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先生（这个名字可不是我起的，而是迪潘先生……）把他的时间和资本用于将土地上的矿石变成铁。由于大自然对比利时人更慷慨，因而比利时人向法国人提供的铁比贸易保护先生提供的更便宜，这意味着所有法国人或法国自己只需要更少的劳动便能从老实可靠的佛拉芒人（Flemings）那里获得一定数量的铁。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他们不可能让自己错过这等好事。每天你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制钉工、铁匠、修车工、技工、蹄铁匠和犁匠要么自己跑到比利时，要么通过中间商获得来自比利时的铁。贸易保护先生为了这件事不禁火冒三丈。
一开始，他想自己赤手空拳来阻止这种陋习。他能做的事也莫过于此了，毕竟只有他一个人受到这种陋习的伤害。“我要带上我的长枪，”他对自己说，“我要在我的腰带上插上四把手枪，我要在弹夹中塞满子弹，我要在枪上装上刺刀，就这样全副武装跑到边境线上。在那里，我要杀死第一个来和他们做生意而不是和我做生意的铁匠、制钉工、蹄铁匠、技工或锁匠，让他长点教训。”
当他要出发的时候，贸易保护先生又冒出了另一种想法，这种想法稍稍缓和了他的焦躁之心。他自言自语地说：“首先，那些跑去购买铁的人，我的同胞，我的敌人，也有可能大肆反击，他们不会让自己送命，而会先杀了我。其次，即使我召集我所有的仆人，我们也不能守卫所有的边界哨所。最后，这个行动会让我付出巨大的代价，而这个代价远远超过我能从中得到的好处。”
贸易保护先生卸下装备，想到要让他们这么为所欲为，不禁仰天长叹。就在此时，他脑子里又闪现出一个好主意。
他记得巴黎有一家举世瞩目的法律工厂。“什么是法律？”他问自己，“这是一种一旦颁布，所有人就得遵守的措施，不管这种措施是好还是坏。为了确保上述法律的执行，国家建立了公共部队，并拨出人员和资金来维持该部队的运转。”
“因此，我得成功地让那家法律工厂颁布一条很小的法律，上面写着‘禁止比利时铁’这样的话，我就能看到以下结果：那些我想派往边境的为数不多的仆人，不用再背井离乡了，替换他们的人是由政府派遣的两万人，他们正是那些冥顽不灵的铁匠、锁匠、制钉工、蹄铁匠、工匠、技工和犁匠等类似的人。然后，为了使这两万名海关官员保持身心健康，政府将把从这些铁匠、制钉工、工匠和犁匠那里得来的2 500万法郎分发出去。没有比这更保险的策略了，而我也什么都不用做。我不必成为商人们的眼中钉，我可以随意定价出售铁。看到我们伟大的国家被如此毫无脸面地愚弄，我感到无比快乐。虽然这个国家不断宣称自己是欧洲所有进步事物的先驱和推动者，但这件事对这个国家来说简直就是当头棒喝。哈哈！这真是明智之举，我一定要试一试。”
因此，贸易保护先生去了那家法律工厂。也许，以后我会将他故事中的暗箱操作告诉你们，但现在我只想谈谈那些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行为。在尊敬的议员先生面前，他提出了以下想法：
比利时的铁在法国的售价是100千克10法郎，这使我不得不以同样的价格卖我的铁。我更想以每100千克15法郎卖掉它，但因为这该死的比利时铁，我不能这样做。请制定一条法律：“比利时的铁不能再进入法国。”这样，我就能马上把价格提高5法郎，随之而来的便是：
我不是以10法郎卖给公众100千克铁，而是15法郎。这样，我会更快地富裕起来，我将扩大我的生意规模，将雇用更多的工人，我和我的员工将会花更多的钱为我们的不少供应商争取更多的利益。由于这些供应商将有更多的市场，它们将为各种其他生产商提供更多的订单。就这样，从一个经济部门到另一个经济部门，整个国家的生产活动会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你们把这枚幸运的100苏硬币投入我的金库，就如同把一块石子扔进湖里，其水波会向外形成无数个同心圆，并扩散到这个国家的各个遥远之地。
立法者们被这番话弄得神魂颠倒，一得知这项法律可以很容易地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便投票赞成管制。他们说：“一项法律就能够增加国家财富了啊，人们是不是都不需要工作了呢？是不是也不需要勤俭节约了呢？那么，这些让人受苦的方法是不是没什么用了？”
的确，这项法律产生了所有由贸易保护先生预测的后果。问题是，这也产生了另外一些后果。说句公道话，他的推理不是错误的，而是不全面的。他在为一种特权请愿时，曾指出那些看得见的影响，却隐藏了那些看不见的影响。他只介绍了两类人物，而那幅场景里还有第三类人。我们有责任指出这一无意识或可能是有预谋的疏忽。
是的，因为那项法律而落入贸易保护先生口袋的5法郎，对其本人和那些受他激励获得工作的人是一件好事。如果这项法律引起的结果是这5法郎来自月球，那么这些有益的影响不会被任何与其相反的不良影响抵消。不幸的是，这奇迹般的100苏硬币并不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铁匠、制钉工、修车工、蹄铁匠、犁匠或建筑工人的口袋，简而言之就是来自雅克先生的口袋。现在，他虽然付了这笔钱，但不会比当初付10法郎时多得到一毫克铁。乍一看，你会觉得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很明显，贸易保护先生的利润被雅克先生的损失抵消了。但是，贸易保护先生利用5法郎所能做的一切鼓励国民生产的事，雅克先生也可以做到。石子之所以被投到湖里一个特定的地方，只是因为法律禁止它被投到另一个地方。
因此，看不见的抵消了看得见的。到目前为止，整个过程留下的是某种不公正的后果，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不公正的后果是由法律造成的。
这还不是全部。我曾说，第三类人总是被遗弃在阴影里，我得把他们带出阴影，让大家看到还有5法郎的损失。这样，我们将看到整个过程的所有后果。
雅克先生拥有15法郎，这15法郎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们假设他还处在自己可自由处置这15法郎的时期，那么他用这15法郎干了什么呢？他花10法郎买了一件时髦东西，然后用这件时髦东西换了（或者由某位中间商代他换取）100千克比利时矿。那么，雅克先生还有5法郎。他没有把这5法郎扔进河里，而是把它给了某个生产部门的商人，以换取他想要的某种东西（这是看不见的）。例如，他把5法郎给了一个书商，以换取一本波舒哀（Bossuet）[1]写的《通史》（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
因此，在增加国民生产方面，他这15法郎发挥了如下作用：
巴黎的时髦东西：10法郎。
图书：5法郎。
至于雅克先生自己，他这15法郎可以买到如下两件他喜欢的东西：
一是100千克铁。
二是一本书。
现在，那条禁令生效了。
那么，雅克先生的情况会怎样呢？国民生产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当雅克先生把他那15法郎一分不剩地交给了贸易保护先生以换取100千克铁时，他所得到的经济上的满足仅限于这100千克铁。他失去了一本书或任何其他对等商品所能带来的好处，他损失了5法郎。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容置疑。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同意，如果贸易限制政策提高了商品的价格，消费者就会失去这5法郎。
但是，你会说，国民生产中包含了这5法郎。
不，不是这样的。因为在那条禁令生效后，这笔钱（都是15法郎）所起到的作用和以前是一样的。
唯一的问题是，在禁令颁布以后，雅克先生的15法郎到了炼铁厂；而在禁令颁布以前，这15法郎是由时髦商品店和书店平分的。
从道德层面来看，人们可能会认为，贸易保护先生本人在边境上实施的暴力与他通过法律实施的暴力，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人认为，当掠夺变得合法时，掠夺里包含的所有不道德就会烟消云散。就我而言，我想不出比这更糟的情况。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其经济后果是一样的。
不管你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件事，只要你保持眼光敏锐，你就会发现，不管掠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它都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我们并不否认，贸易保护先生或他的企业（如果你愿意，那么你也可以将其称作国民生产）获得了5法郎的利润。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禁令造成的还有两种损失：一种是雅克先生的损失，他花了15法郎买以前用10法郎就能买到的东西；另一种是国民生产的损失，那损失的5法郎再也找不回了。做个选择题吧，我们所说的那种利润能够补偿哪种损失呢？你没有选择的那种就是净损失。
言外之意是：暴力并不促进生产，而是破坏生产。天啊！如果暴力可以促进生产，那么我们法国现在该有多么富裕啊！
[1] 波舒哀，历史学家，也是路易十四儿子的家庭教师。在政治上，他是一个顽固的法国天主教徒，反对新教，支持君权神授的思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