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就要诞生。全亚洲的思想通过遥远印度的抽象普世性，不断掀起波澜。佛教使抽象普世性成为可能，承认最高的自我觉醒位于宇宙本身。在后来的时代里，这次浪潮越来越粗俗化，越来越倾向于庸劣、僵硬的象征主义。这种象征主义取代了原先的直观洞察之美。但此时此刻，精神追求跟物质合为一体。迦梨陀娑、李太白和灰田的诗歌抒发了最初合体的喜悦，从乌贾因（Ujjain）、长安一直传到奈良。这个辉煌灿烂的开明时代肇始于三位伟大政治家。在6世纪的印度，超日王推翻了匈奴人的统治，唤醒了阿育王以后一直沉睡的北印度民族意识。100年后，唐朝第一个皇帝李世民结束了300年的分裂，重新统一中国。他的帝国幅员辽阔，仅次于成吉思汗。天智天皇是李世民的同时代人，他摧毁了贵族世卿的权力，暂时将帝国置于皇权之下。
在印度，《奥义书》开启的关于抽象和永恒的讨论，在2世纪的龙树菩萨身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现在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瞥见学术浪潮在这个国家绵延不绝，流入这个世纪。印度推动智力进步，向全世界散播种子。早在佛教以前，她就产生了数论哲学和原子理论。5世纪，阿耶波多体现了数学和天文学的繁荣昌盛。7世纪，婆罗摩笈多（Brahmagupta）观测天体，在代数学方面大有突破。12世纪，婆什伽罗（Bhaskaracharya）和他著名的女儿成就瞩目。再来到19和20世纪，数学家汉姆·钱德拉，物理学家贾格迪斯·昌德尔·鲍斯都才华横溢。
我们现在关注的从无著和世亲时代开始。佛教将全部精力投入感官和现象的学术研究，第一批成果是有限灵魂演化的精密心理学研究：灵魂经过52个阶段的成长，最终在无限中获得解脱。整个宇宙体现于每一个原子。因此，一切多样性效力相同，并非与事物的统一性毫无关系。这种信仰解放了印度的科学精神。甚至在当代，这种精神仍然如此强大，足以打破专业分工的外壳。由此，印度之子能够通过最严格的科学证明，沟通无机和有机两个世界，跨越二者假想的鸿沟。这种信仰秉承早期的热忱，有着旺盛的精力，自然会刺激造就阿耶波多（Aryabhatta）一流天文学家的伟大科学时代。阿耶波多发现：地球在自己的轴上自转。他的传人瓦拉米希拉（Varamihira）同样著名，在《经藏》名下将印度医学推上了最高峰。这些知识最后通过阿拉伯人之手，浇灌欧洲。
这也是诗人的时代。迦梨陀娑、巴拉哈特、吉纳·拉维基蒂出类拔萃。他们创造了丰富的形象和隐喻，后来印度教《往事书》（Puranic）的知识来源于此。
现代人认为：平和是佛教艺术的主要特征。这种特征始终产生于精神与物质的协调，有赖于两者间的协调性。印度艺术精神酷似古典希腊的理想，希腊万神殿的宁静表情与此非常相似。雕塑出类拔萃，形式最适合这种设想。埃洛拉的廷达尔（Tin Tal）石佛虽然剥去了原有的石膏层，比例依然和谐，恢宏自足之美依然如故。我们在这些雕塑中发现了唐代和奈良雕塑艺术的灵感之源。
中国唐朝吸收了前代的血统，重获新生，统一黄河与长江流域。唐帝国的势力越过了帕米尔高原，印度交通更为便利，大批朝圣者前往佛国，印度人同时流入中国，日盛一日。玄奘和义净虽然以著述闻名，但也只不过是两国之间来往的无数旅客中的两例。唐太宗的征服刚刚打开了通过西藏的道路，在原有的天山南北道之外增加了第四条路线。洛阳当时有三千印度僧人和十万印度家庭，印度宗教和艺术给中国土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他们能给中国象形文字提供音韵，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巨大影响。8世纪，现在的日本字母表由此产生。
大陆文化融合的伟大成果至今仍在日本遗存。有一篇古雅的传奇，讲述印度、日本和中国的三位旅行者在洛阳见面的故事。“我们在这里会面，”最后，中国人说道，“好像一把扇子。中国人代表扇纸，印度人代表扇骨，我们的日本客人代表虽小而必不可少的枢轴！”
这是宽容的时代，到处都可以预料到印度文化无孔不入的渗透。儒、道、佛三教并尊，景教教父们获准在长安传教，此事见诸大秦景教碑。祆教也获准在帝国重要城市建立拜火寺。中国装饰受到波斯和拜占庭的影响。印度也有同样的宽容，亚索瓦罕（Yasovardhan）和曲女城的戒日王（Siladitya）一视同仁地敬奉印度教、耆那教和佛教。于是，中国三教并行。杜子美、李太白、王摩诘分别代表三类诗歌理想，多多少少也体现了唐代的伟大和谐。文中子早已表述过同化思想，他的弟子魏徵就是唐太宗本人的主要顾问。合流论预示着未来宋代的新儒家，儒佛道融为民族的整体意识。
佛教在这一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当然，是第二期佛教。玄奘受教于世亲的弟子蜜多斯那（Mitrasena）。他从印度取经归来后，致力于译经注经的伟大事业，创立了新唯识宗。唯识理念甚至早在玄奘以前就存在了。8世纪初，贤首在中印度的吉桑南达（Gissananda），南印度的菩提卢奇（Bodhi-ruchi）协助下，进一步推动这场运动，创立了华严宗。华严宗的教旨是心物完全融合。这一时期的智力成就酷似现代科学，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浩瀚宇宙的可视化，集中于佛陀。因此，它设想浩瀚无涯的维度，佛像成为无限的毗卢遮那佛（Vairochana）。毗卢遮那佛是律法之佛，而非慈悲之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本人的化身。
现存毗卢遮那佛像的最佳样本就是我们以前提到的龙门石刻。龙门佛像酷似埃洛拉佛像，高度超过60英尺，佛塔伫立于龙门山绝壁，背后山势雄骏，足下激流汹涌。
另一座毗卢遮那石佛位于长江畔乐山附近，由孤山巨崖刻成。佛像之雄伟，可以从以下事实想象：一棵巨大的松树占据要津，不会明显影响石佛螺旋头饰的和谐。佛像以通常的风格，脚踏莲花宝座。佛像由红砂岩刻成，因此大部分特征已经磨蚀殆尽。长江从佛像脚下流过，因此即使在原始状态下也难以研究。
在日本，天智天皇于645年粉碎了苏我氏集权，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一直持续到首相镰足的后裔藤原氏再次以贵族政治侵夺君权。过去各国守由世袭君侯担任，现在改由天皇任命。日本效法唐朝宫廷，编撰律令体系。司法交给特别任命的法官，整个国家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道路得以修建，交通体系在更健全的基础上予以规范，驿站制度建立。内政全面革新，但外务大权或有所失，日本日益繁荣昌盛。710年，朝廷感到有必要在更广阔的大和平原建立新都，现在称为奈良。奈良成为伟大的佛教中心，僧侣团体的势力后来足以威胁皇室和贵族。
日本僧人道昭[1]在长安师从玄奘，677年返回日本。他和觉真在8世纪中叶将唯识、法相二宗引入日本。于是，在这些思想得以吸收后，日本开始加入新形式北宗的伟大运动。
因此很容易理解，奈良时代的艺术反映初唐风格，甚至可以直接联系到其印度原型。因为这一时期许多印度艺术家渡海来归。伟大的中国僧人鉴真在这一时期建立了律藏宗，他的随从冈坡大概是锡兰雕塑家。冈坡的作品跟阿努拉德普勒（Anarajapura）雕塑非常相似，显示了整个笈多时代全印度的主导风格。日本采取同样的主题，不仅具备印度的抽象美，唐朝的力量，还增加了精细和完整。奈良艺术不仅满足了民族的自豪感，亦堪称第二期亚洲思想表现的最高形式。
奈良时代以丰富的雕塑艺术著称，始于药师寺释迦三尊像。30年后，药师寺又铸成药师三尊像。无疑，奈良艺术的最佳样本莫过于此。在这方面，还有必要提及普度寺观世音和开莫寺药师。
不过，奈良毗卢遮那佛像才是巨型铜像的巅峰，是全世界最大的铜佛像。铜像两次遭遇火灾，遗骸至今仍然存在。一次火灾发生在1180年天平时代，佛像头和手被毁。不过，技艺精湛的雕塑家快庆在镰仓时期进行了第一次修葺。从遗存图像看，原有的比例保存得相当好。第二次火灾发生在16世纪内战期间，目前佛像的头和手是200年前德川时期修复后的作品。那时，雕塑艺术处于最低谷，艺术家对原有风格和比例完全没有概念。虽然目前的建筑空间狭窄，限制了朝圣者的视界，但任何人看到佛像后，都会对作品的不朽之美和大胆构想印象深刻。原有的建筑比目前的建筑高45英尺，长80英尺。
我们将佛像的构想归功于圣武天皇和他的皇后光明子，他们咨询了觉真和尚。大和尚走遍日本东西南北，宣传君主建造奈良毗卢遮那大佛的计划，然后补充说：“我们希望每一位农民都有权为巨像添土拔草。”我们一定要记住，大佛的本意是要成为佛教艺术的中心。我们仍然看到莲花座上精雕细琢的诸佛大千世界。
天皇自称“三宝奴”，倾宫廷之力建造佛像。三宝是指佛、法、僧。据说，最高贵的命妇们用锦缎宽袖为巨像添土。奠基典礼极尽隆重之能事。中央的佛像用了两万日镑精铜，覆以黄金。佛头光环悬挂了300个金像，更不用说美丽的绣幔和帘幕。至今犹存的残片证实了昔日的辉煌。婆罗门僧侣菩提来到日本，风烛残年的觉真和尚来自圣地，向比自己更有资历的客人致敬，并由他主持开幕式。第二天，觉真和尚就圆寂了，总算亲眼见到大业落成。
那是佛教大兴土木的时代。奈良七寺[2]奢丽无匹，西大寺[3]建筑精美，四周金凤口中含铃，因而闻名于世。人们视之为鬼斧神工，媲美龙宫。他们下令各国各建一座寺院和一座尼庵。从九州南境到陆奥北境，遗址宛然可见。
圣武天皇驾崩后，光明子太后致力于扩建寺院。她的女儿孝谦继任天皇并鼎力相助。太后有一首简朴的诗歌，足以表现她高贵的灵魂。她说起向佛陀献花：“采花恐污花，风吹芳草间。献花过去、现在、未来佛。”另一首情感激越：“工具的声音在佛像身边响起，让它响彻天堂！为了父亲，为了母亲，为了众生。”灰田的颂歌和奈良时代其他《万叶集》[4]诗人都流露出同样庄严的感情。
孝谦天皇颇有阳刚之气，对于佛教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很有裨益。有一次，西大寺铸法王像，遇祸未成。据说她亲自指导铸模，终于大功告成。
法华堂不空罗索观音像[5]的头可以视为银质阿弥陀佛，用琥珀、珍珠和各种宝石装饰。这一时期的作品也应该提到过这座塑像。
奈良时代的绘画艺术卓越非凡，显示出了大和的天赋，甚至可以为阿旃陀石窟精品锦上添花。堀氏壁画可以归入8世纪初的作品，提供了奈良绘画的实例。皇室奈良藏品有一幅山水画，画上有一种名叫琵琶的皮系乐器（显然源于印度七弦琴），风格和奏法都与印度截然不同，令我们联想起唐代道教画派的精细感情。
帝国宝库（正仓院[6]）也不同凡响，收纳了圣武天皇和光明子皇后的私人收藏品。这是他们去世后，由女儿奉献给弥勒佛的。收藏品原封不动地保存至今，包括他们的袍服、鞋子、乐器、镜子、宝剑、地毯、屏风、御用纸笔，以及用于忌日的典礼面具、条幅和其他法器。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1200年前豪奢显赫的生活。高脚玻璃杯、釉瓷镜子暗示印度或波斯的原型，还有无数唐代精工佳作，造就了一个没有火山灰的庞贝（Pompeii）和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规范严格，每个朝代都只有特定阶层可以参观，因此所有宝物保存完好，就像是昨日的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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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昭（629-700），日本僧人，俗姓船连。公元653年入唐，师事玄奘。公元677年（一说661年）归国，建禅元兴寺，开创日本法相宗。
[2] 奈良七寺，即南都七大寺，包括大安寺、元兴寺、药师寺、兴福寺、东大寺、西大寺、法隆寺。
[3] 西大寺，位于日本奈良，南都七大寺之一，真言律宗总本山。
[4] 《万叶集》，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
[5] 不空罗索观音像，日本国宝。
[6] 正仓院，建于公元8世纪中期的奈良时代，是用来保管寺内财宝的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