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汪伪政权。——译者 “新支那” 与抗日中国
以去年年底大规模战争告一段落为基准，对占领区和非占领区进行非常表面、概括性的比较，结果如下：
此外，华北、华中、华南有丰富的地下资源，关于财政收入来源——关税、盐税、统税等课税，相比之下占领区占有优势。
在此，产生了中国国民经济质变的具体问题。
这将成为导致中国社会根基某种变动的条件。当然，军事上的占领只是一种机械的分离。然而，根底上存在着由战争造成的大规模生产机构的破坏。在这样的基础条件下拥有上述经济内涵的地域被分割开来，进而与日本的大陆经营方式相结合而逐步得到推进，并在和日本资本的直接结合下，以求得中国经济发生质变。
去年3月设立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11月创立的资本金3.5亿元的“北支开发株式会社”，同年创立的资本金1亿元的“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等，在这个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变以来进入占领区的日本资本，以创立新事业或扩张原有事业，以及与已有华人企业结合等方式（其中包括没收、强制管理、委托经营、收购等）在尝试深入的发展。
此时，中国本土资本的参与、合作比例似乎还很少。
伴随着表面上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被洗劫、破坏，已有的深入到上述地区的列强资本开始露出表面。与此同时，经济利益遭损害的部分绝不在少数，因此它们为维持利益不得不认真起来。因此如已所见，事变以来常有对日本的愤懑和抗议。
日本资本对大陆的侵入并非取纯粹的经济方式，不如说政治、国防的观点构成更重要的侧面。
前年11月22日“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12月14日南京沦陷翌日在华北诞生“临时政府”，接着去年3月28日华中出现“维新政府”，之后伴随着广东、汉口的被占领，这些地方也出现了新的政治权力萌芽。
此种政治权力在与中国内地分离开来的区域，有力地组织起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其努力能否使旧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发生质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换一个角度来说，日本所谓的大陆经营能否成功最终将与此相关。
同样在内地，亦有旧中国社会经济上的质变问题。
其质变过程，包含在蒋政权对西南及西北开发的推进中。尽管西北构不成问题，但中国西南的开发实际上与抗日中国今后的持续抗战能力有直接的关系。西南开发的中枢机构是“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以及“西南经济调查委员会”。武汉沦陷以后，蒋政权的西南开发计划被视为核心的问题。毋庸赘言，在非常时期这些计划的军事统制色彩十分强烈。
国民政府西南建设的主干是交通运输。据悉，湘桂铁路（衡阳—桂林）已完成，湘黔、川滇、桂黔铁路或开工或工程正在推进之中。滇缅铁路的昆明—大理段也开始施工，西南公路网亦有显著的进展。
抗日政权偏于内地，事实上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效果显著的影响，这一点常常为人所提及。原本，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沿海经济带，因与外国资本的接触而促成。现在的西南或西北乃是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基于道路交通的发展，随着工厂的内地转移及矿业、贸易的开发等要求，其经济上的发展逐渐体现出来。尽管现在西南开发的实际成就应得到多大程度的肯定还存在不少疑问，但一定程度的经济建设正在推进乃是事实。
这里出现的新问题在于，西南开发是在与外国资本特别是英法资本密切结合下进行的。毋庸赘言，这必然导致英法势力深入此地区，这会给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质变遗留下巨大的问题。
前面也曾提到，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抗日政权具有侵蚀西南军阀地盘的作用。因此，出现这些旧势力某种程度上的反抗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与这些事实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抗日中国的基本战术——游击战。
自不待言，成为中国最后一手的游击战并非单纯的重要战斗行为，它还导致农村社会新组织关系的产生。事实上，这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足以产生某种变化的影响。
“东亚新秩序”
现代中国抗日政权的现状如前所述。与此相对，所谓“新支那”作为对抗势力而不断抬头。最终决定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新政权如何快速地发展。新政权若能发展到把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为自己的问题而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地步，那么就可以提供解决当前问题即中国问题的方式。这当然也意味着，在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本质矛盾及其历史停滞性。中国民族运动的发展在日本的压力下呈现出异样的紧张，那是外在因素，其内部本身还存在着摆脱封建桎梏的强烈要求。
在现阶段，我们还难以指望“新支那”立刻解决这些问题。首先仅仅是为了确立政治权力，它就需要日本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这就足够“新支那”筋疲力尽的了。日中事变如何解决的问题，最终还是将归结为日本如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必须要考虑到，中国问题的解决与这个大问题密切关联。从日本的立场出发，这一点就在于要在扶持“新支那”的发展之际首先充分考虑此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特别注意“东亚新秩序”的思考方式。可以说那是一种解决事变的希望，同时也是具体的方法。“东亚新秩序”的内涵具有积极的意义。“东亚新秩序”这一说法，并不是描述现在日中对抗情形下出现的具体结果。“新秩序”是需要创造的，而非自然形成的。要能创造出解决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东西，在此才有“新秩序”的意义。
对于“新秩序”的公式化思考，是凭日本之力扩大强化日军占领地区的“新支那”，由此重建新的中国，并将其作为一员在同日本、“满洲国”以及中国的结合上建成“东亚新秩序”。然而现实上，“新秩序”仅凭日本单方面的强力手段是难以实现的，也绝非聪明的做法。“东亚新秩序”必须真诚邀请中国民族的合作。目前，作为“新秩序”的内容有“东亚协同体”论或“东亚联盟”论等主张。作为一个提案，它们是值得充分尊重的。其中，尤其是“东亚协同体”论所反映出来的理想的一面，值得关注。如果日本能够坚持这种考虑，可以说将给予未来一线希望。我已对“东亚协同体”论或“东亚联盟”论做过多次介绍和评论，在此不赘。（参考《中央公论》1939年1月号《“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及其成立的客观基础》和《东亚问题》4月号《东亚新秩序论的现在及将来》）这些提案，至今还未能在“新秩序”的言论中占据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而且它们虽然暗含着种种启发意义，但还不具备足够具体的形态，只是强烈地展现出理想的一面。现在，抗日中国确实是以民族战争的形式来进行日中战争的。若要仅以武力解决这场民族战争，那就像过去元灭南宋或清灭明那样的历史事例所展现的，民族战争的解决至少需要40年乃至50年。这样的民族抗争，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并非本心所愿。日本当时并没有与中国进行民族战争的主观意图。这是政府的声明中一开始就强调的，而且看日本人的个人想法，也普遍以为只是要打击抗日政权的主体而非中国的每个民众。然而，现在中方将此作为民族运动而开展了。非常明显，要让中国一百八十度转弯而与日本对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希望中国能有至少九十度的转弯而重新思考，同时日本自身也做出九十度的转弯而致力于能协调就协调，这样的态度在上述“东亚新秩序”相关的论述中还是有相当多的表现的。在如今激烈的抗争之中谈论两个民族的合作，乍看起来很是奇怪，但如果共通的目的是从中国之再建，即重新建设被破坏的旧中国出发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确实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东亚新秩序”在现实中仅针对“新支那”的部分，但只要有志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就需要以中国民族全体为对象。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日中事变的发生和解决只是为了实现日本对大陆原有要求的单方面手段。从这种立场出发，对于“新秩序”论中理想的一面当然会有批判甚至不满。然而十分遗憾的是，这种建设“新秩序”的想法现在所具有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非常微小，我想这些主张者也应该充分了解这一点。
蒋介石最近针对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建设，这样讲道：
“东亚新秩序”建设是吞并中国的别名。若以近卫声明的和平条件来解释“和”字，那么字典里就不需要“降”字了。中国抗战的目的是为保卫整个民族的生存独立与自由，这个目的一天不能达到，我们的奋斗就一天不能停止。现在战局日益扩大，而日本新的野心更明显。近卫声明的所谓“东亚新秩序”建设就是日本要在东亚称霸，要消灭中国。（4月17日在重庆中外记者会上谈话的一节）
“新秩序”论者对此必须以具体的实践做出回答。
建设“东亚新秩序”是日本人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它要从根本上解决和清除中国的民族运动。今日，作为抗日民族阵线而出现的略微畸形发展的中国的民族运动，根本上是一种消除其社会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并摆脱漫长的历史停滞状态的要求。因而中国民族运动的终极解决，必须回应这一要求。
在此，日本有必要迅速准备好自身的主观力量以实现此一历史使命。不管日中战争的结果如何，这将是必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