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隋使
圣德太子通过制定冠位、编写宪法强化了国家的根基，这是他在内政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此外他在外交上也有令人注目的表现。在这之前，中国大陆分裂为南北两朝，此后由隋朝统一南北，重新建立了强大的统一国家。隋炀帝继承父亲的皇位是在605年，在这之前的一年，日本编写了宪法十七条。隋炀帝登基之时意气风发，希望时隔多年之后重新统一中国大陆，将年号也改为了大业元年。在大业三年，隋炀帝从日本的使节小野妹子处接受了日本的国书，也就是外交文书。中国自视为大国，而将周围的国家视为小国，有着认为小国都应该屈服在大国面前的思维定式，因此自然而然地认为来自日本的国书想必也表达了类似的内容或者态度。没想到隋炀帝打开国书时，发现其开头竟然是这样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表明了完全平等的态度，隋炀帝因此很不满，对负责外务的官员下令，不得再上呈这种无礼的外交文书，这件事情明确记载在了《隋书》里。
隋炀帝虽然不喜欢日本在外交文书上表现出的无礼态度，但是认为与日本的外交交流仍然是有必要的，因此在第二年小野妹子归国时，派遣外交官裴世清与他同行回国。圣德太子盛情接待了他，并在他回国时第二次派遣小野妹子为大使前往隋朝。这一次他们所持国书的内容记载在了《日本书纪》里，据记载，文章的开头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虽然与上一次的行文不同，但是无论是其意义还是其中包含的态度，都与前年的国书一致。这种对等的外交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罕见的，也正是因为其特殊性，《隋书》中才会有特笔记载，这件事直到后世仍然被人传颂，这都是圣德太子高明见识的产物 [1] 。
一个国家，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国家，都能坚持对等交往，而不因为对方的强势就采取低三下四的态度，这一点已经很了不起了。圣德太子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还意识到孤立一方、独善其身对于国家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积极导入外国的学问与文化。在小野妹子第二次渡海时，他派遣福因、惠明、玄理、大国、日文、请安、惠隐、广齐八人为留学生。这八人都是归化人或其子孙，由此不仅可以知道朝廷能够温和地接纳由外国归化而来的人，同时也能够知道这些人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此外，这时候派遣的八名留学生中，有两人在三十一年后归国，另外两人在三十二年后归国，由此可推测，在派遣他们出国的时候，圣德太子应该是确定了不要忙着出成绩，而让他们充分学习、研究先进文化的方针。
修建法隆寺
太子通过编纂宪法、制定冠位，使国家的本质更加纯粹，也明确了国家的系列制度，但是所谓国体或者说是国格这种东西，是在历史中诞生的，法制规定的完善并不意味着国体的完善，要完善国体必须要仔细地检视历史，明确国家的起源与由来。于是太子与大臣苏我马子商议，致力于历史的编纂，即编纂了以《天皇记》与《国记》为代表的史书，记载了主要豪族的历史。
到了开始编写历史的时候，计算年月的能力就变得非常必要了。神话或者故事中，我们可以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个时候”瞒混过去，历史却不能这样，假如没有“何时在何地发生了何事”这样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就说不上是历史了。然而日本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文字，发生的事情都只依赖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现在突然要编纂历史，在计算之前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具体年份时就遇到了大问题，这时候此前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谶纬之学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谶纬学主张历史每隔一千二百六十年就会产生一个大变革，而且这个变革必然发生在辛酉年，这就是所谓的“辛酉革命说”。当时编纂历史的人采用了这一原则，将推古天皇九年的辛酉年作为新时代的起点，并将神武天皇的建国大业安排在了一千二百六十年前的辛酉年，并将这期间的一系列故事安排在了一千二百六十年间，这些在前文的“皇纪”部分已经提到过了，在此不再赘述。
这一时间推定导致古时候的年月被过度拉长了，这实属无奈之举。但是当时的人之所以会将推古天皇的治世视为新时代的起点，显然是因为圣德太子的光辉新政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冲击，尤其是佛教的公开传播以及与此相伴的庄严华美的寺院的修建，对当时的人们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
佛教传来之初，苏我稻目欣喜地迎接佛教的传播，而物部尾舆及中臣镰子则反对佛教，这一点前文既述。最初，反对派获胜，佛像被丢进了难波湾的堀江，而寺院则被一把火烧掉了，即使如此，苏我氏也没有放弃信仰。在用明天皇治世时期，苏我与物部两家的后人分别继承了他们的观念，苏我马子与反对派的物部守屋及中臣胜海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最终苏我马子在斗争中杀死了守屋与胜海，因而随着苏我氏占据了绝对优势，佛教也兴盛了起来。
圣德太子对佛教有着深刻的研究，如前所述，他在十七条宪法的第二条中提到了“笃信三宝”还在宫中亲自开办法华经与胜鬘经的讲学，为众人解释经典的难解之处，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曾经亲自为佛经做过注释。这就是所谓的《三经注疏》，也就是圣德太子给《维摩经》《胜鬘经》《法华经》这三部佛经所写的义疏。所谓义疏，指的就是注释。《三经义疏》的原本一部分后来遗失了，其中只有《法华义疏》保存至今，现在作为御物（属于皇室的宝物）安置在宫内。这部著书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有多份抄本与印刷刊行本，而刚才提到的御物则是圣德太子亲手写下的原本。我们不清楚圣德太子写下该书的具体时间，但是圣德太子去世的时间是推古天皇三十年（622），因此这本书起码也是这之前的产物，这么说来距今 [2] 至少也有一千三百五十多年了。现存的金石文里有比它更古老的，但是以纸质文书来说，这份圣德太子亲手书写的《法华义疏》 [3] 是日本最古老的。一千三百五十年听起来似乎很短，但实际上是非常漫长的，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要找到这么早以前的纸质文书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有，也都是些密藏在洞窟内或者是埋藏在地下的东西，而这份《法华义疏》却一直被安置在木造的建筑物中，在近一千四百年来，受到代代人的尊敬。从这样的小事情里也能很好地看到日本的国格。
虽然圣德太子的佛学研究如此精深，但是更吸引当时世人的，反而是他建立的寺院。当时的飞鸟地区（现奈良县内）有苏我马子兴建的法兴寺，据说也是一座有着宏伟堂塔的大寺院，但是圣德太子在难波地区（现大阪府内）兴建的四天王寺和在斑鸠地区（现奈良县内）兴建的法隆寺是一直留存至今的大寺院，千百年来，其宏伟壮丽让世人惊讶，并受到深深的崇拜。四天王寺供奉的主神为佛教中守护四方国境的神明，即持国天、增长天、广目天和多闻天，修建在海外交通的要冲——难波港边的山丘之上，这也表达了为日本抵御外来侵略的祈愿，寺院的伽蓝结构是中门、塔、金堂、讲堂沿南北向直线分布，这与朝鲜的寺院结构相一致。而法隆寺则前方是中门，后方是讲堂，而中间则是左塔右金堂的伽蓝配置结构，这在外国没有先例，完全是日本独特的伽蓝配置，被认为是圣德太子的独创 [4] 。
这些雄伟壮丽的大寺院逐一建造起来，人们自然会目之所见、心之所望，满怀好奇和激动地踏入它的山门吧。日本自古以来的神社虽然在面积与气势上比起这些寺院毫不逊色，但是神社一贯的风格是闲静朴素，而这些新建的寺院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境，被众多装饰物点缀得雍容华贵，安置在寺院中的佛像也是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金铜像，灿然生辉。虽然一般人听不懂诵经时所使用的艰深汉语，但是可以想象其在这种安逸祥和的诵经声里被悠然带入梦境的情景。寺院建筑中高耸入云的塔尤其美丽，当人们仰望五重高塔尖端直指天空的九轮时，想必会被带入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佛教净土吧。
如此这般，将推古天皇的治世、圣德太子担任摄政的年代视为新时代的起点，这个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开始计算皇历也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即使这一计算结果与实际的年月有一定程度的偏差，这一偏差中也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苏我氏的暴行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辉煌的时代并没能持续很久，国家很快就面临巨大的难关，那就是圣德太子的去世。太子这时担任着推古天皇的摄政，而身为太子的他显然原本是要继承叔母的皇位的，但是在推古天皇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里 [5] 因病与世长辞，享年四十九岁。《日本书纪》中关于当时众人听闻太子去世时的悲痛之情有如下记载：“是时，诸王诸臣及天下百姓，悉长老如失爱儿，而盐酢之味在口不尝；少幼者如亡慈父母，以哭泣之声满于行路；乃耕夫止耜，舂女不杵，皆曰：‘日月失辉，天地既崩，自今以后谁恃哉？’”高句丽的僧侣惠慈则说道：“今太子既薨之，某独生之，有何益哉？我以来年二月五日必死，以遇上宫太子于净土。”到了第二年的这个时候，他果然按照预言圆寂了。
圣德太子去世后六年，推古天皇也与世长辞，原本应该继承皇位的圣德太子已经不在了，而推古天皇去世时又没有指定太子，因此谁来继承皇位就成了问题。当时的大臣是苏我马子之子苏我虾夷。苏我氏是应神天皇幼年时期有大功于朝廷的武内宿祢的子孙后代，如果推算系谱，还是从孝元天皇家系中分出的名门望族，到了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这一代，随着势力的增强也变得越来越傲慢，不守臣子的本分而肆意妄为。用明天皇与推古天皇的母亲都是苏我稻目的女儿坚盐媛，而崇峻天皇的母亲也是稻目的另一个女儿小姐君。也就是说，苏我氏以外戚（母方的亲戚称为外戚）的身份所拥有的权势压过了其他豪族。用明天皇过世时，苏我马子欲立推古天皇，因此杀害了反对这件事情的皇族与权臣物部守屋；而崇峻天皇虽然母亲是苏我氏所出，却无法忍受马子的骄横跋扈，对他颇有怨言。这个消息被泄露到了苏我马子处，于是苏我马子派遣一个名叫驹的归化人杀害了天皇。在这之后即位的就是推古天皇。
圣德太子成为摄政的时候，正是苏我马子势力的全盛期。以太子的聪慧，不可能没有察觉到苏我马子的暴虐骄横。尽管如此，圣德太子却没有处分他，想必是因为假如要彻底铲除苏我氏的势力，需要赌上整个国家的命运。因此太子通过制定宪法与冠位，明确君臣之别，确立上下秩序，同时还借助佛教的力量，希望人们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然而，圣德太子的施政因为他的去世而中断，不久之后苏我马子也过世，其继承人苏我虾夷比父亲还骄蛮无礼，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深刻了。
虾夷所做的第一件恶事就是为了挤兑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而拥立敏达天皇之孙舒明天皇继承皇位，杀害了反对这件事情的境部摩理势。假如圣德太子还在世，本该由他来继承皇位，因此在圣德太子过世后，人们都认为应当由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继承皇位（就像是日本武尊早逝之后，他的儿子即位为仲哀天皇一样），山背大兄王本身的人望也很高，结果虾夷却不承认了山背大兄王继承皇位的权力，他的儿子苏我入鹿更是杀害了山背大兄王一族。
虾夷做的第二件恶事就是他在祭祀自己家的先祖之时，僭越地使用了帝王之礼，广征国民为自己家修建陵墓，将虾夷的坟墓称为大陵、入鹿的坟墓称为小陵，更将原本侍奉圣德太子的人民擅自移用为自己的守陵人。圣德太子的遗族面对苏我氏的跋扈，感叹“天无二日，国无二王”，而苏我虾夷竟然因此将圣德太子的遗族杀得干干净净。
虾夷做的第三件恶事就是他不出席朝政而在自己的家里私自处理政务，擅自授予儿子入鹿以紫冠的高位，并给他大臣的待遇。
虾夷之子入鹿则是个令其父虾夷都无可奈何的恶徒。他在杀害了圣德太子的遗族之后愈发妄自尊大，终于到了将父亲家称为“上宫门”，而将自己家称为“谷宫门”，并将自己的儿子称为皇子的地步。会有这样的称呼，想必是因为虾夷的家位于山丘之上，而入鹿家位于山谷之间，但是以“宫门”（みかど，对天皇的尊称）称呼自己家则是彻头彻尾的僭越。“みかど”的意思是御门，也就是天皇御所之门，因此引申为天皇的代名词，但是苏我入鹿开始以这个词指称自己。而且苏我入鹿家中还有严密的防御设施，他安排了五十个护卫时刻守在自己身边，将出入自己家的人称为“祖子需者”，也就是“臣服于苏我氏的年轻人”的意思。国家的纲纪由此混乱。反对苏我氏暴行的人还没有出现，但如果入鹿的暴行更进一步，日本国就面临着亡国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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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第二次国书（“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记载仅见于《日本书纪》，反之，《日本书纪》中不见关于“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国书的记载。目前可以确定圣德太子时期日本尚未出现天皇号，因此“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一语是《日本书纪》成书时所做的修饰。——译者注
[2] 指至本书写作的20世纪70年代为止。——译者注
[3] 该书是否为圣德太子所著尚有争议，其成书时间也不明确。——译者注
[4] 平泉澄在这里提及的是法隆寺西院伽蓝的配置方式，但是现在由于考古发掘的进展，学界基本确认了法隆寺的西院伽蓝是飞鸟时代末期开始重建的，并非圣德太子设计的伽蓝配置。而圣德太子时期的法隆寺原址位于现在西院伽蓝的东南部，被称为若草伽蓝，此外，左塔右殿的伽蓝配置方式也并非日本的独创，平泉澄在这两点上都出现了错误。——译者注
[5] 《日本书纪》记载的圣德太子去世时间是推古天皇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里的三十年是根据《天寿国绣帐》与《上宫圣德法王帝说》等史料推算出的年份。——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