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点
希腊的世袭君主制——希腊暴政的渊源——早期的雅典人——梭伦改革带来的社会新阶层——梭伦司法改革——庇西特拉图叛乱（前560年）——庇西特拉图政权的建立——庇西特拉图儿子们的专制统治——雅典人驱逐希庇亚斯——克里斯提尼改革——新部落——陶片放逐制——贵族寡头伊萨格拉斯的反扑——从雅典到撒尔迪斯的外交纵横——希庇亚斯难回斯巴达——克里昂米尼一世战败于依洛西斯——希庇亚斯受邀参加斯巴达同盟大会——希庇亚斯返回西吉昂
其时，雅典正处于几任独裁者的统治之下。筹划丰功伟业的大流士一世正在欧洲扩疆，自然会对雅典有所图谋，但他将从雅典人那里体验到不曾有过的顽强抵抗，雅典人将重击他的军队，横扫他的威风。以大流士一世的判断，雅典与希腊的其他城市没什么两样，它们习惯于独裁统治。但同在暴君统治下的雅典与科林斯的结局为何那样不同？如果我们不分析一下早期希腊产生专制主义的环境，断然不会搞明白这个问题。
就像其他雅利安社会一样，希腊人的天性倾向于家长式的寡头统治。每个家长代表先祖，通过神圣宗教的约束统治家庭。尽管他在世时的生活与困于穴中的兽没什么两样，但他的先祖是全家人的敬拜对象。经年累月，家庭扩大为氏族，氏族通过联合扩大为部落，部落的联合形成城市，但权力原则并没有改变。城市、部落、氏族和家庭都有各自的祭坛和仪式，各自的判官既是祭司也是“王”。但掌权的部落或氏族首领总想成为所有同宗族人的主人，这个主人就会强迫其他首领归顺于他，并依靠圣权把持住自己的权威，进而会声称权力可以继承。在奴隶制似乎原本固有的东方，对国王的敬畏充满奴性，这种倾向不断滋长。国王是神的代理人，他只是偶尔才带着粗鄙的威严露露面，除此之外会隐藏在宫殿里，成为人们崇拜和恐惧的神秘对象，这样的君主只能在亚洲或非洲找到。尽管多数希腊城市逐渐形成了世袭君主制，但世袭君主或国王与破坏自由宪法的暴君或独裁者之间的差异从来就不分明。西方人的君主制像是要把疯狂的野兽撂倒，无论用什么武器和方式。的确，希腊人不是特别反感亚洲人的君主制，他们认为君主制是国家成长的一种表现，但它在希腊人的土壤里难以生长。希腊人也不会像尊敬索萨、尼尼微或巴比伦的君主那样轻易地对希腊国王表示尊敬。因此，当一个希腊王朝被消灭，另一个寡头政权代之而起的时候，严格地讲，这只不过是轮回到之前的统治模式而已，领主们曾经拱手相让或被迫划割给国王的那些权力又被夺了回来。基于此，似乎不用暴动，甚至无需骚乱就可以实现从君主制向寡头政治的转变。
也许我们会认为寡头统治下的希腊城市会快速走向宪法有序和宪法自由，但这种想法是最不现实的。尽管独裁者不可能忽视他神圣的权力阶层之外的普罗大众，但超出这个权力阶层之外，他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独裁者与他的先辈曾经臣服或奴役的那些人之间没有血缘纽带，因此可能没有共同的宗教社区，也就没有共同的信仰。而没有信仰，任何政府职能都无法落实。尽管那些人承认现有政权，但这可能恰恰是对权力的亵渎。由此看来，对被奴役者和劣等阶层而言，从王权政治到寡头政治的变化在理论上可以说根本没有改变。后者与前者的区别仅在于，即便在统治阶层内部也有人为私利而迎合大众，许诺他们公正，以此赢得他们的协助。事实上，这可能是那些野心家或不满统治阶级的人最可能也最常用的攫取权力并获得成功的方式。
雅典的演讲者
就煽动者的特性而言，他会抨击其他世袭贵族的傲慢与残酷，也许还会亲自呈现一些残暴的假证据。图谋夺取最高政权的人诱使人们拿起武器代他而战，并保卫他的安全。下一步他会取得军队统帅的职位，如果还能从国外招来雇佣兵，他夺取权力的目标立刻就会变成现实。
雅典庇西特拉图的独裁史足以说明独裁统治是如何建立而后又被推翻的。我们发现或多或少接近雅典传统的那些故事也同样在描述与雅典同期或早于雅典的其他希腊城市的情况。也许我们可以推断，希腊政权总在不断变化，处于寡头政治与王权统治的不断交替之中。王权统治替代了寡头政治，而后就是暴君篡位，结果是人们更加痛恨独裁。但这些权力的更替促进了民主精神的成长，直至民主变得足够强大，能横扫一切困难，自由发展。但雅典有一个变化是希腊其他城市没有的，那就是庇西特拉图统治之前梭伦施行的政治改革。我们可以拿梭伦自己的描述做出判断。当时雅典国内的情势十分恶劣，掌权者因国内处处沉冤而内疚，因人们彼此暴力抢夺而自责，穷人被羁枷锁，甚至被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梭伦推行改革之后，在一次愤慨的呼吁中，曾经把黑土地比作一个人。这个人曾被奴役，现在他亲自将他释放了，拆除了处处可见的围栏，赎回了许多外侵者掠走的土地。那些在阿提卡被降级成奴隶，在暴君面前发抖的人重新获得了自由。梭伦的描述表明当时的雅典人实际上被分成了两个阶层，一个是拥有土地，流淌着蓝色血液的世袭贵族；一个是“底底斯”[1]，即农民，他们被称作“海克特末利”，是“六一税制”土地的使用者，在土地使用期他们需缴纳六分之一税率的赋税。违反合同的农民只好仰仗地主发慈悲了，地主会将农民当年的缺额记成债务，留作来年偿还。但如果欠款达到一定数量，地主就有可能将农民和他的家人卖做奴隶。由于歉收，农民随时都可能欠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毫无保障，很少有机会摆脱做奴隶的命运。他们被困在神圣岩石围挡的土地上，可能永远只是土壤上的耕作机。雅典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周围的岩石封闭，这就是梭伦断言的围栏。一方面，少数家庭的家长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暴君；另一方面，那些在他们面前瑟瑟发抖的农民只能交钱去耕种“六一税制”的土地来维持生存。的确，对那些原先连这点可怜的伪装权利都没有的劳动者来说，即便是这样定期租用土地也是一种进步。我们说伪装是因为只要农民的自由仰仗于地主的任性和庄稼的收成，这种进步就只能说是一种伪装。一句话，农民从摆脱奴隶身份或拖欠状态到恢复自由身，从来就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真正自由。只要情况不做改变，梭伦就可能完美地道出实情：土地被富人阶层控制着，即便当时有反抗，人们也无力抗击这样一些世袭贵族。显然，这种情况不可能无休止地延续下去。那些被奴役的自由农民要么必须成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要么必须回到原先被奴役的状态。面对这种越来越难以忍受的不满和牢骚，梭伦当然有足够的社会条件去实施他筹谋已久的土地改革政策，即“解负令”[2]。他的言论似乎暗示了他的土改政策的必要性。梭伦下令拆除了所有“六一税制”土地上标有世袭贵族宗教身份的柱子，减轻了“六一税制”土地耕作者的负担，让他们少交粮或少交钱，但那些自由劳动者和穷地主的负重并没有减轻。
雅典立法者梭伦（坐于高位者）
“解负令”只是梭伦改革的一部分。阿提卡有大量人口不属于任何部落，既没有宗教归属也没有政治特权。在世袭贵族看来，这些人没有能力参与国家管理，否则就是犯上作乱。但这个群体中有一部分人的精力和能量可以为国家所用。如果梭伦愿意从这部分人身上获取利益，他就必须重新划分社会阶层，不考虑血亲关系，完全基于财产将国家可用的自由公民进行分类。梭伦按照年收入将所有自由人口划分为四个等级，但排除了有公职和荣誉的贫穷世袭贵族，他认为这些穷贵族是没落贵族阶层的世袭者。如果一个人的财产低于五百蒲式耳[3]的小麦年收成，他就不能成为阿雷奥帕格斯的大议会[4]成员，也不能担任大议会中的九名执政官和地方法官。这些执政官和地方法官是大议会中的永久成员。担任公职的人一年的工作表现应该通过合格考评，官员应该对他们的施政表现做出解释，也就容易因不当行为遭受弹劾。官员由所有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被世袭贵族称为“四等乌合暴民”的阶层也包括在内。尽管官员选举排除了贫穷的世袭贵族，打破了古代以宗教和血缘为纽带的专制主义，但部落与国家的关系并没有改变。无论贫穷或富有，一个公民只有归属于某个部落才能成为执政官或大议会成员，才能成为参议会成员。参议会由四百人组成，他们分别由雅典的四个部落选举产生，每个部落一百个名额，参议会有权对提交到公民大会上的政策和主张做出裁决。
雅典世袭贵族
梭伦使每一个公民在大议会中都有一个位置，使全体公民选举出主要的司法官员，并就这些官员的职务表现在年底做出考评。通过保障每个公民对执政官的申诉权，梭伦确保大议会这个人民团体给予世袭贵族一定的独立性，大议会以后可能会发展为公民自由的精简机构。由于没有宗教身份和没有部落身份一样，都不能担任公职，梭伦的宪法改革实际上最终导致了寡头政治，这一点梭伦也承认。梭伦断言他为改善国民状况做了很大努力，有一点可以证实他这一断言：他使雅典人团结了十年——或者像某些人所说的一百年。期间人们苦于没有司法变革，也难以证实这些改革出自他本人。正像梭伦自己所说，他外出朝圣到过埃及和塞浦路斯，他出访过撒尔迪斯，但他的诗歌中没有任何关于撒尔迪斯的内容，也不可能有，因为他立法之后近半个世纪克洛伊索斯才败于撒尔迪斯。梭伦回到雅典时，情势就变了，他得以施行一系列改革的相对和谐的社会环境此时已让位于动荡和派系斗争。被称为庇底亚人的平原世袭地主归吕库古统治；沿海地区的帕拉林人与埃尔克梅尼德家族[5]的头领梅格科[6]携手；而庇西特拉图则统治着山区。一次战争中，梭伦预言庇西特拉图会入侵雅典，他竭力警示雅典人，让他们联合起来抵抗独裁，然而徒劳。他毫无目的地穿上铠甲，站在自家门口，他所能做的只是安慰自己，相信自己已尽到责任，同时也回答别人的一些疑问，比如他靠什么避免敌人的报复。梭伦回答道：“我老了。”据说，庇西特拉图并没有伤害他，这个改革者为了使自己的国家获得自由，做了任何前人都不曾做的事，安详地去世了。他享尽天年，一世清明，不为己谋，不畏宿命，甚至在庇西特拉图面前也展尽本色。
庇西特拉图的成功充分证明了雅典民主精神的成长是多么缓慢。他挟山区霸主之威风到了雅典，声称自己已从雅典城里攻击他的那些敌人手中逃脱，还不时地指着他的战马和他身上的伤口，证明他讲的是真话。他请求人们派卫兵保护他，以免被那些敌对的帮派成员刺杀。据说梭伦强烈反对此事，但人们还是答应了庇西特拉图的请求。伪装终于被撕下，靠着手持长矛的卫兵的保护，庇西特拉图占领了阿克罗波利斯[7]，而梅格科则带着埃尔克梅尼德家族逃走了。
庇西特拉图成了雅典的主人。据希罗多德讲，庇西特拉图统治英明且善于管理，但并没有进行宪法改革。他超强的本能让他意识到梭伦的宪政本质上是寡头政治，而这与他的图谋不谋而合。相对希腊其他城市而言，雅典的专制统治减轻了，庇西特拉图和他的继任者们也足够英明和贤能，但他们的统治并非顺风顺水。据说，第一次灾难很快降临。庇西特拉图的掌权得益于雅典人的四分五裂，他对雅典人的驱逐导致了平原和沿海地区的迅速联合。通过与沿海地区头领梅格科的和解，庇西特拉图稳固了政权，但平原和沿海地区的联合破裂后，庇西特拉图又大肆驱逐他们。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年，期间庇西特拉图奇袭了与他对抗的雅典军队，在马拉松城不战而胜。
阿克罗波利斯遗址
阿克罗波利斯复原图
庇西特拉图第三次成为雅典卫城的主人，这一次他决心不给平原和沿海地区留下联合的空间，不能让他们第三次将他驱逐。梅格科及其支持者离开了雅典，其他的反对者被发配到纳克索斯岛[8]做人质以维持当地的独裁统治。通过色雷斯人组成的雇佣军，庇西特拉图政权终究得以建立。
庇西特拉图无法再续写他的灾难或成功，这位雅典暴君驾崩于公元前527年。据说，他的儿子希庇亚斯[9]和希帕克斯[10]继承了他们父亲节制和温和的执政风格，但他们的政治洞见并没有保障他们免于危险，他们的危险来自他们自身的恶习。希帕克斯曾毫无廉耻，企图占有美丽的哈默迪丝。亚里士托吉坦[11]得知希帕克斯觊觎他的情妇后既恐惧又愤怒。就像希腊的其他王朝一样，庇西特拉图王朝给自己招来厄运。在阴谋团伙的支持下，亚里士托吉坦决心在雅典游行节期间袭击希帕克斯。这一天，有人发现其中一个团伙成员和希庇亚斯交头接耳，由于害怕暴露，亚里士托吉坦和他的团伙即刻下手，杀死了希帕克斯，逃离了现场。希庇亚斯的暴政又持续了四年，期间充满怀疑和残暴，许多城市杀戮不断。修昔底德时期，人们普遍相信希帕克斯作为庇西特拉图的长子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亚里士托吉坦与哈默迪丝不仅报了私仇，也解放了整个国家。那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桃金娘花冠》将杀死暴君的那把剑神化，使正义回归雅典，雅典人的子孙后代得到了豁免重负的保障，获得了公正的荣耀。这些都充分证明了通过谋杀结束希帕克斯王朝的流行说法牢不可破。但修昔底德却谨慎地指出这种说法只是妄加揣测。首先，希庇亚斯——而不是希帕克斯是长子；其次，希帕克斯死后庇西特拉图王朝的统治并没有终止，希庇亚斯使雅典人感受到了暴君的严酷。不过，希帕克斯被杀带来的恶劣影响却警示希庇亚斯，也许更多的灾难正在酝酿之中，他须好自为之以便灾难来时能充分应对。希庇亚斯的心思转到了波斯暴君身上，这一决定导致了雅典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的重大后果。攻陷吕底亚王国之后，波斯帝国的魔掌已伸向达达尼尔海岸，雅典在西吉昂[12]的殖民地成了波斯帝国的附庸国。希庇亚斯已派未来马其顿战役的胜利者米提亚德统督色雷斯城市克伦尼索斯和西吉昂所在的半岛。米提亚德有雇佣军的协助，还同色雷斯头领奥洛勒斯[13]的女儿结为婚盟，以此稳固了那里的统治。希庇亚斯看到了政治婚姻带来的好处，于是不顾兰普塞克斯[14]城邦的暴君与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甚好的私交，也不顾雅典人对兰普塞克斯人的鄙视，主动将女儿许配给兰普塞克斯暴君的儿子。这样，他在西吉昂有了安全的避难所，在兰普塞克斯暴君那里又有朋友相助，并可以从他那里获取波斯王的信息。
亚里士托吉坦袭击希帕克斯
克伦尼索斯遗址
希庇亚斯防范自己可能发生的不测时，埃尔克梅尼德人正密谋驱逐他，这正是他最担心的。希庇亚斯的女儿结婚前五年，德尔斐意外被火烧了。埃尔克梅尼德人负责重修神殿，修好的神殿非常壮观，完全超出了合约中的各项标准。他们被自己的慷慨感动，于是向神殿祈愿，所有前来求助神谕的斯巴达人都得到一个回答：雅典人必须获得自由。德尔斐人小心地帮助埃尔克梅尼德人实现他们的祈愿。斯巴达人听厌了这个来自神谕的命令，就痛苦而违心地从海上出兵攻打希庇亚斯，但有人预先告知了希庇亚斯。在法勒朗平原战役中，斯巴达头领被杀，他的军队逃散。同样是被神谕催使，斯巴达人在国王克里昂米尼一世[15]的带领下入侵了阿提卡，但他们的围攻技术遭人鄙视，他们挑起的战争很快遭到唾弃。他们还抓了希庇亚斯的孩子们，企图将他们偷运到国外。双方摊牌了，希庇亚斯同意五天之内离开阿提卡以换回孩子们。这样，庇西特拉图暴力政权建立五十年以后，这个王朝最后的暴君退到了他先前为自己准备的避难所——斯凯曼德罗斯[16]河岸。雅典卫城竖起了一根柱子，上面记述了这个王朝犯下的罪孽以及各个王朝成员的名字，以供未来诅咒。
克里昂米尼一世
驱逐希庇亚斯后，紧接着是一场涉及梭伦司法体制的改革。梭伦的司法体制承认所有公民参与政府事务的权利，然而，除非专制主义挡道，否则梭伦对大多数人的权利限制措施迟早会发生重大变革。七成公民不能参加大议会和执政官的选举，也不能参加四百人组成的参议会选举。民众不可能长期忍受权利被剥夺的现状，对一个藏在雇佣军长矛后的暴君来说，很容易就能借这样的宪法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丧失了言论自由，公民在公民大会上的权利就只剩下顺从，那些执政官就会成为暴君的帮凶。梭伦提到庇西特拉图曾经服从执政官审讯的传唤，但他也提到庇西特拉图的原告在庭审当天没有被允许露面。一方面，对希庇亚斯的驱逐使梭伦法令在名义上恢复了力量；另一方面，派系的复生曾一度阻碍了梭伦法令的效力，而这恰恰是梭伦宪法要打击的目标。因贿赂德尔斐女祭司而臭名昭著的埃尔克梅尼德人克里斯提尼和叫伊萨格拉斯[17]的王族成员分别代表了这两个方面。克里斯提尼失败了，但我们知道他被击溃之后与人民实现了和解。他首先用新氏族代替了旧氏族，而这又是以旧的社会秩序为基础的。所有非氏族成员的公民和无论财富多少都被归入第四阶层的公民必然支持这项改革。对克里斯提尼的信徒来说，他就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具智慧和最实干的人，这些人的不满会对国家产生严重威胁。克里斯提尼也明白要扑灭随时都可能转成熊熊火焰的闷火就必须打击宗教组织的基层，他们阻碍了所有公民的政治进步。要创造和旧部落平起平坐的新部落不太可能，在旧的部落中增加氏族或家族的数量被认为是对整个部落的亵渎。没有办法，只能取缔作为政治单元的宗教部落，代之以吸收全体雅典公民参加的、以行政区为政治单元的新部落。尽管这样的变革不像基于特有的宗教社会那样使家庭和氏族彼此接触，但对保守的世袭贵族来说，这种变革给了陈旧的政治信仰致命的一击。伊萨格拉斯自然对此强烈反对。倒不是伊萨格拉斯的敌对态度导致了克里斯提尼提出这次赢得民意的变革，而是这次变革的提出引起了伊萨格拉斯的抗拒。雅典发生的这场变革之争对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之争、中世纪德国和意大利城市中的大家族之争以及围绕这些斗争产生的各种行会都有影响。
克里斯提尼举行部落会议
克里斯提尼长期而艰苦的经历使他得以有效防范宗派斗争和地方狭隘者的反抗。他通过两种手段实现了这一目标，一是将每个部落的成员遣散到全国各地；二是放逐。克里斯提尼小心使每个部落的成员不集中在同一个行政区，而是分散在雅典的五个行政区内。简单地说，行政区在很多方面都类似我们教区以下的地方行政区。每个行政区都有一个特定的场所供人们祭拜，有特定的仪式，维护本地的利益，独立征税，负责各自的公民注册等。通过这种联合方式，每个行政区内不同的部落在各自的小教堂内组织宗教活动，这与旧时的贵族大家庭和所有公民都有连带的宗教社会不同。新部落的划分体现了古代最先进的民主政体与现代社会的公民身份理论之间的差异。
没有传统宗教部落背景的公民在新部落改革中谋到了利益，但旧的世袭贵族寡头却对改革愤慨不已。改革不光使他们一无所获，还让他们丢掉了旧有的特权，他们当然会图谋颠覆这套宪法。一旦庇西特拉图和伊萨格拉斯有挑起冲突的迹象，国家就只能靠人民来维护宪法。换句话说，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是内战。这样一来，设立一个机构组织来防范旧有特权阶层的阴谋就显得绝对必要。这个机构组织的职能与雇佣军或刺客的职能一样，且兵不血刃。这就要由全体公民来做出决定，也许通过每年一次的秘密投票的方式来进行，看是否应该有一个或多个人出于整个国家的安全考虑而被定期放逐。被放逐者既不会丧失财产也不会丢掉公民的荣誉。为防范这项权利被滥用，还需精心设置预防措施。放逐制是否有必要实施则交由参议会充分讨论。参议会已经由代表旧宗教部落的四百人增至由新部落构成的五百人。新部落总共十个，每个部落通过抓阄选送五十名参议员。如果事情发展到需要使用放逐制，就找一些人来将他们认为威胁国家体制的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除非反对票数多于六千票，约合全体公民票数的四分之一，否则没人会被放逐。结果就可能是由少数人的选票来决定未定数量的放逐名额，这种情况下事情就会变成走过场。如果有谁得到多于六千张的反对票，他就会被警告十日之内离开雅典，但他离开雅典既不丢人也不会丧失财产。这样，没有流血与冲突，国家重获自由，因为试图动摇国家法律安全的人被逐出国家，看不见了。威胁国家安全的压力就通过这样一种不给个人的恶意留下丝毫空间的模式而得到舒缓。但宪法道德尚不稳固，势力越来越大的社区中依然存在恶意。陶片放逐制只是权宜之计，在民主兴盛时雅典就已弃之不用。
新宪法拥有公民言论自由的大议会、永久成员资格的参议会和新的军事机构，但所有这些都是伊萨格拉斯下决心推翻的。出于寡头的本能，伊萨格拉斯明白，除非他克制住自由言论的冲动，允许所有贫民阶层的公民参与公职，否则只能滋生民怨，世袭贵族权力复兴的黄粱美梦就会化为泡影。埃尔克梅尼德家族遭到了诅咒，他们撒了一个多世纪的谎，他们攻占雅典卫城后害死了执政官基伦以及他的追随者。这个诅咒引发了人们的宗教恐惧，伊萨格拉斯在他的朋友斯巴达国王克里昂米尼一世的帮助下，迫使克里斯提尼等人离开雅典。克里斯提尼离开后，克里昂米尼一世进入雅典，他以咒语为幌子，驱逐了七百个家庭。这些家庭的名字是伊萨格拉斯提供的，但他因为这件事栽了跟头，五百人的参议会拒绝按照他的要求解散。伊萨格拉斯和他的随从逃到雅典卫城避难，被围困三天之后，克里昂米尼一世被迫签订协约离开雅典，伊萨格拉斯的随从们只能接受命运的摆布，而只有处死他们才能让雅典人泄愤。克里昂米尼一世撤出雅典之后，克里斯提尼和那些被放逐的家庭返回了雅典。
显然，此时的雅典和斯巴达深陷争执，但他们也知道希庇亚斯正企图借波斯王的威力来威胁他们，而克里斯提尼回归后必定有所图谋。果然，雅典派使节到撒尔迪斯与波斯暴君缔结独立盟约。这些使节被带到吕底亚总督阿特弗尼斯面前，却被告知如果他们愿意献出土地与河流，换句话说，就是向大流士一世俯首称臣，那么波斯王倒是愿意接受他们为盟友。使节们竟然接受了绝对服从波斯王的要求，雅典人义愤填膺，断然拒绝了这种羞辱。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再强调也不为过，因为它与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有密切联系，这些事件直接引发了一场致使薛西斯一世失败的伟大斗争。
克里昂米尼一世并没有因挫败而垂头丧气，他将克里斯提尼的宪法改革看成是对他本人的羞辱，于是决定推举伊萨格拉斯为雅典暴君。克里昂米尼一世煽动斯巴达国内的一些盟友，率领他们远至依洛西斯，离雅典仅十二英里，但他并未透露此行的图谋。科林斯人知道本次行动的意图后，声称误入不义之事，立刻退出了同盟。另一个斯巴达王阿里斯顿的儿子德马拉托斯[18]也随之退出，争执动摇了其余的盟友。克里昂米尼一世同盟的溃败似乎激起了雅典人的动力，他们迎来了一连串的胜利，打败了彼奥提亚人和尤碧耶人。希罗多德谈及这些战事时自然又会强调他的观点：言论自由是个好东西。在暴君的统治下雅典人与邻人一样深陷战争，而摆脱暴君的统治却能使雅典人迅速发展，究其原因是：暴君的奴役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而人人都为争取自身自由而精神抖擞。雅典人将以自由的澎湃激情，扭转与波斯暴君对抗的局面，首次赢得整个希腊世界的艳羡。他们将以自由的澎湃激情，把暴君的漠不关心和同情怜悯变成刻骨仇恨，就像科林斯人在依洛西斯拒绝克里昂米尼一世的图谋一样。
克里昂米尼一世成功放逐了希庇亚斯，但并没有摧毁克里斯提尼，对他来说这两种感触都极为强烈。他本就极不情愿推翻庇西特拉图王朝，同盟的叛变又招致依洛西斯的失败，这使他极为愤怒。而当发现他被驱逐的朋友希庇亚斯仅仅成为克里斯提尼和他贿赂的德尔斐女祭司的工具时，他简直义愤填膺。现在，他和他的国人都很清楚，雅典人不会默许斯巴达人比自己优越，如果继续让他们保持自由，雅典人的实力很快就会与斯巴达人不相上下。斯巴达人唯一安全的方法就是使雅典产生暴君。为此，他们邀请在西吉昂的希庇亚斯来参加斯巴达的同盟大会，各盟友被告知这位昔日被放逐的暴君一到就立刻召开同盟大会。
希罗多德对相关事实的记述表明，不仅斯巴达人自认为是希腊世界的头号城市，而且希腊境内也有很多其他城市倾向于这样看待斯巴达。但雅典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斯巴达对此心生怨恨。斯巴达的这种声望有事实依据，比如科林斯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士兵跟随克里昂米尼一世远至依洛西斯，尽管他们并不了解此次集结行军的目的。此次召集的大会也能清楚表明斯巴达依然是希腊这个大同盟的首领，他们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召集盟友，但盟友之间的争吵却很难避免，这意味着同盟成员仍有接受或拒绝斯巴达的计划的自由。希庇亚斯为了他的专制统治目的而来，大会也履行了应有的程序，维持了附庸国臣民的自尊。在召集来的同盟成员面前的演说体现了斯巴达人的一贯风格：简洁而直截了当。同盟大会上，斯巴达人坦白了自己愚蠢的行为：在德尔斐受到皮提亚[19]的愚弄，将雅典拱手让于忘恩负义的戴默斯[20]——人民。彼奥提亚人和尤碧耶人已经在那里感受到民主的刺痛，别的部落很快也将经历同样的感受。斯巴达人同样坦诚了他们此次召集同盟的目的：帮助惩罚雅典人，复辟希庇亚斯丧失的专制王朝。但科林斯人索锡科斯愤怒地抨击了这项自私而薄情的政策：“既然你们这些斯巴达人打算摧毁自由政府，在每个城市恢复最邪恶和最血腥的暴君专制，乾坤将倒置，鱼会驻在地上，人会潜进海里。如果你们认为专制哪怕有一项好处值得推荐，你们自己先试试，然后再来说教别人。但事实上你们并没有试过，还断然以宗教的名义发誓永远不会尝试，你们只想强加于人。经验将教给你们健全的一课，我们有此经验，我们尝到过教训。”一些关于科林斯暴君库普塞罗[21]和佩里安德[22]的故事渲染了这样的道德说教，科林斯人想起暴君们的罪恶依然不寒而栗。斯巴达人在同盟大会上的结束语也一以贯之地简洁，承认对希庇亚斯的邀请在科林斯激起了疑惑，对科林斯人给予这项同盟政策的解释表示震惊，允许科林斯人至少能出于内疚而决定不参与此次同盟。
这是一场重要的辩论，接受辩论中斯巴达一方的建议想必已为薛西斯一世扫清道路，甚至还保障了他的不战而胜。这场辩论清楚地表明了政治教育的本质，正是通过政治教育，希腊世界的寡头城邦才逐渐退去。尽管这发生在雅典民主之后，且仍需假以时日。科林斯人和斯巴达人一样，他们都憎恨废除没落王朝所有特权的任何制度，那样的制度打破了旧宗教藩篱，排斥所有没落王朝成员担任公职，甚至剥夺了他们所有的公民权利；那样的制度相信政府机器对世俗民众的统驭。科林斯人和斯巴达人同样憎恨将不忠于法律的人置于国家领袖的位置，因为他此时的适度与节制并不能避免彼时的镇压与残暴。这种恐怖的制度与原始的制度有质的不同，后者能给斯巴达人以自豪感，因而他们能够忍受，且是自我强加的；而前者的权力掌握在民选官员的手中，甚至国王也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这样看来，索锡科斯就可以如实地说斯巴达人没有专制统治的经历，也就不明白像亚洲暴君那样残酷压制的专制统治的功效。
但在这场辩论中，斯巴达人与科林斯人观点不同。斯巴达人明白，只要雅典式民主不被压制就一定会对寡头制度产生致命的影响。而这一点科林斯人依然不明白，他们现在主张不介入一个独立社会的事务。多年之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那些辩论中，科林斯人的观点则完全不同。他们的眼光朝向了两种制度的相克关系，即每个公民都有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制度与世袭的贵族阶级掌权的制度。科林斯人将会看到希庇亚斯给出的回答：时候就要到了，人们会发现雅典人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但眼下人们对希庇亚斯的劝诫置之不理。斯巴达同盟大会一致反对干涉任何希腊城市事务的企图，这位被放逐的昔日暴君只能失望地回到西吉昂。
德尔斐女祭司皮提亚与她的三足鼎
科林斯暴君佩里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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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底底斯，古雅典社会的农民阶层，他们本身没有土地，但可以租用政府或地主的土地，条件是必须缴纳租种土地上六分之一的粮食收成，即“六一税制”。这一群体在古代雅典社会通常被称作“海克特末利”，即“六一税制”的土地使用者。——译者注
[2]解负令，雅典首任执政官梭伦施行的一系列改革之一，通过减负，对雅典四处流散的农奴和奴隶进行整顿，使他们依赖土地，稳定生活。——译者注
[3]谷物或水果的容量单位。——原注
[4]阿雷奥帕格斯是雅典卫城西北部耸立的岩石山，英语词汇Areiopagos是希腊词汇Areios Pagos的组合形式，意思是“阿瑞斯石山”。传说希腊神话中的战神阿瑞斯因为杀死了海神的儿子而在此山上接受众神的审判。古代雅典人通常在这座石山上审理自杀、伤人、纵火、砍伐、宗教犯罪等司法事件。阿雷奥帕格斯也指起源于贵族的审判团，后来逐渐形成了现代希腊社会的高等法院。——译者注
[5]埃尔克梅尼德是古雅典贵族中的显赫家族，家族的姓氏本身是从Neleides演变而来的，而Neleides则来自希腊神话中的米勒斯，即海神波塞冬的儿子的名字。——译者注
[6]梅格科，古雅典埃尔克梅尼德贵族家族头领。梅格科最早执政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922到公元前892年。——译者注
[7]阿克罗波利斯即“雅典卫城”，也拼作Acropolis，是古希腊城市居民点，意指出于安全和防卫，在阶梯式或悬崖式山坡上建造的城堡。这样的建筑成为古雅典多数大城市的核心，也是现代社会中雅典等历史遗迹城市的重要标志。——译者注
[8]纳克索斯岛，希腊岛屿，是基克拉迪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古代基克拉迪文化中心。该岛以金刚砂闻名于世，金刚石储藏丰富。——译者注
[9]希庇亚斯，庇西特拉图的儿子，雅典暴君（前527—前510）。斯巴达克里昂米尼一世入侵雅典后将他驱逐。前480年，希庇亚斯和他的五个儿子以及其他庇西特拉图家族成员与入侵雅典的波斯暴君薛西斯一世沆瀣一气，最后徒劳地死去。——译者注
[10]希帕克斯，庇西特拉图的另一个儿子，前514年被谋杀。——译者注
[11]亚里士托吉坦与哈默迪丝是古代雅典社会著名的一对情人，他们谋划并刺杀了希帕克斯，而后以刺杀僭主者而闻名，是古雅典卓越民主的象征。——译者注
[12]西吉昂，古希腊城市，位于安纳托利亚半岛上特洛德地区西北部。——译者注
[13]奥洛勒斯也拼作Olorus，是色雷斯国王，也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父亲的名字。——译者注
[14]兰普塞克斯，古希腊城市，位于特洛德地区北部的达达尼尔东面，那里的居民被称为兰普塞西恩人。——译者注
[15]克里昂米尼一世，斯巴达国王，大约于公元前519年开始执政，摧毁了阿尔戈斯城，扩大了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影响力。——译者注
[16]斯凯曼德罗斯也是希腊神话中河神的名字。——译者注
[17]伊萨格拉斯，公元前6世纪晚期雅典贵族，希庇亚斯独裁期间住在雅典，但之后卷入了与雅典政治改革家克里斯提尼之间的权力争斗，后来通过求助斯巴达国王克里昂米尼一世，驱逐了克里斯提尼。——译者注
[18]德马拉托斯，斯巴达国王（前510—前419）。与共同执政的另外一个斯巴达国王克里昂米尼一世对抗（斯巴达曾经历“双王制”政体），之后归入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代表波斯参加了第二次入侵希腊的战争。——译者注
[19]皮提亚是德尔斐阿波罗神殿中的最高女祭司的名字，每逢大事，人们会向她祈求神谕，通常以德尔斐神谕而著称。皮提亚这个名字本身来自皮托（Pytho），皮托就是神话中德尔斐的原名。——译者注
[20]戴默斯在古希腊指普通市民，即“人民”，“demo-cracy”即“人民统治”。——译者注
[21]库普塞罗，公元前7世纪科林斯城邦的第一位暴君，科林斯城邦很富裕，他带头推翻传统的国王世袭制，起初通常会获得大多数市民的响应。——译者注
[22]佩里安德，科林斯城邦的第二位暴君，他统治下的科林斯曾经一度很繁荣，是希腊城邦国家中最富裕的城邦之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