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arwinian Hypothesis·
无论如何，距离我们越近的作者比他们的前辈具有更多的优势。达尔文先生厌恶纯粹的思辫，正如自然厌恶真空一样。他像所有律师一样渴求实证和先例，他提出的所有原理都能够通过观察和实验来检验。他让我们追随的道路，不是纯粹的空中楼阁，虚构的理想之网，而是通向事实的坚实和宽阔的桥梁。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它将带领我们安全地越过许多知识的鸿沟，跳过无用的终极因学说设下的迷人陷阱，对此，一位德高望重的权威曾如此警告过我们。“我的孩子，在葡萄园中挖掘吧”，这是一则寓言中老人最后的话，尽管孩子们没有发现珍宝，他们却因收获葡萄而发了财。
但当读到他（指达尔文）的著作时，我们必须承认起先是出自钦佩，随后会变得心悦诚服，作者的思想是这样清晰，信念是如此直言不讳，怀疑的表达是如此诚实坦荡。
科学的假说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今天的人类再也没有其他事情或思想能与之相提并论了。不管科学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后果，由于它对自身力量和范围的扩展，使得我们超越了自身，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我们可能在精神上有自己的选择，犹如博学的圣贤荷马所说，我们有：
我已见识了许多人类之城
及其风气、习俗、枢密院和政府［1］
但是我们必须最终承认与自然的杰作相比：
人类旅途多风尘
一路相随，高高扬起
又轻轻地落下［2］
大自然在时间或空间上的界限是科学无法企及的。
虽然总有科学未尽之处，但实际上科学的范围是无限的。因此，时不时科学理论会让我们感到震惊，乃至迷惑不解，这在约定俗成的道德世界是不存在的，因为科学领域就如同一个在不断扩大的圆圈，在不竭的创造力的驱使下，我们越发充满热情地去追求。天文学在望远镜的帮助下，视野超出了我们所知的星球；而生理学在显微镜的帮助下，将事物细分至极其微小。我们所处的时代相对于地球历史而言，无法展示我们所在地球历史的全程。随着科学把新的材料纳入到她更新的理论中来，关于自然的新概念和地球生物间的新关系必然会出现。如果出现了更为先进的知识，就像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位著名博物学家非常新奇的假说那样，我们不应感到吃惊。这些假说在今后可能会持续下去，也可能会销声匿迹，它们可能会为其他假说让路，更新的科学理论要在极高的技巧和耐心之上颠覆先前建立的科学理论。如果我们想成为培根的继承人和伽利略的追随者，理论的充分性只能通过科学的检验方可通行。我们只有通过适当的检验才能在与之俱来的争论中对这些假说进行严格评判，此外别无他法。
我们所介绍的达尔文著作中的假设，仅是一个初步的大纲，用他自己的话可以这样说：“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起源的，或通过在生存竞争中保存优势种类而产生的。”为了使论文容易理解，需要对它涉及的名词进行解释。首先，什么是物种？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尽管我们请教那些应该对之有深刻了解的人，但仍没有获得正确的答案。物种是源自单一一对亲本衍生而来的所有动物或植物，是生命体中有明显定义的最小类群，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它不存在于自然界中，而是人类智慧所产生的抽象概念。这个简单词语的一些含义是专家赋予它们的，如果将这些词本身和理论上的细微之处放在一边，让我们通过实践来研究该名称实际所指的物种，亲自寻找一种含义，这对我们用处不大。实际情况和理论一样充满变数。让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调查并描述一个地区所具有的动植物种类，不同的研究者在物种的数量、界限和定义上将无法达成共识。在某些岛屿上，我们习惯将人看做是一个物种，但是两个星期之后蒸汽机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地区，这里的牧师和专家一旦达成统一意见，即使是没有确切的证据，也可以大声宣布，人具有不同的种。很显然黑人与我们的差别是如此之大，摩西十诫中根本就没有提到他们。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中，如果存在一个平静的昆虫学领域的话，在此领域，激情和偏见难以搅乱人们的心灵，然而当一个优秀的鞘翅目昆虫学家用十卷的篇幅来生动地描述甲虫时，他的同行将立即宣布其中的十分之九根本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种。
事实是，可以辨识的生物物种的数目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从采集中能鉴别出和已经被描述的昆虫，至少就有10万种之多，保守估计，可以分辨出来的生物种类有50多万种。在绝大多数界定明确的物种周围还存在与之相近的变种，它们与另外的种之间是连续过渡的，因此可以想象区分什么是永久的和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一个真正物种和什么只是一个变种的工作，是何等的艰巨。
但是否的确就不存在一种检验方法能将真正的物种与纯粹的变种区分开呢？是否确实没有物种的标准呢？德高望重的权威们断言，这个标准就是同一个物种的成员之间杂交总是可育的，不同物种的成员之间杂交则是不育的，或它们的杂种后代是不育的。可以肯定，这不仅是一个实验事实，还是纯种得以保存的一种途径。这样一个标准可以说是无价的，但不幸的是，在大多数有此需要的实例中不知如何才能应用它，而且它的普遍有效性没有得到公认。尊敬的牧师赫伯特先生（Hon. and Rev. Mr. Herbert）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权威，他不仅根据自己观察和实验的结果断言，许多杂种是完全能与它们亲种一样可育的，而且还进一步宣称长叶文殊兰（Crinum capense），这种特殊的植物当与另外的种杂交时，比与同种交配产生更多的后代。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报春花（Primrose）和连香报春花（Cowslip）仅是同一个种的两个变种，著名的盖特纳（Gaertner）费尽心机对报春花和连香报春花进行杂交，但在几年的时间里仅成功了一两次。人们已经记录有这样的情况：如果物种A的雌性个体，与物种B的雄性个体杂交是可育的，但如果物种B的雌性个体和物种A的雄性个体进行杂交，却是不育的。类似的事实摧毁了上面所提出的标准的价值。
如果研究者厌倦了在确定物种时的无尽困难，满足于用粗略标准来界定物种，将它们看做是自然起源的来研究它们：探索它们与所处环境间的关系，它们结构的相互协调和冲突，它们各个部分联系的方式以及先前的历史，他会发现自己深陷所谓的巨大迷宫之中，顶多只能看出一个极为模糊的轮廓。如果他一开始就拥有某种明确信念的话，那就是生物的每一个部分都密切适应生存中的某些特别用途。但难道他的佩利（Paley）［3］没有告诉过他那些看似无用的器官，比如脾脏，是如此美妙地经过调整包裹在其他器官之间？而且，在开始研究的时候，他会发现一半的营养结构特性不能用适应来解释了。他还发现，小牛和幼鲸的齿龈中的残齿毫无用处；有些从来都不进行啃咬的昆虫，却有颚的残余，而另外一些昆虫从来都不能飞行，却有翅的残余；天生眼盲的物种还具有眼的残余；缺乏行动能力的物种也有肢的残余。再说，没有什么动物或植物生来就是完美无缺的，它们都起始于相同的状态，然而历经的过程却各不相同。不仅人和马、猫和狗、龙虾和甲虫、滨螺和贻贝，即使是海绵和微小的动物都是从难以分辨的形体开始它们的生命之旅的，对于所有变化无穷的植物也是如此。不仅如此，所有的生物更是沿着发育的大道齐头并进，随后分化成各自的形状，就像人们在离开教堂时，都是先走下过道，但到达门口之后，一些人走进了牧师住宅，一些走向村庄，另外一些则到了邻近的教区。人在发育过程中经历了一段与最卑微的蠕虫平行发展的形态，然后经历一段与鱼同步的形态，随后又经历一段与鸟和爬行动物相同的形态，只是到了最后，在短暂经历了最高级的四足和四手动物的形态之后，才到达真正高贵的人类形态。现在，没有一位优秀的思想家会梦想用存在未知和无法发现的对目的的适应来解释这些明白无误的事实。我们要提醒那些对事实无知的人，若要相信权威，没有谁能够比我们杰出的解剖学家欧文教授更有资格断言，终极因学说（doctrine of final causes）运用于生理学和解剖学中是无能为力的。欧文教授就此曾说过［4］，“我认为很明显，终极适应原理将不能解释问题的所有情形。”
但是，如果终极因学说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生物结构的异常，适应性原理定会使我们明白，为何在世界的某些地区会发现某些生物，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却没有。我们知道，棕榈在我国的气候条件下是不能生长的，在格陵兰，橡树也不会生长。北极熊不会生长在老虎出没的地方，反之亦然。对动植物自然习性研究的越多，越会发现基本上它们似乎都是局限于特定的区域内。但是，当我们考察那些动植物地理分布的事实，就会绝望地发现，要认识它们奇特和明显多变的关系是毫无可能的。有人可能会倾向于提出这样的假设，每一个地区必定自然地充满最适应生长于此的动物。假设如此，那么将如何解释南美潘帕斯草原被发现时，新世界的这个地方为何没有牛？并非这里不适合牛生存，现在有几百万头牛在此出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北半球的动物和植物不仅仅像本地物种那样十分适应南半球的环境，而且有很多物种在此生活得更好，它们大量繁衍致使本地物种遭到排挤。因此，很显然，自然生长在一个地区的物种不一定最适应这里的气候和其他条件。一方面，虽然岛屿上的物种经常与其他已知的动物或植物截然不同［5］，但它们还几乎总是与距离最近的大陆上的动物和植物具有科一级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在巴拿马地峡的两侧几乎没有一种种类相同的鱼、贝壳或螃蟹。因而，无论从哪个角度，如果假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能理解的自然界的全部，那么生物界为我们提出了难以解开的谜。
但是，我们关于生命的知识并不仅局限于当今的世界。尽管对此略有争议，但是地质学家们都认为组成地球表面的巨厚沉积地层，是已经过去的难以想象的漫长时间的见证，它们虽然不完全，但却提供了仅有的可用证据。大部分经过悠长的历史形成的沉积岩石中分布着大量的生物残骸，它们就是那时生活过、后来又死掉的动植物的残骸化石，它们埋藏在那些当时还是软泥的岩石中。认为这些生物残骸是破碎的残片那就大错特错了。博物馆中展出的那些远古时代的化石贝壳，像它们形成时一样完美。甚至整个骨架是如此的完整，所有的肢翼均完好无缺。不仅如此，那些有所改变的肌肉，发育中的胚胎，甚至是原始生物的足印也被保留了下来。因此，在博物学家们发现于地下的生物物种中，一些动物类群比现今生存的种类更繁多。但不同寻常的是，大多数这些埋在地下的物种与现今的物种完全不同。这种不同有它自己的规则和秩序。很明显，我们顺时间回溯越远，与现今相似的物种越少，灭绝物种集群间隔得越远，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也越小。换句话说，在地质历史中存在一系列有规则连续演替的生物。一般说来，集群越年轻，它们与现存物种就越相似。
人们曾经一度认为，这种演替是一系列巨大灾难、毁坏和整体重新创造的结果。但是现在地质学已经将大灾难清除出去了，或至少是从对古生物学的思考中清除出去了。不可否认，在生命之链上的缺口不是绝对的，这只是由于我们知识的相对不完备造成的。后续物种不是以集群的形式，而是逐个取代那些老物种。如果过去所有的现象一下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地质学家会发现他们所说的不同时代和地层之间的过渡就是不明显的，就如同太阳光谱中的颜色虽然不同，但却不能截然分开一样。
以上简单地概括了关于物种的一些主要事实。这些事实最终再不能被分解？它们的复杂性和混乱状态只是更高级法则的体现？
实际上，有很多人认为前者是正确的。他们相信摩西五书（Pentateuch）［6］的作者是被授权和被委任来教授我们科学和其他真理的，我们在那儿发现的关于造物的记叙是完全绝对正确的，任何与之相抵触的事物显然都是错误的。按照这种观点，所有记录详细的现象均是创造性法令的直接产物，理所当然地超出科学领域之外。
不管上述观点最终是对还是错，就目前而言，即便对之能进行正常的推理讨论，但无论如何这种观点还是得不到逻辑上的支持。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将之忽略，而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得到公开承认的、有科学根据、容许对结果进行争论的观点上。我们不要再犹豫了，因为那些经常与事实打交道（明显占很大的优势）的人，总认为他们属于这一类人。
时至今日，大多数富有发言权的人士都站在下述两种立场上：首先，在既定的定义范围内，每一个物种都是固定不变的；其次，每一个物种最初都是通过一个截然不同的创造行为所产生。很明显第二种立场得不到验证或反证，造物主的直接控制不是科学研究的主题，它只能是第一种立场的推论，而第一种立场的对错只能取决于证据。大多数人认为有利于这种观点的论据太多了，但对某些有识之士来说，这些论据没有说服他们。这些人当中，著名的博物学家拉马克就是其中一员，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人对低等生物都熟悉，即使和居维叶相比，他也是一个格外优秀的植物学家。
似乎有两个事实强烈地影响了这些有识之士的思想过程：一个是，所有生物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亲缘关系，于是最低级生物在经过很多步骤后就可以达到最高级的生物；另一个是，通过强化使用，一个器官可以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一旦这种变异被促成，就能传播开来，并具有遗传性。考虑到这些事实的相关性，拉马克致力于通过第二个事实来解释第一个。他说，将一种动物放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它的需求将发生改变，新的需求将产生新的欲望，为了满足这样的欲望，将导致生物体所使用的器官发生变异。例如，让一个人当铁匠，他的上肢肌肉将根据需求发生相应的变化。拉马克说：“一些短脖子的鸟想抓到水中的鱼，但又不想弄湿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体的不断努力，就产生了如今我们所见到的鹭和长脖子的涉禽类。”
自打问世以来，拉马克的假说就备受声讨，“墙倒众人推、人倒众人骂”是人类的天性。但是，对一个伟大人物的错误进行冷嘲热讽，是既不明智又没有益处的。就当前的例子而言：只是其学说的逻辑形式与实质之间出现严重错位而已。
如果一个物种真是通过自然条件改变产生的，我们应该能找到现在正在起作用的这种条件。我们应该能够发现，在自然界中有些力量以这样的方式改变所有种类的动物或植物，于是便产生了被博物学家所接受的新物种。拉马克设想他已经在这一公认的事实中找到了真谛，即某些器官可以因使用而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一旦产生就是可以遗传的。但似乎他并没有去探究，是否有理由相信这种可遗传的变异是否能随心所欲地得到，或去追问动物能坚持多长的时间去满足自己不可能的欲望。比如在前面的例子中，或许早在腿或脖子发生任何变化之前，鸟已放弃以鱼为餐了。
自拉马克的时代开始，几乎所有优秀的博物学家都把对物种起源的思索留给了像《遗迹》（Vestiges）的作者那样的梦想家。他们善意的努力反而为拉马克理论招来了有识之士的最后一轮驳斥。然而，尽管遭到埋没，但演变理论对许多正直的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来说，却成为挥之不去的“隐私”，因为他们的目标不仅限于为动植物标本命名。确实有这样一种思想，自然是一个宏大而又连续的整体，如果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它，建立在一种神圣秩序之上的生命世界必定与“野性物质”（brute matter）的多样形式相一致。难道天文学的历史，物理学所有分支的历史，化学的历史和医学的历史，只不过体现为，人类思想常常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寻找事物背后第二因的作用机制，并且因无知而乞求更高力量的直接干预？当我们认识到形成生物的元素与无机界的元素相同，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并以一种千丝万缕的方式相联系，这时是否有可能，不，甚至有可能，情况却是，在表面的无序中不存在有序，在表面的多样性中不存在相关性，因而即便发现相互关联的重要而又崇高法则，对此却也无法做出解释呢？
这类问题肯定经常出现。但假如没有促成本文发表的研究成果的问世，这些问题就不会吸引科学界的关注。它的作者达尔文先生，一个曾经众所周知的名字的继任者，当大多数如今的名人还年轻的时候，他就在科学上找到了自己的跑道，并且在最近20年的英国哲学界占据了显要位置。出于热爱科学参加了环球航行之后，达尔文先生出版了一系列研究结果，于是吸引了所有博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的注意。毋庸置疑，他的总结（gene ralisations）得到了充分的确证，现在受到了普遍的赞同，它们对科学的进步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最近，这位少有的多才多艺的达尔文先生，将注意力转向了动物学和显微解剖学中最难的问题。没有一个现在还在世的博物学家和解剖学家曾出版过比他更好的专论了，这都源自他的辛勤劳动。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兢兢业业的人，当他将20年的研究和思考结果摆在我们面前时，即使我们很想插话，也必须倾听。但当读到他的著作时，我们必须承认起先是出自钦佩，随后会变得心悦诚服，作者的思想是这样清晰，信念是如此直言不讳，怀疑的表达是如此诚实坦荡。如果想对此书进行评判就必须读它，在此我们只是竭力将他的观点和哲学思想整理出来，以我们自己的方式通畅地传达给读者。
在贝克大街巴扎（Baker Street Bazaar）上正好在举行妇孺皆知的年度展览。直背、头小、体大的公牛，与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些野生物种完全不同，它们与6种不同品种的羊和稀奇古怪的肥猪一起，令人啧啧称奇，这些公牛与野生公猪或母猪间的相异，正如同一个高级市政官与一头猩猩间的差别。家畜展之后就是家禽展，展会上这些活蹦乱跳的怪家伙肯定与土著山鸡（Phasianus gallus）十分不同。如果游客对这些怪异动物还不过瘾，可以到七盘商业区（Seven Dials）转转，他将看到，鸽子的种类十分特别，它们彼此之间和与亲本之间互不相似，同时园艺协会还能为他提供许多与自然类型不同的变形植物。在参观中他还会吃惊地发现，那些奇异动植物的主人和培育者信心十足地认为它们是不同的种。他们的这种信心与他们对科学生物学的无知恰成正比，当他们对自己能“制造”出这样的物种而倍感自豪时，这种信心尤为明显。
经过仔细的调查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和许多其他人工动植物品种（breeds）和种族（races）都是通过一种方法产生的。育种家具有高超的技艺，他们十分睿智，具有天生或习得的悟性。他们注意到在他们蓄养的动植物中存在一些轻微的差异，虽然并不知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如果希望将这些差异保存下来，形成一个他所需要的品种（breed），他们就会选择那些有望获得这些特征的雌雄个体，让它们交配繁殖。然后对其后代进行仔细检查，将那些特征最明显的个体挑选出来进一步杂交繁殖，然后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直到获得所需的、与原型（primitive stock）分异明显的个体。由此表明，通过连续的选择，总是找那些特征鲜明的个体进行繁殖，同时排除与不纯个体的杂交，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品系，它具有超强的繁殖自身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生物体表现出无限的趋异能力。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如果某些品种的狗、鸽子或马只以化石的形式出现，所有博物学家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们看做不同的物种。
但是所有这些实例中都有人的参与。如果没有育种家，将不再有选择，没有了选择也就没有新的种族。在承认自然物种也可能以相似的途径产生之前，必须证明在自然界中有一些可以取代人的位置的力量，能完成选择的重任。达尔文先生宣称他发现了自然界中存在这种力量以及作用方式，他命名为“自然选择”。如果他是正确的，这一过程则十分简单和易于理解，而且可以从人们熟知难忘的事实中不容抗拒地推导出来。
例如，谁曾认真思考过，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那些不可思议的竞争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且这种竞争在自然界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不仅每一种动物的生存需要其他动物或植物付出代价，而且所有植物之间也是战事连连。地面上遍布着不能萌发成苗的种子，幼苗为了空气、光照和水分互相抢夺，强者获胜，将对手斩草除根。年复一年，一般来说那些不受人类干扰的野生动物数量总是保持恒定。可我们知道每一对亲本每年产生的后代数可以从1个到100万个。从数学上来说，自然原因杀死的数量与每年出生的数量旗鼓相当，只有那些稍具抵抗力的个体才能幸免一死。每一物种的所有个体就像沉船上的船员，只有那些优秀的游泳健将才有机会到达陆地。
毫无疑问这就是生物界的基本状况，达尔文先生在此发现了自然选择这个工具。假设处于不断竞争中的物种（A）的一些个体发生了偶然变异，新变异使它们在与同伴的竞争中更具优势，那么这种变化将获益，这些个体不仅能比其他个体获得更多的营养，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占有优势，有更多的机会留下后代，它们当然会倾向于复制亲本的特性。由此类推，它们的后代比其同代的个体更有优势。设想空间只能容纳一个物种A，弱的变种最终将被崛起的对手击败，强的变种则将取而代之。为了讨论的方便，假设周围的环境保持不变，新变种（在这里我们可以称它B）是源自于祖先种的最适应这些条件的个体，它们能从原来的祖先种中脱颖而出，并维持其特性不变，而所有从这一类型产生的偶然偏离都将立刻消亡，因为它们在此不如B更能适应环境。B维持下去的倾向将在连续世代的延续中得到加强，最终获得作为一个新种的所有特征。
但另一方面，只要条件发生不管多么轻微的改变，B就不再是最能抵御破坏性影响的形式。这样，如果它能产生更有能力的品种（C），然后C将取代它的位置，形成一个新种。因此，通过自然选择，从物种A将逐步产生物种B和C。
这些独创性的假说能让我们理解为数众多的生物看似异常的时空分布，毫无疑问，这与我们所见的生命现象和有机结构并不冲突。因此这一假说比任何以前的假说更有说服力。但能否用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确定达尔文先生现阶段的观点是对还是错，则是另外一回事。歌德有一句名言，将下述思维方式定义为积极怀疑（Th□tige Skepsis）。它珍视真理，所以既不愿意依赖怀疑，也不会因为未证实的信念而放弃怀疑。我们愿意推荐初学者以这种态度审视达尔文和其他关于物种起源的假说。也许20年后，博物学家有能力作为评判：一方面，达尔文充分论证的，存在于自然界中的这种引起变异的原因和选择的力量，是否能产生他所描述的所有结果；另一方面，达尔文是否高估了自然选择原理的价值，就如同拉马克高估了器官的使用是物种改变的真正原因一样。
无论如何，距离我们越近的作者比他们的前辈具有更多的优势。达尔文先生厌恶纯粹的思辨，正如自然厌恶真空一样。他像所有律师一样渴求实证和先例，他提出的所有原理都能够通过观察和实验来检验。他让我们追随的道路，不是纯粹的空中楼阁，虚构的理想之网，而是通向事实的坚实和宽阔的桥梁。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它将带领我们安全地越过许多知识的鸿沟，跳过无用的终极因学说设下的迷人陷阱，对此，一位德高望重的权威曾如此警告过我们。“我的孩子，在葡萄园中挖掘吧”，这是一则寓言中老人最后的话，尽管孩子们没有发现珍宝，他们却因收获葡萄而发了财。
赫骨黎（1890年）
注 释
［1］取自丁尼生的《尤利西斯》（Ulysses）。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维多利亚时期代表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悼念集》、独白诗剧《莫德》、长诗《国王叙事诗》等，是华兹华斯之后的英国桂冠诗人。——译者注
［2］取自丁尼生的《罪的梦想》（The vision of sin, 1842）。——译者注
［3］19世纪英国自然神学家，著有《自然神学》一书，尤为强调设计证据。——校者注
［4］见《论肢的本质》（On the Nature of Limbs），第39、40页。
［5］参见最近爱默生·特内特先生（Sir Emerson Tennent）在《锡兰）（Ceylon）一书中发现的例子。
［6］即《旧约全书》的首五卷。——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