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觉得，”雅各说着，将烟斗从嘴里拿出，“它出自维吉尔。”接着往后推了一把椅子，走到窗户旁。
世界上最鲁莽的司机无疑是那些开邮局货车的。那辆猩红色的邮车冲过兰姆管道街，在经过街角的邮筒时来了个急转弯，擦到了马路牙子，使得正踮起脚尖往邮筒里投信的小女孩抬起头看，既害怕，又好奇。她的手在信箱口顿住；然后把信一丢就跑开了。我们看到踮起脚尖的孩子时很少会抱以同情——倒经常会有一点不舒服。像是鞋里的一粒沙子，几乎不值得倒出来——那就是我们的感受，因此雅各转向了书柜。
很久之前，伟人们住在这里，直到午夜后，才从宫廷里回来，卷起他们的缎裙，站在精雕细刻的门框下，这时男仆从地垫上醒来，匆忙地扣上外套下面的几个扣子，把他们迎进来。 18世纪苦涩的风雨冲刷着阴沟。然而，如今南安普顿街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你总能在那儿发现尽力向裁缝兜售乌龟的小贩。“炫耀花呢衣服，先生；上流人士想要的是能够吸引眼球的东西，先生——还要干干净净的，先生！”于是他们便把乌龟亮出来。
在牛津大街的穆迪图书馆的拐角上，红的蓝的珠子都串在了线上。公共汽车堵成一团。正在进城的施波尔丁先生注视着前往牧羊人丛林的查尔斯·巴奇恩先生。公共汽车间的近距离给了靠边坐的乘客一个互相注视的机会。然而基本没人去利用这种机会。每个人都有自己思索的事情。每个人都把过去锁在心里，仿佛那是熟烂于心的书页；他的朋友只能说出书名，詹姆斯 ·施波尔丁，或者查尔斯 ·巴奇恩，那些往反方向去的乘客则一点都读不出来——除了“一个留有红色胡须的男人”“一个身穿灰色衣服抽着烟的人”。十月的阳光照耀着这些坐在车上一动不动的男男女女；小约翰 ·斯特金抓住机会，拿着他神秘的大包，纵身跳下车梯，在车水马龙之间左躲右闪上了人行道，吹着小曲，很快消失在人群中——永远杳无踪迹了。公共汽车一路颠簸，人人都因为离自己的目的地更近了一点而松了口气，尽管有些人用对以后的享乐的指望来骗自己忘掉眼前的麻烦——在一家市区酒店烟雾腾腾的角落里吃牛排和腰子布丁、喝酒或玩一局多米诺骨牌。没错，当警察举臂拦住车、太阳鞭挞着你的后背时，在霍尔本一辆公共汽车的顶层里，人们的生活还算过得去，而如果有一种人能分泌出来容纳自己像壳一样东西，我们便能在这里发现它，在大街汇集的泰晤士河两岸，圣保罗大教堂宛如螺旋状的蜗牛壳顶部，处于汇聚的终点。雅各下了车，拖着步子走上台阶，瞄了眼手表，最后下定决心走进去难道这还需要努力吗？是的。多变的情绪让我们身心疲惫。
这里光线昏暗，白色大理石的幽灵在此出没，风琴为他们日夜弹奏。如果有只靴子嘎吱一响，那是非常吓人的；还有那仪式；那教规；教堂司事用权杖将下面的生灵摆平。天使般的唱诗班队员甜美圣洁。尖细的歌声和琴声永远在大理石肩膀旁缭绕，在折叠的手指间流淌。永不停歇的安魂曲——安息吧。里杰特太太年复一年地擦着咨询会办公室的台阶，擦累了便坐在那位伟大公爵的墓下面休息，双手交叉，半闭着眼睛。对于一个老太太而言，这可是个非常豪华的休息地，紧邻那位伟大公爵的遗骨，但他的辉煌事迹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不知道他是谁，尽管她从不忘同对面的小天使打招呼，当她走出来时，希望自己的墓上也会有小天使，因为心灵上厚重的窗帘猛烈地飘动着，安息的想法、甜美的旋律便蹑手蹑脚地溜了出来……黄麻商人老斯派塞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奇怪的是，这五十多年来他从没去过圣保罗大教堂，尽管他办公室的窗户就对着教堂墓地。“就是这样？.，一个阴暗古老的地方纳尔逊的坟墓在哪？现在没时间了——下次再来吧，要在盒子里留下一枚硬币……是雨天还是晴天？唉，要是老天能下定决心该多好！”孩子吊儿郎当地溜进来——教堂司事挡住他们——一个又一个……男人，女人，男人，女人，小孩他们抬起眼睛，噘着嘴唇，同样的阴影掠过同样的面孔；心灵上厚重的窗帘拍动着。
从圣保罗大教堂的台阶上看，最确定无疑的是每个人都奇迹般地穿着外套、短裙和靴子；有收入；有目标。只有雅各，手里拿着在拉德门山买的芬利的《拜占庭帝国》，看起来有点与众不同；因为他手里有一本书，他会在九点半准时坐在自己的壁炉边，把这本书翻开研读，众生中没有别人会这么做。他们无家可归。属于他们的是街道、商店、教堂、数不尽的桌子、连片的办公室灯光，货车是他们的，以及高悬在街道上方的铁路；如果再靠近点看，你会看到三个彼此隔着一段距离的老头，在路面上玩“跑蜘蛛”，仿佛街道就是他们的客厅，而在这里，一个女人靠着墙，眼神空洞，鞋带散开，并不冲你叫卖；海报也是他们的，还有上面的新闻，一座城市被摧毁了，一场比赛赢了。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天空下盘桓，蓝天白云被一块由钢屑和化为尘埃的马粪结成的天棚遮住了。
那儿，在绿荫下，西布利先生埋头盯着白纸，将数字转移到书页上，你可以看见每张桌子上都堆着一摞饲料般的纸张，一整天的营养被勤奋的笔慢慢消耗掉。无数各有其主的高级外套整日空挂在走廊里，但当钟敲到六点时，每一件都被塞满了，那些小小的身影，有些裂成两条裤筒，有些被制成了厚厚的一块，在人行道上保持向前倾斜的角度快速前进；最后坠入无边黑暗。人行道下方，空洞的管道深陷泥土中，一路伴随幽黄的灯光，指引着它们的去向，搪瓷牌上的大字在地下通道里标示出公园、广场和山上的圆形剧场。“大理石拱门——牧羊人丛林”，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拱门和丛林永远都是蓝底的白色字母。只在一个地方——可能是阿克顿、霍洛威，或者肯索山岗、加里东路——这种名字意味着你在那里购物的商店，或者一些住宅，其中一座的右边，在修剪过的树木从铺路石的缝隙中长出来的地方，有一扇挂着窗帘的方形窗户和一间卧室。
日落许久之后，一位瞎眼老妇人坐在一把折椅上，背对着伦敦联合济贫院和史密斯银行的石墙，怀里紧搂一个棕色混血小孩，在放声歌唱，不是为了讨得几块铜板，这歌声发自她喜悦狂乱的内心深处——她罪恶、黑暗的心灵——因为那个紧贴在她怀里的孩子就是她的罪孽的果实。那孩子这时本应躺在床上，拉好床帷，进入梦乡，而非在灯光下听母亲狂乱的歌声，她背靠银行坐着，怀里抱着她的孩子放声高歌，不是为了讨得几块铜板。
他们回家了。教堂灰色的尖塔容纳了他们；这座苍老的城市，年代久远、罪孽深重而威严犹存。一座接着一座，有圆的、有尖的，直穿苍穹或集聚一团，像扬帆的帆船，像花岗岩峭壁，尖塔和办公室、码头和工厂云集河岸；朝圣者永恒地跋涉；重载的驳船停在中游；正如一些人坚信的那样，这座城市热爱自己的娼妓。
但似乎被接纳到那种程度的仅是少数。所有驶出歌剧院拱门的马车中，没有一辆是向东拐的，当小偷在空旷的市场上被抓住时，没有一个身穿黑白相间或玫瑰色晚礼服的人肯停下来，打开车门，挡着路去帮个忙或责备几句——尽管，平心而论，查尔斯太太在上楼和摘抄坎普腾的托马斯时会唉声叹气，直到思绪淹没在纷繁的琐事中才能入睡。“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她叹息着。总而言之，最好还是从歌剧院走回来。疲惫是最保险的安眠药。
正值秋季歌剧演出火热之时。特里斯坦每周把毯子夹在腋下两次；伊索尔德以非凡的协调性跟随指挥棒挥动她的围巾。在剧场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红扑扑的脸庞和闪闪发光的胸脯。当一只附着在隐形身体上的王族的手悄然伸出来，撤走放置在猩红壁架上的红白花束时，“英国女王”似乎是一个值得为之牺牲的头衔。美丽在它多种多样的温室里（这里并不是最糟糕的）一盆接一盆地绽放；虽然说过的话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沃波尔逝世的年代，美丽的双唇吐不出妙语——无论如何，当维多利亚女王穿着浴袍屈尊接见她的臣子时，那对唇瓣（透过观剧望远镜）依然艳红、可爱。身份显赫的秃顶男子拄着金头手杖信步走过正厅前座之间的红色通道，只有在灯光熄灭时，才会停止与包厢观众之间的交往，而指挥官首先向女王鞠了一躬，然后朝这群秃顶男子鞠躬，最后双脚一转，举起了指挥棒。
接着两千颗心在半明半暗中铭记着、期盼着，穿过黑暗的迷宫；克拉拉 ·达兰特向雅各·佛兰德斯告别，回味着想象中死亡的甜蜜；而坐在她身后包厢的昏暗里的达兰 特太太，发出她那尖厉的叹息；沃特利先生原先坐在意大利大使夫人的身后，他挪了下位置，心想布朗盖纳的嗓音有一点嘶哑；爱德华 ·惠特克悬在他们头上几英尺处的顶层楼座里，偷偷地拿着手电筒照着他的小型乐谱，还有……还有……
总的来说，观察者被观察到的景象噎住了。仅仅是为了防止我们被嘈杂混乱淹没，自然和社会在它们二者之间运行了一套简单的等级划分；正厅前座，包厢，阶梯座位，顶层楼座。每天晚上都座无虚席。没有必要再去区分一些细节。但困难仍在——必须做出选择。尽管我并不希望成为英国的女王，哪怕仅仅只是一会儿——我倒情愿坐在她的身边；我想听听首相的闲聊；伯爵夫人的低声耳语，分享她关于大厅和花园的回忆；那些衣着体面的人们背后隐藏着自己的密码；不然为什么会如此密不透风？接着，多么奇怪，脱下自己的帽子，再戴一会儿别人的、任何人的——成为一位统治整个帝国的勇士；听着布朗盖纳的歌声，却想着索福克勒斯的戏剧片段，听着牧羊人的笛声，瞬间看到的却是桥梁渡槽。但是不行——我们必须做出选择。从未有过比这更迫在眉睫的了！也从未有什么能带来更大的痛苦、更确定的灾难；无论我坐在哪里，我都在放逐中死亡：惠特克死在他的居所里；查尔斯女士死在庄园里。
一个长着威灵顿鼻子的年轻男子曾坐在一个便宜的座位上，当歌剧结束时，他走下石阶，似乎音乐的影响让他与周围的人略有不同。
午夜，雅各·佛兰德斯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
“哎呀，是你！”他惊叫起来，“我正要找你呢！”没费多大力气，他们便找到了他已经找了好几天的诗句，只不过它们不是出自维吉尔，而是卢克莱修。
“是的，那应该会让他睡不着觉了。”当雅各停止朗读时，博纳米说道。雅各非常激动。那是他第一次朗读自己的作品。
“该死的蠢猪！”他毫不客气地骂道，但是赞美之语已经冲昏了他的头。利兹大学的布尔蒂尔教授曾经发表过一版《威切利集》，但没有声明他已经删去、摘除或者只用星号暗示几个不雅的词汇和句子。这是一种暴行，雅各说道；信仰的违背；完完全全的假正经；龌龊的思想和让人憎恨的本性。引用阿里斯托芬和莎士比亚。批判现代的生活。给伟大的戏剧带上专业的头衔，利兹大学作为学术中心贻笑大方。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年轻人完全正确—不可思议，因为即使雅各抄写他那文章时，他也知道没有人会刊印它们；果然那些稿子被一一退了回来，《双周刊》《当代》《十九世纪》——于是雅各把它们扔进那个黑色木质盒子，里面保存着他母亲的来信、他陈旧的法兰绒裤子，还有一两封盖有康沃尔邮戳的票据。盖子盖上了真相。
这个黑色木质盒子立在客厅的长窗中间，上面用白漆写的他的名字仍然清晰可辨。窗下是街道。毫无疑问卧室就在后面。那些家具——三把藤条椅子和一张折叠桌子——来自剑桥。这些房子（加菲特太太的女儿 —怀特霍思太太，就是这座房子的主人）估计是在一百五十年前修建的。那些房间外形美观，天花板很高；门口的上方刻着一朵玫瑰或是公羊颅骨。 18世纪自有它的特别之处。即使是漆成绛紫色的窗格，也自有它们的独特之处。
“不同凡响”——达兰特太太赞叹雅各·佛兰德斯是“容貌不凡”“极其笨拙，”她说道，“但是如此仪表堂堂。”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个词是为他而生的。他往椅子上一靠，从唇下拿开烟斗，对博纳米说道：“现在谈谈这部歌剧吧。”（因为他们已经谈完了粗俗的东西）。“这个叫瓦格纳的家伙”……不过“不同凡响”是一个自然流露的词汇，光是看着他，人们会发现很难说他应该坐在歌剧院的哪种座位，正厅前排、顶层楼座，还是楼厅。是个作家？他缺乏自我意识。一位画家？他的手形倒能看出点说明品位的东西（按母亲的出身，他来自一个最古老、最无名的家族）。接着是他的嘴——但毫无疑问，在所有无用的消遣中，这种罗列特征的做法最糟糕了。一个形容词就足够了。可如果你找不到这个词呢？
“我喜欢雅各·佛兰德斯，”克拉拉 ·达兰特小姐在她的日记里写道，“他是如此超凡脱俗。他没有任何架子，是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尽管他让人畏惧，因为……”但是莱茨先生在那廉价日记本里印的行数太少了。克拉拉不是那种要侵占星期三的人。她是最谦卑的、最坦诚的女人！“不，不，不，”她站在花室的门口哀叹，“不要打破——不要破坏。”是什么？某种美妙绝伦的事物。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年轻女子的语言，一个爱着，或者克制爱的女子。她希望那个七月早晨的那一刻能够永驻。然而时不我待。比如此刻，雅各正在讲述一个他徒步旅行的故事，那家旅店叫“发泡罐”，考虑到老板娘的名字他们……大笑起来。那笑话是如此不雅。
接着朱丽娅·艾略特说，“那个沉默的年轻男子”，当她和首相们共进晚餐时，无疑她是指，“如果他想飞黄腾达，他必须学会说话。”
蒂莫西·达兰特从来不发表意见。
女仆发现自己得到了丰厚的奖赏。
索普威思先生的观点和克拉拉一样感性，尽管他的措辞更加委婉。
贝蒂·佛兰德斯对阿彻心存幻想，对约翰满怀柔情；但她莫名其妙地被雅各在房间里的笨样给激怒了。
巴富特上尉在这些男孩中最喜欢雅各；但至于为什么……
女人和男人似乎都同样难辞其咎。看来对我们同类的一种意义深远、公平正义的见解完全鲜为人知。无论我们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我们客观冷静，还是感情用事。无论我们风华正茂，还是老之将至。无论如何，生活都不过是一串阴影，天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热切地拥抱它们，而痛苦地看着他们离去，因为我们也是一团影子。为什么，如果这和更多的事情都是真实的话，当我们站在窗角，突然觉得椅子上的那个小伙子是世间万物中最真实的、最熟悉的时候，我们还感到惊讶不已呢——到底是为什么？此刻过后，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这就是我们看待万物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的爱的处境。
（“我现在二十二岁。已经是十月末了。生活真是美好，尽管不幸的是，到处都是蠢材。一个人必须致力于什么事——天知道是什么。所有事情都是那么美好——除了在早上起床和穿燕尾服。”）
“我说，博纳米，贝多芬怎么样？”
（“博纳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知晓一切，英国文学没我知道得多——但是他已经将那些法国人的作品读完了。”）
“我倒怀疑你是满口胡言，博纳米。不管你说什么，可怜的老丁尼生……”
（“其实人们早就应该学习法语了。我估计，现在巴富特先生正在和我母亲聊天。真是件怪事儿。但是我在那里看不见博纳米。该死的伦敦！”）市场的货物车正在大街上轰鸣。
“星期六散个步如何？”
（“星期六有什么事吗？”）
于是，他掏出记事本，确认了达兰特家的晚会是在下个星期。
然而，尽管这一切可能都是真的——雅各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说的。他交叉起双腿，填满了烟斗，抿了一口威士忌酒，瞄了一眼记事本，揉乱了头发，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事永远不会告诉除了自己的第二个人。而且，这里面有一部分不是雅各的，而是理查德 ·博纳米的——房间，市场的运货车，时间，历史的这一刻。接下来考虑一下性的影响——它是如何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波动、颤抖，因此时而出现低谷，时而出现高峰，也许实际上一切都像我的手掌一样平坦。就算是贴切的词汇，用的也是错误的语气。但有种东西总是推动着人们在神秘的洞穴入口像鹰蛾一样嗡嗡地发颤，总是在赋予雅各 ·佛兰德斯各种他不具备的品质——因为尽管他确实坐在那儿和博纳米交谈，他说的话多半都太过乏味了；不知所云（关于素昧平生的人和议会的事）；剩下的大多是猜测。然而我们还是与他产生了共鸣。
“是的，”巴富特上尉说着，在贝蒂 ·佛兰德斯的炉架上敲着烟斗，扣上外套，“又添了麻烦，但我不介意。”
他现在是镇里的议员了。他们望着夜空，和伦敦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清明了许多。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十一点。风刮过大海。所有卧室的窗户都黑了——佩奇一家都睡着了；加菲特一家睡了；克兰奇一家睡了——然而此时在伦敦，他们正在会议山上焚烧盖伊·福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