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
在6世纪接触佛教前，日本艺术沐浴了第一波大陆春风，这就是汉代和六朝时期的中国。
汉代艺术本身是中国原始文化成熟的产物。中国原始文化在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21年的周朝登峰造极，其理念泛称儒家或孔教，得名于体现和阐明中国人基本观念的伟大贤哲孔夫子。
中国人是从事农业的，他们从远古时代起，就定居在富饶的黄河谷地。他们衍生出伟大的大同主义体系，跟他们留在蒙古大草原上的游牧兄弟判若两人。不过，在最早的时期，同样的元素之核无疑已经在那些高原城市中存在了，儒家的萌芽已经就绪。那个时代已经迷失在史前的黑夜中，从那时到现在，黄河谷地的居民依然如故。鞑靼牧马周期性打断他们自己的发展，然后被同化为农业民族。
牧民的利剑变成了农民的犁头。这个过程削弱了新公民的抵抗力，使他们周而复始地遭遇“长城以后”的命运。就这样，中国漫长的朝代记录总是由新兴部落领导国家，当原来的情况再次出现，便继续循环往复。
不过，中国人虽然在平原上居住了许多年，却仍然保持古代政府的观念。古中国分为九州，其总督号称“方伯”或“祭师”。他们信仰祖先神，以“上天”为象征。在上天保佑下，数学般准确地划定人类的命运。汉语“命运”的词根是“命”或“命令”，意思是宿命论。他们将宿命论传给阿拉伯人，变成穆罕默德教义。他们仍然对无形世界的各种精灵保持敬畏。他们所保持的女性理想，后来成为东方的闺房传统。他们保存了高原茂草中收集的天文知识和图兰二元论神学。尤其是，他们还延续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这是从阿穆尔河到多瑙河的一切牧人民族的共同遗产。事实上，中国牧民是农民的先驱者。这反映在他们的神话中：第一位皇帝伏羲氏[1]是畜牧业的导师，他的继承人是神圣的农民神农氏。
在长久的平静的年代里，随着农业社会越来越完善，产生了基于土地和劳动的伟大伦理和宗教系统。直到今日，土地和劳动仍然是中国永不枯竭的力量来源。千真万确，他们有祖传的组织，在值得赞美的社会主义中自给自足，他们有孩子，不谈政治，继续辛勤耕耘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周朝末年，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阐明和体现了这种伟大的共同劳动理想，值得每一位现代社会主义者深入研究。他献身于伦理宗教的实践以及人与人的奉献。对他而言，仁就是上帝，他的最终教义是生命的和谐。让印第安人的灵魂翱翔，融入无垠的天空；让功利的欧洲人探索大地和物质的秘密；让基督徒和闪米特人遨游在梦想的天国中——让他们所有人都去吧，儒家一定要坚守其博大的普遍理性及其对普通人的无限悲悯。
《易经》是中国人的《吠陀经》（Veda），充满了暗示，祭司能够通过暗示抵达不可言喻的存在。《易经》差不多是不可知论者的禁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根据中国人的伦理学，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由分级的服从体系组成，人民跟皇帝同样重要。皇帝以家长式统治者的身份进行管理，天下大同，兄弟互助，完全基于社会的本意和选择。
生活的最高法则就是为社会牺牲个人。艺术为社会道德契约服务，从而获得褒奖。值得注意的是，音乐是居于最高等级的。它的特殊作用就是协调人与人、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因此，周朝贵族青年的第一项课程就是研究音乐。
根据孔子生平的某些回忆，不仅有几段对话记载了他对音乐之美的热爱，还有故事说：他先斋戒再听音乐。有一次，他为了观察节奏对人们行动的影响，便饶有兴趣地跟随着一个敲打砂锅的孩子。后来，他去齐国旅行，欣赏到了从太公时代流传至今的韶乐。
中国人利用类似的方式，把诗歌视为促进政治和谐的途径。君主的天职不是命令，而是建议，臣民要表达心声不需要通过谏言，而是讽喻。这些都以诗歌为公认的媒介。这种理论暗示：就像中古的欧洲一样，乡野民歌承载了爱、劳作和大地的美，边塞舞曲回荡着金戈铁马的铿锵，以怪诞的异域谣曲体现边塞的荒凉。这些都是公认的形式。只有在这类元素极其丰富的时代，这种理论才能形成。其中，体现个人意识觉醒的诗歌尚未诞生。贤哲收集的中国古代歌谣体现了夏、殷、周三朝黄金时代的风貌，这些歌谣可以证明相关的省份在当时是繁荣昌盛还是破败落后。
甚至绘画也被视为教诲道德的实践手段。孔子在《家语》中提到：他拜访周朝列王的陵墓，描绘周公辅成王的壁画。他对照另一幅桀纣（古代暴君）图，看到荣辱有别，不禁衷心喜悦。
据说周朝的甔[2]和其他青铜器虽然宗风各别，但其纯正性不输希腊。确实，它们的配件，例如纯净精美的玉器，与闪耀着个人主义的玉器相比，更体现了东西方装饰品截然不同的理念。我们在金匠和玉匠的作品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渴望和谐的思想，同时代的画家和歌手也同样对此心醉神迷。
周朝的大一统持续了500年，最后由于强大封建世卿的崛起而被削弱。大约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国。
古代儒生对这些暴君极其憎恶与恐惧，但他们毕竟是实现周朝统一的因素。他们用长城和道路统一了中华帝国；他们的行省制度类似波斯帝国；他们发明，或者更准确说，选择了民族的字体。是他们正式将中国解除武装，首先采用皇帝的称呼和头衔。总而言之，虽然秦人随后就被推翻了，但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实现了中央集权，开辟了帝国的普遍传统。
甚至秦人对文学的敌视和迫害都未必是对儒家学者或压迫自由思想的抵触。他们在学校以吏为师。
在这个时代，伟大的政治思想在全世界出现。雅典是一个活生生的范例，亚历山大人开始理解基督教。大陆东陲，暴秦学术昌盛。他们实行审查制度，号称“秦火”[3]。但很有可能，令后世悲恸惋惜的各种文献，其实是毁坏于短命帝国持续了近20年内战的战火。
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继秦后，遵循大部分秦制，只有一点不同：汉代第三位皇帝规定儒学为文官考试的必修课。这种制度非常有利于吸引最优秀人才为国家服务。不过，考试基本内容被严格限定，阻碍了其发展和演变，儒家学说越来越僵化。
这段时间里，儒家的影响确实极其强大。基督纪元1世纪，宰相王莽登上皇位，声称他的即位是当时贤哲的选择，是符合传统规范的。
有趣的是，王莽天赋卓绝，他建立了新朝。在14年的短暂统治中，他的钱币遍及已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据说，“支那”这个词最初就来自“新朝”。不过，从更早的印度文献看，他可能只是强化了这个词的用法。新朝是第一个下诏废除奴隶制的王朝。王莽遵循儒家的理想，下令给人民平分土地，遭到了贵族集中力量的反对，因此倒台。公元23年，王莽遇害。他的死亡经历是儒家宿命论的绝好例证。他坐在宫殿里，手握玉尺，仰望群星，对周围的激战视若无睹。他平静地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敌人冲进来杀害他，他安坐不动，毫不反抗。
汉代艺术光大了儒家的理想，正如罗马光大了希腊文化。鲜明的色彩和华丽的图像，以及广大一体的奢靡生活是汉代意识的一部分，在大赋中留下了痕迹。有趣的是，作家总是为铺陈放纵的华丽辞藻寻找伦理基础，很大程度上从社会认知角度看问题。任何中国学者都能回忆起《子虚赋》和《上林赋》。大赋描绘了皇帝辉煌的行猎队，闪闪发亮的战车，远方的大象和狮子，宴会和舞女。最后他们补充说：“天下太平，可喜可贺，因为这样诸王才能穷奢极欲！”他们还描绘了帝国名城的宏伟，结束时提示：京师真正的美不在于高塔和盛饰，而在于人民欢乐的面容。
这一时期的建筑大多是宏大的宫室，雕梁繁纹主要代表了道德生活。这些秦朝真正的继承人建造了砖木结构的高塔巨宅。秦朝皇帝留下的长城，西起陇右，东临黄海，与后来的罗马边墙有异曲同工之妙。长城象征着盛极而衰，它耗尽了政府的资源和威望。但许多后来的朝代仍继续修筑长城。不过，这一时期的另一些建筑成就，例如巨型青铜像和铁像，当时的文献经常提到，现在却已消失踪迹。部分原因是中国皇帝习惯在失败时焚烧财物，还有部分原因是改朝换代时的破坏。
当然，汉代绘画的风格已经无法复原了，除非我们能通过山东摩崖石刻、汉末地方贵族祖坟，在脑海中唤起汉代艺术的富丽与成熟。这些壁画描绘了中国的神话和历史，讲述了中国早期的生活与习俗。
我们要寻找美妙的汉代工艺品样本，就必须求助于日本皇室藏品、神道教庙宇和石棚发掘物。我们接受了汉代艺术品，因此很有可能早在朝鲜学者王仁传授儒家经典之前，就已经熟悉中国文献了。大量汉文铭刻证明了早期影响的存在，说明他来后不久，日本人就已经熟悉了这种语言。就这样，在中国和日本，儒家为后来佛教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大批中国和朝鲜移民是艺术家和工匠，作品多体现汉代风格。他们制作的镜子、马缰、剑鞘和美丽的青铜与黄金甲就是证明。于是，新兴佛教在阿育王时代广泛传播时，日本的艺术教育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伟大雕塑家鞍作止利[4]不是一夜间诞生的，而是长期孕育的结果。在他身上，我们能发现文化长时间耕耘后的丰收。
不过，儒家理想、儒家二元论，相信部分从属于整体，必然会限制艺术自由。艺术受到伦理的束缚，自然发展缓慢。确实，中国的艺术思想倾向于装潢——中国纺织品和陶瓷便是很好的例子。有了道家游戏人生的个人主义和后来传入的佛教教义，中国艺术才有了主导的理想。但即使它停留在装潢层面，也绝不会降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因为亚洲艺术最不可能走向这种失败，她博大的普世精神和客观的心灵永远会提供救赎。
【本章补说】
1.《易经》 中国古籍，经夏、殷两代不断积累，由周文王完成，孔子作注，儒生认为这是《易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着重点在于：人是在天地冲突的中心点产生的，并由此演化出了天下大同哲学。另一方面，道家无视儒家的注释，重新解释了《易经》，其着重点在于冲破物质的桎梏，获得全身心的自由。这本古中国的《吠陀经》可以描绘为自然哲学而非创世记载。它涉及一切二元内在的统一性，天之四季与地之八脉的关系。总共包括四卷。
2.太公时代 太公是周朝第一位国王（推翻殷人的周武王）的大臣。作为封赏，他获得了齐国（山东）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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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伏羲氏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之一，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八卦，成了中国古文字的发端，也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
[2] 甔，相当于瓶。《列子·汤问》：“当国之中有山，山名壶领，状若甔甀。”
[3] 秦火，指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下令焚毁书籍、坑杀儒士，对中华文明危害甚大，史称“焚书坑儒”。
[4] 鞍作止利，生卒年不详，飞鸟时代和尚。祖父司马达止是第一位把佛教带到日本的梁朝渡来人。他本人是苏我马子与圣德太子的老师，法隆寺释迦三尊与飞鸟寺飞鸟大佛是他的作品，有鲜明的北魏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