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特轻轻放下电话，坐在那里望着话机。
站在一旁的那个光头卫士开口道：“你最好开始行动。”
“他们有没有告诉你是什么任务？”格兰特的俄语十分流利，只是口音很重。别人会把他当作苏联波罗的海沿岸的人。他的声音音频高，语调没有起伏，像在背诵书中无聊的片段。
“没有，只说让你去莫斯科。飞机在来的路上，一小时以内到达。加油半个小时，然后飞三到四个小时，取决于你们是否在哈尔科夫降落，你将在午夜抵达莫斯科。你去收拾东西，我来叫车。”
格兰特神色紧张地站起身：“嗯，你说得对。可是他们连是不是一次行动都没有提吗？当事人会好奇的，通话很安全，他们应该能给点暗示的，他们一般会的。”
“这次他们没有。”
格兰特步履缓慢地穿过玻璃门来到草地，即使看见坐在游泳池对岸的女孩，他也不动声色。他俯身捡起书，以及他那个金光闪闪的战利品，返身走回别墅，上楼回到自己的卧室。
卧室的摆设很简单，只有一个铁床架——凌乱的床单从一侧拖到地上，一把藤椅，一只没有上漆的衣柜和一个放着铁皮盒的脸盆架。英国、美国的各类杂志散落一地，窗下摆放着花花绿绿的平装书和精装恐怖小说。
格兰特弯腰从床下拖出一只意式纤维板旧行李箱，从衣柜中挑了几件洗得很旧的、廉价的，却还体面的衣服塞进箱子。然后他匆匆冲了个冷水澡，用那无所不在的玫瑰香味的浴液清洗，拖下一条床单擦干身体。
外面有汽车的响声，格兰特匆忙穿上衣服，那一身衣服同他刚才收拾进箱子的一样单调乏味。他戴上手表，把其他物品装进口袋，拎起箱子走下楼去。
前门敞开着，他看见两个侍卫在和一辆老旧的ZIS三厢轿车司机交谈。“一群蠢货。”他心里想（他还是多用英语思考），“估计在交代他看着我上飞机，恐怕不能想象有哪个外国人想要待在他们这该死的国家。”格兰特眼神嘲讽地把箱子在门口放下，在挂在厨房门上衣帽钩上的一堆外套中翻找着。他找到他的“制服”——土褐色的雨衣和苏联官员的黑布帽，穿戴整齐后，他拎起箱子走出门，上车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路过时故意用肩膀把一个侍卫蹭到一边。
那两人退后站着，一言不发，目光坚定地注视着他。司机松开离合器，汽车一挂上挡，立刻加速顺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向前开去。
别墅位于克里米兰东南侧海边，大约在费奥多西亚和雅尔塔之间。在这条位于俄罗斯海滨的多山的海岸线上坐落着许多政府的度假别墅，它就是其中之一。红色格兰特明白能让他藏身此处而不是莫斯科郊外的某个沉闷的别墅已经是莫大的恩宠了。汽车沿着公路开进山里，他想，他们给他的待遇已经是力所能及最好的了，虽然他们这样做别有目的。
去往辛菲罗波尔机场有四十英里车程，汽车开了一个小时，路上没有其他车辆，偶尔遇见来自葡萄园的手推车听见汽车喇叭声也早就吓得躲进路边的壕沟里。这里同苏联其他地方一样，一辆车意味着一个官员，而官员只能带来危险。
沿途都是玫瑰花丛，和葡萄园错落交织，路边的玫瑰花形成了树篱。在机场入口处，红玫瑰和白玫瑰种在一个巨大的圆形花园里，构成了一幅白底红五角星的图案。格兰特对此感到厌恶，期盼着早点到达莫斯科，逃离这芬芳的恶臭。
他们开车经过民用机场的入口，顺着一堵高墙开了大约一英里来到了机场的军用区域。在一面高大的铁丝网入口处，司机向两名怀抱汤姆生冲锋枪的哨兵出示了通行证，把车开到了停机坪。这里停着几架飞机，大型隐形军用运输机、小型双引擎训练机和两架海军直升机。司机停下来向一个工装男人打听格兰特飞机的位置。从观察控制塔的扬声器里传来一个金属质感的鼻音：“右转，向前开，V-B0号。”
司机顺从地按照指令在停机坪上挪动，直到金属声音再次响起：“停！”
司机猛踩刹车，这时从他们的头顶上方传来震耳欲聋的呼啸声。两人本能地一弯腰，只见四架MIG17战斗机从日落方向飞来，掠过他们的头顶。它们的蹲式风力制动器刚好在降落前放下，飞机依次落在巨大的跑道上，前轮轮胎与地面摩擦冒出青烟，伴随着喷气轰鸣，滑翔到远处的边线，调转方向开往控制塔和飞机库。
“前进！”
行驶一百码之后，他们来到代码是V-B0的飞机前。这是一架双引擎的伊留申，机舱门内放出一条铝制小舷梯，汽车停在一旁。机组人员出现在舱门口，他走下舷梯，仔细查验了司机的证件和格兰特的身份证明，随后挥手让司机离开，招呼格兰特跟随他走上舷梯。他没有主动帮忙拿箱子，不过格兰特提着箱子上舷梯就像拿着一本书那样轻盈。机组人员在他身后收回舷梯，关上舱门，走进驾驶舱。
飞机上有二十个座位供他选择。格兰特坐在距离舱门最近的座位上，系上安全带。驾驶舱门后传来驾驶员与控制塔的短暂对话声，两只引擎开始点火发动，飞机就像汽车一样快速转向，驰往南北向跑道的尽头。然后，再无其他前奏，飞机冲上跑道，飞入天空。
格兰特松开安全带，点上一支金嘴三套车香烟，惬意地靠在座位上回忆过去的履历，思考当下的形势。
杜诺万·格兰特是一个德国举重专业选手和一个爱尔兰南部女招待一夜情的结晶，这份情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城郊马戏帐篷的潮湿的草地上，持续了十五分钟。后来，他爸爸给了他妈妈半个克朗，他妈妈就高高兴兴地回到她那位于火车站旁咖啡馆后堂的家里睡下。得知自己怀了孕，她搬去地跨两国边境的名叫奥格赫马罗伊的小村庄和一位姨妈同住。六个月之后，在产下一名十二磅重的男孩后不久，她就死于产褥热。临死前，她给孩子起名“杜诺万”（那位举重运动员曾经夸耀自己有“大力神杜诺万”的范儿），而格兰特是她的本名。
姨妈不情愿地收留了男孩，他健康成长，变得非常强壮，但却沉默寡言。他没有朋友，也不愿和其他孩子讲话，想要什么就用拳头解决。上学之后，他依然是人们畏惧、憎恶的对象，可是他通过在当地集市上跟人比赛拳击和角斗为自己扬了名。他的攻击释放着一种嗜血的愤怒，还有狡诈。他凭借这些打败了比自己大得多，也强壮得多的男孩子。
通过打架他得到了新芬党党员的注意。新芬党把奥格赫马罗伊作为他们与北方来往的一个主要通道，当地走私团伙也把这个村子当作他们的交通要道。他离开学校后就成了两个团伙的打手。他们付给他丰厚的报酬，但却尽量回避与他碰面。
大约从那时起，每当满月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难以抗拒的冲动。在他十六岁那年10月，他刚开始有他自己所说的“那种感觉”时，他出门勒死了一只猫。之后那一整个月他就感觉“好多了”。11月，是一只牧羊犬。而到了圣诞节，他半夜在邻居家的牲口棚里割了一只奶牛的喉咙。这些举动让他“感觉良好”。他清楚地意识到村民们很快就会追究这些神秘的事件，所以他买了一辆自行车，每月抽出一个晚上骑到郊外去。有时候他必须骑很远才能找到猎物，有两个月他不得不用鹅和鸡来满足杀生的欲望，紧接着他伺机杀了一个熟睡的流浪汉。
因为夜间外出的人很少，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提前上路，骑着自行车四处寻找猎物。往往在黄昏时分到一些偏远的小村庄，那个时候正是村民孤身一人从田里收工回家或是姑娘们出门约会的时候。
他偶尔杀害女孩子时从不“骚扰”她们，那种事他听说过，不过完全不能理解。除了杀生本身，再没有别的更能让他感觉“惬意”了。
在他将满十八岁的那一年，骇人听闻的传言四起，传遍了整个弗马纳·蒂龙和阿马。后来有一个女人光天化日之下被勒死后扔进草堆里，传言顿时引发了恐慌。村民们建立了保安巡逻队，警察也带着警犬进驻村子。听闻出现了“月亮杀手”，媒体记者蜂拥而至。格兰特好几次骑在车上被拦下问话，不过他在奥格赫马罗伊有过硬的后台，人们纷纷为他做证，证明他通过骑车锻炼保持拳击手的竞技状态，因为他现在是村里的骄傲，是问鼎北爱轻重量级拳击赛的选手。
直觉再一次及时地拯救了他，他离开了奥格赫马罗伊，来到贝尔法斯特投奔一个没落的拳击比赛筹办人，这个人打算把他培养成职业拳击手。肮脏的健身房里纪律非常严明，那里几乎就像是牢房。每当热血沸腾的时候，格兰特只能用把对手打个半死的方式来疏解。有两次在拳击场上，他都是被人从对手身上硬拖下来，如若不是因为他荣获了冠军，老板早就把他扫地出门了。
格兰特于1945年，在他十八岁生日那天当上了冠军，那以后他们送他去参军，他成了皇家信号部队的一名司机。在英格兰军训的岁月使他冷静下来，或者说至少在他身体“躁动”时举止有所收敛。现在，每当满月时，他不再四处杀生，而是耽于酗酒。他会揣上一瓶威士忌钻进奥德肖特附近的树林里，一边喝酒一边冷静地观察自己感觉上的变化，直到酩酊大醉，昏睡过去。然后，他会在凌晨时分，跌跌撞撞地摸回营地，虽然意犹未尽，但是不再造成危险了。假如路上不巧被哨兵逮了现行，也不过是关一天的禁闭而已，因为他的上司还指望他夺取部队锦标赛的名次呢。
然而格兰特所在的运输部在与苏联的通道争议之时被遣往柏林执行任务，他因此错过了锦标赛。在柏林，空气中始终弥漫着危险的气息，这令格兰特感到兴奋，也促使他更加谨慎机敏。他依然会在满月时喝得烂醉如泥，不过其余时间里他都在静静地观察、计划。所有关于俄罗斯人的传闻都那么合他的心意——他们的野蛮、他们视人命如草芥的态度以及他们的狡猾，于是他决定去投奔他们。可是以什么方式呢？他能送上一份什么大礼呢？他们想要什么呢？
最后让他下定决心的是英国陆军锦标赛，比赛恰逢一个满月的夜晚，格兰特代表皇家部队参赛。在比赛中，他因为抱人和击人下体受到警告，在第三个回合因为持续犯规被罚下场。当他下场时全场嘘声一片，起哄起得最热闹的倒是他所在的步兵团。第二天早上，长官把他叫去，板着脸训斥他，说他给皇家部队抹了黑，下一次征兵时要把他遣送回家。他的司机队友把他送到考文垂，由于没人愿意和他搭班开车，部队不得不把他调到受人艳羡的摩托车送信连。
这个调动对格兰特来说实在是正中下怀。几天之后，在从位于帝国总理广场的军队情报司令部取回当天待寄出的邮件后，他径直骑车冲往俄军驻地。在英军哨卡前，他开着引擎等候着，直到哨卡为一辆出租车放行，他一踩油门箭一般地以四十英里的时速冲过哨卡，在苏联前线邮局的水泥碉堡前戛然刹住。
他们粗暴地把他拽进警卫室。一个面无表情的官员坐在办公桌后问他要干什么。
“我要找苏联情报机构，”格兰特直截了当地说出要求，“要见负责人。”
官员冷冷地瞪着他看，用俄语说了什么。那些把格兰特带进来的哨兵又开始把他往外拖，格兰特毫不费力地挣脱开来，一个哨兵举起了机枪。
格兰特开了口，语气忍耐而且清晰：“我有很多秘密文件，就在外面，在摩托车上的皮袋子里。”他灵机一动，补充一句，“这些文件要是到不了你们情报机构的话，你们就有大麻烦了。”
官员对哨兵说了句什么，哨兵们后退了一步。“我们没有情报机构，”他用生硬的英语说，“你坐下把这张表填好。”
格兰特坐在桌前，开始填表，表格里内容很多，全是针对东部地区访客的问询——姓名、地址、去访事由等。在他填表的时候，官员对着电话机低声说了几句。
格兰特填完表格，从外面又走进两名无军衔的士兵，他们身穿卡其色军装，头戴绿色便帽，制服上别有绿色的军衔。哨兵看也不看地递过表格，把格兰特和他的摩托车一股脑儿地塞进一辆闷罐车车厢，关上车门。车子飞驶了大约一刻钟后停下来，格兰特走下车，发现自己在一座新大楼前的院子里。他被带进大楼，坐上电梯，关进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屋里空空荡荡，只有一条铁凳子。过了一个小时（他想，这一个小时他们可能在检查那些秘密文件），他被带进一间舒适的办公室，一位胸前佩戴着三排彩色资历章、肩上别有上校金质肩章的官员坐在办公桌后。
桌上除了一束玫瑰花之外空无一物。
十年之后，格兰特从两万英尺的高空往下望，看见两万英尺的下方一片灯光通明，他估计那就是哈尔科夫了，对着舷窗玻璃上自己的影子，他苦涩地咧了咧嘴。
玫瑰，从十年前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中除了玫瑰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玫瑰，玫瑰，全是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