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在巴黎的研究活动仅仅限于了解世界，但花去那么三四个月的时间，却也不能说是不值得的。我参观了纪念章学会和各处公共图书馆，尽管有如走马看花，却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看到各个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那么许多手稿，导致我查阅了两部本笃会派教士的重要著作，即马比荣的《古文书学》和蒙福松的《古文字学》。(1)我学习了理论，但没有接触到古文字的具体写法。我也不能抱怨希腊文缩略词和哥特文字母的复杂难解，因为我每天用的是一种熟悉的语文，不知道怎样着手辨认那种具有柔美特点的象形文字。要是能在一个宁静的环境里，让我恢复我在早年求学时的记忆力，那么空过光阴就该是不可饶恕的了：洛桑和日内瓦的公共图书馆正好给我提供了许多书籍，所以尽管我在游逛中丧失了许多时间，却有更多的时间是花在书本学习上的。
在乡下，我将贺拉斯、维吉尔、玉外纳和奥维德诸人的书带在身边，随时阅读。但到了镇上，为了通过阿尔卑斯山南游时应用，我订立并且实行了一项阅读计划：读古罗马地志，古代意大利地理，以及关于勋章奖章的书籍。（1）我用心读了格雷费斯的罗马古代著作选第四卷所载纳蒂尼、多纳塔斯等人的精详文章，差不多经常执笔在手随时摘记。（2）然后我又细阅并读完克鲁维琉斯的《古代意大利》。这位作家是个很有学问的普鲁士人，他曾徒步考察每一处重要地方，汇纂并摘编了古代作家的全部著作。他的书有对开本两大卷，上述这些希腊和罗马作家的片段著作，就是从他的书本上读到的。不过另外我也读了斯特拉波、普林尼，还有庞波尼阿斯·梅拉描述意大利风物的文章，史诗诗人生平汇录，韦塞林出版的《安东尼那斯交通路线汇编》，以及卢提略·纽马提阿那斯的沿海《航行记》。我又从昂维尔的《旅游方略》和贝尔吉埃的大本著作《罗马帝国大道历史》中读到了两篇有关交通的专著。根据这些资料，我绘制了一幅道路图，并将距离里程一律化为英国长度；我又将我所搜集到的有关意大利地理的材料和我的注语写在一本对开本普通簿子上；又在我的日记里插入有关罗马的街区住宅和稠密人口、联盟战争、汉尼拔进军所经阿尔卑斯山通道等等许多史地事项的长条摘记。（3）在略读一下艾迪生的轻松对话之后，我较为认真地读了斯班海姆的伟大著作《纪念章的好处和用处》，并且按照他的记述，利用国王和皇帝、家族和殖民地的勋章徽章纪念章，以印证古代历史。(2)这样我就完成了意大利旅行的知识准备。
下面我想迅速、简括地记述此次愉快地花了一年多一点时间（一七六四年四月到一七六五年五月）的旅行。我只打算回顾一下前进路线，稍稍述及个人感受；对于曾经成千上万人观赏到的、并有数以百计的我国当代旅行家描写过的山川景色，我就不作琐细的考察了。罗马是我们此次游历的主要目标：我先讲旅行，再讲居住，然后讲回返，这样构成最适当、最明晰的分段。
（1）我登上塞尼斯峰，下山到了皮埃蒙平原，不是骑在大象背上走的，而是坐了一顶轻巧的柳条小轿，由阿尔卑斯山区灵活勇敢的轿夫抬着行走。都灵(3)的建筑物和市政，同样呈现着沉闷寡趣的单调状态，但那宫廷却庄严华丽，管理得恰到好处。我经人引见了撒丁国王夏尔·埃马纽埃尔，他在那位举世无双的腓特烈大帝之后，居于欧洲国王中的第二位。米兰的地广人众，在一个伦敦人看来并不稀罕，倒是波罗勉岛的游览逗人雅兴。这是一处用魔法变成的宫殿，一件由童话人物组成的作品，周围是一片湖水，湖外有群山环绕，与众人的居处隔得远远的。热那亚的大理石宫殿，没有像近年为纪念这城市从奥地利专制暴政下获得解放（一七四六年十二月）而建立的一些建筑物那样引起我的兴趣。我还用军事眼光考察了它那双重城墙以内每一处活动场地。到了巴马和摩德纳，我的行脚被法尔尼西和埃斯特两个家族所收藏的珍贵古物留住了。只是可惜！已有远远多于现存的一大部分，通过继承或收买，运往那不勒斯和德累斯顿去了。
从波伦亚和沿亚平宁山这条路，我最后到达了佛罗伦萨。我在此地从六月休息到九月，度过了夏季的热天。在美术馆里，特别在护民宫，在美第奇家族收藏下来的维纳斯雕像脚下，我第一次承认，雕塑刀可以同画笔争个优先地位，这是美术上的一条真理，而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一边，却是难以感觉到或理解到的。在英国，我曾上过几课意大利文。到了旅游现场，我跟着一位有学问的本地人读了一些托斯坎尼语言的古典作品。可是由于时间短促，又由于交谈都用法语，我得不到讲意大利语的机会。我国公使霍勒斯·曼爵士设宴款待英国客人，以此作为他的最重要的任务，可是在他同当地人谈话时，我又是个不开口的旁观者。离开佛罗伦萨，我比较了比萨的冷静和卢卡及里窝那的繁忙，然后继续前行，经过锡耶纳，于十月初到达罗马。
（2）我的脾气不是很容易感染热情的，而我又从来不屑于假装出我自己没有感觉到的热情。可是我在经过了二十五年这么长的时间之后，却忘不了当年首次走近并且进入这座“永恒的城市”时激动我内心的强烈情绪，也难以用言语将它表达出来。一夜不能入眠，第二天我举起高傲的脚步，踏上古罗马广场的遗址。每一个值得纪念的地点，当年罗慕路站立过的，或者塔利演说过的，或者恺撒被刺倒下的地方，一下子全都呈现在我眼前了。我损失了，或者享受了几个陶醉的日子，然后才能从事冷静细致的考察。我的向导是一位富有经验和鉴别能力的苏格兰古物学家拜尔斯先生。不过，由于十八个星期的连日工作，有时注意力弄得疲沓了；到后来，我已有了鉴别眼光，就在最后一次考察中，由我自己选择并研究一批古代和现代的主要艺术品。
我腾出六个星期游览那不勒斯。从土地面积说来，这是人口最繁密的城市，生活奢侈的居民，仿佛是居住在天堂和地狱的边界上。我由英国新任公使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引见那位少年国王。公使聪明地将他的通信经由国务大臣分送到王家学会和不列颠博物院，向博物学家和文物工作者详细介绍了具有这样重大价值的国家。
在我的回程上，我最后一次以耽爱心情观赏了罗马的一些奇迹；但我离去时没有吻一下雷佐尼科（教皇克莱芒十三世）的足。
（3）从罗马到罗雷托的旅途中，我又一次跨过了亚平宁山。我从亚得里亚海沿岸横过一片物产丰富、人口繁庶的国土，就此一点，也可否定孟德斯鸠说现代意大利是一片荒漠的歪论了。我没有采取当地人极端性的偏见，对波伦亚画派的绘画是由衷赞美的。我急匆匆地逃开凄凉寂寞的斐拉拉，这个地方在恺撒时代比现在更为荒凉。威尼斯的景观引起我几个小时的惊异；帕多瓦大学成了幽幽欲熄的微光了，可是维罗纳仍有竞技场可以夸耀，维琴察则装点有出生该城的帕拉第奥的古典式建筑物。伦巴第和皮埃蒙的道路（孟德斯鸠可是见到这两处地方没有居民了？）将我引回米兰、都灵以及塞尼斯峰的通道，我又从这里跨过阿尔卑斯山，往里昂走去。
出国旅游的用处，往往是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提出讨论的，但其结论必须是到最后能适合于每个旅游者的性格和境况。就少年人的教育问题来说，到什么地方，或者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他们消磨若干青春岁月，而其结果极少对他们本身或他人有害处，这个问题我现在不谈它。不过在设想了年龄、判断能力、关于人和书本的适当知识，以及摆脱家庭偏见等必须先行具备条件之后，我愿意简单地介绍一下我认为一个旅游者最重要的几点资格。他应当在身心两方面都有活泼而不知疲乏的精力，能够随时抓住任何形式的交通工具，并且能够承受道路、气候或者旅店的一切艰苦而一笑置之。
出国旅行所得的好处，是同具备这些资格的程度如何相对应的。但在这一段记游随笔里，了解我的人大概不会责备我替自己唱赞歌吧。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五日，在罗马，当我坐在朱庇特神堂遗址上默想的时候，天神庙里赤脚的修道士们正在歌唱晚祷曲，我心里开始萌发撰写这个城市衰落和败亡的念头。但我的原始计划只限于写罗马城的衰败，而不是写整个帝国。同时，尽管我开始针对这个目标进行阅览和思考，可是有几项次要业务从中干扰，过去了几个年头，我才认真执行起这项艰巨的工作。
原来我并没有完全不想在法国南部诸省游览一番，可是我在里昂收到的来信，都表示要我回去的意思。罗马和意大利已经满足了我的好奇欲望，现在我就准备回返我那由家庭和书籍构成的宁静的隐居地去了。我在巴黎过了两星期快乐日子，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它，到加来登上渡船，在相隔两年又五月之后，再一次踏上多佛的土地，匆匆搭车经过夏日的尘埃与寂静中的伦敦。我于一七六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到达我父亲的住宅。
从我旅游归来到我父亲去世（1770年），这五年半的岁月，是我平生最少享乐的一段时节，也是我记忆中最少满意的一段时节。每年春季，我都要去南安普顿参加一个月的民兵集合与操练。由于我父亲的辞职和托马斯·沃斯利爵士的去世，我先后被提升为少校和中校指挥官。但每年使我更讨厌的，是小酒店，是酒，是那一群人，是令人厌倦地反复参加年度集合和每日操练。在家里，家庭和农场的经济条件依然维持着原来的宽裕场面。我跟吉本夫人的关系日益融洽，圆满到了热情相依、坚定信赖的地步。随着我的年事的增长，可能残留在母子之间的那种距离消除了，我父亲对我的行为感到满意；他为我在文才上的成就而自豪，尽管这成就在他生前是并不完美的。
我们的寂寞生活，不久因为我的青年时代朋友德韦尔登先生的来访而时常变活跃了。我曾为他的离开洛桑由衷感到惆怅。大约在我第一次离开洛桑之后三年，他从他的出生之地莱芒湖迁居到德国奥得河畔。只是由于少许家庭事务：他那不懂生计的父亲，把一份可观的遗产挥霍光了，逼得他像许多德国人一样，靠自己勤奋工作过日子。他受聘给一个少年公爵教书，是普鲁士王族的沙维特总督的孙子。我们的友情从来没有冷却过，我们的通信则有时有间断；不过我在旅游意大利时，不仅希望、而且是极想有德韦尔登先生与我做伴的。他由于一种不幸的、然而是高尚的感情冲动而离开了日耳曼宫廷。他期待我迅速回返英国，这期待增强了希望与好奇所造成的吸引力。我回英国后连续四个夏天，他都来到伯里顿住上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我们俩无拘无束的谈话，谈到一切可以从感情上或理智上引起兴趣的题目，简直使我不怕去沙漠或者进监狱了。
冬天在伦敦的几个月，因为有许多我在民兵队伍里和国外各地所认识的新朋友，所以我的知识和活动就稍稍扩大了范围。我和其他一些旅行家组织了一个每周聚餐会，起了个名字叫做“罗马俱乐部”。
我的英国生活的恢复，也许应说是改进，由于我自己感情上的改变而变得有些痛苦。这时我是二十一岁，正处在青年人应处的地位上，脱出了受教育的重轭，享受着比较自由和富裕的美好生活。我对父亲的服从是自然而然的。在对将来的愉快展望中，我的野心没有超过享用我的图书、我的闲暇以及祖传产业，同时不受家务烦累和职业责任的干扰。可是在民兵队伍里，我掌握了权力；在旅游过程中，我不受什么节制；随着我的接近家务，随着我逐渐过了三十岁，我开始觉得有在自己屋子里成为主人的欲望了。最温和的权威者，有时也会毫无理由地表示不满；最愉快的服从者，有时也会无缘无故地嘀咕几句。这正是我们不完美天性的法则，就是我们必须不是指挥便是听命，就是我们的个人自由得靠我们的从属者以其奉承顺从来支持。我有许多熟人已经结婚，或者已经进了议会，或者正以快速的步伐在各种荣誉与财富的道路上迈进，而我却是孑然一身，无所变动，又无足轻重。因为自从一七七〇年为期一月的民兵集合之后，我甚至辞去了没有实益的空头军衔，从民兵组织退下来了。我的性格不易发生妒忌，看到别人取得成功，总是激起我最热烈的称赞。一个为取得做学问的无穷快乐而感到时间不够用的人，从来不知道空虚生活的痛苦。然而我痛惜自己在适当的年龄不曾谋求法律方面或商业方面有利可图的职业，不曾谋求当文官或者去印度冒险经营的机会，甚至不曾谋求教会中领高薪而不做事的职位；同时，鉴于时间的丧失越来越不可补偿，我的懊悔也就越来越强烈了。经验告诉了我，拿我个人的身份地位嫁接到一个巨大专业机构的重要性上，有多大的用处；凭着希望与兴趣、感激与竞争、相互帮助与照顾所凝成的那些牢固关系，有多大的好处。我可以从一项高级职业的薪给上，积起一宗丰厚的财产，或者得到一份可观的收入，而不复限制于由父亲给我的那一点钱，那是只有遇到我衷心希望避免的重大事情时方才增加若干的。我家内部紊乱情况的发展和我对这些情况的了解，加重了我的忧虑，于是我开始担心，说不定到我老年时，留下给我的，既没有辛苦经营的果实，也没有遗产上的收益了。
在我回国后的第一个夏天，我在伯里顿同我的朋友德韦尔登欢快相聚，我们每天纵谈上下古今的文学；还坦率地讨论我的研究工作，我的第一本书，以及我的未来计划。我对《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考虑还很渺茫，但原先选择不定的两个历史题目，却引起了他的兴趣。衡量佛罗伦萨和瑞士两处所发生的变革运动，我们共同倾向于在他是出生之地、在我则有寄养关系的国家，结果就选定了后者。按照定议后不久构思并编制出来的计划，我抓住了前后两百年的一段时间，从阿尔卑斯山三个农夫的结伙到十六世纪瑞士国家的富足和发达。我应当写到瑞士人的得救和胜利，他们除了在一处战场上之外，从来没有叫他们的专制君主流血过；我应当写到这个联邦国家的法律和风俗，写到奥地利战争、勃艮第战争以及意大利战争中辉煌的战利品；还应当写到一个民族的睿智，他们经过几次突击性的军事冒险之后，就一直满足于用自由作为武器来保卫和平的幸福了。这个光辉的题目，符合了我的谋虑，也满足了我的热情；而德韦尔登的协助，看来还可以帮我消除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法文和拉丁文的文献，是我可以看懂的，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不很大；可是有一座价值更大的库房，我仗着我那朋友的精通德文，才找到开启库门的钥匙。我获得了极为必要的书籍；他为了我的需用，翻译了席林的一部由当代人记述勃艮第战争的内容丰富的对开本著作。我们阅读并且标出了楚迪巨著编年史(4)最有趣的部分。又仗着他这位助手的辛苦工作，从劳弗的历史书和卢的词典中摘录了大量的资料。可是由于这样间接找材料耽搁了时间，在这些准备步骤上花去了两年功夫；直到第三年夏季（1767年）的末了，我才凭着这么微薄的一些材料，进入较为惬意的撰写作业。
这是我的第一本历史著作，一份我的历史著作的样本，当年冬天在伦敦的一个外国人文学团体里提出阅读。我是个无名作者，我倾听着评判者们的随意指摘和逆耳的断语，自己不表示意见。(5)一时之间我的感受是痛苦的。但我经过冷静思考之后，接受了他们的责备。我将我那不完善的稿子投入火中，(6)而且永远不欲再作这样浪费若干钱财，空花许多劳力，又虚掷更多时间的打算了。我不能为了损失一篇轻率浅薄的文章而抱憾，因为这样的文章，极像是一个没有得到学者和政治家们按正规的熏陶，又无法接触瑞士共和国图书档案的外国人所写的。我的积习，加上有德韦尔登在我身边，鼓励了我用法文为欧洲大陆写文章；不过我自己也知道，我的高过散文但却低于诗歌的笔调，已经退化成为一种繁琐、浮夸的演说体了。也许我可以将失败的原因归于糊涂地选用一种外国文吧。也许我可以怀疑这种文字本身就不适于承当一篇重要叙事文的气势和威严吧。然而，只要如此富有文学成就的法国曾经产生过一名伟大的创造性历史家，那么，他的才能必可使这种语言形成并且确立历史性文章的适当笔调和特殊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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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比荣：十七世纪法国历史学家，著有《文书探源》等书。蒙福松：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历史学家，著有《古代文物图说》。
(2)格雷费斯：十七世纪德国古典学家，著有《古罗马文选》等书。多纳塔斯：古罗马文法学家。克鲁维琉斯：十七世纪德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庞波尼阿斯·梅拉：古罗马地理学家。安东尼那斯：可能指罗马皇帝安东尼那斯·卡拉卡拉。《交通路线汇编》包括陆路和海路两个部分，除标明道路外，并记有距离罗马的里程。卢提略·纽马提阿那斯：五世纪罗马诗人。昂维尔：十八世纪法国地理学家和地图制作家。艾迪生即指上文提及过的著名散文作家约瑟夫·艾迪生，他有一部悲剧《伽图》，这里指的就是此剧的对白。斯班海姆：十七—十八世纪瑞士古钱学家、古代纪念章研究专家。
(3)都灵原为萨伏依公国的首府。1720年，萨伏依公国以西西里岛换得奥地利的撒丁岛，改称撒丁王国，萨伏依大公便改称撒丁国王。
(4)楚迪：十六世纪瑞士编年史家。
(5)休谟先生对此书似有不同意见。兹引休谟致作者信如下。
“几天前，德韦尔登先生送了你的文稿给我，我读了，感到很大的愉快和满意。我只有一点反对意见，是由于此文所用语言而产生的。为什么你要用法文来写，就像贺拉斯为罗马人用希腊文写文章所说的那样，带着柴捆入森林呢？据我猜想，你是抱有与那些罗马人相同的动机，因而采用了使用范围远比母语为广的一种语言。可是，难道你没有注意到那两种古代语言在后世所遭遇的命运吗？拉丁文在当时虽然没有像希腊文那样受人看重，而且只在较小的范围内使用，但其使用的时间，却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希腊文，而在目前，则是较普遍地为文人们所懂得的。因此，让法国人在目前的广泛使用法语中去取胜吧。我们在美洲脚踏实地、不断增多的落户定居，不需害怕蛮族语言的泛滥，由此就可以预期，英国语言将获得极大的稳定和长期的存在。
“你用法文写作，还将导致你形成一种诗意与文采较重、藻饰较多的风格，有过于我国语言在历史写作上似可容许的程度。因为这是法国作家，特别是较近代作家采用的方法，他们对作品所加的藻饰，重于我们在习惯上所允许的。从整体说来，依我的看法，你的这本历史书写得有魄力，有见地；我非常诚恳地奉劝你继续写下去。我在阅读时所产生的异议均属细微末节，我实不该以此奉渎，而且我相信我在以后不会再记起它。”——原注
(6)“他忘记将原稿烧掉了。他在我的寓所留下了此书的引言部分，即第一篇，计有用极小的小字书写的对开纸四十三页，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注释。”——谢菲尔德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