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地主、乡绅
要了解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封建遗制，有必要认识在封建社会达到极发达的程度，尤其是在封建末期占据重要地位的官僚制度。中国的官僚制度不仅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还是农业社会的核心。两者几乎是同一性质的东西，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内核。农村的地主既是官僚的母体，又是官僚退隐的后路，实际上它就是官僚本身。
现代中国政治中占据不少位置的军阀，也不过是官僚的一个特殊形态罢了。
我们按顺序从官僚谈起。
官僚在中国社会的东方专制国家机构和中国的农业社会中，与农村共同体性质的组织相关联，在中国政治上处于极其值得注意的地位。橘朴将官僚阶级的存在推举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中国的官僚，是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单纯的事务性官僚完全不同的存在。他们不单单限定于官员个人，还是与官员的家族以及中国社会独特的氏族、宗族相关联的一个横纵扩展的阶级。官僚是一个社会阶级——这样说可能有语病，但他们确实是一个集结在一起的巨大社会势力。这种官僚，乃是已经讨论过的中国社会最具特征的产物。官僚在地方为地主，中央政府的官吏回到地方就是地方官，下野则成为地方的士绅、乡村的绅士——乡绅，拥有极大的势力。凭借政治权力积蓄的财富投入到土地上，使官僚得以成为乡绅。
［作者按：橘朴曾指出“乡绅的存在是证明我所谓官僚阶级之存在的最有力事实。而官僚阶级这一大社会阶级的存在，真正显示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对此，我曾有详细的论述”。（《中国社会研究》第34页）］
官僚不限于地主。商业资本一定程度的繁荣也掌握在中国官僚的手里。商业资本的很大一部分积蓄在官僚手中，因官僚不具有生产性，反而阻碍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在地方上的农业社会，官僚既是地主，同时也是商业资本家，又时而代表着高利贷资本，具有特别的地位。由于上述这些理由，这个阶级实际上长期保持着在中国政治内部的主体地位，也长期存在着。国民政府将打倒“土豪劣绅”作为“北伐”的口号最先提出，从他们的立场来看是有意义的。要说中国这一大官僚机构是如何维持的，关键点在于官僚形成了一大阶级，与全国的农业特殊地关联在一起，而在制度上使之长存的是所谓科举制度。科举这种考试制度，始于隋末，经唐朝特别是到了宋代臻于完善。依靠这一制度从地方上选拔人才，以此进行官僚群体的新陈代谢，由此使其作为制度而得以维持下来。在科举制确立以前，曾推行过一种选举制度，即推荐隐匿于地方的优良人才而拔擢为官吏。那时，与后来到了科举制时代的以学识或技能为选拔标准不同，遵从孝道者是明显的录用目标。这是很有意义的，从维持中国社会父权家长制的角度来看，孝顺具有最大的现实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选举制正是显示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制度。
科举制也伴随着多种弊害，甚至有人认为导致清朝灭亡的就是科举制度，然而，这又是维持腐朽的封建王朝和官僚机构所必要的制度。
其次，我们来看看构成所有封建关系核心的地主的地位。统计显示，在中国农村仅为农户总数十分之一的地主和富农拥有最多最好的土地，占农户总拥有量的七成以上。
根据1903年陕西、河南、江苏、浙江、广东、广西六省的调查报告：
而根据陈翰笙的调查来看，同年广东一省的情况如下：
地主对农民采取封建性的榨取方法（以劳动交纳地租、实物佃农制）。农民除了交纳佃农费用之外，还要向地主交纳各种费用。很多佃农自己的收成都支撑不到下一轮收获。他们会向地主哭着哀求，在此产生了佃农对地主的债务性隶属化。
商业资本向中国农村的浸润，并没有改变村落经济的半封建性质，只带来了苛求农民的中世纪式的方法，及其与内含封建性的商业资本的结合。
农村封建权力的所有源泉——地主阶级，其地位伴随着近年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而变化着。经营的零碎化在所有农业经营种类中都显现出来，而地主所有的土地面积的减少也非常显著。同时，也可以看到地主数量的减少。
对于这种情况，天野源之助有如下说明并指出了“新兴地主”的抬头：
所谓在乡地主靠从佃农那里收租生活，他们同时还要交纳租税、公费、军事负担等。然而，这些负担近年显著增加。例如江苏无锡，这十年间的田赋增加了89%。而1930年4月到10月，在中国南部及中部各县军事征收超过了田赋的40倍。在乡地主、富农等因此提高地租，把负担转嫁到佃农身上。然而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限度，加上今年的灾荒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匪贼侵害、农产品价格下降等对生活造成的威胁，难以承受这一切的地主、富农就开始典卖土地甚至彻底放弃。与这些在乡地主的没落趋势同时而来的，是另一方面的在外地主的抬头。其中，为了免于课税、匪害，当然也有地主从农村移到城市。于是，土地所有权就积压在他们的手中。
总而言之，这体现了农村普遍的荒废现象。而“新兴地主”的性质也完全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只是，其呈现出的是非常复杂的形态：
这样，不管课税能否免除，处此经济危机当中的地主，他们多身兼高利贷地主、高利贷商人、高利贷官员“三位一体”的身份。1930年春，江苏省民政厅调查本省拥有千亩以上的大地主514人，发现虽然大地主中主业做高利贷的不多，但几乎全都与之有某种程度上的关系。而多数大地主又是文武官僚。就是说，他们的收入包括俸禄和地租两部分。而且大地主中经营商业的也不在少数。如陈翰笙所说，地主往往经营酿造厂、油坊、粮库、碾坊，还是仓库以及杂货铺的所有者、土地抵押权的所有者，从而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地主经营的典当、商铺等会以某种形式与当局文武官员经营的新旧银行产生关联。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中国的地主越发活跃而重新进入政界，着手新的事业。伴随政治和新事业的不断转变，他们自身的性质也不断发生变化。（1937年版《中国经济年报》第二编，“农村问题”）
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要“打倒”的目标“土豪劣绅”（也有将“土豪”解释为破产绅士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区分两者），指的就是以上这些官僚、地主、富农阶级。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土豪劣绅的产生做出如下论述：
第一是门阀。门阀是在某姓中地位高、有权力的人物，因此在同姓以及亲戚朋友中社会地位高，享受着所有的特权。言行不正也无人归咎，故意侮辱人民也无人反抗门阀的声威。例如张謇考上状元，成为农商总长，他那没有任何知识的哥哥在老家南通不管做什么专横的事，当地的农民都跪拜在他脚下。其间，张姓以及和张家有关系的人都得了势，不知不觉间形成一个门阀，由此产生了很多土豪劣绅。
第二是来自知识阶层。在中国这样的民众知识程度低的地方，多少有些知识就可以利用此与地方官吏勾结，放出各种虚假传言欺瞒农民谋求利益。
第三是利用过去或现在的地位权势成为土豪劣绅。例如广西军阀的头目陆荣廷现在退下来在江苏省姑苏购入大量土地来养老，人们对于他过去的地位表示尊重，他自己也傲然以绅士自居逞威风。借现在的权势欺瞒人民的土豪劣绅有各县的区长、团防局长等。即土豪劣绅中有大家族、门生故吏、官员的书生、前清的秀才举人等，还有退休官吏、各区乡的团总董事等，很多兼为地主。（引自《亚洲问题讲座》第1卷所载长野朗《土豪劣绅与军阀的本质》一文）
绅士以在位或不在位的官僚为主干。他们原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又或者可能是大官或大将军。他们负责收取租税。城市中也有绅士。绅士大多为未通过科举的人。在中国，做学问的士人即读书人被给予与一般体力劳动者不同的特别高的地位和尊敬。士人阶层分为在朝和在野，在朝即为官吏，在野则为绅士。这两者的社会经济基础一样，但在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上时有不同。这些绅士阶层对在朝的官僚有时会抱有反感，乃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有时候会结为秘密组织，领导农民起义。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运动领袖洪秀全就是落第秀才。
绅士基于一定的根基而产生，他们在农村或城市有时会成为掠夺一般民众的人。于是，他们被称为土豪劣绅。
军阀、土匪
中国的半封建性最有代表性、最有特征的体现是军阀问题。为中国百姓所惧而称比老虎还恐怖的中国军阀究竟是何种性质的东西呢？下面，首先来探讨这个问题。
在中国的军阀中，我们特别视为问题而要进行探讨的是民国革命以后的军阀。中国社会中军阀的存在自古有之，过往的治乱兴亡，很多都体现为军阀抗争的形式。而我们在此作为问题要探讨的是现代军阀，他们本来是封建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是在先进的外国资本势力侵入中国的过程（半殖民地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势力。
清末以降，作为新军阀给日本人留下强烈印象的是袁世凯。他正是中国近代军阀的代表。这位军阀当然也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产生的，根本上和官僚、地主立于同一社会基础之上。中国社会不断经历的战乱和骚扰，是由官僚阶级和带有军事要素的军阀造成的。近代军阀的巨头袁世凯在外国援助下，根据外国模式在天津建立了新的陆军，这就是所谓的北洋军阀（1902年培养军队的计划得以制订，直隶总督袁世凯被委任组建欧式军队；1906年由六个师共12000人组成的现代化军队得以建立）。其逐渐成为巨大的势力。他培养的新军人造就了中国的新军阀，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局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至今依然可以看到其行迹。
中国军阀最大的野心是坐上集权专制的王座。袁世凯最后就显露出这一军阀式的野心，但归于失败。张作霖也在北京让自己成为大总统。与其说这是这些人物个人的野心，不如说显示了中国社会具有这样的性质——封建的支配体制将强有力的军阀推向这样的方向。在中国“法西斯”的确立成为新的问题之际，蒋介石的总统职位就变成了大问题，这是因为蒋介石的统治本质上也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之上。
袁世凯原本是前清一个将军的食客，在中国与日本围绕朝鲜问题的抗争中登上舞台，得以一显身手。他扩展势力的理由在于拥有北洋军阀，而更重要的是他从外国获得了支持。辛亥革命之际他的进退策略最为毒辣，在基本上控制了天下之后，于各省设置了都督（之后的督军）。这就是所谓的督军政治。他在镇压“二次革命”的同时图谋恢复帝制，1915年年末宣布即位并于次年1月改年号为“洪宪”。然而，这引起激烈的反抗而形成第三次革命，遂使其郁闷而死。其野心的失败，实际上在于想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革命新方向已然到了决定性阶段，因而他的失败是有深刻根源的。
近代军阀政治由袁世凯确立起来，有力的军阀或其代表或独立于各派之间的力量在北京形成了中央政府，地方则是各路有实力的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央政府的督军任免权基本上有名无实。比如，总统是徐世昌的时候，中央政府不过是个名号，他只是占据北京城的一个军阀。从地方督军强有力的人物中又产生了统辖两三个省的巡阅使。
此种情况进而发展为争夺中央政权的军阀争霸战。由此，发生了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和1924年的两次直奉战争，以及冯玉祥的政变。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直接举起打倒军阀的旗帜而开始“北伐”。“北伐”不仅是直接针对军阀的，也具有变革滋生军阀的基础——中国社会性质的意义在。
关于军阀的特性，长野朗列举如下：
第一，组织上，军阀是以与首领的干亲式关系构成的一个私党，军队听从老大的命令行动，没有老大的指令，中央根本指挥不动。军阀又是一个地方团体，一个乡土门阀。如直隶派、安徽派、奉天派、广西派、浙江派等，都由同乡人独占军权。
第二，军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像细胞一样分裂。这是一个私利团体，上下之间因利害关系而结合，因此跟着老大混，成了旅长、师长之后就有了独立性，再往上自己也成为督军。军阀逐渐坐大后发生分裂，然后又发展，再出现分裂。如果没有战争的话，则因干亲式关系而始终得不到晋升。而若发生战争，则师长可以成为督军，下面的旅长晋升为师长，团长成为旅长，一层一层逐次升迁，这也造成了军阀内部的不断斗争。同时，也就意味着军阀的不断扩张，而军队将进一步增加对民众的索取。
第三，军阀本来是私利团体，以私兵为资本而强行横征暴敛，满足私利。做几年的督军就可以积累数千万元的财富，其中有人甚至拥有一亿元左右的巨额财富。由于是以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在战争等投机的情况下谁胜谁负都无所谓，因此各自秘通敌方，战况一旦倾向于对某一方有利，则立刻就决定了大势。（《亚洲问题讲座》第1卷，第75—76页）
通过以上说明可以清楚地看到，军阀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之中。军阀的问题，现在也是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之一。直到最近，这一问题在中国的内外政治上依然占据着特别重要的位置。如前所述，日中事变可以切断使现代中国凝聚起来，特别是最近的向着团结方向发展的纽带，从而使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浮出水面。在军阀问题上也可以这么说，今后随着事变的发展，将会出现给军阀的动向以重大影响的时期。当然，这些军阀本着他们的本性而行动并不会产生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结果。可以说，军阀能否发挥作用将取决于中国直接面对的内外政治形势。
近年蒋介石政权的统一过程，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对地方军阀的整合。但与此同时，带有“南京军阀”性质的蒋介石政权自身，其内部的地方军阀势力并没有得到清算。而日中事变的发生，看上去似乎在某种意义上给了蒋介石以清算军阀势力的机会。晋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军阀势力，已呈现出基本上被清扫之势。然而，要是认为问题已经全部得到了解决，那则是完全不懂得军阀与中国社会的特殊结合方式了。
事实上，中国社会本身正经历着根本的性质改变。而这一过程本身，将使当今社会中居于特殊地位的势力浮出水面。
现在，四川或云南军阀的动向备受中国内外的关注。作为体现军阀的社会地盘和根本性质的例证，我们可以举四川为例。四川属于在地理上、政治经济上与中国其他地区远远隔离开来的地方，社会条件上发展滞后，正可谓是封建性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讲，举盘踞于此的四川军阀为例，颇有意义。而且，四川军阀的动向在现实政治方面将依然成为未来的遗留问题。众所周知，目前围绕汪精卫的声明，四川军阀的动向受到各方面的议论。抗战中国的中央政权移至重庆，中央的势力自决定进入四川以来就时不时听到四川军阀的不安和骚动。早在1927年年末中央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的时候，这里的军阀就曾起而反对，结果中央也不得不遵其意愿而改任王缵绪为主席。
近年来构成四川军阀割据基础的，是其防区制度。该防区制度形成了使封建性势力的形成与抗争成为可能的架构。四川自辛亥革命以来，不断的抗争持续了20多年，直到现在。社会经济方面，四川原本维持着传统的农业，手工业也处在极其落后的封建阶段。与此相对，资本主义化的中国部分省区的影响逆长江而上达萸州、万县、重庆。而四川军阀的割据，使得各地方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因而，观察四川内部也像观察整个中国一样，可以明显分为几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而这种状况，又成为其防区制度划分的基础。
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译者 在此，概括地来看经济发展的阶段，逆长江而上进入四川以至重庆的长江两岸地带是资本主义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带，这是原四川省主席、四川军阀之雄刘湘的地盘（如今被他的旧部下王陵基、王缵绪、唐式遵、苑绍增等分占）。刘湘在四川军阀混战中能够最后胜出，就在于他所占有的地盘是以重庆为中心的省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域。次一等的发达地区是重庆再向上游的重庆-成都间的一带流域。最封建的地区则是与西康省相邻、以打箭炉 为中心向南北延伸的地域，北边包括岷山、松潘等未开化的地区。最后是与前述资本主义化的第一个区域和第二个区域相邻的四川西北地带。这是共产军徐向前的军队入川后最初涉足的地带，是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遥远而封建色彩浓烈的地区。
以上四大地盘中，第一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地带归刘湘控制。经济发展水平居其次的第二个地带即长江从重庆到更上游的成都之间的地方原归刘文辉，他的势力还扩展到西面的西康附近。此外，第三大军阀是邓锡侯，包括其手下的李其相、罗泽洲、杨森三个从属军阀。另外就是田颂尧，他的地盘的发展最落后。这些军阀以刘湘、刘文辉为中心，激烈的斗争持续不断。第三位的邓锡侯很难保持其独立地位，和他的部下之间经过数次分裂，结果归入刘湘的势力范围。而最终的结局是，国民政府将四川省的全权委任于刘湘，让刘文辉做隔壁的西康省建省委员长。
四川的面积基本上与法国相同，人口比法国多四分之一，但经济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由此大略可以想象农民的生活状态和富裕程度之低。
四川军阀的争斗状态和结局大致如上。他们要维持、扩大自己的割据势力就要对其统治区域的居民课以重税。不仅农业被课以重税，手工业和地方钱庄等亦处于受剥削的状态，如军阀抵押资本金为10万元的东西就要贷款2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军阀治下的民众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法律等基本上不存在，生杀予夺的权力掌握在军阀手里。而最近这些军阀对民众苛敛诛求式的压迫又增加了新的要素。这些军阀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民众面前，即在上述封建色彩浓厚的租税征收之上，土豪劣绅们又开始追求新的经济利益。例如前面列举的邓锡侯的部下罗泽洲成为大电灯公司的股东，刘湘、潘文华、唐式遵、王缵绪等均为大石油公司的股东，新形式的盘剥开始了。
这些四川军阀的苛敛诛求中占比特别大的是与鸦片相关的税收。这不仅在四川，在北方各地也可以见到，云南、江西、广东等地亦然，而在四川鸦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鸦片税以各种复杂的形式征收，先是强制栽培，还有制造税、搬运税和鸦片吸食税，在好几个环节上征收。就是说，军阀基于自己财政上的需要，而强制人民栽培和吸食鸦片。据该省一个小学校长的报告称，小学50名男生中有40人在十岁的时候就尝过鸦片，女生30人中半数也有同样的经历。而1932年、1933年左右，红军（共产军）的徐向前军队从湖北、安徽、河南方面向四川移动的时候，四川军阀以防卫的名义更增加了猛烈的苛敛诛求。前面列举的杂牌小军阀中，有一个人的地盘上农民50年后的税金都被收缴完了。更有甚者，据记录称，60年后乃至70年后的税金都被收上去了。刘湘等人的方法是一年征收四次，且不断增加税收。收税次数多了不受欢迎，他们采取增加每次的收税额来不断施以重压。
军阀与民众的关系如上所述，对此共产军对封建军阀立足的社会经济基础采取清算的方针。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将体现土地租赁关系的地契烧掉，实行土地均分，处罚地方上的土豪劣绅等。红军能诉诸这样的手段，也可以说是因四川军阀制度起到了开拓前途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内部有这样的苛敛诛求而人民疲惫不堪，另一方面完全处于对峙关系的共产军的力量从外部加压，加之有资本和统治力量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势力的浸透，致使一度曾占据独立地盘、维持割据体制的四川军阀在蒋政权统一工作面前屈服了。
像四川这样与内地隔绝的地区，外国资本的侵略也已经非常显著。原本在经营云南上算是取得了成功的法国，将四川作为多年的目标。而最终控制了长江的英国资本，多年来也希望把上游的四川置于势力范围之内。四川、西康连接着西藏和缅甸，这是不必说的事实。
1934年夏，突然爆出了四川向英国借款5000万元的计划。省主席刘湘派四川的聚兴诚银行经理杨璨三到伦敦，打算以四川省的矿山、铁路为抵押缔结向英国的德善公司借款5000万元的合约。据说这是由当时的驻华公使蓝浦生斡旋的，他即将归任前曾到四川旅行。这个借款计划即刻被批评为“国权的丧失、英国的经济侵略”，一时舆论喧嚣，终未见成事。
以上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四川军阀，主要从经济方面做出的论述。回顾民国以来的状态就会明白：不仅四川，整个中国的政治就是军阀政治。李芦洲在《国民政府的政绩》中对北京政府时代和南京政府时代做了比较，认为南京政府时代并没有彻底清算军阀的形态，反而是规模扩大了的军阀政治。据其说明，蒋介石在南京充实实力后实际上进行了12场内战。比较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七年，即1912年至1928年北京政府时代的16年间，和民国十七年至民国二十三年，即1928年至1934年的6年间，北京时代内乱次数11次，南京政府以来则已经多达12次。北京政府时代，平均每年不到一次，南京政府时代则平均每年两次。而将内乱持续天数和政府的统治天数相比较，北京时代占七分一厘，相较之下南京政府时代以来内乱的持续时间超过了统治时间。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与北京政府时代相比达到了莫大的数额，北京政府发行的内债是6亿元，南京政府1927年至1934年则达到了13亿元。
考察国民政府的财政，人称军务费达到极高数额的北京时代（1917），其政务费和军务费的比例是三成五分七厘比六成四分三厘。南京政府时代中的1931年是内乱最为频繁的时期之末端，政务费为七分七厘八毛，军务费则为九成三分二厘二毛。看上去，“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军务费支出达政务费支出的10倍，即所有收入全都用在了祸害国家和人民的内乱上”。
但是换一种角度来看的话，这是国民政府致力于清算半封建时代的持续努力而引起的现象。也可以辩解说，称此为“军阀混战”是错误的。然而，问题的本质还存在于更深的层次。通观数千年悠久的中国历史中处于停滞状态的社会，可以发现有深深的原因植根其中。且不管国民政府的本质，它想凭借短时间的努力而迅速解决这些问题，终究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有必要思考一下国民政府的本质，看看目前在国民政府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各省主席。当然各省主席的性质未必一样，也不能说都是所谓封建乃至半封建的官僚、军阀。然而，如财阀出身者一旦被置于现在的地方社会中，一样都不得不封建官僚化。
现在中国各省主席中，日中事变开始之前非军人出身的只有数人：安徽省的刘尚清、山西省的赵戴文（过去也曾是陆军中将）、江苏省的陈果夫、浙江省的朱家骅、广东省的吴铁城（过去也还担任过警卫司令、师长）、贵州省的吴鼎昌。然而事变之后，就只有浙江财阀出身的财政家、前实业部部长吴鼎昌一个人还留任贵州省主席。到1939年年初，吴鼎昌也不做贵州省主席了，于是各省悉数由军人占据地方行政长官、省主席的位子。这当然可以说是战时情形，但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的中央、地方政治机关为军阀政治持续存在之基础的证据。
最后，来看军阀在最近中国政治中走过怎样的路径。我们已知，军阀虽然参与了中国的国民统一进程，但还是地方性的割据势力，而且作为新的现象，他们不仅是封建军阀的形态，还变异为实行割据、封锁经济的地方性割据势力。特别从“九一八事变”后到中国金融危机深化的1935年，此现象最为显著。例如广东有陈济棠这位军阀巨头，在1936年的西南事件失足之前，数年间像广东之主那样执掌权力。1931年以后，广东对南京蒋介石政府，宛如一个敌国似的显示出半独立的状态。汪精卫曾与胡汉民等一起占据广东这块军阀地盘，在此成立广东“国民政府”。（1931年5月广东成立国民政府，唐绍仪、古应芬、孙科、邹鲁、汪精卫等担任常务委员。）
陈济棠在1933年确立广东的省市三年计划，目前第一个三年计划结束而进入到了第二个三年计划。这使得广东独立的经济开发计划得以广泛地展开，甚至争取到英、美、法特别是英国资本的援助，但计划终因陈济棠失足而告终。然而这些开发计划后来被继承为中央的计划，其中的一部分获得了实现。广西在有名的大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指导下，其现状也值得关注。黄旭初为主席，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的“三重奏”造就了独特的封建地方割据体制。经济上广西是不得不依靠广东的地方，但高度的民众训练纪律和独特的经济体制弥补了其经济力的不足。广西最引人注意的是民团制度。在省内居住满两年以上的18岁至45岁男性全部为团员，军事训练之外，也实行农村经营指导等方面的训练。1929年广西受中央派联合军的包围而经受苦战。1936年广东派屈服之际，中央想驱逐残余势力而一举解决广西派，但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格外强大而抵制住了中央。但是，离开了广东经济地盘就无法生存的广西，终究不情不愿地归顺了中央。而其在蛰伏状态下，遇上了日中事变。北方最大的军阀，不必说乃是阎锡山。他在民国初年就倡导所谓的“山西门罗主义”，将山西与中国其他部分分离开来，推行一种自治体制，俨然形成了“山西王国”。他在落后的山西封建经济地盘上经历20年的“原始积累”而积蓄了相当的实力。然而，他不自量力做起政治称霸的梦想，与投机政治家冯玉祥一道同蒋介石为敌，结果彻头彻尾地失败了。之后，他又在山西地盘上重振自己的势力，即1933年以来开始实行山西省建设十年计划，据此以寻求省内经济重整的出路。
关于山西经济封锁的情况，阎锡山致力于修建纵贯省内的铁路——同蒲铁路之事可以一谈。这条铁路会在运输山西的特产煤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蒲铁路是窄轨铁路，人称从这里可以看出阎锡山自行切断与国内其他铁路联络的努力。省内有阎锡山直营的纺织厂、制粉厂、火柴厂等很多工厂设施，这在日军占领山西后，看得更清楚了。
指日本入侵。——译者 这些经济建设尚在途中就遇到了此次重大事变 ，于是便彻底告吹了。但即使没有遇到这次事变，实际条件也不允许其推行经济封锁。原因在于，即使不谈山西经济的绝对贫乏，也还可以举出以下几条：第一是遵循中国民族运动基本线路的蒋介石国内统一口号的影响；第二是受浙江财阀的攻击；第三则是获得外国资本直接援助的可能性减小了。
第三点明显与第一、第二点相关。山西和浙江财阀（广义上的）之间打经济战，该省每年有数百万元的出口顺差，山西银行券在进口时受此影响而明显减价，这令阎锡山很是苦恼。山西实行的税制（盐税、关税）上的封锁政策给南京财政造成伤害，而省营工厂的商品（火柴是其一例）出现在天津市场上，则对浙江系统的资本造成威胁。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障碍是第四点：共产党政策的影响。新近将陕西作为中心地盘的共产军在1936年大举进入山西，席卷了以吕梁山脉地带为中心的地区。此军事打击之使“山西王国”发生动摇的是农村、土地问题。这从根本上威胁到在封建榨取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山西王国”的统治。阎锡山不得不发表“土地村有制”这种奇怪的改良主义意见，也是出于上述理由。
与以上封建性的、近于半独立的体制不同，存在于中国北方的冀察（河北、察哈尔）政务委员会，从以宋哲元为首的二十九军军阀将领与蒋介石的关系来说，乃是一个自立的政权。此外，上述的四川也是一样。在四川，以刘湘为代表的众多小军阀之间进行着内部斗争，而四川整体相对于统一的中国来说构成一个独立的封闭经济区。
此外，山东的韩复榘也形成了相当自主的地盘。湖南的何键，因这次事变引起蒋介石的警觉，被调离其长年的军阀地盘湖南，而置于内政部部长的空位上。何键在湖南的地位也是半独立的。他过去也曾尝试与外国资本就湖南的经济开发进行交涉，但没有成功。
如上所见，中国的军阀直到最近都作为反对统一的离心势力，在中国政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饶有趣味的事实是，这次战争过程中蒋介石试图举全力清算这些封建军阀势力。“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宋哲元在日中一开始的冲突中，就从其位子上退了下来，日军追入山西，阎锡山则在山西各地辗转，最近好像有某外国记者在山西某地的洞穴司令部采访了他。韩复榘的末路实在让人同情，山东战败他被问责，在汉口被处刑。四川省主席刘湘在战争初期把军队送上前线，做出很大努力，却原因不明地死去。据说是生病，但很多中国人认为他是被下了毒药。虽然真伪难辨，但要将四川的地盘中央化，收拾刘湘和均地是必要的手段。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之辈，在这次事变中从一开始就被安排与日军苦战恶斗。他们本来与中央派对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能理解日军，虽然有各种传言，但时至今日完全成了“抗日英雄”。夸张地说，这确实可以看作“世界史上的讽刺”。据说广西至今已往前线输送了25万壮丁，而损失已经过半，桂军主力由李宗仁率领在汉江上游，一部分由廖磊领导在安徽地区，白崇禧离开军队孤立于中央的军事指挥部，可以认为他们都离开了广西的地盘。
可以说，这一结果确实出于蒋介石方面的策略。广东军阀继陈济棠之后的余汉谋在日本进攻广东以来，离开了广东的经济地盘而与日军对峙，梦想再次进入广州市。如上所见，中国的军阀巨头在相当程度上逐个遭到清算。但军阀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清算得了的。可以想象，这些人今后作为军阀或军阀形态的势力将发挥相当的政治作用。
土匪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没有近代军阀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但其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却是基本一样的。土匪生于落后的中国社会地盘上，直接植根于农业社会。军阀和土匪明显有相互的关联。首先，土匪是军阀的直接产物。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军阀的苛敛诛求使农民疲惫，很多人离开了农村。再加上不断袭击中国社会的天灾、饥馑等，更有在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打败仗的军队离散，都是土匪的成因。游离于农村地区的流民，弱者成为要饭的或军阀手下的兵。中国自古有句话叫“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不当兵”的理由有不少。稍有点义气和勇气的就当了土匪，梦想做绿林帝王。如果混得好，土匪成为地方势力也并非不可能。原“东北王”张作霖出身绿林的事早为人所知。现存的中国军阀中出身土匪的好像没有，但查其前身应该会有不清不白的。要而言之，土匪总是与军阀的地盘直接相关。例如，土匪最多的山东、河南、安徽北部、湖北北部、四川、广东等地，也是封建色彩最浓的军阀割据地区。土匪趁民国之后的混乱而簇生，据说多的时候全国达百万。也有人认为更多，称有两百万的数目。土匪的想法大多是均产主义。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注意，他们对官僚或官吏尤有强烈的反感，于是对与军阀处于同样基础之上的地主也抱有反感，将之作为攻击对象。均产即平均财产，并不是基于什么深刻的主义，只不过是他们极其卑微的要求。但是，这个自然的要求也是促使土匪群可能走向共产主义的根据。山东省一带的土匪如何跳梁，其例子只要看看某年山东省土匪要求的赎金刚好与该省的税收同样多，就可以管窥一二了。
与土匪同样在封建地盘上养成，作为土匪的对立势力发展起来的有地方上的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和天门会等。这是一种地方上的农村与城市自卫团体，很多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中国的地方治安中警察制度极不健全，使得地方民众必须自卫。基于这一要求出现的，就是这些自卫武装团体。但这其中很多也行强抢的勾当，结果不少成为土匪。红枪会是在枪上系了红缨的团体，所以有此称谓；大刀会持大青龙刀故称大刀会，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与迷信的结合多给予他们行动的勇气。例如上战场的时候，一手拿着篓，一手拿着大团扇，这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子弹来了扇动团扇子弹就能落到篓子里去。而在满洲等地，讨伐匪贼的军队不时遇到这样的情形，在机关枪扫射面前，挥着红缨的人源源不断地突击过来。他们丝毫不畏惧的样子令人吃惊，问询俘虏得知他们深信自己绝对不会中弹。完全遵从师父所言有真信仰的话，就不会中弹。中弹是因为信仰不足，更完满的是他们被灌输只要坚持信念，即使一度死去也必会重生。我们不得不说，这是落后的中国社会封建基盘上的产物。
秘密会社
考察中国的历史划分时可以看到，在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农民起义乃至暴动，大体上是以秘密会社为基础而向政治方面扩展，遂成为轰轰烈烈的运动的。毫无疑问，这些秘密会社的发生及其存续的依据与中国社会的落后有关。
宗教性的神秘成为秘密会社的温床，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在中国，佛教以及道教是秘密会社发展的基础。研究中国秘密会社的一个外国专家论述其发生的条件为：（一）人口过剩；（二）缺乏通信手段；（三）疫病、自然灾害、内乱不断发生等。这些也应该视为作为结社之目的的革命的产生原因，而助成其革命的准备行动即结社运动的，是“天命”或“革命”的观念。
宋末发生的白莲教，后来发展为排外的团体。1898年在山东杀死德国传教士的，是出自这一脉络的团体。成为“团匪事件”主力的，也是白莲教团体。他们非常热心地参加了针对清政府的“灭满兴汉”运动。当然，也不能断言这种结社运动就具备了发展为大型政治运动的条件。可以认为，这是受会社本身的封建性质所制约的。
国民党自身也和很多中国革命运动的母体一样，发端于秘密会社。如国民党前身兴中会或中国同盟会，很明显就是一种秘密会社。在这些前期的运动中，继承白莲教的哥老会、三合会等秘密组织进入到国民党的前身之中，并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俄国作家特列季亚科夫将中国一个学生的自传编为《邓惜华》（五四运动时身在北京的一个学生的记录，在其出身部分描写了农村极其封建的状态）一书，描写了四川农村的生活，有意思的是其中出现了这些秘密会社援助革命党员等的活动。
继承白莲教脉络的秘密会社中，有成为国民党统治支柱的“青帮”。要说这一秘密会社是如何发展的，据说原来江南的米和其他货物如要运到北京，朝廷需要沿大运河而行，途中必须经过山东、安徽、江苏北部等土匪最为活跃的地区，青帮承接了防卫工作，而逐渐得势。之后，在太平天国（其中的杨秀清、洪秀全等也多是在以带宗教色彩的上帝会为中心的会社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之乱时，一部分青帮加入到曾国藩的麾下，又扩大了势力。
之后，青帮在长江和运河沿岸有很大的势力，特别是以上海法租界为中心的鸦片买卖、赌场利益等方面，其势力甚至伸向了黑社会。
国民政府成立后青帮进而有了非常大的势力，并与南京政府结下了某种密切的关系。这当然也是因为，难以清算各种封建关系的国民政府有必要把这些地下组织作为施政的工具。据说1927年4月蒋介石镇压左翼劳动工会的时候，青帮就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那之后，在上海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中的公共机关罢工之际，青帮多扮演着对此加以镇压的中介力量。
南京政府指挥部的浙江财阀巨头中，也有在青帮中相当有地位的头目。日本人比较了解的三北汽船社长虞和德（恰卿），就是青帮里有影响的头目。有传言称，蒋介石在青帮组织中亦有相当的地位，这大概可以看作只是由于他之前在上海曾于陈其美手下无所事事时，因为某种关系而与青帮有一定的交涉。青帮的头目张啸林、黄金荣和有名的杜月笙等人是该组织的老大，同时担任法租界工部局中方委员、原本就是浙江财阀实力分子的杜月笙（原名杜镛，曾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中汇银行董事、招商局常务理事、中国银行董事等要职）也是几个银行的董事，在国民政府系统的银行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此外，作为纯粹的政治会社而闻名的是成为蒋介石亲卫队的蓝衣社。它与青帮的性质非常接近，是一个严密的秘密会社，以拥戴蒋介石、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军人为主体。蓝衣社在抗日运动中也暗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还有被称为CC派的，以蒋介石身旁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领的政治性秘密会社。
关于CC派名字的来源，有的认为是因陈果夫、陈立夫两人的陈姓开头的字母都是C，所以称为CC派。我觉得另一种说法，即取他们在上海开的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首字母的说法更接近事实。这也是秘密会社，在目前的政治阶段是共产党的强劲敌人，这一派掌握着国民党的言论以及教育监督权，很多定期刊物由该派发行。战争爆发以来，CC派在中国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引人注目。这一派据说是国共合作的反对派，甚至带有和平派的色彩。要而言之，这些团体和会社带着中国社会极特殊而根本的性质。
买办、浙江财阀
接下来，有必要结合中国社会的特性——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来加以论述的是买办。中国本来的商业资本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但却没有像欧洲那样得到发展，即未能转化为产业资本而只好把先进国家的外国资本迎入中国。中国的商业资本没有发挥欧洲商业资本在封建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所发挥的作用，它一方面与封建的官僚统治相结合而处于从属关系，另一方面其货币积蓄没有投入生产部门，而是投到了可以取得封建地租的土地购买或对农民放高利贷等方面。过去，中国的商业资本只起到了破坏封建农民的经济生活的作用，而没有使封建体制本身崩溃，相反它是依存、寄生于封建性统治之上的。
这样的商业资本遇到发达国家的外国资本势力时，没有什么根本的对立，反而寄生从属于外国资本对中国的侵入中，结果当然是发挥了外国资本和中国经济社会的中介的作用。买办的作用就在于连接外国势力与中国的经济社会，成为其媒介。
最初，外国资本遵循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要求，为寻求市场而现身中国之际正是清朝奉行排外主义最为彻底的时候。为批准外国商人贸易而选定的少数中介商人，就是最早的买办。英国来到广东的时候，此处设置了由13个特定商人组成的“公行”（这一制度不是英国所希望的。因此，《南京条约》的结果是该制度的废除。而之后买办的发展建立在对外国的完全依赖上），通商只允许经过这一垄断组织进行。
另一方面外国一方，且不说是否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在语言都不通的情况下，首先就需要买办来做进入中国的向导。买办的作用是列强从中国吸走巨大的利润时处在吸取口的封口位置。与其分配相关，伴随着中国贸易的发展，买办在中国社会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但是，这种性质的买办自身要积极地进入商业活动乃至产业活动时，则受到极大制约。这从其对外国资本的从属性来看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中国的商业、贸易到今天也明显残留着这种买办的性质。外国经营的大公司如日本的三井、三菱，以及英国的怡和洋行等，也必定有大买办存在。我去年冬天访问香港的时候，就看到有为怡和洋行大买办工作满50年而举行的盛大祝贺会，他从英国政府那里获得了“Sir”的称号。成为英国的中介可以获得荣誉，这让我思考了很多很多。这种大的公司之外，一般的商社以及银行、汽船公司、保险公司等也有买办。还有很多中国商人涉及外国商品，所以涉及外国商品的商人或为外国资本收购中国商品的商人也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买办的性质。
在中国的经济界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据说某些情况下对南京政府有支配力的浙江财阀（关于浙江财阀的研究可参考山上金男氏的《浙江财阀论》，1938年），原来也具有非常浓厚的买办性质。他们通过买办活动获得巨额的财产，由此确立起其势力，又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在本土产业资本上的势力。浙江财阀中居于最高地位的宋子文和孔祥熙等大银行家，也残留有买办的性质。这是由于南京政府隶属于外国金融资本而导致的，反映了他们占据的特殊地位。
提到“浙江财阀”，这个词在日本人中间很容易理解，构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国民党之核心的多是浙江系的人物，所以如此命名。或者加上江苏而称为“江浙财阀”，在中国又叫“华东财团”。浙江财阀这一名称在内涵上并不明确，可以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主要出身浙江省的，在上海有据点的金融业者及实业家的总称；
（二）主要在上海有据点，出身江浙两省的金融业者及实业家的总称；
（三）不管其出身为浙江、广东还是江苏等哪一省，以上海为据点进行活动的金融业者、实业家，财界、政界有实力的人士，也悉数包括在内，而构成这一团体的骨干势力即出身浙江的政界、财界的有实力者，这一点自不待言。
由此可知，其最初是大致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资本家所附着的地缘性集团，而资本本身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积蓄的官僚资本以及买办资本。由此，构成浙江财阀资本核心的是银行资本。之后，经由与南京政府的结合（主要是参加内债发行的财政过程），基本发展到两者彼此交融的状态，甚至包括了中国全部的新兴民族资本。在这个意义上，浙江财阀最终仿佛成了中国新兴民族资本本身的体现。1935年以来经过南京政府的银行统制、币制改革，浙江财阀内部也进行了调整，以金融中心势力的强化为核心而渐渐实现了质的转变。浙江财阀垄断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所有金融机构，不仅向中国所有的产业伸出支配性的触角，其银行也利用过剩的闲置资本通过农村合作社将农村流通机构置于其垄断支配之下。同时借着国际资本的提携，不断参与到经济建设（经济开发）中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买办资本的性质保留了下来，毋宁说呈现出其性质的最新发展变动。浙江财阀的支配网，可以列举如下：
（一）银行金融业（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中国银行、江苏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国农工银行、大陆银行、国华银行）、中央信托公司以及上海钱庄从业者的大半；
（二）交易所，如华商纱布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杂粮油饼交易所等；
（三）海关业，全部是浙江人；
（四）航运业（招商局、三北、宁招、鸿安、恒安、文记等各家轮船公司）；
（五）煤炭业；
（六）机械工业（以上海为中心的各种机械工业以及进口和贸易商的大部分）；
（七）纺织业（新申、华丰、振泰、崇信等各纺织从业者）；
（八）棉布、棉丝、棉花业（上海从业者的大半）；
（九）绸缎业（上海的主要从业者）；
（十）制丝业（上海、镇江、无锡等全部制丝业者）；
（十一）杂工业（以上海为中心的制粉、颜料、制罐、人参、精糖等各种工业家的大部分）。
浙江财阀的中心人物如下：
季馥孙（李铭，浙江实业银行）、徐奇庼（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浙江实业银行，事变爆发之际在广东附近飞行时被日军误射而死）、张公权（交通部部长）、钱永铭（交通银行四行准备库）、秦润乡（中央银行）、吴鼎昌（原实业部部长、贵州省前主席）、陈光甫（四明银行，中国、中央银行）、虞洽卿（三北汽船）、荣宗敬（申新纺）、杜月笙（中汇银行）。
与南京政府财政相结合而实现了质的转变之浙江财阀的中心人物是宋子文（出身广东，中国银行董事长、前财政部部长）以及孔祥熙（出身山西，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加上蒋介石，这一大家族占据了浙江财阀的王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