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作为目前在世的最重要最权威的人士，本书作者冈仓天心在东方考古学和艺术领域闻名于世。本书所要探讨的，是日本艺术的理想。我们希望，关于这一主题，作者会在未来写出篇幅更长、插图更完善的著作。
1886年，冈仓天心年纪尚轻，就作为皇家艺术委员会成员出访西洋，研究欧美艺术史和艺术潮流。这次旅行的体验并没有使冈仓先生心醉神迷，反而加深、加强了他对亚洲艺术的欣赏。此后，他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成日本艺术回归国粹，与目前风靡东方的伪欧洲化倾向截然相反。
冈仓先生从西方返回后，日本政府任命他主持东京上野的新艺术学校，这表示他们欣赏并肯定他的学识。但由于政治变化，学校掀起了所谓的欧风新浪潮。1897年，新浪潮坚持增加欧洲学术的分量，冈仓先生因此辞职。6个月后，日本最出色的39位青年艺术家会集到他身边。他们在东京郊外的谷中建立了日本美术社（参见本书第十四章）。
如果我们说：在某种意义上，冈仓天心就是日本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同样也可以说：日本美术社某种程度上就是日本的默顿修道院（Merton Priory）。这里的装饰艺术丰富多彩，漆器、金属工艺、青铜铸件、瓷器应有尽有，还有日本绘画与雕塑。社员试图深入理解一切当代西方艺术潮流的精华，同时保存并延续民族的灵感。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置诸全球而毫无逊色，他们为此自豪。这些社员包括：桥本雅邦[1]、下村观山[2]、横山大观[3]和其他同样著名的艺术家。冈仓先生除了美术社的工作以外，还帮助本国政府给日本艺术珍品分类，同时参观和研究中国与印度的古迹。就印度而言，游客对东方文化了若指掌，这还是首例。冈仓先生拜访了阿旃陀石窟（Ajanta Caves）——这是印度考古学的里程碑。他熟悉同时代的中国华南艺术，因此立刻看出窟中石像显示出的仅仅是雕像的基础或粗坯，雕像的一切生命和运动都留在此后覆盖的石膏表层上。更仔细地研究雕像后，他发现跟英国的教区教堂最近的遭遇一样，“唯利是图的欧洲人蒙昧无知，恣意破坏”，导致了不幸的“清洗”和无意识的外形损毁。这一观点获得了充分的佐证。
一个民族只在享有自由时才能发展艺术。它的确是所谓的民族感在自由的环境中所催生出来的果实和风范。因此，印度在几千年的压迫下失去了自发的生机，在劳动与美所编织出来的艺术的世界中丧失了本有的一席之地，实在不足为奇。但非常明显的是，印度曾经有过干练有为的权威，正如她的阿育王（Asoka）时代的宗教一样。那时，她显然引导着整个东方，无数中国朝圣者拜访她的大学和石窟庙宇，对她的思想和品味印象深刻，印度风范影响了中国雕塑、绘画和建筑的发展，又通过中国影响日本。
冈仓先生对所谓“希腊影响印度说”的个人主张，只有已经深入了解印度考古学的人才能领会。他提出了伟大的另类世界艺术谱系——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冈仓先生能够证明希腊学说的荒谬。他指出：真正跟印度文化发展关系很密切的主要是中国，这可能就是他寻找远古亚洲共同艺术的原因。这种艺术在希腊海岸、爱尔兰极西、伊特鲁里亚（Etruria）、腓尼基（Phoenicia）、埃及、印度与中国留下了痕迹。在这种理论中，一切关于孰先孰后的不体面争论都告一段落，希腊回归其适当位置，只是古老亚细亚文明的一个部分，学者长期将其视为挪威神话仙宫的背景。同时，新世界向未来的学者开放，运用更综合的方法通盘考虑，可能会纠正过去的许多错误。
关于中国，冈仓先生的提议同样丰富。他对华北和华南思想的分析已经吸引了许多中国学者的注意，他提出的道家学说和道教的区别论也获得广泛认同。但他的著作有更广泛的价值。因为他掌握了最伟大的历史景观：佛教越过喜马拉雅山和海峡水路传入中国，全世界一定非常熟悉，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公元2世纪龙树菩萨（Nâgârjuna）时代，阿育王统治的印度和中国之间大概已经开始实在的交流。不用说，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亚洲才能生存、繁荣。被我们称为佛教的事物，本身并不是精炼、明确的教条，没有严格的边界，不需要与所谓异端划清界限，不会产生自己的宗教法庭。我们毋宁将佛教视为一个统称，代表外国人意识到的种种印度思想。冈仓先生研究9世纪的日本艺术，充分明了整个东方的神话，不限于佛陀的个人教义，它们都是一个相互交融的整体。真正的过程是：蒙古人种的心灵并没有佛教化，而是印度化——就像基督教在陌生国土称为方济各教（Franciscanism），因为第一批传教士属于方济各会。
众所周知，艺术始终是日本国民活动的重要元素。我们发现，每一个时代，这些内容在她的意识中都留下了必不可少的足迹和回忆。它不同于全民参与的古希腊艺术，也不同于全民精炼的印度思想。因此，问题变得极其有趣：是什么通过日本艺术，全面表达自身？冈仓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亚洲大陆文化汇聚于日本，在日本艺术中找到了自由生动的表达。他明白：这是亚洲文化的一大分支，正如印度宗教和中国学术。对他而言，本国艺术的典型元素并非由装饰性和行业性特征构成的，而是伟大的生命或理想。欧洲人对这种理想还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没有几幅李花图，却有龙的深厚意识；没有花鸟，却有死亡崇拜；没有些微的现实主义，无论多么美丽，却有人类心灵所达至的最伟大主题的最伟大诠释——渴望佛陀拯救众生，而非一己。这些才是日本艺术真正的责任。日本艺术表现的方法和技巧始终取自中国。但让冈仓先生满意的是，这种理想本身有赖于印度。他相信，日本艺术表现的新纪元总是紧随印度精神觉醒的浪潮而来。因此，日本如果不是享有南方大半岛的有益刺激和中国优越的艺术直觉之利，一定会缺乏活力，目光短浅。甚至北欧和西欧如果脱离意大利和教会的启示，一定也会这样。我们的作者坚持认为，与德国、荷兰、挪威有着鲜明的对比，亚洲艺术不可能“布尔乔亚”化。但我们可以设想，他也承认日本艺术可能会停留在乡土雕饰的美丽构图与宏大的水平之上。
作者在以下内容中向我们展示了印度精神的浪潮具体是怎样激发民族灵感的。首先，我们要理解印度精神发挥作用的环境：日本大和民族；华北人出色的伦理学天赋；南方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我们看到佛教的潮流涌入，淹没这一切，将其整合为一。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接触普世信仰的梦想——普世信仰在科学上产生了宇宙论，在艺术上产生了大日如来。我们又看到印度精神瓜熟蒂落，形成了平安时代[4]的泛神论，藤原时代[5]的多愁善感，镰仓时代[6]的男儿豪气。
大和民族的原始宗教——神道教[7]的复兴似乎在伟大的明治时代就已经大功告成。新神道教大量借用了佛教元素，但这种恢宏可能远离了灵感的本源。与西方竞争的结果是品味和理想的崩坏，所有热爱东方艺术的人都对此感到沮丧。
因此，值得做一些努力，召唤亚洲人民回顾过去的伟大，追溯其本真根源。冈仓先生表示：亚洲不是我们想象的地理分区，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生命体，各部分相互依存，构成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价值无与伦比。
过去10年里，天才的游方僧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âmi Vivekânanda）去了美国。1893年，他在芝加哥宗教会议上发言。像阿育王时代一样，正统印度思想又一次得到弘扬。六七年来，他们的传教士前往欧美各地，为未来传授宗教：综合了新教的知性自由（登峰造极于自然科学）和天主教精神与虔敬等财富。帝国民族反过来被臣民的宗教征服，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正如受到蹂躏的犹太人在1800年来将《使徒信经》（The Creed）传遍了半个地球，”这位伟大的印度思想家如是说，“受到鄙视的印度人主宰全世界，似乎并非不可能。”这是亚洲北部的希望。回溯创始之初，我们的印度化用了1000年时间；而今，在蒸汽和电力的帮助下，可能只需要几十年时间就能够重现历史，让世界再度见证东方的印度化。
如果真是这样，后果之一就是我们将看到日本艺术理想的复活，类似中世纪艺术在20世纪的英格兰复兴。同时，中国和印度会不会有同样的发展呢？因为这个东方岛国毫无疑问一定会影响到外邦。我们的作者必须坚定地平息这部小书开启的争论，否则他的话将会徒劳无益。他的论点是：伟大的亚洲母亲永远是一体。
尼维德塔·罗摩克里什纳-维韦卡南达
（NIVEDITA OF RAMAKRISHNA-VIVEKANANDA）
加尔各答花园市场，伯里克·帕拉巷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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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桥本雅邦（1835-1908），明治时期的日本画家。
[2] 下村观山（1873-1930），日本著名画家，东京美术学校教员。
[3] 横山大观（1868-1958），日本著名画家。
[4] 平安时代，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代。
[5] 藤原时代，始于醍醐天皇继位，藤原家族渐渐专权。
[6] 镰仓时代，是日本历史中以镰仓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权时代。
[7] 神道教，简称神道，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