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切尔——略谈他所属的那个小组——米·谢·谢普金和他的家庭——到希姆基他们家的别墅去——果戈理在阿克萨科夫家中——朗读《死魂灵》第一章——作者亲临剧场观看《钦差大臣》的演出——尼·菲·巴甫洛夫和卡·卡·巴甫洛娃——凯切尔和巴甫洛夫夫妇
别林斯基小组同米·谢·谢普金 1 及其一家人关系非常亲近，交往十分密切。我早在来莫斯科之前就已认识米海洛·谢苗内奇，一来到莫斯科，又马上结识了他们全家。
在谢普金家里经常聚会的有卡特科夫、别林斯基、巴枯宁兄弟和莎士比亚作品的译者凯切尔 2 。凯切尔在谢普金家里就像是个家庭成员，不过他有个特点，不论到谁家里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会毫不客气，立即参与一切家庭事务……凯切尔在所有同他关系亲密的人和别林斯基小组中都颇有声望，大家认为他为人异常直爽诚实，甘愿为自己的朋友上断头台。
凯切尔的相貌并不特别吸引人，但他的性格朴直到了粗鲁的程度。他对所有人都不拘礼节，有点近乎厚脸皮；不论对朋友还是仇敌他都是有话当面直说，言语尖刻而不受欢迎；一副尖锐刺耳的嗓子能盖住所有人的声音；两只手从不停歇，像风车的车翼一样在空中划来划去；一张大嘴里不住地爆发出温厚却又震耳欲聋的笑声——这一切加在一起，也许会使那些神经质的人感到不快，但不知怎么又令人不由得对他产生好感和信任。凯切尔的朋友们喜欢开他的玩笑，说他一个月只洗一次脸，从来就没有梳子和刷子，因为他从不梳头。不过他并不需要梳子，因为他的头发总是剪得很短，有如一顶帽子扣在头上。
凯切尔是别林斯基及其友人们的朋友，但他其实并未参加他们的小组。
在此之前几年，他结交了当时还是莫斯科大学学生的伊斯康捷尔 3 及他的朋友和大学同学奥加廖夫 4 和萨京 5 。
他们组成了自己的小组，领导人是伊斯康捷尔。伊斯康捷尔具有卓越的才能和勤于钻研、渴求知识、在任何古老传统的障碍面前决不停步的头脑；他是在十八世纪法国文学的土壤上培育出来的，为人机智而又充满热情，因而很快引起了整个莫斯科思想界的注意……这群青年人经常纵酒狂饮，凯切尔又嚷又笑地给大家斟酒，几个朋友一边一瓶又一瓶地喝着香槟（伊斯康捷尔和奥加廖夫从不缺钱用），一边热烈讨论社会、政治和历史的各种问题。他们当时属于我们当中为数不多的那些经常留心政治运动的人之列。
伊斯康捷尔结识了别林斯基，后者的文章已开始引起他的注意，但他们当时还未像后来那样成为朋友。
别林斯基和他的小组成员专门研究抽象的哲学概念和范畴，他们完全沉浸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对当代政治问题和运动毫无兴趣，甚至认为这些事情够不上他们世界观的水平，因而对于在伊斯康捷尔的影响下建立的小组不很赏识，而这个小组对德国哲学也不感兴趣，具有较为实际的倾向。伊斯康捷尔同别林斯基曾经交谈过一次，分手时自然彼此都很尊重对方，但坚信他们不可能有共同的事业。
别林斯基为伊斯康捷尔感到惋惜，伊斯康捷尔则更加为别林斯基感到伤心……然而不久，命运把伊斯康捷尔及其朋友分别抛到俄国各个角落。 6 只有凯切尔一人留在莫斯科……
别林斯基喜欢凯切尔，但他有时觉得凯切尔“使他的神经感到十分难受”。他当面称他为“令人无法忍受的饶舌家”。“他们都是些极好的人，”他在谈到伊斯康捷尔小组时说，“但他们的种种习惯，以及他们聚会时像淌水一样喝的酒，这一切都不符合我的性格。这些人中间只有伊斯康捷尔是个极为优秀、杰出和机智的人。”
我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认识凯切尔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现在我仿佛觉得，我同他一生下来就认识。我只晓得我们刚认识五分钟，彼此就以“你”相称，而凯切尔在同我结识的头一天，对我就像对同他已经相好几年的人一样不拘礼节……他的模样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手持一瓶香槟酒，粗野地大笑着给我斟上一杯，然后叫道：“喂，你喝呀，老弟，喝吧！”
六月，谢普金带着全家人迁到希姆基 （出莫斯科的第一站）附近的别墅里，我同别林斯基和凯切尔便上那儿去拜访他。凯切尔来到我的住处时披一件红色毛料衬里的黑色无领斗篷，样子就像《罗勃》 7 里面的恶魔，手上拎一只篮子，篮子里塞着麦秸。
“这篮子装的什么呀？”我问他道。
凯切尔纵声大笑起来。
“哎，你呀，尽出些洋相！”他叫了起来，“谁会问这种问题呢？自然是路上的备用品啰。老弟，我们这儿出门没有不带这东西的。这儿有我的两瓶，还有两瓶是你的——你该明白了吧？”
路上凯切尔一直嚷个不停，他极力证明莫斯科在一切方面优于彼得堡，还顺便把彼得堡那些期刊出版人恶狠狠地骂了一顿……
那一天天气窒闷，酷暑蒸人。我们一个个满身大汗，路上尘土飞扬，我和别林斯基憋得喘不过气来，连手脚都无法动弹一下，可是凯切尔对这一切都满不在乎，他一直嚷着、笑着，不停地挥动手臂……谢普金的住宅从大路上无法看见，当我们驱车驶近住宅时，凯切尔狠狠捶了一下我的肩膀，捶得极痛。
“这就是希姆基了！你瞧，你瞧！你们彼得堡有这样的景色吗？你们那儿的别墅都建在泥潭和沼泽里，像小孩用纸牌搭的房子一样，糟透了，可是这儿，你瞧吧——多气派！”
我们面前的小丘上有一座相当大的木结构旧式地主宅邸，宅邸前面是一个池塘，后面是一座林木茂密的花园，花园里耸现出教堂的绿色屋顶。池塘里花草繁茂，水面上覆盖着一片片圆形的叶子。花园的小径上长满了草，由于主人任其自由生长，花园已经开始荒芜……这块地方确实景色优美，花园后面是种满庄稼、一望无垠的平坦的田野……
当我们从大路上转弯，向下驶入一片四周长满茂密树木的狭谷时，迎面蓦地飘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和乡村的气息。登上小丘，我们看见了谢普金那矮小滚圆的身形，他身穿夏服，头戴一顶宽边草帽。这时凯切尔在四轮马车上站起身来，两手挥舞，一边大笑，一边发出一种尖锐刺耳的喊声……
整个场面连同那些微小的细节，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尽管从那时以来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
米海洛·谢苗诺维奇伸开双臂，拥抱着迎接我们，我们也怀着一种喜悦之情吻着他那柔软丰满、稍一动就发颤的脸颊……
其时谢普金年已五十开外，尽管身体肥胖，但仍然精神矍铄，生气勃勃。
他家里人口多，一大家人勉强挤在这幢乡间地主宅邸里。他有四个儿子，老大德米特里已在供职，另外两个儿子（尼古拉和彼得）在大学念书；此外他家里还住着两个姓巴尔索夫的青年，这是两个孤儿，是他一个戏友的孩子；还有两个上了年纪的老处女，那是谢普金的姐妹，长得跟他一样，又矮又胖，举止也跟男人一样，整天烟袋不离口，拼命抽劣质烟草……谢普金的大女儿体弱多病，几乎不出房门；二女儿具有她母亲（一个非常温和、讨人喜欢的女人）那种南方人的特征，已经开始在莫斯科和一些外省舞台上崭露头角……此前不久她随父亲去过喀山，在那儿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有很多人倾慕她，其中就有别林斯基小组的一个成员，那是别林斯基最年轻的朋友之一 8 。在此之前不久，别林斯基本人对她似乎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谢普金的小女儿则还是个孩子。
房间里乱七八糟，就像这一家人头一天晚上才迁来似的。住宅中间是个大房间，有一道门穿过凉台通向花园，房间里放着一张长桌。就在这个房间的地板上铺着一块大绒毛褥子，上面坐着谢普金的一个姐姐，口里衔着一只长烟杆。
凯切尔先关照把香槟酒冰冻起来，他走遍了所有的房间，边笑边嚷，对女士们一再讲些俏皮话，而最对这些俏皮话感到满意的还是他自己。
我们发现这里的其他客人中还有米·尼·卡特科夫，他不知怎么十分伤心，像拿破仑那样抄着双手，心事重重地低着头，随后又心不在焉地抬起头来，眯着他那对小眼，离别人远远的，皱着眉头踱来踱去。他对凯切尔大发雷霆，因为凯切尔不住地纠缠他，一边说笑话一边呵呵大笑。
午餐之前，宅邸的主人、他的几个儿子和卡特科夫到池塘里去洗澡，我们站在岸边观看。老谢普金极善于游泳，他在水里给我们表演了各种把戏，包括“孤岛”：全身浸在水里，水面上只露出他那又圆又大的肚皮。
午餐时谢普金以他特有的技巧给我们讲了各种逸闻趣事和他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其中也包括偷东西的喜鹊 的故事，用他的话来说，这篇故事后来由伊斯康捷尔作了极为出色的叙述。凯切尔给大家分别斟酒，口里嚷道：“喂，你们喝呀，喝吧！”自己则给大家示范。他手持酒瓶围着桌子转来转去，不知为什么拼命挥舞酒瓶，严格监视不喝酒的人，谁的酒没喝完，他就停在他跟前嚷道：“您怎么啦？马上喝完！你们可真没用！这么多人在这儿，连四瓶酒都喝不完！”
每当凯切尔从别林斯基身边走过时，别林斯基总是皱着眉头，不安地望着他；凯切尔则摇摇头，遗憾地看着他说：
“别担心，别担心，我不给你斟酒……我可不惹你，见你的鬼！”
别林斯基有一次（这是他谈到凯切尔时亲自告诉我的）同凯切尔当真吵了一架，因为他逼着他喝酒，他要凯切尔作了保证，今后决不再拿酒来纠缠他。从那以后，凯切尔在劝酒时总要避开他，不过每次都要针对他说几句俏皮话……
其时谢普金的才华正处于全盛时期，他出演“市长”一角 9 ，在当时博得了一片喝彩声……他对初登舞台的年轻人的影响很大，也很有益：他激发了他们对艺术的真正的爱，对他们的表演提出建议和意见，大大促进了他们的成长。谢普金受到所有文学家的器重和热爱，大家跟他的关系都很密切。舍维廖夫对他和他的才华的评论跟别林斯基的评论一样充满热情……谢普金讲起故事来极为出色，充满小俄罗斯的幽默感；他面容温厚，对所有人都很和气，大家都喜欢他；他热爱艺术，而且逢人便表露这种心迹；人们对他在家庭生活中的美德也广为称道，说他虽然财力有限，家大口阔，但仍然主动抚养同事的两个遗孤，等等——所有这一切（撇开他的才华不说）使谢普金在当时的青年的心目中成为一个极其引人注目、讨人喜欢的人……也有过一些流言蜚语，说谢普金是个阴谋家，为人圆滑世故，善于谄媚逢迎，巴结上司和有权势的人，这些流言蜚语从某些角落里吞吞吐吐地冒出来，但却淹没在愤怒的谴责声中……在我看来，谢普金既是演员的典范，也是做人的楷模。我甚至对他怀有一种儿子对父辈的柔情。
《钦差大臣》上演以后，谢普金对果戈理的爱变成了一种虔敬之情。每当谈到果戈理或读着他的来信的片段时，他容光焕发，两眼涌出了泪水——这是老年人因视神经衰退而流泪的征兆，这种眼泪他现在流得很多，不管流的是不是时候。果戈理信中的每一个字，哪怕最普通、最无足轻重的，他念起来都说不出的激动，而且一边流泪，一边微笑着感叹道：“了不起！了不起！”这种时刻，他的嗓音和脸颊都微微发颤……
吃过午饭以后，我和谢普金的长子在花园里散了一会步，回到屋里时，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显出一副不安的神色……卡特科夫的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呼吸也很急促；凯切尔呵呵笑看，在他身旁关切地劝慰他；别林斯基的神色也有些异样，在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
一时间我感到十分局促。我心里明白，屋里出了什么小小的悲剧。别林斯基同我一起走到另一个房间……
“我们到花园里走一走。”他对我说。
我们来到花园。别林斯基默不作声。
“卡特科夫怎么啦？”我问道。
“他闹得很不像话，”别林斯基答道，“再说他还完全是个孩子，喜欢这种故意渲染的离合悲欢的场景……”
别林斯基不再说下去了。我自然没有再多问他，谈起了别的话题……
我们告别之前，米海洛·谢苗内奇告诉我，过几天他要同果戈理（他刚到莫斯科）一起上谢尔盖·季莫费伊奇家去吃午饭，随后他又以一种神秘的口气，用激动而颤抖的声音补了一句：
“您要晓得，他好像打算在那儿朗读一篇新作！”
果然，几天以后谢尔盖·季莫费伊奇邀我去吃午饭，说是果戈理也要去，他答应朗读《死魂灵》的第一章。
我急不可待地等着这一天来临，午餐前一个半小时我就到了阿克萨科夫家。谢普金好像比我到得更早……
快到四点时果戈理来了，他见了我就像见了老熟人一样，握着我的手说：
“噢，您也在这儿……您怎么来的？”
不用说，他受到了异常兴奋的接待。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把他看成俄国的荷马，他使全家人都对果戈理充满了热情。对于老阿克萨科夫来说，果戈理的作品使他耳目一新，这些作品使他脱离了旧文学流派的种种陈规陋习（他本来属于最有名的墨守成规的文学家之列），为他后来的创作活动激发了新的、朝气蓬勃的力量。假如没有果戈理，阿克萨科夫未必能写出《巴格罗夫的家庭》 10 来。
这一天对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来说就像过节一样，他是那样爱慕地注视着果戈理的每一瞥眼光、每一个动作，聆听着他每一句话！他是那样兴奋地同谢普金互相交换眼色！他是那样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说：
“这就是他，咱们的果戈理！真了不起啊！”
果戈理很少开口，说起话来也无精打采，似乎很勉强。他看上去心事重重，闷闷不乐。他不会看不到周围人们对他的崇拜和景仰，他把这一切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表面上淡然处之，以此来掩盖他的自尊心所感到的那种满足。他的行为举止中有一种不自然的、矫揉造作的成分，这使那些不是把他作为天才，而是把他作为普通人看待的人感到颇为不快……
阿克萨科夫一家人对果戈理的天才怀着深刻的、无限敬重的感情，这种感情以一种天真幼稚、近乎可笑的真诚公开表露出来。午餐时放在他面前的餐具不是普通的，而是玫瑰色的玻璃器皿；饭菜端上来先敬给他；他爱吃通心粉，便有人送上来请他先尝一尝，他觉得不大满意，便亲自动手撒上干酪，进行搅拌。
吃过午饭以后，他伸开手脚，懒洋洋地躺在谢尔盖·季莫费伊奇书房里的沙发上，几分钟以后便垂下头，闭上眼睛——不知是真的开始打盹呢，还是装作昏昏入睡的样子……房间里顿时一片寂静，谢普金、阿克萨科夫父子和我都踮着脚走出房间。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屏息静气，像个哨兵似的在书房周围走来走去，只要有人稍有响动或讲一句话，他就挥着手小声说道：
“嘘——！尼古拉·瓦西里伊奇刚刚入睡！”
午餐前，果戈理对已经许诺的朗读一事只字未提，谁也未敢问他是否准备践诺……果戈理打盹时，所有人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他会朗读一篇作品吗？读哪一篇呢？所有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就像平时人们期待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时的心情一样……
过了好久，果戈理才大声打了一个呵欠。
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朝门缝里望了一眼，看见果戈理已经睁开眼睛，便走进书房。我们都跟在他身后走了进去。
“我好像打了个盹儿，是吗？”果戈理一边打呵欠，一边瞅着我们问道。
女眷们听说他醒了，便把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叫出去，小声问道：“他读不读呀？”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耸了耸肩，说他一无所知。
所有人心里都因为一无所知而憋得难受，于是谢尔盖·季莫费伊奇首先下决心，要让大家摆脱这种不痛快的心情。
“尼古拉·瓦西里伊奇，您好像给我们许过一个诺言？您没有忘记吧？”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果戈理的身子微微一动。
“什么诺言呀？……噢，不错！可是说实在的，我今天没有这个心情，朗读起来也会很蹩脚，最好免了吧……”
听了这几句话，我们都垂头丧气了，但谢尔盖·季莫费伊奇并未泄气，鼓起三寸不烂之舌极力劝他……果戈理推辞了半个多小时，一再扯起别的话题。后来他伸了伸懒腰，说道：
“好吧，就这样，我还是给你们读点儿什么吧……可我就是不知道，读点儿什么呢？”说着他从沙发上欠起身来。
谢普金精神一振，两颊颤动起来；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顿时满面春风，仿佛全身被阳光照亮一样；整个住宅里的人都悄悄奔走相告：“果戈理要朗读啦！”
果戈理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用不大高兴的、疑问的眼光瞥了我一眼（我后来才知道，他朗读时不喜欢他不很熟悉的人在场），然后向客厅里走去。大家都跟在他身后。女眷们早已在客厅里等候他。
他不乐意地走到沙发前一张很大的椭圆形桌边，在沙发上坐下，迅速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人，又开始执拗，说他不知读什么才好，他没有一篇经过加工的、完整的作品……说着他猛然打了个嗝儿，接着又是一下，两下……
女士们互相交换着眼色，我们此时则一动也不敢动，只是困惑不解地望着他。
“我这是怎么啦？好像是打嗝儿啦？”果戈理说了两句，又住了口。主人和主妇甚至有点发窘，他们大概以为果戈理不喜欢他们家的午餐，把胃搞坏了……
果戈理继续说道：
“昨天午餐吃的东西噎在喉咙里：又是蘑菇，又是什么冷汤！一个劲儿地劝你吃呀，喝呀，鬼才知道吃了些什么……”
他从背后口袋里掏出手稿放在面前，又打起嗝来……“再读读《北方蜜蜂》吧，那里面有些什么呢？”说话时，他的眼睛已经注视着自己的手稿了。
直到这时我们才猜到，他打的这阵嗝、说的这番话原来是朗读一个剧本片段的开始，这个剧本后来发表时题为《争讼》。所有人脸上都泛起了笑容，不过谁也不敢笑出声来……大家只是互相望望，仿佛在说：“这是什么呀？他读的哪一篇呀？”谢普金那双饱含泪水的眼睛眨了起来。
这个片段朗读了不到半小时。所有人都听得异常兴奋，这种情绪也感染了作者。
“现在我给诸位朗读我的《死魂灵》的第一章，”他说，“尽管这一部分尚未润色好……”
所有的文学小组在此之前都已听过有关《死魂灵》的种种传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部长诗的开头部分果戈理首先是读给茹科夫斯基听的。人们都说，这是一部天才的作品，不仅在文学界，而且在社会上都激起了对《死魂灵》的好奇心。
因此，果戈理的提议在他的崇拜者中引起了怎样的反应，那就毋庸赘言了……
果戈理的朗读技巧是无与伦比的。在当代文学家中间，朗读自己的作品读得最好的要数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皮谢姆斯基 11 ：奥斯特洛夫斯基读起来没有任何做作的表情，非常朴实无华，同时又赋予每个人物符合其身份的口吻；皮谢姆斯基读起来则像一个演员——可以说，他是通过朗读来演出自己的剧本……果戈理的朗读方法则介乎这两者之间，他读起来比奥斯特洛夫斯基富有表情，但比皮谢姆斯基朴实得多。
他读完第一章便停了下来，显得有点疲乏，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听众，此时他那作者的自尊心该是完全满足了，所有人脸上都明显地表露出他的朗读所引起的深刻印象。大家都受到了震动，都感到惊讶。果戈理给自己的听众展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它使我们大家感到那样熟悉、那样亲切，然而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人能够以这样一针见血的观察力、这样惊人的忠实程度和这样的艺术力量把它再现出来……而且那种语言——是多么生动！多么有力、清新、富于诗意！……我们听得十分惬意，甚至感到悠然陶然，如痴如醉。
朗读结束以后，谢尔盖·季莫费伊奇·阿克萨科夫激动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不时走到果戈理跟前，握住他的手，并且意味深长地望着我们大家……“天才，天才啊！”他一再说道。
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那对小眼睛闪闪发亮，他用拳头敲着桌子，说道：
“荷马式的笔力！堪与荷马媲美！”
女士们异常兴奋，赞不绝口，而且感叹不已。
这次朗读以后，果戈理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了…… 12
第二天，我和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一起上别林斯基那儿去。阿克萨科夫热情洋溢地向他讲述了昨天朗读的情况，他说，听了《死魂灵》以后，再也不能怀疑果戈理是个天才，他将给俄罗斯文学奉献一部反映俄罗斯整个面貌的博大精深的作品。
别林斯基贪婪地听着阿克萨科夫的讲述，并用羡慕的眼神望着我们。
“见鬼，你们可真走运！”他说，“要是现在能让我听一听这一章，豁出什么代价我都心甘情愿……”
此时别林斯基本人尚未结识果戈理（他是后来在彼得圣普罗科波维奇处同他结识的）。《密尔戈罗德》问世以后，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的艺术力量，尤其是《旧式地主》和《涅瓦大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艺术力量感到惊叹。《钦差大臣》简直使他心醉神迷。
他是最先理解这部喜剧的意义的人之一。普希金则仅仅赞赏作者那种惊人的喜剧手法……
有意思的是，当别林斯基后来开始阐释果戈理作品伟大的社会意义时，果戈理被这种阐释吓坏了，他宣称他所写的根本就不是某些 评论家归到他头上的那种意思。
果戈理是茹科夫斯基和其他一些对别林斯基很不赏识的文学权威的朋友，因此他似乎很担心这个年轻的、权威们不予承认的评论家对他的热情可能使他在权威们心目中的声誉受到某种损害……
谢尔盖·季莫费伊奇·阿克萨科夫说服扎戈斯金（他对果戈理不太赏识）趁果戈理来莫斯科之际在莫斯科的舞台上演出《钦差大臣》。
这个戏的上演出乎作者的意料：谢普金和其他演员都争先恐后，竭力在他面前卖弄演技。莫斯科大剧院在夏天本来很少有人光顾，这一次却挤得满满的。莫斯科所有著名的文学家和其他知名人士全都济济一堂，有的坐在池座的前面几排，有的坐在二楼的包厢里。别林斯基、博特金和他们的朋友当时还算不上什么名人，他们坐在靠后的几排。大家都在用目光搜寻作者，大家都在询问：他在哪儿呀？但人们都没有看见他。直到第二幕结束时，尼·菲·巴甫洛夫才发现他坐在切尔科夫夫人 13 的第一层厢座的角落里。
第三幕结束以后，剧场里响起了响亮的喊声：“作者！请作者出场！”喊得最响、鼓掌最起劲的是康·阿克萨科夫。他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了……
“康斯坦丁·谢尔盖伊奇！……够了！……您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尼古拉·菲利佩奇·巴甫洛夫边笑边整理自己的衬衣硬领，走到他跟前大声说道。
“您别管我。”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板起面孔答了一句，又狂热地鼓起掌来。
“您干吗生气呀？我是为您好……您瞧瞧，”他转身对着我继续说道，“康斯坦丁·谢尔盖伊奇生我的气了，就因为我劝他冷静一些，免得伤了身体……真的，这么忘乎所以对身体有害，对吧？您说呢？”
在这一片狂乱的喊声中，果戈理（我一直注视着他）坐在椅子上头越垂越低，最后他几乎是溜出了包厢，以免被别人看见。
幕拉开了。
一个演员出来宣布说：“作者没有到剧场来。”
果戈理真的在第三幕结束后乘车走了，这使演员们感到很不痛快，他们使出了上帝赋予他们的全部才能，为的就是博得作者的夸奖。
果戈理离开剧场这件事也给观众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连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对此也感到不满。
“不行，你们这位果戈理太高傲了，”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对他说道，“你们把他惯坏了……对不对？您说呢？……他这么做对观众、对演员都是不礼貌的，这话您同意吧？……是不是？我可没说错吧？”
“不错，他这么做是不应该。”康·阿克萨科夫心中不快地说。 14
尼古拉·菲利佩奇·巴甫洛夫当时坐在第一排，戴着黄色手套，穿着漆得锃亮的皮靴，不时从口袋里掏出金色鼻烟壶闻闻，动作特别优雅。幕间休息时他在演出厅里踱来踱去，同所有知名人士都要谈上几句。假如我不是有幸认识《三部中篇小说集》的作者的话，看着他那优雅的动作和与众不同的风度，想必会把他当成莫斯科的某位贵族老爷。
别林斯基则显得腼腆、局促，谈不上任何风度：他穿一件破旧的常礼服，每颗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当巴甫洛夫同他并排站在一起，以一种惠予垂青的态度同他谈话，并把自己的金色鼻烟壶递给他（别林斯基爱闻鼻烟）时，他那副模样简直显得寒碜。
我讲述的这个时期正是尼·菲·巴甫洛夫春风得意的时期，他在不久前刚同莫斯科一位著名的女诗人结婚，她的娘家姓亚尼什，除了诗才以外，她还拥有一千名农奴，并在奉献节林荫路上拥有一幢宅邸，正门筑有台阶，还有专人看门。
巴甫洛夫赢得她靠的是自己的《三部中篇小说集》。这部作品一问世就博得一片喝彩声，于是她就嫁给了他，把她那颗充满诗意的心献给这位幸运的小说家。
当尼古拉·菲利波维奇把我介绍给他的夫人时，我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些忐忑……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瘦削的夫人，仪容严肃端庄 ，就像沃尔特·司各特笔下的洛克利雯夫人 15 一样。她的姿势和眼神里都有一种卖弄风度、故意做作的成分。她站在两根大理石圆柱之间，当我向她鞠躬时，她仪态庄重地微微俯身，然后像舞台上的女王那样庄严地向我伸出手来……我觉得这一刻我似乎应该跪下来恭恭敬敬地吻她的手——然而我只是跟她握了握手。
五分钟以后，巴甫洛夫夫人告诉我，她深得亚·洪堡 16 和歌德的赏识，歌德还在她的纪念册里为她写了几行题词，随后她拿来写有这几行珍贵题词的纪念册……一刻钟以后，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给我朗诵了几首她译自德文和英文的诗……
当我跟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进一步熟识以后，我发现她的举止尽管给人一种矫揉造作的庄严的感觉，但有时也显得有些粗鲁，令人觉得不很愉快。
有一天，尼·菲·巴甫洛夫站在阿克萨科夫家客厅里的镜子面前戴他那副黄手套，他正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当时他的妻子不在那儿，后来她乘车来了，走进客厅，这时他正在镜子跟前梳妆打扮，她意味深长地对阿克萨科夫夫人使了一个眼色，伸出手指做了个“嘘”的样子，然后踮着脚走到丈夫身后，在他背上狠狠地拍了一掌。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大叫一声，痉挛着转过身来，看了他的夫人一眼，说道：
“我还以为是哪个当兵的在我背上揍了一拳……”
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只是偶尔来莫斯科一趟，她住在靠弗拉基米尔大路的一幢别墅里，康·阿克萨科夫驱车带我上她那儿去过两次。我记得其中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坐在别墅的凉台上，用戏谑的语句翻译维克托·雨果的某些诗，并以此逗乐，其中有一首是：
Ce siècle avait deux ans，Rome remplaçait Sparte...
我记得我们把这首诗的头两行逐词翻译为：
这个世纪已有两年。罗马取代了斯巴达，
拿破仑已经钻出了波拿巴的胯下…… 17
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觉得这两行诗非常可笑，她把右手伸向空中，十分得意地一再朗诵这两行诗。
几年以后，我有一次去莫斯科，当时巴甫洛娃住在靠彼得堡大路的索科洛沃镇，就在后来伊斯康捷尔住过的那幢别墅里。 18
在她生日那一天（好像是在七月份），我同萨京一起应邀上她家里去吃午饭。
将近四点钟时我们到了她的家里。
在大门口和台阶上迎接我们的是几个身穿夏装的仆人，衣服的纽扣上饰有纹章。这些纽扣上的纹章属于哪个家族——是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家的还是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家的，抑或是他们两个家族的联合纹章——我就不得而知了。 19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把我们两人领进一个小房间，那里已经有几位客人了。沙发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只打开的大锦匣，里面衬着深红色的天鹅绒。这是妇女在旅途中用的梳妆盒，里面装着一些镀金的用品，都是尼古拉·菲利波维奇赠给他的夫人的，摆在这里大概是想让客人们惊叹一番。
女主人露面之前，男主人一直在给我们讲故事。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巴甫洛夫是俄罗斯人聪明伶俐、机灵颖悟的一个生动的典范。他本来被安排去学习演戏，因此他是在莫斯科一所戏剧学校里接受启蒙教育的。不难想见这种教育是怎么回事，而且他没有丝毫表演天才。但他头脑敏捷，善于模仿，很有胆量，具有出色的才能，因而使得科科什金 20 对他格外注意。巴甫洛夫的法语学得相当好，甚至开始讲这种语言，讲得相当不错。他似乎还学过英语，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可以证明这一点。莫斯科所有的贵族都出入于科科什金家里，巴甫洛夫因此得以结识许多人，外表也变得衣冠楚楚，最后完全成了一位莫斯科的绅士——于是他离开了舞台。科科什金给他安排了一个职务。
嗣后巴甫洛夫离职并转而从事文学活动，《三部中篇小说集》的问世使他声名大振。这些小说的自由主义倾向引起了政府对作者的注意，据说皇上亲自读过这几篇小说，严厉申斥了作品的不良倾向，传谕对这个有才华的作者提出劝告，要他今后不要再写这类情节，可以描写诸如高加索的自然风光这一类题材。我在上文已经说过，正是由于这几篇小说，巴甫洛夫才得以同亚尼什小姐结婚。
巴甫洛夫一向嗜赌成癖，随着财产的增加，这种嗜好变得更加强烈：据说他一个晚上的输赢达一万至一万五千卢布，使他妻子的产业遭到损失，因为她曾全权委托他管理她的领地。这样就导致夫妻间产生很不愉快的纠纷，众所周知，其结果是夫妻关系的断绝，这给巴甫洛夫带来极大的烦恼。
巴甫洛夫的死敌索波列夫斯基抓住这件事写了下面这首讽刺诗：
啊，不论你举目何处，
所有的爱情都是坟墓！
亚尼什小姐把她的丈夫
推进了一个穴窟。
这位女士喃喃祈祷，
一个劲儿念叨她的丈夫：
但愿他待的那个穴窟
更窄、更挤，苦上加苦…… 21
据说索博列夫斯基那首有名的四行诗也是针对巴甫洛夫写的：
不是因为看你可怜，
我才对你棒下留情，
只因我的棍棒过于精美，
不屑于用来对付你这号人——
为什么索博列夫斯基这样憎恨巴甫洛夫，我不了解，然而众所周知，索博列夫斯基老是随身带着一张三个平庸演员举行福利演出的海报，其中就有巴甫洛夫。“我把它留着以防万一，”索博列夫斯基说，“巴甫洛夫要是忘乎所以，我往往就掏出这张纸片，一言不发，远远地亮给他看看。”巴甫洛夫当了文学家、成了上流社会的人以后，极为害怕别人提起他过去的职业……
不过总的说来，巴甫洛夫被认为是一个意志坚定、非常自由化的人物——至少莫斯科那些著名的文学家是这么看的。 22 他同阿克萨科夫、霍米亚科夫和舍维廖夫关系很好，不过他的观点全然是西欧派观点，丝毫也不同意他们的斯拉夫主义。
我和萨京应邀去索科洛沃庆贺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生日的时候（那是在四十年代末期），这一对夫妇的家庭关系已经开始动摇。巴甫洛夫夫人要丈夫保证手不沾牌。他遵守了这项诺言：确实手不沾牌，但却请别人替他打牌。他的夫人没有料到他会耍这种花招，因此已经动摇的家庭安宁尚能勉强维持下来……我已经提到，我们在四点钟到达索科洛沃，男主人一边给我们讲故事，一边等候夫人露面，整整讲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开始感到腹中空空，但在六点差一刻时门打开了——卡罗利娜亭亭玉立，身披盛装，仪态万方地走了进来。
她对我显得格外垂青，把手伸给我，让我陪她到花园里去走一走。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和其他客人跟在我们身后。刚走了几步，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就告诉我，她正在写一部很长的叙事诗，标题是《四对舞》，说着她满怀激情地做出戏剧性的手势，开始为我朗诵长诗的片段。花园相当大，我们走遍了里面所有的林荫道，可是还看不出朗诵结束的迹象。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终于忍不住叫了一声：
“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咱们今天吃不吃饭呀？已经六点钟啦。”
“那么你吩咐他们摆上来吧。”她答了一句，又继续朗诵。
最后我们来到餐桌边。这时餐厅里出现了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的妈妈和爸爸，这两位老人的外貌很讨人喜爱。他们十分谦恭地在餐桌旁坐下来，用一种卑躬屈膝的敬爱的神情不时看看他们天才的女儿，在她的威望面前他们简直是五体投地。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的父亲爱好绘画，不时涂抹几幅；母亲则编织长袜，兼任带钥匙的管家。
女儿是这座府邸的主宰人，她只忙于张罗一件事，就是让她的宅邸具有贵族式的外观，某种美丽如画的场面。据说父母出来会客之前，她连他们的服饰打扮也要认真查看一番。
午宴席上，妈妈的衣着像德国人那样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包发帽优雅地褶成波纹，颈边的衣领也精心皱成波浪形；爸爸身穿未经漂白的麻纱色的夏服，长长的银发在头顶中间仔细分开，一直垂到肩头。这两位老人的形象就像是从某一幅弗兰芒派绘画上拓下来的一样。
餐席上讲话最多的自然是女主人自己。她谈的题目是文学，再就是描述她的儿子如何有天才……
卡罗利娜·卡尔洛芙娜对别林斯基表示十分不满，因为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评论时对霍米亚科夫的诗才评价不高。她说，霍米亚科夫的每一行诗都像金子一样铿锵，说着她朗诵了霍米亚科夫的几首诗作为佐证。随后她把话题转到她自己的诗才上……当时《祖国纪事》上刚刚出现一些摹拟性讽刺诗，于是巴甫洛夫夫人宣称，不久前她在花园里散步时突然也产生了这种念头，即兴写了一首摹拟性讽刺诗——她希望这篇游戏文字不比彼得堡的同类作品差。
“我给诸位念一念。”她说。
她把餐巾放到桌上，做出一副庄重的样子，开始朗诵。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脸上的肌肉颤动起来，老亚尼什夫妇怀着虔敬的喜悦之情注视着女儿。
不过，尼古拉·菲利波维奇本人此时对他夫人的诗作也感到由衷的喜悦，常常当着她的面给我们朗诵她的诗，她则得意扬扬地微笑着，不时意味深长地看我们一眼……
凯切尔同巴甫洛夫关系相当亲密，但不喜欢上他家里去，因为他对巴甫洛夫的夫人没有好感。巴甫洛夫夫人对他也不可能怀有特别的好感。凯切尔的身形和姿势，他的叫嚷和笑声，他那种不受欢迎、尖锐率直的话语——总之，他那种厚颜无耻的态度对这种具有上流社会气氛的府邸来说是不合时宜的……有他在场，这个家庭过分讲究的礼节和矫揉造作的作风就会受到破坏。
至于我本人，我倒是很喜欢同凯切尔一起上巴甫洛夫家里去。
把凯切尔同这个家庭的男女主人及他们家的整个环境加以对比，那是极为有趣的。再说，应该说句实话，假如没有凯切尔在一起的话，待在巴甫洛夫家里会烦闷得令人无法忍受，因为这个家庭的一切不知怎么都显得过分精雅，循规蹈矩，彬彬有礼而又矫揉造作……
1 米·谢·谢普金（1788—1863），俄国演员，俄国戏剧的改革者及现实主义舞台艺术的奠基人。自一八二四年起成为莫斯科小剧院演员，以塑造《聪明误》《钦差大臣》等名剧中的主角形象而著称，同赫尔岑、果戈理、别林斯基、谢甫琴科等人关系密切。
2 尼·赫·凯切尔（1806—1886），俄国翻译家、医生，别林斯基、赫尔岑和格拉诺夫斯基的密友。一八五九至一八六二年同加拉霍夫一起编辑第一版别林斯基文集。
3 赫尔岑的笔名。按：巴纳耶夫发表回忆录时，赫尔岑被沙皇政府宣布为“国事犯”，出于书刊审查方面的原因，本书中凡提及赫尔岑时均使用“伊斯康捷尔”这一笔名。
4 尼·普·奥加廖夫（1813—1877），俄国革命家、诗人、政论家，赫尔岑最亲密的战友，自一八五六年起侨居英国。
5 尼·米·萨京（1814—1873），俄国诗人、翻译家，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小组的成员。一八三四年同他们一起被捕，在辛比尔斯克度过几年流放生活，后通过赫尔岑结识别林斯基、巴纳耶夫等人。
6 一八三四年夏天赫尔岑、奥加廖夫及其朋友被捕，次年春天被分别流放到俄国不同的省。
7 德国作曲家梅耶贝尔（1791—1864）的歌剧《恶魔罗勃》。
8 指米·尼·卡特科夫。
9 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市长”一角。
10 谢·季·阿克萨科夫的名著《家庭纪事》和《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
11 阿·费·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千个农奴》和剧本《苦命》。
12 这一节叙述有若干不准确的地方。果戈理从国外回到俄国不是在一八三九年六月，而是一八三九年九月。他在阿克萨科夫家朗读《死魂灵》第一章是在一八三九年十二月底或一八四〇年一月初，而朗读《争讼》则是一八四〇年三月八日的事。
13 指叶·格·切尔科娃，俄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切尔科夫之妻。
14 这次演出的时间不是在夏天，而是在一八三九年十月十七日。巴纳耶夫对这件事的记述十分准确。果戈理不愿露面一事引得公众议论纷纷，第二天他为此写信表示歉意。
15 沃尔特·司各特的长篇小说《修道院长》的女主人公。
16 亚历山大·洪堡（1769—1859），德国自然地理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和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宇宙》五卷等。
17 这是雨果的诗集《秋叶集》（1831年出版）首篇的开头两行，正确的译文应该是：“这个世纪存在两年了；罗马代替了斯巴达，波拿巴已经显出是拿破仑……”“这个世纪”指十九世纪，雨果生于一八〇二年，故有此说；罗马指恺撒时期的罗马；“罗马代替了斯巴达”影射帝制代替了共和制。
18 卡·巴甫洛娃于一八五〇年在索科洛沃镇消夏，而伊斯康捷尔（即赫尔岑）住在那里比她要早几年，在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
19 巴甫洛夫夫妇自命贵族家庭出身，实则并非如此。巴纳耶夫在此处和书中其他一些地方讽刺了他们的这种虚荣心。
20 费·费·科科什金（1773—1838），俄国戏剧家，一八二三至一八三一年间曾主管莫斯科的几家剧院。
21 一八五二年，卡·巴甫洛娃向莫斯科军事总督扎克列夫斯基控告她的丈夫因赌博而使她濒于破产。巴甫洛夫本有自由派的名声，加上在一首诗里揭露过扎克列夫斯基的刚愎专横，扎克列夫斯基便下令把巴甫洛夫抓起来关进反省院。“穴窟”一词原文亦指监狱。
22 到巴纳耶夫撰写回忆录时，尼·菲·巴甫洛夫的这种声誉已发生了急剧变化，他公开转向反动立场，自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三年编辑御用报纸《现代报》，甚至从内务部领取津贴。即使在四十年代，他也属于自由派右翼，最明显的证据是他憎恨别林斯基，千方百计削弱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