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博纳米说。
海德公园里，烈日已将绿椅背上的油漆晒起了泡；剥掉了梧桐树的皮；把泥土变成了粉末和光滑的黄色石子儿。飞转的车轮不间断地绕着海德公园驶过。
“盛夏时节。”博纳米挖苦道。
他之所以冷嘲热讽，是因为克拉拉 ·达兰特。因为雅各从希腊回来后变得又黑又瘦，兜里塞满了希腊札记，这便是管理椅子的人来收费时他掏出的东西。因为雅各一言不发。
“他连一句表示见到我很高兴的话也没说。”博纳米伤心地想。
汽车在曲池桥上川流不息；贵族们或昂首阔步，或优雅地俯过栅栏观望；平民们则翘起两膝躺在地上；羊群站直了木头似的四条腿吃草；小孩子跑下草坡，张开双臂，扑倒在地。
“很有都市气息。”雅各发话了。
雅各所说的“都市气息”不可思议地具有那种博纳米一天比一天觉得其比以往更非凡、迷人、了不起的品质的清晰形状，虽然他仍然粗俗、无名，或许永远都是这样。
多好的措辞！多美的形容！怎样才能让博纳米摆脱这种最为世俗的无病呻吟；使他避免像一块软木被浪头抛上抛下；使他对人的品德拥有扎实的洞见；使他得到理性的支持；使他从经典里找到慰藉？
“文明的巅峰。”雅各说。
他喜欢用拉丁语词汇。
高尚、美德——当雅各在与博纳米的交谈中使用这类字眼时，便意味着他掌控了局面；意味着博纳米会像一只热情的小狗一样围着他撒欢；意味着（很可能）他们的对话会以在地上打滚儿结束。
“希腊怎么样？”博纳米说，“帕特农神庙之类的地方？”
“那里没有一点欧洲的这种神秘主义。”雅各说。
“我觉得是环境的原因，”博纳米说，“你去君士坦丁堡了？”
“去了。”雅各说。
博纳米沉默了，捡起一颗石子，然后以蜥蜴吐舌般的敏捷及准确掷了出去。
“你恋爱了！”他惊呼道。
雅各脸红了。
最快的刀也不能如此切中要害。
作为回答，或表示对此不屑一顾，雅各直视前方，目光凝重，宛如磐石——噢，好极了！——博纳米像一位英国海军上将一样怒吼了一声，站起身来，扬长而去；期待听见什么声音；没有人来；拉不下脸回头；越走越快，冷不防意识到自己正盯着车流，骂着女人。那个美人的脸在哪里？克拉拉的——范妮的——弗洛琳达的？那个漂亮的小妖精是谁？
不是克拉拉·达兰特。
苏格兰猎狐狗必须要经常牵出去溜，在鲍利先生出门的那一刻，因为觉得出去走走也不错，克拉拉便和好心的小个子鲍利一起出门了——在奥尔巴尼庭院有一套房的鲍利，以一种诙谐的笔调给《泰晤士报》写信议论外国饭店和北极光的鲍利——喜爱年轻人，右臂搁在后背的瘤子上沿着皮卡迪利大街散步的鲍利。
“小讨厌鬼！”克拉拉嘟哝道，把特洛伊用链子拴住。
鲍利期待着——盼望着——一番肺腑之言。克拉拉对母亲情深意切，所以有时觉得她有点儿，怎么说，她的母亲过于自信，以至于不能理解别人也是——也是——“像我一样可笑。”克拉拉脱口而出（狗把她向前拽去）。鲍利觉得她看上去像个女猎手，心里琢磨着她应该是哪种形象——发间存有一缕月光的脸色苍白的处女，此乃鲍利转瞬即逝的遐想。
她的双颊染上嫣红。直言不讳地谈论自己的母亲——不过，只是对鲍利先生而已，他爱她，谁见了她都会爱上她的；不过她不习惯倾诉衷肠，却又整日想着必须要把心事托出，这种感觉糟糕透顶。
“等我们过了马路再说。”她弯下腰对狗说。
好在那一刻她已恢复了平静。
“她朝思暮想着英国，”她说，“她太忧虑——”
鲍利一如既往地上当了。克拉拉从不对任何人推心置腹。
“为什么年轻人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嗯？”他想问，“净谈英国干什么？”奈何克拉拉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毕竟当达兰特太太与埃德加爵士谈论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政策时，克拉拉一心寻思的是橱柜为何落了那么多灰尘，以及雅各为何从不过来。噢，考利·约翰逊太太来了……
克拉拉会奉上精美的瓷杯，然后会对之后的溢美之词付之一笑——她泡茶的手艺在伦敦无人能及。
“这是我们在布罗克班克商店买的，”她说，“在柯西特街。”
难道她不应该感激？难道她不应该喜悦？
特别是因为她母亲如此风姿绰约，而且与埃德加爵士对于摩洛哥、委内瑞拉等地的情况相谈甚欢。
“雅各！雅各！”克拉拉在心中喊着。而一向对老太太很好的鲍利先生，张望着，凝住目光；琢磨着伊丽莎白对她女儿是否太过严厉；还惦记着博纳米、雅各——是哪个小伙子来着？克拉拉一说她要去溜特洛伊，他就径直跳了起来。
他们来到了展览会旧址。他们观赏着郁金香。如蜡般光滑的细枝或坚挺或弯曲地破土而出，得到了滋养，也受到了抑制，泛起猩红色和珊瑚粉。每一株都伴着自己的影子；每一株都按园丁设计的那样，规整地生长在菱形楔子里。
“巴恩斯决不会让它们那样长的。”克拉拉沉思着，她长叹一声。
“你没注意到你的朋友。”鲍利说，此时走在对面的某人正举帽致意。她吃了一惊，对莱昂内尔 ·帕里先生的颔首礼作出回应，把为雅各涌动的柔情徒耗在他身上。
（“雅各！雅各！”她在心中喊他的名。）
“但是，如果我放开你，你就会被车碾过去的。”她对狗说。
“英国好像没问题。”鲍利先生说。
阿喀琉斯像下的那圈围栏周围挤满了女式遮阳伞和男士马甲，项链和手镯。他们优雅地踱着步，漫不经心地看风景。
“‘这座雕像系英国妇女所立’”克拉拉念出声来，轻轻傻笑了一声，“噢，鲍利先生！噢！”嘚——嘚——嘚——一匹脱缰的马疾驰而过。马镫乱摆，碎石四溅。
“噢，停下！让它停下来，鲍利先生！”她喊道，面如土色，浑身颤抖，抓着他的胳膊，不省人事，泫然欲泣。
“啧啧！”一小时后，鲍利先生在更衣室内不满地咂着嘴。“啧啧！”他的侍从正把衬衫饰钮递给他，因此虽然含糊不清，但这种嘟囔充分地表达出了他的心情。
朱丽娅·艾略特也看见了那匹脱缰的马，便从座椅上站起身来看事态如何发展。因为出身于体育世家，她觉得这种事未免有些可笑。不出所料，那个矮个子男人步履笨重地在马后追赶，屁股上全是灰，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当一名警察将他扶上马时，朱丽娅 ·艾略特带着一丝讪笑，转向大理石拱门去做她的善事了。其实不过是去探望一位认识她母亲的生病的老太太，她兴许还认识威灵顿公爵；朱丽娅与其他女人一样体恤贫民病患；常去看望弥留之人；在婚礼上扔鞋以示吉利；听过不少人倾诉衷肠；结识的家族比学者了解的年代还要多，是最善良、最慷慨、最不节制的女人之一。
然而在路过阿喀琉斯雕像五分钟后，她如同一个在夏日午后穿过人群的人一般被夺去心神，此刻树发出飒飒声，车轮搅起滚滚黄土，眼下的喧嚣宛如一曲为逝去的青春和过往的夏日而写的挽歌，她的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怅惘，仿佛时间与永恒通过裙摆与马甲显现出来，而她看见人们悲凉地走向毁灭。但是，天晓得，朱丽娅可不是傻子。天底下没有比她更会做交易的女人了。她总是那么守时。手腕上的表显示她还有十二分钟半用来走到布鲁顿街。康格里夫太太与她约好五点见面。
韦雷餐厅的镀金钟敲了五下。
弗洛琳达木然地凝视着它，就像一只动物。她看了看钟；又看了看门；照了照对面的长镜；挪了挪披风；挨近桌子，因为她有孕在身——斯图尔特大妈说这一点毋庸置疑，还给她推荐了药物，咨询过朋友；她跌倒了，由于她轻盈地走在地上时被鞋跟绊了一下。
侍者把她点的一杯淡粉色甜饮料放下。她用吸管喝着，瞥了眼镜子，看一眼门，之后甜味缓解了她的不安。尼克 ·布拉姆汉走进门时，甚至那位年轻的瑞士侍者也能看出来，他们之间有笔交易。尼克笨拙地挂好外衣，用手指捋了捋头发，像要受刑一样坐下来，神情紧张。她看着他，忍俊不禁，笑啊——笑啊——笑啊。年轻的瑞士侍者倚着柱子，交叉双腿站着，也笑了。
门开了。摄政街上鼎沸的人声传了进来，车流的嘈杂，毫无人性，不留情面，尘埃在阳光中弥漫。那位瑞士侍者得去招呼新的客人了。布拉姆汉举起酒杯。
“他像雅各。”弗洛琳达望着那位客人说。
“他盯着人看的样子。”她收起了笑容。
雅各倾下身，在海德公园的地上勾画出帕特农神庙的轮廓，只有一些纵横交错的笔画，可能是帕特农神庙，抑或是一幅数学图表。为何角落里的石子埋得那么深？他掏出一叠纸，并非为了清点他的札记，而是为了读桑德拉两天前在弥尔顿·道尔酒店写给他的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她写信时，面前摆着他的书，回忆着以前说过的话和尝试过的事情，和在去雅典卫城的路上的黑暗中，那些永不敢忘的时刻（此乃她的信念）。
“他像，”她沉思着，“莫里哀书中的那个人。”
她指的是阿尔塞斯特。她是说他很严肃。她能骗过他。
“还是说我不能？”她想着，把多恩的诗集放回书架。“雅各，”她继续思念着，走到窗边，眺望着草地那边芳华散落的花坛，草地上的花斑奶牛正在山毛榉树下觅食，“雅各会被吓到的。”
一辆婴儿车穿过栅栏上的小门推了进来。她吻了吻婴儿的手；在保姆的示意下，吉米挥了挥手。
“他是个小男孩。”她说，想着雅各。
可是——阿尔赛斯特？
“你真烦人！”雅各抱怨着，伸直一条腿，然后是另一只，在裤兜里摸着他的座位票。
“我想是叫羊给吃了，”他说，“你干吗要养羊？”
“抱歉打扰您了，先生。”验票员说着，把手伸进那一大袋零钱里。
“哼，他们最好为此给你工资， ”雅各说，“给你。不。你拿着。去喝个一醉方休。”
他宽宏大量地付了半个克朗，心里充满了对他同类的鄙夷。
甚至现在，当范妮 ·埃尔默走在滨河大道上时，还在用她那无能的手段应付他对铁路警卫或脚夫说话时那不屑一顾的态度，或者怀特霍恩太太与他商讨她的儿子被校长打了的事时，他的那种态度。
过去两个月里，仅仅凭借明信片的内容，范妮在脑海中勾勒出的雅各的形象变得愈加轮廓清晰、华美高贵、眉眼模糊。为了加深印象，她开始频繁出入大英博物馆，在那里，她垂下眼帘，一直走到残破的尤利西斯旁边，才睁开双目，感受着雅各的存在带来的崭新的冲击感，这足以在她心里萦绕半天，可却也在逐渐失去兴味。现在她写东西——诗、不会寄出的信，她在广告牌上看到他的脸，她会穿过街道，让手风琴把她的冥思谱成狂想曲。而在吃早餐时（她与一位老师是室友），当黄油被涂满盘子，餐叉齿上沾着熟蛋黄时，她又将这些幻象改得面目全非；实际上，她心情很糟；正如玛杰丽 ·杰克逊跟她说的那样，她都变得不像自己了，把一切都降低到（在她系她那双大靴子的鞋带时）一种常识、粗俗和感性的水平，因为她也爱过别人，并为之痴狂。
“教母应该告诉人们。”范妮说着，看向滨河大道上培根地图店的橱窗——告诉人们无需小题大做，这就是人生。她们应该说的，正如范妮此时所言，她注视着标有轮船航线的黄色大地球仪。
“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范妮感叹道。
“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巴雷特小姐想，在窗玻璃的另一边挑选了几张叙利亚沙漠地图，正不耐烦地等着付账，“这年头，女孩儿们很快就显老了。”
在迷离的泪眼中，赤道旋转起来。
“去皮卡迪利吗？”范妮询问公共汽车的售票员，然后登上顶层。无论如何，他将，他必，回到她身边。
而雅各坐在海德公园的梧桐树下时，想的或许是罗马，是建筑，是法学。
公共汽车停在查令十字站外，其后堵满了公共汽车、货车、汽车，因为一列拉着横幅的游行队伍正穿过白厅街。老人们正从光滑的石狮两爪间笨拙地爬下来，他们在那儿见证着自己的虔诚，引吭高歌，目光离开乐谱、望向苍穹，当他们跟在金字标语后前行时，依然凝视着天际。
交通滞塞了，阳光因为不再有微风吹散，变得酷热难当。然而游行队伍过去了；那些横幅在白厅街遥远的另一头闪闪发亮；车流松动了，先是缓缓前行，继而驶入流畅不断的喧嚣之中；在鸡距街（ Cockspur Street）的拐弯处急转弯，掠过白厅街上的政府办公楼和骑士像，驶向塔尖锋利的教堂、拴住的灰色舰队似的砖石建筑，和威斯敏斯特宫的白色大钟。
大本钟长鸣五声，纳尔逊接受致敬。海军部的电话线在与远方的通话中颤动着。一个声音不断提及各国首相和总督在德国国会的谈话：进军拉合尔；说皇帝远行了；在米兰发生了暴乱；说在维也纳谣言四起；说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节觐见了苏丹王；舰队抵达直布罗陀。声音在继续，当白厅的公务员（蒂莫西 ·达兰特也是其中之一）边听边译，然后记录下来时，他们的脸上印着它特有的不可动摇的严肃。文件堆积如山，有德国皇帝们的演讲稿、稻田的统计数据、成百上千个工人的怒吼、后街上密谋的叛乱，或是加尔各答集市上的集会，或是阿尔巴尼亚高地上部队的集结，那里山色沙黄、尸骨横陈。
在一间摆了几张大桌子的安静的房间里，那个声音清晰地讲着话，一位老者在打字稿的页边做着笔记，他的银头伞靠在书柜上。
他的头——谢了顶，双眼布满血丝、双颊凹陷——如同这栋楼里所有其他的头颅。他的头，嵌着一双亲切的浅色瞳仁，载着知识的重荷穿过马路；把这重担摆在同事们面前，而他们到来时也是同样的不堪重负；然后这十六位先生，或提着笔，或疲惫地在椅子里扭动着，裁定历史应当朝这样或那样的方向发展，如同他们的面容所展现的那样，他们果决地将某种凝聚力强加于邦主们和皇帝们，以及市集上的窃窃私语，和阿尔巴尼亚高地上穿着苏格兰裙的农民的秘密集结，而白厅对此洞若观火，从而掌控事态的发展。
皮特和查塔姆、伯克和格莱斯顿用死板无情的双眼左顾右盼，流露出一种也许让活人嫉妒的不朽的沉寂气质，当游行队伍举着横幅穿过白厅街时，口哨声和撞击声沸反盈天。再者，有几个人饱受消化不良的折磨；有一个恰好在那时打碎了他的眼镜片；另一个明天要在格拉斯哥演讲；总之，他们看上去不是太红、太胖、太白就是太瘦，无法像那几个冷酷的头脑一样掌控历史进程。
蒂米·达兰特在海军部他的小房间里，正准备查阅一本蓝皮书，却在窗前驻足片刻，注视着绑在灯柱上的标语。
打字员托马斯小姐跟朋友说如果内阁会议再开下去，就要耽误她与男朋友在狂欢剧院的约会了。
蒂米·达兰特夹着他的蓝皮书返回时，注意到街角有一小撮人聚在一起，好像其中有人了解什么情况，其余人挤在他周围上下打量，又朝街道左顾右盼。他究竟知道些什么？
蒂莫西将蓝皮书搁在面前，研究起财政部发来的一份要求提供情报的文件。他的同僚考利先生将一封信插在长钉上。
海德公园里，雅各从椅子上起身，把票撕碎后走了。
“夕阳无限好，”佛兰德斯太太在给新加坡的阿彻的信中写道，“使人无法就这样待在屋里，浪费一分一秒都像是罪过。”
雅各离开时，肯辛顿宫的落地长窗映出似火红霞；一群野鸭从曲池上方飞过；一片黑压压的树林参天而立，甚为壮观。
“雅各，”佛兰德斯太太写道，霞光铺满信纸，“在结束了愉快的旅程之后，工作十分卖力……”
“皇帝接见了我。”远方的声音在白厅里说道。
“我现在认识那张脸了——”安德鲁 ·弗洛伊德牧师说着，从皮卡迪利的卡特商店里走出来，“但到底叫什么名字——？”他瞥了眼雅各，转过身来观察着他，但仍然无法确定——
“噢，雅各·佛兰德斯！”他猛然间想起来了。
但他太高了，如此不谙世事，好一个俊朗少年。
“我送了他一本拜伦的诗集。”安德鲁·弗洛伊德喃喃自语着，在雅各过马路的同时迈步向前；但他踌躇了，时间稍纵即逝，于是错失了机会。
另一支没有横幅的游行队伍堵住了长亩街。马车载着戴紫水晶的贵妇和别着康乃馨的绅士，截住了驶往反方向的出租车和小汽车，身穿白马甲的疲倦的男人们懒洋洋地坐在车里，他们在回普特尼与温布尔登的灌木路和台球室的路上。
两架手风琴在路边摇奏，臀部印着白色标记的马驹从奥尔德里奇家里跑出来，大步跨过街道，又被猛地勒住了。
达兰特太太和沃特利先生坐在汽车里，她因为担心错过序曲而焦躁不安。
而永远从容不迫的沃特利先生总是赶得上前奏曲，他扣好手套，赞美着克拉拉小姐。
“如此良宵竟在剧院里荒度，真是可惜！”达兰特太太看着长亩街上灯火通明的马车行的橱窗说。
“想想你的荒原！”沃特利先生对克拉拉说。
“啊！但克拉拉更喜欢这个。”达兰特太太笑言。
“我不知道——真的。”克拉拉凝视着明亮的橱窗说。她吃了一惊。
她看到了雅各。
“谁？”达兰特太太凑上前去厉声问道。
但她谁也没看见。
歌剧院拱门下，胖的、瘦的、涂脂抹粉的、须发浓密的脸，一律被落日余晖染成红色；受到大吊灯压抑的淡黄色光线、沉重的脚步、猩红一片和隆重仪式的触动，一些姑娘向附近热气蒸腾的卧室里张望了片刻，那里有披散头发的女人将身子探出窗户，那里有女孩儿们——有孩子们——（大镜子将女士们的身影悬了起来）但人们必须跟上，不能挡道。
克拉拉的荒原美不胜收。腓尼基人在他们的灰色石堆下酣睡；旧矿的烟囱直刺苍穹；初生的飞蛾模糊了石南花的轮廓；能听见车轮远远地碾过路面。海浪吮吸着、叹息着，不紧不慢，无止无休。
帕斯科太太站在她的菜园里，一只手遮在眼睛上方，眺望大海。两艘汽船和一艘帆船擦肩而过；海湾里，海鸥不停地落到圆木上，又展翅高飞，再飞回圆木上，另一些则坐在浪尖上，立在水沿上，直到月光将一切染白。
帕斯科太太早就回屋了。
而霞光照耀着帕特农神庙的石柱，希腊妇女个个编织着长袜，时而喊回一个孩子，兴高采烈地把其头上的虫子捉掉。她们如同夏天的崖沙燕，争争吵吵，骂骂咧咧，给婴儿喂喂奶，直到比雷埃夫斯港的船鸣炮。
炮声传向远方，伴随着阵阵爆炸穿过海岛之间的峡湾。
黑暗像一把刀，悬在希腊上空。
“炮声？”贝蒂 ·佛兰德斯说着，半梦半醒地下床走到窗前，窗户上装饰着暗色的叶穗。
“不在附近，”她想，“在海上。”
她又一次听见了远方的那种闷响，仿佛上夜班的女工在拍打大地毯。莫蒂杳无音讯，西布鲁克已经过世，她的儿子们正为国作战。可鸡崽们是不是安全？那声音是不是楼下有人走动发出的？还是丽贝卡在闹牙疼？不。是上夜班的女工在拍打大地毯。她的母鸡在窝里轻轻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