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2月21日白天

1848年2月20日的情况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1848年2月21日,骚乱与躁动开始出现。革命者的游行示威活动彻底改变了一切。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说道:“虽然当时可能已经有人认为计划书是临时政府颁布的法令,但直到三天后,临时政府才成立。”这次计划即将把宴会变为一场起义——和公众一样,在1848年2月21日早晨读了报纸后,反对派的主要成员才意识到这一点。

阿曼德·阿芒·马拉斯特先生起草的文件与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的期望略有不同。在回忆录中,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写道:“阿曼德·阿芒·马拉斯特先生虽然没有改变反对派和内阁已经达成一致的基本条款,但认为自己应该以一种半官方的角色投入筹备工作,如同当值的警监一般发表讲话。此外,这种形式上的缺陷只是新闻编辑造成的,而不是事件本身的性质引起的。”由于报纸上的报道不代表内阁的意见,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及其同僚皆认为1848年2月19日的和平计划已经宣告破产。

实际上,这场宴会虽然如果是一场如同议会会议般冗长的令人昏昏欲睡的活动,那么不会存在问题,但如果是一场广大民众的示威活动和各路七月王朝的反对者的集会,那么会存在很大问题。正如几周前,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和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预测的那样,改革非但不再只是议会厅里的议题,反倒正向外面那个广阔无边、朦胧晦暗又火热沸腾的世界蔓延,而在那个世界里,挑拨离间者和无知愚蠢者会将人民组织起来。

在这场革命中,大臣们目睹了夺权、暴乱、诽谤和挑衅等一个合格政府所不允许的各种行为。后来的临时政府的成员加米尔-帕热斯先生声明道:“内阁如果授权反对派对巴黎政府进行攻击,召集国民自卫军,以及寻求民众、匠人和学校的支持或听从并且执行反对派的命令,那么政府将落入反对派手中——即使辞去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也无法逆转这一结果。相反,如果内阁采取措施抵抗夺权行为,那么不仅战争会爆发,而且突然打破此前的和平会让这场战争中的人们的怒气倍增。”

可以说,内阁和反对派在1848年2月19日制订的计划远远没有得到广泛认可。许多政客认为,这个计划是一种软弱的行为,一种危险的让步,更是一份投降协议。一位忠于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的法兰西贵族,即蓬泰库朗伯爵路易·古斯塔夫·勒·杜尔塞尤其支持上述观点。在《历史的印记》一书中,蓬泰库朗伯爵路易·古斯塔夫·勒·杜尔塞写道:“反对派对自己的力量盲目自信,一贯缺少远见,任由自己走向迷途。在过去的十八年里,我们居然对如此简单的事实习以为常。虽然这场政治闹剧的失败结局显而易见,但内阁竟然同意追看其曲折的剧情——实际上,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言辞进行解释,子孙后代都很难理解这件事。由于接受了错误的立场,内阁卷入麻烦是不可避免的事。内阁的容忍表明它对自己的理想及其实现方式都缺乏信心。内阁一方面想避免冲突,一方面在公共广场上召集敌人,加速了革命的爆发。总之,内阁原本仅靠经验就可以做出判断,即街头动乱和滥用自由别无二致。实际上,在法兰西,预防暴乱比镇压暴乱要容易得多。”由于已经开始怀疑内阁和反对派在1848年2月19日制订的计划的有效性,大臣们没有因计划失败而遗憾。

蓬泰库朗伯爵路易·古斯塔夫·勒·杜尔塞

1848年2月21日10时,在内政部,内阁成员集合了起来。纳西斯-阿希尔·德·萨尔瓦迪先生问走进房间的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道:“你对当前的宴会有什么想法?”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回答道:“我的态度不仅从未改变,而且如今更加坚定。动乱本不该发生——我们完全有理由阻止它。”纳西斯-阿希尔·德·萨尔瓦迪先生回答道:“那么,我们想法是一致的。”大臣们的一致决定立即被送至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处并且得到了肯定。

由于决定镇压游行示威活动,政府提前向民众发出了警告。一张由莫尔尼伯爵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迪莫里·德·莫尔尼书写并且由警察局长加布里埃尔·德里泽特签字的海报被张贴出来。海报上写道:“巴黎的居民们,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这种不安的情绪危害着工作与商业活动,始于酝酿中的游行示威活动,正逐步向我们逼近。今日早晨,反对派报刊宣称,反对派已经另行建立了一个与依照《1830年宪章》建立并且经过议会大多数议员投票通过的真正政府并存的新政府。反对派报刊不仅号召民众参与危害社会安定的游行示威活动,而且决意违反法律,召集国民自卫军按照部队编号排列并且由高级军官领队。毫无疑问,反对派的做法违反了明确、完善的法律规定。真正的政府懂得尊重法律——法律是公共秩序的基础与保证。”与此同时,内阁决定以国民自卫军总指挥让-弗朗索瓦·雅克米诺将军的名义发布命令,提醒国民自卫军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不得擅自进行集会。内阁还决定以加布里埃尔·德里泽特的名义发布命令,正式禁止举行宴会和无序集会。按照热拉尔伯爵艾蒂安·莫里斯·热拉尔的计划,1840年以来最有力的军事措施已经准备就绪——一支由三万一千人组成的军队即将在1848年2月22日早晨接管巴黎。

革命期间聚集在一起的暴乱分子

巴黎街头的暴乱

加布里埃尔·德里泽特

热拉尔伯爵艾蒂安·莫里斯·热拉尔

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和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数次尝试采取各种措施以调解各方矛盾,但不仅无功而返,而且意识到为时已晚。下议院召开会议时,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和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了解到,政府会保持抵抗政策——对保守派来说,这是一大乐事。虽然下议院的这场会议十分安静,但人们已经意识到,关于宴会这一问题的讨论范围已经扩大到波旁宫外了。与其说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致力于维护公民权利,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只会空谈的理论家。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说道:“我担心,当局为了维护秩序所做的一切的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即只会引起社会深层动乱。虽然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但无论大家持何种意见,所有人的首要任务都是尽一切可能动用自己的影响和权威去规避我所预见的灾难。我声明,如果政府需要我将动乱分子驱逐出境,需要我平息骚乱,或者政府的不当措施导致了动乱,那么我将竭尽所能,为国效力。先生们,这就是我的权利的范围——我不能越界。我们的政府不仅正在负责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国家的安宁,而且正考虑着情况的严重性——最重要的是,政府正在承担着自己的责任。”

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平静又有力地回应了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的发言虽然异常温和,但斩钉截铁。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说道:“反对街头骚乱的法律和涉及国民自卫军的法律都受到了侵犯。巴黎不能容忍借宴会名义开展与所有法律相悖的游行示威活动和宣告临时政府与合法政府并存等行为。”正当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想辩驳时,有人喊道:“你到底是承认还是否认镇压计划?”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回答道:“我会让你们每个人都彻底放心。对行动的目的,我毫不怀疑——我否认的是处理方式。”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再次登上讲坛,大声呼喊道:“对我们这些维护公共秩序的人来说,无论是承认宣言还是否决宣言不都是安全问题吗?反对派的宣言触犯法律却被公开发行难道不是安全问题吗?一份我们尊贵的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都不敢承认的宣言难道不涉及安全问题吗?”在掌声中,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总结道:“反对派口中的镇压只是政府履行自身职责的行为。只有维护秩序并且尊重法律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宁和政体的稳固。”毫无疑问,在这场简短的争论中,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占据了优势。

19世纪40年代末的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

显然,反对派的处境十分难堪。1848年2月21日17时,即下议院的会议结束后,反对派成员来到了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的家。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住在费米德姆马图林街,即现在的维尼翁街。在回忆录中。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写道:“我主持了那场聚会——我想,我本不该参与谋划。由于每个人都会搭上自己的荣誉甚至生命,我有所顾虑。然而,我的意思起了决定性作用。”反对派成员决定谨慎行事。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说道:“如果反对派任凭首都陷入血腥冲突,无视政府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那么他们的行为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会触犯法律。反对派应该知道,政府的权力才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必须服从法律并且做出让步。”

左派人士欧仁·贝特蒙先生表达了和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类似的看法。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认为,让步是一种耻辱。然而,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的这种想法没有用处。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坚持要去参加宴会,说道:“即使只有影子陪伴,我也会坚持赴宴。”这一次,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没能说服众人。八十票反对、十七票赞成的投票结果表明,反对派成员不应出席宴会。由于已经决定在没有反对派参与的情况下不采取任何行动,有人提议推迟宴会。阿曼德·阿芒·马拉斯特先生说道:“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爱护人民,请放弃举行宴会。如果冲突爆发,那么受害者将是人民。你难道想让民众葬身于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和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的仇恨中吗?”收到来自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决定放弃参加宴会的好消息后,画家阿里·斯海弗立刻将其告诉了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又立刻将这一好消息传达给了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说道:“我早就知道——如果我足够坚定,那么反对派会做出让步。”

欧仁·贝特蒙

阿里·斯海弗

军方的信心十分充足。让-弗朗索瓦·雅克米诺将军带有一丝讽刺地说道:“毫无疑问,很多游行者不愿卷入犯罪或诉讼中。国民自卫军有八万五千名士兵。对那些后悔只打自己的小算盘的人,我选择原谅他们。”从目前看来,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绝对是乐观的。

反对派成员仔细思考了一番,决定放弃举行宴会——举行宴会便能摧毁他们曾经极力支持的君主政体的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如果反对派坚持最初的想法,即接受游行示威活动的计划并且答应参与其中,那么内阁不仅一定会极力抵抗,而且很可能取得胜利。然而,内阁天真地认为,左派人士的让步意味着危险结束。内阁习惯于依法行事,只看到问题的表面,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内阁和反对派都受到了欺骗。由于从错误的角度看待议会制度,内阁和反对派的政治视野都被遮蔽了。议会策略和政治策略完全是两码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内阁和反对派两个阵营都没有料到,真正的战争即将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