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先生的《物种起源》
·Time and Life·
享受与达尔文先生的友谊是我的荣幸，在同他的交流中自己获益匪浅，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熟悉了他异乎寻常的独创工作和包罗万象的思想。正是由于我对达尔文先生长期研究进程的了解，因此我对他的坚定意志、他的知识、他对真理的全身心热爱充满了信心。此外，我发现我对优秀博物学家关于物种这一棘手问题的观点越了解，在我看来，它们就越显得不那么可靠，我也就越倾向于物种是逐渐变化的假说。我敢说这就是我最后的结论。
逐渐地，那些有思想的地质学研究者意识到自然的早期威力绝不是最宏大的。与斯诺登峰（Snowdon）和坎伯兰郡（Cumberland）的小山相比，阿尔卑斯山和安第斯山只是昨日的儿童。图为斯诺登峰。
我们都知道，地球的表层厚约10英里，是人类最易接近的研究目标，它们大部分由岩层和成层的岩石构成，这些岩石是由以前海洋和湖泊中的泥和沙经压实而成的，它们一层层重叠排列，最古老的位于最底层。这些各式各样的地层之间具有某些相似性或相异性，因此可以将它们划分成不同的群或组，这些组又构成更大的集合，早期的地质学家称之为第一纪、第二纪和第三纪。现代的地质学家则称之为古生界、中生界和新生界。前者是根据这些地层群组的相对年代划分的，而后者则是根据它们中所含有的生命形式划分的。
与地球的总直径相比，地壳虽然仅是薄薄的一层，但是以人类的标准来衡量，事实上这些岩层系列还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它们还都有时间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些矿物的集合作为衡量时间的尺度，时间沉淀于它们的堆积过程中。当然，这些岩层所代表的总时间与对之起作用的力的强度成反比。在远古，如果泥和沙在海底以相比于现代十倍的速率堆积，很显然在那时形成一个10英尺厚的泥岩或砂岩的时间，现在则仅能形成一个1英尺厚的同样组成的岩层，反之亦然。
因此，在研究初期，自然地质学家必须在两个假设之间做出选择：一是堆积的岩层所代表的时间跨度，我们可以称之为地质时间，作用于其上的自然力等于现在作用力的平均强度，因此它们所代表的时间肯定是十分漫长和难以想象的；二是在远古时期，自然力的强度远远大于现今，因此产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结果的时间相对很短。
早期的地质学家几乎都采纳后一种观点。他们对于当今自然界运转情况毫无所知，只是像儿童阅读罗马或希腊历史一样阅读地质历史的记录，想象着古代是一个巨大的、雄壮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截然不同，因为那些东西与他们有限的经历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即使是早期的观察者，也被远古世界和当今自然界之间的巨大差异所深深打动并惊叹不已。远古之时，自然力量似乎更为宏大和充盈。岩层被抬升和扭曲，断裂和裂开（fissured），被熔融的岩浆流洞穿，或者被洪水侵蚀到广大的地区。古老的岩石上铭刻的证据表明，当时的情况远远不同于人类目前所驻足的平静时期的景象。
逐渐地，那些有思想的地质学研究者意识到自然的早期威力绝不是最宏大的。与斯诺登峰（Snowdon）和坎伯兰郡（Cumberland）的小山相比，阿尔卑斯山和安第斯山只是昨日的儿童。而所谓的冰川期只是最近、最新一次全球的变革，在此期间广泛的自然改变的纪录依然存在。研究当代地质的自然地理学已经成长为一门科学，我们仔细研究现在自然的规律，去发现过去现象的先例（hibernice）。因此，那些认为过去与现在存有巨大不同的观点已经变得没有必要了。
可以想象，相对于冰山缓慢的浮动，缓慢的融化，或冰川如蜗牛一样以一天一码的速度延伸，巨大洪水的运载力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对于尼罗河、恒河和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研究告诉我们，水的磨损力是如此的缓慢，但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让它起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却又是如此的巨大。对太平洋中的暗礁和对大西洋深海的探测均显示，那些缓慢生长的珊瑚和无法察觉的微生物都生活在狭小的空间内，在它们同胞和祖先形成的泥质堆积层上又添加了细细的一层，我们必须把它们看做石灰岩和白垩形成的机理，而不会假设是海水中饱含的钙质盐突然沉积下来形成的。
研究者因此认识到，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现有的力量是完全可以产生我们在岩石中遇到的各种自然现象的。反过来，对古代地层中由自然活动留下的痕迹的研究会发现，当时的情况与现在的情况相同。在古代海滩上遇见的鹅卵石与今天海滩上发现的没有差别；最古老的硬实海砂上的波痕，与现在各个沙质海滩上发现的一样；古代雨滴留下的凹痕足以证明，即使是在最古老的时代，“云中的彩虹”也一定点缀着古生代的天空。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倒转七个沉睡者（Seven Sleepers）的传奇，如果我们能够睡回到过去，在距今一百万年前醒来，回到最古老的地质时代，没有理由相信，海、天空或陆地的景观将展现给我们一个传奇般的景象。
这就是现在自然地质学家所持有的，或无论如何将倾向于持有的信念。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显然不会对人类历史开始之前的那段时期的地球的自然环境草率做出结论，那段时期被称为“前地质时期”（在通常的术语中也称之为史前期）。事实上，这些观点不仅与下面的假设相吻，即在远古时期，地球的条件与当今迥然相异，而且它们必须得到这种假设的支持。物理学家要想根据自然规律获得加农炮弹的发射点、受力情况和运行轨道，就必须知道炮弹的精确速度和其运行轨迹的准确特征。同样，那些深信地球的总体情况在地质历史的各个时代处于均匀变化的研究者，才能够觉察到这是由已知原因推动的过程。通过对自然的综合类比，可以推测我们的太阳系曾一度是一个星云团，慢慢地星云发生聚缩，然后碎裂成几组旋转一致的球，我们称之为行星和卫星。接下来，它们每一个都经历各自特定的变形，直到最终，我们所处的宇宙气团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碰巧对其做出明确的记录，自此之后变化相对较小并且渐趋稳定。
因此，均变论学说和进步论学说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它们间的相互联系也非常密切。
然而，如果那些从地质历史时期获得的有关地球的环境条件，仅仅是前地质历史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的结果，那么后者所持续的时间与前者相比，就如同地质历史时期与我们称之为历史时期的短暂时代相比一样。而且，即使是最古老的岩石，它们所记录的时代距离地球形成的时代也无限遥远。
当把物理学运用于地质学时，现代地质学家很可能都不会怀疑这种推理的可靠性。但是当问题从物理学和化学转向自然历史时，情况就迥然不同了。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出现的科学成见和公众的偏见顿时发生急剧的转变。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在描绘“生命的起源”和“生命的最初形式”时，就像这是世界上耳熟能详的事情一样。即使是非常谨慎的作者，似乎对“原型”（archetype）这样的名词也十分认同，借助于它，造物主被引入“一片狼藉的世界”中。就如同过去常常想象的那样，远古世界与现代世界截然不同，大家仍然认为当今我们地球上现存的生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与远古时代的种类形成鲜明的对比，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我们一直默认，我们现在拥有所有曾经生存过的生物。尽管与日俱增的知识将守旧者挤出了战场，但他们又建立起新的防线，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宣称新的开始才是真正的开始。
尽管我们丝毫没有否认或要弱化，古代和现代生命间存在已经确证的差异（未经确证的差异将另行讨论），但是我们相信这种差异被夸大了，我们的这种信念基于确定的事实，这些事实虽然大家多少都知道一些，但并没有完全理解它们的价值。
众所周知，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根据自然关系，将各种现存生物和化石生物归入不同的亚门、纲、目、科、属和种。从大尺度上看，很明显生物在整个地质历史中的差异不是很大，没有一个亚门和纲整个灭绝了，或不存在现存代表。
如果转向一个小的类群，我们发现植物大约有两百多个目，我坚信它们在化石中均能找到相应的代表，因此植物中绝不存在一个完全灭绝的目，除非我们转向下一级类群或科，在这里我们将发现存在完全灭绝的类型。另一方面，据估计动物可能具有120个目，其中8个或9个是完全灭绝的。因此，已灭绝动物的目与现存动物目的比例不超过7％，当我们考虑到巨大的地质时间尺度时，这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另外一种思考是，虽然类型确实不同，但具有同样的结论似乎被忽略了。不仅地质历史中的生物和现存动植物具有相同的结构蓝图，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还存在过一些奇特的动物和植物，有些跨越了整个地质历史时期，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为这种持续稳定性，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可以称之为“持久型”，它们与地球历史中仅短暂存在的类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植物王国和动物世界中，这种持久型的例子大量存在。我们都熟知，最古老植物类群的残骸形成了煤，就所能鉴定的而言，石炭纪的植物为蕨类或石松植物或松柏类植物，有很多种类与现今的非常相似！
在动物世界中，每一个亚门都存在这样的例子。在大西洋海底钻探过程中获得的球房虫属与白垩中发现的相同。埃伦贝格最近描述的早志留世有孔虫的脱壳似乎表明，在遥远的时代存在的类型与现代的种类非常相似。在珊瑚中，古生代的床板珊瑚（Tabula-ta）与现代的千孔虫在构造上十分一致。如果我们转向软体动物，最优秀的软体动物学家都不会认为志留纪岩石中的骷髅贝、海豆芽和圆盘贝与现存的某些种类之间仅存在属级差异。对现存鹦鹉螺而言，从最老的到最新的，在每一个大类中都有其代表物种。现代海洋乌贼的枪乌贼属，出现于早侏罗世或在中生代地层的底部，最多在某些特征上与现代的同属种类有明显不同而已。在种类最为丰富的有环节类动物中，有两个最高级的纲——昆虫纲和蜘形纲表现出了惊人的稳定性。石炭纪的蟑螂与今天在我们地窖中横行的种类非常相似；那时的蝗虫、白蚁和蜻蜓与如今在田野中和破房子中啾啾鸣唱，或优雅地在莎草池塘畔滑行的种类十分相似。同样，古生代蝎子与现代蝎子的差异也只能由博物学家才能分辨得出。
最后，在脊椎动物门中，同样的规律表现得更明显。有些类型，如硬鳞鱼（ganoid）和盾鳞鱼（placoid），从古生代到现代一直保持稳定，没有太大地偏离正常标准，依然限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类群范围内。即使是灭绝比例最大的爬行动物中，也有一个类型——鳄类（Crocodilia），至少从中生代开始到现在一直保持了极大的稳定性，与它们所经历的时间相比，发生的改变十分微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于地球上远古哺乳动物的有限了解让我们相信，一些类型，如有袋目，在同样的时间范围内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因此可以说，虽然世界上的动物作为整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依然存在一些十分保守的特定类型，它们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问题是，这些事实对于我们认识地质历史中生命的历史有何意义？答案似乎在于通常我们对物种起源的看法上。如果我们假定，每一种动物和植物是造物主一个一个创造的，每一个单独创造的物种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持续不断相互取代，那么持久型的存在只能是不合法度的。然而，这样的假定得不到传统或新发现的支持，因为它与其他自然原理相背离。那些采纳这一假说的人们完全陷入了误区，因为他们正在强化摩西律法的干预之手［1］。然则，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仅采纳那些生理学研究结果支持的假说，保守型的存在似乎对我们更有教益。这个假说受到了特雷阿米德斯（Telliameds）和韦斯特盖伦斯（Vestigiarians）的支持，虽然在早期它差点因此窒息而亡，现在它们至少赢得了当今所有最优秀思想家暂时的认同。这个假说认为，新的生物类型或物种是通过逐渐修饰先前已存的物种而产生的。这就像一条长长曲线的一小部分看起来像直线一样，在方向上没有变化，标志着我们所能见到的部分只是非常长的整条曲线的一段。如果所有生物都是由其他简单的类型经过修饰而产生，那么保守型在整个地质历史中仅发生了很小的改变，这表明它们只是巨大修饰系列的最后一段，它们在前地质历史时期中的形式对现在人类来说可能永远是个谜了。
换句话说，如果进行正确的研究，古生物学与自然地质学的学说是一致的。我们最远的探索仅把我们带向伟大的生命之河的河口附近，至于它从哪里开始发端，经过了什么样的经历，我们依然一无所知。
前面讲的包含了几个月前我在英国皇家学院（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所作报告的主旨，当然这是在达尔文先生出版他的巨著《物种起源》之前很久的事了，他得出了与我同样的结论。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可以不失公正地说，我的观点是独立得出的，但我不认为我可以宣布自己对此拥有同样的权利。享受与达尔文先生的友谊是我的荣幸，在同他的交流中自己获益匪浅，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熟悉了他异乎寻常的独创工作和包罗万象的思想。正是由于我对达尔文先生长期研究进程的了解，因此我对他的坚定意志、他的知识、他对真理的全身心热爱充满了信心。此外，我发现我对优秀博物学家关于物种这一棘手问题的观点越了解，在我看来，它们就越显得不那么可靠，我也就越倾向于物种是逐渐变化的假说。我敢说这就是我最后的结论。
既然我的巢穴中具有如此多借来的羽毛，我认为从达尔文先生那里借些羽毛来装饰本篇短文的尾巴没有什么不合适。我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细读他的书，来简练地指出，他学说的实质是什么，它们依据的事实又是什么。随着我发现那些草率的批评家在没有仔细阅读我朋友的书之前就开始大放厥词，试图尽其所能来改变公众的观点时，我越发积极投身于我的事业。
如果真有人能够胜任此项工作，没有人比我更希望看到达尔文先生的著作被驳倒。但是我要说，现有的这些反驳都很蹩脚，是无稽之谈，纯属误解。每一个研究过家畜繁殖或喜爱培育鸽子的人，或果树栽培学家都曾深深见识过各种动植物的特殊可变性或可塑性，那些动植物在人工驯化下产生了巨大的变异。狗与狗之间的差异，比狗与狼的差异更大。纯人工的鸽子品系，如果它们的起源不清楚的话，博物学家肯定会将它们归为不同的种，甚至是属。
这些品种通常是通过同样的途径产生的。育种者选择一对亲本，两者之一或两者都具有他们希望得到的特征，然后在它们的后代中选择那些特征更明显的个体，抛弃特征不明显者。从被选择的后代中，他们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如前面所述，重复同样的过程，直到完全得到他想要的偏离原始类型的后代为止。
如果他现在通过变种进一步繁殖，经历很多代之后，注意一直保持所获个体血统的纯正性，就会倾向于得到某一特定的变种，它具有越来越强烈的突出的遗传性状，由此而得到的品系在持续性上不存在任何限制。
像拉马克这样的人知道，通过杂交所获得的变种在自然界中广为存在，并发现在一些情况下要区分变种和真正的物种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凭直觉推出这一可能性：即使是最独特的物种，也不过是非常稳定的变种，它们都是从一个共同祖先通过变异演化而来的，就如同已经确证的转叉狗（turnspits）和灰狗，信鸽和翻飞鸽的起源过程一样。
但是要完成这个类比还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在自然界中，与育种者相应的角色何在？选择是必须的，但自然界是如何执行选择的呢？拉马克对这些问题没有予以重视，并且没有意识到他无力解决这一问题，但他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猜想。而猜想在科学中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步骤，拉马克的声誉正是被他那些没有证据的荒谬猜想所败坏。
拉马克的猜想，就像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爵士戴上新帽子和用上手杖后，说的却是一个新版本的老故事一样，从而为“遗迹”这一生物学思辨奠定了基础［2］。与任何能叫得上名的学说相比，这个学说对于合理思想的进步伤害最大。事实上，我之所以在此提及此事，只是为了否认拉马克的猜想与达尔文工作的重要特征有任何相似之处。
事实上，后者的特点是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在自然界中取代了育种者的位置，是什么促使一个变种充分地演化成为一个物种，同时限制了另一些变种的生存。最后，他阐明了所谓的自然选择是如何通过变异产生新物种的。
是死亡在自然界中扮演了育种者和选择者的角色。在著名的“论生存斗争”一章中，达尔文将注意力集中于生命神奇的死亡现象，这是自然界中持之以恒的过程。与人类一样，每一种生存的物种，“每天都要面对死亡”（Eine Bresche ist ein jeder Tag. ）。每一个物种都有它的天敌，都需要为了生存而与其他物种进行斗争，最弱者遭受失败，死亡是对所有落后者和弱者的惩罚。每一个自亲种演变而成的变种在对周围环境的适应上不是比亲种好，就是比亲种差。如果是更差，它将不可避免遭受死亡的厄运，迅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如果是更好，它必将迟早使其祖先彻底消亡，取代它们的位置。如果环境改变了，这些成功者又将会被自己的后代所取代，因此，通过这一自然过程，无限的变异将在时间的长河中发生。
为了说明什么是我含混地称之为的“环境”，为何它们会持续变化，为了充分地证明“生存斗争”是真实存在的，我必须引用达尔文先生的著作来佐证它们的真正影响。我相信我公正地阐述了达尔文整个理论所处的位置，预见对他著作的全部评论并非我的目的。不管结果如何，如果能够证明作用在任何物种上的自然选择过程，能够从一个物种中产生相互不同的变种，而我们无法将它们与真正的物种相区分，那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假说将在稳定的科学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如果达尔文先生不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推理上都是错的，他的后继者将很快找出这一理论的缺点，结果它们将被更接近真理的理论所取代，这本身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起作用的一个例子。
无论如何，要解决问题只有通过具有高度技巧的博物学家的辛苦工作和实事求是的长期探索。公众必须耐心地等待结果，最重要的是要阻止对争论任何一方怀有无知的偏见和自负的霸道，否则就无异于是在犯罪。
注 释
［1］指上帝对创世的干预。——校者注
［2］1844年，英国作者罗伯特·钱伯斯匿名发表《自然创造史的遗迹》一书，猜测性地提出了一种进化论，相信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都在向更高等的状态进步。——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