮生活和奴隶制度。在文明世界，人数最多的阶级逃不了愚昧和穷困。我自己得以出生在一个自由、文明的国度，出生在一个体面、富有的家庭，这种双重福祉乃是千百万分之一的侥幸机会。新生儿的成长，大概说来，三人中仅有一人上得了五十岁。我现在已经过了五十了，不妨从精神、体格和财产三个方面适当地估计一下我的存在的现值。
（1）幸福应具有的首要而且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清白的心地，不为某种不良行为的遭受指责或常在记忆所玷辱。
“此地犹如一道青铜铸就的城墙，
无一物可受轻视，亦无缺点可生恐惧。”
我赋有一种和乐脾气，一种适当的感受能力，还有一种天生的喜欢静止而不喜欢活动的性格；有几种不良爱好和有害习惯，大概已因人生态度或时势的改变而得到改进了。有喜欢读书的热情，这是从享乐中所产生的活力，每天，每一小时，都源源不断地提供独立自主的、基于理性的乐趣；我也没有感觉到心理机能有一点衰退。原始土壤经过开垦耕作而大大改善了。不过也许还得问一下：某些虚幻的花卉，某些使人快意的错误，是否已同偏见的杂草一起芟除了？
（2）由于我已逃脱了儿童时代长期患病的灾厄，所以医生的严肃劝告已不是经常必要的了。我从来不知道“过分健壮的疯狂”，但我的孱弱躯体业已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变强壮，而我在此刻从婴儿般酣眠所得到的无穷好处，大概是可以归因于精神和体格两方面的。
（3）我在上文已经介绍了我的交游对象和我所处环境的种种优点；不过，若使拥有这些优点而没有足够的经常收入予以保证，那么，这些享受就可能成为乏味的或者苦味的事情。按照瑞士的标准来说，我现在是个富人；我确实是富有的，因为我的收入超过了我的支出，而我的支出则抵得上我的愿望。
我的朋友谢菲尔德勋爵好心地帮助我解除了那些最不合我的爱好和脾气的烦心事务。此外，自从我的第一次婚姻愿望挫折之后，我就一直不曾再在这个问题上作过任何认真的考虑。这一点也得添上去吧？
我厌恶有些文人的装腔作势，他们诉苦说，他们放弃了物质而换得了影子；又说，他们的声誉（有时分量并不太大）只为遭受妒忌、责难和迫害提供了一点微薄的补偿。(9)至少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所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认识。二十年的快乐岁月，是我写历史的辛勤劳动激起活力的，而写书的成功，又在世界上给予我一份声誉、一个地位、一种身份；没有这劳动，我就够不上获得这一切。我的无所拘束的写作，确实招来了不可理喻的一帮人；不过，由于我不怕螫刺，所以对于那些大黄蜂营营嗡嗡的噪扰，不久也就习惯了：我的神经不会敏感到发生哆嗦，而我在文事上的脾气又修养得很好，容易感受乐趣而不容易感受痛苦。一个作家，出于理性的自尊，如果遇到语意含糊、不分皂白的恭维，是只会觉得屈辱，而不会觉得愉快的。但他不可能，也不应当漠然对待出自私人和公众的尊敬的适当表示。甚至如果他想到，在目下，即当前这一时刻，他在向远地朋友们输送某种程度的悦乐或知识；如果他想到，有一天他的思想将为他的朋友们此刻尚未出世的第三代所熟悉；那么，他在道义上的同情心也可以得到满足了。我不能夸说帝王公侯对我的友谊或恩典；英国文学上保护人的地位，好久以来已经转移到书商身上了，他们慷慨施舍的分量，成了测试我们大家成功大小最不含糊的尺度。我的财产属于中等地位，这对于加强我的努力用功，也许起了一定作用吧。
“现在”是正在飞逝而去的一瞬间，“过去”是不复存在的了，而我们对于“将来”的预测，则是模糊难明的。这一天说不定有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天。不过一般说来非常真确、在个别事例上很不可靠的盖然性法则，对我仍可以给予存活大约十五年。我不久就将进入哲人封特涅尔根据他的判断与经验所选中的、他那漫长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他的选择得到了那位能言善辩的自然史家(10)的赞同；那位自然史家认为，我们道德上的幸福确定于成熟时期，估计此时我们的激情已经平静下来了，我们的职责完成了，我们的雄心满足了，我们的声名和财产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了。在私人谈话中，这位和蔼可亲的伟大人物还拿他自己的经验作了说明。而要说明这种秋熟时期的幸福，伏尔泰、休谟以及其他许多文人的生平历史也是可以用作例证的。我非常愿意接受这个令人慰心的道理，不欲加以议论。我不愿想到精神方面或体格方面的任何早衰；但我必须提出不愿提的意见，就是有两点原因，即时间的短促和希望的落空，将永远给人生的晚年抹上一重更黯淡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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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谢里登由法院指定为政府财务方面的代理人，在1788年对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贪污和残忍行为的控案中，代表政府发言，以其辩才博得盛大声誉。他在控词中说，构成被告犯罪行为的大量事实残忍无比，在古代历史书，无论是塔西佗或吉本的书里，都难找到同样事例。
(2)狄奥多拉：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的皇后，婚前是声名狼藉的演员和舞女。
(3)沃顿：十八世纪英国诗人、批评家，在所著论蒲柏书中，反对当时诗歌创作上流行的雕琢、说教之风。
(4)布瓦洛：十七—十八世纪法国诗人、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
(5)波森：十八世纪英国古典学家，剑桥大学希腊文教授。
(6)指的是塞弗里的家庭（按塞弗里即上文所说跟随作者到英国、后又同返洛桑的瑞士青年人）。——谢菲尔德原注
(7)伯克反对1789年的法国革命，在其所著《法国革命感想录》中，猛烈施行抨击。吉本在许多政治问题上赞同伯克的意见，对法国革命也表示深恶痛绝。
(8)卢西恩：三—四世纪时中亚基督教会监督人，圣经学者，编有《新、旧约》修订本。
(9)阿朗贝尔先生说，有一次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起在桑苏西的花园里散步，腓特烈对他说：“你看见在那阳光满地的河岸上打瞌睡的那个穷苦的割草老妇吗？说不定她还是比你我都快乐的人。”国王和哲学家可以各抒己见；就我来说，我可并不羡慕那老妇。——原注
(10)自然史家指《自然史》36卷的作者，上文曾经提及的法国博物学家布丰。据原注，布丰鉴于人们漠视四至二十小时内有死亡的可能性，所以断言，万分之一左右的可能性决不会影响一个有理性者所怀的希望或恐惧。这是真确的事实。但人们之所以漠视，乃是出于轻率，而不是出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