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纪事》的开端——索洛古勃伯爵和《两只套鞋的故事》——莱蒙托夫及其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关系——莱蒙托夫的诗《有一些话语……》——普列特尼奥夫的《现代人》刊登莱蒙托夫的《司库员的妻子》一诗后莱蒙托夫的反应——莱蒙托夫同巴朗特决斗以后——别林斯基在禁闭室会见莱蒙托夫——杜德什金先生说错了——略谈莱蒙托夫的性格——梅热维奇来到彼得堡及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对他的接待——梅热维奇的随笔——三十年代末期的文学状况——我动身去莫斯科——结束语
第一期《祖国纪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祖国纪事》分为八个专栏：一，俄国现代新闻；二，学术（综合性文章）；三，文学；四，艺术（这个专栏由费·彼·托尔斯泰伯爵的女婿卡缅斯基主持）；五，家政、农业和工业概况；六，评论；七，现代书讯；八，杂录。
《祖国纪事》第一期对古别尔的译著《浮士德》的评论文章是伊·卡·格布哈特 1 写的。新杂志随后的各期也引起了普遍注意。
《祖国纪事》在文学界引起了纷纷议论，这是不奇怪的。在杂志上先后发表作品的有莱蒙托夫（《贝拉》和几首短诗）、柯尔卓夫（《歌集》）、索洛古勃伯爵（《两只套鞋的故事》）、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公爵小姐琦琦》），等等。
《祖国纪事》的重新创办适逢其会，《读书文库》一再重弹那些幽默俏皮的老调，已开始让公众感到厌烦：它对文学界挖苦嘲弄，使许多人受到凌辱；由于推崇库科尔尼克、季莫费耶夫和其他一些人，由于评论果戈理时态度冷淡，而对布尔加林则极力讨好，加之对欧洲学术界进步人士态度无礼放肆，它在评论方面的威信已经动摇……俄国大部分知名文学家开始对《读书文库》编者对他们作品的专横态度表示不满，这些作品在先科夫斯基的杂志上发表时已面目全非，不是被删削就是被改写，再不就是由编者擅自增补，把作者无法同意的那些观点和想法强加到作者身上……《读书文库》里的戏谑超越了一切限度，成了为戏谑而戏谑 ，一心只想博得公众一笑，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也不管涉及任何人。它不加选择，对一切都要侵犯，对一切人都企图加害，这就暴露了杂志的编者没有丝毫严肃的信念，因而刊物激起的不是笑声，而是满腔愤怒……
所有的人都感到需要一份新的刊物，实行一种更为合理的方针，并对文学家和公众表现出更加尊重的态度——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及其《祖国纪事》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应运而生的。
因此毫不奇怪，杂志既受到文学家的欢迎，也受到公众的喜爱，所有杰出的文学活动家都愿意为杂志撰稿。在重新创办的《祖国纪事》上，我们一些最优秀的小说家逐渐完成他们的绝笔，一些初登文坛的青年则崭露头角，发表他们的处女作。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在普希金去世后终究达到了他的目的，即让自己的名字刊登在《现代人》的封套上，同诗人的朋友们——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奥陀耶夫斯基和普列特尼奥夫——的名字并列在一起。一批贵族文学家断绝了同布尔加林和先科夫斯基的一切联系，成为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靠山，他们想使《祖国纪事》成为自己的喉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同时还巴结莫斯科一些享有声望的学者和文学家，请求他们给予指点，惠赐稿件，并且竭力恭维他们。他谦虚、认真和善良的态度不知不觉引起了学者和文学家们对他的好感，他讲到布尔加林时义愤填膺，谈到波列沃伊的堕落时伤心痛惜，对先科夫斯基那些丑角的言行则深感奇耻大辱。他反复强调的只有一点，就是报刊界必须有一个新的机构，以便把所有天才、严肃、正直和善良的学者和文学活动家联合在一起。他达到了这一目的。《祖国纪事》受到了当时所有——包括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著名文学家的欢迎，有才华的青年们也都热心地开始为刊物撰稿。只有先科夫斯基、布尔加林、库科尔尼克那一伙人对新杂志则采取敌视态度。先科夫斯基装模作样，说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刊物存在；布尔加林则对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公开发难，抓住《祖国纪事》第一期中对年序最长的 2 一词不妥当的译法大做文章。这种攻击接连不断，一直持续了将近十五年，每到秋天刊物征订 的时候便格外猛烈，但《祖国纪事》当然丝毫未受到损害，因为它的订数每年都在上升。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他跟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并为布尔加林和先科夫斯基对他的敌视感到自豪。他领导着一份带有文学贵族色彩的刊物，因而感到踌躇满志。这种志得意满的表现，便是他开始表现出一种庄重、独立和严肃的学者风度，而且后来一直是这样。
这一时期，别林斯基和他那些参与《望远镜》和《群言》工作的青年朋友开始出版《莫斯科观察家》……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怎么也没有料到，这批热情的青年注定将在俄国文学史上引人注目，而且别林斯基将会名垂青史，他注定将成为《祖国纪事》的支柱，并赋予它道德力量和意义。文学界有一些权威人士和知名人士在当时对别林斯基尚未惠予注意，有一些则对他采取鄙视态度，认为他是个胡说八道、蛮不讲理的空谈家，既没有信仰 3 ，也没有良心 4 ，竟敢抨击那些不朽的名字，抨击那些迄今都不可侵犯的权威。同别林斯基接近就意味着损害自己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竭诚崇拜的权威们心中的名誉……然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倒不是担心损害自己的名誉，而是从内心深处鄙视别林斯基和他那些青年朋友，斥之为乳臭未干的空谈家 ，认为同他们交往有损自己的尊严。
他意识到刊物需要有一个批评家，缺少干练的批评家杂志便无法生存，单纯出版文学作品集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到哪儿去找批评家呢？这件事一直使他十分忧虑。他拒绝了我起用别林斯基的建议；他已经作出选择，只不过秘而不宣而已。
《祖国纪事》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写得不成功，不过，题为《一八三八年的俄国文学》的那篇文章确实是东拼西凑，没有任何观点，通篇都是泛泛而论，它较之一篇篇优秀诗歌和小说显得黯然失色，尤其是索洛古勃伯爵的《两只套鞋的故事》，不论文学界还是公众无不为之击节。索洛古勃的名字在发表短篇小说《谢廖沙》时首次出现在《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上，自发表《两只套鞋的故事》后便声名大振，而且不仅是在作者朗诵这篇小说的贵族沙龙里……这部中篇小说使各个阶层的读者和所有的文学团体对作者产生了很大的好感，别林斯基读后异常欣喜，他后来对我说过：“索洛古勃的《两只套鞋的故事》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辉煌的成就鼓舞了索洛古勃，他着手写一部新的中篇，并开始在文学家中间偶尔露面，但他在这个新的阶层觉得不很自在。他在他们中间装出上流社会的身份，似乎对文学家这个称号感到有些别扭。
我提及这一点不是指责索洛古勃伯爵，这是当时所有贵族文学家共同的缺点，除了我上面提到的奥陀耶夫斯基以外。索洛古勃伯爵开始时对文学有一种抑制不住的爱好，但这种爱好却受到他的上流社会观点和习性的阻碍而未能得到认真发展，后来他对文学创作也只是偶一为之，浅尝辄止……
只要俄国文学界出现有才华的新秀，索洛古勃都会感到喜不自胜。索洛古勃在文学方面没有丝毫嫉妒心理，他从不对别人的成就感到不快，遗憾的是，这种心理在很有才华的演员和文学家身上也并不鲜见……他醉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一个劲地缠住我们所有的人问道：“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谁呀？看在上帝分上，请指给我看一看，请介绍我跟他认识认识！”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自家人好算账》后，第二天他像发了疯似的跑到各个沙龙去吹捧这部喜剧，还在自己家里举办了一个晚会，朗诵这个剧本；不过，关于这次晚会以及索洛古勃家文学晚会的一般情况，我将在我的回忆录的第二部分详细叙述…… 5
二十、三十和四十年代有些文学活动家很容易染上所谓的上流社会习气，这种倾向对他们本身和他们的作品都十分不利。就连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样有巨大影响的天才人物也常常陷入这种倾向。
莱蒙托夫不惜一切代价，首先要获得的就是作为上流社会人物的名声。他和普希金完全一样，假如有人把他看成是一个文学家，他就感到受了侮辱。顺便说一句，尽管他意识到，普希金之死归因于他的上流社会习气（莱蒙托夫的这种意识清楚地表现在《诗人之死》一诗结尾的几行中），尽管莱蒙托夫有时也想对上流社会的人们投以铁的诗句 ，
注满悲痛与憎恨…… 6
但他怎么也无法摆脱上流社会的种种偏见，上流社会对他仍然很有吸引力。
莱蒙托夫是以《诗人之死》一诗而出的名，然而在此之前，当他还在士官学校读书的时候，他杰出的诗才便有所传闻——他的《恶魔》一诗也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开来。 7
他那篇关于商人卡拉希尼科夫的故事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主编的《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以后，文学评论才开始注意他。 8
我初次见到莱蒙托夫是在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家的晚会上。
莱蒙托夫的外表非常出众。
他个子不高，身体健壮，头和脸庞都很大，前额宽大，有一双深邃、聪明而又锐利的黑眼睛。当他久久凝视别人时，会使人不由得感到发窘。莱蒙托夫了解自己眼神的力量，喜欢用他那持久而锐利的目光使那些胆怯而又神经质的人感到窘迫难受。有一次他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那里碰见我的朋友米·亚·雅泽科夫，雅泽科夫坐在莱蒙托夫对面，当时他们互不认识，莱蒙托夫目不转睛地盯了他几分钟，雅泽科夫一时间觉得神经受到强烈刺激，他受不了这种眼神，便起身到另一个房间去了。他至今没有忘记这件事。
我曾多次听莱蒙托夫的同学和团队的伙伴谈到他。据他们说，喜欢他的人不多，只有同他关系亲密的人除外，但他同这些人也很少倾心交谈。他很喜欢在自己的每一个熟人身上寻找可笑之处、寻找某种弱点，一旦被他找到，他便一再纠缠那个人，经常拿他取笑，直至别人无法忍受。当别人终于发起火来时，他却感到十分惬意。
“说来也怪，”他的一个伙伴曾对我说，“他这人其实倒也不坏：饮酒作乐呀，玩乐一番呀——他在哪个方面都不落在大伙儿后面，可他对人一点儿也不温厚，总要拿别人当牺牲品，否则他就不得安宁；选中了谁当牺牲品，他就死死缠住人家不放。他免不了要遭到这种悲惨的结局：就算马丁诺夫 9 不杀他，他也会被别的人杀死。”
就结识和交往的范围而言，莱蒙托夫属于上流社会，他只结识属于这一阶层的文学家，只结识文学权威和知名人物。我初次见到他是在奥陀耶夫斯基家里，后来又经常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那儿见到他。他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结交的，我不了解，但他和他关系相当亲密，甚至以你 相称。 10
莱蒙托夫通常是上午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这儿来（那是在《祖国纪事》创办初期，即一八四〇和一八四一年），并把自己新的诗作带给他。克拉耶夫斯基的工作室里摆设着样式古怪的桌子和大大小小的书架，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书籍和报刊；主编则坐在一张桌边埋头看校样，神情庄重，身穿一套炼丹术士的服装——我在上文已经提及，那服装的式样是从奥陀耶夫斯基那儿学来的。莱蒙托夫总是大声喧嚷着走进他的工作室，来到他的桌前，把他的校样和文稿撒得满地都是，把桌子上和房间里搅得乱七八糟。有一次他甚至把那位学识渊博的主编从椅子上撞到地板上，致使他手忙脚乱地在一堆校样里挣扎。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一向举止稳重，习惯井然有序、认真细致的作风，对这类玩笑和顽童式的举动该是不喜欢的，但他对他以你 相称的这位伟大天才的种种举动却不得不忍受，总是半皱眉半微笑地说：
“唉，够了，够了……别闹了，老弟，别闹了。瞧你这个顽童……”
这种时刻，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很像歌德笔下的瓦格纳 11 ，莱蒙托夫则像是梅菲斯特 12 暗中派到瓦格纳身边、故意扰乱他深沉思绪的小鬼。
当学者理一理头发、拍一拍衣裳，恢复正常以后，诗人便开始讲述自己在上流社会的种种趣事，再读读自己新的诗作，然后起身离去。他的来访总是十分短暂。
谈起莱蒙托夫，我在这里顺便讲一讲我所记得的有关他的全部情况，读者想必会原谅我在讲述时没有遵守时间顺序。
有一天早晨，莱蒙托夫乘车来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处，其时我正好也在那儿。莱蒙托夫带来了他的一首诗：
有一些话语——意义
模糊，或者毫无意思……
他把诗读了一遍，问道：
“怎么样，行吗？……”
“那还用说！妙极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答道，“写得极好，不过有一行诗里有个小小的语法错误，不对头……”
“哪个地方？”莱蒙托夫焦急地问道。
“从火焰和光明中间
产生出来的词语……
“火焰 这个词的格用得不对，不是第一格，”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说道，“按现在的语法规则，火焰 要用第二格……”
“那么要是这个第二格不合乎诗律呢？你这是胡扯，没关系嘛——诗人写诗时可以随便一些——就连普希金也有许多地方是这样的……不过……”莱蒙托夫沉思了一会儿，“让我试一试，把这一行改一下。”
他拿起写着诗的那张纸，走到一张外形奇特、嵌有龛洞的高桌边，用鹅羽笔蘸了蘸墨水，陷入了沉思……
就这样大约过了五分钟。我们几个人都默不作声。
最后莱蒙托夫懊丧地把笔一扔，说道：
“不行，什么都想不出来。你就照原样发表好了，行得通的……”
另有一次我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那里见到莱蒙托夫，他的情绪非常激动。普列特尼奥夫出版的《现代人》杂志未经他的允许发表了他的《司库员的妻子》 13 ，这使他气得发狂。他把一本薄薄的、粉红色封面的《现代人》杂志拿在手中，恨不得把它撕得粉碎，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阻止了他。
“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可以这么干吗！”莱蒙托夫挥舞着那本小册子说道，“这太不像话了！”
他坐到桌边，拿起一支粗杆红铅笔，在发表他的《司库员的妻子》的那份《现代人》杂志封套上随手画了一幅漫画。
这份《现代人》杂志大概由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保存了下来，作为对诗人的一个纪念。
莱蒙托夫同法国驻彼得堡公使巴朗特先生的儿子决斗的那一天 14 ，我也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那里见过莱蒙托夫……莱蒙托夫在决斗以后径直乘车来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处，给我们看了他手臂上的一处伤痕。他们决斗时用的是长剑。那天上午莱蒙托夫异常快活，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别林斯基当时也在场。
别林斯基经常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处碰见莱蒙托夫 15 。别林斯基不止一次试图同他认真谈一谈，但从来都是毫无结果。莱蒙托夫每次都用一两句笑话敷衍过去，再不就干脆打断他的话头，使别林斯基感到难堪。
“莱蒙托夫很聪明。谁要是怀疑这一点，那是很奇怪的。”别林斯基说道，“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莱蒙托夫说过一句有道理的、聪明的话。他似乎是有意炫耀上流社会的那种空虚。”
确实，莱蒙托夫仿佛总是炫耀这种空虚，有时还想加上一点撒旦式或拜伦式的成分：敏锐的观点，刻毒的玩笑和哂笑，竭力显示他对生活的鄙视，有时甚至是一个好斗者寻衅滋事的情绪。毫无疑问，即使他不是通过毕巧林 16 的形象描绘他自己，那么至少这也是在当时搅得他心神不安、他很想效法的一个理想人物。
当他同巴朗特决斗以后被关在禁闭室时，别林斯基前去探望过他；他同莱蒙托夫面对面地谈了将近四个小时，随后径直来到我这里。
我朝别林斯基看了一眼，一下子就看出他心情异常愉快。我已经说过，别林斯基不会隐瞒自己的感觉和印象，也从来不伪装。他在这一点上同莱蒙托夫完全相反。
“您知道我从哪儿来吗？”别林斯基问道。
“从哪儿呢？”
“我去禁闭室见了莱蒙托夫，谈得非常成功。他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哎，老兄，我头一次看出这个人的真实面貌！！您是了解我的：既不机灵，又不会上流社会那一套。我一到他那儿马上就窘住了，就像我平时一样。我心里暗想：真糟糕，我上他这儿来干吗呀？我同他刚刚认识，根本没有什么共同兴趣，我会使他难堪，他对我……要说我们之间还有一点共同之处，那就是对艺术的热爱，但他又不肯进行认真的交谈……说实在的，我感到十分懊丧，决心在他那儿最多待十五分钟。开头几分钟我觉得很不自在，但后来我们不知怎么谈起了英国文学和沃尔特·司各特……‘我不喜欢沃尔特·司各特，’莱蒙托夫对我说，‘他的作品很少有诗意，干巴巴的。’于是他开始发挥这种见解，越谈越来劲儿。我望着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自然，他在这一刻现出了自己本来面目……他的话里有那么多的真知灼见，那样深刻而又淳朴！我头一次见到真正的莱蒙托夫，而这一直是我的愿望。他的话题从沃尔特·司各特转到库珀身上，谈到库珀时他热情洋溢，他论证库珀作品中的诗意比沃尔特·司各特多得多，论证得非常透彻，很有见地——而且令我惊讶的是，他讲得津津有味。我的天呀！这个人的美感该有多么丰富！他有一颗多么细腻、多么敏感的诗的心灵！……难怪他对我具有这样的吸引力。我终于看到了他的真面目。可他这人也真怪！我想他现在正在后悔，觉得不该暴露自己的真相，哪怕只有一会儿——我确信这一点……”
杜德什金在莱蒙托夫文集第二部分的传记材料里写道：
“一八四〇年，当莱蒙托夫因决斗被捕，遭到禁闭时，他结识了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访问了他，从此以后他们的友谊一直没有中断 。”
这话说得不对。一八四一年冬天，莱蒙托夫从高加索返回以后，别林斯基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处和奥陀耶夫斯基家里同他见过几次面，但他们之间不仅没有任何友谊关系，就连认真的谈话也未能再次进行……
直到现在仍然可以听到对莱蒙托夫的一些奇怪而又可笑的评论。“说到他的才能嘛，”人们这样议论道，“那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是个空虚的人，而且心术不良。”
发表这种议论之后往往还要举出几件事——都是他在士官学校和骠骑兵团时的种种可笑的故事——来加以佐证。
怎样才能把作为普通人的莱蒙托夫和作为作家的莱蒙托夫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呢？
作为一个作家，莱蒙托夫首先以他那大胆机敏、孜孜进取的才智令人惊讶：他的世界观较之普希金已博大和深刻得多——这一点几乎是公认的。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显示出他具有远大前程的作品。他在人们心中激起了希望，他不会欺骗这种希望，要不是死亡使他过早搁笔，说不定他会在俄国文学史上占居首位……那么，为什么大多数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个空虚的人，几乎是个凡夫俗子，而且心术不良呢？初看起来，这一点似乎不可理喻。
然而大部分认识他的人中有些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用轻率、狭隘和肤浅的观点看待一切，有些是眼光浅薄的道德君子，他们只抓住一些表面现象，便根据这些表面现象和行为对人作出武断的、盖棺定论式的结论。
莱蒙托夫比他周围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不可能用认真的态度对待这样一些人。看来令他特别不快的是后一部分人，即那些头脑迟钝的正人君子，他们摆出一副头头是道、很有理智的架势，实际上却是鼠目寸光。在这些先生面前装扮成一个最空虚的人，甚至装扮成一个顽皮的小学生，这样做可以带来某种精神享受——这是十分清楚的事。对于莱蒙托夫来说，这似乎是一种真正的精神享受。他没有到他周围这个圈子以外的地方去寻找才智和思想与他相当的人，他的禀性过于高傲，不可能那样做，他的全部精神都深深灌注在他自己身上，因而不需要旁人的支持。
当然，一部分是由于莱蒙托夫在其中长大和受教育的那个圈子的各种偏见，一部分是由于他处在青年时期，由此便产生了一种愿望，想披上一件拜伦式的外衣卖弄一番——这些因素使许多思想真正严肃的人感到很不愉快，也使莱蒙托夫显得矫揉造作、令人厌恶。但是，能因此而苛责莱蒙托夫吗？……他死的时候还那样年轻。死亡迫使他搁笔的时候，他在内心深处正在同自己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其结果他有可能取得胜利，转而用朴实的态度同人们交往，并树立坚定牢固的信仰……
莱蒙托夫的作品发表在最初几期《祖国纪事》上，这对刊物取得成功无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一个刊物，不论它的文学作品专栏办得怎样出色，没有评论栏还是不能发展。我已经说过，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暗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使自己在这一方面得到保障。
一八三九年初，我因某种原因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家里住了几天……有一天早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二月底），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住宅里响起一阵急促的铃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来到大厅里，想看看是谁在按铃。他朝穿堂里望了一眼，突然奔上前去，同一个刚刚脱下大衣的人一下子拥抱在一起，高兴地叫道：
“瓦西里·斯捷潘内奇！我亲爱的瓦西里·斯捷潘内奇！可把您盼来啦！”
这是梅热维奇，是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写信从莫斯科请来的、盼望已久的批评家……梅热维奇是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在莫斯科时的老相识，他好像是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母亲主办的那所寄宿学校里当教师。梅热维奇在《望远镜》上发表过几篇有关文学理论的小文章，得到许多人的赏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大约就是根据这些文章得出结论，认为梅热维奇一定具有批评才能。
他们手拉手走进大厅。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对我们互相做了介绍 17 。
梅热维奇个子不高，头发淡黄，脸庞也不大，一双浑浊的眼睛高度近视，戴着眼镜，他不住地用手扶扶镜框。他的举止似乎显得有点犹豫不决，甚至畏畏缩缩，说起话来不是很有条理，哪怕谈的是最一般的话题。他的动作、言语、目光是那样缺乏自信，甚至令人感到可怜。梅热维奇心肠柔软，黏黏糊糊，性格异常软弱卑微。他对智慧、信仰和一切道德力量都感到畏惧，后来他几乎是偷偷地从《祖国纪事》编辑部溜走，并同布尔加林结成一伙，开始给《北方蜜蜂》写些小文章，埋头致力于浅薄鄙俗的文学，并在《剧目》杂志 18 上带头发表这类作品，最后终于成为《警察报》编辑……到了最后这个栖身之处，他在思想上日趋堕落，同一位用奴才笔法写些文理不通的文章的斯米尔诺夫斯基 19 先生交上了朋友，最后竟至对开设“矿泉水”游乐园的糖果点心商人伊斯列尔大唱赞歌……
这就是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作出的选择，这就是他以自己杂志的评论家专栏相托，并认为胜过别林斯基的那个人！
我亲眼见过梅热维奇是怎样为《祖国纪事》写出最初几篇评论文章的。
我和他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住宅的同一个房间里写作：他写的是对一本小书的分析，我写的是中篇小说《官员的女儿》的结尾，都是《祖国纪事》第四期要刊用的。
梅热维奇写起批评文章来似乎并不轻松：他皱着眉头，咬着鹅羽笔，不住地扶扶眼镜，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面揉额头一面冥思苦想，好不容易挤出几行文字来，然后又开始苦苦思索。
看看他写作时的那幅情景，心里会觉得十分难受。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对梅热维奇所寄予的希望很快就要破灭了。然而眼下我们暂时写到这里为止……
我已经说过，彼得堡的文学界和期刊出版界在我置身局外时曾一度对我很有魅力，但随着我同他们日益接近，这种魅力便日渐消失。当我跻身于文学舞台的幕后时，我看出我一度奉若神明的那些人所怀的动机是些多么卑劣的人类的贪欲——爱慕虚荣、贪图钱财、嫉妒别人……别林斯基发表在《望远镜》和《群言》上的文章、果戈理《密尔戈罗德》一书中的小说和莱蒙托夫的诗篇开始稍稍扩大了我的视野，让我感受到一股新的生活气息，使我的心里预感到会有一些更好的作品出现。别林斯基的文章使我对一些文学权威的盲目信仰和对他们的卑怯之情开始彻底动摇。我已不时地认真思索起以往不会引起我任何思想的那些现象，我开始更加留心地观察人们、观察我周围的现实生活，我开始产生疑虑，心里也感到不安；由于家庭和学校的陈规旧习，我从小就对各种生活事实习以为常，不持异议，然而现在我似乎已经不愿意相信这些生活事实并对它们无条件加以接受。但是，所有这些日益觉醒的意识的征兆在我的思想上还表现得非常模糊、非常微弱……
艺术应当为它自身服务，艺术乃是一片单独的、独立的天地，艺术家在其作品中愈是态度冷淡，或者如当时所说的愈是客观，他就愈是高尚——这种思想在三十年代的文学界最为突出、最为盛行。普希金用他那铿锵和谐的诗篇发展了这种思想，而在《诗人和群氓》一诗中则把它发挥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利己主义程度，然而我们当初朗诵这首诗时无不异常欣喜，认为它几乎可以算是普希金最优秀的抒情诗。继普希金之后，当时所有杰出的文学活动家和活跃在他们周围的青年都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竭诚而热烈的捍卫者。
库科尔尼克也是这一理论的赞赏者。我们已经看到，他在普希金去世前几年，尤其是在他死后，还一再宣扬真正的艺术不应当留意于日常的、当代的、庸俗的生活，艺术应当翱翔于云天，它描绘的只能是英雄人物、历史人物和艺术家。由此也就产生了那些冗长而又极其乏味，内部冷如寒冰、表面却热情沸腾的描写艺术家的戏剧和幅面巨大、明暗对比强烈的画幅——而且一出戏愈是冗长乏味，一幅画的底布愈是巨大，人们对诗人或画家就愈是感到惊讶。艺术家不仅成了写剧本，而且成了写小说时爱用的题材。库科尔尼克在自己的五幕剧本中、波列沃伊在他的多卷集长篇小说中都对形形色色的艺术家倍加颂扬。此外，库科尔尼克还上演了一些言辞空洞夸张的爱国题材的剧本，剧中的人物在最上层楼座观众粗野的叫喊和鼓掌声中把德国人从窗口扔了出去。他通过这些作品助长了一种十分荒唐的自信心，仿佛俄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制服全世界，这种自信心后来使我们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波列沃伊在表现这种爱国情绪方面同他不相上下，而且还让它披上一层庸俗的、感伤的色彩。两个人竞相从对方手中获得戏剧舞台的桂冠……然而这一切都是那样虚假伪善，根本无法持久……
彼得堡期刊出版界的境况也颇不美妙。波列沃伊主编的《祖国之子》已变得平淡无奇，毫无趣味，随着每一期杂志的出版而逐渐丧失自己的道德声望；关于先科夫斯基，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布尔加林和其他办杂志的人则不值一提；彼得堡的二流文学家们墨守成规，信手写作，只不过为了消遣，他们模仿一流作家，根本不关心任何问题和理论，连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也不屑一顾。
处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人们不由得充满了苦闷和消极的情绪，文学集会上讲不出一句有生气的话，听不到一点有生气的声音：要么是重弹那些关于艺术的老调，这些调子大家早已听厌，重复起来也是有气无力；要么是传播文学界的种种流言蜚语，让文学家们提提精神，兴奋一阵。
就连普希金的名字也不像从前那样令我感到激动了。他写的一组俄国童话故事 和《安吉洛》 令为数众多热情崇拜他的人感到不快；对他主办的《现代人》，文学界和公众的反应都相当冷淡 20 。大多数人都说，诗人不该贸然从事杂志出版工作，认为这不是他干的事。人们开始议论（但仍然吞吞吐吐），说普希金渐渐过时、止步不前了，说他的原则和观点对从欧洲传入我国的新动向和新思想表现出敌视态度，这种动向和思想传播得很缓慢，但终究是在不断传入，在年青一代中博得了热烈赞许……尽管随着每一部新作品的问世，普希金在艺术方面日臻完美，但年青的一代却明显地对诗人开始冷淡，只是由于诗人突然悲惨地死去，他才重新赢得普遍而热烈的赞扬……
社会上已经朦胧地感到需要有一种新的见解，并且已经表现出一种愿望：文学应当脱离孤立的艺术高坛，并接近现实生活，应当或多或少关注社会利益。夸夸其谈的艺术家和主人公使所有人都感到极为厌烦。
我们想看到的是普通的人，尤其是俄罗斯人 。就在这样一个时刻突然出现了果戈理，普希金以其艺术鉴别力最先看出了他的巨大才能，但波列沃伊对他却根本不理解，而在当时大家仍然把波列沃伊看成一个先进人物。
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获得极大的成功，然而在开始时，就连果戈理最热烈的崇拜者中也没有什么人充分理解这部作品的意义，也没有预感到这部喜剧的作者将会实现多么重大的变革。库科尔尼克看了《钦差大臣》的演出后仅报以讥讽的一笑，他没有否认果戈理的才华，但同时却又说：“这终究只是一场闹剧，称不上什么艺术。”
继果戈理之后出现了莱蒙托夫。别林斯基则以他那犀利大胆的评论文章使那些文学贵族和因循落伍的文学家十分恼怒，但却使新的一代心向神往，
一股清新的气息已经吹进了文学界……
我在上文说过，柯尔卓夫在我心里激起了一股无法遏止的愿望：结识别林斯基（我同他已有书信联系）和他的朋友们。
这种机会很快就来了，由于某些家庭事务，我需要离开彼得堡一段时间……
我给别林斯基写了一封信，说我希望很快能够见到他，并怀着忐忑不安的喜悦之情期待着这次会见的时刻……
我在一八三九年四月九日离开了彼得堡……
除别林斯基以外，我在莫斯科还要结识格拉诺夫斯基、阿克萨科夫 21 、霍米亚科夫 22 、库德里亚夫采夫 23 、（叶·费·）科尔什、卡特科夫 24 、巴枯宁、（瓦·彼·）博特金 25 、克柳什尼科夫 26 （他以字母Θ作为署名，在别林斯基的《莫斯科观察家》上、后来又在《祖国纪事》上发表诗作）……我即将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它同我在上文描述过的那个环境毫无共同之处……我在一切方面都受惠于这个环境，我的思想在这里才开始觉醒和发展，我在这个环境里才获得了人的尊严的意识，才树立了那些使我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信仰……除了思想的成长以外，多亏了别林斯基和他的朋友们，我才有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那些时刻……
这些时刻我将留到本书的第二部分去加以讲述……
我已经逐渐讲到离今天十分接近的一个时期，因此我觉得，继续按时间顺序写这本书已经不可能了。不过，我在第二部分中将提供几个片段，讲一讲格拉诺夫斯基、别林斯基、果戈理、阿克萨科夫父子和扎戈斯金 27 ……
1 伊·卡·格布哈特（？—1881），俄国教育家，同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文学界有联系。
2 原文是法语。按：《祖国纪事》第一期发表了一组题为《古代警探故事集》的译文，对这个词组按音迻译，让人理解为是某种职务。
3 原文为法语。
4 原文为法语。
5 巴纳耶夫本拟在第二部第九章叙述索洛古勃家的文学晚会（见该章开头的内容提要），但这一章未写完他就去世了。
6 引自莱蒙托夫的诗《常常，我被包围在红红绿绿的人群中》。
7 此语不确。《恶魔》以手抄本形式开始流传的时间不会早于一八三八年，即在《诗人之死》一诗之后。
8 《沙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发表在《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一八三八年第十八期上，署名为“——夫”。别林斯基当即在《莫斯科观察家》上撰文给予高度评价。
9 此人系在决斗中杀死莱蒙托夫的军官。
10 莱蒙托夫是在一八三六年经他的密友拉耶夫斯基介绍认识克拉耶夫斯基的，克拉耶夫斯基则把莱蒙托夫引荐到《现代人》和普希金密友的圈子里，他克服审查机关的顽固阻力，为发表莱蒙托夫的作品做了大量工作。莱蒙托夫生前很大一部分作品是由克拉耶夫斯基发表在《祖国纪事》上的。
11 诗剧《浮士德》中的博士，系浮士德老博士的弟子。
12 诗剧《浮士德》中的恶魔。
13 长诗《司库员的妻子》发表在《现代人》一八三八年第三期上（没有署名）。“未经他的允许”一语与事实不符，莱蒙托夫在一封信中曾经提及，他把《坦波夫司库员的妻子》一诗带给了茹科夫斯基，并说该诗将发表在最近一期《现代人》杂志上，但长诗经过了书刊审查官的歪曲和茹科夫斯基的修改，莱蒙托夫可能是因未经他的允许发表这个修改稿而感到不满。
14 一八四〇年二月十八日。
15 克拉耶夫斯基反驳了这句话，据他在一八七七年出版的《莱蒙托夫文集》第一卷一篇文章的校样上的一段批注，别林斯基似乎并未在他那里碰见莱蒙托夫，但他说别林斯基在莱蒙托夫决斗后关在禁闭室时去探望他是初次结识莱蒙托夫，这也是不确的。据诗人兼翻译家尼·米·萨京回忆，别林斯基和莱蒙托夫早在一八三七年夏天就在高加索的五山城认识了。
16 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
17 据巴纳耶夫一八三八年十月给别林斯基的一封信来看，他和梅热维奇在此之前就已认识了。
18 俄国期刊，一八三九至一八五六年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称《俄罗斯剧院剧目》，后改称《名剧选》。
19 普·斯米尔诺夫斯基，俄国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一个浅薄的小说作家。
20 只有一篇文章，即《现代人》第一期上发表的果戈理的《论一八三四和一八三五年的期刊文学运动》一文在文学界名噪一时，给公众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作者注
21 康·谢·阿克萨科夫（1817—1860），俄国诗人、政论家兼历史学家，斯拉夫派思想家之一。
22 阿·斯·霍米亚科夫（1804—1860），俄国作家、诗人、政论家、宗教哲学家，斯拉夫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23 彼·尼·库德里亚夫采夫（1816—1858），俄国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祖国纪事》和《现代人》杂志撰稿人，后任莫斯科大学历史学教授。
24 米·尼·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政论家。年轻时曾接近别林斯基，为《莫斯科观察家》及《祖国纪事》撰稿，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起编辑出版《俄国通报》和《莫斯科新闻》等刊物，成为反动贵族阶级最大的政论家。
25 瓦·彼·博特金（1811—1869），俄国作家，西欧派。青年时期曾是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朋友，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极力鼓吹“为艺术而艺术”论。
26 伊·比·克柳什尼科夫（1811—1895），俄国诗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期一度接近别林斯基，后隐居乡间，脱离文学活动。
27 米·尼·扎戈斯金（1789—1852），俄国作家，具有保守倾向的历史小说家，莫斯科几家剧院的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