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大革命的第二个阶段仿佛一潭湖水，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平静的表象随时可能被打破，荡起阵阵波澜。这股暗流威力巨大，仿佛海上风暴卷起的旋涡。从1789年秋到1791年夏近两年的时间里，没有再发生像巴黎起义、攻占巴士底狱、各省起义和1789年10月5日与10月6日事件一样意义重大的事件。一些明察秋毫的人或许已经感觉到一些不安的力量正在集结并发展壮大，但它们终究没能形成规模，更没有引发叛乱。事实上，在当地革命激情或报复情绪的影响下，严重的犯罪事件此起彼伏。据说，保皇党策划了两起阴谋，贵族移民数量不断增加，边境地区出现了反革命事件甚至入侵事件，欧洲其他国家对法兰西局势持观望态度。从比利牛斯山到莱茵河，法兰西的改革形式千变万化。那些使用暴力手段、抱有雄心壮志的改革者成了焦点，令民众既忌妒又害怕。尽管如此，局势至少看起来比之前稳定多了。有些改革带来的好处是永久的，有些则是一时的。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1789年的全国性危难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减轻了，大革命似乎正在走向幸福、和平和进步。国王与保皇党分裂了，制宪议会从此至高无上。法兰西农田上的封建大山被推翻，农业开始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快速发展。中产阶级和国民自卫队有效地镇压了暴力，人民越来越富裕。法兰西人正享受着从未享受过的自由。但外面仍是乱世，不和的声音仍在回响，政客煽动下的社会仍不稳定。在这种急剧变化的危局中，乱象虽然无法避免，但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烟消云散。或者恰恰相反——这段平静的时期正是法兰西靠近深渊前的黎明，在危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将给革命注入新的力量。然而，历史虽然承认了局势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同时也证明了宿命论是错误的教条主义。但公正地说，危局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缺乏经验且形势极为复杂。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法兰西统治者真正具备政治家素质，如果法兰西贵族不那么傲慢而且堪当道德榜样，如果法兰西的君主及其辅佐者们不那么愚蠢，那整个事件的进程就会大不相同。
1789年10月5日和6日的事件后，制宪议会重新着手重建国家机构，这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它的使命。接下来的几个月，制宪议会取得了的显著的成就，改善了旧的社会形态。从此，有益的改革结果[1]开始出现了。旧时的野蛮刑罚和君主管辖权已经被废除。被无益的限令扼杀的内部贸易也已逐步放开。一部融合了法规和习俗的法典得以确立，这部法典虽矛盾重重，却也在法兰西风靡一时。随着封建领地的消失，城镇的垄断行业和专属行会也消失了。最重要的是，制宪议会宣布实行宗教宽容，税收制度得到了改革，不公平的税务豁免权也被取消了。这些措施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措施不仅公正合理，而且大有裨益。因此，很多法兰西人高度赞扬它为“1789年的不朽政策”，就连英国人也深表赞同。然而，制宪议会的工作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对纯粹理论热情无限却完全忽视了事实本身。由于盲目追求创新，制宪议会激化了阶级矛盾，加快了革命进程，使趋于稳定的政府陷入了慌乱。为了减轻法兰西民众对当前政治和社会的不满，制宪议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它发布了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个宣言虽庄严、大胆，却有点儿不切实际。接着，它在随后的立法中努力贯彻宣言中的法则。就像封建社会的强取豪夺一样，一纸法令足以让教会和其他一些机构的巨额财产被充公。尽管宣言做出了增加现有权利的承诺，但这一承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不久之后，无论是否尊贵、是否有历史意义，所有荣誉头衔都受到了压制，名望、权威和特权被废除。这个过程缺乏思虑，毫无公平可言。尽管社会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公平，但制宪议会还是宣称“法兰西人民生而平等”。此外，法兰西的地方法规也发生了巨变。古老的省份连同各种各样的权利和豁免权一起从地图上消失了。相应地，地方议会也被取缔了。从此，法兰西有了新的分区。各分区被称为行政区，每个行政区的组织机构和地方权力分配完全一致。
宗教宽容政策宣布后，僧侣和修女们享受到确确实实的新自由
几个月后，法兰西的旧机构几乎全部被推翻。制宪议会开始着手为改革后的法兰西制定宪法。宪法保留了君主制，赋予了王室更多自由，同时也削弱了它的很多旧特权。从此，王室变成了没有实权的执行机构，虽然获得了立法机关的决议权及法案的否决权，却丢失了立法权。至于王室的大臣，则被完全排除在制宪议会之外，没有任何席位，也没有投票权。立法机关由立法委员会组成，形成一个单独的议院，该议院几乎绝对独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其时常与王室发生冲突，权力也不如预期的那么大，因为它并非真正普选的产物，其权力也与国王的权力拉扯不清。这个体制的最终表现令具有远见的政治观察家们感到震惊。过分集权化是古代君主政体的主要弊病之一，这种邪恶的体制遭到了激进的变革，即提倡新的平等理论和人民地位至高无上，这也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两大主要原则。城镇当局拥有极大的权力，完全控制着自己建立的国民自卫队，并拥有许多其他的政府职能。通过这种模式，巴黎基本上成了一个独立于国家的联邦，拥有着庞大的军事力量。这种模式风靡全国。每个行政区都由小部门组成，每个小部门都拥有自己的国民自卫队，并享有巨大的、本该属于国家政府的权力。另外，每个行政区都设有一个更高级的部门，用以行使总体指挥权。在每个中心城市，这一巨大权力的行使者经由选举产生，而任何人都可以参与选举，不分高低贵贱。埃德蒙·伯克说：“法兰西分裂为数以千计的小型共和国，而巴黎是它们的王，占据领导地位。”这一说法完全正确。在其他国家机构中，几乎所有的司法人员和公务人员的任命权都被从王室手中夺走，然后由一个看似普遍的选举来产生。伟大、崇高的教会也不例外。根据罗马天主教的纪律或宗教教条，教会的大量的资产惨遭剥夺，主教和牧师的选举权也被从教众手中夺走了。国王手中的军权也被很大程度地剥夺了。不公正的特权并没有完全取消，只是被融入了民主模式，换了一种行使的方式而已。
制宪议会事务管理部门的许多行为也是不明智的、暗藏危机的。尽管雅克·内克尔竭力反对——他虽然不是一个政治家，却对国家财政了然于胸——但制宪议会还是决定出售教会的土地，为国家走出困境而筹集资金。制宪议会以即将出售的土地作担保，使用不可兑换的纸币来解决迅速恶化的赤字问题。这种权宜之计是从旧君主制政体中学来的，也是从受此问题困扰的其他政府先例中学来的。如果有足够稳固的保障，这种权宜之计也并非没有益处。于是，制宪议会不顾一切地使用了这种纸币。这种新型纸币被称为“指券[2]”，似乎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它从一开始就被大量发行，尽管一度创造了繁荣的交易假象，却也打乱了生活和商业之间的平衡关系。在税收问题上，制宪议会的作为毫无理性和正义可言。富人曾经享有的豁免权现在间接地延伸到了穷人身上，如此一来，富裕的土地所有者税务负担过重，而城镇的民众却免税。这种做法尽管并不是非常重大的错误，却为将来的不公正埋下了隐患。属于国家的大笔款项也被贷给了已经拥有强大权力的巴黎革命政府，利率远低于市场利率标准。如此一来，国家只为它最偏爱的那一部分群体服务。这种原则是冒险的、不公正的。经制宪议会同意，大量国家资金被用于为首都的穷人提供救济。以昂贵的价格买来面包，再以低廉的价格卖给穷人，为失业人员找到体面的工作。不得不说，这一系列做法既浪费资源，又缺乏远见。因为这么做的后果就是，成千上万的乌合之众加入到巴黎的败类中。从此，很多在恐怖统治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理论被认为是对法兰西的诅咒[3]。
埃德蒙·伯克
不难看出，制宪议会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是基于错误的原则。很快，这一系列工作的弊端和不可避免的后果一一浮现。不过，制宪议会的许多支持者慷慨激昂、思想开明，其倡导的理论极具吸引力，激发了当时人们的热情。《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颁布不仅在法兰西，更在整个欧洲唤起了欢欣和喜悦。在巴士底狱沦陷一周年之际、宪法制定完成之前，巴黎目睹了这一黄金时代的开始。数百万人欢欣鼓舞，热烈欢迎这一时代的到来。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被确定为全国性的重大节日。在众多观众的鼓掌声中，来自法兰西各个政府部门的代表们在首都当权者的带领下，沿着塞纳河畔，游行到巴士底广场。广场装饰华丽，建有一个巨大的露天剧场。在这里，王室、制宪议会和民众参与了集会。在心潮澎湃的人群中，国王宣誓尊重正在建立的社会秩序。高高在上的圣坛教士们也随声附和。国民自卫队中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四周响起了胜利的音乐。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也被这激情感染，散发出迷人的光辉，抱起人民未来的主人——这孩子身处快乐的氛围中，对笼罩在众多受害者头上的乌云毫不知情。接下来的一周里，整个巴黎洋溢着快乐的气氛。巴士底狱的遗址上建起了鲜花拱门，喷泉里喷出美酒，火把照亮了巴黎的夜，来自欧洲各地的代表们为自由与和平时代的到来欢呼雀跃。由此可见，法兰西对欧洲的影响是多么巨大而深远。
制宪议会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毅然决然地动用新型纸币，也就是指券。上图分别是当时的纸币面值：1791年5里弗尔（上）、1792年50里弗尔（下）。里弗尔是法兰西旧时的货币单位，直到1794年才被停用
很快，制宪议会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显现出来了。贵族因荣誉头衔被废除而怒火中烧。教会被没收财产，所有宗教人员为《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的诞生震惊不已。立法权与执法权因彻底分离而产生了矛盾。随着国王权力的减少，国家也变得软弱不堪。王公大臣与制宪议会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一群卑劣之徒取代了雅克·内克尔及其拥护者。军队特权被取消后，军官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漠，由于没能及时得到相应的报酬，全体军官也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同时，虽然人民群众还不清楚自己的实力，也没有得到领导人的引导，不过，随着国民自卫队章程和国家行政服务规定的制定，实质性的权力已经开始转移到人民群众手中了。巴黎的地位也变得更明显了，中央政府极度弱化造成的权力错位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法兰西，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个因阶级差异巨大而分裂的国家，这个王权被突然削弱的国家，这个动荡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家，这个无政府主义横行、充满危险的国家，它的结果不难想象。从1789年10月5日、6日至今，贵族移民变得非常普遍，移民数量每天都在增加。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法兰西边境就被充满仇恨的移民占据了。在许多地区，教士们谴责制宪议会对教会所做的一切是亵渎神圣。教师们联合农民发起了一场反对无神论的运动。军队中也发生了残酷无情的暴动。在处理涉嫌败坏政府声誉的事务时，国王与制宪议会之间的关系即使不至于势如水火，却也如履薄冰。当路易十六乐此不疲地甘当傀儡时，制宪议会在很大程度上由煽动者和巴黎的骄奢暴徒控制着。尽管如此，他们仍感觉到自己的权威正在流失。因此，可以这么说，无政府状态不受上层控制，而是由下层兴起的。任何刺激都会使长期受恶政压迫和束缚的人民骚动不安。虽然到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力量并没有参与暴乱，但一些政治煽动者通过廉价的不良杂志和多如牛毛的极端政治组织进行造势，不断加强自己的影响力。其中一个组织起源于巴黎的古老修道院，一开始很不起眼。这个组织日渐壮大，经常开会讨论制宪议会的行为，向人民发表激烈的言论。巴黎革命政府里最热心的改革者都是这个组织的杰出人物。无论首都的四十八个区发生了什么事，这个组织都会向人民汇报。在法兰西的主要城市里，这个组织吸附了大量同类型的团体。这就是戏剧性的大革命中最恐怖的名字——雅各宾俱乐部的起源。
奇怪的是，制宪议会代表的强大势力没有与这些巨大的变化作斗争。此外，下议院中极少有人真正同情最下层阶级，也没有给予无政府状态更自由的空间。但王室和贵族分裂了，贵族内部也相互分裂，高级教士和下层神职人员互不友好，许多世俗贵族和高级牧师也轻率地加入了移民的行列。那些保守贵族和留在旧议会中的高级教士都是碌碌无为之辈。而坚定地拥护亨利十四的王位、罗昂人和莫特马尔人等旧教派的，主要是龙骑兵团、无知的神父、浮躁的贾可·安安托万·玛利·德·卡扎尔[4]和狡猾的莫里。值得庆幸的是，贵族改革派中有几个人无疑比当初想象的走得更远，但有些人被铺天盖地的虚假哲学带偏，其他人为了争夺民众的支持而互争互斗。尽管宪政改革是一个理性的政策，但贵族们并未因此而团结一致。而下议院只是政治新手，许多人尽管拥有无与伦比的口才和文笔，但也会因被各种新学说包围而分辨不出哪些创新是有害的。他们受到反对旧制度和反对特权制度等言论的深刻影响。制宪议会的作为完美体现了法兰西人的特质，即沉迷于制度、不顾事实、不计后果、狂妄自大、多愁善感及浮躁难安。正因如此，制宪议会虽然并非出自本意，但却为接下来的事件铺平了道路。然而，为消灭贵族阶级付出最大的功劳的，对革命措施持鼓励态度的，仍然是那些不光彩的移民贵族。几个月后，绝大多数法兰西贵族逃离了国家，放弃了他们曾经支持的王室。他们软弱却自大，对这个值得骄傲的国家口出怨言，整日妄想着会有反革命力量重获政权。历史对这些人心怀体谅，因为他们是邪恶秩序的受害者。但处于危机中的法兰西无法体谅他们，因为他们极度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心理极度不健全，这让成千上万的人认为养育了这一阶层的社会体制应该被彻底推翻。
然而，制宪议会中有一个人看清了事态的发展趋势。米拉波伯爵的人生充满了罪恶，他对公共事业野心十足，甚至有点儿鲁莽、犯罪的特点。但他通过雄辩表达出了对强大力量的真知灼见。他没有受到迷惑性理论的欺骗，认为法兰西仍然处于混乱迷茫的时期。他对取消教会和贵族而导致内战的行为表示反对。他曾表示取消王室大臣在议会中的席位是危险的、不明智的行为。他总结出一个伟大的真理，认为法兰西需要一个坚定的执政部门来维持秩序，结束无政府状态。我们无法确定法兰西的君主立宪制是否是他提出的，但早在1790年，他就曾向王室提议过这一制度，并不只一次地拜会过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对于王后，他认为其“品格的力量”令人崇敬。他计划将国王转移到法兰西内地的一个城镇并召集忠诚的军队保护国王，然后召开新的议会来解决旧体制的腐败问题。他承诺对三十六个区负责，并强烈希望对暴民统治的前景毫无信心的中产阶级能支持君主制。然而，优柔寡断、生性多疑的国王不会相信这个骄傲的天才。米拉波伯爵也无法获得威名远播的陆军首领布耶侯爵弗朗索瓦·克劳德·爱莫尔和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的支持。两位侯爵都是国民自卫队的掌权者，米拉波伯爵认为他们的支持是非常有必要的。1791年4月，米拉波伯爵的死亡结束了他的希望和恐惧，随他一起消逝的是即将付诸实施的计划和阻止大革命发生的最佳机会。
龙骑兵团的将领
贾可·安安托万·玛利·德·卡扎尔
米拉波伯爵
布耶侯爵弗朗索瓦·克劳德·爱莫尔
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
与此同时，邻国的态度即使尚不构成威胁，也开始变得摇摆不定。邻国的反革命呼声甚至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欧洲古老的君主政体和贵族制度本能地对所谓的“法兰西原则”感到震惊。普鲁士和奥地利发生了冲突。英国下议院因埃德蒙·伯克对法兰西制宪议会的猛烈抨击而欢呼喝彩。来自法兰西的贵族移民遍布欧洲各国。他们向各国王室提出的援助请求犹如石沉大海，毫无回应。一小股领主部队在莱茵河畔组织起来，宣称自己只是神圣十字军的前卫，大军还在后边。在这紧要关头，见证了米拉波伯爵的死亡后，国王和王后意识到，仅仅通过法兰西内部的支持获救已经无望。于是，他们渴望去国外避难。然而，他们还是卷入了一些足以毁掉自己的阴谋[5]。事实上，国王、王后与贵族移民彼此恐惧和厌恶，只是贵族移民还没想过利用国外力量来恢复君主制度。且不说其他诸多不满，单是被认定亵渎教会这一罪行就触及了路易十六良心的痛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憎恨王室的没落以及国王和自己所遭受的怠慢与蔑视。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忍受法兰西当前的状况。有人提议国王出逃到奥地利军队的一个支队，悄悄地接近法兰西边界，并召集所有忠诚于国王的法兰西人。毫无疑问，若不是一场正在计划中的宪法激变的影响，这个计划一定是可行的。从召集奥地利军队的计划可以看出，婚前曾为奥地利公主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是计划的主谋。而正在洛林执行军务的布耶侯爵也参与了这个秘密计划，并承诺向王室提供协助。1791年6月20日晚，王室躲过了杜伊勒里宫大门的守卫成功出逃了。国王留下了一个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他否认“以他的名义”或“经他同意”所做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他在巴黎被监禁”时被迫而为，并声明自己之前宣誓守护的宪法是无效的。1791年6月21日，马车安全抵达了沙隆，但最终在小镇瓦雷纳被拦截了下来，因为一个名叫德鲁埃的邮政局长认出了国王并且立即报告给了市政当局。市政当局马上因此进行了会谈，这位命运多舛的君主像往常一样，表现出令人无奈的软弱。若不是布耶侯爵派出的一个支队喊出“国家永垂不朽”的口号并拒绝执行长官的命令，王室也许能够逃脱。同时，收到国王的逃亡消息后，制宪议会行使其最高权力，命令特派员带回逃犯。当特派员到达瓦雷纳时，路易十六全然不顾王后的恳求，立刻屈服了。据说，“吃完早餐似乎是他更关注的事情”。王室俘虏回程耗时八天，每个村庄都在观望着这不幸的景象——队伍头戴头巾，沉默地在巴黎大街上的人群中穿行。其中一位特派员佩蒂翁粗鲁地向前走着，另一位特派员巴纳夫[6]被王后迷住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次事件，这里的每个人在未来戏剧性的黑暗时期才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多年后，拿破仑表示，这一计划的流产结束了君主制的命运，或者至少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不信任。人民确实不知道这次事件的真相，但许多人从最坏的角度解读了国王反对宪法的声明，其中最糟糕的就是思想变节。政治煽动者们聚集在法兰西大做文章。他们在很多地方举行了会议，用威胁和激烈的言辞表达愤怒。卑鄙的让-保罗·马拉声名鹊起，而即将成为恐怖代名词的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已然名声大噪，甚至连“共和国”这个词都出现在了制宪议会中。此外，制宪议会在路易十六出逃时就已经宣布自己为法兰西政府。国王和王后彻底沦为囚犯，被囚禁在杜伊勒里宫不得离开。王室俘虏最终的结局多为死亡。尽管如此，社会秩序依然保持得井井有条。巴黎的一些暴民领袖沉寂了一段时间。让-西万尔·巴伊和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镇压了一场暴动，造成了流血冲突。意识恢复的迹象不时出现。被允许去观看歌剧的国王和王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事件，慷慨的人们仍为繁华王室的落幕而感到惋惜。中产阶级本能地感觉到，充满危险和磨练的时刻就要来了。在不断接近的暴风雨中，成千上万的人把目光投向了这个飘摇的王位，这个充满了邪恶记忆的宝座，这个无政府主义反对者心中的焦点。
法兰西王室出逃至瓦雷纳镇时遭遇拦截
王室俘虏返回巴黎
罗伯斯庇尔（左）、丹东（中）、让-保罗·马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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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1791年宪法的深刻评价可以在冯·西贝尔教授的作品《法兰西大革命史》中找到。埃德蒙·伯克的《关于法兰西革命的思考》是对制宪议会工作及其倾向的最好、最深刻的评论。这位伟大的哲学政治家的许多言论都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原注
[2]指券是指法兰西大革命和法兰西革命战争期间使用的一种货币工具。这里指法兰西制宪议会在1789年到1796年法兰西大革命期间为应对即将到来的破产而发行的纸币。1790年4月，指券被重新定义为法定货币，以解决革命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不稳定所引发的流动性危机。拿破仑反对一切形式的法定货币，因而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期间发行的指券和其他文件已经成为收藏者的物品。——译者注
[3]冯·西贝尔教授在他的作品《法兰西大革命史》第二卷第四章中明确地提出了制宪议会的部分立法表现出共产主义的倾向。——原注
[4]贾可·安安托万·玛利·德·卡扎尔（Jacques Antoine Marie de Cazals, 1758—1805），法兰西著名演说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议会中保守主义的杰出拥护者。他被认为是一个“侠义的、无可挑剔的士兵”。米拉波伯爵这样说他：“如果卡扎尔的知识与他说教的魅力同样耀眼，那么任何反对他的人无论多么努力都会无功而返。”但他有一个弱点，就是他似乎对于外界信息缺乏判断力。——译者注
[5]有关大革命期间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与外国势力联系的完整描绘，以及王室在这场危机中的生活和行为，都可以在康奇先生所编的《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和伊丽莎白夫人的通信》中查找到相关信息。这些文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伪造的，但大部分仍然是真实的。这些资料表明当时的领导人对于国王和王后的怀疑至少有一部分是合理的。该书也搜集了大量关于1790年到1793年间欧洲王室的政治策略的资料。另外，编者的论文和笔记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值得关注。——原注
[6]即安托万·皮埃尔·约瑟夫·玛丽·巴纳夫（Antoine Pierre Joseph Marie Barnave, 1761—1793），斐扬派创始人之一。1789年，他作为第三等级代表在凡尔赛宫参加三级会议。他曾在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通信中提倡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