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善良的店主人雅克先生（Jacques Bonhomme）[1]那调皮捣蛋的儿子打破了一扇窗户时，你可曾见到雅克先生发怒的样子？如果你目睹了这一场景，那么你一定会注意到，所有的围观者（甚至达到了30个人）似乎都在异口同声地安慰这个不幸的人：“万事万物总有好的一面，这种倒霉的事情还能促进生产呢！你看，每个人都得有活干啊。如果玻璃没破，那么玻璃匠要怎么活啊？”
好吧，这个令人宽慰的准则中蕴含了某种完整的理论。在这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中，如果你觉得其中的理论不可思议，那么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不幸的是，它与那个指导我们大多数经济制度的理论是完全相同的。
如果你认为有必要花6法郎去更换一块玻璃，如果你的意思是，这件倒霉的事情为玻璃行业提供了6法郎，并刺激这个行业增加了6法郎的产业规模，那么我对此表示赞同。对于这种精确的推理，我无可置疑。玻璃匠来了，安装了玻璃，得到了6法郎。他擦了擦手，从心底里感谢这个熊孩子。这就是我们看得见的。
但如果你就此判断打破窗户是一件好事（它能使货币流通，从而刺激了工业），那么我不得不大喊一声“就此打住吧！”。
你的理论只看到了看得见的东西，而完全没有注意到看不见的东西。
那看不见的东西是：我们的店主人由于在一件事情上花了6法郎，因而就不能拿这6法郎去干别的事了。如果他没有用这6法郎换一块玻璃，那么他可能会换掉他的破鞋，或者为他的书架添置一本书。简而言之，他本来可以用这6法郎做其他事，而在换了玻璃后，他的愿望落空了。
因此，让我们考察一下这对整体工业造成的影响。由于窗户被打破了，所以玻璃行业有了6法郎的刺激，这就是我们看得见的。
要是窗户没被打破，那么制鞋业（或其他行业）就会受到6法郎的刺激，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如果我们既考虑那看得见的东西（积极影响），又考虑那看不见的东西（消极影响），我们就会明白：从整体上看，不管玻璃有没有破，它对国民产出和就业都没有影响。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这对雅克先生造成的影响。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从那扇让他花了6法郎的破窗那里得到的利益享受与之前分毫不差。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发生玻璃被打碎的意外，那么他可以花6法郎买双鞋，于是他便可以享有一双鞋和一扇窗的利益。由于雅克先生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对雅克先生所做之事和所获之利进行比较后，社会已经失去了那扇破窗的价值。
由此，总的来说，我们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那些遭到毫无意义毁坏的物品的价值就这么从社会上消失了。”同时它也引出了一句令保护主义者不寒而栗的格言，即“破坏、损害和浪费不会刺激全国就业”，或者更简洁的说法是，“破坏是无利可图的”。
《工业观察报》（Le Moniteur industriel）会对此说些什么呢？可敬的圣-查曼斯（Saint-Chamans）[2]先生的追随者们会有什么看法呢？圣-查曼斯先生曾如此准确地计算出被焚毁的巴黎会带来多少生产活动，就因为那些房子会被新建起来。[3]
很遗憾，我击破了他这种独具匠心的计算，尤其是他已经把他们这种精神引入了我们的立法中。但我请求他重新计算一下，希望他在计算了看得见的东西之后，也能把看不见的东西纳入计算范畴。
读者必须清楚地注意到，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小故事并不仅仅涉及两个角色，而是涉及三个角色。第一个是雅克先生，他代表了消费者，由于别人的破窗行为，他本可以享受的两种利益减少到了一种。第二个是玻璃匠，他代表了生产者，他向我们展示了由破窗事件引起的生产活动。第三个是鞋匠（或任何其他生产者），他的产量也因为同样的情况遭受到了同等数额的损失。其中，第三类人总站在一个我们视线所不及的地方。通过把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拟人化，这类人变成了这个问题的关键因素。正是这类人让我们明白，破坏行动能获利的想法是多么荒唐可笑。正是这类人在短时间内就教会我们，贸易限制政策能获利的想法也同样是荒唐可笑的。毕竟，这种破坏性行动除了是不公正的体现之外，什么也不是。因此，在深入研究所有支持贸易限制政策的论据细节后，你会发现，这一切都只源于这句俗语：“如果窗户从未被打破，那么玻璃匠要怎么活啊？”
[1] Jacques Bonhomme，相当于英语中的Jack Goodfellow，又被称作Guillaume Cale（英语中对应的是William Kale或Guillaume Caillet）。这个名字最初（原本）所指的具体人物的身世背景不甚明了，但确定的是，他是一位富裕的农民。对应汉语世界，这个名字就相当于“张三”“李四”这样的专名，以指代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译者注
[2] 圣-查曼斯，复辟时期的议员和国务委员，是一位贸易保护主义者和贸易平衡鼓吹者。——译者注
[3] 英文版编者指出，巴斯夏在这里记错了地名，当时的大火发生在伦敦，而不是巴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