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眠条约》签定后，第一执政得以从容地改革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内政，实行重建政策，缓和调解1799年雾月18日之后的派系争端，同时巩固自身的统治权力并削弱一切可能危害它的事物[1]。尽管改革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国家的许多机构及部分地区的社会框架在革命的可怕冲击下已经变得破败、扭曲和混乱。在这种和平状态下，第一执政得以从多方面重建永久的国家政治体制，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有力地影响国家生活并向自己的目标迈进。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由于第一执政的军事经历和对自身权力的坚守，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统治法兰西。第一执政不仅能力超群，还占尽天时地利，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坐上统治者的位置。如今，革命解放了土地，解除了贸易限制，打破了法兰西的封建枷锁，确保了比《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更真实、更普遍的平等权利，为未来的繁荣发展与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经的破坏有多严重，这些事件就有多伟大，而且注定经久不衰。但当政府的最高统治机构刚从长期的软弱和压迫中走出来，并由强大却沉重的军事专政掌控时，仍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组织处于混乱之中。国家的行政体制、长期混乱不安的教会甚至社会团体，都需要秩序、安宁和改革。同时，曾经的敌意逐渐沉淀下来。随着政治激情的消失，渴望安宁已成为主流意识。在革命中获益的不同阶级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即使无视理想，也要在基于稳固的政府和法律的政权中获益。除了一小部分保皇党和极端无政府主义者，所有党派都接受了现状。整个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带着盲目的信心仰望拿破仑，陶醉在他的荣耀中，对他的伟大付出深怀感激。举国上下无不期待他大展宏图，听从他指挥。
拿破仑首先将注意力放在了整个国家的内部管理上。财政改革恢复了国家信誉，保证了税收，而经济虚假繁荣和真正疲软的原因尚未发挥作用。尽管如此，其他领域仍然混乱不堪。第一执政所做的一切遭到了有才识的思想家的谴责，但他独创的许多政策都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并将延续下去。第一执政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改变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司法制度。根据现有的陈旧制度，国民议会需经普选产生，但现在拿破仑要彻底改变这种制度。第一执政决定效仿英国，即法官由政府任命，并且通过增加低级法官的人数让越来越多的法兰西人获得公正的待遇。他还通过建立一系列的上诉法庭，实现权力均匀分布。在旧高等法院的基础上，这些上诉法庭采取了更优化、更现代的程序。这次重要的改革改良了古代君主制，却也因为针对政治犯的特别法庭制度而名誉受损；但事实上，特别法庭制度在法兰西一直存在，而且在法兰西大革命时期曾被严重滥用。
制宪议会曾提出制定一部法典的计划，国民公会也已经开始为此行动。而第一执政的下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国家制定这样一部法典。几个月后，在第一执政的积极推动下，盘根错节的惯例和风俗得以通过文字展现出来，并融合成了一个和谐的法律体系，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法律标准。尽管这部法典在很多方面具有专制成分，但其真正的价值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有所体现。这份崇高的工作通常是由专业律师负责，但拿破仑自称是法典的主要制定者，甚至法典中的有些地方也体现了他的敏锐与智慧。然而，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内政变化也许是第一执政关于附属国地方权力的安排，以及附属国与中央权力之间的关系方面的改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制宪议会赋予了地方政权过多的权力，而国民公会却限制了这些在大革命中表现出极大危害的过度权力。拿破仑则将国民公会这种限制和压缩的原则放大到了极限。省市级议会的权力几乎被全面压制。先前已经被削弱了的革命政府的影响力如今几乎消失殆尽。国民自卫队变成了军队的附庸。总督与副总督对地方事务进行官僚统治，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在很多方面与波旁王朝的皇家督察官非常相似。
拿破仑不仅能力超群，还占尽天时地利，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坐上统治者的位置
第一执政接下来的伟大措施是在新条件下重建自黑暗时期以来就存在的国家与教会之间的联盟。在他掌权时期，国家对神职人员的迫害已经结束。但由于这几年事故频发，教会各部门变得混乱不堪，不仅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不够和谐，而且职能不够明确和规范。对1790年宪法进行了宣誓的与拒绝宣誓的神职人员之间因长期不和而分裂。这种不和在全国各地的神职人员中普遍存在。绝大多数主教是移民贵族，而他们的辖区已然空虚。所有教区都缺乏主教的统领，而主教统领是罗马天主教纪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由于教会的财产被清理，加之主教的职责也因制宪议会的法律而改变，所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一直处于教权停止的状态。罗马教廷的公开不满加剧了教会的混乱，成为国家教会虚弱的真正根源，唤起了数百万法兰西人的良知。在这种情况下，在与当前支持他的天主教最高法院进行了长期谈判后，第一执政取得了所谓的《罗马协定》。《罗马协定》一定程度上调解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教会和公民权力，解决了教会的许多问题，并将教会与新秩序直接联系起来，令教会接受政府控制。通过这个著名的和解协议，所有教派的自由得到了绝对的保证，主教辖区数量大幅减少，辖区教众与所有的神职人员的薪资由国家发放，国家统治者对教会事务拥有绝对权威。但同时，等级森严的天主教被宣布为国教，其组织得到了法律的支持。如果教会最终失去了原先的地位，并与革命国家联系在一起，那它就会得到支持与帮助，从而令它的内部状况相对安全。而且不管曾经经历了什么，教会内部冲突也会因教士们得到了平等对待而大大减轻。拿破仑亲自出席了庆祝法兰西教会重建和重归地方的宗教仪式。于是，这个时代出现了精彩的一幕。几年前，“理性女神”在巴黎圣母院的走廊上与革命崇拜者们极尽放纵；现在，在这位革命士兵的命令下，基督教信仰最神秘的庆祝仪式在这里重现。
当《罗马协定》使教会和所有的精神事务顺从世俗管理时，有关它最终是否能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推行宗教信仰的疑虑出现了。但《罗马协定》倾向于恢复秩序，消除不和，促进和平。如果《罗马协定》扩大了新统治者的影响力，那么这位统治者肯定还有别的动机。继《罗马协定》之后，公共教育体系的改革也开始了，教育改革同样实行国家垄断政策，从而把政府的权力扩大到全国。其实，第一执政的目标绝不仅限于此。我们只是大体描述了这些措施。有些改革，特别是地方政府回归中央集权的改革，尽管已经显现出了一些恶果，但它们确实从整体上极大地改善了事务管理模式，维护了社会稳定，为国家的福祉做出了贡献。尽管专制主义色彩越来越浓烈，但这些改革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满足了法兰西人民的需要。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第一执政还采取了其他手段来巩固自身统治。他要巩固权威，就离不开那些曾助他取得权力的手段。他不仅改善了军队的纪律和组织形式，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军队精神，消除了将领之间的猜忌，并将军队民族的、革命的本能转变成了对他本人炽热的忠诚。如同所有士兵出身的、有才华的政治统治者一样，第一执政将刀剑那无所不能的力量隐藏在了国家治理中，并努力争取国民对政府的支持，还把这些支持和他所创造的或依赖他而存在的大量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为了这个目的，第一执政虽然在法律上规定法兰西人生而平等，但也逐渐建立了一个官僚阶级，并将这一官僚阶级扩大为一个新型的贵族阶层。他尽其所能地把这个新型贵族阶层和在大革命中残留下来的贵族融合在一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再次启用了社会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等级区分制度，也就是荣誉军团勋章制度，并冒险重新启用头衔。通过这些手段，那些通过革命而增加了自身影响力的法兰西人形成了新贵族阶层，并越来越强烈地依赖第一执政。但事实再次证明，这个新贵族阶层是个可悲的产物，是不稳定、不可靠的，根本不会受到尊重。不久之后，第一执政又将自己的十年执政任期变成了终生执政。这表明了当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发展态势。由第一执政指派的新元老院的权威立即增强了，并更多地依赖于第一执政的意志。尽管西哀士对民众声音的限制从名义上减轻了，但曾多次表示反对独裁者的护民官仍然被仔细地清理了，实际上都被并入了毫无发言权的立法机构。尽管这次《共和八年宪法》的改革像之前一样，是由绝大多数法兰西人民普选产生的，但这一改革却更完美地体现了恺撒式的专制主义。
巴黎圣母院里的“理性女神”
至此，拿破仑政府基本上成了由一人统治的政府，秩序井然，其权力遍布全国，聚集了国家的所有力量，塑造和控制着民族生活，获得了有力的支持，具有相当强大的影响力。尽管国家新出台的制度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制宪议会试图摧毁的古代制度存在着共同之处，但拿破仑的统治在很多方面仍与波旁君主制大不相同。新制度尽管相对更专制而且有时更具压迫性，但也更民族化、更公正了。而新制度的致命弊端就是一切权力与事务都基于某个人的意志，从而完全违背了自由理念。这样一来，即使这一制度存在明显的优势，也仍会或多或少地削弱国家的意志。总之，无论它如何耀眼夺目，都终究会带来贻害无穷的专制主义。第一执政的独裁政权注定会以可怕的不幸为结局，但的确也有它的好处。它为法兰西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机构，保证了国内的稳定。它不仅保护了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秩序，还在一定程序上与过去的秩序接轨——这也是法兰西人民至今珍视它的原因之一。由于拿破仑在这个时期的内政管理是适度的，所以新制度带来的好处是纯粹的。事实上，第一执政难以容忍雅各宾派的残余势力，并不止一次地以暴力对待那些他所谓的“九月大屠杀之人”，但调解各党派之间关系的工作正稳步进行着。第一执政销毁了移民贵族名单，并允许大量的流放人员回国为国家服务。同时，极具时代特征的公共工程已经正式启动。多年来日渐残破的运河和道路得以重建，新兴城镇在旺代的土地上如春笋般拔地而起，精心布置的军事线路遍布阿尔卑斯山……这些都证明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命运掌握者的统治能力。
官僚阶级荣升为贵族，并接受拿破仑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
拿破仑身上渐渐有了“王冠的影子”。第一执政采用间接手段，小心翼翼地加强他所建立的统治，并加速朝君主政体发展。第一执政拒绝了纪念处决路易十六的仪式，庄严地将蒂雷纳的遗体移至荣军院，并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埋葬仪式。蒂雷纳是路易十四辉煌时代的伟大英雄，就连恐怖统治时期亵渎了波旁王朝的雅各宾狂热分子也对他礼敬有加。拿破仑将居所设在杜伊勒里宫，并抹去了革命激情或共和派狂热分子在这里留下的痕迹。他在那个没落但没被遗忘的王室宝座上建立了真正的王朝，虽有繁文缛节，却也壮丽辉煌。同时，拿破仑在与外国势力的交往中表现得大方慷慨。第一执政尽管在与附属国的交往中保持平等的态度，但每次出现在巴黎时都带着大量的随从，以庄严的姿态取悦民众。第一执政鼓励恢复波旁王朝时期的奢华和品位，还私下蔑视那些革命的野蛮行径和共和主义的荒谬言行。第一执政经常认真深入地讨论近几年使人们的思想摇摆不定的哲学理论，并轻蔑地称之为“他们的意识形态”。第一执政还谈及了国家机构的不稳定性和在一个古老的国家建立稳定政府的必要性。无论是在发表意见时，还是在实践过程中和个人感情上，他都明显地表达了这种观点。法兰西人对这位“社会秩序的新救世主”极尽阿谀奉承之态。即使是之前处于无政府和野蛮状态、如今受警察控制的新闻界，也对这位“终结了可怕的革命时代”的统治者极尽溢美之词。首都的沙龙不久前还在模仿共和党风格，如今已经销声匿迹。关于自由的话语不再出现。女士们换下了希腊时代阿斯帕西娅和弗兰尼斯穿的爱奥尼亚式的服装。在巴黎和法兰西高级阶层的化妆舞会上，我们再次看到了军事的辉煌、衣着华丽的侍从、优美的气质、华贵的服饰以及奢华却透露着轻狂。第一执政已然成为绝大多数法兰西人心中的“行为模式”，其影响力令所有法兰西人心悦诚服。
蒂雷纳
身穿爱奥尼亚式服装的女士
在扩大自己在国内影响力、重组和改造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同时，拿破仑在国外也表现得极为活跃。他在这一时期的外交理念与1789年截然不同。至此，拿破仑在对外关系中追求的是外交技巧和利益相结合的政策。这个政策反映了他早期的努力，表现了他专横的意志和贪婪的野心。但如果我们要寻找这种对权力和统治的欲望将以破产告终的线索的话，那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以及助他坐上这个位置的其他大国的行为。似乎是为了表现对共和党的蔑视，拿破仑任命一个专门选出来的西班牙婴儿为托斯卡纳大公国的君主。就这样，他在可怜的西班牙波旁王室的脖子上戴上了一个难以忍受的枷锁。同时，拿破仑以国王已经放弃王位为借口吞并了皮埃蒙特。拿破仑尽管扼杀了意大利的革命思想，但保留了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并让他们感到这是自己的恩惠。同时，拿破仑还加强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对新征服地区和其他附属共和国的控制权。而且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把所有儿童都塑造成对他绝对服从的人——正如他们的父母一样。拿破仑统治着奇萨尔皮尼共和国。奇萨尔皮尼共和国是意大利境内所有共和国的总称，因《吕内维尔条约》的签订而得到了极大的扩张。第一执政还利用一部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当时的宪法相似的宪法管理着荷兰。尽管瑞士在名义上是自由的，但事实上却像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一个省一样被控制着。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统治阶层之间发生内讧，拿破仑干预了神圣罗马帝国事务，并因此显著提高了自己在欧洲各国的地位。作为《吕内维尔条约》的和平原则之一，“主教世俗化”引起了神圣罗马帝国议会的激烈争论，每个人都渴望获得更多的利益。奥地利和普鲁士更是提出了过分的要求，要求弱小国家的君主可以向强大的法兰西统治者请求援助。第一执政很乐意成为调解人，于是又获得了包括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在内的大片领土。而令普鲁士政治家极为满意的是，第一执政还进一步扩大了普鲁士的边界，以增强普鲁士的实力去对抗奥地利，从而遵循他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所制定的传统法兰西政策。这样一来，法兰西自黎塞留时代以来就在神圣罗马帝国所具备的强大影响力再次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如果拿破仑的政策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而神圣罗马帝国人也学会了审视结果，那么，当因为法兰西侵略而一筹莫展时，他们才可能会意识到是谁召唤来了这位“保护者”。
这样一来，在一片安静详和的气氛中，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统治范围扩大了，而且它的统治者无可争辩地成了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的欧洲仲裁者。这种权力的增长无疑会使唯一一个至今仍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抗衡的国家感到恼怒和警觉。从一开始就认为《亚眠条约》所带来的和平不能长久的英国政治家们开始意识到战争即将到来。一个在国外具有强大的武装和影响力但在国内却虚弱分散的国家的存在对其他国家来说始终是危险的。一个在法兰西和欧洲其他地区都具有巨大权力的天才军事指挥家及其领导的强大专制主义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危险的存在。辉格党和保守党也同样认为，对英国来说，欧洲大陆目前的状况极具威胁性。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两国分歧的原因迅速出现了。英国的政客们公开抱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权力和势力的巨大扩张，而拿破仑则抨击英国对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叛国者的庇护以及英国媒体对法兰西表现出的敌意。英国媒体的自由言论对于拿破仑的专制本能来说极具威胁性。同时，由于拿破仑的勃勃野心违反了《亚眠条约》，马耳他并未按计划割让。这个问题最后以暴力方式得到了解决。不知是真的还是假装的暴怒，第一执政恐吓了我们[2]在巴黎的使臣。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官方报纸的出版，揭露了收复埃及的计划，从而增加了不和谐的因素。另外，拿破仑带着一贯地对民众的蔑视态度向英国发起挑战，引起了持续的愤慨。关于马耳他的谈判毫无结果。尽管这次谈判是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但也只是众多因素之一。总之，英法之间的战争又开始了。1803年5月，西方大国之间再次走向了殊死斗争的境地。鉴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当时的扩张态势，保留马耳他并不违背《亚眠条约》的真正精神。尽管在抵制英国的自由意志这件事上，第一执政犯了错误，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个主要缺陷，但研究是谁挑起了战争是无意义的。上一次英法战争爆发的原因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对英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那我们可以说英国政治家是无辜的。然而，接下来的这场新的战争原本可以避免却发生了。这不禁让人感到惋惜。新的战争将法兰西带到了荣耀的顶峰后，又令它在可怕的不幸中跌落。战争将给英国带来不朽的声誉，但也将给它带来可怕的危险，令其社会发展停滞数年，并令它建立了一个人民不赞同的政治体系。
英国政治家们从一开始就不认为《亚眠条约》会带来长久的和平。漫画中的法兰西军官对英国女王说：“请允许我向您致以深深的敬意，在您的香唇上印上我永恒的眷恋。”英国女王回答道：“你真是个有教养的绅士，你的吻如此美妙，我真是无法拒绝。可我也更加确定，你会再次欺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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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梯也尔先生在《法兰西执政府和帝国的历史》中详细巧妙地描述了拿破仑的国内外政策。这部作品内容丰富，极具研究价值；但无论是对战争的描写还是对和平的描写，都过于夸张。朗弗雷在《拿破仑史》中的评价恰恰相反，他以高超的手法描绘了拿破仑专制的缺点和危害，以及他本人性格的缺点。《评论》特别是拿破仑的《书简》展示了作为统治者、管理者和士兵的拿破仑。比尼翁和费恩的作品也可以作为参考。格伦维尔男爵、阿瑟·韦尔斯利勋爵、西德茅斯子爵和卡斯尔雷子爵的通信，威廉·皮特先生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先生的通信，以及哈登贝格亲王的《回忆录》，显示了英国和德意志的政治家眼中的拿破仑的制度；而艾利森的《历史》尽管被政党观点所迷惑，却充分评价了政府的领事制与帝制。——原注
[2]即英国。作者是英国人，所以“我们”指英国。文中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用法。——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