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老派和独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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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年7月1日宗教会议——议会军急需苏格兰人的帮助——《神圣盟约》——威廉·劳德被处死——威廉·奇林沃斯去世时发生的事情——宗教改革变得温和
1643年7月1日，宗教会议在威斯敏斯特开幕。会议的宗旨是要反对威廉·劳德的宗教仪式统一思想，并制订符合清教思想的宗教仪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虽然神学教义方面艰苦卓绝的辩论可能会展开，但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英格兰议会认为教义的统一就意味着教规的统一，而统一的教规就应该是长老会的教规。
威斯敏斯特宗教会议
议会军的作战并不顺利，急需苏格兰人的帮助。然而，众所周知的是，想要获得苏格兰人的帮助，英格兰必须奉行长老派教义。于是，下议院迅速宣称英格兰要皈依长老宗，这种行为不违背其改革的本心。如果不信奉国教，除长老宗外，英格兰是不可能信奉其他教派的。从前，信徒们对主教的主要控诉是他们干涉了教区神职人员的工作。因此，支持长老派的人正好借宗教会议将权力还给教区的神职人员，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去管理各自的教会。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英格兰下议院坚持认为世俗权力高于神职人员的权力；而苏格兰人则认为，神权高于一切世俗权力。除此之外，英格兰议会和宗教会议都不愿意让英格兰受制于苏格兰的这种关系永远保持下去。
然而，苏格兰人的立场非常坚定。英格兰如果不实行长老会制，就得不到他们的援兵。1643年9月，英格兰议会签署了《神圣盟约》，保证要尽可能统一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宗教信仰，并“听从上帝的旨意，以效果最好的模式”进行教会改革。据传，“听从上帝的旨意”是亨利·韦恩爵士建议写入《神圣盟约》的。亨利·韦恩爵士一向推崇思想自由。他希望能以这句话为准绳，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挑出苏格兰人所提主张中有毛病的地方来。这样一来，《神圣盟约》从各方面讲都是对议会事业忠诚度的一种检验。无论议会最终争取到多大的权力，现行的威廉·劳德式宗教仪式都将不复存在。查令大街和齐普赛街上的十字架已经拆除，许多渲染迷信的画像、十字架和祭坛也都被撤走了。在威廉·劳德强行实施其主张的宗教仪式时期，许多极富中世纪艺术特色的彩绘窗户、早期古色古香的忏悔用品都难觅踪迹，人们看到的只有奢华的外在活动形式。现在，所有奢华的外在宗教形式都被禁止，凡是反对的人都遭到镇压。金博尔顿勋爵爱德华·蒙塔古被派往剑桥驱逐那些拒绝接受《神圣盟约》的人。牛津的宗教活动暂时未受到影响。
领导下议院工作的一直是约翰·皮姆。英格兰历史上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一样适合这份工作的人。约翰·皮姆生性保守，对新鲜而陌生的思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感，最适合担任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因为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保留教会和国家的现有制度。为完成这样的使命，约翰·皮姆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他不仅有很强的商业能力，还精通金融知识，在人际交往上也游刃有余，影响了一大批思想上摇摆不定的人。不过，后来下议院中虽然仍有人或崇拜或戏谑地称他为“皮姆王”，但很少有人再听他的话。1643年12月6日，辛劳一生的约翰·皮姆与世长辞。与苏格兰结盟是他生前最后一项工作，他虽然未能目睹前来援助的苏格兰军队，但为其到来铺平了道路。
亨利·韦恩爵士
约翰·皮姆去世几周后，威廉·劳德便成了英格兰与苏格兰结盟的牺牲品。他被从暗无天日的监狱里拖出来交待罪行。他虽然年迈，但仍能冷静地为自己辩护。他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坐牢，不清楚人们为何痛恨自己。1645年1月10日，他继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斯之后被处决。
约翰·皮姆即使再多活几年，也无法保住自己的权威。宗教会议上由五位成员组成的少数派反对处于支配地位的长老派。许多流亡到新英格兰的人满怀过好日子的梦想回到了英格兰，开始传播起了分离派或现在称之为“独立派”的教义。事实上，宗教改革运动的根源是人们不愿接受所谓正教派人士[1]近乎苛刻的教规。独立派认为，每个教会组织都自成一派，独立于其他教派，不受任何世俗权力的干涉。在长老派看来，这种观点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它一直认为统一的教义才是解决人世诸多烦恼的灵丹妙药。难道清教主义一定要鼓励人们自立门派，狂热地大搞宗教分裂吗？难道每个人的宗教信仰都必须自成一派吗？何况潜在的危险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浸礼会[2]的观点大行其道就让正教派深感震惊。唯信仰论在侵入人心，鼓励基督徒依靠信仰完成自我救赎，不必在道德上、法律上约束自己。其他教派的教义更是教坏了人。一位苏格兰长老派人士气愤地说道：“漠视生死，否认天使与魔鬼，抛弃圣礼，亵渎神灵，此类恶举，数不胜数。”
虽然教派分裂确实危险，但长老派的某些做法令人难以接受。威廉·奇林沃斯去世时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例。和福克兰勋爵卢修斯·凯里一样，威廉·奇林沃斯不愿受制于清教徒，便躲到查理一世的军营里避难。后来，威廉·奇林沃斯在阿伦德尔被议会军俘虏。当时，他重病在身，无法跟随议会军返回伦敦。在奇切斯特，病入膏肓的威廉·奇林沃斯还受到了威斯敏斯特宗教会议成员弗朗西斯·切内尔的精神折磨，无法安息。弗朗西斯·切内尔是一位“狂热刻板、尊崇正统的长老派信徒，坚信并非所有人都能进入天堂”。他牢记使徒的说教“严厉地批评他们，他们才会有无瑕的信仰”，把垂死的威廉·奇林沃斯痛批了一番。威廉·奇林沃斯的宽容仁慈是弗朗西斯·切内尔无法忍受的。弗朗西斯·切内尔说：“我真想知道，难道他认为土耳其穆斯林、浸礼会教徒或索奇尼派[3]教徒都能得到救赎吗？他总是说——不为他们脱责，但也不谴责他们。”弗朗西斯·切内尔简直无法容忍威廉·奇林沃斯这种放任的态度，对他说：“先生，你对土耳其穆斯林、索奇尼派教徒和浸礼会教徒太宽容了。我怕你反倒容不下真正经历改革的新教徒。”1644年1月，威廉·奇林沃斯这位伟大的宗教自由主义者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但他的葬礼只能在奇切斯特大教堂外举行。弗朗西斯·切内尔出席了他的葬礼，把他的主要著作《新教徒的宗教信仰》扔进了坟墓。弗朗西斯·切内尔傲慢地说道：“他们为他的尸体下葬，我负责埋葬他犯下的错误。这些错误就写在这本影响范围虽广但毫无价值的书中。对英格兰而言，把这样的书埋于地下实为幸事。快消失吧！蛊惑人心的邪书，多少人被你虏去了灵魂；归入尘土吧！腐化的邪书，和你的作者一起入土！”
审判威廉·劳德
对不影响英格兰外部统一的其他神学信仰持宽容态度并不意味着必须建立新的教义。在托马斯·莫尔爵士等开明之士的影响下，宗教改革变得温和了许多，这一点从反对加尔文清教思想的著作中可见一斑。博学的理查德·胡克在自己的著作中阐明，任何人在解释神学思想时都不可能永远完全正确，所以对其他人的解释理应持宽容的态度。他甚至称，就连威廉·劳德也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神学真理到底是什么。在这些开明神学家思想的影响下，威廉·奇林沃斯对宗教宽容的理解更加深刻。但如今宣扬宗教自由的人在解决问题时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威廉·奇林沃斯从没想分裂教会。他和托马斯·莫尔爵士都认为不同教派的人可以一起礼拜，可以保持各自独立的思想，但如今的宗教自由者想在内在和外在两方面都抛弃统一的形式。
弗朗西斯切内尔将威廉奇林沃斯的著作扔进坟墓
普通的清教主义者产生警觉也就不足为奇了。表面上看起来令人痛恨的新教义，实际上为时事所需。议会要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须改变政治常态。长老派要想取得支配性地位，就须改变教会常态。查理一世及其顾问团要想进行政府管理，就需要有解决国家事务的专门知识和能力。主教要想进行教会管理，至少需要有解决宗教事务的专门知识和能力。如果新闻出版或讲坛布道没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家或教会就听不到真正的民意。扼杀新的思想相当于切断了下一代发展的精神命脉。我们在拔去麦田的稗子时也可能会影响麦子的长势。
注解：
[1] 指反对宗教改革、坚持保留原来宗教仪式等传教的人。——译者注
[2] 浸礼会是17世纪从英格兰清教之独立派中分离出来的宗教派系，因其信徒的洗礼方式全身浸入水中而得名。浸礼会反对婴儿受洗，坚持成年人才能受洗礼。——译者注
[3] 索奇尼派是16世纪末17世纪上半叶在波兰流行的宗教派系。它强调理性的力量，非常重视对人的教育和启蒙，积极推进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