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拿点钱出来吧，让我干点活吧。”这就是就业权，是初级水平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
“兄弟们，拿点钱出来吧，让我赚点钱吧。”这就是获利权，是中级水平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
就业权和获利权都是由于那些看得见的影响而存活下来的，它们也会因为那些看不见的影响而死亡。
向社会征税可以产生就业和利润，这是看得见的。
如果把这笔钱交给纳税人，那么它将会产生同样的就业和利润，这是看不见的。
1848年，就业权在这段时间展现出双重面孔，这足以使它在公众舆论中颜面扫地。
一个面孔被称为国家工厂，另一个面孔就是45分税（the tax of Forty-five centimes）[1]。
每天都有数百万人从瑞弗里大道搬到国家工厂。这是有利的一面。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为了从金库中拿出数百万法郎，首先必须要有这么多法郎被投入金库。这就是为什么就业权的组织者会求助于纳税人。
乡下的农民说：“我不得不交45分税。但我因此失去了一件衣服，我既不能为田地施肥，也不能修理房屋了。”
乡下的工人接着说：“既然我们的金主不能再添置衣服，裁缝的工作也就少了。由于他不能给土地施肥，工人的工作也减少了。由于他不能修理房屋，木匠和石匠的工作也减少了。”
然后，你发现自己不能从同一笔交易中获得两次利润，而且政府掏钱创造就业的代价就是，纳税人不能再自己创造就业了。这样，就业权就被终结了。这似乎既是一种难以置信的错觉，又是一种不公正。
然而，获利权只是对就业权的夸大，它仍然存在，而且大行其道。
保护主义者让社会扮演这样的角色，难道不觉得可耻吗？
保护主义者是这么说的：
你得给我个工作，更重要的是，给我个赚钱的工作。我真傻，进入了一种会让我损失10%的行业。
如果你让我的同胞们给我捐20法郎，我的损失就会变成利润。看吧，获利是一种权利，你把这个权利给我吧。
人们听了这个诡辩家的话，为了使他感到满意，国家实行了征税；但人们没有注意到，某个产业遭受损失就等于整个社会遭受损失，因为其他行业不得不补偿这个行业，正如我所说的，这个社会应该承担它所承受的一切负担。
因此，在我谈过的许多问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不了解政治经济学，就是让自己被某种现象的当前影响蒙蔽双眼；而了解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考虑所有的影响，包括当前的影响和未来的影响。
我本来还可以提出一大堆其他的问题来证明这一点。然而，对于这种无休止的单调的重复论证，我觉得可以适可而止了。最后，我将把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对历史的评论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中，并以此作为结语：
历史上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产生于当下，它立竿见影；另一种结果产生于更遥远的未来，它姗姗来迟。这两种结果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前者来自我们的直接感觉，后者则来自长期积累的智慧。幸运事件总是合乎人性的。人的后面总是站着上帝。你可以尽可能地否认这种至高智慧，对它所证明的一切充耳不闻，对它的展现方式表示怀疑，并将它错误地看成事物或理性的力量，普通人会把它称为天意，而你怎么称呼它都行。但是，当你完完全全地目睹了整件事情时，你会发现，如果这件事最初没有建立在道德和正义的基础上，那么这件事的结局总会与人们所期望的大相径庭。
——夏多布里昂，《墓畔回忆录》（Memoirs from Beyond the Grave）
[1] 1848年3月16日，“二月革命”刚刚结束，政府就出台了一项新的“临时”税法，对土地、动产、门窗和营业许可等直接提高了45%的税收。这通常被称为“45分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