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不多久，另有一场性质完全不同的争论阻止了对我那历史著作的追究。由于大法官威特伯恩和当时担任国务大臣的韦默思勋爵二人的要求，我针对法国政府的声明，写了一篇为英国军备的合法性作辩护的文章。他们让我查阅了那位去世不久的前英国驻巴黎大使斯托蒙特勋爵的全部信件，我用法文写就的那篇《辩护备忘录》，先经内阁大臣们批准，然后作为政府文件，分送欧洲各国宫廷。博马舍(1)本人称赞了这篇文章的文笔和风度，他是用私人争论的方式试作答复的。但他一面称赞我，一面将这备忘录归咎于斯托蒙特勋爵；而他那抨击言词之粗野，可就暴露了他的恼怒和横蛮。他承认，倘若事实确是这样，那么，“那文笔不能不说是漂亮的，那理论也不能不说是公正的”，如此等等，可是他力图否认事实的真确性。对于这些事实是否可靠，备忘录没有另作证明；我原是像律师的当庭发言那样，根据我的摘记写那备忘录的。可是博马舍断言，法国在战舰数量上，是按照一七六三年的《巴黎和约》受到一定限制云云，从这一点上倒可以窥见他有多少真实性。由于舒瓦泽尔公爵(2)的请求，他不得不撤回这一篇大胆的假话。
在我所结交的一批高尚朋友中，我可以正确地为获得威特伯恩先生而自豪。那时他是总检察长，现在则荣膺拉夫巴勒勋爵的封号、并且荣任高等民事法庭的首席法官了。仗着他的竭力推荐和诺思勋爵的厚意安置，我被任命为商务参议；我的个人收入每年净增了七八百镑。怀有敌意的演说家，可以凭他的想象力用强烈的讥笑词藻描绘“商务参议会永远的实际休会和不断的静坐休假”。(3)不过必须承认，我们的职务确实不是很繁重的，我确实享受到许多日子、许多星期的休息，没有叫我离开书斋去上班。我的差使激怒了几位反对派的领导人，而我同他们的关系原来是很亲密的；同时有人非常不公正地斥责我脱离政党，其实我对这个政党从来不曾登录过我的名字。
下一次议会召开时，会上起了风暴，很有一点险情。州郡开会、请愿，还组织了一些通信联络的委员会，表明公众对议会的不满。拥护政府的一派，投票时不能获得胜利的多数，往往遇上一场斗争，有时还遭到失败。下院通过邓宁先生的建议：“国王的势力，过去增大了，现在还一直在增大，必须设法缩小它。”伯克先生的改革法案，构想得很巧妙，又凭着动人的口才提了出来，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新近去世的商务参议会主席，亦即美洲事务国务大臣，当时侥幸未被决定撤职；可是不幸的商务参议会终于在审议委员会上以八票的微弱多数（207票对199票）决定撤销了。不过，这风暴刮不多久便见过去。来自乡间的很大一部分议员不服从上面的决定，使爱国分子的满腔热望不得实现：商务参议重又设置；政府恢复了力量和气魄。此番伦敦的怒火，是由一个恶作剧的疯子所燃起的，(4)这事告诫一切有思想的人，谨防触犯公众的危险。
议会在此次会议后提前解散，由此我失去了议员位置。埃利奥特先生现在深入参与了反对党的谋算策划，而我所代表的莱斯克特选区的选举人，一般都是跟着埃利奥特先生一鼻孔出气去了。
我在议员生活的这一段时间里，出版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三两卷。写到教会的历史，我依旧按照自由精神下笔措词；不过新教徒一派对于四、五两个世纪的人物和宗教争端所显示的热情，此时已较为平淡了。我的坚持缄默，原是对争论者泼了冷水的。在我的反对者中，沃森博士最为直爽，他向我保证说，他不想再行攻击了，而我对罗马皇帝背教者尤里安的德性与罪孽所作的公正评述，一般都是给予称许的。只因意大利天主教徒提出了几点苛责的指责，又因特拉维斯先生发表了几封火辣辣的书信，这个休战状态才告中断。特拉维斯先生同几位最高明的批评家一样，对我判定三份天国证词是伪造文书一节，说是要由我个人负责。
我的罗马史的意大利文翻译者，出于虔敬或谨慎，预备了一种抗御原作毒素的解毒药。在译本的五、七两卷，附录有一位匿名的神学学者寄予他的朋友、两名留学罗马的英国学生福特海德和柯克的五封信。这个立功行为，由意大利一名高级教士斯托纳阁下提出了表扬，因为他发现在吉本的“流利词句”和有力文笔中含有许多毒素。第三卷卷末附有批评文章，是修道院院长尼科拉·斯佩达列里写的；他的热情逐步膨胀，以至形成了一部更坚实的四开本两卷的辩驳书。——可以原谅我没有读到这两卷书吧？
特拉维斯先生挑战时所使的横蛮的傲慢态度，只可用没有学问、见识和人情来作辩解；而他正是用了最合适的，或者最丑恶的托词作了这种辩解的。同特拉维斯副主教比起来，上文说到的切尔萨姆和戴维斯，可算是气派大方的敌手了。
顽固地迷信教皇和僧侣的人，即使遇到牛津大学的顽固派，也可以被打翻；这个恶劣的特拉维斯，在无情的波森的鞭笞下，也还是吃苦头的。我认为波森先生对特拉维斯副主教的答复，是本特利(5)那个年代以来最尖锐、最精密的批评文章。他的苛刻批评，是以论证为基础，用学问丰富了内容，凭机智活泼了笔调的；而他的敌手，在他笔下既不该得到宽恕，也无法得到宽恕。现在，证明那三份天国证词的证据，不管提到哪一类的法庭上，都该是被否认的了。然而偏见是盲目的，权威是耳聋的，而我们世俗所用的圣书，则永远受到这种伪造文书的污染，“一辈子坐定在原位上”。学识较多的教士，实际上都会因为在私室里摈弃其在教堂所读的东西而暗暗感到快意。
我观察到伦敦城里对我续出的书的冷淡态度以至偏执看法，并不觉得惊奇；也没有一种私下议论逃过我的耳朵，那就是，按照许多读者的评断，我那续出的书比原先所出的差逊得多了。一个作家，如果不能上升，那就总是显得下沉了：现在我准备由妒忌来接待我，而我在宗教上的敌人，则因我在政治上的敌人所作的推动，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热情。托马斯·纽顿主教在写他的回忆录时，毫不克制地宣称，他本人和两位知名教士怎样极度厌恶吉本先生文笔的罗唆、沉闷和矫揉造作。可是这位老人不该滥用他的热情错误地又无力地斥责这位历史家，而这位历史家却是忠实地、甚至非常小心地将伯内特博士(6)的意思用“睡眠或休息”这个两可词语作了表达的。那位深究哲理的神学家设想，在从死亡到复活这一段时间，人类的灵魂离开躯壳而存在，赋有内在意识，但同外部世界却没有任何主动的或被动的关系。(7)
尽管如此，我却受到了国内国外一些赞许表示的鼓舞；同时此书二、三两卷的销路和声誉，不知不觉地上升到与第一卷看齐了。然而公众是不大会搞错的；我也以为二、三两卷，特别是最前面的一部分，比第一卷较为繁琐而较少趣味。我的努力没有因为第一卷取得成功而松弛下来，倒是偏向于另一面的缺点，即探索得琐细而且过分了。在欧洲大陆上，我的声名和著作传播得很缓慢：第一卷的法文译本使巴黎的书商颇失所望；第三卷中有一段文字还被认为影射法国当朝君主。
在大选中，我还没有报名竞选，候选人名单就已满员了。但诺思勋爵的诺言是真诚的，他的推荐很有效，因此过不多久，我就在汉普郡利明顿选区的一个空缺上当选为议员。新议会第一次开会时，政府保持了它的地位；它的最后垮台是在第二次开会的时候。美洲战争一度曾是全国热烈讨论的问题：英国的自尊心被殖民地的抗拒行动激成恼怒了，政府因为全国舆论鼎沸，不得不采取最有力的压制措施。但是长期的毫无结果的争夺，军队的损失，债务与捐税的增积，以及法国、西班牙、荷兰联合一致的敌对态度，促使公众厌恶美洲战争和领导这场战争的那些人物。代表人民的议员，以缓慢的步调跟着舆论的改变而改变其意向。当权的大臣们拒不屈服，结果就在那场大风暴中倒台了。
诺思勋爵在业已失去，或者快要失去下院多数票的时候，辞去了首相职位，退居到一处私人住宅，在宁静环境中稳当地得到了清明的心境和愉快的情绪。旧日的组织解散了，政府各部门的位置，由一批取得胜利的、老练的反对党人物继任。商务参议没有立即解职，但商务参议会本身，原来是爱国分子迫于情面才同意恢复的，现在按照伯克先生的改革法案加以撤销了；由此我就失去了一份坐享的官俸，算来坐享了大约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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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马舍：十八世纪法国喜剧作家，因其音乐才能而受路易十五之女的赏识，曾入宫廷供职。
(2)舒瓦泽尔公爵：七年战争中，先后任法国外交大臣和陆海军大臣，1763年订立《巴黎和约》；1766年又任外交大臣。
(3)演说家指的是埃德蒙·伯克。这里引用的一句话，出自伯克在议会为《改革法案》所作的演说。伯克的这篇演说轰动全场，包括他所指责的那些人。作者当时听到这演说，可以证明后来的印本与原词相符。——原注
(4)指上文所述的约翰·邓宁。邓宁是个著名律师，后来曾任副检察长、枢密院顾问官；当时是下院议员。
(5)本特利：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神学家、批评家。
(6)伯内特：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教士、神学家，著有《哲学探源》等书。
(7)作者笔记本上的话：纽顿主教读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感到失望，认为此书啰唆、沉闷，内容乏味，笔法矫揉造作，所举例证不可信。但吉本对伯内特博士关于人类死后灵魂所处状态的论文，是作了精细注释的。他指出：伯内特引述了许多神学家的主张，赞成死后灵魂处于睡眠或无感觉状态，而这一点与他本人所持的学说不相符合。因为他的学说认为，灵魂离开躯壳之后，在受到最后审判之前，其存在状态有好有坏，根据各人生前行为或善或恶而定；但在最后审判尚未到来的时候，灵魂的苦乐都是不完全的。——谢菲尔德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