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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六世幼年的教育——亨利六世加强专制——亨利六世重用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英格兰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约克公爵理查德与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性格的对比——托马斯·扬的请愿——亨利六世拒绝托马斯·扬的请愿——约克公爵理查德第一次“兵谏”——约克公爵理查德与亨利六世第一次和解——英格兰王国的暂时和平
亨利六世体魄不算强健，性格不算强势。但在许多方面，他都是英格兰王国历任君主中最具魅力的一位。单论信仰的虔诚及性格的善良和慷慨，他与法兰西王国的“圣路易”路易九世不分伯仲。在罗马天主教教会眼中，亨利六世是一位殉道士。因此，他甚至被封为圣徒。[1]终其一生，亨利六世虽然并不睿智圣明，但品德高尚，人人对他赞颂有加。他先后经由母亲瓦卢瓦的凯瑟琳、埃克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及可信赖的沃里克伯爵理查德·比彻姆抚养，并且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英格兰枢密院规定了国王的职责。国王职责条例记述的内容十分有趣。与其他条例一样，国王职责条例的内容以第一人称叙述，活灵活现，仿佛出自六岁的小国王亨利六世之口：“亨利六世一众人等接受大臣问安。考虑到少年时期为学习良时，须以礼仪、文学、语言、修养和礼貌及王室成员应具备的各类美德和学识展开教育，希望未来，敬受上帝恩典时分，方能自律，以维护王室荣誉财产。我等谨怀忠告和赞同……甄选沃里克伯爵理查德·比彻姆担此重任……[2]”亨利六世的老师沃里克伯爵理查德·比彻姆恪尽职守，年幼的亨利六世在和谐的教育氛围中成长，是一位简朴、安静的男孩。如果考虑到他出生在一个聪明但有着各种家族遗传病的家庭，那么作为一个男孩，亨利六世早熟、爱好学习。可能由于秉性容易紧张，本该拦着他，让他学习步伐慢一下。但国家政务紧急，英格兰枢密院只得早日将他带入公共政治生活。四岁时，亨利六世由伟大的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和埃克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左右牵着手，迈上圣保罗大教堂的祭坛。仪式结束后，亨利六世被扶上一匹“骏马”的马背，绕着伦敦城的大街小巷巡游。[3]此外，他对打猎驯鹰略知一二。平日里，亨利六世一本正经、早熟稳重。但对一个双亲家族史如此不祥的男孩而言，这样的性格是最糟糕的事情。亨利六世的祖父亨利四世患有全身肌无力症及慢性皮肤病，这可能是冈特的约翰过分荒淫的生活造成的。他的外祖父法兰西国王查理六世患有严重的间歇性疯病。如此看来，亨利六世生来运气不佳。随后，他十分不幸地被拖进这样的生活，令这位头脑冷静的君主心智不堪重负。此时，英格兰王国似乎日趋衰败：境外战乱不断，英格兰枢密院内钩心斗角，英格兰王室成员间争吵不休，地方叛乱频发。亨利六世本性温顺柔和，夹在大臣们心怀鬼胎的谏言和诉求中，必定苦不堪言。英格兰国王的收入原本来自征收的国家公共服务费，但由于亨利六世的慷慨无度所剩无几。[4]因此，英格兰的普通士兵拿不到军饷，司法正义不加管制竟成为公然的买卖。作为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收入微薄，但可喜的是，1440年和1441年，他竟能出资分别创建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人们一致认为，在购买土地、推动对伊顿公学及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捐赠方面，亨利六世表现出卓越的才能。作为一个男人，他身材高瘦。在昔日的画像中，他双手轻握，面容恬淡柔和。夹在党派斗争中，亨利六世痛苦不堪，无法甄别各派的是非对错，甚至总是轻易被端庄威严、意志坚定的妻子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牵着鼻子走。亨利六世常常抱怨王宫中人言烦扰，使他几乎无法“夜以继日地”专心读书。每当备受煎熬或恼怒烦躁时，他通常只会嘟哝“真是的，真是的”，但从不口出恶言。[5]
路易九世
圣保罗大教堂
伊顿公学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对待朋友，亨利六世真诚专一。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一优秀品质给他带来麻烦。最初，兰开斯特家族打的旗号是建立君主立宪制，顺从英格兰民众的意愿。这与理查二世的专制行径形成鲜明对比。在选择大臣和英格兰枢密院委员时，亨利四世需要征得英格兰议会的批准。亨利五世在位时，在用人方面，他多数时间能与英格兰议会达成一致意见。但到了亨利六世，从某些方面而言，这位兰开斯特家族最温和、顺从的君主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体制。一旦有能力亲政，亨利六世就开始直接绕过英格兰议会，自主选择大臣与英格兰枢密院委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亨利六世广受指摘，被人指责为徇私偏袒。据说，他曾提拔英格兰民众或英格兰议会不喜欢的人掌权。当然，这并不能完全说是偏袒。真正的偏袒应该是将没有在基层经过长期历练的亲信提拔到高位。然而，亨利六世提拔的大臣们都是值得信赖的人。枢机主教约翰·坎普经验丰富，聪明睿智，并且对亨利六世忠心耿耿。萨福克公爵威廉·德·拉·波尔虽然来自普通官宦家庭，但在1431年进入枢密院时，已经有十六年军旅生涯的磨炼，是一位历经过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战争的老兵。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也非一步登天。在孩童时期，所有博福特家族的成员都接受过侍奉王室的培训。1450年，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有过至少二十年侍奉王室的经验。
然而，亨利六世是一位擅长异想天开的君主。他的谋臣虽然不全是亲信，但总体上不得人心。杰克·凯德就曾控诉过约克公爵理查德遭英格兰枢密院任意驱逐。这一控诉也是许多正义之士的心声。虽然中世纪的国王无疑有选择臣子的权利，但所选之人应该是国之栋梁，他们必须通过文治武功证明自己的能力。只有强大的国王才有非凡才能。他必须知人善任、明辨是非，然后才能无所畏惧地走自己的路。但亨利六世无视英格兰议会的意愿，并且因其失败的决策受到谴责。此时，英格兰王国面临诺曼底领土失守，加来岌岌可危，海军发展无人重视，财政毁于一旦，公共秩序混乱不堪等一系列问题。实际上，兰开斯特家族内部的管理已经陷入瘫痪。1450年，当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和约克公爵理查德回到英格兰时，英格兰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在法兰西战败连连。约克公爵理查德尽管功勋并不卓著，但声望颇高。此时，亨利六世需要做出重大抉择，如果选择约克公爵理查德作为首辅大臣，那么亨利六世将得到国内中产阶级、强大富有的贸易商及大部分贵族的支持，并且这样做会为英格兰王国带来和平，但无异于与约克公爵理查德同享英格兰王位。反观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在英格兰，他声望不高。近年来，他也没有立下大的功勋，反而给世人留下屡战屡败的坏印象。但他的家族，即博福特家族，追根溯源有一半王室血统，并且他一直誓死追随兰开斯特家族。兰开斯特家族与博福特家族荣辱与共。因此，有着邪恶天才[6]之称的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被兰开斯特家族选中。1450年9月11日，他成为英格兰王国治安总管。[7]
任命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为英格兰王国治安总管很可能与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干涉这一职位的任命有关。在英格兰，法兰西王国出身的王后难得做到像她这样成功。这往往需要坚强的意志及自我行事的欲望。亨利六世特别适合有行事原则的妻子，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十分称职。她忠于丈夫亨利六世，维护儿子威尔士亲王威斯敏斯特的爱德华，并且对政务很有主见。自从1445年萨福克公爵威廉·德·拉·波尔将她带到英格兰以来，她就坚定地支持博福特一派。她一直怀疑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去世后，她又怀疑约克公爵理查德。显然，在她及萨福克公爵威廉·德·拉·波尔背后势力的打压下，约克公爵理查德被逐出英格兰枢密院并被派往爱尔兰担任爱尔兰总督。几乎可以肯定，在她的干涉下，1450年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被任命为英格兰王国治安总管。这一职位统领英格兰王国的所有军事力量。毫无疑问，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十分独断专行。随着玫瑰战争的爆发，她变得冷血，甚至残酷，像嗜杀成性的士兵在战斗过后处决俘虏般残忍。如果不是外国人，那么她杀伐决断的性格可能会为世人容忍甚至为人所喜。《帕斯顿信札》中记载着一段她在英格兰一次旅行时的情节，不禁让读者联想起伊丽莎白一世的形象。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曾到诺里奇游玩，并且派人邀请玛格丽特·帕斯顿的堂妹，一位未婚女士。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十分满意玛格丽特·帕斯顿堂妹的仪态，并且当即建议她找个夫君，似乎愿意为此积极张罗。[8]在社会关系方面，铁血手腕及某种程度的专制态度，如果与仁慈善良相结合，那么并非不招人喜爱。但到了国家政治层面，特别是在党派政治方面，这些特质可能会招惹仇恨。1451年1月，玛格丽特·帕斯顿写了封书信通报消息，[9]透露出对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截然不同的印象：“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提出五项要求，希望英格兰议会予以批准”：第一项，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应该拥有英格兰王国的“全面统治权”。第二项，由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任命大法官和主要政府官员。第三项，由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授予所有主教职位及俸禄。第四项，为王室分配足够的收入。玛格丽特·帕斯顿并“不知晓”第五项要求的内容。不过，既然前四条已经索取无度，英格兰王国也就不剩什么供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罗列在第五项里了。人们常常提及的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性格的另一个缺点，即她贪恋钱财，迫切地想要分得任何可能归于亨利六世名下的土地。譬如，1447年，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去世后留下的庄园。然而，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与丈夫亨利六世一样热衷于创办慈善基金会。她曾与剑桥的圣博托尔夫教区长安德鲁·多基特共同出资，创办了剑桥大学王后学院。
威尔士亲王威斯敏斯特的爱德华
剑桥大学王后学院
约克公爵理查德曾与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有过节，使约克公爵理查德认为自己被贬到爱尔兰是因为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从中作梗。1446年，在诺曼底，约克公爵理查德为“健全、清醒、明智”的英格兰政府保驾护航五年后，原本预计自己的任期将延长。事实上，英格兰枢密院的确将约克公爵理查德的任期延长了五年。但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说服亨利六世取消此项任命，并且由自己取而代之。时任圣奥尔本斯修道院院长约翰·维特哈姆斯蒂德声称这才是“玫瑰战争”爆发的“初因”。[10]因此，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前往诺曼底上任，对英格兰王国在法兰西的统治造成灾难性影响。此时，约克公爵理查德被体面地贬到爱尔兰担任爱尔兰总督。现如今，在法兰西屡败屡战后，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回到英格兰占据英格兰王国治安总管的高位，掌控英格兰王国的军事力量，成为议事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然而，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被广大民众憎恨，约克公爵理查德几乎被普遍视为唯一能拯救英格兰王国的人。
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与约克公爵理查德的性格值得一谈。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但约克公爵理查德绝非完美无缺。1452年，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时年四十六岁。他相貌堂堂，性格温和，待人彬彬有礼，渴望在英格兰王国伸张正义。他是冈特的约翰的嫡系后裔，血缘上与王位继承人十分相近。虽然1396年和1407年，博福特家族得到合法婚生地位，但随后的《英格兰议会法案》剥夺了博福特家族王位继承权。当然，其英格兰王位继承权可能会再次被《议会法案》剥夺，但没有迹象表明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曾觊觎英格兰王位。亨利六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威斯敏斯特的爱德华出生前，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一直对亨利六世忠心耿耿。威尔士亲王威斯敏斯特的爱德华出生后，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更是为英格兰王室投身到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中。英格兰枢密院及英格兰议会对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群起而攻时，亨利六世和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毫不迟疑地站在他身后力挺他。显然，亨利六世与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从没怀疑过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的忠诚。
一方面，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的品格不算十分伟大，但他勇气可嘉，忠诚可鉴，并且正如他的结局呈现的，他敢于自我牺牲。然而，另一方面，据说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贪恋钱财，传闻担任诺曼底总督时，由于敛财，他堕落失德。1453年，从约克公爵理查德起草的控诉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指控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贪污渎职的内容[11]。此外，对因割让安茹公国和曼恩伯国失去生计的英格兰人，法兰西王国政府向他们支付补偿金共计七万二千法郎。据说，这笔巨款被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私自挪用。法兰西同一时期历史学家利西厄教区主教托马斯·巴赞[12]基本上认同这些对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的指控[13]。当然，对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财务失信的指控并没有得到证实。兰开斯特家族统治时期，英格兰王国国内外政府的账目混乱不堪，特别对下级官员来说，为他们提供了大量侵吞公款的机会。英军的军饷似乎一直被拖欠。为凝聚士气，英军的将军们不得不自行垫付军饷。这些将军们怀着侥幸心理，希望英格兰王室下拨经费时，能补上自己的垫付款。因此，将军们愿意自掏腰包垫付军费，如他们会支付一千英镑给手下的士兵或军需仓库承建商。随后，六个月或一年后下拨军费时，他们可能会实事求是地拿回垫付的一千英镑。如果军费账目记录妥当，将军们向政府提出请款申请与后来政府发放的军费数目相符，就不会出现侵吞军费中饱私囊的问题。但如果政府军费账目混乱，并且将军们多年前向政府提出的请款一直没有发放，那么合法补发垫付款与真正侵吞公款难以区分就不足为奇了。但有一点可以证明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的诚实。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家财万贯，并且从叔父温彻斯特主教亨利·博福特处继承大量财产。1451年到1453年，在加来担任总督期间，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很大一笔用于垫补英格兰王国在加来驻军的军费，金额高达二万一千六百四十八英镑十先令。1449年，英格兰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补发这笔垫付款，但补发款是否真的发放不得而知。[14]
托马斯·巴赞
如果约克公爵理查德活得长一些，那么揣度他的性格会更容易。在尚未施展宏图大志，没有登上权力巅峰前，约克公爵理查德命丧韦克菲尔德战场。在性格的某些方面，他与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大相径庭。毫无疑问，尽管忠诚并不在其优秀品质之列，但约克公爵理查德确实是一位很有声望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卓尔不凡的军事家。在法兰西，他展现出卓越的管理才能及作战能力。担任爱尔兰总督期间，他形象良好、威望颇高。数年里，爱尔兰一直忠于约克家族。约克公爵理查德清楚地看到英格兰的不幸，即缺乏强有力的公正政府。在亨利六世第一次发疯病，约克公爵理查德任职英格兰王国护国公的几个月内，约克公爵理查德妥善治理国家，确保英格兰王国国内的公正与秩序。在英格兰议会中，商人及中产阶级是他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也是他治国理念合理的最佳证明。他主张国家应该公正有序，中央政府不应该过多干涉地方事务。兰开斯特家族的政府对英格兰各地司法行政[15]的干涉遭到人们的谴责。杰克·凯德叛乱时期，人们曾呼吁约克公爵理查德前来拯救英格兰，使其免受内部邪恶势力的摧毁。但英格兰王室，即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和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等人的行为令人们对政府良治的幻想破灭。英格兰民众不喜欢这二人，但由于亨利六世的固执或仁慈，安茹的玛格丽特和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仍然把持朝政。然而，约克公爵理查德，英格兰王国出色的政治家、严谨的管理者，也是国王之外具有王室血统的亲王，却不得重用。由于卑鄙的“暗中”势力作祟，约克公爵理查德没有事情可做，壮志难酬。难怪最终他逐渐得出一个结论，即英格兰议会下议院扼腕的那个“冷静和明智的政府”，如果要扫清博福特派的势力，那么首要条件是强行革除英格兰枢密院内的各种弊端，并且赢得各方和平力量的支持，拥护自己总理英格兰王国大局。
约克公爵理查德是否觊觎王位，特别在亨利六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威斯敏斯特的爱德华出生后，他是否有这种想法，我们根本无法断定。或者在亨利六世的余生及威尔士亲王威斯敏斯特的爱德华年幼时，约克公爵理查德对能强势获取英格兰王国护国公地位已经心满意足。或者权势令他利欲熏心，一旦坐上护国公的位子，约克公爵理查德就很可能成为理查三世式的人物。但约克公爵理查德与他的儿子，即后来的理查三世截然不同。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坚定品质并没有被这一时期的内战削弱，他优秀的道德品质也没有因他意识到自身的缺陷而崩溃。约克公爵理查德总是表现出强大的自制力。他的父亲剑桥伯爵科尼斯堡的理查德被亨利五世以叛国罪处决。约克公爵理查德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但他似乎无意向兰开斯特家族复仇。兰开斯特家族花了二十年时间耍尽阴谋诡计，试图引诱约克公爵理查德起兵造反。亨利六世统治期间，约克公爵理查德过着身心备受煎熬的日子，因为如同多数兰开斯特家族的官员一样，他必须恪尽职守，但几乎无法获得俸禄。任职爱尔兰总督的两年间，他没有获得一分一毫的俸禄，但做到了政绩斐然。1450年秋，约克公爵理查德自爱尔兰回国。此时，英格兰政府穷困潦倒，连他应得的俸禄都没有补发，唯一的补偿只是给予他一年向加来免关税出口羊毛的权力。
1450年9月11日，亨利六世钦命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为英格兰王国治安总管时，便清楚地表明旧的政府制度仍将继续，约克公爵理查德仍然被排除在英格兰政府之外。“亨利六世这种疯狂的行为表现出他傲睨天下的一面。”[16]大约与此同时，约克公爵理查德从爱尔兰出发，来到威尔士的博马里斯。但他发现自己遭到英格兰王室官员的抵制，不让他进入博马里斯。因此，他转移到附近其他地方，并且安全登陆。虽然他已经卸任爱尔兰总督，但他离开时，爱尔兰比前几年更安全。当然，他在英格兰要办的事很多。在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威尔士庄园内，一批新的追随者加盟其麾下。接下来，他逐步向伦敦进发。1450年10月6日，他的一名家臣曾致信约翰·帕斯顿。信中透露，此前，约克公爵理查德曾会晤亨利六世，就英格兰王国的事务展开一番恳谈[17]。约克公爵理查德力劝亨利六世对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人依法审判，绝不姑息。事实上，约克公爵理查德与亨利六世谈话的内容围绕着“一切归于司法正义”，以及“遵循英格兰议会下议院的意愿”展开。大概1450年9月月底前，约克公爵理查德才到达伦敦。最终，他不得不出手打败威斯敏斯特宫的长矛守卫，[18]才结束这段一波三折的旅程。在呈递给亨利六世的法案或声明中，约克公爵理查德坚称自己是亨利六世“真正忠实的部下和仆人”。亨利六世予以书面答复：“申明、宣称并承认约克公爵理查德为我们真正忠实的国民、我们忠实的堂亲。”在另一封信中，亨利六世承诺建立一个“与从前不一样的英格兰枢密院”。在新的英格兰枢密院中，亨利六世将拥有更大的权力，约克公爵理查德将成为英格兰枢密院委员之一。[19]此外，亨利六世承诺强化革新力度，广纳贤才，无论贫富，只求优秀出色。根据这一承诺，1450年11月6日，英格兰议会举行会议商讨大法官在开幕致辞中宣布的三件大事：保卫英格兰王国，保卫英格兰国王在法兰西吉耶纳公国的臣民，平定叛乱并稳定英格兰王国国内局势。无论怎样，英格兰议会下议院对约克公爵理查德深信不疑。当时，各级议会选举常常腐败不堪。对选举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约克公爵理查德并没有放任不管。《帕斯顿信札》透露，在诺福克郡，约克公爵理查德和诺福克公爵约翰·德·莫布雷事先冷静地确定了两位郡选议员的人选。[20]实际上，在两位诺福克郡郡选骑士候选人中，仅有一人能当选诺福克郡郡选议会议员，但被替代的新候选人，对约克公爵理查德应该也是有利的。英格兰议会下议院选出的议长威廉·奥尔霍尔爵士是约克公爵理查德的老朋友和最积极的支持者。由于英格兰议会特地召集会议，探讨英格兰王国在法兰西的事务，再次调查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在法兰西战场的指挥已经不可避免。整个中世纪及其之后多年，如果某位大臣执行错误的政策，那么他不但可能要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投票，而且可能被罢免，甚至会被判处极刑。英格兰议会下议院的控诉得到亨利六世的回应。1450年12月1日，亨利六世只能下令将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软禁在其黑衣修士区的家中。由于担心亨利六世可能宽恕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的过错，如同亨利六世曾试图宽恕萨福克公爵威廉·德·拉·波尔那样，一帮暴徒闯进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的家中。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不得不逃到德文伯爵托马斯·德·考特尼的船上。随即，约克公爵理查德否认参与这场骚乱，并且伦敦全城下令，任何人不得发动骚乱，违者处死。这项命令得到切实执行。为彰显新的和谐形势，亨利六世及英格兰王国的贵族们在整座城市进行了盛大的游行。1450年12月18日，亨利六世宣布英格兰议会休会，并且前往格林尼治宫欢度圣诞节。他希望在圣诞假期，人们能忘记审判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一事。1450年年底，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已经被任命为加来总督。这是英格兰国王下面最高的官职。担任加来总督，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只需要偶尔离开英格兰去加来处理当地事务。与此同时，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还被授予英格兰王室内务总管一职。[21]这位不得人心的大臣得宠之势更甚以往。
博马里斯遗址
1451年1月20日，英格兰议会重新开会，并且向亨利六世施加了新一轮的压力。亨利六世面临罢免一些不得人心的心腹宠臣。英格兰议会下议院向亨利六世请愿，但显然，英格兰议会下议院的议员受到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唆使。在这些议员中，有人向亨利六世请愿，希望亨利六世罢免其手下最重要的三十名心腹。亨利六世的三十名心腹包括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萨福克公爵夫人爱丽丝·乔叟、考文垂教区兼利奇菲尔德教区主教威廉·布思[22]、过去七年一直是枢密院委员的格洛斯特修道院院长雷金纳德·博尔思[23]、达德利男爵约翰·萨顿四世[24]。迫于英格兰议会的压力，亨利六世将这三十名心腹中的一些人罢免，但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不在罢免名单中。随后，英格兰议会中一位来自布里斯托尔议会的议员托马斯·扬以亨利六世尚无子嗣为由，提议确立约克公爵理查德为英格兰王位法定继承人。在约克公爵理查德看来，提议自己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多此一举。约克公爵理查德是约克公爵兰利的埃德蒙的孙子，安妮·德·莫蒂默的儿子。如果亨利六世没有后嗣，那么约克公爵理查德就是英格兰王位理所当然的合法继承者。看起来，英格兰王位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继承人。如果亨利六世拒绝接受请愿，那么表明在他心中，王位继承人还有其他人选。此时，除了博福特家族的分支，在英格兰，亨利六世是冈特的约翰一脉的唯一后嗣。虽然《英格兰议会法案》承认博福特家族的合法婚生地位，但剥夺了这一家族的王位继承权。如果亨利六世驳回托马斯·扬的请愿书，那么如同拒绝约克公爵理查德继承英格兰王位的诉求。这样，亨利六世就在为博福特家族成员继承英格兰王位铺路。博福特家族的成员中，只有两人具备继承英格兰王位的资格。一位是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另一位是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已故兄长萨默塞特公爵约翰·博福特的女儿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亨利六世驳回了托马斯·扬的请愿书。他清楚，作为臣子，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碌碌无为，不得人心，整个英格兰王国都迫切希望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退出英格兰政府。然而，亨利六世不仅拒绝将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逐出英格兰枢密院，甚至意欲钦点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为顺位优先于约克公爵理查德的王位继承人。此时，人们开始认为英格兰王国不仅需要重整朝纲，而且需要改朝换代。[25]
格林尼治宫
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
这就是亨利六世拒绝托马斯·扬请愿的后果。亨利六世很可能没有打算断然否认约克公爵理查德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但前提是亨利六世驾崩时没有后嗣。另一种可能是亨利六世打算承认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亨利六世的目的可能只是为避免被迫接受约克公爵理查德担任英格兰王国首辅大臣。一旦约克公爵理查德被宣布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亨利六世就无法忽视约克公爵理查德谋求英格兰王国政府高位的请求。亨利六世和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十分忌惮约克公爵理查德，并且决心扶持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就这样，亨利六世拒绝了托马斯·扬的请愿。
当然，亨利六世的所作所为都在其权力范围内。他可能为自己拒绝托马斯·扬的请愿辩解说，请愿之事考虑不周，亦无必要，自己和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仍正当年，尚有希望生养子嗣。从亨利六世的立场来说，这一说辞合情合理，尽管会引起人们的不安，担忧他有意扶持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继承英格兰王位。然而，亨利六世不止拒绝托马斯·扬的请愿。随后，他以各种方式公开谴责托马斯·扬的请愿及其意图。亨利六世一如既往地宠信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他只等1451年6月英格兰议会解散，就下令逮捕托马斯·扬，并且将托马斯·扬囚禁在伦敦塔。毫无疑问，亨利六世很早就想逮捕托马斯·扬，但当时仍处于英格兰议会会期，亨利六世不敢公然侵犯英格兰议会议员的请愿特权。然而，事实上，无论亨利六世何时逮捕托马斯·扬，都不是明智之举，因为无论托马斯·扬的请愿多么轻率，其言行都没有触犯法律。先不说对托马斯·扬的任意非法监禁，单将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留在英格兰朝堂，就足以说明亨利六世并非真正英明的立宪君主。最初，兰开斯特家族能超越其他王位继承顺序靠前的贵族，登上王位，是因为他们保证依据宪法治理英格兰王国，实现“善政”。专制统治可能无可非议，但如此一来，兰开斯特家族要据此实现王位继承实在是失策。
1451年，英格兰议会解散后的六个月内，英格兰王国国内风平浪静。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依然是亨利六世的心腹，但英格兰王国政府的治理依然没有改善。法兰西加斯科涅地区仍处在英格兰王国的统治下。法兰西国王查理七世正马不停蹄地逐一攻克英军在加斯科涅的各大堡垒。在英格兰王国国内，正如《帕斯顿信札》的记述，诺福克郡骚乱频发，虽然不致动荡不安，但叛乱连连。各类土地和庄园的诉讼官司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在各郡法院，身份低微的百姓接连控告身居高位之人对自己实行非法“管束”。与以前一样，英格兰王国的财政入不敷出。
1451年年底，约克公爵理查德在威尔士边境拉德洛城堡四周的领地中度过。在大部分时间里，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都侍奉亨利六世左右。法兰西王国军队夺回吉耶纳地区，加来也濒临失守。约克公爵理查德认为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随时可能怂恿他人指控自己犯有叛国罪。因此，1452年1月9日，约克公爵理查德致函亨利六世，声称自己才是亨利六世“真正忠实的臣子”，尽管对自己而言，亨利六世是位“咄咄逼人的君主”。约克公爵理查德还主动提出愿在圣体圣事礼上对亨利六世宣誓自己的忠诚，但亨利六世没有理会这封信。1452年2月3日，在什鲁斯伯里，约克公爵理查德对当地市民发表演说。他谈及对法兰西战争中英格兰王国遭受的耻辱、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在法兰西战场的接连失利及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对自己的威胁。约克公爵理查德声称：“在亨利六世身边，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不遗余力地想除掉我，诋毁我的出身，剥夺我和我后代的英格兰王位继承权，甚至想剥夺其他与我一样的人的英格兰王位继承权。”[26]即使在英格兰议会及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下，约克公爵理查德也没能通过宪法除掉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如同后来的查理一世处理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弹劾案那样，亨利六世只解散了英格兰议会，但仍然让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掌控朝政。因此，约克公爵理查德“经过长期胶着与拖延”，决定另辟蹊径。“鉴于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完全蒙蔽和控制了亨利六世，英格兰王国危在旦夕。因此，我下定决心，联合我的亲属和盟友，迅速清除奸佞，”约克公爵理查德说道。他的目的是“保卫英格兰的安宁与和平”，但他要“竭臣子的职责”，尽力而为。要完成这件事并不容易，因此，约克公爵理查德打算使用武力。他料想，他的佃户、家臣及骑士、贵族友人会追随他。这些来自英格兰各地的追随者，都曾佩戴过约克家族的徽章，被认为是他的支持者。边境小镇什鲁斯伯里动荡不安，约克公爵理查德的追随者时刻备战，约克公爵理查德就从这里起兵。
拉德洛城堡
约克公爵理查德的首次起兵有违和平。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兵力十分强大，估算最少有一万名士兵。[27]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勃艮第的让·德·沃林甚至估算有高达两万名士兵。[28]这个数字曾被公认是正确的。[29]作为这支军队的统帅，约克公爵理查德按正规军的方式整编军队，甚至为其配备火炮。在玫瑰战争中，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军队至关重要。根据约翰·维特哈姆斯蒂德的看法，亨利六世带领一支多达三万人的庞大军队，准备奔赴前线与约克公爵理查德作战。此时，伦敦城城门紧闭。约克公爵理查德并没有试图以武力强攻。相反，他转向肯特郡，想在这片富裕却叛乱频发的土地碰碰运气。如果说肯特郡的民众曾追随过冒名顶替约克公爵理查德表兄的杰克·凯德，那么他们肯定会追随实力更强大的约克公爵理查德。
在达特福德古镇附近，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军队安营扎寨。1381年，沃特·泰勒的叛乱正是在达特福德古镇爆发。约克公爵理查德不愧是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官，他的军队行军速度飞快。原本1452年2月中旬前，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军队不可能离开威尔士，但1452年2月月底，他似乎在达特福德镇扎营。英格兰王室军队驻扎在八英里[30]外的布莱克希思。
约克公爵理查德率领的军队与英格兰王室军队的一场大战蓄势待发。亨利六世的军队规模庞大，共有三万名士兵。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军队兵力最多不到亨利六世军队的三分之二。此外，肯特郡的民众也没有蜂拥而至，投奔约克公爵理查德，投军人数远低于期望。虽然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兵力也很强大，但他的军队几乎没有得到大贵族的支持。事实上，约克公爵理查德只得到德文伯爵托马斯·德·考特尼和科巴姆勋爵的支持。尽管其他大贵族多数与约克公爵理查德交好，但面对内战，他们退缩不前，转而支持亨利六世的军队[31]。即使是未来约克家族的领军人物，时年二十四岁的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此时也在布莱克希思亨利六世的军中效力。
沃特·泰勒的叛乱与死亡
显然，战场的形势对约克公爵理查德十分不利。与此同时，虔信宗教的亨利六世正通过约克公爵理查德信赖的中间人抛来橄榄枝。这些中间人包括温彻斯特主教威廉·韦恩弗利特、伊利主教托马斯·鲍彻[32]、索尔兹伯里的内维尔家族两位巨头，即索尔兹伯里伯爵理查德·内维尔和他的儿子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内维尔。亨利六世派来的中间人与约克公爵理查德展开谈判。约克公爵理查德认为亨利六世的中间人提出的条件十分优厚，接受这些条件是明智之举。因此，1452年3月1日，约克公爵理查德纯粹以臣子身份，身上没有携带武器，头上也没有佩戴头盔，[33]来到亨利六世军队的营地。此时，他已经解散了军队，准备听凭亨利六世发落。
对约克家族的强大实力，亨利六世了然于心，他不能将约克公爵理查德视为被征服的叛军。因此，亨利六世赦免了约克公爵理查德，并且告知约克公爵理查德将依据起草的起诉书审判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约克公爵理查德与亨利六世言和的前因后果模棱两可。约翰·维特哈姆斯蒂德认为，约克公爵理查德认可了亨利六世的实力，并且在没有得到任何承诺前就前来投降。还有人认为，直到亨利六世承诺赦免其叛乱罪并承诺审判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约克公爵理查德才解散自己的军队。可以确定的是双方对和解的条件必有误解。在错综复杂的谈判中，无论谈判双方达成公开表述还是心照不宣的共识，只要没有签署书面协议用明确的条款确定下来，任意一方都不可能完全满意。谈判一方如果所得低于预期，那么必然会感到自己上当。无论如何，事实证明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并没有受到审判。约克公爵理查德可能由衷地觉得亨利六世没有信守诺言，只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亨利六世违背了承诺。在布莱克希思的初次谈判中，约克公爵理查德可能高估了亨利六世的妥协，亨利六世也可能高估了约克公爵理查德的顺从。
1452年3月10日，在圣保罗大教堂召开的会议中，约克公爵理查德庄严宣誓，不再扰乱英格兰王国的和平，也不再以非法方式对抗任何一位英格兰国王。因此，正如约翰·维特哈姆斯蒂德所言：“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暂时从约克公爵理查德手中逃脱了。”[34]约克公爵理查德退居拉德洛。亨利六世十分高兴看到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博福特与约克公爵理查德达成和解，并且在耶稣受难日特赦所有参与近期内乱但向大法官申请赦免的人。[35]这次，亨利六世赦免了约三千人，包括约克公爵理查德、诺福克公爵约翰·德·莫布雷，都拿到了亨利六世的特赦文书。[36]
未来十五个月内，英格兰王国国内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动乱。然而，某些地方依然发生了局部骚乱。通常在郡法院内，有关土地财产的日常诉讼难以得到公平的判决。诺福克公爵约翰·德·莫布雷奉命回到自己的郡并恢复当地的法治和秩序，“诺福克公爵约翰·德·莫布雷得到可靠的消息称此地大规模骚乱，敲诈勒索，严重伤人、害人事件频发，便前来彻查”。[37]诺福克公爵约翰·德·莫布雷多次采取行动，意将当地为非作歹之徒绳之以法，但收效甚微。亨利六世治理英格兰西部倒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埃克塞特到拉德洛尽可能地安抚不满分子，并且在约克公爵理查德的地盘上成功立威。1452年10月，什鲁斯伯里伯爵约翰·塔尔博特率军远征法兰西吉耶纳。直到1453年7月17日卡斯蒂永战役的生死存亡之际，什鲁斯伯里伯爵约翰·塔尔博特的军队一度攻无不克。1453年1月，杰克·凯德手下的一名指挥官在肯特郡发起叛乱，但这次叛乱被平息。1453年3月6日，英格兰议会在雷丁召开会议。在雷丁，英格兰议会中各派的关系不似在伦敦那样剑拔弩张。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划拨军费，以便支付英格兰王室在外驻军军费，如支付英格兰王国在加来驻军的费用。事实证明，这届英格兰议会偏袒亨利六世，从任意批准物资供给及英格兰议会下议院选出的议长就能看出。在这次会议中，英格兰议会下议院选出的新任议长托马斯·索普是兰开斯特家族的一位知名成员。他对英格兰王室忠心耿耿，并且积极为英格兰王室作战。直到后来，他在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中逃跑，参加北安普顿战役。[38]1461年，他被约克家族斩首。这次英格兰议会在雷丁修道院的餐厅召开，并且一直持续到1453年3月28日。随后，到了复活节那天，英格兰议会在威斯敏斯特宫重新开会。会议地点选在伦敦，表明英格兰王室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即使身处伦敦也能掌控英格兰议会。1453年7月2日，英格兰议会再次延长会期，并且定于1453年11月12日在雷丁修道院继续开会，方便英格兰议会上议院议员外出狩猎、下议院议员收割庄稼[39]。但到英格兰议会复会前夕，亨利六世已经精神失常。
注解：
[1] 尼古拉：《历史年代记》，第143页。——原注
[2] 尼古拉：《枢密院会议记录与条例》，第3章，第276页到第277页。——原注
[3] 托马斯·弗雷德里克·陶特：《国家人物传记词典》，亨利六世，引自法比安：《用语索引》。——原注
[4] 约翰·维特哈姆斯蒂德：《圣奥尔本斯修道院记事簿》，第1卷，第249页。——原注
[5] 详见布拉克曼：《亨利六世》，1732年。引自伊迪斯·汤普森：《约克与兰开斯特之战》，伦敦，D.纳特出版社，1892年，第9页到第15页。——原注
[6] 查尔斯·欧曼：《英格兰政治史》，第334页。——原注
[7] 尼古拉：《枢密院会议记录与条例》，第6章，第33页。——原注
[8] 1453年4月20日，见玛格丽特·帕斯顿致约翰·帕斯顿，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284篇。——原注
[9] 见1454年1月19日，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2卷，第297页。——原注
[10] 约翰·维特哈姆斯蒂德：《圣奥尔本斯修道院记事簿》，第1章，第160页到第161页。——原注
[11] 引自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1卷，第103页。——原注
[12] 托马斯·巴赞（1412—1491），中世纪的法兰西王国历史学家。1447年起，托马斯·巴赞担任利厄西区主教，1450年起担任查理七世的皇家顾问。1461年，由于不愿支持路易王储反叛而遭流放。托马斯·巴赞主要作品是用拉丁文所著的《查理七世与路易十一统治史》。——原注
[13] 引自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1卷，第102页注释。——原注
[14] 详见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1卷简介，第128页。——原注
[15] 试比较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189篇《国王对各郡治安官的指示》。——原注
[16] 查尔斯·欧曼：《英格兰政治史》，第350页。——原注
[17] 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142篇。——原注
[18] 详见汤普森：《约克与兰开斯特之战》，第22页，引自《英格兰议会文件记录》第5章第346页。——原注
[19] 信函详见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1章简介，第84页。——原注
[20] 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148页。——原注
[21] 威廉·伍斯特：《布里斯托尔史》，第770页。——原注
[22] 1452年，考文垂教区兼利奇菲尔德教区主教威廉·布思升任约克大主教。——原注
[23] 威廉·斯塔布斯：《英格兰宪法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3章，第163页注释8。——原注
[24] 在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和布洛希思战役中，达德利男爵约翰·萨顿四世曾为亨利六世作战。——原注
[25] 伊迪斯·汤普森：《约克与兰开斯特之战》，伦敦，D.纳特出版社，评论，前言第6页。——原注
[26] 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1卷简介，第97页。——原注
[27] 约翰·维特哈姆斯蒂德：《圣奥尔本斯修道院记事簿》，第1章，第161页。——原注
[28] 勃艮第的让·德·沃林：《大不列颠编年史》，第265页。——原注
[29] 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简介，第1卷，第99页。——原注
[30] 英里，英制长度单位，一英里合一点六一千米。
[31] 勃艮第的让·德·沃林：《大不列颠编年史》，第265页。——原注
[32] 在接下来的几年，伊利主教托马斯·鲍彻将成为约克家族的重要支持者。——原注
[33] 约翰·维特哈姆斯蒂德：《圣奥尔本斯修道院记事簿》，第1章，第162页。——原注
[34] 约翰·维特哈姆斯蒂德：《圣奥尔本斯修道院记事簿》，第1章，第163页。——原注
[35] 除少数参与内乱的人士，亨利六世特赦了绝大多数近期参与内乱但向大法官申请赦免的人士。——原注
[36] 约翰·维特哈姆斯蒂德：《圣奥尔本斯修道院记事簿》，第1章，第86页；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1章简介，第111页。——原注
[37] 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210篇。——原注
[38] 详见威廉·斯塔布斯：《英格兰宪法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3章，第168页。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283页。——原注
[39] 詹姆斯·盖尔德纳：《帕斯顿信札》，第1章简介，第129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