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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拉欣帕夏的意志仍然很坚定——俄罗斯帝国提议联合对土耳其下最后通牒——英国软弱而摇摆不定的政策——君士坦丁堡战役的影响——土耳其要求赔偿——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发动战争
纳瓦里诺战役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更是因为它在外交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易卜拉欣帕夏及时到达战场。面对己方最后一支舰队的失败，易卜拉欣帕夏只是冷冷一笑。正如这场灾难发生前一样，易卜拉欣帕夏表现出同样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战斗结束后，盟军的海军上将们立即再次要求埃及军队撤离摩里亚半岛，并威胁说如果易卜拉欣帕夏拒绝将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然而，尽管被打败的舰横七竖八地躺在海湾中，舰队残破，烟雾缭绕，但面对这样的教训，易卜拉欣帕夏重申了自己留下的决心。易卜拉欣帕夏表示，除非是他的君主苏丹马哈茂德二世下令，否则他绝不离开。海军将领们无法执行最新的通牒。同盟舰队在这场战争中也有损耗，因此有必要去整修舰船。出于这个原因，现在英国和俄罗斯帝国的中队航行去了马耳他岛，而法国舰队则去了土伦岛。
的确，对易卜拉欣帕夏来说，盟军舰队被毁令他暂时感到些许宽慰。毋庸置疑，易卜拉欣帕夏制订的减缩希腊岛领土的详细计划已经破灭。不过与此同时，易卜拉欣帕夏也得到解脱，用不着再看海军上将们的脸色。此刻，他的外交路线已经明朗，易卜拉欣帕夏能够在不受国际政策影响的情况下为奥斯曼帝国的事业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易卜拉欣帕夏立即着手工作，安排部队在摩里亚半岛过冬。如果分配得当，即使无法从国外获得供应品，易卜拉欣帕夏也希望他现有的存储物资能够撑到下一次获取物资的时候。易卜拉欣帕夏安排那些伤病人员及无所事事的人登上了幸存的土耳其船舰。成千上万的希腊战俘被从亚历山大港运去埃及的奴隶市场。[1]
然而，当易卜拉欣帕夏正在艰难的环境中准备继续保持他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位置时，土耳其-埃及联合舰队在纳瓦里诺全军覆灭的消息在欧洲各国产生的影响令人振奋。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传达了维也纳政府的观点，谴责同盟海军将领的行为是十分残暴的，而其对土耳其舰队的摧毁则是一种海上掠夺、蓄意杀戮的行为。在英国，对于海军将领爱德华·科德林顿上将的行为，人们意见不一，掺杂着复杂的情感。对软弱的、三心二意地推行乔治·坎宁爵士政策的戈德里奇子爵弗雷德里克·约翰·鲁滨孙内阁来说，这种打击土耳其舰队的行为完全难以令人接受。他们喋喋不休地说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比如友好干预或和平示威。现在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的预言已经成真：因为这位英国海军将领“不谨慎的言行”违背了大英帝国内阁成员们的意愿和信念，内阁成员们发现自己已经被拖入无休止的战争泥潭。截至目前，英国一直支持希腊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正是这场战争极大地阻止了俄罗斯帝国雄心勃勃的侵略计划。然而，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海上力量遭到消灭，现状失去了平衡。托利党和其媒体都出言不逊，谴责盟军海军上将的行为。《泰晤士报》和《晨邮报》[2]指出同盟海军将领的行为是对友好国家的一场暴行，是一种严重的罪行，一个愚蠢的错误，导致英国舰队沦为俄罗斯帝国扩张的工具。关于英国海军上将爱德华·科德林顿有功还是应当接受海军军事法庭审判的讨论从没有停止。尽管海军上将爱德华·科德林顿最终获得了爵士大十字勋章[3]，但支持他的主张的论点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辩护而非颂词。
纳瓦里诺战役胜利后欢欣鼓舞的希腊民众
戈德里奇子爵弗雷德里克·约翰·鲁滨孙
爵士大十字勋章
查理十世
与此同时，法国公开表达了对这一消息的喜悦之情，而俄罗斯帝国则以一种隐秘的开心迎接了这则消息。的确，在法国，为了弥补自己受损的名誉，查理十世急需一点军事殊荣。为此有必要让学校里的学生都了解到“拿破仑·波拿巴是一位王室将军。在国王暂时离开法国期间，拿破仑·波拿巴取得了君主制的胜利，并在波旁王朝的支持下取得了真正的军事胜利”。这一点令他大受欢迎。被重新唤起的军事荣耀梦想令法国人的虚荣心愈发膨胀。俄罗斯帝国发现很难掩饰自己对“令人遗憾的希腊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海战”的满意，因为正是这次海战摧毁了当时正准备对自己发起战争的奥斯曼帝国整个国家的海上力量。
事实上，俄罗斯帝国向盟国提议，通过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提交一份包含《伦敦条约》[4]的联合最后通牒来为纳瓦里诺战役收尾。然而，英国内阁似乎完全没有能力采取有力的措施。毫无疑问，英国内阁的真正策略是接受纳瓦里诺的胜利为既成事实，并推断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在摧毁了奥斯曼帝国海军后，联合舰队直逼达达尼尔海峡，并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下通过协商的方式向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发号施令，那么不仅可以避免接下来长达两年的残酷战争，而且英国的威望也不至于受到在东部单独行动的俄罗斯帝国的打击。
然而，尽管纳瓦里诺战役极其残酷，英国政府却仍然幻想与奥斯曼帝国政府保持相对和平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法国十分愿意支持俄罗斯帝国，达德利勋爵约翰·威廉·沃德代表英国回复了俄罗斯帝国的问题，指出《伦敦条约》本身是一项和平条约，因此只有通过和平的手段才能实施[5]。在1828年的国王讲话中，海军上将打击奥斯曼帝国舰队的行为被称为“不幸的事件”，但英国希望这不会扰乱英国政府与苏丹马哈茂德二世之间的和谐关系[6]。奥斯曼帝国政府则认为爱德华·科德林顿上将的行动是正当的，理由是土耳其人本身就是侵略者。当奥斯曼帝国政府质问盟军舰队有什么权力进入纳瓦里诺港时，回答是“所有舰队都有权力在和平时期进入友好港口”。
事实上，英国的大臣们对一项他们痛恨的政策束手无策。即使在戈徳里奇子爵弗雷德里克·约翰·鲁滨孙仍然掌管政府事务的时候，达德利勋爵约翰·威廉·沃德也向奥地利部长承认，他认为《伦敦条约》并不公正。然而，不幸的是，就目前而言，这种不公正还必须保持下去[7]。1828年1月，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接替戈德里奇子爵弗雷德里克·约翰·鲁滨孙担任首相，接手执行乔治·坎宁爵士的政策。不过，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认为乔治·坎宁爵士是一位革命家，因此他本人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的政策。
冯·普洛克施-奥斯腾男爵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继纳瓦里诺事件后的政策既摇摆不定又软弱无力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政府既没有勇气推翻《伦敦条约》，也不愿让它生效。用冯·普洛克施-奥斯腾男爵的话说，英国政府试图消除被不情愿的继承者认为它是“令人讨厌”的不良影响。英国政府“不是为了凌驾于条约之上，而是试图拖延条约的执行”。希腊之所以没有被英国人胆小而无情的政策毁灭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政府不妥协的态度为俄罗斯帝国提供了独自干预东方事务的借口。
在奥斯曼帝国政府获悉前，纳瓦里诺战役的消息就通过私人渠道传到君士坦丁堡的各国大使耳中。大使们立刻去见大维齐尔，向他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盟军舰队对易卜拉欣帕夏的海军使用武力，奥斯曼帝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态度？大维齐尔用外交口吻回答道，不可能给一个还没出生的、不知道性别的小孩取名字。然而，当土耳其收到官方消息，说易卜拉欣帕夏的舰队遭到摧毁时，大维齐尔只告诉他们这是一场叛乱暴行。对此奥斯曼帝国政府将要求赔偿[8]。
于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向大使们提出了赔偿要求，并要求他们道歉。然而，无论是赔偿还是道歉的要求都遭到英国方面的拒绝。对此英国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虽然土耳其舰队遭遇失败非常可悲，但事实上，土耳其本身就是侵略者。随后，奥斯曼帝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展开了一些没有结果的商谈。最终，各大国与奥斯曼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而盟国的大使们也在君士坦丁堡遭到驱逐[9]。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帝国的所有臣民都被勒令离开奥斯曼帝国领土，另有一万两千名亚美尼亚天主教教徒被驱逐到安哥拉。这些不幸的人唯一的罪过是他们对教皇的服从，而教皇平日宣扬自己是先知耶稣的代言人，因此土耳其人怀疑他们是效忠于外国人的。那些不幸的人们向大维齐尔抱怨道，大冬天让他们离开家园，失去工作。对此，大维齐尔只是笑着调侃说：“毕竟安哥拉不是西伯利亚，还没那么冷。”[10]
得知自己的舰队被毁，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满腔怒火。在第一次与列强的谈判中，苏丹马哈茂德二世难抑怒气。随着大使们从谈判会议离开，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再也无须克制情绪，同以往一样假装温和，于是立刻采取肆无忌惮的暴力手段展开报复。1827年12月20日，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发布了庄严的法令，呼吁穆斯林起来保卫伊斯兰教，因为基督教国家已经联合起来要摧毁伊斯兰教。在法令中，欧洲各政府的残酷和背信弃义被无限放大。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称：列强们嘴上说着虚伪的友谊宣言，却在和平时期杀死了六千个真正的穆斯林。其中俄国尤其应当受到谴责。与此同时，这部法令宣布1826年奥斯曼帝国与沙皇尼古拉一世签订的《阿克曼条约》无效。最终，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宣称，为了维护自身的信仰，先知的追随者们将不计得失成败，奋勇杀敌，并坚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及在全能真主的护佑下的安全性[11]。
这次反抗正合俄罗斯帝国心意，因为奥斯曼帝国想要正式废除《阿克曼条约》，而这将为俄罗斯帝国与其开战提供绝佳的借口。由于《伦敦条约》是在“和平方式”下制定的，俄罗斯帝国非常愿意将《伦敦条约》留给三国同盟的其他成员。奥斯曼帝国在纳瓦里诺战役中的失败使俄罗斯帝国无可争议地掌握了黑海的海上控制权。这时希腊独立战争的火焰奄奄一息，但希腊很可能因为俄罗斯帝国的助力重燃希望之火并在希腊南部建立政权。与此同时，由于摆脱了盟国的阻碍，在巴尔干半岛，俄罗斯帝国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地中海实施军事行动，耗资巨大且极其困难，于是俄罗斯帝国欣然接受《伦敦条约》的制约。这样一来，英国和法国都没有表现出顾虑和担忧，愿意让俄罗斯帝国在其他地方自由行动。俄罗斯帝国企图占领多瑙河各公国来作为对公告法令的回应。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的噩梦成真。俄罗斯帝国在欧洲东部的扩张终结了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对希腊事务的一切情感干预。
事实上，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这位奥地利政治家仍然在为避免这场灾难做最后的努力。通过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向土耳其宫廷详述了奥斯曼帝国自取灭亡的愚蠢态度，并恳求奥斯曼帝国政府改变政策。大维齐尔激动地回答道，很快奥地利就会被列入伊斯兰教的对手之列。然而截至目前，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的独断专行占了上风，奥斯曼帝国政府不得不对公告法令做出解释，甚至同意在《伦敦条约》的基础上公开谈判。然而，已经太迟了，俄罗斯帝国并不愿意达成协议。1828年5月6日，俄罗斯帝国的军队越过普鲁特河，与土耳其开战。史称第八次俄土战争。
纳瓦里诺战役对希腊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经过多年的等待和战争，在早期的革命时期人们曾经怀有很高期望的伟大的东正教力量终于来助希腊一臂之力了，尽管希腊独立战争的动机完全是自私的。经过几年奋不顾身的斗争，希腊人开始对战争能否取得胜利感到绝望。在岛屿上、大陆上及摩里亚半岛的各个地方的战争中，土耳其人都占了上风。进一步抵御的手段已经用尽，而革命刚开始那几年给希腊民族带来希望的英雄们也大都已经逝去。在不幸的重压下，人们冲动的热情消失了。事实上，民众对自由的渴望似乎都不复存在了。在这曾经繁荣的地方，经过的游客看到的都是由于前景暗淡而眼神空洞的希腊人。在村庄烧毁后的废墟中或被毁坏的果园枯萎的树桩间，这些希腊人悲伤地徘徊。现在，一束新的希望之光在希腊国家不幸的阴云中闪耀。欧洲列强联合起来与土耳其交锋，而俄罗斯帝国正积极地为反抗土耳其作战，因此希腊再也没有理由感到绝望。相反，希腊可以再次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是谁将希腊从在他的子民们看来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索尔兹伯里勋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宣布，希腊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本身就是欧洲大国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可以确信的是，如果将这个问题留给欧洲列强解决，希腊永远都不会获得自由。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家，也是欧洲所有政府的理想人选。对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来说，外交礼仪比任何民族愿望都重要得多。此外，任何关于绝对正义的主张都不容许干预高压政治的规则[12]。事实上，对欧洲人民而不是欧洲政府来说，希腊有权争取自身的自由，纳瓦里诺战役成功地帮希腊解决了一个大难题。然而，所有盟国的君主，甚至包括沙皇尼古拉一世，都不敢公开下令让俄罗斯帝国的海军上将洛德韦克·范·海登参战。“正是欧洲的公众舆论迫使各国政府对希腊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实施了干预，并随后在纳瓦里诺将海军上将们卷入血腥的战斗中。”亲希腊主义表明这不仅是虔诚的狂热者们的梦想，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各国内阁大臣们虽然非常震惊，却保持沉默，而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喜笑颜开。整个基督教世界都由衷地感到满足[13]。
注解：
[1] 英国海军上将爱德华·科德林顿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一情况，这一事件后来成为剥夺他的指挥权的借口。——原注
[2]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2卷，第275页等。全文收录了几篇文章。——原注
[3] 爵士大十字勋章：爵士大十字勋章是骑士爵位的最高等级的勋章。有时持有最高等级勋章的人被称为“大十字架指挥官”，而徽章本身被称为“大十字勋章”。
[4] 卡尔·内塞尔罗德伯爵的信。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9卷，附录第1页。——原注
[5] 达德利勋爵约翰·威廉·沃德的便条。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9卷，附录第3页。——原注
[6] 托马斯·柯森·汉萨：《英国国会议事录》，第18卷，第3页。——原注
[7]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1卷，第491页。——原注
[8]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1卷，第495页。——原注
[9]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2卷，第199页。——原注
[10]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2卷，第202页。——原注
[11] 冯·普罗克施-奥斯滕男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发展史》，第8卷，附录第44页。——原注
[12] 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侯爵的判断是正确的。从政治上来说，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低估了人们的情绪和舆论因素，而这些非常值得考虑。——原注
[13]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希腊历史》，第1卷，第488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