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洛奇（Oliver Joseph Lodge, 1851—1940）
（英国物理学家、发明家）
·Preface·
在19世纪，有一位名叫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的人，他竭尽全力投入到捍卫科学的战斗中，从而为确保自由探索以及科学认识的进展打赢了决定性的一战。
如果可以证实任何一种非洲猿的躯体结构，要比亚洲猿，更适于作直立姿态和进行有效的攻击，那么对于非洲猿有时采取直立姿态或作侵略性行动，就更没有理由加以怀疑了。
40年前，科学研究的地位不像今天这样得到人们充分的肯定。因此，在当时，为了使科学研究得到普遍认可，发起一场论争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由一股蒙昧主义和不拘形式的教条主义所汇成的势力在负隅顽抗。就是这股势力，在几个世纪前对天文学进行攻击，在近代对地质学进行诋毁，而现在又对我们当代的生物学发起了攻击。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阵地战，否则那些偏见和歧视以及保守观点的偏执卫道士就会阻碍科学研究的进展。
在19世纪，有一位名叫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的人，他竭尽全力投入到捍卫科学的战斗中，从而为确保自由探索以及科学认识的进展打赢了决定性的一战。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许多论著因其通俗的形式，引起了众多有兴趣的读者的注目。可是，这种在40年前被认为是合适的好斗姿态，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过时。不过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或许原来的战场已完全转移，或许原先的战场依旧存在，活跃于其间的主要是幸存的老人以及在旧有气氛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
当前，唯物主义真理被否认或抹杀的危险几乎没有了，但有被夸大的危险。虽然唯物主义真理在某些领域内会取得辉煌的战果和成绩，却不时被其热心的信徒无节制地推广到它无法适用的范围中去。这就好比狂热的摩托车手为他们在法国良好路况下的表演而感到洋洋得意，以为他们在撒哈拉沙漠或者进行极地探险时也能同样挥洒自如。
而当代一些草率的思想家正在犯这样的错误。他们企图推行像赫胥黎那样的大学者所提出的唯物主义主张和科学学说，仿佛这些主张和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做法并不是对唯物主义的真正拓宽，而是对世间万物的约束，是一种把多彩的宇宙限制到某一方面的企图。
但是，这种错误并不完全是，甚至也不主要是那些追求唯物主义哲学虚妄曙光的热心信徒所犯的，因为唯物主义正是他们所寄予期望的，进行尝试是一种有益的实践，他们会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这种错误恰恰可能是那些深受唯灵论影响的人所犯的，因为他们乐于看到精神的力量能处处指引和支配一切，而对其中起作用的机制却视而不见。他们认为，那些热心于指出并且研究机制的人们正在动摇他们的信仰根基。其实并非如此。一位乘坐大西洋定期航班的旅行者，他也许宁可对船上的发动机、消防队员、所有的装置和船员艰苦的劳动视而不见，殊不知正是由于这一切，他才可能惬意地在阳光普照的海面上破浪前行；他可以尽情想象自己独自在一艘帆船上扬帆行驶，只靠上苍的保佑就可以前进。但事实上，就像其他情况一样，海上航行同样依靠自然的力量来达到预定的终点，而轮船上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从消防队员脏兮兮的身体上流下的每一滴汗珠，都是活生生的现实。
有些人对生物学中有关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论断仍然耿耿于怀，而且千方百计地企图加以抵制。但是正如已故的里奇（David George Ritchie, 1853—1903）教授在其《哲学研究》一书中第24页中所说的那样：
干涉正在改变的科学概念是一种错误，而在过去，这一错误恰恰是那些为人类的精神生活感到担忧的人们常犯的。但这种干涉总是以那些“准科学”理论的拥护者的失败而告终。这些“准科学”当今正被不断发展的科学所抛弃。神学干预了伽利略理论，但这种干预到头来却一无所获。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和历史批判主义，在不同时代，已经惹起了某些人的不安，他们对“人具有自然属性”这一唯物主义观点惊恐万状；为此，他们尽管出自善意，却总是从自身立场出发，千方百计地与他们假想的敌人进行斗争，例如他们迫不及待地期望达尔文学派和拉马克学派之间发生矛盾，或者是不同历史评论学者之间发生争论，就好像人类在精神上的幸福完全有赖于17世纪，甚至更早时代的科学信仰一样；亦好像人类到底是直接由无机尘土所形成，还是由低级有机物质缓慢的演化而成，将对人类的精神实质带来莫大的不同。这些问题必须由专家来解决。另一方面，仅当科学家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以生命从低级形态发展到高级形态所经历的不同阶段的过程为例证，向我们解释存在的奥妙时，哲学评论才派得上用场。
为此，人们应该懂得，科学是一回事，而哲学又是另一回事。确切地说，科学是对物质及其运动的研究，并尽可能将现象归结为机制。这种归结愈成功，就愈能接近科学的终点和既定的目标。可是，当人们凭借这一成功的方法来得出一种哲学观时，就会得出这一结论，即科学的领地无所不包，宇宙中除了机制外别无他物，科学的角度就是事物唯一的属性——那么，它就变成了一种狭隘和偏执的观点，理应受到人们的谴责。这种谴责来自赫胥黎，也往往来自那些科学家，因为他们完全认识到宇宙的浩瀚和其具有的巨大潜能。
我们的探索触角可以伸展得足够远，但它们总有个限度。我们就好像生活在圣保罗大教堂一块石料中的灰泥里一样。我们非常刻苦地开发我们的本领，以便能追踪整个设计的轮廓，而且已经开始领悟到建筑物的设计方案——对于能力有限的昆虫来说，这是令人惊讶的本领。现在让我们为已经涌现的两种学派继续打个比喻吧：一派认为建筑师先在头脑中构思，然后全部由他进行设计和建造；而另一派则认为，建筑物是根据力学和物理学的定律，将一块块的石料堆砌而成。这两种观点都言之成理。不过要强调的是，后者并非就此否定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 1632—1723）的存在，尽管设计论一方狂热的信徒们倒是表现出这种不明智的作法。每一派都阐明了部分事实，但是他们都没有阐明事实的全貌。我们可能发现，要完整无缺地陈述整个事实真相并非易事，即便针对这一个别领域也并非易事。从一定程度上看，否认任何真相的人就是怀疑论者，赫胥黎理所当然对这些鼠目寸光的偏执狂异常愤慨，他们傲慢地对待已被他深刻领悟的神圣真理的某一方面。这正是赫胥黎终生所极力鼓吹的信仰和他所忠诚的事业。
让人们认识到赫胥黎是一位追求真理的皈依者和一位更多地用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事物的学者，但绝不能把他看做是一位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者，或者把他看做是一位平庸的否定论者。
我们必须反对把唯物主义当成一个完整系统，恰恰不是根据它所肯定的东西，而是它所否定的东西。它所肯定的东西，体现为科学发现的成果，甚至基于这种发现之上的科学猜测，都无懈可击；但是，当我们受到上述科学发现成果的鼓励，而把它当成一套包罗万象的宇宙哲学时，也就排除了用其他途径感知的一些真理，或者是求助于其他手段才能感知，或者与其他真理同样真实，又不与合理的唯物主义相矛盾，这时它的不足和局限性便暴露无遗。正如里奇教授所说的一样：“‘科学上合理的唯物主义’仅仅是指，对我们认知所及的‘事实’或‘客体’进行暂时和方便的抽象；而‘教条唯物主义’则是那种坏的形而上学。”
如果我向读者介绍两位科学思想的伟大领袖（其中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现仍在世），可能足够说明问题。尽管我们知道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是积极地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而且非常乐意承认甚至极力扩大科学的范畴和对科学的正确认识，但他们并不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者，也没有因此把宇宙的其他认识模式排除在外。
实际上，伟大的思想家绝不会对事物抱狭隘的观点，或用一种模式来推测事物，或用一套公式来表达，以为这样就能充分和完整地表达事实。甚至一张纸都有两个面；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地球便显示其不同的面貌；一个晶体有各个晶面；事物的总体不可能比任何特定的情况更加简单，不可能轻易地用任何一种语言来加以表达，或者用任何人的头脑完美无缺地将其想象出来。
人们可能清楚地记得，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爵士是一个极为著名和虔诚的有神论者，尽管他致力于从事把宏大的宇宙还原为机械论的努力，也就是说，用简单而又精致的受力机制来作出解释；而且他已经设想，随着科学的进步，这种向着机械论的还原过程应当继续下去，直到它囊括几乎所有的自然现象（参见下面的摘录）。这的确是科学努力的方向，也是唯物主义论断的合法基础，但不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合法基础。
下面针对牛顿的理性评论，引自赫胥黎的著作《休谟》（Hume）的第246页：
牛顿证明宇宙的万物，不过是一个庞大机械结构的各种零件，受到类似以自由落体那样相同的定律所制约。《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第一版前言中的一节，表明牛顿完全像笛卡儿（Descartes, 1596—1650）那样深刻地坚信，自然界的所有现象都可以用物质和运动来表达：
“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可通过类似于力学原理的推理而演绎得到。由于很多理由，促使我猜测所有这些现象可能取决于特定的力，正是借助于这种力，出于未知的原因，物质粒子要么彼此靠近，聚成规则的结构，或者互相排斥远离；这种力不得而知，哲学家曾试图探明其本质，但至今一无所获。但是，我希望或者采用哲学的方法，或者采用其他更好的方法，使这里所说的原理有助于呈现事物的原委。”
这是根据物质和力，对宇宙进行理性解释和充满希望的预言。正是以此为基础，那些眼界狭隘的人将之称为唯物主义，并使之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唯物主义哲学。但这不是必经之途。当那些一知半解的人们提到赫胥黎教授时，好像他就是这样一位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者，其实他并不是这种人。因为，尽管像牛顿那样完全信奉机械论学说，当然他比牛顿更加了解生命现象以及上一世纪的科学发现——同时，尽管他正确地认识到，向当代无知的人们宣传科学观点是他的使命，而且对唯物主义赖为依据的事实充满了热情——但他还是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切对于一种哲学说来是不够的。下面一段摘自休谟专著的节录可以表明，他完全否认唯物主义是一种令人满意或者是完整的哲学体系，而且还表明，他对无端否定我们认知范围外的事物的作法特别反感：
人类智慧的最高峰就是认识到我们能力的局限性，而对那些超出认知局限的事，我们只有肯定而不是否定的权利，这样做才是明智的。精神或物质是否存在一个“实体”，是我们无法讨论的难题；正如我们不可能要求日常概念像任何其他概念同样准确那般……，“同样的原则，初看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向怀疑论，其实却把人带回常识”。
此外，我们在茫茫宇宙一角中所能区分的存在的最终形式，很可能只是存在的无限多样中的两种而已，实际上不仅包括物质和精神之类，而且包括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类别，我们对于这些类别，正如生活在伦敦城里某个阳台上一个花盆中的蠕虫那样，对这个大城市的生活状况茫然无知。
他还写道：
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理值得我们排除万难去认识：诚实而严格地遵循会把我们引向唯物主义的论据，最终却是不可避免地超越唯物主义本身。
总而言之，假如唯物主义者断言，宇宙和所有现象都可以分解为物质和运动，那么贝克莱（Berkeley）的回答就是对的；但你们所谓的物质和运动只是作为意识的形式为人所知，它们的存在是想象或认知的产物，而独立于思想者的意识而存在的意识状态就是一种矛盾。
我认为这一推论是无可争议的。因此，如果强迫我从绝对的唯物论和绝对的唯心论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将不得不选择后者。
因此，那些洋洋自得但缺乏教养和相对无知的业余唯物主义者，在自以为了解宇宙、有资格来嘲笑伟人们的直觉和洞察之前，应该三思而后行，因为这样的思想和经历对他来说也许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假如能够，就让他解释，他所谓的自我的本体，或任何思维或生物体的本体是什么意思，要知道这些本体在不同的时间是由一套完全不同的物质粒子组成的。显然有某种东西赋予个人以独特性并且构成一个个体：这是每一种生命形式所固有的特征，即便是低等生命形式依然如此。但是对此依然谈不上解释或理解。想当然地断言存在某种基本物质，本体正是依赖它而存在，就相当于断言本体依赖于灵魂而存在一样。这些都是不同形式的辞藻而已。正如休谟在上述著作中所说，经赫胥黎引用：
当我们使用“物质”作为灵魂和物体的假设基础时，想要对“物质”一词赋予任何确定的含义都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个人的独特性要求假设一种稳定的物质的存在，但人的认知却在不断发生变化，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个人的独特性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一个植物或一个动物，从一只卵或一粒种子一直到生命终结，在这段生命过程中，它在形态、结构和物质组成上都在不断变化；虽然它所具有的每一属性总是变化无常，但是我们仍认为它始终是同一个体。
因此，赫胥黎在其关于休谟著作的前言中，曾强烈地明确表示，只要有人偏离了他所认为的直线时，他就会一如往常，对公开的朋友和公开的敌人都同样持反对态度：
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上首次对一位科学思想家［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设计和执行死刑的人不是一位暴君，也不是牧师，而是雄辩的蛊惑家……应该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人不知道什么和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同样的重要……
在物理学到历史学和批判主义这一广阔的领域里，关于自然界准确知识的形成，是在这些领域中不断努力遵守下列信条的结果，即“除非有确凿无疑的知识，否则不要把任何东西当做真理”；所有的信念都应该接受批判；对权威的评价既不能拔高也不能贬低，而是以它能证明的尺度为准。现代精神并不是“否定一切”，亦并非只热衷于破坏，更不是认为空中楼阁比不建还好。正是这种持久不懈而行之有效的精神，“持续不断地”收获真理，并让无情的大火烧尽错误。
收获真理是一个相当稳妥的过程，因为即使谎言不小心混入其间，但由于其不牢靠的性质，要不了多久，它将发散出腐烂气味而败露无疑。可是采用难于控制的大火来根除和烧尽错误却是非常危险，因为火势容易失控。而且在识别错误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完全可靠的机制，也许在后代看来就会是一种可怕的灾难。
不过，这一说法代表了一种健康向上并且富有活力的心态，在一块容易杂草蔓生并充斥废物的土地上，经常借助于火势来清理是必要的，这样上苍的煦风和阳光才能再次吹拂并照耀到肥沃的土壤上。
尽管在一定的程度上，赫胥黎的确是一个斗士，尽管他在早期著作中表现出的激烈和投入，要比晚期著作更加突出，但是把早年的赫胥黎看做惹是生非的人物也是不公平的。
这种战斗的姿态在40年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的生物学真理正被敌意所包围，新生的自由科学和哲学似乎处境不佳。但是，今天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正在发生变化，火势的有益影响已经烧尽了杂草，如果再采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已被清理过的田野上正在萌发的新生绿枝，将肯定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不合时宜的作法。
骨骼比较图
此图是沃特豪斯·霍金斯（Waterhouse Hawkins）先生依据皇家外科学院博物馆的标本照相绘图后的缩小版，原图中除长臂猿比原大放大一倍外，其余均为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