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如果我们让读者觉得《物种起源》一书的价值完全在于其中包含的理论观点会得到最终证明，那就是我们在予以误导了。相反，如果明天证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但本书在同类著作中依然足最好的、关于物种学说的精选事实的最简明扼要的、前所未有的综述。有关变异、生存竞争、本能、杂交、地质记录的不完整、地理分布的章节不仅是举世无匹的，而且就我们所知是在所有生物学著作中最出色的。总体看来，我们相信，自从30年前冯·贝尔出版《发育的研究》之后，没有哪部著作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对于生物学的未来有深远影响，而且还把科学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领域中。
达尔文勾画的“动物演化分叉树”。
达尔文先生长久而当之无愧的科学盛名，可能使他对那些因成功而带来的流言飞语毫不在意。但是，如果这个哲学家的平和心态还没有完全超越凡人的野心和虚荣的话，他一定会对他冒险出版《物种起源》一书所获得的结果心满意足。他的影响超出了纯科学领域的小圈子，“物种问题”与意大利和“志愿者”一样吸引了公众的眼球。每一个人都读过尔文先生的书，或者至少对其优劣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各色教徒都对之进行了温和的谴责；自负的人用无知的恶语对之进行攻击；老人们不分男女都认为这是一本极度危险的、甚至是邪恶的书；那些贤人们在无话可说时，就引用前人的著作，说作者连猴子都不如；而大多数的哲学家为之欢呼，视之为自由主义军队中名副其实的惠特沃思（Whitworth）枪；所有学识渊博的博物学家和生理学家，不论他对这一学说的最终命运持何种态度，都意识到这一工作对人类的知识进步具有重要贡献，开辟了自然史研究的新时代。
对这一主题的讨论并不限于对话中。当公众充满期望和兴趣时，评论家一定要满足人们的渴望；就如同据说阿比西尼亚［1］人（Abyssinian）从自己所骑的公牛获取牛排一样，真正的文学家（littérateur）过于习惯从他所要评判的书中获取知识，就连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也无法阻止他们对一部深刻的科学著作进行评判。另一方面，那些追求新观点的科学家，正如那些怀疑观望者一样，也在自然地寻找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几乎所有的评论性杂志都或多或少注意到了达尔文先生的著作。此外还出现了许多程度不同的专题论文，从过度受偏见影响的无知的低劣作品，到自然学者公允的、充满思想的随笔，层出不穷，多得无以复加。
但是颇可怀疑的是，无论是那些满腹经纶的对科学持有偏见的反对者，还是那些机敏的正宗的辩护者，他们都竭尽全力要使这场正在展开的伟大争论背后的实质蒙上神秘的色彩，以致最终的胜负难以在这代人中见到分晓，于是，在这场拉锯战中，即使不提出任何新的内容，但从头开始将达尔文先生提倡的基本观点以一种可以让外行也能领会的形式表达出来，不失为一个选择。出席这次演讲是十分明智的行为，达尔文的书博大精深，正因为如此，想要读懂《物种起源》绝非易事——这里的读懂是指充分理解作者的思想。
我们不想开这样的玩笑，达尔文先生对他研究的这一问题比同时代其他人了解得更多是他的不幸。达尔文对动物学、显微解剖学和地质学都有过实际训练，作为一个地理分布的研究者，他没有仅仅限于地图和博物馆中，而是通过长期的航行和艰苦的采集，大大促进了这些分支学科的进展，并且花费多年的时间来为这本著作收集和筛选材料，《物种起源》的作者能够拿出众多精确记录的事实。
但是，如此浩瀚的内容对作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当下他只能提出其观点的摘要。尽管本书风格简明，但那些深入其中的读者将会发现，这更是一种知性的摘要（大量集中并整理后的事实），而不是通过一种明显的逻辑将它们串在一起的摘要。毫无疑问，要发现这种逻辑需要相应的努力，但这绝非易事。
再者，由于时间有限，很多问题在此我不能给予充分的证明。因此，那些能从自己的知识中为缺失环节提供证据的智者，会发现在证明时很难避免所有的困难和所有不合理的假设。在每次重读达尔文先生的著名篇章时，生物学的新手都会发现他们的奇想只是毫无根据的假想。
因此，虽然多年以来，是否有人能对达尔文先生提出的所有问题进行评判值得怀疑，但是，那些愿意在《物种起源》和公众之间架起桥梁的谦逊的阐释者可以通过指出其中所讨论问题的本质，去区分确定的事实和理论观点，最后达到这一环节，亦即这种解释能够满足科学逻辑的要求。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充当的角色。
可以放心地假定，我们的读者具备对“物种”这一词所指的对象的本质有一个大体概念。即使是那些专业的（ex professo）博物学家，可能很少有人思索过这一问题，这个词在日常应用中具有双层意义，表示两种非常不同层次的关系。当我们称一组动物或植物为一个物种时，我们意指，要么所有这些动物或植物具有一些相同的形态和结构特征，要么是它们具有相同的功能特征。研究形态和结构的生物学分支被称为形态学，研究功能的分支被称为生理学，所以我们可以方便地谈及“物种”这两层含义或方面，其一是形态的，其二是生理的。从前者的角度看，一个物种只是一类与其他生物明显不同的动物或植物，它们共同具有某些不仅限于性别的形态特征。如此来说，所有的马就构成了一个物种，因为马这一名称所指的这类动物与世界上其他动物都不同，具有自己稳定的特征组合。它们具有：①一根脊柱；②乳房；③一个有胎盘的胚胎；④四条腿；⑤每一个足上有一极端发育的趾，上面长有蹄；⑥一条浓密的尾巴；⑦在前后腿的内侧都有老茧（Cal-losities）。所有的驴则构成另外一个明确的物种，因为它们具有上述前五条相同的特征，但所有的驴都具有簇状的尾巴，只有前腿的内侧具有老茧。如果发现一些动物具有马的一般特征，但有时只有前腿上具有老茧，或多或少是簇状的尾巴；或者发现一些动物具有驴的一般特征，但尾巴或多或少是浓密的，有时所有腿上都有老茧，以及其他方面的过渡性状，那么这两个物种将不得不合二为一了。它们再也不能被认作是形态上可以明确区分的物种，因为已经很难将它们明确地区分开来。
物种的定义看似如此简单，以致我们有信心问所有的一线博物学家，无论是动物学家、植物学家还是古生物学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知道或意味的一组动物或植物是否与上述定义一致。即使是传统学说最坚定的支持者说到物种也会承认这些。
“我理解，”欧文教授说，［2］“现今没有几个博物学家在为他们所称的‘一个新种’进行描述和命名时，用的是20或30年前具有的含义：即一个起初就特征分明的生物体，通过生殖特征的隔绝维持它们的原有差异。现在新物种的发现者只不过是在表示他知道，例如，在现有的观察中，种征上的差异在两性个体都是稳定的，若这些不是因为驯养，或人工外部环境，或其他能认知的外界影响所致，那么，该物种就是野生的，或是自然形成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到迄今为止，绝大部分记录在案的现存物种仅仅是通过研究它们的皮肤或骨骼或其他无生命的残骸（exuviae）而认识，除了能够从结构上推断的和仅靠观察就能取得的特征外，对它们的生理特征一无所知或几近无所了解，我们就不能指望从这些已经灭绝的生命中获悉更多的东西，它们构成了现在已知的动植物群的相当部分。显然，这些物种只能根据纯粹的形态特征来定义。如果博物学家们能更经常地将我们知识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牢记在心，他们就有可能避免思想上的大量混乱。确切地说，我们对大多数物种所熟悉的只是形态特征，仅有几种其功能或生理特征被仔细地研究过，这些研究结果形成了生殖生理知识中最有趣的部分。
博物学家越是感到惊奇，惊讶就会越少，而对自然的机制也就越熟悉。在自然界向研究者展现的永恒的奇迹中，最值得赞叹的可能是动物或植物从胚胎开始的发育过程。考察一些常见动物刚下的新鲜蛋，如火蜥蜴（salamander）或蝾螈（newt）。最初它们只是微小的球体，即使是在最好的显微镜底下所能看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无结构的囊，包裹着流体状蛋白质，中间悬浮着细小的颗粒。但是奇异的潜力就孕育在这半流体的小球中。将它们放在适度的温度条件下，这些具可塑性的物质迅速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如此稳定，好像一环套一环奔向一个终点似的。我们只能将它们比作是一个熟练的铸造者在加工一块没有定型的黏土。就如同用一把无形的泥铲，将黏土团分割、再分割成越来越小的部分，直到变成一堆小颗粒，其大小正好可以用来构建新的有机体。因此，这就像用精巧的手指描绘出一条脊椎通过的主线，从而铸造身体的轮廓，在一端捏出一个头，另一端则捏出一个尾巴，以如此艺术的方式将侧边和肢体加工成火蜥蜴特有的比例。当接连数小时观看这一过程时，我们几乎会不知不觉地迷上这一概念，即背后肯定有艺术家按照眼前的蓝图进行巧妙处理，才获得了如此完美的杰作。
随着生命的不断成长，年轻的两栖动物不仅开始扩张自己的水域，成为周围昆虫的噩梦，它们通过捕食获取营养，并按照适当比例吸收到自身特定的部位，复制出与亲本种（parental stock）形状、颜色和大小相似的特征，而且这些动物同样具有神奇的再生能力，可以恢复身体失去的部分。分别或一次性切除腿、尾巴和颌，就如同很久以前斯巴兰札尼曾经做过的那样，这些部分不仅会再生，而且复原的肢与原先失去的完全一样。蝾螈的新颌或新腿绝对不会与青蛙相似。发生在蝾螈身上的同样也会出现在任何动物和植物身上，橡籽趋向于再一次重建自己，长成一株参天大树，与它所来源的树枝一样。最低等的地衣的孢子能重新产生与母体一样的绿色或褐色的硬壳。在生命阶梯的另一端，那些既不像父亲又不像母亲的后代被认为是一类怪物。
所以，所有生命都具有同样的结局，生长的推动力总是倾向于后代都与自己的双亲相似。繁殖的第一大法则是，后代倾向于与父母相似，而与其他个体则相距较远。
科学有朝一日会向我们展示，为何这一法则是一般法则的必然结果。但是在目前，除了说它们之间是协调的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可说。我们知道生命现象离不开其他自然现象，而且与之相关。物质和力是造就生命和无生命物体的同一艺术家的两个不同的名字。因此，生物体必须与其他事物一样遵循同样的法则，整个自然界中再也没有比此应用更广泛的法则，亦即，受两种力量驱动的一个物体按照合力的方向运行。但生物体可以被看做是其体内蕴涵着极其复杂的力的集合，就像复杂的磁力蕴涵在铁中一样。既然性别的差异十分微小，或以另外一种说法，它们中总力的方向非常相似，因此可以想象它们的结果，也就是其后代，必然会与它们之一或双方偏差不大。
我们可以通过自然的比喻或类比来呈现该法则的背后原因，但重要的是去理解由它的存在及由此引出的结果的重要性。看似相同的东西总是相互相似的。如果在很多代中，每一个后代都与亲本相似，那么所有的后代和其亲本必然都很相似。让最初的亲本种系（parental stock）不受干扰地大量繁殖，根据眼下所说的法则，终有一天它们会产生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所有的成员都非常相似，具有血缘关系，都是从同一个父母或一对亲本产生而来。只要能够证明每一个动物或植物类群所有的成员都是这样而来，就足以将它们纳入生理物种的范围内，因为大多数生理学家认为物种可以定义为“属于同一祖先的所有后代”。
尽管根据已知的繁殖法则，所有我们称之为物种的那些群体，都是分别来源于同一个祖先（stock），事实上它们也很可能的确如此，但这一结论仅依赖演绎，几乎不可能在观察中得到证实。毕竟，假定的同一祖先的原始性是问题的关键部分，如果“原始”意味着“独立于任何其他生命之外”的话，这不仅是一个假设，而且还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设。在一个科学的定义中，如果无法证实的假设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就是对自己莫大的否定。即使假定这样一个定义在形式上是合理的，当生理学家将之应用于自然时，他很快会发现，即使不陷入无法解脱的境地，也将遇到极大的挑战。如同我们前面所说，毫无疑问后代倾向于与亲本相似，但同样正确的是，这种相似性不管在形态上还是在结构上绝不会达到完全一致。不仅后代与某一亲本不可能丝毫不差，而且对于大部分两性生殖的动物和许多植物来说，后代往往偏离两个亲本的平均值。事实上，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共同起作用的力是如此复杂，合力正好与双亲很多不同特征的平均值重合的几率是多么小，总的来说，微小的偏离与总体的相似就同样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无论原因如何，微小变异和总体相似这两种倾向的共存对于物种起源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一般原则，后代与其父母间的差异程度是非常细微的。但有时差异的程度还是十分显著，这样的后代可以称之为变种。到目前，已知被接受的变种非常多，但它们的起源却很少能被精确记录下来，下面我将选择两个特别的实例来说明变种的主要特征。第一个是安康羊或水獭羊（Otter），大卫·汉弗莱上校（Colonel David Humphreys, F. R. S.）在给约瑟夫·班克斯爵士［3］的信中对之有详细的记述，该信于1813年发表在《哲学通讯》上。在曼彻斯特的查尔斯河畔（Charles River），塞斯·莱特作为一个农场主，拥有一群羊，其中有15只母羊和1只普通公羊。1791年，1只母羊为主人生下了1只雄羊羔，不知何故，这只羊羔与它的父母有所差异，体形较长，腿短而罗圈，因此它不能像其同胞们那样跳过临近的围栏嬉戏，在外面任意闯祸从而在当地牧民间制造很多麻烦。
关于第二个例子，雷阿乌姆尔［4］进行了绝无仅有的详细记载，在他的《鸡的孵化艺术》（Art de faire éclore les Poulets）一书中记载了这么一对马耳他夫妇，他们的名字叫凯雷亚。他们的手脚与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格拉提奥，他每一只手上都具有六根活动自如的手指，每一只脚上也具有六根脚趾，只是其形状不够完好。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类这种不正常的变异。
这些例子中的两个情况值得注意。在每一个例子中，变异性状似乎跳跃产生，一蹴而就。在安康羊和正常的羊之间，在六指和六趾的格拉提奥·凯雷亚和正常人之间，这种明显差异立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无论哪一个例子，现在都还不清楚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异。毫无疑问，这里必然存在导致这一现象或其他类似现象的某种决定因素，但它们并没有显露出来。我们可以确定，通常所理解的自然条件，如气候、食物，或者其他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并不起作用。这并非一般所说的对环境的适应。用这一常用但错误的短语来说，变异是自发的。对于终极原因毫无结果的研究花费了人们很长的时间。但即使那些顽固的目的论者，他们试图突破所有的物理法则，寻找钟爱的虚幻不定的目标，也会感到困惑，为何塞斯·莱特的公羊出现短腿，而格拉提奥·凯雷亚会出现六指？
我们不知道为何会产生变异，很可能大多数变异是以“自发的”方式产生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有些实例是可以上溯到明显的环境影响。环境能改变被膜的特征，改变颜色，增加或减弱肌肉的发达程度，改变植物体的构造，使雄蕊变形为花瓣等等。不管变异是怎样形成的，现在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许多变异一旦产生，它们依然遵循基本的繁殖法则，产生与自己相似的后代。它们的后代就像自己一样表现出同样的背离亲本的趋势。事实上，有许多例子表明新变异具有优势，也就是说，它们比来自于同一亲本的正常后代更具某种优势。格拉提奥·凯雷亚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例证，他娶了一个手指正常的妻子，生了四个孩子，萨尔瓦多、乔治、安德烈和玛丽。这些孩子中，长子萨尔瓦多像他父亲一样有六根手指和六根脚趾。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也是男孩，像他们的母亲一样具有五根手指和五根脚趾，只是老二乔治的手指和脚趾有点轻微的变形。最小的是女儿，具有五根手指和五根脚趾，但是拇指有点轻微的变形。因此，格拉提奥·凯雷亚的变异在长子中完整地重现了，而其妻子的正常类型在第三个孩子中完整地重现了，在第二个和最后一个孩子中只是出现了部分，所以乍一看，正常类型似乎比变异类型更强势。但是，当这些孩子都长大成人，并与正常人结婚后，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萨尔瓦多有四个孩子，其中的三个像他们的祖父和父亲一样出现了六指／趾，最小的像她们的祖母和母亲一样是五指／趾。在这里，尽管六指／趾的血被五指／趾的血进行了双重的稀释，但六指／趾还是占优势。同样这种变异的优势还显著地在其他两个孩子——玛丽和乔治的后代中得到了验证。只有拇指残疾的玛丽生了一个六趾的男孩，其他三个都正常，但是并非完全五指／趾的乔治，先有两个女儿都有六个手指和六个脚趾；然后有一个女儿每一个手上都有六根手指，右脚上有六个脚趾，而左脚上有五根脚趾；最后有一个儿子是五根手指和五根脚趾。因此，在这一例子中，变异在隔代中又完整地重现了。最后，完全是五指的安德烈生了许多孩子，但他们都没有偏离父母，全部是五指。
如果一个近似畸形的变异能够顽强地繁殖下来，毫不奇怪，轻微的异常变异必然倾向于更强烈地保存下来。从这一方面说，安康绵羊的历史就特别有意义。凭着他们的聪明，马萨诸塞农场主的邻居认为如果所有的羊都具有喜欢待在家里的倾向，这将是件幸事，这种倾向可以用新近得到的公羊来加以强化。他们建议莱特杀死羊圈里原有的那些羊，只养安康公羊。结果证实了他们的敏锐预见，与格拉提奥·凯雷亚后裔中发生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小羊羔要么不是纯粹的安康羊，要么就是纯粹的正常羊。［5］但当相互杂交的安康羊足够多之后，发现后代总是纯粹的安康羊。事实上，汉弗莱上校宣称获得了“一个反自然的有争议的例子”（one questionable case of a contrary nature）。因此，这是一个显著的、完全确定的例子，不仅一个非常明显的种族（race）被建立起来了，而且该种族能立即进行真正的繁殖，即使是与另外种族杂交也没有显示出混合的形式。
通过仔细挑选两个安康羊进行杂交，很容易就能建立起极为明显的种族。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是与其他羊混养，安康羊也总聚集在一起。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杂种可以无限延续下去。只是由于后来引入了不仅在毛质和肉质优于安康羊，而且更安静和温顺的美利奴绵羊［6］后，才导致这一新种被人完全遗弃。所以在1813年，汉弗莱上校费了很大劲才弄到送给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那一副骨架标本。我们相信，它们在美国消失多年了。
格拉提奥·凯雷亚没有成为六指族的祖先，而塞斯·莱特的公羊却发展成了安康羊群体，可是两种情况中变种永久延续自己的倾向却是一样的。产生差异的原因已唾手可得。塞斯·莱特通过将他的安康母羊仅与同样的变种交配而维持安康羊的血不被稀释。然而，格拉提奥·凯雷亚的儿子却无法再与其家族混交，不能与自己的姐妹通婚，他的孙子同样没有与他们六指的堂亲和表亲成婚。换句话来说，在莱特例子中，因为好几代都刻意从那些表现出同样变异倾向的动物中，挑选亲代进行繁殖，所以一个新种族就产生了。然而，在格拉提奥的例子中，因为不存在这样的选择，所以没有产生出新种族。根据繁殖法则，后代们倾向于呈现双亲的样子，一个种族是一个可以繁殖的变种，它们会更可能保留与双亲而不是单亲都相似的变异。
动物的器官总会偶然或多或少偏离正常类型，变异总是可遗传的——原文如此，但意思不通。虽然富有经验的农学家和育种家早就熟知这些伟大的事实，但却常被哲学家遗忘。所有改进家养动物品种的方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上个世纪英国在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关色彩、形状、体形大小、发（hair）或毛（wool）的质地、各个不同部分的比例、肥胖程度、产奶能力、速度、力量、习性、智力、特殊的本能等，养牛者（cattle-breeders）、畜牧业者（stock-farmers）、马贩子（horse-dealers）、狗和家禽爱好者几乎没有一天不与这些特征的遗传性（transmission）打交道。前不久，著名的生理学家布朗—塞卡尔（Brown-Séquard）［7］博士在与皇家学会的通信中说，他发现在豚鼠身上能人工制造癫痫病，并且通过他发现的方法，癫痫病可以遗传给后代。
但是，一个种族一旦出现，就像它的祖先一样，不会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变异在其成员中依然还会产生，由于这些变异像其他特征一样是可以遗传的，新种族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原先的种族中演变出来，或者至少在现有的变异范围内徘徊。给以充足的时间和充分细致的选择，众多的种族可以从同一祖先群中产生，就像它们表现出的极端多样的结构一样令人惊诧。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岩鸽，我们认为达尔文先生充分地证明了岩鸽是所有家鸽的祖先。而家鸽，确切地说，具有超过一百多个明显的种族。最引人注目的是四个受爱好者追捧的种族，它们是翻飞鸽、球胸鸽、信鸽和扇尾鸽。它们不仅在大小、颜色和习性上差异巨大，而且它们的喙和颅骨的形状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喙与颅骨的比例上。其他如尾羽的数目、爪的相对和绝对大小、尾脂腺的有无和脊椎骨的数目间均存在巨大的差异。简而言之，这些特征可以看做鸟类属间和种间的差异。
最显著和具有启发性的一点是，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种族没有一个是通过所谓的外部环境的改变并作用于野生岩鸽上而产生的。相反，自古以来鸽子爱好者都使用相同的方法来处理它们的宠物，给它们做窝，给它们喂食，在鸽舍中仔细地照料它们，保护它们。事实上也不存在比鸽子更好的例子来反驳那些高高在上的权威学说了，他们说，“没有比与肌肉相连的骨骼”更能发生变异的器官了。但恰恰与这一武断的断言相矛盾的是，达尔文的研究证明了家鸽翅膀的骨骼与野生类型的相比，几乎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正是在喙和颅骨的相对长度、脊椎骨的数目，肌肉的活动对它们没有重要影响的尾羽的数目等特征方面，发生了大量的变异。
前面我们说过，对生理物种表现出来的特征的研究将导致我们陷入困境，这一点现在已经变得很明显。作为自然变异和选择性杂交的结果，同一祖先种族的后裔可以分化成除性征之外的形态特征上相互有别的不同的组。很明显，物种的生理定义可能与形态定义相冲突。如果将球胸鸽和翻飞鸽描述成不同的种，将不会有人迟疑。如果我们是在化石中发现它们，或者像其他外来的野鸟一样，尽是通过皮和骨骼认识它们，没有人会怀疑它们就是截然不同的形态种。另一方面，因为它们都是来自于同一种族——岩鸽，所以它们不是不同的生理物种。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形态差异不那么可靠，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表面上截然不同的自然种族是否真的是不同的生理物种？存在任何检验生理物种的方法吗？生理学家通常的回答是肯定的。而这种检验是建立在杂交基础之上的，用不同种族杂交的结果与不同物种间杂交的结果相比较。
就目前所掌握的证据看，通过选择所产生的一个种族的个体，无论它们之间看上去有多大的差别，它们还能自由地在一起繁殖，而且这些跨种族的后代之间也完全具有可育性。因此，獚（spaniel）和灰狗，运货的马（dray-horse）和阿拉伯马，球胸鸽和翻飞鸽，它们都能够完全自由地交配生殖，它们的后代如果与同类产生的混血种交配也同样是能育的。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许多自然物种的个体如果与其他物种进行杂交是绝对不育的；即使它们能产生杂交后代，但这些杂交后代进行配对也是不育的。例如，马和驴杂交产生骡子，但雌骡和雄骡却从来不会再交配产生后代。岩鸽和环鸽之间进行杂交同样不会产生结果。因此，生理学家说我们有一种方法能够区分任何两个真正的物种和任何两个变种。从每一组中挑选出一个雌性和一个雄性，让它们交配，如果产生的后代与其他以同样方式产生的后代进行杂交是可育的，那么这些组是种族而不是物种。另一方面，如果它们之间不能产生后代，或者所产生的后代与以同样方式产生的后代进行杂交是不育的，它们就是真正的生理物种（physiological species）。如果这一方法总是可行的，如果这一方法产生的结果总是容易明确解释的话，这一检测方法将十分有用。不幸的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一物种的试金石完全不适用。
许多野生动物的身体因为圈养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至于它们不与同类的雌性交配，因此这样的杂交结果是没有价值的。不同种野生动物间，甚至是野生的和同种的家养个体间的相互排斥是如此强烈，以至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寻找到它们的结合体。大多数植物都是雌雄同体，如何排除自己的或其他正常起作用的花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也阻碍了检验的进行。更困难的是，为了确证杂种或混血后代以及第一代杂种的不育性，无论动物还是植物，实验都必须持续很长的时间。
杂交检验不仅在应用上存在巨大的困难，而且当这一神谕（oracle）遭到质疑时，其回复有时与德尔斐城（Delphi）［8］的回复一样不可靠。例如达尔文先生所引的例子，当花粉来自其他物种时，很多植物产生的后代会更多。但是在另外很多例子中，如某些墨角藻，其精子可让其他植物的卵子受精，然而后者的精子却不能使前者的雌性受精。所以，当一个生理学家对后一种情况做实验时，有时候会认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种。另外的时候，根据规则他会同样有理由宣布它们仅仅是不同的种族。有一些植物，虽然可以确信，它们仅仅是变种，但当进行杂交时，它们几乎是不育的。还有一些动物和植物，博物学家们一直认为它们是不同的物种，当进行检验时，发现它们之间完全能杂交可育。此外，杂交不育或可育似乎与结构的相似性没有什么关系，或与任何两个组的成员间的差异也没有关系。
达尔文先生以其独特的见解，同样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他书中的第276页将结论总结如下：
充分不同到足以列为物种的类型之间的第一次杂交以及它们的杂种，一般情况下不育，但并非总是不育，不育性具有各种不同的程度，而且往往相差如此微小，以致最谨慎的两个试验者根据这一标准也会在对同一类型的划分上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不育性在同一物种的个体里是易变的，并且对于适宜的和不适宜的生活条件是非常敏感的。不育性的程度并不严格遵循分类系统的亲缘关系，但被若干奇妙和复杂的法则所支配。在同样的两个物种的互交里不育性一般是不同的，有时是大为不同的。在第一次杂交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杂种里，不育性的程度并非是永远相等的。
在树的嫁接中，某一物种或变种嫁接在其他树上的能力，是伴随着营养系统的差异而发生的，而这些差异的性质一般是未知的；与此同样，在杂交中，一个物种和另一物种在结合上的难易，是伴随着生殖系统里的未知差异而发生的。与其说为了防止物种在自然状况下的杂交和混淆，物种便被特别赋予了各种程度的不育性，还不如说为了防止树木在森林中的接合，树木便被特别赋予了各种不同而多少程度近似的难以嫁接的性质。
杂交一代生殖器完好，不育性似乎决定于几种条件：在某些事例里，主要决定于胚胎的早期死亡。在杂交一代生殖器残缺是其生殖系统和整个体制被两个不同类型的混合所扰乱了，这种不育性和纯种生境受到破坏时的不育性，是密切近似的。无独有偶，稍有不同的个体之间的杂交将有利于后代的大小、生活力和能育性；生活条件的微小变化可以增加一切生物的生活力和能育性。尽管二者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是两个种杂交的困难程度以及二者后代的不育性存在对应关系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二者均取决于之间的差异程度。同样可以理解的是，杂交后代之间的可育性和植物的可嫁接性——后者显然与很多因素有关——都和试验对象之间的系统亲缘关系有关，因为系统亲缘关系所表达的是物种间的相似度。
变种和可以认作变种之间的杂交一代以及它们的混种后代，一般都是能育的，但不一定全部能育。考虑到我们是何等易于用循环法来辩论自然状态下的变种，大多数变种是在家养状况下仅仅根据外在差异的而不是生殖差异的选择而产生出来的，变种之间几乎存在普遍又完全的能育性，就不值得奇怪了。我们还应当特别记住，长久继续的家养具有削弱不育的倾向，所以这好像很少能诱发不育性。除了能育性的问题之外，在其他一切方面杂种和混血种之间非常相似。［9］
我们完全同意这一重要段落所表达的要旨，尽管这些观点很有说服力，可育性或不育性作为检验物种的标尺没有价值，但是绝对要记住，在研究物种起源问题上，真正重要的事实是：在自然界中存在这样的动物群和植物群的成员，当它们与其他类群成员结合时是不育的；存在这样的杂种，当它们与其他杂种交配时完全是不育的。即使这些现象仅仅出现在两个这样的物种（不管是在生理学的，还是在形态上的）上，所有物种起源的理论就必须对之进行说明；如果不能的话，那么这个理论就不完美。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尽最大努力把人们已知的关于物种的知识和事实呈现给读者。无论他的理论观点如何，没有一个博物学家会倾向于反对下面的说明总结：
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所有的生物都被分成许多截然不同的类型，这就是形态种。它们还可以被细分成个体组群，在每一组群中所有的个体都能自由地交配繁殖，产生与自己相似的后代，这就是生理种。通常它们与自己的父母很相似，但还是有些后代依然容易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能通过选择稳定下来，形成一个种族（race）。在很多情况下，种族具有形态种的所有特征。虽然一方面还无法证明，当这个种族与同一物种其他种族进行杂交，是否将会表现出物种与其他物种杂交时表现出的现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还不能证明所有的物种之间将会产生不育的杂种，而且我们有很多理由相信，在杂交过程中，物种能表现出从完全不育到完全可育的完整序列。
这就是物种最本质的特征。即使人类不是同一系统中的一员，不需要遵从相同的规则，但一旦人类的智力高出了日常所需的水平，关于自身的起源问题，自己与宇宙中其他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必定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的确，历史上存在很多有关生命起源的假说，这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最早产物。在早期，实际知识并不令人满意，但是人们充满了渴望，根据所处的国度不同，所处的思想背景不同，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假说。如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是从尼罗河的泥土中，从一个原始的卵，或从一些人形神中产生的，以此来满足人类的好奇心。与我们现今的知识不同，异教的神话、地域判官、宙斯，以及那些企图使之复活的人，现在只配作为嘲讽的笑料。但那些名称和时代不详的伟大作者记录下来的同时代巴勒斯坦原始先民的想象力，却幸运地避免了这一下场，甚至在今天依然被90％的文明世界看做是事实的权威性标准和科学结论的评判准则，其中还包括万物起源理论以及与物种起源相关的理论。在现代物理学发轫的19世纪，半野蛮的希伯来人的宇宙进化论是哲学家的梦魇和正统势力的耻辱。从伽利略到现在，多少坚韧不拔并执著追寻真理的人们备受折磨，他们的英名被狂热的圣经崇拜者（Bibliolaters）所诅咒；又有多少意志力欠缺的人们，受周围舆论的强迫，费尽心机去协调这种不可能性，他们的真理意识因此而被耗竭——他们的生命徒然用于迫使科学这一新酒装入犹太教这个旧瓶中？
如果哲学家本人经受苦难，他们的事业也会倍加艰辛。每一门科学的摇篮旁都伴随着失败的神学家，它们就如同赫尔克里斯（Hercules）身旁被扼死的蛇。历史记录中，科学和正统信仰（orthodoxy）无论何时进行公平的对决，后者都会从竞技场上败退下来，即使没有被消灭，也已元气大伤，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没有被杀死，也已伤痕累累。正统信仰就是思想界的波旁家族。它学习新的东西，也不忘记旧的东西。现在，尽管它对前进既迷茫又害怕，但还是希望能一如既往地坚持认为《创世纪》第一章中包含了合理科学的全部，不时地在其半僵死的手指所能触及的范围内，对那些拒绝将自然还原至原始犹太教水平的人们小施攻击。
另一方面，哲学家则没有这样的攻击性。他们将眼睛紧盯在要“经过艰难和困苦”（per aspera et ardua）才能实现的崇高目标上，如果不能克服由于无知或恶意所带来的不必要的障碍，他们可能会不时被激怒。但他们的心灵深处又何必遭受深深的困扰呢？事实的最高权威站在他们那边，事物的机理为他们所揭示。每一颗星星如计算的那样按时到达天穹的顶点，证明了他们的方法是正确的，他们的信仰就如同“雨水往下降，玉米往上长”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怀疑是信念建立的基础，公开的探究是信念的知己。不管传统多么神圣，这些人都毫无畏惧，当传统变得有害时，就对之再也不屑一顾。不同于那些古文物收藏者，对于那些武断的看法，比如把不是化石的东西硬说成化石，他们就会断然拒绝，并视之为不存在。
有科学基础的物种起源的假说中，有两种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种是“特创论”假说，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起源自一个或多个祖先种群（stocks），但不是任何其他物种变异（modification）的结果，也不是由于自然因素产生的，而是通过超自然的创造行动产生的。
另外一种被称为演变（transmutation）假说，认为现存的所有物种都是已经存在的物种及其祖先变异的结果，其中起作用的因素与今天产生变种和种族的因素一样，也就是说以完全自然的方式产生的。作为这一假说可能但不是必然的结果，所有现存生命都是起源于同一个原始祖先。物种起源学说显然不必考虑这一祖先种或种系的起源问题。
例如演变假说要么与原始胚芽（primitive germ）的特创概念完全一致，要么与这一推测完全一致，亦即原始胚芽的产生，是通过自然的原因，由无生命物质的变异而得到。
特创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科学与希伯来人（Hebrew）的宇宙起源观相调和而得到的产物。但一个有趣的事实却是，尽管该学说目前受到科学界支持，但它却像其他假说那样，与希伯来人的观点格格不入。
虽然人们曾经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界线，但地质调查的结果表明，大量已经灭绝的动植物系列不存在这种界限。在世代与世代之间、群系与群系之间不存在巨大的间隔，不存在植物、水生动物、陆生动物一同出现的系列时代。在过去的地质学家们认为存在巨大间隔的世代之间，每一年都会增加许多新的名单：峭壁将冰碛与早第三纪连接在了一起（crags linking the drift with older tertiaries）；马斯特里赫特（Maestricht）岩层将第三纪和白垩纪连在了一起；圣凯瑟（St. Cassian）岩层出现了大量中生代类型和古生代类型混杂的动物群，该世代的岩层曾被认为是极度缺乏生物的；最后，每年都有关于一个特定的地层是否应被看做是泥盆纪或石炭纪、志留纪或泥盆纪、寒武纪或志留纪的持续争论。
皮克泰（M. Pictet）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公正权威地进一步阐明了这一事实，他计算了任何一个地层中动物属在此前地层中存在的百分比，结果是其比例绝不会小于33％。在三叠纪地层或者说中生代开始时的地层中，从之前的世代继承的生物最少。在其他地层中，通常包含60％、80％，甚至94％的属与之前地层中的属一样。不仅的确如此，而且对每一段地层进行细分都会发现特有新物种。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以里阿斯统（lias）为例，其各个岩层都含有明显独特的生命形式。一百英尺厚的剖面，在不同的高度内出现了十几种菊石，没有任何一种超过它们所在的独特的石灰石或黏土区域，从而进入下一层或上一层。因此，那些采纳“特创论”假说的人必须承认，每隔一段时间，对应于这些岩层的厚度，造物主为了创造新菊石就得干扰自然的进程。这种假说从任何证据来说都缺乏绝对的实证，因此无法想象他们是如何接受这一结论的。令人费解的是，他们究竟从这一做法中获得了什么，毕竟，正如前面所述，这种生物起源观完全违背希伯来人的宇宙观。既然从对圣经崇拜的强力臂膀中得不到依靠，“特创论”假说又能从科学或可靠的逻辑学中得到什么支持呢？可以肯定，不会太多。与它一致的观点全都如出一辙：如果物种不是超自然力创造的，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事实x或y或z；除非我们假设它们是为了特殊目的而设计的，否则我们不能理解动物或植物的结构；除非我们假定它们原初就是设计用来看东西的，否则我们不能理解眼睛的结构；除非我们假定动物事前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否则我们不能理解本能。
作为一个逻辑论证问题，必须承认这种推理对于那些不在乎后果的人是无所谓的。这是一种“诉诸无知”的论证（argumentum ad ignorantiam），即要么接受这种解释，要么保持无知。假如我们宁愿承认自己的无知，而非要采用与自然界所有教义都不符的假说。或者假设我们承认这种解释，却扪心自问是否变得更加明智？这种解释能说明什么？还有比这更加明目张胆地承认我们确实对此一无所知的方式吗？要解释一种现象，就要引用某种自然法则。但是，一旦引入造物主的超自然干预，则不再与自然法则有关，如果以这种方式去讨论物种的起源就是荒谬的。
最后，让我们问一下自己，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是否存在众多证据可以让我们断言某一现象是超乎自然的因果关系的。要说明这个问题，显然我们需要知道所有可能的组合在无限的时间内所能产生的所有结果。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并发现它们不可能产生新物种，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来否认新物种是自然起源的。除非我们弄清这些，否则任何假说都比让我们陷入可悲的推测中的那个假说要好。
“特创论”假说不仅是遮掩我们无知的华美面具，它的存在还标志着生物学的年轻和不完善。每一门科学的历史是什么？无非就体现为清除创世或其他干预的观念，使得现象的自然次序成为该门学科的主题。在天文学的年轻时代，“晨星为了欢乐而集体歌唱”，行星则顺着上天的指引而运行。现在，星星的和谐被归为与距离平反成反比的重力。行星的轨道可以从力学法则中推出，这个法则同样决定调皮男生能用石头打碎窗子。闪电曾是上帝的使者，但现在它却令上帝心满意足，因为科学使它成为人类的谦卑的使者，我们知道夏夜地平线附近由蜻［10］所发出的每一丝闪亮都是由确定的条件决定的，如果我们对此的知识足够多，那么它的方向和亮度一定可以计算出来。
大型商业公司的偿付依赖于法律的有效性，法律是用来管理人类社会显而易见的无序，道德家悲叹地以为，这种无序正是最不可捉摸的事物。除了傻子，所有的人都承认灾害、瘟疫和饥荒是自然原因的结果，大部分完全可以受到人类的控制，绝不是愤怒的上帝对令他失望的作品的惩罚。
和谐的秩序掌控着永恒持续的过程，由物和力所组成的网络和织线在完好无缺的情况下，缓慢地交织成了位于我们和无限的宇宙——这是唯一我们知道或可能知道的——之间的面纱。这就是科学描绘的世界之图，这幅图的任何一部分之间的比例都是相称的，所以我们认为它反映的是实情。难道唯独生物学该与它的姊妹科学相脱节吗？
只要基于一般思考，我们就能直接推出与特创论相左的观点，由于物种还表现出一些其他现象，我们在前面没有提到，但如果采纳这种流行的假说，它们就会变得不可思议。如物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发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现象，我们的分类系统所基于的物种间的结构关系，哲学解剖学的伟大学说，在生境和功能方面相差悬殊的大量物种所表现出来的同源性或结构计划的相似性。
生活在巴拿马地峡两侧海域中的动物种类迥然不同的共性。生活在岛屿上的动植物种类与附近大陆的种类虽有共性但又有所不同，后者与生活在临近大陆上的种类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尽管它们之间也存在相似的一面。第三纪末，旧世界和新世界属于同一属或同一科的哺乳动物，现在它们生活在同样的大地理区内。第二纪（secondary epoch）［11］最早期的鳄鱼爬行动物与现今的种类在一般结构上很相似，但在椎骨、鼻腔上略有一两处不同点。豚鼠的牙齿在出生前就脱落了，因此它们绝对不是为了咀嚼的目的而设计的。同样，雌儒艮具有长牙，但从未露出牙床之外。在它们的发育过程中，同类的成员经历相同的情况，成年后它们身体所有的部分都是根据同样蓝图排列的。人与大猩猩的相似程度高于大猩猩与狐猴的相似程度。以上只是从现代研究所得到的相似事实中随机举出的例子。当研究者向特创论假说的支持者那儿寻求解释时，他通常只能获得东方式简洁的答案，“Mashallah！［12］我的真主！”在巴拿马地峡相对的两侧具有不同的物种，因为它们是神分别创造的。上新世的哺乳动物与现存的很相似，因为设计的蓝图相似。我们发现了残余器官和相似的蓝图，因为造物主乐于为自己设立一个“神圣的样本或原型”，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拷贝，而且其中有一些做得不太好——一些人持有这种观点。把这些胡言乱语当做科学恐怕将来会成为19世纪智力低下的证据，就如同我们嘲笑“自然憎恶真空”之类的辞藻一样，尽管托里切利（Torricellis）的同胞满足于用它来解释水是如何从水泵中上升这一现象。请大家记住，这种自欺欺人式的作法是有害的，由于它不允许人们进行探究，也就等于剥夺了人类的用益权［13］。这可是大自然赋予的最具创造力的遗产。
针对特创论的上述反对理由，已经或多或少深入人心，只要是曾经认真独立地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因此不足为怪的是，这一假说不时地遭遇某些对立假说，其中的一些甚至比它更好。耐人寻味的是，反对观点的提出者似乎是同时得到地质学和生物学的支持。事实上，只要一旦承认地球当前的物理状态是通过长期自然因素的作用逐渐产生的，就很难想象其上的生物却是通过其他途径产生的。马耶（de Maillet）［14］及其后继者的假说是对席勒（Scilla）有关化石本质证明的自然补充。
作为与牛顿和莱布尼茨同时代的人，马耶自然见证了近代物理学的诞生，并且参与了这一重要时代的智力活动。马耶作为法国政府领事代办，在地中海各地的港口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他在埃及总领事的办公室待了16年，尼罗河峡谷的奇妙现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注意到这一事实：触目所及，到处都有相似的秩序，并且还导致他推测地球和地球上生物的现状的起源。马耶对科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但是他似乎对于发表自己的观点犹豫不决。尽管他在《特雷阿米德）》（Telliamed）的序言中已尽力将这些观点与希伯来人的假说保持一致，但这一观点还是得不到同代人的认可。
就在意大利学派的许多伟大的解剖学家和物理学家致力于驱散当时流行的一些错误观点后不久，他们的杰出弟子，现代生理学的奠基者哈维，在一个较少受僵化的神学压制的国家，境遇不佳，以致人们要冒险才能追随他的足迹。可能受这些因素的影响，马耶作为埃及总领事的天主教权威终生对自己的理论秘而不宣。《特雷阿米德》是他笔下的唯一一部科学著作，这时他已经是79岁的高龄了。尽管马耶又活了三年，但他的书直到1748年才得以面世。书名中包含有字谜游戏，对于不知其中奥秘的人来说，就会读不懂其中含义。出于必要，前言和题词的措词是专门为出版商安排的借口，申明“本书只是充满了机智的话语（jeu d'esprit）”。
尽管印第安先人的迷信假说与非常流行的“镶嵌地质学”（Mosaic Geology）听起来一样完好，但是如果我们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它们并没有多大的价值。认为水最初曾经覆盖了整个地球，构成山脉的岩石是以现在形成泥、砂和砾石的相同过程沉积形成的。后来水位渐渐降低，动植物残骸留在这些岩层中。随着干燥陆地的出现，某些水生动物适应了陆上生活，它们后来渐渐变成了适应陆地和空中生活的种类。但是如果我们根据那时的知识状态，再考虑推理的一般过程和风格，显然有两点应该尤其值得注意。第一，马耶有一种生命可变异性（modifiability）的观念（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准确的知识），并知道如何用这种变异来解释物种的起源。第二，他清楚地理解受赫顿（Hutton）强烈支持、后来莱伊尔又对之进行完整阐释的伟大的现代地质学原理，即我们可以用现在的原因解释过去的地质事件。下面这段前言，实际上是马耶谈到他的另一个自我——印第安哲人特雷阿米德时说的，与今天大多数均变论学者的观点完全相同：
令人惊奇的是，为了获取这些知识，他似乎逆向思考自然界的法则，因为他不是从研究地球的起源着手，而是从了解自然界的现象开始。他声称这种逆向思维的方式，对他来说卓有成效，这种方法帮助他逐步取得一些重要的发现和认识。这些发现和认识是在剖析地球的物质组成以及了解所有构成部分之后获取的，即起初他研究这些物质各部分组成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通过比较研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人们探究自然界隐匿的内部规律总是必要的。这种方法也有利于引导我们的世界观，获取非常有趣的自然知识。通过了解自然界的结构和组成规律，他声称已经探明我们居住的地球的真正起源、地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谁造就了地球。
马耶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几乎成了林耐之前考虑动物和植物分类问题、哈勒（Haller）之前考虑生理学问题的先行者，但他也在不同的方面不可避免地犯下了巨大的错误，因此导致了他的著作不被人注意。罗宾特（Robinet）的推测与马耶的相比远远落后了，尽管林耐对演变的假说十分熟悉，但直到拉马克采纳并在《动物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一书中大力进行吹捧之后，这种假说才获得必要的支持。
部分是由于他那朴素的宇宙观和地质观，部分是由于一种渐变观，来自于他对植物和低等动物的广泛研究，尽管这些生命形式的分支是不规则的，从而促成了拉马克的物种演变假说。拉马克的思考主线与马耶的非常近似，在讨论生物起源问题时，他那质朴得近乎猜测的方式卓有成效，这是因为他主要通过致力于发现影响物种转变的自然原因，而马耶仅仅假定这是存在的。拉马克认为他已经在自然中发现了这样的原因，并完全符合自己的猜想。他说，器官的用进废退是一个生理学事实；产生的变异可以遗传给后代也是生理学事实。因此，如果身体的某一部分经常被运用，而另一部分则很少被运用，就会影响它们的发育，从而改变一种动物的行为，继之改变它的结构。改变周围的环境也可以改变动物的行为，因此，从长远来看，环境的改变必定带来组织结构的改变。因此按照拉马克的观点，所有的动物物种，都是作用于那些原始胚种的环境改变的间接后果，而这些原始胚种，在他看来，是在水中通过自然发生而起源的。不过让人费解的是，拉马克应该像他原先那样坚持［15］环境从未在任何程度上直接改变动物的形态或组织，只是通过改变它们的需求，然后进一步影响它们的行为。这样他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不能表达需求或主动行为的植物是如何发生改变的？对此他的回答是，环境通过影响植物的营养过程而使之发生变化。在他看来，这种变化似乎从未在动物中发生过。
拉马克意识到单凭思辨是不能解决物种起源问题的，为了建立任何可靠的物种起源理论，都必须进行观察来寻找能形成物种的真正原因。他确信正确的分类要与它们的发育次序相符合，他还坚持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而且在他看来，造成本能和理性的所有变化的原因均与物种起源有着同样的原因。当我们做上述陈述时，其实是在列举他对这一问题的主要贡献。另一方面，除了用进废退，他对于其他自然机制一概忽视，这导致拉马克不适当地将全部赌注都放在了这个因素上，他的荒谬理所当然要受到指责。我们会看到，关于达尔文先生重点关注的生存斗争，他只字不提。事实上，他怀疑除了我们亲眼看到的死于人类手中的这些大型动物外，是否真正存在灭绝的物种。在讨论可能存在化石壳时，他没有想到会有其他破坏性因素在起作用，所以他问“为什么在没有人类造成破坏的情况下，它们事实上消失了？”（《动物哲学》第1卷，第77页）。拉马克对于选择的影响没有什么概念，他既没有阐述家养动物表现出来的奇妙现象，也没有说明它们的效果。居维叶的巨大影响对拉马克的观点极为不利，并且因为他的某些结论的漏洞显而易见，因此他的学说在科学界和异教神学界同样备受攻击。后来拉马克努力用一些事实来重建自己在思想界的地位，但均无济于事。事实上，值得怀疑的是，拉马克受到朋友的攻击多呢，还是受到敌人的攻击多！
一方面，事实上，两年以前我们即可大胆设想，即使那些“特创论”假说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恐怕偶尔也会怀疑，自己是否全部正确。但他们的地位似乎一如既往地牢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内在的力量，就是因为所有想取而代之的假说都以失败而告终。另一方面，想深入思考物种问题的少数人受到普遍接受的教条的排斥，他们除了采用基本上没有被实验或观察证实的、同样不受欢迎的假设外，别无出路。要从上述两种谬论和令人不快、中庸的怀疑论之间做出选择，后一个选项，无论多么令人不满和不快，但显然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心理状态。
这种想法在博物学家的头脑中酝酿，于是，1858年7月1日，他们聚集在林奈学会的讲堂中聆听来自地球两侧的两个作者的报告就毫不奇怪了。这两位作者在此向公众展示他们凭着独自的努力得出的有关物种问题的相同答案。作者之一就是著名的博物学家华莱士先生，他在印度群岛（Indian Archipelago）对物种问题进行了多年研究，然后将他的观点写成论文寄给了达尔文先生，想通过他在林奈学会发表。细读之下，达尔文先生惊异地发现该论文中包含了诸多他为之工作了20多年的主要观点，而且部分观点与早在15年或16年前私下里给朋友看过的完全相同。如何才能将这件事处理得圆满，既要对得起朋友也要对得起自己，让达尔文陷入了困境。他将此事交给了胡克和莱伊尔爵士。根据他们的建议，达尔文向林奈学会提交了一份涵盖他主要思想的简单摘要，同时也宣读了华莱士先生的论文。《物种起源》是该摘要的扩大。达尔文先生学说的完整阐述将会出现于这部更庞大、更详细的著作中，据说他正在为出版此书做准备。［16］
达尔文主义的假设具有明显的优点，其原理简单明了，要点可以用简单几句话来概括：所有的物种都是从共同祖先通过变种的演化而产生；经由自然选择这一过程，首先形成稳定的品种，然后形成新种；本质上，自然选择过程与在人类干预下家养动物产生新品种的人工选择完全一样；在自然选择中生存斗争取代了人的位置，在自然选择中它发挥着人工选择的作用。
为了支持自己的假设，达尔文提出了三类证据。第一类，他致力于证明物种能通过选择而产生；第二类，他试图证明自然因素有能力完成选择的功能；第三类，他试图证明在物种的分布、演变和相互关系中那些最显著的反常现象，可以从他提出的起源学说和所知的地质变化事实中推导出来，即使这一假说现在还不能解释所有的这些现象，但并不与之相矛盾。
无须质疑达尔文先生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它不仅严格遵循科学逻辑规则，而且是唯一胜此重任的方法。那些只在经典传统和数学方面接受过训练的评论家，一辈子也未从实验或观察的归纳中获得过科学事实，却对达尔文的方法进行夸夸其谈的指责，说达尔文先生的方法不够归纳，也并非完全是培根式的。即使他们对于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不熟悉，但他们可以通过熟读密尔（Mill）先生的绝妙篇章“论演绎之法”，从而知道存在很多种科学调查方法，其中纯粹的归纳法对于研究者有帮助，但也仅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密尔先生说：“作为我们从复杂现象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被证明不适用直接的观察和实验的研究模式，通常来说就是演绎法。演绎法包括三个步骤：第一，直接的归纳；第二，推理；第三，证明。”
现在，不仅决定物种存在的条件极为复杂，而且绝大多数物种都超出了我们认识范围。但是达尔文所做的与密尔提出的原则完全相符，他通过观察和实验致力于确定某些归纳出来的主要事实，再从这些数据中推出结论。最后，他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事实与自己的推论进行比较，检验了这些推论的有效性。达尔文先生用归纳法致力于证明，物种是以某种确定的途径产生的。他用推论法显示，如果物种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其分布、发育和分类等事实就是可以解释的，也就是说，只要给予无限的时间，就可以结合自然地理和气候的变化从它们的起源模式出发推导出这些事实来。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种解释或观察到的现象与推测出的结果是一致的，这证明了达尔文学说的观点。
虽然达尔文先生的方法无懈可击，但还存在一个问题，即他是否满足了这种方法所要求的所有条件。事实上，他已经充分证明了物种是可以通过选择产生的吗？的确存在自然选择这种东西吗？物种表现出的现象就没有一个与物种起源的这种方式相矛盾吗？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达尔文先生的观点已经超出了假设的范畴，成为被证实的理论。但是，根据我们的看法，只要目前引证的证据不足以做出这种肯定，新学说就还只能是假说——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学说，很可能是在现有的科学观点中唯一有价值的假说，但它仍然还只是一种假说，而非关于物种的理论。
经过多番考量并且确信对达尔文先生的观点没有偏见之后，我们确信，已有证据显然不能完全证明，表现出自然界中物种所有特征的一群动物，是通过选择起源的，不管这种选择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具有物种形态特征的群（Groups），也就是明显的永久种族，按此过程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通过变异和选择性育种，可以从任何动物群中产生出另外一个群，即使它们在最低的程度上是与前者杂交不育的。达尔文先生完全意识到这个弱点，因此提出许多独创性和重要的论据来缓解反对的压力。我们充分肯定他论点的价值，而且我们也相信，在短短的几年中一个高超的生理学家所进行的实验，将很可能获得预想的结果：从一个共同祖先群中产生出或多或少杂交不育的几个杂种（breeds）。不过就目前来看，“最初的分歧（little lift within the lute）”既没有被掩饰也没有被忽略。
迄今为止，以我们个人的能耐还不足以让我们在达尔文先生的理论中发现重大的漏洞。根据我们听到或读到的内容来判断，同一领域的其他探索者也没有更多的好运。例如，有人认为在“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两章中，达尔文先生并没有充分地证明，必须存在的自然选择实际上确实存在。事实上，也没有其他办法能证实之。除非它们已经在自然界中存在了很长时间，否则一个种族很可能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时再去研究它起源的条件已经为时已晚。此外，有人认为发生在家养状态下、受人类干预的选择与自然起作用的过程之间不存在真正的类比，因为人类的干扰是充满智慧的。说到底，这种观点暗示智力因素所带来的问题比非智力因素必然更为棘手。但即便把能否将按照确定不变的规律运转的自然正确地称为非智力因素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这样一种观点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将盐和沙粒混合在一起，即使是让那些最聪明的人将砂粒与盐粒分开也将是一个难题。但是一场透雨在十分钟之内就能解决这个难题。而且人们发现，当他绞尽脑汁来区分那些得到的变种，并且从中进行选择性繁殖时，这就相当于自然界中源源不断在起作用的破坏性力量，如果他们发现一个变种在环境中比另外一个更易“溶解”，最后它将不可避免地被清除。
基于在很多物种之间缺乏过渡类型，从而导致不少人对拉马克的物种可变假说产生正当质疑。但对于达尔文的假设，这种质疑就毫无用处了。事实上，达尔文先生著作中最有价值和启发性部分，就是他证明了缺乏过渡类型正是其学说的一个必然结果，两个或更多个物种所起源的祖先种系（stock）不一定必须介于这些物种之间。如果任何两个物种是产生自同一个祖先种系，也就是说这两个物种的共同祖先种系无须介于二者中间，就如同信鸽和球胸鸽都起源于岩鸽，而岩鸽并没有介于信鸽和球胸鸽之间一样。若是明白这种类比，以过渡类型的缺失作为理由，反对物种起源的选择系统就再也站不住脚了。如果没有书中常见的“自然从不跳跃”（Natura non facit salturn）这句格言带来的迷惑，我们认为，达尔文先生的理论会更有力量。如上所述，我们相信自然不时会进行跳跃，认识到这个事实对于驳斥许多反对转变学说的观点也极其重要。
但是我们必须稍作停顿。仔细讨论达尔文先生的观点将使我们远远超出本文开始时预设的范围。如果我们对于物种的已知事实，不管多么简短，进行了陈述，并且介绍了达尔文先生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及其与前人理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指出，他的观点是如何合乎科学逻辑的，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我们坦率承认，至今还没有能达到所有这些要求，但我们毫不犹豫地断言，它已经比其他先前和同时代的假说都进步得多，就如同哥白尼的假说对托勒密的理论一样，达尔文的假说在观察和实验的范围，科学方法的严密性，对于生物现象的解释能力等方面都成效卓著。尽管后来证明行星的轨道不是严格的圆形，但哥白尼对于科学的巨大贡献令开普勒和牛顿不得不追寻他的脚步。如果达尔文主义的轨道表现得过圆又会怎样呢？如果物种表现出种种自然选择不能解释的滞后现象又会怎样呢？也许20年后的博物学家能对此做出判断，但无论博物学家们持何种观点，他们都将对达尔文先生感激不尽。如果我们让读者觉得《物种起源》一书的价值完全在于其中包含的理论观点会得到最终证明，那就是我们在予以误导了。相反，如果明天证明这些观点是错误的，但本书在同类著作中依然是最好的、关于物种学说的精选事实的最简明扼要的、前所未有的综述。有关变异、生存竞争、本能、杂交、地质记录的不完整、地理分布的章节不仅是举世无匹的，而且就我们所知，是在所有生物学著作中最出色的。总体看来，我们相信，自从30年前冯·贝尔［17］出版《发育的研究》之后，没有哪部著作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对于生物学的未来有巨大影响，而且还把科学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领域中。
注 释
［1］现也译埃塞俄比亚。——编辑注
［2］论黑猩猩和猩猩的骨学，《动物学会学报》，1858。
［3］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 1743—1820），英国著名植物学家，他曾随詹姆斯·库克船长进行的第一次环球航行，旅行中他和瑞典博物学家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一道发现了许多新植物和动物种类。——译者注
［4］雷阿乌姆尔（René-Antoine Ferchault de Réaumur, 1683—1757），法国著名科学家。他以数学、生物学、钢铁及其他工业技术研究和确定列氏温标而闻名于世。——译者注
［5］汉弗莱上校对此的陈述特别清楚：“当一个普通的公羊使一个安康母羊受精，会增加母羊或公羊的总体相似性。被安康公羊受精的普通母羊的繁殖完全遵循其中的一方，没有让两者任何的区别和重要特征发生混杂。由安康公羊受精的普通母羊经常会生出双胞胎，其中一个表现出母羊的全部特征，另一个则表现出公羊的特征。在看到一个短腿的和一个长腿的羊羔同时围着同一个母亲吃奶时，这种对比尤为显著。”——《哲学通讯》，1813，第一部分，第89、90页。
［6］美利奴绵羊，原产于西班牙的羊，具有长而质优的毛。——译者注
［7］布朗—塞卡尔（Charles Brown-Séquard, 1817—1894），法国著名生理学，于1856年提出报告，指出切除了肾上腺的实验动物会耗弱至死。——译者注
［8］德尔斐城（Delphi），位于希腊中部靠近帕拿苏斯山的一座古城，其年代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它曾是著名的阿波罗先知所在地。——译者注
［9］本段引文的译文参考了周建人、叶笃庄和方宗熙的译本。——译者注
［10］一种昆虫。——校者注
［11］现在称中生代。——译者注
［12］Mashallah，阿拉伯语，意指信徒完全接受真主降临其上的好运或厄运。——译者注
［13］在不损害产业的条件下使用他人产业并享受其收益的权利。——校者注
［14］马耶（Benoit de Maillet,1656—1738），法国外交官和旅行者。他在1748年出版的一本遗著中提出了一个同阿那克西曼德相类似的学说，他设想一切陆地动物都由鱼类改变习惯和环境影响而来。鸟类来自飞鱼，狮子来自海狮，而人则是人鱼变的。——译者注
［15］ 见《动物哲学》，卷一，第222页，以及下列等等。
［16］请注意赫胥黎此稿写于1860年。
［17］冯·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 1792—1876），爱沙尼亚裔德国博物学家和胚胎学先驱，他于1827年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