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事记》
此前已经说过在元明天皇治世的和铜三年，首都迁到了平城。迁都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在这两年后的和铜五年，《古事记》的编纂完成，次年诸国又受命编纂了《风土记》，在七年后的元正天皇养老四年，《日本书纪》的编纂工作也完成了。在这里我们专门辟一章介绍这三本书。
有一本书名叫《古语拾遗》，是在一千一百六十余年前由一位名叫斋部广成的人撰写的，《古语拾遗》的卷首写道：
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书契以来，不好谈古，浮华竞兴，还嗤旧老，遂使人历世而弥新，事逐代而变改，顾问故实，靡识根源。
作者感叹，在上古还没有文字的时候，父辈、祖辈的言行通过口头传说代代流传了下来，被记得十分清晰；而文字出现、历史以文字记录之后，人们反而十分随意地处理诸事，对没有文字的时代的历史不屑一顾，忘却历史。这样的风气想必是从前就开始有了，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天武天皇决定对过往的口头传说加以整理，参考朝廷与重臣家中保存的记录，整理出一套完整的历史；又命令时年二十八岁的舍人稗田阿礼全文背诵这些经过整理的内容。不流于文字，而是令一位记忆力出众之人通过朗诵记忆的方法保存下来，是因为这种方法是最合适的，古来的语部们也都是这么做的。此前的口头传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虽然保存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甲只记得甲所知道的故事，而乙也只能传播乙所知道的故事，这些故事没有办法覆盖日本的全部历史，而且这些故事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有很多故事不知道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将这些故事按照发生的前后顺序加以排列，再删除掉日本历史中不重要的部分或者是有错误的内容，再对照记录，补充有必要增加的内容，由此完成了一套完整的日本史故事，让稗田阿礼朗读并背诵了下来。想必天武天皇原本也有将这些内容整理成书的打算，但是还计划对这些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整理，所以可以说让阿礼背诵的内容只是类似于草稿的东西，结果天武天皇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下一步的编纂就去世了。到了元明天皇治世的和铜四年，距离天武天皇过世已经二十五年了，当年还年轻的稗田阿礼也已经逐渐上了年纪，元明天皇担心他背诵的历史就这么失传，于是在和铜四年九月十八日，命令太安万侣将阿礼背诵的历史全部整理成为书籍，这就是《古事记》一书的由来。太安万侣是一位精通汉学的优秀学者，这一点在他为《古事记》所作的序文中很好地表现了出来，无论是“所以出入幽显，日月彰于洗目；浮沉海水，神祇呈于濯身”也好，还是“得一光宅，通三亭育”也好，他从中国的古代经典中摘抄语句，将文章写得非常华丽。我在这里将他的原文转写为假名以方便大家理解，但是其原文则全部用的是艰深的汉字，如果只看文章的话甚至会怀疑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太安万侣的汉学功底就是如此深厚。而且更重要的是，太安万侣虽然有如此深厚的学问功底，但是非常忠实于阿礼所背诵的内容，只是原文照录阿礼的原话，而没有根据自己的想法与学问随便窜改文字、修饰文章。也就是说，在《古事记》里，口头传说最原始、最纯粹的状态得到了保存。举例而言，大国主神被他的兄弟八十神欺负时的记载如下：
故入其野时即以火回烧其野。于是，不知所出之间，鼠来云：“内者富良富良，外者须夫须夫。”如此言故，蹈其处者，落隐入之间，火者烧过。而其鼠咋持其鸣镝出来而奉也，其矢羽者，其鼠子等皆喫也。
他的行文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他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地将口头传说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因此过去的语言得以保留，祖先们说故事时的心情也很好地传递给了后人。而且因为只是将口述内容记录下来成为文字，所需的工作时间也很短，他在和铜四年九月十八日接受敕命后，于次年的正月二十八日就完成了《古事记》一书的编纂工作并将其献给了天皇，一共只花了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日本书纪》
与《古事记》不同，《日本书纪》则是由诸多学者长年的心血积累而成的。圣德太子所编纂的《天皇记》《国记》等书如果流传下来就好了，可惜的是这些书保存在苏我虾夷家，在苏我氏灭亡时全部被付之一炬。有一个名叫船惠尺的人，从这一场大火中抢救出了一部分《国记》，献给了中大兄皇子，因此这些书中多少还是有一部分流传了下来。天武天皇十年，朝廷开始了大规模的历史编纂事业，一方面整理至此为止保存下来的记录，另一方面也参考重臣豪族家中所保存的文件档案，以及中国与朝鲜的古书，确立了保证准确性的编纂方针。因为这一编纂工作规模宏大，又以保证准确性为基本方针，因此花费了大量的人力与时间，最终以舍人亲王为总编，于元正天皇养老四年五月完成了全卷并献给天皇。《日本书纪》全书由正文三十卷与系图一卷构成，相比只有三卷的《古事记》，足足有十倍以上的分量。从内容上而言，《古事记》是从神代开始记载到推古天皇治世为止，《日本书纪》的记事也始于神代，但一直记录到了持统朝，比《古事记》多记载了七代天皇的治世。此外，因为当时假名还没有出现，因此两者都是用汉字书写的，但是两者在汉字的使用方式上有所不同。例如，刚才所举的《古事记》中老鼠出来说的话里有这么一句：“内者富良富良，外者须夫须夫。”在这句话的“富良富良”和“须夫须夫”之下，都有“此四字以音”的注释，也就是说这四个字要用汉字原本的读音来读，而没有特别加这种注的地方则要以训读来读，因此刚才的这句话，就应该读作“うちはほらほら、そとはすぶすぶ”。而在《日本书纪》里，汉字的使用方式就不一样了。举个例子，神武天皇东征的途中，曾经在筑紫的菟狭川边上一个名为“一柱腾宫”的地方受到欢迎，而在这个地名下的注释写道：“一柱腾宫，此云阿斯毗苫徒鞅饿离能宫”，也就是说这个“一柱腾宫”四字，应该读为“あしひとつあがりのみや”。也就是说，《古事记》的记载以训读为本，在需要音读的部分专门加以标注，而与此相对的《日本书纪》则是专门标注了训读部分，换言之其他部分采用的都是音读。当然，实际上《日本书纪》里也有大量需要使用训读的内容，但是至少做好了以音读也能够顺利读下来的准备，换言之，这是一部准备让外国人也能读懂的历史书。
《日本书纪》的编纂者们，调查了中国与朝鲜的历史与古文献，希望编纂出一部完美无缺的史书，但是正因为如此，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举例而言，假如现在要了解古代朝鲜历史的话，我们必须使用一部名为《三国史记》的书，这一部《三国史记》成书于高丽仁宗二十三年（1145），换言之是八百二十余年前的作品。然而实际上朝鲜地区早在这数百年以前就有各种各样的历史书了，为了研究这些朝鲜古代的史书，就不得不利用《日本书纪》。《日本书纪》中引用了不少《百济记》《百济新撰》《百济本纪》等史书，也就是说朝鲜的古文献在朝鲜半岛散佚了，反而是在日本的《日本书纪》中能够一窥原貌。
就连外国的史书都如此用心地调查过了，对于日本的古代历史记录更没有不仔细检查的道理。编纂者们将这些记事一一仔细检证，当发现相互冲突的记录时，没有简单地选择其中某一种，而是出于参考的目的，将这些互相冲突的记载罗列在了正式的记载后面，可见编纂者们的慎重。《日本书纪》中以“一书曰”起头，将出典各异的各种记录一一罗列，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风土记》
最后来介绍一下风土记的情况。《古事记》成书于和铜五年，次年国家就向全国各地下达了命令，要求诸国编纂风土记，记载当地的土地状况、山川名称、风味特产与旧来的口头传说等，将这些东西整理成书，提交给朝廷。所谓的国，可以大致理解为现在的县，是各地的行政区域。诸国将这些内容调查后整理成书，书名就定为《风土记》。诸国当然都会提交编纂完成的《风土记》，但是这些书在后世逐渐散佚，大多数《风土记》都只能够从其他著作中找到几句引用而已，只有常陆（现茨城县）、播磨（现兵库县）、肥前（现长崎、佐贺县）、丰后（现大分县）四国的《风土记》分别流传下来了一部分，而出云（现岛根县）的《风土记》则全本流传了下来。各国《风土记》编纂完成的时间各有差异，《出云国风土记》的编纂完成时间是天平五年（733），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出云国的郡乡区划、位置、山川海岛、地名由来、特产、神社寺院、警备状况等，这些内容都得到了很好的整理。而读《出云国风土记》时最有趣的是，语部所传承下来的口头传说就像《古事记》里的一样，被原原本本地保存了下来。
所以号“意宇”者，国引坐八束水臣津野命诏（中略）栲衾·志罗纪乃三崎矣、国之余有耶见者、国之余有诏而。童女胸鉏所取而、大鱼之支太冲别而、波多须须支穗振别而、三身之网打挂而、霜黑葛暗暗耶耶尔、河船之毛毛曾曾吕吕尔、国国来来引来缝国者、自去豆乃折绝而、八穗尔支豆支乃御崎。
［意宇郡之所以名叫意宇郡，是因为国引坐八束水臣津野命的诏书中写道：“（中略）新罗的海角，也是我们国土的一部分。”于是他取过大锄，将大锄锄进土地里，用力一翻，接上结实的网子一点儿一点儿地将国土拖了过来，这片牵引过来的土地就是从去豆（现平田市小津）的海岸凸出来的海角。］
这是著名的国引神话，就和《古事记》里的“内者富良富良，外者须夫须夫”一样，将语部们代代传承的口头传说直接记载了下来。如果没有《古事记》或者《风土记》的话，这些故事最终要么消失，要么即使不消失，其内容也会随着口传而逐渐发生变化。这些故事能够在一千二百年前，通过文字记载的方式保存下来，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这些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