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德韦尔登来到英国，是为了想找个有良好收入的高尚职业。他从家里汇来的款子数额极有限，而且靠不住。我的钱包是经常敞开的，可是往往掏空；我深切感到需要有钱有势，要这样才能帮他补正命运上的差失。凭着他的愿望和资格，他想找个替富家学生当走访教师的位置；可是一有空缺，就引起许多求事者的急切钻营，致使争取多时不得成功。替他谋个国务大臣办公室里的录事职位也不容易，直到我花了许多请托功夫方才到手。
他在英国住了几年，却一直没有学会英语的正确发音和熟练谈话，不过他能顺利阅读并且品评最难读的英国作家的著作。他对英国语言和诗歌所具有的精审知识，是外国人中少有的。我们英国人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加里克的演技，很少有人能在感受和辨别上比他更为精细的。他自己觉得精力充沛，又确信我能帮助他，所以鼓起勇气要效法马蒂博士办刊物，对马蒂博士的《不列颠杂志》表示尊敬而又感到不足。他要改进编法，用一种观察英国民族艺术与风俗的哲学观点同文学活动的记录结合起来。我们这本杂志的一七六七年一卷，用了《大布列塔尼文学论文》的题名，很快编就付印。第一篇文章是利特尔顿勋爵的《亨利二世历史》。这篇文章的刊用，必须由我负责。这篇洋洋大文，在见解和学识上并无特别高明之处，不过读者认可了我的选择。另一篇是我的朋友选的《巴思导游》，一篇轻松而又富于奇想的作品，具有地方性的、甚至方言上的趣味。我对这样大胆用稿吃了一惊：他却笑我担心过分。刊出成功，证明他的勇敢是对的。同时，凡是精通英法两种语言的人，都将赞美他拿英国诗歌中的活泼精神，以至幽默作风，转输于法语散文的奇妙手腕。
我不愿否认当时我对这些文章怎样深感兴趣。对这些文章，当然我是不需有一点惭愧的。不过时隔二十余年，要我认定我们两个合作者各人成绩如何，却是难以办到的了。思想上长期的亲密交流，将我们的情感和风格铸在一个模子里。在我们的协同工作中，我们轮流组稿，轮流校对。但我若老老实实提出赞美言语，那么最恰当的赞美大概应是落到我自己的某一篇或某一段的。
杂志的第二卷（1768年卷），发表的还是这类文章。我敢说，杂志的实际成绩是胜过它的声誉的。不过另有一点同样确实，就是杂志所得的声誉多于它的经济利益。由于办这杂志，使我的朋友获得了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照顾，也使我熟识了这位伯爵，那时伯爵因为年老多病，已经退隐林下了。我们也由此而认识了戴维·休谟先生，那时他是副国务大臣，德韦尔登就在他的官署里担任小职务。伯爵接受了德韦尔登的一篇献辞（一七六九年四月十二日），随即给作者预留了为他的继承人当教师的位置。休谟先生写了一封答复沃波尔先生《历史问题质疑》的信刊登在杂志上，后来他将这信改成一篇正式的文章。
杂志第三卷集稿将近完成时，我介绍德韦尔登给理查·沃斯利爵士当了家庭教师。那爵士是个青年，新近去世的我的民兵老团长的儿子。他们俩相偕出国旅行，直到我父亲去世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方才回返英国。
我所发表的下一篇文章，是爱与恨的偶然闪现，是我尊敬谦虚的天才人物和厌恶自大的迂腐学究的偶然表露。《伊尼特》第六部是拉丁文诗歌中最完美最可爱的篇章。伊尼斯和女巫下降到阴间地狱，到鬼魅世界，展开了一片无边无涯的可怕景象：从丘米洞穴黑夜似的幽暗到天堂乐土的极度光明，从简单天然的梦境到埃及神学上和希腊哲学上的梦想。可是诗中主人公最后通过象牙大门而消失形迹，这大门“伪称通往天国，实则导入黄泉”，如此便仿佛瓦解了整个魅力，而使读者落入到一种冷漠、忧戚的怀疑境地。人们用各种方式将这个最不完全、最无力量的结论强加于作者维吉尔的爱好或他的不信宗教的思想上。不过，根据沃伯顿主教(1)较为精细的解释，主人公进入地狱不是虚假景象，而是拟想景象，它表现了伊尼斯以立法者的身份，创设了一年一度供奉谷物女神得墨特尔的仪式。这假说，是沃伯顿所著《摩西的神圣殿堂》中很特出的一节，许多人认为是切实的。人们都称赞他解释得很巧妙；三十年中，也没有人提出来认真加以批判式的讨论。作者的学识和能力把他抬高到了一个恰当的有名地位；可是他以独裁者和暴君的架势主宰着文学界。沃伯顿的实际功绩，由于他骄傲自大地宣说他的那些错不了的教令而跌价了。他在辩论文章里无情地或者毫不克制地鞭挞他的敌手；而一些奴颜婢膝地奉承他的人，则将这位著名批评家吹捧为远远胜过亚里士多德和隆吉那斯，同时又攻击一切反对求靠神签和崇拜偶像的谦抑的持异议者。在一个自由国度里，这种专制作风必然引起普遍的反对，而反对的热情则很少是纯正而不偏私的。牛津大学一位新近去世的教授（洛思博士）(2)写了一封尖锐而又体面的信（一七六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为他自己辩护，同时攻击这位主教；以后，无论这篇不显眼的辩驳信效用如何，他却显然因为沃伯顿和他的奴才们之间悄悄地闹纠纷而取得胜利了。
我对沃伯顿没有任何私怨，却也非常想用长矛刺一刺那位巨人的盾牌；就在一七七〇年初，我的《关于〈伊尼特〉第六部的批评意见》送去付印，没有署我的名字。这篇短文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笔锋瞄准了沃伯顿主教本人和他的假设。我证明了，古代的立法者并不创制祀神仪式，同时伊尼斯也从未掌管过立法者的职权。我又说，没有任何论证或任何实际情况可以将一段史诗的情节熔化为讽喻文字，或者将冥国入口处阿维尔纳斯湖的场景移至谷物女神的神庙；我认为这种任意的假设，无论对诗人还是对假设者，同样都是有害的。我又说，假如维吉尔没有创制权，他不可能泄露创制的秘密；假如他赋有创制权，他也不会泄露这秘密。这些论证至少在我自己是感到满意的。
由于主教和他那一伙人审慎地保持缄默，我的批评文章不久就沉没在当日的大量小册子堆里了。可是就我的感受来说，公众的冷淡却被格廷根大学的海恩教授(3)有分量的称赞所压倒。海恩是维吉尔作品最近、也是最好的编辑者，他赞同我的驳斥，并且称我这个不知姓名的作者为“有学问的、高雅的英国人”。但我又禁不住要引述一下海利先生(4)赞扬这篇文章的评语。海利本人是个诗人和学者，他说，“关于维吉尔诗歌第六部的论述，是一篇错综复杂的假说，费尽功夫转弯抹角地形成一系列引述和论证，在若干时间内一直无人驳诘。……终于，有一位很高明的、但隐去姓名的批评家出来了，他在我国所产生的一篇最有见地和活力的文章中，针对古典文学上的一个问题，彻底推倒了这座基础不稳的大厦，揭露了自命不凡的大厦建筑师的傲慢与无能。”他甚至曲意为我的尖酸笔法辩解，而在那位较为公正的海恩笔下，对这一点则是责备得很温和的。但我不能原谅自己这样轻蔑对待一位虽有种种缺点、却仍值得我尊敬的人物；更不能原谅的是，在对人的攻击中，我怯懦地隐瞒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
从我刊行《论文学研究》到《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的出版，十五年间，我只发表了这篇对沃伯顿的批评和上述我们这杂志上的几篇文章。我特别应当陈说一下，从出国旅行到我父亲去世，就是在没有任何专业职务分散我的读书生活上的功夫和乐趣的那一段时间里，我干了一些什么，或者自白一下我怎样虚掷了光阴。
（1）自瑞士革命历史无结果的工作（1768年）停止之后，我立即开始对撰写罗马史逐步地从发愿到希望、从希望到计划、从计划到执行，但对撰写的限度和范围，我还只有一个很不完全的概念。古典作家，最便于取得著作的如塔西佗、小普林尼以及玉外纳，都是我所熟悉的老朋友。我不知不觉地落入到奥古斯都时期历史的大海中去了。其次我考查了一系列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原始记录，几乎始终执笔在手，随时进行摘记。又用各种勋章纪念章和地理上及编年史上所见的铭文作为辅助材料，以印证有关事物。为了在我观察所及范围内确定并排比许多零星分散的资料，我利用了蒂勒蒙的收集方法。他的鉴定能力精确无比，几乎可以称为奇才。对于整个中世纪的黑暗时期，我依据那位博学的穆拉托里所编的《意大利编年史与古文物》进行探索，孜孜不倦地拿此书所述比较了西戈纽斯(5)等人所写与此书平行或交叉的许多记录，直到差不多完全熟悉了十四世纪罗马城遗址的情况为止；却没有想到这最后一章竟要写上六个四开本的原稿和花上二十年的时间。我所购得的许多书籍中，有一本詹姆斯·戈德弗鲁瓦注释的《泰奥多修斯法典》，是应该以感谢之心记住它的，因为我是作为历史书使用了它，并且用得很多，而不是作为一部法律书。但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部书都可以被视为有关四、五两个世纪罗马帝国政治情况的一座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的资料库。由于我相信，而且现在仍然相信，基督教“福音”的传播和教会的胜利，同罗马君主政体的败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我拿不信教的普通人对这些新兴教派所持坦率的或敌视的看法，同这一场变革的前因后果作了衡量，又拿这些看法同基督教徒本身的叙说和辩白作了对照。出自犹太人和异教徒的证据，例如拉特纳博士所收集并加以说明的文献，都由我用来指导我对原始材料的研究。在广泛论述这种奇迹般的盲目热情的时候，我从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时代所表现的沉默中暗暗地得出我的结论。我集中了为写罗马史而准备的许多直接间接的有关资料。不过，严格地说一句实在话，这些准备工作是在这个生活阶段以前，即在我父亲去世到我定居伦敦之间的两个夏季（1771年与1772年）里，就开始进行的。
（2）我自由自在地接触了许多书籍和人物，如果要将经由别人介绍而认识的人一一列举其姓名和身份，那是写不完的。不过我们可以从这种一般性的认识中分别友谊和敬意的等次。我遵照“读书多胜于花钱多”这条明智的格言，一遍又一遍温习了法文和英文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古典著作中的不朽作品。我的希腊文学习（虽然没有像我所计划的那样勤奋）保持了、并且扩大了我对这门高尚语言的知识。荷马和色诺芬仍是我最爱读的作家。我还差不多要将一篇《论小居鲁士时期》拿去付印了。就我自己看来，这篇文章是写得还不坏的。在某一个时期之后，许多人拿新的优良出版物作为唯一的精神食粮；而最严肃的读书人，则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为了提供应时流行的题目，不由自主地打破这个常例。我的第三次阅读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注释集》，可以说是出于更高尚的动机；我就这部英文著作所写的大量批判性札记，是我第一本认真地用母语写成的作品。
（3）我的用以进行文事活动的闲暇时间，远没有一个陌生人可能眼见的那样完整和自由。在伦敦的匆忙日子里，我缺乏书籍可读；而在汉普郡的隐居生活中，我又不能自由支配我的时间。我的宁静逐渐受到家事烦虑的打扰。如果在我父亲由病重到去世的那个不幸的夏季里（1770年），我竟还能有许多时间消磨在读书上，那我就该为我冷酷的人生态度而愧死了。
对法战争结束时（1763年）民兵队伍的解散，使我父亲（一位新的解甲归田的英雄）重返农业生活。他的辛劳是有益的，他的欢乐是纯正的，他的愿望是适度的。他似乎享受到了被诗人和哲学家们称赞为最谐合自然和最无关乎财产的幸福境界：
“他有福泽，犹如最初的初民，
没有债务，不怕篡逆，不为业务操心；
带着他自己的人手在土地上耕耘，
这土地曾对他先人的勤劳表示了谢忱。”
——贺拉斯《抒情诗》
可是就我父亲的幸福来说，却缺乏那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没有债务。他在青年时代的浮华生活，到了衰老年龄就叫他受到忧虑和懊悔的严厉惩罚。一七五八年我从洛桑回来时的第一次抵押地产，只使他暂得一部分缓解。每年应付利息和家人生活费，是他收入中的一份沉重开支。民兵组织须花一笔钱，而他所经营的这个农场，又不是一宗盈利的买卖。他还为过去的一起讼案负担着诉讼费和损失赔偿费。他的债主每年都是人数大增，而耐心大减。在这种痛苦情况下，我赞成再作一次抵押，赞成卖掉普特尼的产业，赞成作出一切可能减轻他苦恼的牺牲。可是他不能再凭理性行事了，他的迟疑不决，不但拖延了困难本身，而且耽误了解除这些困难的措施。丢脸、畏怯、自责的痛苦不断地啃啮着他的活力；他的健康垮掉了；他失去了精力和视力。一种水肿病迅速加剧，预示了他的死亡，他终于在一七七〇年十一月十日葬入墓穴，享年六十四岁。
家庭中有个传说，仿佛我父亲的家庭教师把他培养成多变的性格，一辈子醉心寻求快乐，却始终陷于失望。但这些气质上的弱点，幸而有头脑和心地上的美德、有最热烈的自尊与仁爱的情操作了弥补。他那优美的仪表，文雅的谈吐，温和的举止，以及真诚的和悦态度，使他每到一处都受人欢迎。随着时世和舆论的变迁，他的自由精神早就将他从托利党教育的热狂和偏见中解放出来了。我服从自然法则；我自己觉得在孝道上业已尽了一切应尽的责任，因此也就减轻了我的悲痛。
* * *
(1)威廉·沃伯顿：十八世纪英国教士、作家。文学著作很多，有赫德主教所辑他的七卷集。他本人又曾协助西奥博尔德编辑莎士比亚全集。
(2)洛思：十八世纪英国教士、作家，曾任牛津大学教授。
(3)海恩：十八世纪德国古典学家，格廷根大学教授，编有荷马、维吉尔、平达、阿波罗多拉斯等人的诗文集。
(4)海利：十八—十九世纪英国作家、诗人，著有《论绘画、历史与史诗》、《库珀传》、《弥尔顿传》等书。他曾一再写诗颂扬吉本。
(5)蒂勒蒙：十七世纪法国宗教史家，著有《罗马皇帝史》、《宗教史研究文集》等书。穆拉托里：十七—十八世纪意大利古物学家、历史学家，著有《意大利史》等书。西戈纽斯：十六世纪意大利古典学家，摩德纳等大学教授，著有《意大利王室》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