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催化剂
下议院对王座演讲的讨论是革命的序曲，激化了存在于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与反对派之间的矛盾。在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眼里，左派人士的关于外交政策的所有言论似乎仅仅是一种好战政策的发展，而让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引以为傲的则是他在执政期间维持的温和形象。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已经十八个月没有出现在论坛中了。重返论坛后，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对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倡导的所有外交活动都做出了尖锐的批评。“自从与西班牙王室联姻后，”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呐喊道，“法兰西开始与自己的天性和数百年的传统背道而驰。法兰西人如同流浪在罗马的吉伯林派[1]、伯尔尼的僧侣、皮埃蒙特的奥地利人、克拉科夫的俄罗斯人，即法兰西人已经不能被称为法兰西人。与此同时，法兰西到处都弥漫着反革命浪潮。”为了鼓吹意大利的统一运动，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说道：“守法兰西政府惯例的法兰西才是真正的法兰西。法兰西是富有同情心的自由主义者，锲而不舍地坚守着友谊，将向意大利的复兴致以荣耀和热情。”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说道：“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比我能想象的更缺乏远见——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居然没有意识到，如果法兰西拥护意大利的统一运动，那么周围的四个大国会立刻反对我们……”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打断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说道：“派你的队伍进入伦巴第去宣扬你的观点吧！”
就瑞士问题，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与左派人士之间同样存在争执。1848年2月3日，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大声说道：“有人不仅说刚刚在瑞士获胜的那些人都是激进分子，而且用尽一切言辞来指控激进分子的行为。先生们，我不是激进分子——激进分子很清楚这一点。然而，请你们了解一下我的立场，即无论身处法兰西还是欧洲，我都是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继续掌握在温和派人士手中。我会尽自己所能继续我的事业。然而，即使这个政府被交到那些不如我与我的友人的温和派人士、强硬派人士，甚至激进分子手中，我也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这番话足以在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和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之间划出一道鸿沟。
就外交政策问题，内阁获得了多数党的八十票。然而，在国内政策方面，多数党成员投给内阁的票有所减少——甚至只有四十三票。
1848年2月7日，一场围绕宴会和改革的战斗打响了。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的言辞格外激烈和犀利。“希望人们能清楚地理解和认识到一点。”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说道，“我们不是要在多数党成员面前与内阁争辩，而是要在国家面前与内阁和多数党成员争辩。”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回顾了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在1820年写下的某段话，说道：“我不怀疑法兰西有什么危机。然而，依我之见，内阁会加速危机的到来。这场危机会是一场令革命遭到威胁的反革命。虽然为了达到目的，有些人正不遗余力地搅弄着风云，我们不能听那些人谈论雅各宾派的话，不能受到任何人制造的假象的迷惑。”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大声说道：“虽然你们指责我们被盲目或敌意的情绪煽动，但我们同样指责你们用卑鄙的激情建立起了统治的希望；虽然你们指责我们利用演讲给了那些试图颠覆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极端党派力量，但我们同样指责你们通过行动向极端党派提供他们缺乏的支点和杠杆。”演讲结束时，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声称自己已经准备好加入“那些人，试图通过合法的罢工行为来检验一纸警署通告是否足以没收我的公民权利”。随后，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豪兰又傲慢地恐吓道：“我虽然已经说过了，但仍然想再重申一遍，我们如果不坚定地拥护《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那么便不配得到自由，只能在内阁的指令前畏畏缩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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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议员们从反驳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1848年2月8日，弗朗索瓦·让·莱昂·德·马勒维尔先生说道：“我将援引某位权威作家的言论来终止辩论。我承认，我们引用了这位作家的许多话。我们如此频繁引用这位作家的话可能最终会削弱其作家身份。1830年，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说道：‘公民有权为公共事务而进行集会——实际上，不仅他们应该这样做，而且这是件好事。我不仅永远不会质疑公民的集会权，而且永远不会试图打压会使民众聚集起来并且交流意见和看法的慷慨情怀。’”
弗朗索瓦·让·莱昂·德·马勒维尔
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通过证明反对派成员之间实际上没有那么和谐做出了回答。1840年，即弗朗索瓦·让·莱昂·德·马勒维尔先生担任副国务卿期间，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的内阁发生了什么事？一些以募捐形式举办的政治舞会和宴会获得了批准，而另一些则被明令禁止。实际上，所有活动的举办者都曾向当局提出申请，想获得批准。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曾诉诸赋予了政府机构反对公共集会的权利的1790年和1791年的一些法律条款。如果集会似乎可能扰乱秩序，那么政府可行使职责，即宣告集会结束。因此，面对游行示威时，政府非但不会胆怯，反倒会得心应手。
虽然这段发言的结尾掷地有声，但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的言辞不仅不犀利，而且有一定的善意。回顾王座演讲中激起公愤的“盲目”一词时，夏尔·玛利·塔内吉·迪沙泰尔伯爵说道：“我们一致不认同这一措辞。”
1848年2月9日，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进行了一次演讲。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子爵亚历克西斯·夏尔-亨利-莫里斯·克莱尔写道：“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首席检察官——他的形象与性格都非常符合这一职业……虽然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不愚蠢也不偏私，但他的思想天生就固执刚硬，导致他经常会有一些过火的想法并且不知道如何保持克制。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缺点的情况下，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会变得暴力并且无视细微的差异。因此，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必须派出一位重视调解的演讲者进入论坛。”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说道：“我始终认为，发生在宴会上的事是违法行为——在承认和服从法律的情况下，人们不会做出这种事。”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大怒，起身大喊道：“然而，波利尼亚克伯爵朱尔·德·波利尼亚克和佩罗内伯爵皮埃尔-德尼并没有这样说！”场面一度乱作一团。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回答道：“我反对你的指责。没有人能令我退缩。苦难只会让我越来越觉得我是对的——我是在展示真相和直面伤口。虽然某些人希望置身事外，但只有公平正义地、坚持不懈地维护法律才能治愈这种伤口。”这时，反对派议员全体起身，向着大臣席位举起了双手。“是的，”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大喊道，“诸位大臣，你们的权力已经沾染了自由的殉道者们的鲜血。虽然你们辩论的是复辟王朝的大臣们认可和尊重的权利，但恰恰在这一时刻，权利即将被摧毁！这不仅是我想说的，而且是无法辩驳的事实。波利尼亚克伯爵朱尔·德·波利尼亚克尊重的东西已经被你们摧毁了！”对峙的双方怒气冲天，导致这场会议成了有史以来最混乱的会议。那些平心静气的议员想借助下议院议长保罗·让·皮埃尔·索泽先生的权威重整秩序。然而，保罗·让·皮埃尔·索泽先生早已没了影踪。因此，在一阵难以言表的骚乱中，会议结束了。1848年2月9日夜晚，在给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的信中，达彻特先生说道：“这场会议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会议结束时，米歇尔·皮埃尔·亚历克西斯·埃贝尔先生表现得太过专横和傲慢——我参会时见过的每个人都这样认为。下议院必须保持冷静。我们即将直面暴乱。我不仅已经尽了全力，而且希望你尽你所能。”共和党的报纸《国民报》称这些激烈的事件是“另一出戏剧的序曲，而另一出戏剧则会更加有趣和真实”。“另一出戏剧”就是即将到来的1848年的二月革命。
波利尼亚克伯爵朱尔·德·波利尼亚克
保罗·让·皮埃尔·索泽
注解：
[1] 吉伯林派，又称保皇派，与归尔甫派相对立。保皇派和归尔甫派分别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罗马教皇。在12世纪和13世纪，保皇派和归尔甫派之间的竞争是中世纪的意大利内部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吉柏林派的成员多是大封建主，致力于维护封建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