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悠闲的生活像蓝莓枝一样绕在邦德的脖子上，一点点地收紧，他是属于战场的人，长时间不打仗，他的精神就萎靡了。
他从事的特殊工作，已经安静了近一年时间。这种平静让他难以忍受，想到即将面对的一天的生活，感到无比厌倦，这让他愠愠不乐。不止一种宗教教义如是说过——倦怠是头条大罪。那么，厌倦，尤其是一醒来就感到厌倦的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情况，是邦德唯一痛恨的罪过。
邦德伸手按了两遍铃，提醒他所器重的苏格兰管家梅准备好早饭，然后他一把掀开被子，裸着身体站在地板上。
对付厌倦只有一种办法——挣扎出去。邦德俯身缓缓做了二十个俯卧撑，每一个动作都特意放慢，以充分锻炼身上的肌肉。等到胳膊痛得受不了了，他转身躺下，双手平放身体两侧，开始做抬腿运动，直到腹肌难以承受为止。他站起身，弯腰触摸脚趾二十次，又开始一边深呼吸一边做两臂及胸部运动，直到头开始发晕。他喘着粗气走到贴着白瓷砖的大浴室，站在整体浴室里用冷热水交替冲了五分钟。
最后，他刮好胡须，穿上一件深蓝色无袖海岛图案棉衬衫和海军蓝热带裤，光脚蹬上一双黑色皮拖鞋，穿过卧室来到开着大窗户的长方形客厅。运动流汗减轻了他的厌倦感，至少此刻让他感到满足。
梅是位年长的苏格兰女人，一头铁灰色头发，五官精致，表情严肃。她端着餐盘进来，把餐盘和一份《泰晤士报》放在凸出的窗边，那是邦德唯一看的报纸。
邦德向她问好后坐下来吃早餐。
“早安——生。”（梅身上让邦德最欣赏的优点之一是除了英国国王和温斯顿·丘吉尔之外，她从不称呼别人为“先生”——多年来邦德因此取笑过她，她对邦德的称号则是偶尔在名字后面加一个“生”字，以示特别的尊重。）
她站在桌边待命，邦德打开报纸，翻到头条新闻页面。
“那人昨晚又来说电视的事。”
“是什么人？”邦德浏览着新闻标题。
“那个总来这里的人，从6月起他已经来过六次。自从第一次我答复他之后，本以为他就会放弃推销的。”
“这些推销员很能坚持。”邦德放下报纸，伸手去拿咖啡壶。
“昨晚我仔细想了一下怎么对付晚饭时打扰别人的人，我要他出示身份证明——任何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我想这一招能治住他。”邦德为他的大咖啡杯倒满了咖啡。
“根本没用，他晃了晃他的工会会员证，说他有权谋生，那是电器师联合会。他们是共产主义分子，不是吗？”
“是，对。”邦德心不在焉地回答，他顿时警觉起来，他们会不会是在监视他？他抿了一口咖啡，放下杯子，“这个人说了什么话，梅？”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漫不经心，但却抬起头望着她。
“他说他在空闲时间靠帮人卖电视机赚佣金，我们确实不需要电视。他说我们是广场住户中唯一没有电视的一家，我敢说他是看到我们房子外面没有天线。他总是问你是不是在家，好跟你说说这件事，看看他这脸皮多厚！我奇怪他怎么没想到守在你进出的地方等候，他总是问我你回不回来，我当然不会告诉他你的去向，要不是他这么坚持，他还算是个品行端正、轻言细语的人。”
有可能，邦德想。想知道户主是否在家有很多种办法，透过开着的大门望一眼，从仆人的表现和反应就能看出来。如果家里没人的话，“噢，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他不在家”，是一句现成话。要通知安全处吗？邦德烦躁地耸了耸肩，去他的，很可能什么事都没有。他们怎么会对他感兴趣？假如真有什么情况，安全处绝对能做出让他搬家的决定。“我想你这次已经把他吓跑了。”邦德微笑着抬头看着梅，“我想你应该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
“好的，生。”梅半信半疑地回答，不管怎么样，反正她已经按照他的指令，看见“附近有可疑的人”就要汇报。她穿着那身旧式黑制服匆匆走开，即使是在8月盛夏季节，她还是坚持穿着那身衣服。
邦德继续吃他的早餐，通常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他都会本能地开始孜孜不倦地调查。而且，如果在过去，不把这个总是上门的共产党联合会的人的问题解决，他是不会安心的。可是现在，闲散了数月之后，宝剑已经生锈，邦德的警惕性也放松了。
早餐是邦德最爱的一顿饭，只要在伦敦，他的早饭总是一成不变，包括：两大杯从牛津街德巴里咖啡店买来的用美国凯迈咖啡机泡出来的浓咖啡，不加奶和糖；一只放在镀金边深蓝色蛋杯中的煮鸡蛋（煮了三又三分之一分钟）。
鸡蛋非常新鲜，外壳棕色，布满了斑点，是梅的农村朋友家养的法国马兰鸡下的蛋。（邦德不喜欢白色的蛋，而且尽管他在许多细微之处都走在潮流之前，却愿意坚持鸡蛋一定得煮得恰到好处这个原则。）除了煮鸡蛋之外，早餐还包括两片厚厚的全麦吐司，一块深黄色泽西黄油以及用三个小玻璃罐装的英国缇树草莓酱、库珀牛津果酱以及福特纳姆公司出售的挪威石南蜜。托盘上的咖啡壶和银器是安妮女王牌的，瓷器是明顿的，与蛋杯一致的蓝花瓷镀金款。
那天早上，邦德在吃最后一道蜂蜜的时候，忽然明白了让他提不起精神的原因。首先，相爱数月的蒂芙尼·凯斯走了。在最后痛苦的几周里，她躲在一家酒店里不出来，并在7月底去了美国。他对她无比怀念，一直魂不守舍。现在已经是8月，伦敦的天气又闷又热，他也想走了，可是他既不愿意也没有心情一个人离开，或是找个临时替身一同出发。所以他只好守在特务机构几乎空了一半的总部大楼里，一天天按部就班地打发日子，时不时地对秘书发发火，和同事们拌拌嘴。
甚至连M最后也受不了楼下的这只因为关在笼子里而郁郁寡欢的老虎，就在这个星期的第一天，他给邦德捎了封言辞尖锐的信，安排邦德去上尉军需官特鲁普的调查委员会任职。信上说，作为机构的一名高级官员，邦德应该插手重大管理事项了。其实也没有其他人选，总部现在很缺人，00部也没有什么事，邦德要在当天下午2点30分去412室报到。
特鲁普，邦德点燃今天他抽的第一支香烟，他想，特鲁普正是导致他不满的最持久、最直接的原因。
在每一个大型机构内部，总有一个令全体员工痛恨的暴君般的祸害。此人不自觉地在办公室里常有的憎恶和畏惧中扮演着类似避雷针的角色。事实上，他是通过给所有员工提供了一个共同的靶子来减轻那些憎恶与畏惧情绪的破坏力。这个人往往是总经理，或是管理负责人，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负责监管琐碎事务——零用现金、用热和用电、卫生间里的纸巾、肥皂、文具供应、食堂、轮休安排及员工考勤。他是能真正影响到机构福利的人，他的权威延伸到机构内部男男女女的私人空间和个人习惯。做这份工作的人必须具备相应资格，他必须吝啬节俭、善于观察、善于窥探，而且一丝不苟。他还得严于管教、不为舆论所动。他必须是个小独裁者，所有运行良好的机构都有这样一个人。特务机构的这个人，就是上尉军需官退休的特鲁普——管理负责人，用他的话说，负责“让机构保持井然有序、整整齐齐”。
特鲁普上尉的职责不可避免地让他与机构里大部分员工发生冲突，特别不幸的是M偏偏就选了特鲁普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因为这又是一个负责处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案那些影响微妙及其相关教训的调查委员会。在M合上他自己关于那个案子的案卷五年之后，他突发奇想地做出这个安排，他这一招纯粹是为了应付首相1955年责令枢密院对安全部进行调查的一个安抚性举措。
邦德一头扎进了与特鲁普就雇佣知识分子特工的没有结果的争论。
明知道这样做会触怒他，邦德还是故意提出以下建议：假如军机五处和特务机构打算认真考虑原子时代的“知识间谍”问题，他们必须雇佣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来应对。“那些印度军队里的退休军官，”邦德断言，“不可能明白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思路，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更不用说能打入他们内部，认识他们的朋友，了解他们的秘密了。一旦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去了俄罗斯，唯一能与他们再次取得联系的办法，呃，当他们厌倦了俄罗斯之后，唯一能策反他们，让他们成为对付俄罗斯人的双料间谍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最好的朋友送去莫斯科、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待命，等待他们中哪一个偷偷溜出来主动联系。而且他们中的一个，很可能是伯吉斯，会因为寂寞和想要倾诉什么经历而主动联系，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冒险把自己托付给某个穿着风衣，留着骑兵唇须，大脑慢半拍的人。”
“哦，是吗？”特鲁普的声音里透着冷漠和平静，“那么你是在建议我们部门用那些长头发的变态，这个主意挺新鲜。我想我们大家都相信同性恋是目前最大的安全风险，我不能想象美国人会把原子机密拱手交给那些浑身搽满香水的娘娘腔们。”
“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同性恋，他们中有很多人还是秃顶呢。我只是说……”争执就这样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天，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多多少少更站在特鲁普一边。现在，就在今天，他们必须拟定建议方案，而邦德正在考虑是不是不按常理出牌递交一份少数派报告。
他到底把这个问题看得多重要呢？9点钟，邦德走出公寓大门，下楼梯去开汽车车门时思忖着，他是不是只是小心眼和固执呢？他把自己推入现在这样单打独斗的境遇难道只是因为自己手痒了吗？他是不是无聊到这种程度，非得把自己变成部门里的祸害？邦德自己也说不清，他感到烦躁不安、不知所措，尤其是，在这一切表象的背后，还有一种持续的、让他无法判断的躁动。
当他按下自动开启键，宾利车的两个排气管开始空空空地工作，一句奇怪的混账话不知从哪钻入邦德的脑海。
“天欲灭我，必先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