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
［141］不足道之越轨行为是必要的！——面对风俗习惯，也曾有违自己更好的洞见而行动；在此处是在实践中屈服但却保留了精神的自由；与所有人共进退，以向所有人表明我们的殷勤和善举，仿佛是为我们在意见上的偏离做出补偿——在许多还算自由思想的人那里，这不仅被认为是“毫无问题的”，而且还被认为是“正派的”“通人情的”“宽容的”“不迂腐的”，以及其他任何听来可以使理智的良知昏睡过去的溢美之词。因此，我们看到，有人以基督教的方式给他的孩子洗礼，而他同时是个无神论者；有人像旁人一样在部队服役，虽然他可能诅咒一切民族间的仇恨；也有人拉着他那从小在宗教家庭长大的未婚妻的手跑进教堂，并且毫不害臊地在牧师面前赌咒发誓。“若我们做了一些所有其他人正在做和已经做过的事，那有什么大不了的？”——粗劣的偏见这样说！多么粗劣的错误！因为对于一种已经是强大的、传统的且非理性地得到承认的习俗来说，再没有比让自己在某个被认为有理性的人的行动中得到证实更重要的了：由此，在那些听说此事的人眼中，［142］它就获得了理性本身的批准！你们的见解弥足珍贵！但不足道的越轨行动却更有价值。
150
婚姻之偶然。——如果我是上帝，慈悲的上帝，那么，再没有比人类的婚姻更让我无法忍受的了。在他生命的70年中，甚或在他生命的30年中——若他只有30年可活的话——他可以取得的进步之大是无法想象的，连上帝也会为之惊奇！然而，我们随后看到，他如何把这场战斗和胜利的遗产和遗言，他的人性的桂冠，挂在首要的最好的位置上，而一个女人去把它撕成了碎片；我们看到，他多么长于获取而又多么拙于保存，甚至没有想到他可以通过生殖为一种更大胜利的生活铺平道路：正如已经说过的，我们开始失去耐心，并且说：“人类最终不会获得任何东西，个体都被浪费了，婚姻的偶然使人类的一种伟大进程的全部理性变得不可能；——让我们不要再做这没有目的的演出的热心看客和傻子！”——正是怀着这种心情，伊壁鸠鲁的诸神当时隐退到神的幸福和沉默中：人类和人类的爱情纠葛使他们厌倦。
151
此处该发明新的理想。——对任何一个热恋中的人，应禁止他做出关于其生活的任何重要决定，更不许他根据自己的强烈幻想一劳永逸地决定他的伴侣人选。应公开宣布，恋人之间的誓言无效，并且不许他们成婚：因为婚姻是一件当然需要更严肃对待的大事！［143］所以，现在的结合将来一般都不会得到允许。现在的大多数婚姻难道不都是这样一种婚姻，对这种婚姻，人们更愿意没有第三者在场吗？然而，这第三者——孩子——却几乎从不缺少，他不仅是一个见证者，而且还是一位替罪羊！
152
宣誓的套语。——“若我现在说谎，我就不是正派人，无论何人都可以当面这样骂我。”——我建议以这句套语代替法院里的誓词以及其他通常的对上帝的呼唤：它（比它们）更强大。对此，即使虔信的人也没有理由反对它：因为以往的誓词已不再够用，虔信的人就必须听从他们的教义手册，上面说：“你不可妄称你主神的名字。”
153
不满者。——这是一位过去时代的勇士：他恼怒于文明，因为在他看来，文明所追求的目标，所有好的事物，荣誉、财宝、美人——同样也为懦夫们所拥有。
154
遭受危险者的安慰。——希腊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时刻面临巨大的危险和灾难，所以他们在进行思想和认识时，寻找情感上的安全和最后的庇难所的安全。我们，在一种无比安全的状态中，于是我们把危险带进了思考和认识中，而且我们在生活中得到恢复并从危险中平静下来。
155
［144］即将消失的怀疑。——与古代和中世纪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胆冒险行动要少得多——这很可能是因为，现代世界再也不能相信什么预兆、神谕、星象和预言家了。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像古人那样相信一种注定属于我们的未来了。与我们不同，古人对未来事物的怀疑要远远小于他们对现存事物的怀疑。
156
恼怒于纵情放肆。——“只求我们不要感觉太舒适了！”——这是鼎盛时期希腊人内心深处的隐秘忧虑。因此，他们才劝诫自己节制。再看看我们是怎么回事！
157
［Pütz］尼采提到的“对‘自然之声’的崇拜”在卢梭的《关于语言起源的探讨》（1761，于卢梭去世后的1781年出版），以及在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的《论语言的起源》（1770）中可以看到。他们二人都将原始语言看作是激情在“诗歌”（Poesie）中的自然表达；这种语言的显著特点是有元音的、有节拍的和有韵律的，其中图像比概念处于优先地位。 ［Pütz］此处亦参柏拉图《理想国》（Politeia）：里面可以看到反对悲剧诗人的最严肃的思考，悲剧诗人“用悲伤的动作模仿某一英雄，长时间地悲叹吟唱”（605c—d）。 ［Pütz］希腊神话传说中波阿斯（Poias）的儿子。由于他在奥伊塔（Oita）山上为垂死的赫拉克勒斯点燃了火葬的柴堆，赫拉克勒斯把弓和有毒的箭送给了他。由于溃烂恶臭的伤口，他被奔向特洛亚的希腊英雄们遗弃在雷诺斯岛上，但10年后他被奥德修斯用诡计接回，因为按照一个预言，没有他和赫拉克勒斯的弓箭，就不能征服特洛亚。索福克勒斯在其戏剧《菲罗克忒忒斯》（公元前409年）中对这一素材进行了加工。 对“自然之声”（Naturlaut）的崇拜。——我们的文化不仅容忍种种痛苦表达，容忍眼泪、抱怨、咒骂，愤怒或谦卑的姿势，而且还赞许它们 并把它们看作高贵的、不可或缺的，这说明了什么？——相反，古代哲学的精神不无轻蔑地看待它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它们看作不可或缺的。例如，请回想一下柏拉图 ——并非最冷酷无情的哲学家中的一个——是如何谈及悲剧舞台上的菲罗克忒忒斯（Philoktet） 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化缺少“哲学”？这些古代哲学家也许会把我们所有人都看作“贱民”？
158
［145］（适宜）谄媚者的气候。——今天，要找摇尾乞怜的谄媚者，我们不应该到王公贵族的身边去找，因为他们全养成了一种与谄媚不能相容的尚武之气。但是在银行家和艺术家近旁，谄媚之花现在也还在生长。
159
［Pütz］浪漫主义者从对启蒙运动的批评出发，指责启蒙运动的片面理性主义以及与此相连对生命领域的孤立，他们对历史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兴趣。此外，他们也同时发现了中世纪文学（童话，民间话本），将之作为启蒙运动之前最后的普遍文化的见证。就其应该助长生命的一种不断的普遍诗化来说，浪漫主义的历史神话同时也是一种未来乌托邦：历史研究不应促使我们倒退到过去时代的天真的安全之中，而应促进一种有计划地发展了的新开端。然而，在后期浪漫主义中，在历史兴趣和未来布局之间的这种辨证关系，为了有利于一种片面的保守的灵活后退而丢失了，这种灵活后退在政治关系方面的断念中体现出来。 复活过去的人。——虚荣之人，当其与过去某段时光发生了共鸣，特别当他们这样做是在勉为其难时，他们就会如获至宝，把这段时光抬到天上，甚至想方设法地要使它复活过来。由于虚荣之人为数众多，因此，一旦整个时代都致力于历史研究，其危险性是不容小觑的：大部分力量都浪费在了在想象中复活过去。从这种观点出发，也许最能理解整个浪漫主义运动。
160
虚荣、贪婪和没头脑。——你们的欲望大于你们的理性，而你们的虚荣又大于你们的欲望——从根本上来说，对你们这样的人，推荐一大堆基督教实践再加上一丁点叔本华理论将是非常合适的。
161
［Pütz］希腊神、宙斯和勒托（Leto）之子阿波罗最著名的雕像，保存在梵蒂冈（望楼的庭院）的一件复制品，其希腊青铜原型很可能来自古代雕塑家列奥卡列斯（Leochares）（约作于公元前350年）。阿波罗迈步向前，举目侧视飞向观者的离弦之箭。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就抱有的对早期希腊艺术作品的赞赏（该雕像于15世纪末被发现）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有所减弱。温克尔曼依然在这尊阿波罗雕像中看到了“所有幸存下来的古代作品中最高的艺术理想”。（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第2部，“据希腊时代的外部状况来考察”，德累斯顿1764，页392） 遵照时代的美。——若我们的雕刻家、画家和音乐家想要猜中时代的鉴赏力，他们就必须将美塑造得臃肿、庞大和神经质：正如希腊人，在他们的节制的道德魔力吸引下，［146］把美看作并塑造成望楼的阿波罗 的模样。我们本该称他为丑的，可是，那些愚蠢无耻的“古典主义者”使我们所有的诚实丧失殆尽！
162
当代的嘲弄。——当下，欧洲人的方式是，以嘲弄对待所有伟大的兴趣，由于我们是如此忙于利用它们，以至于没时间严肃对待它们。
163
反对卢梭。——如果我们的文明是某种自身可鄙的文明：那么，对此我们可以选择像卢梭那样，认定“这种可鄙的文明应该对我们的坏的道德性负责”，或者，我们也可以反对卢梭，认定“我们的好道德性应该对我们的文明的这种可鄙性负责。我们关于善与恶的那些虚弱的、非阳刚的和群居性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对肉体和灵魂的巨大惊人的统治，最终使所有身体和灵魂都变得虚弱了，并且使那些自主的、独立的和无偏见的人夭折了，而这些人却正是一个强大文明的支柱：如果你现在在什么地方还能碰到坏的道德，那么你所看到的就是这些支柱的最后的碎片”。因此，我们用悖论反对悖论！在此，真理不大可能同时属于双方：那么它到底属于哪一方呢？我们不妨试试看。
164
［Pütz］通过对唯一正确的说法——它表达了天主教会的传统要求——进行挑衅性改变，尼采在此指引我们注意他所主张的哲学视角主义学说：尼采从不同的和永远变换的视点来考察和评价道德、科学、世界、艺术以及思想本身，以便能把握生命的完整光谱，而一种片面固定的观察方式将会掩盖和歪曲它。 也许被引诱。——目前看来，那些不拘于现行法律和习俗的人，已经作了首次尝试，［147］即组织起来并以此为他们自己创造一种权利，尽管在形形色色错误的、迷惑性的名目下，且多半处在来自他们那方面的巨大的不清晰性中：而迄今为止，他们都如此生活着，即被诋毁为罪犯、自由思想家、不道德的人和恶棍，他们受到被放逐的绝罚、具有坏良知的绝罚，变成了被败坏的和败坏别人的人。大体上来说，我们应该认为这一步是正确和正当的，尽管它也许会带来这样的后果，使未来的世纪变得不那么安全，以至每个人都必须携带武器：因此，已经有一种相反的权力在此，它不断提醒我们，并没有什么只有它自己才可以称为道德的独一无二的道德， 而且一种排他性的肯定自身的道德杀死了许多好的力量，并且人类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偏离分子，他们如此经常地是那种独创性且丰产的人，不该再被牺牲掉；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思想上偏离道德，都不应再被视为可耻的；必须对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进行大量新的实验；坏良心这一巨大惊人的负担必须被消除：这些最普遍的目标应该为所有诚实的、追求真理的人所承认并被推动。
165
哪些道德不使人无聊。—— 一个民族不厌其烦地宣扬和传播的头号道德律令，跟它的头号缺点有关，因此它才不会让这个民族感到无聊。希腊人，他们是多么经常地丢掉节制、冷静的勇敢、正义感或甚至可理解性，然而，当他们聆听苏格拉底的四美德时，他们是多么津津有味——他们如此需要这些美德，然而同时又如此没有能力获得这些美德！
166
［148］十字路口。——唉！你们希望变成某个体制的一部分，在这个体制里，一个人不是毫无保留地变成一只轮子，就是被其他轮子所碾压！在这个体制里，不言自明的公理是，每个人之所是就是上面规定其之所是！在这个体制里，“联络”竟然变成一种天职！在这个体制里，如果人们因为听说“他某一天也许会对你有用”而注意到某人，在这件事中竟然没人觉得受到了侮辱！在这个体制里，人们竟然毫不害羞地造访某人，以便获得他的推举！在这个体制里，人们甚至根本没有想过，由于在习俗面前如此猥琐和谦卑，他们已经使自己变成了自然生产出来的破铜烂铁，其他人可以随意使用和打碎它而不会感到有什么内疚？人们仿佛是在说：“像我这样的东西永远都不缺，随便用！别客气！”
167
［Pütz］指挥家、作曲家和文学家瓦格纳（1813—1883）；自从《漂泊的荷兰人》以来，发展出一种特别德国风格的“音乐剧”（Musikdrama），通过咏诵表演出来的台词和主导动机式的通谱音乐之间的统一，消除了意大利和法国歌剧形式中咏叹调和宣叙调之间的分裂。尼采从1868年后一度与瓦格纳保持友好关系。在《悲剧的诞生》中，他从狄奥尼索斯崇拜的狄奥尼索斯音乐歌队中引出希腊悲剧。自苏格拉底发动的启蒙进程开始以来，尼采看到艺术走向衰落，但他相信在瓦格纳的作品中看到了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一种新生。在《不合时宜的沉思》（1875/76）第四部中，尽管赞扬瓦格纳的音乐，尼采却批评瓦格纳的诗人才能和作为一种文化的未来之先驱的资格。1876年，当瓦格纳在拜洛伊特成功实现其音乐节计划时，他们的友谊宣告结束。在晚期著作中，尼采分析瓦格纳的作品，视其为文化颓废（décadence）的表现。在《瓦格纳事件》和《尼采反瓦格纳》（同为1888年）中，他有力地论证在《道德的谱系》（1887）中建立的论题，比如瓦格纳在《帕西法尔》（1882）中向基督教的靠拢。 ［Pütz］在帝国成立10年后，尼采攻击他的同时代人那种将德国文化视为整齐划一的眼光，对他们而言，这一文化的一切都同样值得崇拜。实际上，叔本华、瓦格纳和俾斯麦并不能协调为一个共同的传统，相反，他们代表的是彼此对立的立场。像瓦格纳在其1851年完成的著作《歌剧和戏剧》中针对绝对音乐的观念所陈述的意义，与叔本华关于作为一种非人格意志之客体化的绝对音乐的观念背道而驰。瓦格纳在转向基督教之后继续批评哲学家，如在《宗教与艺术》（1880/81）导论第二部分“英雄主义和基督教信仰”中。1854年，当瓦格纳将带有他手写“出于崇敬”献词的作品《尼伯龙根指环》（1876年全剧首演）请人转交给叔本华时，叔本华评论说，这家伙更像个诗人而不是音乐家，此外还对剧本语言加以改动，但使作曲家感到遗憾的是，他仍然欠作曲家一个回应。叔本华很可能在瓦格纳所着重描述的沃尔松家族（Wälsungen）的手足之爱［译按：沃尔松家族是北欧神话中最有名的半神家族，沃尔松是主神奥丁之子希吉（Sigi）的孙子，他生有十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中西格蒙德（Sigmund）和西格妮（Signy）兄妹二人乱伦生下了屠龙勇士西格弗里德（siegfried）。从冰岛神话《埃达》和《沃尔松萨迦》到日耳曼史诗《尼伯龙人之歌》再到瓦格纳的音乐剧《尼伯龙根指环》，这个故事一脉相承。］中嗅到了与他自己所主张的对性爱的形而上学否定的一种冲突。虽然承认《尼伯龙根指环》的地位，但叔本华更喜欢莫扎特和罗西尼（Rossinis，1792—1868）的古典歌剧，由于它们篇幅更短小、构思更清晰。（对此请参Ulrich Müller和 Peter Wapnewski《瓦格纳手册》，斯图加特1986，页102。）与哲学—美学上的对立结合在一起的是政治上的分歧：与反动的叔本华不同，瓦格纳在1848/49年站在革命一边。但作为艺术家他支持一个由对文化政治改革友好的君主领导的共和国，并从1864年后得到了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1864—86）热情然而反复无常的支持。瓦格纳与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的关系一直是三心二意的。1871年5月3日，当两人在柏林碰面时，都表现出一种相互的但是非常有距离的敬意。清醒的实力政治家和悲剧的—悲观的艺术家终归不是同路人。（对此请参Martin Gregor-Dellin《瓦格纳：他的生平，他的作品和他的世纪》，慕尼黑1980，页643和689。） ［Pütz］拜伦勋爵的同名悲剧《曼弗雷德》（1817）的主角。曼弗雷德，深受知识之苦，于是在戏剧开头召来精灵，请求他们赐给他遗忘的能力，然而连精灵们也不能满足这一愿望。 ［Pütz］卡诺（Lazare Nicolas Carnot，1753—1823），法国政治家、数学家和军官。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Republikaner），他曾参与推翻罗伯斯庇尔并多次反对拿破仑。 ［Pütz］共和政体的信奉者。共和国（Republik，拉丁文 res publica，意为“共同体”［Gemeinwesen］）原指任何不是为统治者的利益而是为全体人的幸福服务的国家；因此，与专制政体不同，君主政体也可以是共和制的。直到18世纪末，共和制和君主制这两种政体才被认为是不能相容的。 ［译注］尼布尔（Barthold Georg Mebuhr，1776—1831），德意志历史学家，其巨著《罗马史》影响巨大，开创了历史编纂的新纪元。 绝对崇拜。——当我想到人们最多阅读的德国哲学家，最多倾听的德国音乐家和最受人们欢迎的德国政治家时，我不能不对自己承认，德国人这一充满绝对情感的民族，现在被搞得相当郁闷，而且还是被他们自己的伟大的人物。三次，我们都看到了一种壮丽的景象：每次都是一条呼啸而来的急流，奔腾在它自己开出的河床里，波涛汹涌，气势磅礴，常常使人觉得它们就要向高处流去。然而，无论人们对它们如何奉若神明，在整体上以及在大的方面，谁又会不愿意与叔本华意见不同！在整体上以及在细节上，谁又能与瓦格纳（Richard Wagner） 不无分歧！——就算有人所言是真实的：每当瓦格纳自己发火或惹别人发火，［149］都表明那里埋藏着一个问题——当然他自己并没有揭开问题。——最后，又有多少人会甘愿与俾斯麦一致，就算他总是能够与他自己一致，或者仅仅是有可能在将来与他自己一致？尽管：毫无原则而只有基本欲望，一个灵活的精神服务于强大的基本欲望，而且刚好因此而毫无原则——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完全不应该有任何引人注目之处，毋宁说应该被视为正当和符合天性；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它完全不是德意志的！围绕着音乐的喧嚷，以及围绕着艺术家的不协和音和坏情绪，同样不是德意志的，叔本华所采取的不同寻常的新立场，同样不是德意志的；也就是既不高踞于事物之上，也不匍匐于事物之前——这两种态度依然可以说是德意志的——他反对事物！难以置信！难以忍受！把自己与事物并列，然而却是作为它们的反对者与它们并列，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作为自己的反对者与它们并列！——对于这样一位榜样，绝对的崇拜者应当如何呢？而且三位这样的榜样甚至彼此不能和平共处，对此他又当如何呢？叔本华反对瓦格纳的音乐，瓦格纳攻击俾斯麦的政策，俾斯麦则攻击所有瓦格纳派和叔本华主义！ 绝对的崇拜者留在这儿做什么好呢？带着他那“整体崇拜”的渴望逃向何方呢？我们也许能从音乐家的作品中选出几百小节好的音乐，它们请一个人来细心照料自己，人们也愿意让它们来照料自己，因为它们触动人心，人们也许能带着偷来的这点赃物走到一边并忘掉其余一切呢？关于哲学家和政治家，我们恰好也可以找到这样一种脱身吗——挑一些东西，让自己细心照料它们，特别是忘掉其他一切！是的，唯当忘记不是太难的话。从前有一个非常骄傲的人，［150］他除了自己所有的东西以外，不接受任何无论好还是坏的东西，直到有一天，他需要忘记，但发现自己不能给自己提供这种东西，于是他不得不三次召来精灵；精灵来了，听了他的要求，最后说道：“只有这件事儿是我们做不到的。”德国人难道不能从曼弗雷德（Manfred）的经验 中学到什么？干吗要召唤精灵？这样做毫无用处，人们忘不了，即使他想忘。而如果我们要成为我们时代的三位伟人的五体投地的崇拜者，关于他们我们所需要忘记的“其他”又何其多哉！然而，在此值得推荐的是，利用这个好机会并去寻找某些新的东西：即诚实地对待自己，从一个深信不疑跟着说和凶狠盲目地敌视的民族，变成一个有条件地赞成和善意地反对的民族：但是，首先是要认识到，绝对的个人崇拜乃是某种可笑的东西；认识到因此改变立场即使对德意志民族来说也算不上什么不光彩；认识到有一条深刻的、值得牢记的箴言：“重要的不是人，而是事。”这条箴言，有如其作者，卡诺 ，战士和共和主义者 ，伟大、诚实、简单和沉默。——然而，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对德国人谈论一个法国人，而这个法国人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吗？也许不行；确实，我们可能甚至早就不记得尼布尔 可以告诉他的时代，告诉德国人的话了：在他心目中，没人比卡诺更像是真正的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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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榜样。——我喜爱修昔底德的是什么？为什么我尊敬他胜过柏拉图？人或事物的一切独特性都使他感到无限的、无偏见的快乐，［151］他相信每一种存在类型都有某种引人入胜：他的目的就是去发现这种引人入胜。在实践中，他也表现得比柏拉图更公正，对那些他不喜欢或在生活中伤害过他的人，他并不加以谩骂或贬低。相反，由于寻找类型并且仅仅寻找类型，他在他所处理的所有人和事物中都看到某种伟大性并加以考察；因为后代对于非典型的东西是不会有兴趣的，而他正是要把自己的工作献给这些后代。因此，在这位人类描述者的身上，那对于世界最公正无私的知识的文化开出了最后的美丽花朵；索福克勒斯是这种文化的诗人，伯里克利是这种文化的政治家，希波克拉底是这种文化的医生，德谟克利特是这种文化的自然哲学家；以它的教师智术师的名字命名这种文化是完全应该的，然而，不幸的是，从它被命名的那一刻起，它却变得苍白和不可理解了——我们现在开始怀疑它一定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文化，因为柏拉图和全体苏格拉底学派都反对它！此处，真理是如此复杂、难以分辨，以至于它引起了反感，我们索性不再试图去分析它了：因此，古老的谬误（错误比真理简单）依然在走它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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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近代对之部分进行保护、部分进行重建或发掘出来的三座具有巨大文化价值和建筑价值的古代名城。帕埃斯图姆是一个希腊城市，位于南意大利，有著名的圣迹和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的古代神庙（公元前6/5世纪的赫拉和雅典娜神庙）。温克尔曼和歌德赞颂帕埃斯图姆的神庙是古代希腊建筑的杰作。庞贝是一个小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彻底掩埋，就这样在火山熔岩下保存下来，以至于到了1869年以后，人们通过系统的发掘重新发现了一个正处于日常生活进程中而突然被打断的罗马城市。庞贝城中著名的有阿波罗神庙、公共温泉浴场、圆形露天剧场、别墅中的壁画。希腊时代的东西留下来的只有市场上的多立克式神庙。雅典作为古代阿提卡地区的首府，展示了许多古代地点，特别是在卫城上的带有迈昔尼时代遗迹的神庙群。 ［Pütz］尼采指瓦格纳的音乐。关于这种音乐的特点，亦参《人性的，太人性的》，“来自艺术家和作家的心灵”，节219，以及“意见和箴言集锦”，节144。 我们对希腊极为陌生。——东方的或现代的，亚洲的或欧洲的：与希腊的相比，它们全都占有量大的东西，并拥有对作为崇高之语言的宏大的量的乐趣，当人们置身帕埃斯图姆（Pästum）、庞贝（Pompeji）或雅典（Athen）， 面对全部希腊建筑，看到希腊人是多么善于并且爱好用寥寥几笔勾画出崇高的形象，我们不能不感到惊奇。——同样：在希腊，在其想象中，［152］人自身又是多么简单！我们在关于人的知识方面超出他们有多么远！但是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心灵和我们对于心灵的想法，看起来也是多么地像迷宫啊！假如我们愿意并且敢于按照我们心灵的形态造一建筑（对此我们还太胆怯！），那么，错综复杂的迷宫就是我们最好的样板！我们已经让为我们所特有并真正表达我们的音乐 猜中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音乐中，人们可以这样进行，因为他们误以为无人在此，无人能够在他们的音乐下面看见他们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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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不同视角。——我们关于希腊人的闲话多么不着边际！对于他们的艺术，我们究竟理解些什么！他们的艺术的核心是对男性裸体美的激情；他们正是从这种激情出发，去感受女性美。因此，他们对于女性美具有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视角。他们对于女人的爱也是如此：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爱慕，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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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的食物。——他善于消化众多东西，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东西——他的抱负正在于此：但是，假如他在这方面不是如此擅长，他也许会是更高的目类；杂食的人（homo pamphagus）并不是最精美的种类。我们生活在一个趣味更为反常、偏执的过去与一个其趣味可能更为讲究和精细的未来之间——我们正在途中，离二者同样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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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尼采心里想的可能是柏拉图的主要著作《理想国》，在该书第10卷中，悲剧被作为一种模仿与所有其他模仿相提并论，仅仅是游戏，当不得真（602b）。如果没有更深刻的关于真理的知识作为药物，所有诗作都会败坏听众的心灵（595b）。 悲剧与音乐。——其情绪处在一种战争的根本状态中的男人，如埃斯库罗斯时代的希腊人，［153］是难以打动的，而且一旦同情战胜了他们的严酷，像一阵眩晕同时也像一种“魔鬼的强力”一样突然抓住他们——他们就觉得自己不自由了，因一种宗教的战栗而激动起来。在这种状态过去之后，他们不无疑虑；但是，只要他们还处在这种状态中，他们就会享受到神不守舍的、奇妙的欣喜，混合着痛苦的最苦涩的苦艾酒：这是适合战士的饮料，一种危险、稀有、苦涩而甜美的东西，一个人是不容易享受到的。——如此感受同情的灵魂，严酷且好战的灵魂，无论通过恐惧还是通过同情都不容易将它们制服，但通过同情不时地被软化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这样的灵魂构成了悲剧所要诉诸的对象。至于那些像帆渴望风一样渴望“同情心”的人，悲剧于其何有哉！到了柏拉图的时代，雅典人变得更温柔和更敏感了——但即使这时，他们离我们现代社会大小城市居民的多愁善感仍然是多么遥远！——但是哲学家们已经开始抱怨悲剧的害处 。在刚刚开始的那样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里，勇气和男人作风的价值提高了，它也许会逐渐使灵魂重新变得如此强硬起来，以至于这些灵魂迫切需要悲剧诗人：但是暂时悲剧诗人还有点——用最温和的词汇来说——多余。——同样，对于音乐来说，那样一个时代也曾是一个更好的时代（当然也会是一个更恶的时代），音乐家们必须用音乐诉诸那些严格个人的、内心严酷的、受自身激情的晦暗严肃统治的人：但是音乐之于目前这个正在消逝的时代的这些过于灵活的、发育不全的、半个人的、好奇的、对一切都渴望贪婪的灵魂，又何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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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指在19世纪后半叶经常尖锐化的社会问题。 ［154］赞美工作的人。——在对“工作”的一片颂扬声中，在关于“工作福音”的喋喋不休中，我看到了同一种隐蔽的想法，与人们在赞美公益的非个人行动时的想法是相同的：对任何独特性个人性的恐惧。所谓工作，总是意味着高强度和长时间的工作；人们现在感到，这样的工作不啻最好的警察；它给每个人都戴上了一副沉重的镣铐，而且懂得强有力地阻碍理性、贪欲和独立意识的发展。由于工作消耗了特别多的精神力量，那就从同一个人身上取走了反思、筹划、梦想、忧虑、爱恨，工作始终给人树立眼前的目标，并且提供容易的和定期的满足。因此，一个充满了不断紧张工作的社会也拥有更多的安全：而安全现在正被奉为最高的神明。——现在！令人吃惊！正是“工人”开始变得“危险”！ 到处都挤满了“危险的个人”！而且在他们的身后站着各种危险中最大的危险——真正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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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社会的道德风尚。——当代道德风尚的基本原则是：“道德行动即出于同情别人而做出的行动。”在这一基本原则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一种企图统治可怕性的社会欲望，它以这种方式理智地伪装了自己：对于这种欲望来说，最高的、最重要和最切近的就是，想要生活去掉它在过去时代所具有的全部危险性，而且每个人都应该为此贡献他的全部力量：因此，只有那些以公共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为目的的行动才有权被称为“善”！［155］——当这样一种对可怕性的暴政变成了规定人的绝对的道德命令，当人们可以如此毫无异议地命令自己摆脱自己、撇开自己，但却命令自己对来自他处的每个人的困境、痛苦有一双猞猁般的锐利之眼，那么人们现在在他们自己身上所能找到的欢乐必定是少之又少！怀着磨平生命的所有棱角这一巨大惊人的意图，我们不是正在使用最有效的手段把人类变成一堆沙子吗？沙子！小小的、圆圆的、软软的、一望无际的沙子！这是你们的理想吗，你们这些散布同情心（sympathischen Affektionen）的先锋？——此间甚至有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们怎样才能对别人更有用呢？是一看到他的影子就跑过去，拉住他，帮助他——然而这种帮助在它不会变成暴君式的绑架或强制改造的地方，只会被看作非常表面草率的做法——还是把我们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使他一看到我们就感到愉快、神清气爽，仿佛看到一个与世隔绝、带有一道遮挡风暴和马路尘土的高墙以及一扇好客的大门的美丽而宁静的花园？
175
［Pütz］指19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作为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之子，它要求让个人的天生的赢利欲自由活动，以便各种经济力量恰当的相互作用能够引起最大可能的总体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的自由竞争仅仅由经济活动参加者的供需来调节。尼采看到，不仅经济生活，而且未来的全部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都是根据这两个标准来规定的。 ［Pütz］拉丁文：犹太人阿培拉才信这个（意思是：我可不信！）据贺拉斯的讽刺诗I，5，100。阿培拉是当时获释奴隶的常见外号，在此用来称一个轻信的犹太人。 一种商业文化的基本观念。——今天，我们一再看到，一种社会文化正在形成，商业活动是这种文化的灵魂，正如个人竞赛是古希腊文化的灵魂， 战争、胜利和法律是罗马文化的灵魂。商人并不生产，却善于为一切事物定价，并且是根据消费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据他自己个人的需要来定价：“什么人和多少人会来消费这种东西？”这永远是他的头号问题。这种定价方式已经变成了他的第二本能；对于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切事物，他都不断通过这种方式加以衡量，无论它们是艺术和科学的产品，还是思想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民族、党派乃至一个时代的成就。［156］一切创造出来的事物，在他那里都只具有供应和需求的关系，他探讨这种关系，以便使自己能够决定它们的价值。这构成了整个文化的特质。它细致入微，无孔不入，制约着一切愿望和能力：这是你们未来世纪的人将会为此感到骄傲的：假如商业阶级的先知有权把这一文化特质交到你们手上的话！但是，我对这些先知毫无信心。用贺拉斯的话来说：让犹太人阿培拉去相信他们吧（Credat Judaeus Apella）。
176
批评我们的前人。——为什么现在我们难以忍受哪怕是不久前过去的真理？因为总是有这样的新的一代已经在此觉得自己与这个过去格格不入，并在对过去的批评中享受权力感的处女作。在过去的时代，情况正好相反，新的一代总是希望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过去一代的基础上，不仅接受他们的父辈的意见，而且还尽可能比过去更严格地保守这些意见，他们以这种方式去开始感觉。在过去的时代，批评前人代表轻佻放荡，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却把批评前人当作自己的出发点。
177
学会孤独。——噢，你们这些可怜的无赖，在世界政治的各大都市中，你们这些年轻的、有才华的、为野心所折磨的男人，对任何事情——总是不断地发生着什么事情——都发表意见，你们把这视为你们的责任！你们如此扬尘飞声，便以为自己是历史的前驱！你们总是在打听，总是在留意那些你们可以插嘴的时机，因此你们永远失去了真正创造的能力！你们依然还可以如此渴望伟大的作品：［157］孕育的深刻沉默绝不会降临在你们身上！日常事物驱赶你们有如驱赶面前的秕糠，你们却以为是自己在驱赶日常事务——你们这些可怜的无赖！——人若想在舞台上扮演一个主角，就不该考虑搞合唱，甚至一次也不可以知道怎么合唱。
178
每日被用掉的。——这些年轻人既不缺少个性，也不缺少才能或勤奋，然而，他们却从来没有时间为他们自己选择一条道路；相反，从童年时代起，他们就习惯于接受某个别人为他们指出的道路。到了长大成人，完全可以“放之荒野”时，人们却不这么做——人们利用他们，人们使他们自己偷窃自己，训练他们每天把自己用掉，并把这看作一种责任——现在，离了这种责任他们就无法生活；他们不希望改变这种责任。只是人们不可以不给这些可怜的役畜他们的“假日”——正如人们所称呼的那样，一个工作过度的世纪里的这种闲暇理想：只有这时他们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无所事事、发呆犯傻、幼稚可笑。
179
［Pütz］此外，尼采的批评可能指向当时正在讨论而后由俾斯麦宣布的社会法。1883实行疾病保险，1884年意外保险，1899年老人和残疾人保险。由此启动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尼采看来，它把自由的国家变成了20世纪的保险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一个匿名的官僚阶层管理着不断增长的社会福利负担和社会保险费用。 国家尽可能小为宜。——让社会中最有天才的人处理政治与经济事务，是得不偿失：这种精神浪费比最糟糕的处境还要糟糕。政治与经济过去是，且永远是智力稍逊一筹者的领地，智力高于稍逊一筹者应该被禁止进入这一工作领域：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的工厂里效力，倒不如让机器坏掉！［158］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不仅必须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而且要不断参与到这种重要生活中去，为此甚至不惜荒废他们自己的工作，这真是发疯和可笑！我们为“公共安全”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而最荒唐的是，我们得到的不是公共安全，反而是“公共不安全”：对这一事实，我们可爱的时代正在努力加以证明，好像过去还未有证明似的！使社会不受小偷和火灾之害，让各种贸易和交流畅通无阻，把国家变成好的以及坏的意义上的无虞城（den Staat zur Vorsehung） ——这都是些低级的、平庸的、无论如何也不是不可或缺的目标，我们不应该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使用我们那仍然以某种方式存在的最高级的手段和工具，而应该把他们保留给我们的最高和最珍贵的目标。我们的时代，无论它怎样大谈经济，其实是一个浪费者：它浪费最宝贵者、浪费精神。
180
［Pütz］尼采可能特别想到的是与德国民族国家统一有关的战争。他作为普鲁士爱国者经历了1866年的德国—丹麦战争，作为卫生兵参加了1870年普法战争的战役。此后不久他改变了对普法战争的看法，认为其历史理由（重建失去的民族统一）只是一种事后追认合法化的企图。 战争。——当代的大的战争是历史研究产生的影响。
181
统治。——一些人统治是因为他们乐于统治；另一些人统治是因为他们不愿被统治——对于他们来说，统治不过是两害之轻者。
182
粗犷的坚定。——当人们说某人“很有性格”，这被认为是一种莫大的荣誉。所谓有性格，就是说他表现了粗犷的坚定，这种坚定即使迟钝的眼睛也能看见。［159］然而，当更精致也更深刻的心灵发号施令并以更高的方式表现其一贯性时，观众却否认有任何性格存在。因此，狡猾的政治家们经常身披粗犷坚定的甲胄亮相，出演他们的喜剧。
183
遗老和遗少。——“议会在道德方面有问题，”总有人这样想，“因为在议会里甚至反政府的观点也可以得到表达！”——“我们在任何问题上都必须以我们的全能的主的命令为准。”—— 在许多遗老的头脑里，特别是在北德意志，此乃第十一诫。我们嘲笑它，认为它不合潮流，然而在过去的时代，它就是道德！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再次感到好笑，嘲笑现在在议会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认为是道德的东西，即把党派的政策置于自己的智慧之上，回答起关于公共福利的任何问题都像是在为党派之船扬帆。“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观点。”——这就是他们的行为准则。在这种道德下，便有了现在的各种献身、自我克服和壮烈牺牲。
184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之产品的国家。——在人们受到普遍限制和压制的各个国家里，仍然有许多漏网者和不服从者：现在他们大多聚集在社会主义的阵营中，而非其他任何地方。应该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些人有一天要制定法律，那么人们就可以指望，他们肯定会把铁链套在自己身上并实行可怕的纪律：——他们了解自己！而且他们将忍受法律，［160］由于意识到这些法律是他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权力感，而且这种权力感对他们来说是如此新奇和迷人，以至于他们愿为它忍受任何痛苦。
185
乞丐。——人们应该取缔乞丐：因为向他们施舍让人烦恼，而不向他们施舍也让人烦恼。
186
商人。——你们的生意——这是你们最大的偏见，它把你们限制在你们的地方、你们的圈子和你们的爱好上。勤于生意——但却荒于思想，对你们自己的贫乏心满意足，并把这种心满意足掩盖在责任的外衣下：这就是你的生活，你还想让你的子女也这样生活。
187
来自一种可能的未来。——我们难道不能想象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中，罪犯自首和公开宣布对他自己的惩罚，骄傲地觉得，通过这样惩罚自己，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得到了尊重，而他自己也行使了一个法律制定者的权力？他也许曾经犯罪，但是通过他的自愿的惩罚，他使自己超越了他的罪过，不仅以其坦白、伟大和镇静消除了罪过，而且还维护了公共利益。——这样的未来罪犯完全是可能的；当然，这又以一种未来的立法为前提，这种立法的基本观念是：“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服从你自己制定的法律。”必定还有多少实验尚未进行！必定还有多少未来之黎明尚未来临！
188
［161］陶醉与营养。——一个民族之所以反复被骗，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求一个骗子，也就是刺激他们感官的酒精。只要能够得到它，他们就对黑面包没有怨言。对他们来说，陶醉比营养更重要——他们每每因为诱饵吞下铁钩！与那些威风凛凛的征服者和庄严的古老宫殿相比，从他们自己中间挑选出来的人——即便其为专精的实干家——又算得了什么！民族领袖至少必须让他们看到征服和辉煌的前景，他们才有可能相信他。他们总是俯首帖耳，甚至不只是俯首帖耳，前提是他们同时能陶醉！人们不可以只为他们提供安宁与娱乐，而其中却没有月桂花环和让他们疯狂的力量。然而，这种群氓式趣味，视陶醉比营养更重要，它决不是民众中间土生土长的：毋宁说，它是被带到民众中间，被移栽过去的，只不过在那里大多数时候它依然既保守又茂盛地快速生长着，而它的起源则出自某些最高的心灵，已经在那里生长了上千年。群众则是这奇妙的野草仍然可以繁荣的最后的荒地。——怎么！人们恰恰应该把政治托付给他们吗？以便让他们每天都可以痛饮和陶醉一番？
189
［Pütz］在后期著作中，特别是在80年代遗稿中，“大政治”成了纲领，成了与尼采所蔑视的“欧洲各王朝的利益政治”对立的概念，利益政治使“各民族彼此反对的自高［傲］”和“自私”成为原则，甚至几乎成为义务。与此相反，尼采拥护的基本原则是：“大政治将使生理学变成所有其他问题的主宰”，也就是说：大政治将根据生命之健康的权力充盈来衡量一切思想和行动的等级（尼采，KSA，第13卷，页637及下页）。与这一生理学界定形成惊人而独特的对比的，还有另一关于“大政治”的不同界定，它让人想起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观念：“新哲人只有与一个统治阶层结合才能产生，作为其最高的精神提升（Vergeistigung）。”（同上，第11卷，页533）唯心主义的和生理学的概念之间的转换尤其是尼采后期作品的思想方式和描述方式的特点。 ［Pütz］指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中关于时代划分的文字（106—201行），这是第一个分期理论，它将古代划分为四个按照作为价值符号的金属命名的时代：黄金时代，克洛诺斯统治的时代，是最幸福的时代（人像神一样生活）；白银时代，宙斯统治的时代，带有衰败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战神阿瑞斯统治的金属时代是如此加剧，以至于人类开始互相杀戮。按照赫西俄德的说法，接下来是第四个时代即英雄时代，它要晚于青铜时代，包括了从特洛伊到忒拜的时代。许多古代作家都觉得他们所处时代是黑铁时代。奥古斯都的第一罗马帝国，由于其和平思想连同艺术和科学的一种繁荣，而被欢呼为黄金时代的重新开始。 大政治（Große Politik）。 ——无论个人和民族的虚荣心和实用考虑对于大政治有多大影响：驱使他们向前的最强有力的洪水还是他们对权力感的需要，这种需要不仅在贵族和强者的灵魂中，［162］而且还恰恰并非最小部分地在下层群众中从不渴的源泉不时发出来。我们一次次看到，群众准备冒着牺牲他们的生命、财产、良心和美德的危险，忙于他们的那种最高的享受，作为胜利的、暴君式任意的民族支配着其他民族（或至少是认为自己支配着其他民族）。挥霍的、有牺牲精神的、希望的、轻信的、不顾后果的和幻想的感觉，在此如此丰富地涌上来，以至于有野心或已聪明地预先有准备的君主会挑起战争，利用其群众的良心来掩盖自己的非正义。伟大的征服者从来都是满嘴感人的道德语言；聚集在他们周围的群众激动万分，只愿听到慷慨激昂的话。道德判断的奇妙的疯狂！当人体验到权力感时，他觉得并称自己为善的；然而恰恰是那些他必须对之发泄其权力的人却觉得并称他为恶的！赫西俄德在其关于人类时代的神话中， 先后两次描述同一时代，即荷马的英雄时代，因此从一个时代里区分出两个时代：对那些在专制者和冒险家的铁蹄下呻吟的人，以及对他们那听说这段历史的后代来说，这是一个恶的时代；对那些英勇的人的后代来说，这是一个善的时代，充满了美好的令人怀念的幸福时光。在这种情况下，诗人除了那样做之外别无选择——他的听众中两种人的后代肯定都有！
190
从前的德国文化。——就在不是很久之前，德国人开始引起其他民族的注意，［163］这主要是由于一种文化的缘故，而他们现在已不再拥有这种文化，确实，他们已怀着一种盲目的热情摆脱了它，就好像它曾是一种疾病一样：然而他们又不知道什么更好的东西可以用来与之交换，除了政治的和民族的疯狂。当然，由于这种疯狂，他们实现了让其他民族对它更感兴趣，比之前它通过文化让它们感兴趣还要更甚：而且他们还因此而拥有满足感！在此期间，不可否认的是，从前的德国文化愚弄了欧洲人，它实际上不值得他们这样对它感兴趣，甚至还加以模仿和争相学习。我们现在不妨回想一下席勒、威廉·冯·洪堡、施莱尔马赫、黑格尔和谢林，读一读他们的通信，暂时加入其门徒的庞大圈子：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他们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对我们产生影响，使我们今天时而如此不能忍受，时而又不无怜悯和感动？首先，是他们那不惜一切代价地露出道德上的激动的癖好；其次，他们要求闪着诱人而虚假的光芒的、柔软无骨的普遍性，同时也意图使一切（性格、激情、时代、风俗）意愿看起来美——很遗憾，这种美根据的是一种糟糕的且模糊的趣味，尽管如此，却自诩为希腊的后裔。这是一种柔软的、善良的、闪着银光的唯心主义，它的最大愿望就是装出高贵的样子和装出庄严的声音，它是这样一个东西，狂妄然而无害，灵魂中充满了对如下事物最由衷的反感，即“冷冰冰”“干巴巴”的现实，解剖学、全身心的激情、任何哲学克制和怀疑主义，特别是任何不适合充当宗教符号的自然科学。歌德以他自己的方式注视着这场德国文化闹剧：站到一边，温和地抗议，保持沉默，更坚定地走自己更好的道路。［164］一段时间之后，叔本华也注意到这场闹剧：在他那里，真正的世界和世界的凶恶残暴重新变得可见，他谈起它时既粗劣又充满热情：因为这种凶恶残暴具有它自己的美！——究竟是什么诱骗了这些外国人，使他们不能像歌德和叔本华一样观察这种德国文化，或者更好，干脆不观察这种德国文化？是围绕着这种文化闪烁的那种暗淡的光泽，捉摸不定的银河之光：当外国人看到这种光，他们对自己说：“它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我们的视力、听力、理解力、快感和评价在这里都失去了作用；然而，我们相信，它应该是某些恒星发出的光！也许德国人应该不动声色地发现了一处天堂并已在那里定居？我们必须想办法接近这些德国人。”因此，他们走近德国人：然而没过多久，德国人自己却开始努力摆脱这种暗淡的星光；因为他们心里最清楚，他们并不在天堂——而只是在一团云中！
191
［Pütz］指浪漫派和后期浪漫派的艺术，这种艺术的特征是，一方面高扬宗教、超越有限进入无限，另一方面又展示出人的一种阴郁的、有时是魔鬼的、阴森恐怖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二者彼此对立。有关的例子首先是霍夫曼（E.T.Hoffmann，1776—1822）的短篇小说。 更好的人们。——人们告诉我，我们的艺术 诉诸当代的那些贪婪的、不满足的、未被驯服的、反感的、受折磨的人，并在他们荒芜的景象旁展示出一幅极乐、高空和出世的景象：从而使他们暂时得以忘忧，舒一口气，也许还能从这种忘忧中找到逃避和返回的推动力。可怜的艺术家竟有这样一群公众！他们不得不怀着这样一种半是牧师半是精神病医生的可怜用心！相比而言，高乃依是多么地幸运——“我们的伟大的高乃依！”——正如塞维涅夫人用女人面对一个真正男人时所特有的声调惊呼的那样——他的听众是多么地崇高，对这样的听众，描述骑士的美德、严格的责任、慷慨的牺牲和英雄的自制是完全相宜的，而且对他们不无教益。他以及他的听众对此在生命的爱又与我们何其不同，［165］不是来源于一种盲目的放荡粗野的“意志”，因为不能毁灭它而诅咒它，而是被感觉为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伟大和人性能同时并存；在这里，即使形式最严格的强制，即使对一种王侯专制和精神专制的屈从，也不能压制所有个体的自豪、骑士风度、优美和精神，毋宁说，它们被感觉为促使人走向对立面的刺激和动力，促使人走向天生的自负与高贵，走向遗传而来的意愿与激情的强力！
192
［Pütz］尼采关于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基督教化的民族的断语，很可能同时也是一个影射：“最基督教化的国王”的荣誉称号，作为特别忠于天主教基督教的奖赏，向来是为法国君主们保留的。除此之外，路易十四的权力之丰盈包含一个特别的根据，他的权威在法国主教波舒哀（Jacques Bénigne Bossuet，1627—1704；［译按］波舒哀为路易十四的宫廷布道师）的著作中被解释为神圣的，因为王侯作为上帝的代理进行统治。 ［译注］盖恩夫人（Frall von Guyon，1648—1717），法国寂静派代表人物，神秘主义作家。 ［Pütz］Quietisten，源于拉丁文quies［静］。寂静派代表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在被动献身和放弃主动塑造自身此在这样的基本态度中，追求、实现通过内心世界与上帝合一的理想。 ［译注］特拉普修会，天主教隐修教派西多会的分支，17世纪西多会内部改革的产物。创始人阿芒德·德朗赛（Armard de Rancé，1626—1700），1667年在法国大特拉普圣母修道院（La Trappe）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要求回归原始西多会的纯洁和严格，新修会因此得名。 ［译注］波尔-罗亚尔：天主教西多会女修道院，17世纪成为法国宗教改革派冉森派的大本营，帕斯卡曾在此为冉森派与耶稣会展开论战。帕斯卡逝世后，波尔-罗亚尔于1709年被毁。 想望完美的敌手。——无可争议，法兰西曾是世界上最基督教化的民族 ：这不是因为法兰西的群众要比其他地方的群众更有信仰，而是因为在法兰西，最艰难的基督教理想不再仅仅是观念、萌芽和半成品，而是变成了活生生的人。例如，帕斯卡，所有基督徒中第一位把热情、精神和真诚集于一身者——人们考虑下，是什么在此不得不联合起来！费奈隆，教士文化之全部力量的完美和迷人体现：一种历史学家认为不可能而实际上只是极其困难和极少发生的绝对的金平衡；盖恩夫人 及其法国寂静派 同道：在她身上，使徒保罗力图从那种基督徒的最光辉、最慈爱、最宁静和最迷人的半神圣状态中猜中的雄辩与胸怀，在此变成了事实，同时由于语言和姿态中的一种真诚的、女性的、优美的和高贵的古老法兰西式的天真，又使她避免了保罗在其上帝面前表现出来的犹太式纠缠；［166］特拉普修会 的创始者，他赋予基督教禁欲主义理想以终极的严肃性，而他这样做是地道的法国作风，完全不是什么例外：因为直到现在他那禁欲的杰作也只能在法国人中熟悉而有力地保留着，它们也随着法国人的脚步进入了阿尔萨斯和阿尔及利亚。我们也不应忘记胡格诺教徒：在他们身上，尚武精神与勤勉精神，更文雅的习俗与基督徒的严格要求从没有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还有波尔-罗亚尔 ，正是在这里，基督教的伟大学术传统最后一次再现繁荣：法国的伟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懂得如何盛开和绽放。虽然完全不是浅薄之徒，一个伟大的法国人却总是带有一种明显的表面性，仿佛是他的内容和他的深度的自然的皮肤——而一个伟大德国人的内心世界通常都是重封密锁，仿佛一粒仙丹，试图通过它坚硬的、奇特的壳来防止光和轻率的手——现在，让我们说说，这一拥有如此完美的基督教化的民族为什么也必须产生同样完美的、非基督教的自由精神的类型！法国的自由精神在自身中与伟大的人交战，而不像其他民族的自由思想家那样，只能与教条及崇高的怪胎交战。
193
［Pütz］可能指埃斯库罗斯的传记和文学作品中“男人的”，在当时也就是好战的特点。 ［Pütz］这已经属于叔本华与黑格尔交锋的风格：在其1820年柏林短期学术“中场表演”期间，他选择与黑格尔同一时间上课，因此不可避免地亲眼看到，他的听众寥寥无几，而黑格尔的课堂却人头攒动。叔本华对黑格尔的攻击在纯粹不讲道理的、胡闹式的指责中达到顶点。尤其当丹麦科学院小心翼翼暗示他，由于他对黑格尔的笔伐，他的应征论文《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不能获奖时，他断然污蔑丹麦科学院不具有正常人的智力。（《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版前言） 机智（Esprit）与道德。——德国人，他精通使精神、知识和心灵变得令人厌倦的秘密，精通把这种厌倦感看作是道德的秘密——他对法国人的机智不无恐惧，担心它会戳瞎道德的双眼——然而一种恐惧同时夹杂着兴趣，有如小鸟在响尾蛇面前那样。在德国的名人当中，也许没人比黑格尔更富有机智——［167］然而他身上又带有如此大的德国人对机智的恐惧，以至于这种恐惧造成了他特有的差劲的风格。这种风格的要点在于，一个核心被一层又一层反复包裹，直到它不再被看得穿、不再害羞、好奇，就像“年轻女子撩起面纱的一角张望”——用古代女性厌恶者埃斯库罗斯 的话——然而，那个核心，其实只是关于精神事物的机智的、经常是插嘴的灵机一动，是一种巧妙而大胆的词语结合，像是某种应该被归给思想家圈子的东西，作为科学的配菜——但是在那层层包裹之下，它却显示为最深奥的科学，而且绝对是最高道德的无聊。这就是德国所拥有的一种为他们所容许的机智的形式，他们带着如此放纵的欣喜享受着它，以至于叔本华那么卓越的，非常卓越的理解力在它面前都止步了， ——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大声叱责德国人提供给他的表演，但却从来没有能力对其做出解释。
194
道德教育者的虚荣。——道德教育者总体上收效甚微，可由以下事实解释：他们一下子要求太多，也就是说，他们野心太大：急于为每一个人颁布规则。这实际上无异于漫无目的地向动物演讲，指望它们会摇身变成人类：因此，动物对之厌倦也就不足为奇了！正确做法应该是选择特定的圈子，努力发掘和提高他们的道德：例如，我们应该怀着把狼变成狗的目的对狼演讲。然而，无论如何，大的成就既不属于试图教育每一个人的人，也不属于教育特定圈子的人，而只属于那仅仅试图教育一个人并且绝不离开他的目标左顾右盼者。上个世纪所以优于我们的世纪，正是因为它拥有众多受过个别教育的个人，［168］包括同样众多的教育者，他们在此找到了他们生活的使命，而且也因这种使命不仅在自己面前，而且也在所有其他“善的社会”面前，找到了尊严。
195
所谓古典教育。——发现我们把生命献给了知识；发现我们会虚度光阴，不！我们已经虚度光阴，如若不是这种献身阻止我们的话；我们就经常且深有感触地朗诵如下诗句：
［Pütz］出自尼采本人。Schicksal，ich folge dir！Und wollt ich nicht，ich müsst' es doch und unter Seufzen tun. 命运，我追随你！我不愿意，然而我不得不如此，惟余叹息！
［Pütz］Bildung原为塑造物质材料的活动，特别是通过德国古典文学而成为核心性概念，以及通过威廉·洪堡成为教育的基本概念。从教学的观点出发，人们在实质性教育（材料获得［Stoffaneigung］）、形式性教育（功能养成［Funktionsgewinn］）和范畴性教育（意义推导和自我反思）之间加以区分。尼采对高级中学语境中的形式教育的批评指向的是在19世纪日益功能化的、一维的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 ［Pütz］来自希腊语gymnasion，希腊青少年进行身体和精神训练的地方，由Dromos［跑道］、Palästra［带柱廊的庭院］和公共温泉浴池组成；在近代成为“高级中学”的名称，自19世纪成为文科高级中学（Humanistisches Gymnasium），其主要专业为拉丁语和希腊语。Gymnasium唯一有权成为大学预科的学校类型（根据是《1788弗里德里希敕令》）。尼采关于“我们目前文科中学的灾难性后果”的批评，在《关于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的演讲中得到了表达（尼采，KSA，卷1，页685以下）。 ——当回首我们的生命历程，我们同样发现有一样东西无法重新弄好了：我们的青春被浪费了，当我们的教师没有把那渴求知识的、热情的、饥渴的年华用于引导我们追求关于万物的知识，而是把我们引导到“古典教育”上时！我们的青春被浪费了，当人们既不灵活又折磨人地教我们关于希腊人、罗马人以及他们的语言的贫乏的知识时，而且这完全违背了一切教育的最高原则：只有饥饿者，方可与食物！当人们以一种暴力的方式强迫我们接受数学和物理学，而没有先引导我们怀疑无知，引导我们去解决我们平凡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活动以及我们从早到晚在家中、在工厂里、在天空和大自然中千百次地遇到的问题，那些令人困惑、令人难堪、令人恼怒的问题，从而让我们的好奇心意识到，谁若不曾如饥似渴地学习物理和数学的知识，日后他就不会体会到这种知识的绝对的合乎逻辑性带来的科学的欣喜！［169］从来就没有人教给我们这种对科学的敬重，过去的伟人们奋斗、失败和再奋斗的故事，构成严密科学历史的苦难和牺牲，从来没有哪怕一次打动我们的心灵！毋宁说，吹向我们的气息是对这些真正的科学的某种轻视，是对历史学、“形式教育”（formalen Bildung） 和“古典主义”的偏爱！我们就这样轻易地被欺骗了！形式教育！我们难道不应该指着我们文法学校（Gymnaisen） 最优秀的教师，嘲笑他们并且问：“形式教育究竟在哪里？如果他们身上都缺乏，他们又怎么能教人形式教育？”古典主义！我们从古人教育他们的后代方面学到任何东西了吗？我们学会像他们那样写和说了吗？我们一直在练习对话的剑术、练习辩证法吗？我们学会他们那样优美和骄傲的举止了吗？学会像他们一样角力、投掷和拳击了吗？关于所有希腊哲学家奉行的禁欲主义，我们学到了什么吗？在古人奉行的任何一个个别美德上，我们有过多少相同的训练？对道德的任何沉思在我们的教育中不都是完全看不见吗？更不用说对道德的任何可能的批评，或者按照这种或那种道德生活的勇敢和严格的尝试了！人们在我们心中唤起过任何古人比现代人评价更高的感情吗？他们是否曾经以一种古代的精神向我们表明日子和生命应该如何安排，以及表明超越生命的目标了吗？我们是像学习现在生活着的民族的语言那样学习古代语言吗？即是说，关于这种语言，我们能够脱口而出，运用自如吗？除了荒废光阴，我们没有获得任何真正的能力和新本领！我们只获得一种知识，关于古人所为、所能之知识！而且是多么肤浅的知识！我现在越来越坚信：希腊人以及古代人的全部生活方式，无论看起来是多么简单和确实，实际上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甚至是无法理解的，［170］而我们通常用来谈论古代人的陈词滥调，要么是出于轻率，要么是出于我们世代相传的愚蠢的自以为是。我们看到古代的词汇和概念与我们自己的词汇和概念不无相似，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假象，在这些词汇和概念后面，隐藏的全是我们这些现代头脑必然感到不熟悉、无法理解和痛苦的情感。对我来说，这就是那片可以让小孩子在上面跑来跑去的地带！够了：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干的，而且我几乎是经常同时把一种对古代的反感带回家，一种由于表面上太过巨大的亲密产生的反感！我们的古典教师是如此狂妄无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古代，并把这种狂妄无知传给他们的学生，同时还传给他们一种轻蔑，让他们觉得，这样一种了解对人类的幸福毫无帮助，只对那些顽固、可怜、疯疯癫癫的老书虫很有用：“让他们守着他们的宝贝过活！他们也只配守着这些宝贝！”——怀着这样潜藏的隐密想法，我们的古典教育结束了。——对我们来说，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但我们想到的并不只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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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切身的真理问题。——“我在做的，这究竟是什么？而且我因此恰恰想要什么？”——这是我们现行教育方式既不教授因而也不提问的真理问题；我们对此无暇顾及。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有时间跟孩子说笑话而不是告诉他们真理，跟女性——不久将要为人母亲的女性——说恭维话而不是告诉她们真理，跟年轻人谈他们的未来和他们的娱乐消遣而不是告诉他们真理——我们做起这一切从来就不缺时间和兴致！——但是，70年啊！时间飞逝，很快就到了我们向这个世界说再见的时候；真理对我们来说似乎无关紧要，就像波涛不知道它如何涌动和往哪里涌动一样无关紧要！［171］事实上，它不知道也许更为明智。——“就算你说的对吧；但从不问这个问题表明我们避免了某种骄傲；我们的教育使人们避免了骄傲。”——因而我们的教育是更好的。——“真的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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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尼采可能特别想到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也就是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黑格尔和谢林。 ［Pütz］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97—1861）奠定了历史法学派，用历史来源取代了自然法的建构。他以其法律产生于“民族精神”的学说而影响了浪漫主义运动。凭借其在《基督教或欧洲》中的思辨性历史建构，诺瓦利斯（Georg Friedrich Philipp Freiherr von Hardenberg，1772—1801）创造了一份浪漫的中古崇拜的纲领性文件。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也勾勒了一种“旧文学和新文学的历史”，并写下了《印度的语言和智慧》。格林兄弟（Jacob Grimm，1795—1863，Wilhelm Grimm，1786—1859），由于他们的《儿童和家庭童话集》而著名，他们以其对德语历史和语法的研究、对德国传说和法律遗产（Rechtsaltertümern）的研究，以及他们的德语词典，为一种广泛的“日尔曼学”奠定了基础。 ［Pütz］参谢林的《自然哲学观念》（1797），它把舒伯特（Gotthilf Heinrich Schubert，1770—1860）受谢林影响的《关于自然科学的阴暗面》（1808）和诺瓦利斯的自然科学研究残篇——在这一研究中，诗性的想象力、采矿专家的现代自然科学和16、17世纪符号学说（自然作为符号世界）的唯心主义的和自然哲学的新生——结合起来。物理学家里特尔（Johann Wilhelm Ritter，1776—1819）将实验经验和整体思辨结合起来，从而对直到黑格尔的《哲学全书》的浪漫主义自然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元素之间互相渗透这样的浪漫主义观念背景下，他奠定了现代电化学。 ［Pütz］可能特别指德国浪漫派作曲家，诸如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1786—1826），他在其歌剧《魔弹射手》里几乎集中了尼采所提到的所有要素；然后是舒伯特（Franz Schubert，1797—1828），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1809—1847），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86），以及——正如我们总是在尼采那里看到的——后期浪漫派的化身：瓦格纳。 德国人对启蒙运动的敌视。——让我们来看一下，本世纪上半叶德国人的思想活动对整个文化做出了哪些贡献。首先是德国的哲学家 ：他们退回到沉思活动最开始和最古老的阶段，因为像梦想时代的思想家一样，他们满足于概念而不是说明（Erklärung）——一种前科学的哲学形式经由他们重又焕发生机。其次是德国的历史学家和浪漫派 ，他们一般致力于为某些古老和原始的情感，特别是为基督精神、民族精神、民族传说、民族语言、中世纪、东方禁欲主义和印度思想恢复荣誉。第三是自然研究者（Naturforscher） ，他们反对牛顿和伏尔泰的精神，他们像歌德和叔本华一样，力图重新确立一个被崇拜或受谴责的自然的观念，以及关于这种自然的普遍的伦理含义或象征含义的观念。从整体的大趋势上说，德国人反对启蒙运动、反对被简单地误认为启蒙运动后果的社会革命：对于一切现存事物的恭敬试图摇身一变，变成对于一切曾经存在的事物的恭敬，以便重新填满心灵和头脑，不给未来的和新的目标留下任何位置。对情感的崇拜代替了对理性的崇拜，德国的音乐家 ，［172］作为一切不可见的东西、狂热的东西、童话般的东西、渴慕的东西的艺术家，在新神庙上进行建设，比任何语词或观念的艺术家都更有成就。即使我们考虑到个别来看已经有数不清的好处被说过和被研究过，而且自那时以来其中某些好处其判断也比过去更为公允：然而还是剩下一点要从整体上说，即在有关过去的最充分且最确定的知识之假象下，存在着的是把一般知识压到了情感之下——用康德规定其使命的话来说——“通过表明知识的局限性重新为信仰铺平道路”，而这正是不可小觑的普遍的危险。我们重又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这种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而且奇怪的是，正是德国人如此雄辩地召来的精灵长时间地变成了对它的巫术意图的最大损害者——历史学，对起源和进化的理解，对过去的同感，对情感和知识的新生的激情，这一切在似乎是为阴暗的、狂热的、萎缩的精神做了很长时间得力的帮工之后，突然有一天具有了新的性质，现在，它们展开最宽大的翅膀飞过了它们那些古老的巫师并且继续向上飞，作为它们被召来恰恰要反对的那个启蒙运动的新的且更强大的守护神。我们现在必须继续推进这场启蒙运动——无需操心曾经出现了一个“大革命”以及又出现了对同样的“大革命”的大反动，是的，无需操心两者还会出现：因为与我们在其中推波助澜并愿意推波助澜的真正壮阔的洪流相比，它们不过是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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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民族地位的人。——拥有丰富的、伟大的内心经验，［173］并带着精神之眼安居于这些经验之上并超越于它们之上——决定一个民族的地位的文化伟人就是这样构成的。在法国和意大利，决定民族地位的是贵族，但在德国，由于迄今贵族全属精神贫乏者之列（也许他们很快就将不再如此），所以是教士、教师以及他们的后代决定了民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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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引自荷马《奥德赛》20：18：“忍着点，我的心；当不可抵抗的库克洛普斯，吞下我杰出的伙伴，那天你已忍受过比这更屈辱的事。”（译文据Wolfgang Schadewaldt）（［译按］中译参《荷马史诗·奥德赛》，陈中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页378。） 我们是更高贵者。——忠诚、慷慨、珍惜名誉：三者结合为一种单一信念——我们称之为贵族的（adelig），高贵的（vornehm），高尚的（edel），而且我们借此超过了希腊人。我们不想因为这些美德的古老目标已经（正当地）不再受人尊重而放弃它们，而是力图为这种宝贵的遗传欲望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从我们自己那本质上仍然是骑士风和封建性的高贵性看，甚至最高贵的希腊人的信念也必定会被感受为比较低级和事实上几乎不太光彩的；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奥德修斯蒙受羞耻时用来安慰他自己的那些话：“忍受它，我亲爱的心！反正你已经忍受过最屈辱的事了！” 作为这种神话榜样的生活实例，我们还应该提到一位雅典官吏的事迹，他在全体官吏面前被另一位官吏用木杖威胁，他用下面的话来为自己摆脱耻辱：“打我吧，但也请听我说！”（此人就是地米斯托克利斯，古典时代诡计多端的奥德修斯，在如此屈辱的时刻用如此安慰的诗句、困顿的诗句来打发他那“亲爱的心灵”，这完全符合他的为人。）希腊人离这点还很远，他们不会像我们印象中想的那样干，即由于遗传下来的骑士冒险精神和牺牲乐趣，为了一种辱骂就如此轻易地采取生与死的抉择；［174］或者寻找机会能够拿生与死去冒一种光荣的危险，如我们在格斗中那样；或把保持美名（名誉）看得比获得恶名更有价值，即使后者与我们的荣誉和权力感合得来；或对阶级偏见和信条忠贞不逾，即使这种忠贞可能会妨碍我们当上僭主。因此，出于最深刻的嫉妒，将每个同伴都看作一个平等的竞争对手，但是随时准备像老虎扑向他的猎物那样，把他们全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就是每一个好的希腊贵族的不高贵的秘密：因此，撒谎、谋杀、背叛、出卖自己的家乡和城邦，对他又算得了什么！对这种人来说，正义似乎是极其困难的，被视为某种几乎是不可信的东西；“正义的人”之于希腊人听来就如“圣人”之于基督徒。但是当苏格拉底竟然开始说出“有美德者就是最幸福者”这样的话时，他们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他们听到的全是疯话。因为一想到最幸福者的形象，每个出身高贵的人都会自然地想起为了一己喜怒而牺牲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僭主，想起他们那完美的肆无忌惮和暴虐行径。毫无疑问，在那些暗中如此野蛮地幻想这样一种幸福的人中间，对国家的敬重不可能深入人心——然而，那些其权力欲望不再像这些高贵的希腊人这样盲目地熊熊燃烧的人民，在我看来，也将不再需要对国家观念的偶像崇拜以便控制这种权力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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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贫困。——高贵的出身最大的好处是，它让贫困更好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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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一种古典马步，从维也纳的西班牙骑术学校流传开来的术语，用来表示马的溜步（马被勒紧缰绳碎步疾进）。 ［175］贵族的未来。——高贵的世界的神情表明，在他的四肢中持续不断地有权力意识在玩着它那诱人的游戏。具有贵族习惯的男人或女人，绝不会让自己在一把椅子上颓然坐下，耗尽了精力一般；在其他人竭力把自己弄得舒服的场合，例如在火车旅行中，他却坐得笔直，绝不东倒西歪；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站在公堂之上而不露出倦意；他布置他的房间，不是考虑怎样才舒适安逸，而是怎样才能使他的房间庄严大方，仿佛是某种更伟大也更长久的生物栖身之所在；面对挑衅的言辞，他总是不为所动，头脑清晰，不像惊慌失措、脸红心跳的平民。正如知道如何让人觉得他在任何时候都拥有过人体力一样，通过即使在处于困境中时仍然不失风趣和礼貌，他也希望给人留下印象：他的头脑和心灵可以面对任何危险和意外。就激情而言，一种贵族文化就像是一位骑手，他或以使其激情的、高傲的坐骑跳起西班牙马步 为乐——请想象一下路易十四时代的情景——或觉得胯下的骏马就像出膛的子弹一样带着他风驰电掣而去，马和人都因为高度的紧张仿佛就要爆裂开来，但却仍然没有爆裂开来和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因而体验到一种非常的快乐：在这两种情况下，贵族文化都充满了权力感，而如果说它在其习俗中通常要求的只是权力感的假象，那么，通过这种游戏给非贵族阶层留下的印象，以及通过这种印象的奇观，真正的优越感持续不断地增长着。——建立在这种优越感基础上的贵族文化的无可争议的幸福，现在登上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在那里，［176］多亏了所有自由的精神，从现在起允许那些在贵族圈子里出生和成长的人进入知识领域而不会受到非议。在知识的王国里，他们将比以前获得更有才智的庄严、学习更高的骑士责任；他们景仰那种获胜的智慧之理想，对于这种理想，还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即将到来的时代那样，可以心安理得地置于自己面前。最后：如果事情一天比一天变得更明显，从事政治将成为某种不光彩的职业，那么，贵族还能从事什么职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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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参加尔特内勒（Wernher der Gartenaere）：《佃农赫尔姆布莱希特》（Meiner Helmbrecht），行546以下。尼采引自：《带论文和注释的古代高地和低地德语民歌》，乌兰德（Ludwig Uhland）编，卷2：《论文》，斯图加特1866。卷3关于《乌兰德论诗歌和传说的历史》，页72；geneußt 是genießt的拟古用法。 保养健康。——我们几乎还未开始对犯罪生理学进行思索，然而，人们已经面临一个不容拒绝的洞见，即在罪犯与精神病患者之间，并没什么本质不同：只要我们相信，通常的道德思想方式就是精神健康的思想方式。由于我们至今仍然坚信这种思想方式，因此，我们就不用害怕从它引出的结论，不用害怕把罪犯当作精神上有毛病的人来看待：首先不是出于高傲的怜悯，而是出于医生的聪明、医生的良好意愿。也许他需要换换空气，换换同伴或暂时消失一段时间，也许他需要一个人呆着或换个新的职业——这样就好了！也许他自己发现，一段时间的监禁生活对他是有好处的，使他能不受自己以及一种讨厌的、暴虐的欲望的危害——这样就好了！我们应该把痊愈恢复的可能性及其手段（那一有害欲望的消灭、改变和升华）清晰地摆在他面前，如果情况不好，我们应该把治疗的不可能性摆在他面前；对于那些病入膏肓、变成了他自己最讨厌的人的罪犯，［177］我们还应给他提供自杀的机会。应该保留如下最大的缓和手段：我们不应该错过任何帮助犯罪者恢复心灵自由和勇气的机会；我们应该从他的心灵中清除悔恨，仿佛清除某种不洁的东西，并向他表明，他如何可以通过帮助另一个人甚至帮助整个集体，弥补他以前的过失而且还做的更多。保留一切体现了最大的爱护的措施！而且特别是允许他隐姓埋名，或者改名换姓，不断更换居住地，以求使他的名声正派和他未来生活尽可能少冒危险。毫无疑问，在目前的情况下，每一个受到伤害的人，不管伤害如何能够得到弥补，都仍然希望施行报复并为此求告法庭——而法庭就像一位手执天平的伙计，一成不变地按照它那伤天害理的法律条文在等量罪恶的另一端放上等量的惩罚：我们难道就不能超越这种报复？如果我们把我们古老的复仇本能，连同我们对罪的信仰一起抛开，那生命的普遍感觉该变得多么轻松啊，而且它甚至把如下视为幸福之人的一种精致的聪明，即跟基督教一道祝福自己的敌人和善待那些冒犯过自己的人！让我们消除“罪”这一观念！让我们随之也消除“罚”这一观念！从此以后，这些被放逐的魔鬼也许仍然能够生活在其他什么地方，如果他们竟然还希望继续活下去和没有因为对于他们自己的厌恶而死去的话，但不是在人们中间！——这时候我们也可以考虑下，犯罪者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失，与病人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失完全是同一类：病人散布忧虑和恶劣情绪，什么都不生产，耗尽别人的收益，需要看护者、医生和保养，靠健康人的时间和精力过活。［178］然而，如果有谁今天因此而希望对病人进行报复，我们就会指责他没人性。但是，毫无疑问，在较早的时代，人们却正是这样做的；在原始文化中，甚至在今天的某些未开化民族中，病人事实上是被当作罪犯来对待的，被当作对集体的一种威胁，被当作在犯罪后进入其体内的恶魔存在的居所！这意味着，在这里：每一个病人都是一个罪人！而且我们——应该还不够成熟，以至于能采取与他们完全相反的观点吗？我们应该还不能说，每个“罪人”都是一个病人吗？——不，这样的时刻尚未到来。首先，我们还缺少医生，对于他们来说，被称为实践道德的东西必须转变为他们的治疗技艺和治疗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普遍缺乏对这些事物的强烈兴趣，它们有一天也许并非不会像那些古老的宗教的兴奋一样“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般地显现；教会并不拥有健康的保养者；无论是我们的小学还是我们的中学，都还没有身体保健和饮食理论方面的课程；还没有这样一些隐蔽的团体，它们彼此允诺放弃法庭的帮助，放弃惩罚和报复向他们作恶的人；还没有哪个思想家有勇气根据其所承受寄生者的数量来量定一个社会或某些个体的健康，同样，还找不到这样一个国家的缔造者以那句慷慨而仁慈的话所表明的精神挥动他的犁尖；“你要是开辟土地，就用犁开辟土地：这样，跟在你犁后面的鸟和狼将尽情享用——万物都将尽情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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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反对不良饮食习惯。——呸，反感人们今天在酒店以及在上流人士到处生活的场所的吃法！甚至当有名的学者聚会时，他们也像商人一样，桌上摆满山珍海味：“多多益善”和“品种繁多”是他们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备饭不是为满足人身体的营养需要，而是为了排场，并且需要通过让人兴奋的饮料来帮助消除胃和大脑的沉重。呸，反感这必然产生的普遍后果，也就是放荡和过分敏感！呸，反感在他们身上必然出现的美梦！呸，反感作为这种饮食之饭后甜点的艺术和书籍！而且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但是在他们的行为中，火药和矛盾或厌世都将占上风！（英格兰的富人阶层需要基督教以便能够忍受他们的头疼和消化不良。）最后，事情不仅具有让人作呕的一面，而且还有让人发笑的一面：这些人实际上完全不是讲究吃喝的人；我们的时代及其忙碌的方式对他们四肢的控制比对他们的胃的控制更强大：这种饮食所来何为？为了代表！代表什么，代表全部神圣的名称？代表等级？——不，代表金钱：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拥有等级！我们现在是个人！然而，金钱却是权力、声望、尊严、特权和影响力，一个人拥有金钱的多少决定了别人对他的大小道德偏见！没有人愿意把金钱放在谷仓里，但也没有人愿意把它摆在桌子上；因此，金钱需要一个人们能够自豪地把它放到桌面上的代表：看我们吃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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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达娜厄，阿尔戈斯王阿科里索斯和欧律狄克的女儿，被他的父亲囚禁在一座铜塔里，因为据神谕，他将被达娜厄的一个儿子杀死。宙斯化成黄金雨进入塔内，她成了帕尔修斯的母亲。 ［180］金钱中的达娜厄与神。 ——这种无节制的无耐心从何而来，它现在把人变成了罪犯，在哪些情况下，即它本来可以更好地声明相反的倾向的情况下？有人用假秤，有人在将房子高额保险后纵火图赔，还有人参与造假币，而上流社会的四分之三习于合法欺诈，做着问心有愧的生意或投机事业：当他们这样做时，是什么在驱使他们？并非真的贫困，因为他们谁也没有沦落到生活不下去的地步，有的还过着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但是，对于财富增长过慢的一种可怕的无耐心，以及一种同样可怕的对积聚起来的财富的兴致和热爱日夜催逼着他们。但是在这种急躁和这种热爱中，那种对权力欲的狂热再次显露；在过去，点燃这种权力欲是通过人对自己拥有真理的信仰，由于这种信仰是如此冠冕堂皇，以至于人们可以带着好良心干坏事（把犹太人、异教徒和优秀书籍投入火中，消灭如秘鲁和墨西哥这样的全部更高级的文化）。权力欲的表现形式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同一座火山依然始终燃烧着，这种无耐心和无节制的热爱依然想要它的牺牲品：过去我们为了上帝的缘故而做的，现在我们为了金钱的缘故而做，也就是，为现在给我们带来最高权力感和好良心的东西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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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卢比孔是位于翁布里亚（Umbrien）和罗马行省Gallia Cisalpina［山南高卢］之间的一条边界小河的古代名称，即今天的卢比孔河（Lubicone），从拉文纳南部流入亚德里亚海。当恺撒于公元前49年1月11日渡过卢比孔河（并且说：alea iacta est［骰子已经掷出去了！］［据苏维托（Sueton）《恺撒》，32］），离开他的行省向意大利进发时，他开启了内战。尼采用这句已经成为谚语的说法表示，骰子已经掷出，险已涉定。 ［Pütz］尼采赞赏犹太人的能力，他们把针对他们的限制——即唯一的职业是允许从事金钱交易——转变成了他们的（超）生命意志的工具，尼采重估了人们对犹太人长期怀有的一种谴责。 关于以色列人。——欧洲犹太人的最终命运如何，这是我们下一个世纪有幸目睹的场面之一。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已经掷出了他们的骰子和渡过了他们的卢比孔河（Rubikon） ：［181］对于他们来说，唯一还剩下的只是，是将成为欧洲的主人呢，还是如许多世纪以前，当他们面临着类似选择时，像丢掉埃及一样丢掉欧洲。他们的得天独厚之处是，在18世纪的欧洲，他们经受了任何其他欧洲民族都未经历的严峻考验——这段可怕的考验时期的经历不仅使犹太民族的整体受益，而且犹太民族的个人甚至从中受益更多。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灵魂上和精神上的救助之源泉尤其在今天的犹太人那里，在所有欧洲居民中，他们是最少在困境中求助于酒精或自杀以逃避一种深重困境的——而这离那些少有天赋的人却总是如此地近。每一个犹太人都能在他父亲和祖父的历史中，找到一大堆在可怕困境中沉着冷静、坚毅不拔的例子，找到对抗灾难与不幸的巧妙和机智；他们隐藏在逆来顺受外表下的勇敢，他们的“蔑视蔑视者”（spernere se sperni）的英雄主义，使所有圣徒的美德相形见绌。在2000年的时间里，人们充满鄙视地对待他们，堵住他们通向任何高贵和尊严的道路，迫使他们从事越来越肮脏的工作，企图使他们永远抬不起头来。结果，他们在这种对待下确实没有变得更纯净。但是，他们是可鄙的吗？他们可从来没有停止过相信，他们担负着最高的使命；一切受苦者所具有的美德也从来没有停止对他们进行美化。他们尊敬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的作风，他们的婚姻和婚姻习俗的合乎理性，使他们在所有欧洲人中与众不同。此外，他们还知道如何从那遗弃给他们（或者说他们被遗弃给）的职业中创造出权力感和永恒的复仇；甚至关于他们的高利贷， 我们也不得不说些辩解的话，没有这种加诸那些鄙视他们的人身上的偶尔惬意而有用的折磨，［182］他们也许很难如此长久地保持他们的自尊。因为我们的自尊本身取决于我们在无论好还是坏的事情上再次作出报复的能力。同时，他们的复仇从来没有轻易把他们扯太远：由于居住地、气候、邻人以及压迫者的习俗等等频繁变换，培养了他们自由的思想和开阔的心胸；他们的人类社会交往经验是最丰富的，即使在感情冲动时，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从这一经验中所学会的审慎。他们对自己精神上的随机应变和圆滑世故是如此自信，以至于即使在他们最为穷困潦倒时，他们也不需要像粗笨的工人、脚夫和农夫那样靠体力赚取他们的面包。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灵魂根本就不知道什么高贵的骑士感情，他们的身上从来没有佩带过什么好看的武器：取而代之的是某种纠缠不休交替着一种经常是温柔的又几乎总是难堪的卑躬屈膝。但是，现在，由于他们一年比一年越来越多地和不可避免地与欧洲最高贵的贵族血统联姻，因此，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在精神和身体的风度教养方面获得一种好的遗产：这样，在一个世纪以后，他们已经能够足够高贵地去注视，以便作为主人在屈服于他们的人面前唤起的不是耻辱。这一点非常关键！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现在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尚嫌过早！他们自己心里完全清楚，所谓征服欧洲或任何暴力行动，对他们来说都只是无稽之谈；但是，欧洲早晚有一天会像成熟的果子一样落下，那时只要他们轻轻伸手接住即可。同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也必须在欧洲所有重大事务上发挥更重大作用，站在前列，直到他们自己能够决定什么是真正的重大为止。那时，他们就会被称为欧洲民族的创造者和路标而不会冒犯欧洲民族的感情。［183］对于每个犹太家庭来说，构成了犹太历史的这种被累积起来的伟大印象的丰盈，这种激情、美德、决心、自制、斗争和各种各样的胜利的丰盈，如果不是最终表现为伟大的精神性的人和事业，还能有什么别的表现呢？因此，犹太人把这些珠宝和这些金器作为他们自己的作品——历史比较短暂和经验不那么深刻的欧洲民族所不曾创造和不能创造的作品——摆在我们的面前之日，以色列把它的永恒复仇转变为对欧洲的永恒祝福之日：就是第七天再临之日，在这个日子里，古老的犹太上帝将为他自己，他的创造和他所选定的人民而欢欣，我们大家、我们每个人也都将与他一起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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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阶级。——贫穷、快乐和独立！——可以聚集在一起；贫穷，快乐和奴隶，这同样也可以。如果我们的工厂奴隶不觉得像现在这样被用做机器上的螺丝钉和人类发明精神的填充物有什么耻辱，那么我无话可说。呸！有人认为，更高的工资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苦难，我认为，他们非人的奴役反而可能被提高。呸！听任别人说服自己，随着一个新机械化社会中非个人性程度的提高，这种被奴役的耻辱将转变成美德。呸！这样做会有一个代价，人不再会成为有人格的，而是变成了螺丝。愚蠢！在今天想要尽可能多地生产和尽可能富裕的民族愚蠢中，你们是同谋吗？但是，你们的事情本该是为他们提供相反的计算：［184］为这样一种外在的目标，有多么巨大量的内在价值被浪费掉了！然而，如果你们已经不再知道什么叫自由呼吸，如果你们在了结自己本身方面从不曾缺乏暴力，如果你们就像对一瓶走了味的酒一样对自己感到太过厌烦，如果你们紧盯报纸，窥伺富有的邻居，随着权力、金钱和舆论的起落而充满贪欲，如果你们不再相信破衣烂衫的哲学和简朴自足者的坦率，如果自愿的田园牧歌般的贫穷和不受职业及婚姻限制的自由——这应该是唯一适合你们中间精神高尚的人的——变成了嘲笑的对象，那么，你们又有什么内在价值可言呢？相反，如果你们的耳朵里总是充满了社会主义煽动者的哨声，它意在用疯狂的希望激起你最强烈的欲望，要求你做好准备并且只是做好准备，一天天地准备下去，一天天地等待下去，等待着某种事情从外面发生，同时保持过去的所有生活原封不动——一直到这种等待变成了饥饿、渴望、热情和疯狂，最后“暴民的胜利”（bestia triumphans）的日子带着它的全部荣耀从天而降，那么，你们又有什么内在价值可言呢？——相反，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思考：“宁愿移居，到世界上蛮荒的、新鲜的地区，试图成为那里的主人，而且首先是成为自己的主人；只要有任何奴役的征兆向我示意，就不停地从一个地区换到另一个地区；既不躲避冒险也不躲避战争，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甘愿赴死：而不再继续忍受这种可耻的奴役，不再变得更为恼怒、刻毒和热衷于阴谋诡计。”这将是正确的信念：欧洲工人应该表示，作为阶级，他们从现在开始赞成一种人类的不可能性，而不只是像通常发生的那样，作为某种被冷酷无情地且不恰当地安排的东西；他们应该开创一个时代，从欧洲的蜂箱中蜂拥而出，如此之类的景象迄今还未曾被经历过，［185］通过这种大规模的自由迁徙行动反对机器，反对资本，反对他们现在面临的不得不在成为欧洲国家的奴隶还是成为某个革命党的奴隶之间做出选择的威胁。欧洲四分之一的居民就可以轻松了！欧洲和这些居民的内心，会变得更轻松！只有在遥远的土地上，在蜂拥而出的殖民者迁徙行动中，我们才会看出，欧洲母亲给她的子女灌输了多少理性和公正、多少健康的怀疑——这些子女，他们不再能忍受在她——这位沉闷的老妇——身边，而且他们还面临着危险，即将会变得像她本身一样阴郁易怒、容易激动而且耽于享乐。欧洲的美德将和这些工人一起在欧洲以外的地方漫游；那些在他们的家乡已经开始退化为危险的坏情绪和犯罪倾向的东西，一旦到了国外，就获得了一种粗犷、优美的自然性，被称为英雄气概。——最终，一阵清新的空气将重新吹进这古老的、人满为患的和内部增殖的欧洲！那毕竟会出现“劳动力”的短缺！人们那时也许就会想到，我们之所以习惯于许多需要，其实只是因为这些需要太容易满足了——我们完全可以放弃这些需要！也许我们还可以招来大批中国人：他们将带来与工作蚂蚁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确，总体上他们也许还会有助于为这焦躁不安和自我消耗的欧洲血液中注入某种亚洲式的平静和沉思，以及——也许是最需要的——亚洲式的坚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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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ütz］指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德国体操之父”。为了通过体操艺术促进普鲁士人心灵的强健，他于1811年开办了第一个露天体操场。 德国人对待道德的态度。——德国人有能力成就一番大事，但他又几乎不可能成就一番大事；由于懒惰的天性，他总是能服从就服从。［186］当他被带入困境中不得不自我依靠和抛开懒惰，当他不再能像一个数字一样被压进一个总数中时（在这方面他远远不像一个法国人或一个英国人那样有那么多价值）——他就发现了他的力量：这时他变得危险、恶毒、深刻和大胆，揭开了他自身内具有的沉睡着的能量宝藏，对此别人（甚至他自己也）难以置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德国人开始服从他自己——这是伟大的例外——他以一种与他以前服从国王和他的公职一样笨拙、强硬和坚持服从他自己：因此，正如我们所说，这时他完全可以胜任一番惊天动地的事儿，那种与他过去所假定的“软弱性格”完全不成比例的事儿。然而，一般来说，他害怕依靠自我，害怕发凡起例：德国所以需要那么多官吏和墨水，原因就在此。——他与轻举妄动格格不入，对于轻举妄动来说，他是过于小心翼翼了；但是，在全新的环境使他从昏睡中惊醒之后，他几乎是轻举妄动的；新环境的陌生和新鲜感使他感到陶醉，飘飘然忘乎所以——在自我陶醉方面，他可是一位行家里手！因此，我们看到，目前这个时代的德国人在政治上几乎总是轻举妄动的：虽然即使在这里，他对彻底性和严肃性的偏见也有可取之处，而且他在与其他政治力量周旋时可能充分利用这些偏见，然而他因此私下里充满自负，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东游西荡、喜怒无常和追新逐异，可以随意更换人物、党派和希望，仿佛他们仅仅是一些面具。——德国学者，迄今依然享有这样的声望，即他们是最具德国性的德国人，他们过去是并且也许现在还是像德国军人那样优秀，由于他们那深刻的、几近孩子气的倾向，在一切外部事物和需求中的服从倾向，在科学中更多倾向于独自对待并倾向于更多地承担责任：只要他们懂得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保持他们的骄傲、单纯和耐心，以及他们那不受政治愚蠢影响的自由，［187］我们就依然可以期待他们大有作为：像他们现在这样（或者像他们过去那样），他们乃是某些更高事物的胚胎状态。——德国人（甚至他们的学者也不例外）的真正长处和短处在于，迄今为止他们比其他民族更爱好迷信和渴望信仰；他们的恶习一直是他们的酗酒和自杀倾向（这表明了他们精神的笨拙迟钝，这很容易促使他们自暴自弃）；他们的危险在于一切束缚理智力量和放纵情感的东西（例如，音乐和精神饮料的过量使用）：因为德国人的情感是一种对自己不利的因素，像一个醉汉的情感一样是自我毁灭的。热情本身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价值要少，因为它是徒劳无益的。若德国人做了什么伟大事业，必发生在困厄中，在勇敢无畏的状态下，在咬紧牙关的状态下，在最紧张的深思熟虑以及经常是宽容慷慨的状态下。——与德国人交往本应该值得好好推荐，因为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可以给予某种东西，只要我们知道把他带到那儿使他发现这种东西，找回这种东西（德国人本身是乱糟糟的）。——现在，如果这样一个民族开始从事道德：什么样的道德刚好会使他满意？无疑，它首先想要的是，它那由衷的服从倾向在道德中被理想化地显露出来。“人必须有某种他可以无条件服从的东西”——这是一种德国情感，一种德国式合乎逻辑性，在德国的所有道德教导的深处，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情感和逻辑。当人们站在整个古代道德面前时，印象是多么地不同！所有道德方面的希腊思想家，无论他们向我们迎面而来的形象是多么千差万别，作为道德家却都像体操大师， 他对一位少年说：“来，跟着我！听从我的管教！这样，也许有一天你就会在全体希腊人面前夺冠！”［188］个人成名——这是古代人的道德。悄悄地或公开地顺从和追随——这是德国人的道德。——早在康德及其绝对命令很久以前，路德就基于同样的感情宣布说：必定有一种存在，人可以对之绝对信任——这就是他的上帝存在证明；与康德相比，路德更粗糙和更大众化，他要人们无条件服从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人格。康德最终也是因此才走弯路，绕道道德的，即为了达到对于人格的服从：这是典型的德国人的崇拜，在宗教崇拜中留给他的东西恰恰越来越少。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这方面的感情是不同的，他们肯定会对这种“必定有一种存在”的说法嗤之以鼻：如下属于他们的南方的自由情感，即抵御任何“绝对的信任”，并在内心最深处保留着对所有的一切——无论神、人还是概念——的些微怀疑。那位古代哲人更过分！不动心（Nil admirari）——他在这句话里看到了哲学。而一个德国人，也就是叔本华，则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这样远，以至于说：admirari id est philosophari［哲学就在于崇拜］。——但是现在，如果像将来有一天发生的那样，德国人需要再次进入能够完成伟大事业的状态，那又如何？如果不服从的非常时期突然来临，那又如何？——我并不认为叔本华有权说，德国人超出其他民族的唯一长处是，在他们中间有比其他地方更多的无神论者——但是我知道：当德国人处于能够胜任一番事业的状态中时，他总是使自己超于道德之上！他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现在有新的事情等待他去做，也就是说，等着他去命令——无论是命令他自己还是命令其他人！但是，他的德国道德并没有教过他如何去命令！德国道德已经完全忘记了如何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