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在安敦尼王朝的统一与繁荣
罗马的司法权所及的地理范围
罗马的伟大不在于征服的快速与版图的广大。因为如果是基于这样的意义，那么俄国君主拥有的广大疆域，就占了世界相当大的部分。另外也可以举出亚历山大大帝，他一渡过达达尼尔海峡，七年后就连希达斯皮斯河岸也立了凯旋纪念碑。而且以无敌的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诸汗也是一样，他们只花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从中国一直席卷到埃及、德意志的边境，虽然瞬间即逝，不过还是建立起了版图广袤的大帝国。
相反地，称为罗马帝国的这座建筑，是以睿智建造而成，又以睿智维持下来的。这从图拉真皇帝和安东尼·庇护、马可·奥勒留三位皇帝在位时，各行省以法律统合、以学艺装饰中可以看出端倪。
当然，人们有时候也可以看到中央派遣来的地方官吏专横跋扈，但帝国的统治基本上是单纯、贤明且满怀慈悲的。事实上，正由于那是罗马帝国的世界，所以一切臣民都获准可以自由信仰各自祖先的宗教，并且在社会名誉和特权上，那也是被征服者可以和征服者一样被平等对待的世界。
宽容的宗教政策
凡是皇帝和元老院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宗教方面，不管是有健全判断力的人还是迷信的人，全都如斯响应，举起双手欢迎。
帝国内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宗教，而所有这些宗教，民众都奉为真理，哲学家则视为迷信，统治者则当成一种权宜措施。因此，这种情形不仅促成了一种互相宽容，甚至产生了一种宗教和谐。
任何人都不必受到宗教争论和教义体系左右，人们可以热心地去维护自己信仰的仪式。在宗教和谐的环境中，经由惧怕、感谢、好奇、梦、预兆、怪病、长途旅行等各式各样的契机，每一种宗教都不断增加信条和神灵的数目。
像这样的宗教氛围应该可以用美丽的地毯来比喻：它色彩缤纷，用各种不同的材料织成，但绝不会显得不协调。
祖国的英雄和贤人死后会被当成神灵祭拜，即使没有受到一切人的爱慕，至少也应予以尊敬。无数的森林和河流也都各有守护神灵，在各自的领域中具有影响力。因此，就连对提伯利兹河的愤怒之类完全不在乎的罗马人，也不会嘲笑向尼罗河神献上祭品的埃及人。
一切自然和天文等眼睛可以看到的现象，不管哪里都翕然相同。至于眼睛看不到的精神世界的现象，则用故事等形式展现其存在。
不止技术和职业，包括一切善事在内，不，就连坏事也都拥有具有神性的代表者，其属性则来自信奉者的需求。
话虽如此，但不用说也知道，在由许多性格和利害关系都不相同的神组成的国家，经常都是需要仲裁者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消逝，那样的仲裁者就逐渐被赋予“永恒之父”“全能君主”之类的完整性。这有一半是知识的发展造成的，但另一半则要归功于逢迎谄媚之风的高涨。
古代的精神其实非常宽容，对于各宗教，比起差异性来，人们毋宁更注意类似性。不管是希腊人、罗马人或者野蛮人，任何面对自己信仰之人，可以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虽然名称和仪式有所不同，不过同样都是在尊崇神。
而为这个古代世界的多神崇拜带来美丽的、体系几乎是井然有序的，正是荷马的优雅神话。
安东尼·庇护皇帝、马可·奥勒留皇帝在位期间，虽然显现出无神论倾向，但还是对祭司的权利和民众的信仰表示应有的尊重。
就连在著作和对话中不断强调理性、对大众的各种迷信露出既怜悯又傲慢的微笑的哲学家们，在行动上也还是表示尊重法律和习俗的风潮。事实上，他们也欣喜雀跃地遵行祖先的仪式，也经常到众神的神庙去参拜，有时候甚至掩饰法衣下的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他们在那样的迷信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像这样的有理性的人，几乎不会想去议论各种信仰和仪式。对他们来说，无知大众执着的形式，根本和他们无关，所以不管是对利比亚、奥林匹斯、卡比托利欧的哪座朱庇特神庙，他们虽然内心轻蔑，但外表上还是会装出恭敬参拜的模样。
最热闹的首都罗马，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臣民和异乡人。那些人把各式各样的迷信带到这里来。帝国内的都市也没有哪个地方禁止进行自古以来的礼拜。
纵然如此，帝国也不允许信徒们放纵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元老院曾经不止一次使用公权进行干涉，想要阻止外国宗教仪式的泛滥。特别是显得下流猥亵的埃及民俗信仰经常遭到禁止。因此，塞拉比斯和伊西斯的神庙遭到破坏，信徒也在罗马和意大利惨遭驱逐。
不过，不管哪个时代，热血勇敢的狂热信仰永远都会战胜冷血脆弱的政治。当时也是一样。遭受放逐的人不久便回来了，异教徒不断增加，重建的神庙比以前还要豪华。就这样，塞拉比斯和伊西斯终于也在罗马众神中间有了一席之地。
宗教政策虽然如此宽容，但并没有违反帝国政治的基本政策。
功利型的罗马人
想要维持祖先的纯种血统，不和异乡人相掺杂的狭窄政策，终止了雅典和斯巴达的繁荣兴盛，并使其迅速没落。在这一点上，具有大志的罗马就完全不同。在野心面前，他们抛弃了虚荣。不管是奴隶还是异乡人，不管是敌人还是蛮族，只要他们认为其有长处和优点，那么利用那长处和优点，不只是聪明的，甚至是光荣的做法。
正如上述，罗马繁荣的原因完全在于宽容的政策，但是新公民的贡献也不可以忽略。事实上，如果将享有罗马人特权的群体仅限定在罗马城内的旧家族，那么那不朽的帝国光辉，应该不会大放光彩到这种程度。
维吉尔出生在曼托瓦，贺拉斯甚至无法决定自己是普利亚人还是卢卡利亚人。另外，最有资格记录罗马一系列伟大胜利的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也是帕多瓦人。甚至爱国者加图一族，也是图斯库鲁姆出身。
就连马略、西塞罗也是，他们来自名叫阿尔皮诺的小城市。而这两人中，马略是继罗慕路斯和卡米卢斯之后罗马的第三位建设者；至于西塞罗，他不只击碎喀提林的阴谋，挽救了这个国家，还以雄辩术让罗马得以与雅典比肩而立。
一方面奖励殖民，另一方面也对忠诚有功的行省人民赋予自由，经由这双重政策，帝国逐渐在各行省培育出罗马公民。的确，正如塞内卡说的：“不管在何处，只要在罗马征服的土地上定居的，都是罗马人。”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被征服后约四十年的亚细亚，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屠杀。在当时的本都王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的命令下，一天之内就有八万罗马人死于非命。
为了追逐财富和享乐蜂拥而至的意大利人，起初大多是从事商业、农业、税收等职业，后来随着罗马皇帝派遣常备军至此，在这里定居的士兵也日渐增加。就连退役军人，大半也和土地与兵役的年金报酬无关，只是因为这些土地是他们光荣地度过青春的地方，所以连同家人一起定居在这里。
不管位于帝国何处，只要是丰饶肥沃的地区或交通方便的地点——特别是西部地区——一般就会成为军事或非军事殖民城市的候补。
这些殖民城市的风俗习惯和内政，都忠实地模仿祖国罗马。经由友好和同盟政策，罗马移民不仅立刻就化解当地人的抵制，还使他们心中产生对罗马的尊敬，以及想要获得名誉和恩典的愿望，而且那愿望大多很容易就可以实现。
不管是地位还是繁荣，拉齐奥地区和殖民城市之间并无差别，因此到了哈德良皇帝时期，人们甚至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从罗马怀里出来的社会，以及回过头来进入罗马怀里的社会，到底哪个是人们冀求的。
拉丁公民权被赋予了以前已享受过许多特权的城市公民。至于罗马公民的资格，只有任期结束的行政官才能享有。但因为这个职务任期只有一年，所以数年后所有高贵世家全担任过这项工作。
行省人民当中，担任军务和市政职务的人也被赋予了某种特权，不过由于皇帝太过慷慨，所以那种特权的价值也就逐渐减少。即使如此，就连在皇恩浩荡的安东尼·庇护皇帝、马可·奥勒留皇帝时期，那种恩惠也是相当厚重的。
经由这样的权利，大多数国民都能享受到罗马法的保护，特别是与婚姻、遗嘱、财产继承等有关的恩典。尤其是受到眷顾和有功绩的人，其荣华富贵之路更是畅通无阻。
以前在阿莱西亚包围尤利乌斯·恺撒的高卢人的子孙，现在指挥罗马军，统治行省，也在元老院占有一席之地。罗马人对这些人会扰乱国家治安的担心早已是陈年往事，在这个时代，他们已经变成在维护帝国的威严和安全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了。
拉丁语的普及和希腊文化的遗产
深谙语言会影响习俗的罗马人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拉丁语在征服地的普及。正由于这一点，当时意大利、萨宾、伊特拉斯坎、威尼斯等地的方言早已被遗忘，成为过去时。
但是，东部行省的情况和西部行省并不相同，这一点极为棘手。在罗马的全盛时期，这种差异并没有那样明显，一旦开始衰退，它就逐渐变得显著起来。
西方各国原本是经由征服者罗马之手得以启蒙开化的。这个地方的蛮族一旦臣服，立刻就会从征服者那里吸取知识和教养，结果使得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语言——虽然产生了些许无可避免的乡音——被广泛普及到非洲、西班牙、不列颠尼亚、潘诺尼亚等地。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凯尔特语、迦太基语的语法，才会只有些许留存在高山地带或者农民之间。
西方各行省的居民经由教育和学问被吹进了罗马的气息，另一方面，拉丁裔的行省居民则不仅接受意大利的法制，连风俗习惯也受到熏陶。就这样，长年对罗马帝国拥有的或者对其赋予的自由与名誉的期望得以如愿实现。
相对地，在罗马人看来，不管是文学还是军事，国威都因此得到应有的支持。图拉真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帝，归根结底，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背景。所以，假设大西庇阿当时还活着，他应该也不得不被承认和图拉真同样是罗马人。
可是东方各行省，特别是希腊人，情况就和蛮族大不相同。希腊人早就经历过开化和衰退，处事极为洗练，因此虚荣心特强，对本有的语言和制度非常执着，这个倾向即便在其祖先的活力完全失去后仍保存下来。虽然他们内心震慑于罗马人的睿智和力量，但还是显示出蔑视的态度，认为征服者的习俗是粗野的。
事实上，希腊语和希腊思想，其影响并没有局限在狭小的国土内，经由殖民和征服，它们早已从亚得里亚海一直普及到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
另外，亚细亚也稀疏分布着希腊的殖民城市，那是连绵不绝的马其顿王朝的统治影响造成的。当时他们的奢华宫廷，表现出对希腊典雅风格和东方富丽风格的一种折中。至于上层阶级之间，虽然作为臣民级别有所下降，但同样的样式也还是广泛流传。
以上大致介绍了帝国内拉丁语圈和希腊语圈的不同。
不过，这里还可以再加上叙利亚和埃及，特别是后者的文化圈。之所以将叙利亚和埃及划为一个文化圈，乃是因为这两个地区的蛮族继续使用古代的语言，所以孤立于世界之外，进步明显受到阻碍。因此，征服者轻视叙利亚的柔弱和懒惰，厌恶埃及的阴险和粗暴。虽然隶属于罗马，两地却几乎没有获得自由市政的希望，也没有获得自由城市的权利。托勒密王朝灭亡后过了两百三十多年，埃及才终于有了当地出身的元老院议员。
人们经常说罗马人受到希腊技艺、学问的统治，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的确，因为希腊一成为罗马的行省后，直到今天依然受到欧洲各国人民推崇的希腊不朽文士，不止在意大利本土，就连在西方各行省，都立刻成为被热心研究的对象而受到模仿。
不过，罗马人并不是为了优雅的娱乐而扭曲健全的政治原则的民族，即使承认希腊语的魅力，他们还是坚决维护拉丁语的威严。不只在军政上，就连在民政上，罗马人也总是坚持只使用拉丁语。
就这样，希腊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前者成为学问上使用的语言，后者成为公务上使用的语言，在帝国内分别服务于各自不同的领域。因此，当时只要是精通实务和学艺的人，任何人都能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由于有这样的社会背景，所以不管是哪个行省，要想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中找出既不懂希腊语也不会拉丁语的罗马公民，那一定是很难做到的。
罗马帝国中的奴隶
帝国内的各民族，不管是名称上还是实际上，都在逐渐成为罗马人，这一情形乃是肇因于以上所说的罗马的基本政策。
但并不是一切都无例外。在各行省、各家族中，依然存在着只承受社会的重大压力，却无缘享受那恩惠的人。在古代所谓的自由国家中，受到严苛、脾气阴晴不定的主人掌管的奴隶，就是那一类人。
回顾过去，可以知道整个罗马帝国在达到完全的和平之前，曾经有过长达数世纪的破坏与掠夺的历史。大部分的奴隶就是在这样的战争中被俘虏并以极低的价钱卖出的蛮族。
他们总是在心中暗藏着强烈的复仇之念，只要一有机会，就要立刻斩断脚镣恢复往昔的自由。事实上，他们豁出性命发起的那些暴动，甚至不止一次让这个国家陷入存亡的危机中。因此，他们总是被视为内部的敌人，在帝国自我防卫的名义下受到严苛的对待。
但不久之后，欧洲、亚细亚、非洲的主要国家落入一个统治者手中，那就是罗马。来自外国的奴隶供应量剧减，为了确保奴隶的来源，不得不依赖稍微稳重的而且是婉转的方法。
于是在罗马人的家庭，特别是各地的领地中，开始奖励奴隶通婚。之后又加上教育和拥有不动产，让他们的辛劳减轻不少。
奴隶的幸福基本上还是取决于主人的品德和遭遇，但就连这样的状况不久也开始改变。奴隶的身价逐渐提高，因此主人也愈来愈关怀奴隶。
这样的倾向也受到历代皇帝的政策奖励。这从哈德良皇帝、安东尼·庇护皇帝和马可·奥勒留皇帝的敕令中——连最卑贱的阶层也受到保护——可以看出端倪。
比如以前经常受到滥用的主人对奴隶生杀予夺之权，便从个人手中收回，交给行政官执行。地牢监禁被废止，控诉遭受虐待的奴隶如果所言属实，则既可以选择获得解放，也可以到更人道的主人那里服务。
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再也没有比希望更能安慰人的了，这一点对奴隶也不例外。工作能力受重视或为主人喜爱的奴隶，只要认真工作几年，就可以获得自由这个最好的报酬。
但是，主人的善意有不少是出自像虚荣或贪婪这样卑鄙的动机，因此不久就产生了用法律去保护对奴隶的那种优厚待遇的必要性。
原本奴隶被视为没有祖国的人，所以当时的惯例是，奴隶一旦被解放，就会立刻成为其主人所属的政治团体的成员之一。
但这样一来，就有各式各样的贱民也有可能享受罗马公民特权之虞，于是政府设下言之成理的例外规定作为预防措施，也就是那样的名誉只限于有资格的奴隶享有，要获得法律上的自由必须要有行政官的认可。而且被这样挑选出来的、被视为自由民的奴隶，只具有公民的私权；公权方面，不分文官武职，全被严格排除在外。
即使是孩童，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不管有多少财产或功绩，元老院的大门永远对他们紧闭。要完全消除卑贱出身的影响，得花上三代到四代的时间。
换句话说，以前受到歧视的人虽然已能对自由和荣誉怀着希望，但阶级的高低，长期以来依然壁垒分明地存在着。
有天分的年轻奴隶，主人会教他技艺和学问，再依据他的技术和才能判定其价值。在富裕的元老院议员宅邸中，不管是用脑筋的职务还是需要技术的职务，从事一切职业的奴隶齐聚一堂。在奢华和情色方面使用的奴隶种类之多，早已经大大超越了现代所说的奢华观念。
对商人和制造业者来说，收购奴隶从事劳动比雇用工人还节省经费。而乡下的居民则把奴隶当成既便宜又耐用的工具使用。现在我们就举几个实例来证明这个状况。
第一个是一个悲惨至极的事件：主人被杀害时由于奴隶未能救出主人，所以全体四百名奴隶都遭受处刑。另外，一个非洲寡妇把同样约拥有四百名奴隶的私人庄园让给儿子后，她自己仍然拥有比那还要广大的土地。
另一个是奥古斯都皇帝在位时，一名被解放的奴隶虽然在内战中蒙受重大损失，但还是留下七千两百头公牛、二十五万只小家畜，以及和家畜没有两样的四千一百一十六名奴隶。
不分罗马公民、行省居民、奴隶，罗马人口总数有多少，在今天已经无法用符合这个问题重要性的精确度算出。不过根据一项说法，克劳狄乌斯皇帝进行人口普查时，“罗马公民”是六百九十四万五千人，再加上妇女小孩，总数应该超过两千万人。只不过贱民常有变动，无法确定。
但如果将很有可能左右全体数字的重要事项也考虑进去的话，克劳狄乌斯皇帝时期的行省居民总数约为罗马公民的两倍；至于奴隶，一般认为至少和整个罗马世界的自由民总数大致相等。
攸关各皇帝威信的公共事业
国内的和平与统一，要归功于罗马人实行的融合政策。但如果将视线转向亚细亚各王国，就可以从那里看到完全不同的状况，也就是中央虽然实行专制和强权，但其威势并无法抵达边境。有些地方甚至必须借助军队的力量，才能勉强执行征税和法律。这些王国中潜藏着诸多危险：或者危险的蛮族盘踞国家的中心，或者世袭总督夺走地方政府的统治权，或者没有自由的部下伺机叛变。
罗马帝国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在皇帝的统治下，国民的服从是自动自发的，而且是永久性的。一切受到征服的民族都会融入这个伟大的国家，对独立的期待和愿望消失了，他们几乎认为罗马就是自己的祖国。
皇帝的威令立刻就可以抵达帝国治下的任一地区，不管是泰晤士河畔还是尼罗河畔或者台伯河畔，皆能广而告之，而且民政官几乎从来不需要以镇压公敌为目的借助罗马军力。
在这样的太平盛世中，君民的财富和闲暇都献给了兴建和装饰国内的事业。我认为在罗马人兴建的无数建筑物当中，受到历史忽略的屡见不鲜，而耐得住岁月和蛮行摧残的又寥寥无几。
即使如此，意大利全土以外的各行省，可以看到的宏伟遗迹也举目皆是。光从那些遗迹，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些国家以前曾经是稳健老练的大帝国的一部分。
那些建筑物融合了优美的艺术和文雅大方的特点，并且更加强调了这一点。的确，在这些壮丽的建筑物当中，以私费为公共所建的并不在少数。
奥古斯都经常大发豪语说，前人留给他的是红砖街市，而他留给后人的是白石都城。韦斯巴芗以俭约为基础炫耀豪华的气派。图拉真建造了向今人传达他那天才精神的建筑物。哈德良自己就是艺术家，出于艺术就是帝国荣耀的信念，他把全部的行省装扮得豪华绚烂。安东尼·庇护、马可·奥勒留则为了人民的幸福奖励艺术。就像这样，罗马的建筑物当中，包括最主要的在内，大多都是由能够拥有无限人力、财力的历代皇帝建造的。
但帝国内的建筑家并不只限于这些皇帝，不用说也知道，皇帝当然是佼佼者，但那些敢于公开宣示参与高贵事业且拥有财力的大臣，也在各地竞相模仿皇帝的作风。
一点都没有错，当那宏伟的圆形露天剧场献给罗马不久，虽然规模较小，不过形式和材质都相同的建筑物，也在卡普阿和维罗纳两市以公费为市民建造完成。另外横跨在塔古斯河上壮观的阿尔坎塔拉桥，据那碑铭记载，是由卢西塔尼亚各村镇捐款兴建的。
罗马和各行省富裕的元老院议员都认为，装饰祖国和自己的时代是一种荣誉，不，几乎是一种义务。正由于有这样的风潮，所以他们那慷慨的行事风格和热爱风雅的心才会获得应有的满足。
就像这样，帝国之中存在着许多有志之士，而那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就是安东尼·庇护皇帝、马可·奥勒留皇帝时期的雅典人——赫罗狄斯·阿提库斯。姑且不论他的动机为何，就气宇恢宏这一点来说，他是绝对不输罗马皇帝的。
天上掉下来的财富
这个赫罗狄斯的家族，至少在荣华富贵后是客蒙、米太亚德、忒修斯、凯克洛普斯、埃阿科斯、朱庇特等众神和英雄的直系血亲。可是到了后代，家业就迅速凋零，赫罗狄斯·阿提库斯的祖父还遭受过审判。
赫罗狄斯的父亲尤里乌斯·阿提库斯如果没有偶然在旧房子的地板下发现显然是最后遗产的巨额财宝，一定会在贫穷中抱憾以终。他实在幸运之极。
当时按照严格的规定，皇帝有权拥有这种从地下挖掘出来的东西，聪明的尤里乌斯抢在密告者之前向皇帝诚实禀告。而当时的皇帝是公正的涅尔瓦，他不但丝毫不取，还命令他要充分享受这上天的赏赐。不过尤里乌斯并没有放松戒心，坚持说找到的财宝对一个小官员来说未免太多了，他不知道该如何使用，于是皇帝显示出来自温情的愤怒，回答他说：
“既然这样，就浪费掉好了，那是你的东西！”
此后，包括后来因缔结婚姻而倍增的部分在内，那笔财产有一大半都为公众花费掉，可以说他忠实奉行了皇帝最后说的那句话。
不久，尤里乌斯为儿子赫罗狄斯弄到了治理亚细亚自由城市的长官职务。成为长官的赫罗狄斯，有一次向哈德良禀报特洛伊地方的城镇水利不佳，皇帝立刻赐予他三百万德拉克姆（约十万英镑）。
于是年轻的长官就用这笔钱开始建设水道。可是工程期间费用超过预估一倍之多，财务官开始向长官告急。就在这时候，尤里乌斯请求补助全部的差额。不用说也知道，官员们的抱怨立刻冰释化解。
当时雄辩术并没有被用在广场和元老院中，只在学校内使用且并不实用，赫罗狄斯小时候曾以高额报酬从希腊和亚细亚聘来教师学习雄辩术，不久他就成为雄辩术大师。
综观他的一生，除了短期担任过罗马总督之外，大半的时间他都在雅典及其近郊的宅邸中，始终被与俗世无缘的辩论家们环绕，过着思索型的隐居生活。
遗憾的是，显示赫罗狄斯才华的建筑物现在已不存在，不过还留下几座透露出他那奢华生活和讲究嗜好的建筑物。在那些建筑物当中，现代的游客很值得一观的，应该就是据说是他为雅典所建的竞技场遗迹了。
这座全部由白色大理石打造的建筑物，长六百英尺，规模庞大，足以容纳当时雅典的全部市民，据说它是赫罗狄斯主持雅典竞技大会时期耗费四年时间建造的。另外还有纪念其亡妻蕾姬拉而兴建的大剧场，这座建筑物全部使用杉木建造，覆满了奇形怪状的雕刻，简直到了登峰造极之境。虽说帝国广大辽阔，但或许也找不到可以与之匹敌的剧场。
此外，也不能忘记音乐堂。由于这座音乐堂的大部分建材都来自波斯军舰的帆柱，所以被视为对那个蛮族强权的胜利纪念。这座音乐堂以前是为了让培里克雷斯演奏音乐和彩排新悲剧建造的，后来虽然经过卡帕德基亚王的修葺，但当时已经再度化为废墟，而让这座音乐堂的壮丽重现的，正是这个赫罗狄斯。
同时他的阔绰大方，不只是对雅典城墙而已，从献给科林斯的海神神庙和剧场、德尔斐的竞技场、温泉关的公共浴场、意大利卡努西乌姆的水道等也可见一斑。但即使花在这些上面，他的财产还是用不完。
伊庇鲁斯、帖撒利、埃维亚、维奥蒂亚、伯罗奔尼撒的市民，都享受到他的财富的惠泽。在希腊、亚细亚的所有城市中，现在依然保存着的向赫罗狄斯·阿提库斯这位保护者、后援者表示谢意的石碑即是证据。
优秀的罗马建筑技术
共和制时代的雅典和罗马民宅的简约朴素与公共建筑物的壮观富丽，形成非常显著的对比。简单地说，前者是“平等自由”的彰显，后者是“主权在民”的表现。特别是后者，历代皇帝为了显示其威势，纷纷在公共事业上为臣民大展身手。
为公众兴建的、装饰着希腊优雅绘画和雕刻的各种纪念性建筑，为好奇心旺盛的学者建造的、甚至允许阅览珍本的和平神庙，以及离那里只有几步之遥、中央有至今仍残留着往昔之美的大理石圆柱廊，会让人联想起建设者的达契亚战绩的图拉真皇帝广场，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中，老兵沉湎于战场的回忆，一般市民则出于肤浅的爱国心，感受着胜利的荣光。
首都的其他地区、各行省情况也都相同。出于同样的精神，统治者把最底层市民的健康和娱乐，甚至连信仰都考虑进去，建造了圆形竞技场、神庙、剧场、柱廊、凯旋门、浴场、水道等各式各样的设施，街上到处都装饰得富丽堂皇。
在无数的建筑物中，最后所举的水道特别值得注意。不管是从计划的大胆、施工的坚固还是提供的用途来看，水道都可以被列入最高贵的建筑物的行列。罗马人的才华和力量，在水道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连接行省的罗马道路
把这些城市和首都相连，并且也互相连接的，正是以首都的大广场为起点，纵贯意大利，扩展到各行省，并且延伸到帝国边境的公路，也就是“罗马道路”。
现在若是从安东尼皇帝城墙起到罗马，再从那里抵达耶路撒冷，就可以知道一条长达四千零八十罗马里的巨大联络道路，是如何从帝国的西北端一直延伸到东南端的。
罗马人用标石突显这条公路，即便面对自然屏障和私有地也不为所动，笔直地从这个城镇连接到下一个城镇——遇到山就挖掘隧道，遇到河就架设桥梁。特别是在河面辽阔的急流上架设的大桥，只能用“壮观”两字形容。
公路的构造是中央部分高高突起，这样就可以将周边一览无遗。细沙、小石子、水泥等铺设好几层，通常表面覆盖的是大片的石板，靠近首都的一些地方则会使用花岗岩，各自分别依所需而铺设。经过长达十五个世纪仍然没有完全毁坏的事实，证明了罗马道路的坚固。就连最远的行省也互相连接起来，交通的便利让人员得以往来频繁。不过修公路原来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让军队能够轻易移动。罗马人认为，只要他们的武威没有到达敌国的每一个角落，征服就还没有完成。
因此，为了迅速获得情报，立即传达命令，历代皇帝要求在广大的帝国每一个地方都设置驿站。每隔五六英里就有一个经常准备四十匹马的驿站，经由接力换乘，一天可以跑上一百英里。
“我们的海”
帝国海上交通的发达程度也不输陆上交通：周围由无数行省环绕起来的“湖”——地中海，以及从地中海中央突出来的一个大半岛——意大利。原本这个半岛缺乏安全的港口，不过经由人力，连这样的自然缺陷也被一一克服了。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克劳狄一世皇帝在台伯河口建设的奥斯蒂亚港。这里也可以看到罗马人在实用技术方面具有的潜力。
从这个离首都只有十六英里的港口起航的船只，若是顺风，据说七天就可以抵达直布罗陀海峡，九天到十天就可以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虽然有人以理性的雄辩将种种罪恶归咎于帝国的扩张，但帝国权力的增强也确实为人民带来了好处；交往的自由助长了社会生活的恶习，也同样促进了社会生活的改善。
罗马以前的古代世界，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自古以来享受着艺术和奢华的东方；另一个就是轻视农业，或者完全不知农业为何物的好战蛮族居住的西方。
不过，西方不久也受到罗马的统治，在罗马的保护下，温暖地方的产物和文明国家的产业逐渐进入西方，于是有些地方的居民开始为追求丰厚的利润而进行交易活动，结果使得对外贸易激增，固定的产业得到改良。
要列出从亚细亚和埃及输入欧洲的全部动植物品种，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现在这里即使只举出一些主要的，也应该不会有损史书的权威，至少不会是毫无用处的。
外来品种和农业发展
现在欧洲的庭园里可以看到的花草和水果之类，多半原产于外国，有不少只从名称就可以知道那是外来的品种。苹果的原产地是意大利。第一次看到桃子、杏、石榴以及香橼、柳橙的罗马人，把这些水果赋予“苹果”这个统称，再加上各原产地的地名予以区分。
葡萄在荷马时代，除了西西里岛有野生的以外，附近的欧洲大陆应该也有。不过当地人并没有对其进行改良，而且那滋味也不合野蛮人的口味。但是一千年后，在全世界最有名的八十种葡萄酒当中，意大利生产的就占了三分之二以上。
葡萄的“福音”虽然早就传到高卢的纳博讷行省等地，可是塞文山脉以北酷寒逼人，在斯特拉波生活的时代（前63年—24年），人们一般认为高卢是无法栽种葡萄的。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困难也逐渐被克服，不久葡萄在那里栽种成功。所以，现在勃艮第的葡萄园一般认为可以远溯到安东尼·庇护皇帝、马可·奥勒留皇帝时代，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在西方世界，橄榄代表着和平的精神，被认为是和平的象征，但在罗马建国两个世纪以后，不管是罗马还是非洲，都还没有人知道橄榄为何物。但不久橄榄也被移植到这些地方，接着西班牙、高卢内陆也都开始栽种。经由大胆的尝试和长年累月的经验，人们舍弃了古人的谬见——橄榄的生长不但需要特定的温度，而且不种在海岸附近就没有茁壮成长的希望。
亚麻的栽种技术从埃及传到高卢。虽然有人担心栽种亚麻会使土地荒废，但最后亚麻也被推广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农民因栽种亚麻而收入大增。
栽种牧草在意大利和各行省，特别是紫苜蓿的原产地米底地区随处可见。而且牧草栽种充分确保了冬季用的良质饲料的供应，家畜总数因此大大增加，土地也变肥沃了。
除这些方面的发展之外，矿业和渔业也不可忽略。这里也有很多劳动人口，它们维持了富裕阶层的快乐和贫困阶层的生存。
正如科鲁迈拉在其优美的《论农业》中描述的提比略执政时期西班牙发达的畜牧业，那种在共和国初期频繁发生的饥荒，到了帝国时期就很难得见，甚或彻底消失了。因为若是一个行省偶然缺粮，周边的行省很快就会以多余的物资提供援助。
富裕阶层使用的一切物品
农业是制造业的基础，大自然的产物会为制造业提供生产材料。在罗马帝政时代，劳动民众的天才设计，被不断利用在各种形式的物品生产上。正由于有他们的付出，富裕阶层的人们才能大量搜罗集实用、优雅、奢侈等一切方面的精华于一身的衣服、餐桌、住宅、家具等，以及引发虚荣、满足情欲的各种物品。
道德家强烈指责豪华的奢靡之风，这在任何时代都一样。的确，若是人排除一切奢侈品，只以生活必需品就感到满足的话，应该会增进人类的幸福或德行。
可是一旦考虑到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很遗憾，即使奢侈是因恶德和愚蠢产生的，它也是纠正不平等的财产分配的唯一手段。
工匠和艺术家无论如何勤勉和才华横溢，仍然无法分配到土地，不过土地所有人会自愿地给予他们一定的收入。而土地所有人则可以通过改良土地提高收益，然后在市场贩卖生产出来的农作物，追求新的收益。
事实上，这样的社会结构无论何地皆是如此，只不过罗马世界的活力更加充沛。
罗马以武力和威权向行省人民征收来的东西，如果没有因奢侈品的制造和交易予以还原的话，行省人民的财富一定很快就会濒临枯竭。不过实际上，财富是循环不已的，而且这也为政治统治带来新鲜的活力。所以，当奢侈品只限于帝国内部时，整体上是非常有益的。
与世界各地的交易
但是，要把奢侈品限定在帝国内部并不容易。这从为了维持罗马人的奢华生活，甚至从古代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掠夺来斯基泰森林的贵重毛皮，以及波罗的海海岸的琥珀等行为中就可以获得证实。后者的琥珀以让蛮族惊叫“这种无聊的玩意儿竟然可以卖到这样的价钱”的昂贵天价被收购，从陆路一直运送到多瑙河。
巴比伦的地毯等东方制品的需求量也极惊人，这样的交易也很重要。但是罗马人对于把交易作为职业相当冷淡，通常都是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在从事交易活动。
每年夏至左右，由一百二十艘船组成的船队从红海的米奥斯霍米斯港起航，借助季风横渡大洋约要四十天的航程，然后抵达以马拉巴尔之名受水手们喜爱的大市场斯里兰卡（旧名塔普洛巴纳），在那里和来自亚洲遥远国度的商人进行交易。
埃及船队通常在十二月或翌年一月返航。一靠岸，昂贵的货物立即被装载在骆驼背上从红海运往尼罗河，再沿着这条大河抵达下游的亚历山大港，货物马上有如河水奔流般涌向首都罗马。
东方贸易的货品都是奢侈、肤浅的东西。其中之一是丝绸，丝绸的价钱和同样重量的黄金相等。另一个是宝石类，当中若将钻石除外，最昂贵的就是珍珠。还有就是做礼拜和豪华葬礼用的各种香料。
航海伴随的艰辛和危险不难想见，不过其获得的利益也骇人听闻。事实上，那样的利益只落进帝国的大臣手中，因此耗费的虽是国家的公帑，却造就少数人成为豪富。
阿拉伯和印度大致上可以自给自足，而罗马作为交易品的却几乎只有白银。所以元老院感叹不已，为了寻求女性的装饰品，竟然让无法弥补的国家财富流到敌国或国外。事实上，据作家普林尼的严格计算，帝国一年损失的白银超过八十万英镑。这样看来，他们对在无形中逼近的匮乏困窘产生危机意识，也是势在必然。
在繁荣背后衰退的齿轮
人能在最幸福之时看出隐藏在背后不断逼近的厄运，这种可能微乎其微。而经由长久的和平与罗马的单一统治造成的毒害，正缓缓地在敌国的腑脏中扩散开来。人心逐渐定型，天才的火焰熄灭，连尚武精神也变得淡薄了。
到了这个时期，罗马的国力中心转移到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尼亚、伊利里亚等行省，这些地方是帝国主要的兵源地。可是这些强壮、勇敢的欧洲原住民，虽有个人的勇气，但却缺乏由民族自豪、独立精神、危机意识和纪律习惯培养出来的公义勇气，只是一味遵从主君之意接受罗马的法律和总督，防御则几乎全交由佣兵执行。
而勇敢的指导者后代，现在也以成为市民、被统治的人民而感到满足。想要飞黄腾达的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进入宫廷或禁卫军。在这样的状况下，人口逐渐减少的行省，对政治的向心力消失了，人们逐渐在慵懒的私生活中堕落下去。
有和平与悠闲的地方，一定会有文学狂热。在哈德良皇帝和安东尼·庇护皇帝、马可·奥勒留皇帝时期，由于他们也是好奇心极强的饱学之士，所以部属之间雅风盛行。而这样的雅风不久就传遍整个帝国，就连最北端的不列颠人也爱好修辞。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河畔，从维吉尔到荷马都被翻译、研究，只要是具有些许文学才华的人，都会有人以高额的报酬去敦聘、礼遇之。
帝政初期的各种皇帝形象
如果现在要在世界史中举出哪个时代最幸福、最繁荣，那么任何人应该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从图密善驾崩到康茂德皇帝即位为止的期间。的确，这期间可以说是广大的罗马帝国在智慧、道德的领导下，以专制威权统治的时期。
这四位因其品性和威德而受人尊敬的皇帝，稳健、牢靠地掌控着军队，并彻底执行着文官体制。那是因为他们给予自由应有的评价，以负责的法律管理者自任的缘故。因此，若是正如他们所愿的，当时的罗马人享有合理的自由的话，那么这四位英明的皇帝，正是最适合接受“共和制的重建者”这个荣誉的皇帝。
这些皇帝的努力，经由对成功的厚赏，对德行的自负，以及看着自己为人民带来的福利感受到的无上喜悦，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但是这种人世间最高尚的快乐，也因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疑虑而被蒙上阴影，也就是万事完全取决于一人的不稳定性。这件事情一定经常掠过他们的脑际。的确，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专制威权受到放荡的年轻人，以及嫉妒心很强的暴君滥用的严重事态。
即使可以强而有力地介入褒扬皇帝美德这件事情，要纠正皇帝的恶德，元老院也是无能为力的。当时的状况是，军队成为强大的镇压手段，国民之间颓废风潮蔓延，到处都有阿谀奉承的人向君主的恐惧和贪婪、暴虐和肉欲献上赞词，以及助长谄媚之风的高官。
如果仔细阅读罗马人的经历，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疑虑不无道理。历代皇帝的品性中，都有着现代人没有的极其鲜明的个性。那些皇帝的举止，足以让我们看出人的美德与恶德、清高与颓废的鲜明对比。
在图拉真皇帝到安东尼·庇护皇帝，再到马可·奥勒留皇帝为止的所谓黄金时代中，暗藏着引领堕落的前锋。他们是毫无慈悲的提贝里乌斯、疯狂的卡利古拉、懒惰懦弱的克劳狄一世、放荡残暴的尼禄、可疑的维特里乌斯、小心翼翼而冷酷的图密善等在历史上留下污名的昏君。
罗马在八十年之间——若是将例外的、难以评价的韦斯巴芗皇帝的短暂统治剔除的话——始终受到一连串的暴政折磨。的确，在这个不幸的时代，共和政治时代的名门全都断绝，而显示出美德和才华的人也多半丧生。
罗马司法权的所及范围
今天的欧洲虽然在不断分成许多独立国家，但还是以相似的宗教、语言、习俗结合在一起，这对人类的自由来说是很幸运的。在近代，即使暴君在自己内心中对任何来自臣属的反抗都厌恶至极，不过鉴于其他暴君的下场以及害怕受到指责，或是由于朋友的劝告以及对敌人的戒备，也一定会显示出某种程度的自制。
相反地，若是从臣属的角度来看，即便自己忤逆君主，也能很容易从自己那小小的属地中逃走，前往更好的地方，获得与自身才华相匹配的财富、发泄不满的自由，甚至可以对旧主施加报复。
但是，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说，国家就是世界。这个大帝国一旦落入一个人的手中，对那个人的敌人来说便已成绝望之势，整个世界几乎和牢狱没有两样。
对受制于暴政的人来说，如果不是在罗马城或元老院中拖着金锁链走动，就是在爱琴海的小岛、塞里福斯的岩山或者冰冻的多瑙河畔的流刑生活中耗损生命。但不管是哪一种，反正等待着他们的都只是绝望的人生而已。
抵抗就没命，但也无法逃亡。环绕帝国四面八方的是海洋和大地，在逃离之前被发现并遭受逮捕送到愤怒的主人面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能够越过边境，从那里映入小心翼翼的眼帘里的，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广大辽阔的不毛荒野，以及说着无人能懂的语言和最具敌意的未开化蛮族，否则就是乐于献上逃亡者以求皇帝庇护的附庸国国王。
早在帝政之前，吉克罗就已经很明确地向遭受放逐的马尔克尔斯这样说了：“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在征服者手中！”
解说 帝政初期的皇帝
帝政的起源
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海战中大破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和马克·安东尼联军的屋大维，为罗马世界带来最后的和平。对此，元老院送给他“奥古斯都”的称号，同时赋予他各种大权。就这样，这个“奥古斯都”成为在罗马世界无人匹敌的权力者（到了后代，在哈德良皇帝时代，就已经将“奥古斯都”这个名字作为意指“正帝”的称号，“恺撒”这个名字作为意指“副帝”的称号）。
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养父恺撒想要称王而遭受共和主义者暗杀的事件。同时，或许由于他性格胆小或者行事谨慎的关系，他并没有改变天生冷静正视现实的态度。他总是谨慎行动，任何时候都不忘向罗马人珍惜的“共和制”理念表示敬意。
罗马史把从奥古斯都在位起视为进入帝政期，不过那个帝政在形式上依然维持着“共和制”。因此在史学上，学者们将此称为“元首制”，以此和后来戴克里先皇帝（284年即位）以后的“专制君主制”区别。
罗马世界自从奥古斯都统治以后，举世和平，那是被称为“罗马治世”的时代。像这样的繁荣正如第二章前面叙述的内容一样。
奥古斯都到了晚年时，说出了“前人留给我的是红砖街市，我留给后人的是白石都城”这样的话语。罗马城在他的统治下，变成壮丽的帝都，人口也超越亚历山大港，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
之后的罗马世界，也拜这位帝政创建者留下的各式各样建设遗产所赐，越来越强大起来。
从帝政初期到五贤帝时代
受到元老院和民众尊敬，且直接统领全行省半数以上领地，同时还将埃及作为私领地统治的屋大维，因为具备卓越的政治才能，直到最后都是罗马世界里唯一且伟大的奥古斯都。即便是这样，他仍然有一个极大的苦恼，那就是继承人的问题。虽然奥古斯都一生有过三次婚姻，但可惜的是，他没有生下任何子嗣。他尝试以培育养子作为储君当作策略，然而他的养子和孙子们都相继夭折，这使得他的计划全部遭到破坏。
因此，奥古斯都让随着第三任妻子而来的孩子提贝里乌斯，与第二任妻子生下的女儿结婚，并作为自己养子，进而把帝位禅让给这个女婿。
接下来，就对从这位提贝里乌斯开始，直到“五贤帝”为止的历代皇帝做简单的介绍。读者也通过这些简明的介绍，一起来了解罗马帝国到达极盛的过程。
提贝里乌斯（14年—37年在位）——提贝里乌斯即位时就已经五十五岁了。他以文武双全知名，不论作为行政官或是作为将军都受人景仰。可是，他在百姓那里却不是一个有人气的皇帝。理由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作为领袖，他的言行难以捉摸，性格也有点晦暗。奥古斯都直到最后都将他排除在继承人的行列，恐怕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可是，因为他原本就是通晓希腊语且具有教养的人，所以他的施政才能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由于提贝里乌斯实行的各种新政策，帝国的秩序更为安定，财政也更加丰裕。
不久之后，儿子德鲁苏斯的意外身亡，以及妻子大茱莉亚的外遇，使得他的人生变得晦暗。充满厌世想法的提贝里乌斯，甚至把自己封闭在卡普里岛上，这段时间他把政务都委任给亲卫队长赛扬努斯。实际上，赛扬努斯是冀望着帝位的野心家。当提贝里乌斯知道后，随即将他处死，自己也恢复了皇帝的政务。
然而，从此以后他变得猜疑心很重，就算是对细小的事物也感到怀疑，这使得许多无辜的人被以反逆罪处死。就这样，到了晚年时，他仍以恐怖统治来支配整个罗马世界，使得大家都以装聋作哑的形式生活着。因此，他在37年去世的时候（享年七十七岁），许多臣民都欣喜雀跃，奔走相告，大声叫着“把提贝里乌斯丢进提贝里乌斯河！”
日耳曼尼库斯（37年—41年在位）——提贝里乌斯的后继者是他的远亲日耳曼尼库斯。因为这位皇帝从小就穿着军队的小军靴，所以士兵们喜欢称他为“卡利古拉”（“小军靴”的意思），而他也以这个绰号闻名。
就如前面提到的，有过提贝里乌斯的恐怖统治以后，多数臣民对于日耳曼尼库斯抱持着很大的期待。
然而，不久之后他身染重病，后来随着复原的契机，开始了残暴的统治，因此发生了许多暴虐事件，最终导致他在皇宫里遭到刺杀而身亡。
克劳狄一世（41年—54年在位）——日耳曼尼库斯遭到刺杀以后，被推上帝位的是他的叔父克劳狄一世。对先帝的暴行感到困扰的元老院，对于帝政制度的危机感日益严重，因而特别寄望于禁卫军的力量。
克劳狄一世并没有令人感觉到华丽的印象，然而，他对于行政事务却有着一些长处。他在国政上重用被解放的具有才能的奴隶，在行省的经营方面也很用心，虽然不是很显眼，但对于实际的政绩来说，却是越来越明显。
克劳狄一世一生有过几次婚姻，最后一任妻子是他的侄女小阿格里皮娜，他却因此遭到杀害。后来就由随小阿格里皮娜一起来皇宫的孩子继任皇帝，也就是那个有名的皇帝尼禄。
尼禄（54年—68年在位）——登上皇帝宝座时，尼禄十七岁。罗马帝国似乎充满光明的希望，有这样年轻的皇帝，群众一定会有那样的期待。的确，刚开始的五年，尼禄施行的也是善政，这要归功于哲学家也是他老师的塞内卡参与其中的顾问团。
但不久，尼禄就遽变为疯狂的暴君。惨遭他毒手的牺牲者并不只限于群众。尼禄在情妇的教唆下，连自己的母亲也杀害。他赶走妻子，最后更将妻子处死。之后又有无数亲信在他的毒手下含恨而死。
64年罗马城的一场大火，尼禄诬指是当时的新兴宗教——基督教教徒纵火造成，因此大肆迫害基督徒。虽然时间短暂，而且是在限定的范围内，但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对基督徒的迫害。
这样的狂暴加上缺乏政治上的思虑，决定了尼禄的命运。他连元老院和军队都不放在眼里，不久受到获得元老院支持的军队所逼，在逃亡地自杀。
加尔巴、奥索、维特里乌斯（68年—69年）——尼禄皇帝死后社会依然动荡不安，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加尔巴、奥索、维特里乌斯三人就一个接一个即位，并且都迅速被推翻。最先的加尔巴原为西班牙行省总督，受禁卫军拥戴坐上皇帝宝座，但因为吝啬赏赐士兵，在位仅约一年就被禁卫军杀害。接下来成为皇帝的奥索，以及战胜这个奥索的维特里乌斯，都在位不满半年便被从权力宝座上拉了下来。
塔西陀的《历史》（全部共十二卷）中现存的最前面五卷，大部分都只记载动荡不安的69年这一年发生的事情。
韦斯巴芗（69年—79年在位）——在北意大利的战斗中大破维特里乌斯的韦斯巴芗，受到元老院和军队双方的承认，坐上了皇帝宝座。他即位时已经六十岁，虽然年事已高，不过在到驾崩为止的约十年间，他为恢复社会秩序奉献出全部的心力。他的辛劳并没有白费，不只挽回皇帝的权威，并且在国家财政的重建上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由于他并非贵族血统，而且生性吝啬，所以其形象上有一些不符合皇帝身份的地方，但他结束帝政初期社会混乱的功绩，还是应该获得应有的评价。
提图斯（79年—81年在位）——继韦斯巴芗皇帝之后即位的是其长子提图斯。这是第一个父子相传的例子。他极具才华，性格宽厚，值得敬爱，因此深受群众拥戴。可是他在宝座上只坐了两年，有一天突然病倒，皇帝生涯也就不得不结束了。
图密善（81年—96年在位）——令人惋惜的善帝提图斯辞世后，成为宝座主人的是他的亲弟弟图密善。他的在位期间相当长，共有十五年。从政权能够长期维持看来，显然他是有相当高明的统治手腕的。的确，他的施政在财政管理和行省统治上都获得重大成果。但与哥哥提图斯不同的是，他以暴君之名结束了自己的统治。他在位末期转向恐怖统治，做出无数暴虐行径。最后连他的妻子也感到不安，终于和军队与亲信共谋，杀害了她的皇帝丈夫。
接下来就是世人所说的“罗马五贤帝”时期。
涅尔瓦（96年—98年在位）
图拉真（98年—117年在位）
哈德良（117年—138年在位）
安东尼·庇护（138年—161年在位）
马可·奥勒留（161年—180年在位）
借用吉本的描述，将第一位“贤帝”到最后的马可·奥勒留为止的帝位继承，简单概括如下：
“图密善皇帝遭到暗杀，接着暗杀者将紫袍递给涅尔瓦。可是坐上皇帝宝座的涅尔瓦，深切感受到要收拾在前任皇帝的暴政下蔓延开来的社会混乱，自己年龄未免太大了。”的确，他即位时已经六十六岁。
“群众也都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虽然仰慕这位老皇帝的温和人格，但是作为一个君主，他们更希望那是个坚强刚毅的人物，以便能够惩戒恶行。虽然到处都有亲属，涅尔瓦还是相中一个非亲非故之人作为继任者，那就是在日耳曼尼亚低地指挥强大军团的、当时年仅四十岁的图拉真。涅尔瓦皇帝将这名将军收为养子，立刻任命他担任副帝，成为继承人。”
图拉真皇帝在位时通过征伐，将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展到最大。而这个皇帝不仅是优秀的武将，还是杰出的政治家。事实上，他施行的无数政策，获得全体国人的赞同和感恩。因此，图拉真皇帝获得“最好的元首”这个称号。
吉本说这个称号“绝对不是对这个皇帝的谄媚赞词”，并且这样描述：“在他死后超过两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元老院在按惯例对新皇帝献上的颂词中会有这样的话语：希望其幸运能够超越奥古斯都皇帝，其威德能够凌驾图拉真皇帝。”
罗马帝国正是在这个时候到达巅峰。
接着是比起出征更重视充实内政的哈德良皇帝。
“正如上述，哈德良皇帝在位期间，整个帝国一片和平繁荣。他在就任皇帝期间，除了奖励艺术、重新修订法律、整顿军纪之外，还走遍每一个行省。”
“好奇心和虚荣心极强的哈德良皇帝，情绪经常波动，每次一波动，他关心的事情就会改变。他有时候会成为英明的君王，有时候会成为滑稽的诡辩家，有时候又会变成因嫉妒而发狂的暴君。不过整体而言，他的言行都是公正与温和的，是个值得嘉许的皇帝。”
哈德良把一个名叫卢修斯·埃里乌斯的贵族收为养子，准备让他成为继承人，但死神夺走了这个年轻人的性命。哈德良皇帝万分沮丧，但等他一振作起来，立刻又开始寻找别的继承人，并且马上就发掘出两个人物。
“一个是在履行义务上无可挑剔的即将届满五十岁的元老院议长，另一个是不到十七岁的青年，在一切的优秀资质方面都充满灿烂的希望。哈德良皇帝把前者收为自己的养子，并对之提出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这个养子要立即将青年收为他的养子。
“这样诞生的两个皇帝，就是安东尼·庇护皇帝和马可·奥勒留皇帝，罗马帝国在他们手下，受到四十二年智慧而道德的统治。
“安东尼·庇护皇帝有两个儿子，不过他认为国民的福利比自己家人的利益更重要。他把女儿小福斯蒂娜嫁给奥勒留，让奥勒留从元老院那里获得护民官和行省总督的地位，排除周围的嫉妒，让这个青年插手一切政务。而奥勒留也尊敬安东尼·庇护皇帝，像父亲般敬爱他，并且在他亡故后，依照惯例统治国家。以国民福利为统治的唯一目的的时代，历史上大概只有上述这两位皇帝在位时期而已。”
安东尼·庇护是个富裕的贵族，人格清高、信仰虔诚。“庇护”这个名字也是来自封赠给他的“虔诚”称号。这位皇帝在位期间，完全没有发生过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
比如他对接壤边境的帕提亚帝国，也只是牵制而已，事实上那样做也就够了。与前一章有关联让人留下印象的，只有重新占领图密善皇帝时放弃的喀里多尼亚（现在的苏格兰）南部时，命令构筑城墙而已。这就是先前说过的“安东尼长城”。
内政在安东尼·庇护皇帝时期愈发充实，至于和元老院相处融洽就不用说了，官僚制度也井然有序。财政方面因节省不必要的浪费而改善许多。他驾崩时，为国库留下了自奥古斯都皇帝以来最多的资产。
正如第一章中也说过的那样，二十多年在位期间没有离开过意大利的安东尼·庇护皇帝统治时期，可以说是“罗马治世”统治最美好的时代。
继承这位虔诚皇帝宝座的是马可·奥勒留·安东尼皇帝（通常称马可·奥勒留皇帝），到了这位哲人皇帝时代，边境乌云密布。整体上，人们从帝国的光辉中已经略略感受到了阴影。
奥勒留皇帝和养父的儿子，即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路奇乌斯·维鲁斯一起登基，开始了共治皇帝制。即位不到一年，帕提亚人就公然入侵，对此维鲁斯皇帝亲自远征东方，并在165年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然而参加这场战役的士兵，带回来原因不明的瘟疫，瘟疫在整个帝国内肆虐，168年罗马城和其他城市死亡人数难以统计。
或许是看出了罗马帝国开始走下坡，日耳曼人渡过多瑙河侵入帝国内部，还一直掠夺到了意大利。这是大约两百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正如第一章中描述的，奥勒留皇帝毅然决定抗敌，并且大获全胜。但是在两个皇帝从日耳曼尼亚返国途中，维鲁斯皇帝却病故了。
此后蛮族入侵愈来愈频繁，罗马帝国不堪其扰，人们也开始产生深刻的危机意识。在这样的状况中，奥勒留皇帝将剩下的时间全用来远征那些蛮族。
著名的《沉思录》就是在战场上写成的。在北方边境的寒冷夜晚，马可·奥勒留一个人在帐篷里沉思。记录那些思绪的笔记，据说是在他死后从衣服或备用物品中找到的。这本书超越时空，把皇帝那真挚、清高的人格，以及带着斯多葛哲学谛观的深刻思想传达给我们。各位读者只要看了这本书，也会不由得和当时的哲人产生共鸣，感受到宁静的感动。
晚年的奥勒留皇帝认为要防御帝国，就必须经由远征把问题地区的版图扩大。不过，这样强烈的责任感压垮了皇帝纤细的身体。180年，他在文多博纳（现在的维也纳）指挥和蛮族作战时亡故。五贤帝时代就这样在这里告终。
在这之后，任何人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微没落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