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
如果自周朝末年以来，道家和道教没有在亚洲共同的两极思想基础上做好准备，儒化的中国永远不会接受佛教。
长江并不是黄河的附属。农民共同的社会主义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但从来没有限制他们不羁的性情。粗犷而自由的种族定居在长江河谷与世隔绝的森林和雾气迷蒙的沼泽之间，不向北方的周天子称臣纳贡。在封建时代，周朝贵族的会议不接受这些山民的首领。北方人把他们粗野的面容和粗鲁的语言比作乌鸦的哇哇叫，甚至到了汉朝，他们仍然受到嘲笑。不过，南方人渐渐浸淫周文化，用艺术表现他们自己的爱和理想，形式上与北方人颇为不同。
这些诗歌，例如屈原的诗歌，富于自然崇拜，比如江河崇拜。他们因云霞和湖沼而欢悦，热爱自由和自我表现。老子的《道德经》充分体现了后者。在《道德经》里，我们看到了从传统规范中退隐或解脱的伟大精神。
老子生于楚国南部，担任周朝的图书档案管理员。孔子虽然跟他道不同，仍然尊他为大师，称他为“龙”。他说：“我知道鱼会游，鸟会飞，但龙的力量我无从揣度。”老子的传人庄子也是南方人，他承接其衣钵，详细论述了事物的相对性和形式的多变性。
《庄子》充满瑰丽的想象，与孔子枯燥的散文体箴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说到鹏鸟，翅膀长九万里，飞行时遮天蔽日，需要半年时间才能降落。在此期间，麻雀和画眉快活地叽叽喳喳：“我们不是经常从草丛飞向树梢吗？飞这么远有什么用？”还有，“风是自然的箫声，穿林渡水，唱着美妙的歌曲。即使如此，大道通过不同时代和心灵表现自己，仍然不失本色。”还有，“生活艺术的秘密不在于敌对或批评，而在于游刃有余。”最后这个观点来自庖丁，他的屠刀从来不用磨，因为他以无厚入有间，不去硬砍骨头。庄子把儒家的政策和传统嘲笑了一番，说以他们有限的努力是永远无法悟得大道的。
据说，楚王欲拜庄子为官，但他指着身披华饰的献祭公牛说：“这头牛身披珠玉，但刀锯临身，它会不会高兴呢？”个人主义精神动摇了儒家社会主义的基础。因此，儒家第二代宗师孟子反对道家。值得注意的是，东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斗争不是以经济为基础，而是以智识和想象为基础。最乐于为公共福利保护儒家应得的道德利益的，莫过于儒家的对手道家。
南方伟大思想家的治国之道与儒家理想大相径庭。例如，孙子比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精炼的《君主论》（The Prince）体系早1600年。在这个时期，军事理论繁荣昌盛，一位拿破仑式的天才致力于精密总结战争科学。周末封建时代是一个自由探讨的时代，欢迎政治、社会、法律方面的原创思想和研究，华南人自由而复杂的天性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
在此期间，秦人一直慢慢侵蚀中国。秦帝国的改朝换代和汉朝的独尊儒术似乎对道家造成了致命打击。但哲学的暗流贯穿汉朝始终，自由讨论，无奇不有。
汉末天下三分，削弱了儒家统一的遗产。于是，道家自由奔放的精神泛滥成灾。王弼和阮籍注释《道德经》，虽然这些思想家并不公开抨击儒家，但他们的行为提供了反传统的范例。隐居的学者时常在竹林中讨论哲学；宰相在路边饭馆停车，跟仆人一起喝酒；一位淳朴的弟子拖延了大臣的脚步，他请求大臣吹笛，这位政治家和蔼可亲，素来以吹笛闻名，满足了他的要求，吹了几个小时；而哲学家为了自娱自乐，忙着打铁，根本没有注意贵宾光临，求教难题。两晋至隋朝（公元265-618年）早期的诗歌体现了这种自由，以其质朴和优雅回归自然之爱，与汉代诗歌富丽的形象和精致的韵律截然相反。
陶渊明的诗歌可谓脍炙人口。陶渊明既是最儒化的道家，又是最道化的儒家。他辞官不就，因为他讨厌穿上礼服迎接皇家钦使，作《归去来兮辞》纪念这一时刻。陶渊明和其他南方诗人描绘纯洁的景色：菊花滴落露水；竹影摇曳风骨；暮光水色上，李花自在香；松静翠意闲，临风泣诉哀；水仙任高洁，孤艳岩壑间；寻春偶见录。这些都能激发诗人的灵感，与大兴于唐的佛教理想混合，在唐诗中发扬蹈厉。唐代诗人和陶渊明一样，都是长江灵魂的产物，永远在自然中追求灵魂的代表。
庄子视自由为必不可少的基本思想。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大贵族寻找杰出的画家作画。应征者络绎不绝，彬彬有礼地向他致意，问他需要什么样的主题和风格。他对这些人都不满意。最后，一位艺术家大模大样地排闼直入，旁若无人地脱下衣服，挥毫调色。“好了，”应征官不再犹豫，叫道，“就是你了！”
顾恺之是4世纪末期的诗人和画家。他属于道家，以三绝为人称羡，号称“才绝、画绝、痴绝”。他第一个指出艺术创作必须全神贯注。他说：“肖像画的秘密在于点睛。”道家思想的另一个成果，是出现了第一批系统的绘画批评理论，中国绘画史由此发端，这为大陆和日本未来的美学奠定了基础。
5世纪的画家谢赫提出画艺六法，其中三处提及描绘自然的理念，从属于另外两项主要原则。第一条原则是“气韵生动”。对他而言，艺术是伟大的宇宙之气到处流动，韵是事物和谐的法则。
他的第二条原则关系到构图和线条，称为“骨法用笔”。据此，创造的精神体现于构图的有机结构。伟大想象的构架形成了作品的骨骼体系，神经和血管都以骨骼为依托。色彩作为皮肤，覆盖全体。他忽略了明暗的问题，因为在他的时代，所有绘画仍然是亚洲早期的风格：以熟石灰覆盖画面，在其上着色；用浓黑线条相互标志和强调。因此，孔子说：“一切色彩都源于白色。”（“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我们面对这些作品，古希腊绘画风格失落的梦在眼前浮现，还有无法抹杀的懊悔。亚洲风格的产生远在阿波勒西安画派带来明暗对照法和模仿自然之前。我们想到普洛戈尼斯《卡桑德拉》（Cassandra）强有力的线条，据说将整个特洛伊的毁灭体现在了女先知的眼中。我们不能不想到，虽然欧洲以后的画派已经增加了现实主义表达的手法，却极大地丧失了构图和线条的表现力。构图和线条一向是中国和日本的伟大力量所在。宋朝和足利时代的艺术家虽然增加了明暗法，但没有忘记他们的目标不是科学而是艺术。丰臣时代[1]对彩色构图贡献良多。
神圣的书法在道家时代第一次登峰造极，彰显了简朴而纯粹的线条崇拜。一笔一画都包含了自身生命与死亡的法则，各线条相互连接，显示出象形文字的美。书法不能视为中国和日本的绘画作品，原因仅仅在于：书法只是表达或加重了线条或轮廓而已。即便如此，如同简朴的线条一样，它自有其抽象之美。
道家时代的作品现在已经没有遗存，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后代延续的特征推断和重建其风格。我们知道，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艺术领域。这个画派热爱自然和自由，由此产生了山水画。我们在他们的画中看到：野鸟在芦苇丛中呼朋引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创造了强大的龙的形象。龙在云雾的萦绕中诞生，代表变化的强大力量。他们在龙虎图中描绘无限物质力量的永恒斗争——老虎不断嘶吼咆哮，向未知的精神恐怖发出挑战。
道家运动自然不能发动群众。无论老庄及其后裔还是谈空说玄的博雅清谈家（他们清谈时挥舞塵尾）都没有创立道教。今天仍然有这么多中国人信仰道教，还声称“太上老君”是道教的创始人。
虽然儒家圣贤不断努力，中国人从祖先家园带来的迷信仍然无法根除。长江流域的原始森林保护了祖传的迷信，他们喜欢巫术和魔法的故事。事实上，由于儒家不考虑身后事，这种结果是必然的。他们认为：人身上高级的元素会回归天庭，低级的元素会融入大地。他们追求肉体的不朽。
甚至回溯周代文学，我们也经常可以发现仙人、仙山和仙丹、长生不老的奇谈，以及成仙者驾鹤遨游太虚，加入神秘的兄弟会等。
始皇帝派探险队去东海寻找长生不老药。据说这些人害怕无功而返，留在日本。今天还有一些家庭自称是他们的后代。
汉朝皇帝也颇受到类似的诱惑，时不时建立宫殿崇拜他们的神仙，但总是由于儒家的反对而放弃。不过，他们的炼金术实验发现了许多化学物质。我们可以将精美的中国陶瓷归功于他们偶然的发现。
由于张道陵和张鲁的努力，道家发展为秘密教派。他们采取老子的哲学和佛教的仪式，在民众中影响越来越大，享有赏罚大权。道教对华北的佛教发动了一系列可怕的迫害，直到唐朝实现三教并尊，相互宽容。
在哲学方面，道教吸收了佛教，进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印度教义的早期经师大多数是老庄门徒。支道林甚至认为老庄著作是研究马鸣菩萨（Ashvaghosha）和龙树菩萨抽象唯心论的必要准备。
在更具体的层面上，早期道教将佛陀列为自己的一尊神。
1世纪时，汉将霍去病征伐西藏边境，取（仙山）金人为战利品。汉人认为金人跟现存的道教神祇没有什么不同，把它们一起陈列在甘泉宫祭祀。2世纪，楚王刘英既是公开的道教徒又是虔诚的佛教徒。3世纪，汉明帝铸金人，同时铸老子像。这一切都说明，两个宗教在早期并没有像道教徒后来所说那样发生冲突。
【本章补说】
1.屈原 楚国诗人、政治家。楚王拒绝他的建议，将他流放。他以自我表现的方式写下了伟大的诗篇：孤独者离群索居，自然是他唯一的朋友。他将唯一的家园理想化，然后沉江而死。人民在他的忌日赛龙舟。
2.孟子 孟子大约生于孔子以后100年。儒道以仁为本，孟子辅以义。义就是相互的义务法则。义的象形文字可以说明问题：义（义）字由“羊”和“我”组成，我的羊就是义务。仁的象形文字是二人携手，忘记自己。
3.龙 随着道教的兴起，所有中国和日本艺术需要表达无限时，就会出现龙形。龙代表变化的力量，至高无上的统治权。皇帝本人总是称为龙形或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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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丰臣时代，是指从1587年丰臣秀吉掌握最高统治权开始，到1711年德川吉宗继承幕府将军之职为止，丰臣家族主宰日本政局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