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料理完我父亲的丧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理智的恢复，在心境上获得适当宁贴之后，我就立即开始订个最适合于我的境况和意向的独立生活的计划。可是各方面关系太复杂，我的能力又太低弱，结果过了将近两年（一七七〇年十一月到一七七二年十月），方才能从农场管理工作脱身，将我的住所从伯里顿迁移到伦敦的一幢房子里。
这两年中，我连续在城乡之间奔走。不过我的新处境充满了希望的光明。我在伦敦的逗留时间延长到了夏季；而在整个夏季里，我偶尔离家往稍远的地方作访问或旅游。我的欲望（不是太大的欲望）很少因为自己没有钱或者挪借不到而不得满足。我的自尊心绝未因为有个买卖人前来纠缠不休而受到伤害。我在一时之间对过去或将来所怀的虑念，都由当前的学习活动或社会活动给排除掉了。我在良心上并不责备自己有什么挥霍过度或不讲正义的行动。我那剩余的地产，是足以丰满而且正当地供应我的晚年生活需要的。
我不想多谈我的经济事务，因为这对读者没有益处，也引不起兴味。这类私事，只该对体己朋友私下谈谈。不宜把我们的境遇公开到引起外人的嫉妒或怜悯，这是一条谨慎处世、同时也是斯文待人的规则。因为嫉妒产生憎恨，而怜悯则十分接近于轻蔑。不过我可以相信，甚至可以断言，要是我更穷一点或者更富一点，我就决不能完成一个历史家的任务，或者获得这个声名；我的精神免不了遭到贫穷和轻蔑的破坏，我的写作功夫免不了在过分富裕所造成的紧张和奢侈生活中懈怠下来。
现在我达到了人间幸福的第一条，就是独立自由：我可以绝对地掌握自己的时间和行动了；我想在城里建立我的书斋，以便将读书和交际的时间分别安排的愿望，也不会落空了。我的熟识范围，与我做伴的古人和今人的数量，每年都有扩大。对于一个爱好书籍的人来说，伦敦的书店和书市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而我的罗马史的写作，就需要日益增多地储备各色各样的材料。参加民兵，外出旅行，进入下院，以及享有作家的声名，都在增大我的交游关系上起了作用。一些上流人士的俱乐部接纳我为其成员；在我一七八三年离开英国之前，凡属文学界或政治界的知名人物，很少不是我的熟人了。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描绘出一批人物形象和搜集到许多遗闻轶事供读者欣赏。但我历来反对拿个人的回忆文章变成嘲讽或颂扬工具的做法。我按照自己的选择，一年之中有大部分时间是在城里度过的；但不管什么时候，我若想呼吸一下乡下空气，都可以住到萨塞克斯郡的谢菲尔德别墅去，在我那位高尚的朋友霍尔罗伊德先生家里获得一个适意的隐居处所。这位朋友拥有谢菲尔德勋爵的爵称，在社会上一直是很有名的。
我在伦敦定居、并且布置好书斋之后不久，就着手罗马史第一卷的写作。刚开始时，一切都是模糊不定的，甚至书的题名、“帝国衰亡”的确切起讫时间、引言部分的论述范围、章目的划分以及记叙的次序等，都还没有确定的打算。我多次禁不住想放弃这项准备了七年的工作。一个作家的文笔，应当是他的心灵的映像，而语言的选择和驾驭，则是长期操练的结果。我做了多次试验，然后才有可能在呆板的记事体和夸饰的论辩体之间选定一种适中的笔调。第一章起稿三次，二、三两章起稿两次，方才觉得差强人意。以后各章，我踏着较为均衡和顺当的步伐前进；可是写到第十五、十六两章，却又经过连续三次的修改，从很大的一卷削减到现在的分量。这两章还不妨再加压缩，而不致损失史实或见解。相反方面的一个缺点，可能是从康莫杜斯到亚历山大这几个最早的朝代叙述得简略浮浅了；这缺点一直不曾有人对我提说过，只有休谟先生在他最后一次来到伦敦时给我指出。这样一种至理美言，是应当怀着理性的热诚加以斟酌和听从的；可是不久我厌恶了向朋友们诵读原稿的谦虚做法。这些朋友中，一部分出于礼貌讲些恭维话，一部分出于浮夸提些批评意见。作者本人乃是评定自己成绩优劣的最好评判者；别人没有一个这样深刻地思考过主题；没有一个这样真诚地关切作品的成败。
由于我的表姐夫艾略特先生（现在是勋爵）的友谊相助，我在大选中当选为莱斯克特选区的议员。正当大不列颠与美洲殖民地开始发生那一场历史性争端时，我出席了议会，多次以诚挚而不发言的投票维护了祖国的权力，尽管不一定能维护它的利益。
我曾有一次希望发言，但这希望瞬息即逝，出于审慎，我默认了充当一名无言议员的谦卑地位。无论从天禀上或教育上，我都没有得到勇往直前地发挥心智和辩才的能力。又因为自尊心强，就变得格外胆怯了，甚至写作上的成功也使我减少了在公众场合一试辩力的勇气。但我参加了自由集会的辩论。我倾听攻势与守势双方的雄辩和论证；对于当代第一流人物的性格、观点和情感，我都有密切的观察。政府的主张由诺思勋爵(1)作了适当的辩护。这是一位正直、纯粹的政治家，具有卓越无比的辩才，能够以同样灵巧的手段运用推理和嘲弄两种武器。他坐在政府大臣席上，两边坐的是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法律和政府的两根台柱。大臣身边，还有瑟洛用庄严有力的思想，丰德伯恩用机巧雄辩的口才发言支持他。议会的反对派方面，有一股强大、热烈的反对势力，是由巴雷用条畅生动的辩词，邓肯用深刻的法律论据，伯克用丰富的哲理设想，以及福克斯用论证周详的激烈言语鼓动起来的。福克斯领导一个政党，看待自己如在领导一个帝国。这些人物对每一项和平与战争的措施，每一条司法或政策的原则，每一个有关权力和自由的问题，都施行了抨击或回护；而当时引起重大争论的问题，就是大不列颠与美洲殖民地是联合还是分裂。我出席下院八次会议，是上了一阵公民智虑修养课，而这种智虑修养，正是历史家应当具备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品德。
我的罗马史的出书，多少受到了初次出席议会时所遇新鲜事物和纷扰环境的耽搁，现在可以付印了。经过向我的朋友埃尔姆斯利先生冒险试探一次遭到拒绝之后，我同一位很有地位的书商托马斯·卡德尔先生和一位知名的印刷厂主威廉·斯特拉恩以互不苛求的条件订立了合约。他们承担了出版此书的责任和风险，就信誉来说，那是依靠书店的名声多于依靠作者的。最后一次清样的校改归我负责；许多行格形式上的疵病，原稿上看不到，在印刷样张上发现了，由我一一加以改正。我们双方期望都不高，原先只准备印五百本，后来照斯特拉恩先生的估计，增印了一倍。在此成败难卜的一段时间里，我既没有因为志在成名而得意，也没有因为怕遭轻蔑而丧气。我的勤奋和准确只凭我自己的良心作证。历史书是读者最广泛的一种著作，因为它可以适应吸收能力最强的人，也可以适应吸收能力最弱的。我选择了一个富有光彩的题目。罗马对于学童和政治家都很熟悉；而我的叙事文章，又是从最近时期古典著作的阅读中推演出来的。而且我还自加称许，认为一个光明自由的时代，必将欢迎对基督教的发展与建立研究其人情上的原因，而不会有诽谤物议。
这部著作的成功，我不知道应当怎样描述才不至于暴露作者的虚荣心。初版在几天之内就售完了；二版、三版也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都柏林的盗印者两次侵犯了出版者的所有权。我的书出现在每一张桌子上，而且几乎还出现在每一个梳妆台上。作者被人们按照当日的爱好或时风加上了最高的称誉；任何喜欢咒骂的批评家都无法用他的吼叫干扰一片赞扬之声。人类的爱顾无限制地施与一名具有独创成绩的新结识者；而公众与其爱顾对象相互之间的惊异心理，产生了那种在二次再见时不可能重燃起来的热烈情感。要是我倾听了颂扬的乐曲，那么我是较为严肃地接受了几位评判家所加的赞许的。罗伯逊博士以坦诚的态度欢迎他的徒弟。休谟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过高地评价了我的十年功夫。我可是从来不曾妄想在英国历史家三巨头中占上一个位置。
那封精细而有创见的信，大概是读者愿意一读的；而读者的欣赏，当可使我的擅引此信免于浮夸之诮吧。
亲爱的先生：
我以很大的贪馋和迫切之心读完尊著历史，不禁觉得似有同样的迫切之心要对你的赠赐还报我的谢忱，同时表达此书给予我的满意。无论从你用笔的庄严，或取材的深切，或学识的广博来看，我都必须同样以尊敬眼光对待此书。而且我承认，倘不是先前有幸曾经与你相识，那么，从我们这时代的一个英国人手里产生这样的一件作品，是难免引起我的若干惊异的。你也许会讥笑我的这种感触，可是在我看来，你的同胞们，几乎在整整一个世代里，仿佛舍身于野蛮荒谬的党派斗争，而将一切文雅的学问全都置之脑后了，因此我就不再期望他们能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作品了。我知道，如果你发现此地所有的文人一致称赞尊著，一致渴望你续写下去，你一定会感到高兴的（就如我感到高兴一样）。
我承认，当我听说你从事此项写作的时候（那是若干年月以前了），我有一点好奇之心，想看看你将怎样从你那最后两章的题材中解脱出来。我想你是保持了一种极为谨慎的脾性的；可是处理这个题材，不可能做到不给人抓住把柄来怀疑你，因此你可以预料将有一场吵嚷随之而起。这吵嚷如果发生，就会延迟你在公众中取得成功；因为从任何其他方面看来，估计尊著是必受公众欢迎的。可是在英国，除了其他许多颓败征象之外，迷信的盛行就预示着哲学的堕落和趣味的腐朽；因此尽管你比任何人都有能力使这些方面恢复生机，但在你举步前进的时候，你大概免不了遇到一场斗争。
我发现你对欧辛诗歌(2)的真实性抱有很大的疑惑。你的怀疑当然是对的。任何有见识的人，竟会想象到两千多行记载着无数历史事实的长诗，有可能由欧罗巴民族中一个也许是最粗野、最贫困、最没有秩序、最居无定所的民族口口相传地经过五十个世代保存下来，确实是奇怪的事情。遇到这样违背常理的设想，任何证明这种设想的独断性证据，应该绝不加以理会。而人们通常为回护满足其热情要求和民族偏见的事物，都是竭尽心力提供证据的。因此你以迟疑态度谈论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已经是过分纵容的了。
我必须告诉你，我们都渴望能闻知你已为此书的第二卷充分收集了材料，甚至闻知你已经续写了很多了。这话多半是代表我的朋友们说的，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因为我是难以指望存活到亲见此书出版的了。你的下一卷将比前一卷更为精美，但我相信你一定会谨慎从事，使自己脱除种种困难；同时，不管怎样，你一定会有勇气藐视顽固迷信者们的吵嚷。
你的最忠顺、最卑微的仆人，
戴维·休谟。
一七七六年三月十八日，
爱丁堡。
过了几个星期，我有幸在休谟先生路过伦敦时怀着忧郁的心情遇见了他；他的身体很虚弱，他的心神很坚定。同年（1776年）八月二十五日，他在爱丁堡逝世，一位哲学家殒没了。
我的第二次巴黎之行，是因为内克先生和夫人的恳切邀请而决定的，他们夫妇在前一年夏天访问了英国。当我到达时，我知道内克先生当了法国宫廷的财务总督，开始在权力和声名上焕发光彩。他的私产使他有能力支持一个结交广泛、仆从众多的家庭；而他的夫人，其学识和品德，是我钦佩已久的，也有惊人的才能能在餐桌上和客厅里主持宾客们的交谈。我作为他们的朋友，经他们介绍，认识了许多地位相当的男女，来自各国的外交使节，以及法国的一些声名最盛、身份最高的人物，他们对我表示了隆重的礼貌和友好的态度，使我因感激而难以忘怀，又因谦抑而不欲列举姓名了。按照时兴方式举行的晚宴，往往闹到半夜方才散席。但我偶尔也上王家图书馆和圣日耳曼修道院图书馆去看书，在安逸自在地尽量利用两处书籍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应当赞扬这两个图书馆的宽容大方。我没有争取、也没有拒绝与文人学士交游，但我以能认识布丰先生而感到喜慰，他是凭着卓越的天才，将思想活动和生活方式两方面最可爱的纯朴作风融合起来了。
一次，在我的老朋友福尔塞马涅先生的宴会上，我同马布利神父(3)发生了争论；神父多疑、暴躁的脾气，发泄到了一本他不能阅读原文的著作上。我怕为自己辩护可能失于偏颇，所以想在这里引述一位陌生的批评家的话，只是要说明，在这场争论之前，曾经有发生在冉森教派老妇弗鲁莱伯爵夫人家中的一场关于英国政体的争论。
那天马布利神父和吉本先生一起参加盛大宴会，你也在福尔塞马涅先生家里吧。谈话谈的差不多完全是历史问题。神父是个深沉的政治人物，到了宴会快结束时，他把话题转到了政府制度上。出于他的性格、兴趣以及崇拜李维的习惯，他只喜欢共和体制，所以一味颂赞共和政体的优越性；他自以为这位博学的英国人完全赞同他的观点，而且钦佩他的卓越才能已使人们领会到这一切优越性对法国人的好处。可是吉本先生根据经验，懂得群众执政的弊端，并不完全赞同他的看法，而且不遗余力地捍卫君主政体。神父想拿李维的理论来说服他，又引用了普鲁塔克称许斯巴达人的某些论点来对付他。吉本先生具有极强的记忆力，而且掌握了同自己所持观点有关的全部事实，因此在交谈中完全占了上风。神父生气了，发火了，说了一些生硬的言语；而那英国人却保持着从他家乡带来的冷静态度，利用他的优势，趁着群众的赞赏比神父自身的恼怒更使神父陷于慌乱的机会，一步进一步地紧迫对方。唇舌交锋变得十分激烈，于是福尔塞马涅先生起身离席，借以中断谈话，在大家走过客厅的时候，也没有人开口再作交谈。（摘自马布利《历史撰写方法》的附录。）
从我这部书第一卷的出版到第二卷的开始写作，中间隔了将近两年。这个长时间耽搁的原因，必须分析一下。
（1）略一休息之后，我听任我的好奇心发展到几门性质极不相同的学科上，其中一门是解剖学，是亨特博士给我做实验的；还上了一门化学课，是希金斯先生教我的。这些科学的原理，以及我对自然历史书籍的爱好，有助于扩充我的观念和意象。解剖学家和化学家有时可以在他们的园地里寻见我的足迹。
（2）我掉入了钻研阿里乌斯派教义论争的泥潭，也许掉落得太深了。我为寻求一个幻象，花了许多时日进行阅读、思考和书写。
（3）对于君士坦丁时期的各种具体事件，要按一定次序条理分明地编列起来，是困难的；我很不满意第一次所写文稿，因此将五十多页稿纸投入火中了。
（4）在巴黎访问游玩的六个月，应当不算在此番耽搁之内。
不过，到我重新为此书执笔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颇有进步；这时我可以对我的笔墨和题材操纵自如了，尽管每天完成的工作量比过去增大，但我发现该删该改的理由比过去减少了。我写文章历来有个方法，就是先按某一模式构成一个长的段落，然后自己读了试听一下，认真记在心里，同时停止运笔，直到完成对这一段的最后润饰再写下一段。
我要不要再添上一句，就是在这个冬天议会开会、交游频繁的匆忙日子里，我发现我的精神从来没有这样健旺，我的写作也从来没有这样愉快？
假如我相信，大多数英国读者都盲目地连基督教的名目和影子也迷恋不舍；假如我预见到，所有虔信的、怯弱的以及谨慎的人，都在感觉上，或者伪装在感觉上，具有这种微妙的敏感性，那么，也许我会软化那惹人不快的最后两章的写法；那两章是可能树立许多敌人、而不易赢得许多朋友的。然而箭已射出去了，警钟已敲响了，我只能感到高兴，因为，如果我们的神父们叫嚷得很热闹、很恶毒，那就是他们手上没有迫害的权力可以用作武器了。
我坚持按照我自己的谨慎决定，将我自身和我的著作交托给公众的公正评断，直到牛津大学的戴维斯先生悍然向我这个历史家发起了攻击。他攻击的不是我的信仰，而是我的忠诚。我发表《我的辩白》一文，表达的是轻蔑多于愤慨，一时使忙碌而又懒散的首都人士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大部分讲理性的世俗中人，甚至教士们，似乎都满意于我的纯正和准确。我为了怕这篇辩白文章同我的历史著作合在一起而流传下去，所以不愿意将它印成四开本。时隔十二年之后，我冷静地肯定了我对戴维斯、切尔萨姆等人的看法。而挫败这类反对者的胜利，在我完全是一件失却自尊的事。
不过，在我的反对者中，也有著名人物普利斯特利博士、戴维·达尔林普尔爵士和怀特博士(4)等人的姓名使这名单带上光彩。每个争论者，不管是两所大学中哪一所的，都用他的布道词或小册子对着我这个罗马史作家顽强的缄默施行攻击。普利斯特利博士在他的《基督教徒堕落史》里，向赫德主教和吉本先生两人提出挑战。我写了一封信给他，敦劝他用他在哲学上的发现启迪世人，以此避开他的矛头，还劝他记住，他的前辈塞尔维图斯(5)的劳绩，如今只剩下说明血液通过肺部、来自心脏又回到心脏那个小循环的一段文章了。这位勇往直前的伯明翰哲学家不听我的友谊劝告，继续用他那双管齐下的排炮轰击那些信仰太少的人，也轰击那些信仰太深的人。从我的答复中，他没有什么可以希望的或者可以害怕的；可是他那索西奴斯教派的盾牌，曾经多次被霍斯利(6)强有力的长矛所戳穿，而他那煽动叛乱的喇叭声，到后来又可能会惊醒一个自由国家的许多地方行政长官呢。
戴维·达尔林普尔爵士（现任苏格兰最高法院法官）的职业和地位，使他在文章风格上多带了一点庄重色彩。但他在批评我的罗马史最后两章的每一段落时，用的却是擅长诡辩的律师所用的那种挑剔细节的手段；由于他自始至终吹毛求疵，有时可能果然找出了毛病。从他所著的那本《苏格兰编年史》看来，他是个勤于搜集材料的人和观察准确的批评家。
对于怀特博士，我曾经称赞过，现在仍然要称赞他在牛津圣玛丽教堂布道坛上所作口若悬河的布道。在这样一个地方，面对这样一群听众，要是他以某种程度的刻薄口吻攻击我，他是必须用普通英语来讲的。可是我在他致巴特科克先生的私人信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凡是我们同吉本发生冲突的地方，一定得用鲜明的词采和动人的口气”，我就欣然发笑了。
爱德华兹博士在对剑桥大学师生所作的一篇布道词中，称赞我这书是一部“只有在其所用语言灭亡时方才消灭”的著作，同时尊称我为一个不可小觑的敌人。他确实是（唉唉，善良的人！）因为在卫护基督教徒的举动上见不到更多的学问和智谋，因为教会里的高级教士和首脑人物不能争先恐后地将我打倒而大为吃惊了。
“然而真理的力量将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对这位怀疑基督教真理的历史家所作的种种攻击中，我们极少见到深湛的学识、扎实的批评和准确的观察；但却不能不时常因为空泛游移的推理，因为无聊的嘲笑和无谓的戏谑，因为刻薄的偏见和热情的胡话，因为无益的挑剔和粗野的辱骂而感到厌恶。他是由于敌手的软弱而变得骄傲和得意，就不屑于提笔展开争论了。”
让我老实承认吧，我在教会刚刚开始发炮轰击时，是有些惊慌的；但一经发现这种空洞的吵嚷只不过是损我一下的意图而已，我的恐惧就立即转化为愤怒；而一切愤怒的感情或者好奇心，则是好久以来早已在纯粹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中消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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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诺思勋爵1754年入议会，1767年在格拉夫顿内阁中任财政大臣，同时为下院领袖；1770年任首相。吉本1774年入议会，当时诺思是内阁首长。
(2)指詹姆斯·麦克弗森的《欧辛作品集》。欧辛是半神话性的高卢族吟游诗人。麦氏假托说搜集了流传在苏格兰高地的欧辛诗歌并译成英语，从而编成此书，其实是麦氏的创作。
(3)马布利神父是十八世纪法国作家，著作很多，《历史撰写方法》是其中之一。在人物评价上，他喜欢厚古薄今，对伏尔泰、休谟、布丰等人一概骂倒。吉本说他“是个道德和自由的爱好者；不过他的道德是严酷的，他的自由容忍不了一个与他对等的人。”
(4)普利斯特利：十八世纪英国化学家、哲学家。达尔林普尔：十八世纪苏格兰著名法官，又是作家和考古学家。怀特：十八世纪英国教士、博物学家。
(5)塞尔维图斯：十六世纪西班牙神学家，又是著名的医学家。在神学上，他反对卡尔文派的学说，因此被害。
(6)霍斯利：十八世纪英国教士，也很热心于科学，是牛顿全集的编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