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战线的中国军队败退之后，不断听到国共两党关系将出现危机的声音。
既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大众政党的合作使对日抗战得以进行，那么，如果发生两党分裂，当然会在战争进行上成为一大障碍。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共合作的将来亦会对日中战争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也必将深远影响中国的未来。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1月2日向国民党提出四项重大倡议。
（一）唤起民众运动。为了确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不能单靠国共两党的合作，还要唤起广大的工农商各小市民阶层积极的爱国运动，同时为了防止政府和人民、人民和军队的隔离，需要排除国民党历来对民众的统治镇压政策。
（二）发表国共两党共同的政治纲领。为了充实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需要动员全体民众，同时为了强化战线需要制定共同纲领，以作为民族战争的斗争方针。共产党要求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自己的十大纲领（本年8月15日公布）确定为两党的正式纲领。
（三）政府改造。为了实施共同纲领需要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关，然而目前国民政府依然是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府，为了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需要从各党派网罗人才组成民族的统一战线政府。
（四）军政改革。依靠现有陈旧制度下的军队终究无法与日本战斗到底，而且以往四个月的抗战教训也证明这种军队不适于三民主义和革命纲领的实行。军政改革的宗旨在于官兵、军民一致。为了有效进行抗日战争，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军政改革。改革可以大革命爆发时的党军为模范，适当参考西班牙战争，而对军队提倡新精神和政治工作则是中心任务。
据悉，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共产党机关报上批判国民党指挥抗战不力，尤其尖锐地指出了其唤起民众的运动远远不够。
同盟通讯社对此做出说明，认为南京政府为了抗战组织全国最高政府委员会，但仅仅给予周恩来等共产党代表以咨询委员等并不重要的位置，为此共产党方面对蒋介石的独裁倾向十分反感，因而发出这样的警告。总之，最近共产党的这一提案在抗日各党派中产生了巨大反响，随着南京政府的撤退，该提案受到各党派热烈支持，南京政府正被逼入困境。
二
到了11月16日，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从南京迁都，军事机构之外的所有行政部门迁往内地，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迁往重庆，行政院各部门中的外交、财政、内政三部移至武汉，交通部移到长沙，实业、教育、铁道三部迁往重庆，只有大本营和军事机构留守南京。
这明确显示，中国已经进入长期抗战的态势，对此东京《朝日新闻》（11月24日）有以下观察：
如共产党当初制定的方针那样，一部分党员潜入政府军乃至军阀内部而发挥督战的作用，朱德、毛泽东、徐海东、林彪等指挥的共产党军队则从中央政府获取军费而完成了编制的扩大，但却没有如期奔赴前线。在此期间，共产党及其人民阵线派的主张集中于重新组织民众这一点上。他们所谓的民众重组意味着共产主义之下的总动员，对此了如指掌的蒋介石则在组织、宣传、民众训练三个部门，安插了自己直系的重要人物而不肯放松。
他抓住了迁都的机会。这是将活动于南京政府内部的实际上要打倒蒋政权的共产党与其同伙隔离开的绝好机会。留在南京的要人都是蒋介石的直系或者政学会系统的人。如此，蒋介石踏出了政府内部整顿的第一步。
一如1927年蒋介石以南昌总司令部为武力背景与武汉政府相对立那样，他准备将来在南京树立自己的政权，以与左倾化的重庆政府断绝关系。
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对外国的依存关系上，南京政府多倚重上海，因此上海一旦失守，南京政府的抵抗能力将严重受挫，这已成为一般的常识。所以，日本不惜做出大量牺牲而猛攻上海，中国方面虽也损失巨大但依然顽强死守。
关于上海之战，橘朴是这样论述的：
关于上海之战，有来自各种立场对其利害关系的考察，但从军事观点来讲，其效果当然应该得到高度评价。无论如何，中国方面为了守护这条战线，集结了中央直属的精锐部队，首都的军需品积蓄也只向这一地点集结而被大量消耗掉。此一事实正好完全符合希望速战速决的日本之要求。（《日中事变结束的诸条件（二）》，载《满洲评论》1937年10月第13卷第17号）
橘朴认为，因上海失守陆地战将结束，正规战不用说，以游击战为主体的全面（全国性、各阶级的）长期战争日本方面也将不成问题。
相对于此，大村达夫（中西功笔名）对中国未来的态势则做出四项可能性预测，其暗示与评估，深有意义。
（一）日本通过对某一地区的控制，将使中国的资本家屈服。而中国共产党将撤离该地区，但其力量几乎不足为道。日中事变因资本家的屈服而将告终结。
（二）与第一种事态完全相反，和英美法的国际关系会得到比较有利的协调，国共合作将持续，虽与上海的资本家分离开来，但以全国小资本家和农民劳动者为基础的合作会持续下去，并以武汉、西安为中心继续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形势的发展和英国政策的走向将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三）当日军席卷上海郊外广大地区之际，列国将出面干涉，在承认日本的优先权基础上把上海置于国际托管之下，或者即使交涉不顺利也会在上海附近由英美做中介而进入日中两国的交涉谈判。而在北方中国，以山西、陕西为中心，战争将继续僵持，中国方面依然具有相当的力量。
（四）即使中国资本家彻底屈服，但在共产党指挥下仍会以游击战法为中心展开广泛的全面战争。这种情况下，苏联的援助十分重要。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国际关系上最险恶的状态。但是，这种状况下的中国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力量。（《关于日中事变的展望和长期抵抗》，载《协和》1937年11月第205号）
三
我在上海战火扩大之前曾论及南京政府的特质，指出为了摆脱持续陷入的困境，南京政府恐怕会努力在国共再次分裂的局面中寻找生路（《南京政府论》，载《中央公论》1937年9月号），但如今我不得不承认，四个月来抗战的基本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修正后的观点听起来或许与一般的见解相反，但其理由来自我注意到中国民族统一的要求因其艰苦卓绝的抗战而有所增强。
表面上看，这次日中事变对中国民族阵线之一般民众的影响力，乃至指导力仿佛远远不如1924年后的国共合作时代。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此次事态对中国来说并非那么光明轻松。那时的北伐军以打倒国内军阀为目标，而这个敌人并不是那样难以克服的。当时，“打倒帝国主义”也是旗帜之一，但毋宁说是次要的，而且主要针对的是在列强内部遭到孤立、于香港广州罢工之后势头趋弱的英国。国民革命军一路前进势如破竹，显得非常明朗光辉。而如今，要进行的是武力上绝难取胜的惨烈战斗。
人们忧虑的是，今日的民众运动并没有沿着抗日斗争的形势而高扬起来。这其中，民族阵线内部两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明显也是原因之一。1924年国共合作成立，共产党内部也有自己资历浅，若加入历史悠久的国民党，很可能被其组织吸收掉，因而表示反对的声音，但事实上共产党某种程度上反而站在了主动的位置上，特别是依靠工人、农民的组织活动而显示了威严。可是如今，因1927年以来国民党的攻击，不用说城市了，就是在农村，共产党的势力也遭到了明显打压。而且，民族解放的“反帝”旗帜因需要各国的援助而不得不收起来。所以，充分的民众运动的展开相当艰苦。
李大钊《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文里，没有相应的文字。见《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9—392页。——译者 孙中山以其天才的革命热情容许共产党自由活动，使其得以协助革命。在通过联共决议的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的李大钊强调：“我们经中国共产党的决议而加入国民党。我们不能因为加入国民党而脱离自己的党。我们加入国民党，系以个人资格，非以党团名义加入国民党” ，这正是由于孙中山的英明决策而实现的。孙中山认为，眼前的目的在于实现革命，共产主义的是非将由今后的实际功罪做出判定。为这次两党的合作，共产党方面提出以解除苏区政府、停止土地改革、停止攻击国民党为条件。毫无疑问，这是服从眼前大目标而摒弃前嫌，并非托洛茨基所攻击的投降政策。不过，共产党对民众运动的直接推动，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封杀。
总之，自1924年到“北伐”开始阶段是中国工人运动异常活跃的时期。从香港、广州海员罢工到五卅运动爆发，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然而，最近在国民党治下的共产党的工会势力几乎不复存在，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密切相关的工人运动也趋于沉寂。因此，很难说作为解放运动的抗日战争，是在良好的条件下进行的。
四
国际关系亦与国共两党合作的未来大有关联。中国的长期抗战最终要仰赖苏联的援助，当然也要尽可能努力得到其他列强的支持。
英国将上海让渡到日本手中，其利益受到重大打击，需要逐渐转变政策，但依然会明里暗里支援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当然不希望左翼势力显著增强，所以当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内部对立激化，其无疑会采取支持国民党而压制共产党的方针。不仅如此，必要的情况下甚至会采取使国共统一战线分裂的政策。
然而，毫无疑问，只要保持中国内部的统一就会增强对日的抵抗能力，因此英国给中国提供支撑将不在话下。问题在于，中国的抵抗会越发使情况恶化，致使英国对自身权益的安全性产生怀疑。这时，英国将会毫不犹豫地提出促使战争尽快结束的方策。
再者，“防共战线”对中国的国共关系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去年11月25日缔结的“日德防共协定”，到最近又增加了作为同盟者的意大利。
日德之间签署了防共协定，中国在外交上就不断议论日中之间的“防共”问题如何如何。自那时起，激烈的批判矛头对准了德国。而对华有重要利害关系故不愿伤害中国人感情的德国拼命寻求谅解，辩称此协定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我感觉，这充分反映了在对华贸易上飞跃发展的德国商人的意向。
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德意日联手的世界性防共协定给中国的国共统一战线增加了无形的压力。我曾经在本杂志（《日本评论》1936年12月号）上讨论过“防共问题的多面性”，认为这一方面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压力，另一方面对在中国内部国共统一战线中可能走向国民战线的国民党又具有推动影响的作用。那时，国共两党的合作还没有完全表面化，因此我认为如果在两者内部出现裂痕，毫无疑问，这种世界规模的“防共战线”对国民党既是压力，同时又很有吸引力。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立场很是微妙。以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为前提，站在与支持由国民政府来强化统一的英法同一立场上的德国资本，曾积极参与南方中国以铁路材料贷款等为中心的开发事业。一方面，中国作为德国军事工业产品的输出市场有着重要的基础，另一方面将中国视为工业原材料基地的德国资本正与日本的政策方向针锋相对。因此，在拯救其利害关系陷于破裂的意义上，肯定要努力阻止中国的内部崩溃。这时，德国资本与英法资本在利害关系上是一致的。然而，与资本原本的倾向似乎矛盾的德国在国际政局中发动“防共”并与日本合作的动向，值得注意。在这方面，同为轴心国的意大利也试图在中国谋求强化根基的机会而采取同样的动作。如果是需要仲裁，就必须对中国国共统一战线的两个构成分子进行恐吓和引诱，以达到目的。
然而，国联最终会在英、法、德、美的资本对中国的利害关系与日本的要求之间，找到调和点而完成其仲裁的使命。
五
处于这种内部纷争和国际关系之上的国共统一战线具有分裂的危险性，这是不容否定的。
但是，与中国四个月来坚持抗战的今天，特别是与整体上难以持续进行现代化战争的未来相比，国共两党的分裂危机在政治上的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难道不是如此吗？现在的问题是，并非同一阵营中有两个对立集团，而是作为一个集团的民族统一体中有两个指导中心。这已非仅仅由指导中心的动向来决定了，民族统一体本身的团结和走向才是关键所在。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内部统一因这次日中事变而变得比以往更加牢固了。此一事实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而发挥指导作用的国共两党即使有发生分裂的事实，也已经不会因此而给中国造成致命的打击，虽然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打击。一般似乎认为，中国现在的战败结果将导致国共两党发生分裂，进而中国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并走向崩溃。但恰恰与此相反，也有一种说法在强调中国民族统一之稳固的同时，认为国共两党之间已经不可能发生绝对的分裂。而我的看法与上述两种都不同，我认为在构成中国民族阵线指导部的国共两党之间确有分裂的危险性，而且今后其危险性会趋于增大，但即使两者的分裂成为事实，支持两大政党的民众内部的统一也不会那么容易崩溃。从而，只有坚守民众所希望的统一的政党才能获得其势力，而试图破坏这一统一大势的政党，其动向不可能有左右全局的意义。
当然，这里所谓民众的统一期望，如上所述并没有出现可与1925年至1927年的态势相比的民众运动的活跃状态，而且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这与国民党的指导不力也有关系。虽然，日本新闻报纸上每日报道的情况也是无法否定的，如每个农民、商人等自然发生的国民意识之缺乏等实例。
然而，我认为中国民族统一的欲望不仅没有被至今的败北所弱化，反而因经受了枪林弹雨的洗礼而越发高涨了。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想让人们知道，日本有过度重视未来国共分裂或内部再分裂乃至国共两党之外的分裂等的倾向。与此同时，也是由于要使这种分裂产生，往往带着超出合理限度的意图加以预测。我相信这种分裂的企图即使能够得逞，其效果也是局部的乃至暂时的。
总之，不管日本长远的对华政策是怎样的，我们都要以中国的统一（这种统一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我已在别处做了极简要的预估）为前提来考虑并制定政策。
我们在期待和思考中国的分裂之前，有必要回顾总结两党的合作得以再次实现的原委（有关国共两党的关系，我在《日本评论》8月10日增刊上以“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关系史”为题，做过详细的历史观察）。
众所周知，自1927年两党分裂以来它们完全是以不共戴天之仇相互抗争过来的，国民党的所有努力都集中在“剿匪”工作上。有人统计，1927年到1934年间被国民党视为“共产党”而遭杀害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数量达百万。直到最近（请看本年2月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的“根绝赤祸”决议），国民党对共产党方面的抗日统一战线提议依然采取顽固蔑视的态度。
处于如此剧烈对抗关系中的两党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建立起统一战线，这对仅从表面上观察的人而言，只能说是难以置信的一大变化。
概而言之，这正是因为中国的民族要求成了最高命令。关于此点，恐怕很少有不同意见吧。
我认为，只要承认这一事实，在观察国共两党未来发展的时候，就应该以上述关系为基调加以思考。
（1937年11月25日）
指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当时日本人称为“支那事变”，原标题亦如此，本书改为“日中事变”。——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