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言：整个民国时期
对于1912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研究和著述，主要盛行于世界的四个地区——中国、日本、欧美和苏联，但是这四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却不够完善。无疑是由于绝大多数历史学者，只有一段生活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这些学者应当尽力考虑用中、日、英、法、德、俄、朝鲜以及其他语种，发表关于中国的著作，正如其应当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发生兴趣。这是一个并不理想的世界。
1912年清朝被推翻以后，新闻出版业的兴起，有助于对中国种种事件的记载。1949年以后，国民党掌权的国民政府控制了台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从事历史的编纂和出版；80年代，都出版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文献，进行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研究和讨论。
同时，日本在大陆的扩张，其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促使了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而苏联的卷入中国革命，促成的俄文著作则比较要少一些。战争和革命，也使英、法、德、荷兰、美等国的汉学研究，在“区域研究”的名目下，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结果产生了大量的历史学的学术著作。
但是，只有少数中国学者精通日语，并能使用日本所收集的中国资料。能流畅运用汉语的西方学者，并不能流畅地运用日语或俄语等有关语文。我们研究民国，远不具备在学术上运用多种文字档案的能力，而研究现代和当代欧洲——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历史学者，则做到了这一点。
对讲英语的历史学者来说，可以说精通中华民国的史实，几乎同样需要中文和日文。因为日文的参考著作和有助于研究的书籍，总的说来其数量至少能赶上中文著作，即使在某些方面虽没有超过。简单的说明，可见于两卷本的《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概述——第1卷到1953年为止，费正清、坂野正高和山本澄子编；第2卷从1953年至1969年，蒲地典子等编。这两卷书评述了2000多种日本书和论文，并引用了所有这一领域的中文文献。
英国和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得益于可以广泛接触其政府的领事和外交使团的通信，传教士和在中国的侨民留下的大量回忆录。可以利用的苏联文件和回忆录数量较少，为苏联研究中华民国工作留下较差的基础。但是，20年代和50年代苏联插手中国的种种变化，关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外交关系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导致苏联对中国的研究不断加强。欧美关于中国学识最大的不足，在于其未能充分考虑苏联研究中国的这些著作，即使外国与苏联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相接触，当然也为苏联当局所禁止。
由于《剑桥中国史》第10卷和第11卷[1]的《书目介绍》，已经提供了相当数量。我们尽力使这篇综合评述，限于涉及课题的重要著作，再加上有价值的条目。
对中国传统学识提供最有启发性看法的作品，是邓嗣禹和奈特·比格斯塔夫合编的《注释精选中文参考著作目录》，1971年第3版。这部作品说明了民国学知识产生的背景。关于民国继承的清代档案和其他档案，最有启发和了如指掌的看法，见于魏斐德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民国研究的范围，有非常广泛的项目，计划出版多卷本的记叙体从1905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史》，另有几种多卷本的原始资料集，包括年表、传记和第一手资料，安排了大约600个专题，见巴里·基南的报道，载《中华民国研究通讯》，6.1（1980年10月），第18—19页。
安德鲁·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是对中国和西方资料很有用的书目指南。次要的文献，可参阅袁同礼的《西方文献中的中国》，施坚雅等编的《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共3卷。此书极为强调20世纪。对本书所论述时期的1000种中国著作加有注释的入门书，是1950年出版的费正清和刘广京的《近代中国：中文著作书目指南，1898—1937年》，1961年修订重版。新近的编目，见于亚洲研究学会主办的年刊《亚洲研究目录》。对事件最有用的英文综合评述，见柯乐博所著的《20世纪中国》。
以外国地图为基础，和以丁文江、翁文灏领导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实测为基础编绘的民国时期的两本地图集，是《中国分省新图》（1933年）[2]和《中华民国新地图》（1934年）。关于沿海各省，可以在20年代编纂的县志中，找到用从日本得来的制图知识绘制的精密地图。
在年表方面，最新的中文著作，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人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自1912年至1925年；郭氏逝世后，于1979年出版。[3]
这里要特别提到有些早期的著作，虽然在后来已经过时。例如，紧接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一批受过现代训练的中国学者，开始进行一个大项目，对此前30年划时代的变革，进行一系列的评述。在上海太平洋书店赞助下出版的这套书中，最有声望的著作是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1年出版；1947年出版增补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56年，邓嗣禹和英戈尔斯的英文节译本出版《中国政治史，1840—1928年》。“三十年历史”项目的另一著作，是文公直（文砥）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共两卷，这部书比丁文江出版较早的《民国军事近记》更全面，但不够细致。刘馥的《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增补了上述文著。
刘馥的著作，论述了在中国派系政治斗争中，在军阀集团中，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的权力关系中，起作用的亲属关系和其他种种私人关系。过去王朝史的绝大部分，自然是由官员的传记组成的。现代的传记研究，也可能使中国人生活中的私人关系得到充分研究；而这种私人关系是个重要方面。
赵尔巽等编的536卷的《清史稿》，在其大量传记中，包含了有关民国早期的有用知识；张其昀、萧一山等编的修订本，取名《清史》，增补了更多的传记资料，还增加了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庞大汇编项目的第一部著作，是李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1978年在北京出版。这部书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实业等方面领袖人物的传记条目。
许多英文的综合传记词典已编辑出版。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共两卷，下迄民国初年。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共5卷，集中于民国时期。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编的《中国共产主义传略词典，1921—1965年》，共两卷，有续编。范围更广的是桥川时雄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
在现代体裁的大型传记方面，胡适的《丁文江传记》，用了20年时间才完成，下笔审慎，叙事明晰完整，用词准确，为传记中典范之作。关于金融—实业家里程碑传记，为《周止庵先生别传》，系其女周叔媜所作，为燕京大学硕士论文。晚清和民国初年错综复杂的私人和派系关系方面，专家沈云龙写了两位民国初年总统的传记，即《黎元洪评传》和《徐世昌评传》。
年谱，个人经历的年表或编年记载，是传记编纂的传统形式，可以用来探索民国早期领袖人物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关于政治史，特别要提出《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关于思想史和民国早年的政治，研究者们得益于1958年出版的不朽之作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共3卷，丁文江等编。其他编纂的年谱，涉及的范围很广，有段祺瑞、谭延闿、王国维诸人。在所有年谱中，最为详尽的是孙逸仙年谱。以几种较早的著作为基础，台北的国民党档案馆，三次修订和增订《国父年谱》（1958年，1965年，1969年）。在广州的一个大项目，是1979年开始编纂更为全面的孙逸仙一生的编年史。关于蒋介石，有审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共20册，30年代初期毛思诚编，曾在香港重印。为了对蒋介石的尊重，其一部最详尽的年谱已于80年代完成，在台北出版，名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
传记的合集有《革命人物志》，丛书；吴相湘编的《民国百人传》，共4卷。闵尔昌编的《碑传集补》，24册，其中传统体裁的传记，在1912年至1927年时期的历史著作中常常被引用。关于实业方面的人物，可参看徐盈编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关于地方史，新近的典范是周开庆编的《民国四川人物传记》。还要特别提到两种杂志，即《国史馆馆刊》和台北的《传记文学》。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事业，可参阅张静庐编的一套重要著作《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953年；二编，1954年。《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954年；乙编，1955年；丙编，1956年；丁编，1959年，两卷。其另有《中国出版史料》，补编，1957年。对于第一、第二两种书补编的出版，早于第二种书的丁编两卷，均为中华书局（北京）出版。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15—1924年：研究指南》（1963年出版），记述了1915年至1923年时期约600种期刊。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共3卷，也很重要。
书目介绍涉及更多题目的中文文献汇编中，最重要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50年代开始出版。国史馆馆刊主办的《革命文献》，50年代开始出版（第1—3，5—23，42—诸卷，涉及1912—1927年时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外交资料》为丛书，据外交部档案，截至1925年。
英文译文的文件集中，可参阅狄百瑞等编的《中国传统资料集》；邓嗣禹、费正清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米尔顿·J.T.谢的《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49年》。
关于重印的政府公报和学术期刊，可参阅华盛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的《通讯》；关于在台湾重印的非共产党杂志，可参阅旧金山中国资料中心的图书目录。
英文的学术期刊，有《亚洲研究杂志》、《中国季刊》、《现代中国》、《近代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等。中文的学术期刊，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近代史研究》。日文的有《东洋文库》中的《近代中国研究》等。当然，还有更多扎实的论文，是在日本、台湾、香港的大学学报和中国大陆的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偶尔也有专题论集的特刊，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979年，即为《郭沫若研究专刊》。欧美的许多中国研究中心，通常通过其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或小丛书，数量很大，恕不一一列举。
2.经济趋势，1912—1949年
就20世纪的中国来说，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完整的或可靠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北京政府农商部确曾发表一系列的年度统计表（农商部：《农商统计表》，上海，1914—1919年；北京，1920—1924年）。1914年和1918年的统计表，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年份要好。从整体来看，这种资料是估计，而不是核实的调查产量。例如，全国铁路报表也公布了（交通部：《政府交通统计表，1915—1936年》，北京，1916—1928年；南京，1931—1936年）。当然，外国管理的中国海关，每年都发表通常是很好的对外贸易统计资料。在萧梁林（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中，海关统计资料直接用原始资料核对过。但一般来说，中央政府在1928年以前太弱，太无效率，不能做出全国性有组织地去收集经济资料。
随着国民政府的建立，统计情况有了一些改善。财政部1928年至1934年的年度报告，是仅有的曾经发布的中国全国财政真实报告（财政部：《第17、18、19、21、22、23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南京，1930—1936年）。关于30年代的农业统计资料，包括土地面积和产量，由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制，并见于其月刊《农情报告》（1933—1939年）。连同20年代和30年代卜凯个人在金陵大学[4]农学院主持的著作，大概就可以得到中国农业的最佳资料（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22省、168地区、16786块农田及38256农家之研究（1929—1933）》，该书第2卷为卜凯的475张统计资料）。我们能得到详细工业统计资料，唯一的一年是1933年。这些资料是刘大钧为军事委员会下属的资源委员会[5]所作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的成果（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3卷）。刘大钧的资料不包括满洲和满洲以外的外国在华工厂。不过，可以得到日本对满洲工业的调查资料（约翰·扬：《南满铁路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历史和书目）。对在华的外国工业也有许多估计，但没有一种能赶上刘大钧的调查。除了政府主持收集的资料外，还有虽然可靠但却零散的私人收集资料。从事此项工作的，在天津有南开经济研究所（主要是物价资料，见《1913—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在上海有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出版两种文字的月刊《经济统计月志》，1934—1941年）。收集的上海物价指数，见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的《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
尽管这些资料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1928年以前的资料，但在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经济统计资料，缺点仍然不少。部分原因是中国在政治上仍远没有统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经济活动仍然是在市场交易之外进行的，因而难以计量；最后还因统计工作在技术上依然落后。但是，甚至1928年至1937年相对不足的资料，与此后得到的资料相比，也是天赐之物。战争和内战对收集资料部门的损害，并不比对行政机构其他部门的损害为小。以1937年至1949年来说，不仅是财政金融统计资料，任何种类的微观资料都很缺乏，并且也不可靠。张嘉璈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年至1950年》一书，包括的资料，只不过是作者所能得到的资料；因为其曾为中央银行总裁。[6]
这里特别提到的统计书刊，当然只是一些例子。还有更多的书刊——例如，实业部和南京政府的外贸局[7]的出版物，或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准备的农村调查资料，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发表的中国关内及满洲的广泛矿产资料。除了这些官方报告以外，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日本主要是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出版了数以百计的零散的地方调查材料。但这些材料没有一种单独的——不是所有的加在一起——提供了，或可以容易地从中推导出有关人口、就业、股本，以及国民生产和消费、物价、税收、货币流通等的完整资料，供经济史学家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经济作确定的分析。对国民政府36个部门的介绍材料，见主计处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包括大多数中华民国统计书刊的有用记载。严中平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收入范围很广的资料，很有价值；其中的资料都有精心的注释——尽管其编排和评注有倾向性，编者对“指数问题”显然缺乏知识。第2章的脚注，提到其他原始资料和专题著作的集子。
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考察民国时期的中国，包含在本章中的大部分微观经济的记述，只不过是靠智力上的推测，尽管1933年的工业资料公认是比较详尽的。中国国内的资料虽然不足，但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而利用日本满铁对20世纪中国经济的调查，要谨慎从事，或许表明其调查比我们所认为的更有助益，读者留意及之。
3.外国在华势力
韦罗璧的《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2版，1927年，2卷），尽管其过分地墨守条文，但对整个问题作了有益的论述。王绍坊有很好的同名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
20世纪早期，外国人在中国的许多方面，每个主要订约国已公布和未公布的外交通信及领事的报告中，对此都有详细的反映。英国、日本和美国多年的外交档案微缩胶卷，在主要的科学研究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到。中国方面的外交史，可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分外交档案中加以研究。
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外国人在中国开办和发行报纸和期刊，共有80—90种，其中有些是传教士的通讯，用中文或其他外国文字。大约到1920年止，在主要的通商口岸和北京，但不包括满洲，主要的非宗教性报刊见表39。这些外国报刊对外交档案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材料。
表39 外国在华主要非宗教性报刊
在华基督教会数量极多的文献，主要是传教士自己出版的，反映其观点。克莱顿·H.朱（音）的《在华美国传教士：从传教研究图书馆论题目录中精选的著作、文章和小册子》，列举了7000个条目，按详尽的论题分类。尽管其书名是美国传教士，但并不限于美国教会。赖烈特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虽然是最早出版于1929年，但仍然是一个好的起点。在华出版的新教徒的主要刊物，是《教务杂志》（上海，1867—1941年）、《中国传教年鉴》（上海，1867—1941年），后改名《中国基督教年鉴》（1926—1940年），提供了对教会工作各方面的每年评价。对20世纪传教活动最新研究成果，有保罗·A.瓦格的《传教士、中国人与外交官：美国新教徒在中国的传教活动，1890—1952年》；费正清编的《在华的传教事业与美国》；杰西·G.卢兹的《中国与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雪莉·加勒特的《中国城市里的社会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895—1926年》；小詹姆斯·C.汤姆森的《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政府的中国，1928—1937年》；菲利普·韦斯特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关于中国基督教自主的本国教会运动的发展，可参阅山本澄子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关于外国在海关中的作用，可参看斯坦利·F.赖特的《中国争取关税自主的斗争，1843—1938年》和《赫德与中国海关》两书，费正清、凯瑟琳·布鲁纳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揭示了赫德控制中国海关达40年之久。S.A.M.阿谢德的《中国盐业的现代化，1900—1920年》，分析了理查德·戴恩在中国盐税中的作用。北京科学出版社于1957年至1962年出版的10卷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重印了译自海关档案的重要文件，但除了第10卷民国时期处理庚子赔款支付问题的资料外，不包括20世纪的资料。
外国在20世纪对中国经济的作用，非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少。基本资料可参阅卡尔·F.雷默（又译作雷麦。——译者注）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和《中国的外国投资》两书，郑友揆（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侯继明的《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与经济发展》。罗伯特·F.德恩伯格的《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载德怀特·H.帕金斯编：《历史的剖析中国现代经济》，第19—49页）断定，属于外国的部门，“无疑对中国国内经济作出了积极而直接的贡献”。
4.袁世凯时期
在袁世凯任总统期间，即中华民国开头的四年或五年，亦即将辛亥革命和军阀主义开始分开的时期，很少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编纂者将此段时间作为一个单元。有关的大部文集和评论，都是关心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学术上的注意，随着清帝的逊位而迅速减少；随着孙逸仙党人1913年夏季二次革命的受挫，遂即完全消失了。这种兴趣方面的界限，也表现于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大型文集，北京出版的8卷本《辛亥革命》；台北国民党档案馆编辑的丛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尤为重要的是第二部分第3—5卷《各省光复》。《辛亥革命回忆录》中一些回忆文章延续到民国初年，但涉及的时间通常都不长，为整个现代，或是为20世纪前半期，尽管提供研究资料的系列书刊仍然很少，但却为研究袁世凯时期提供了较好的资料。台北出版的《革命文献》，北京出版的《近代史资料》，都集中注意力于辛亥革命，而忽略了其余波的倾向，起到了保持较早文集价值的作用。其中著名的，有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1936年出版。较近出版的，有沈云龙编的《袁世凯史料汇刊》。扩大出版资料的前景即将到来，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着手提供文件，并制定编写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对于这个历史时期总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当时的报纸和秘史的著作所左右。中心的话题，都是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军阀的丑闻秽史。这个传统最有才华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隐，特别是其6卷本《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957年）。这种情况——只靠浅薄研究支持的传统做法，对任何历史学家，显然都提供了完全改变评价的机会。近年出现了异议，但没有人认为应当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释。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年》（修订版，1972年）的最后部分提出了有特点的解释，袁世凯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爱德华·弗里德曼在《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1974年出版）中，注意袁世凯对手的革命党人，对孙逸仙革命动力的描述变得复杂化了，却并没有降低孙逸仙与之对抗的正确性。欧内斯特·P.扬在《袁世凯的统治：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中，试图撇开个人动机，并从争论问题和政治集团的新组合方面，分析袁世凯任总统时期的政策，但发现其政策有缺陷，并且经常是有害的。民国初年的袁世凯总统最根本的是缺乏支持者。
密切注意一些次要人物，导致了对这时期会有更正确的认识。在这方面，梁启超提供了最令人注意的机遇，因为其处于决策的地位，并留下很多记载，其中有前文提到的丁文江所收集的无可比拟的书信集。张朋园已将其扩大，著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薛君度的《黄兴传》和K.S.刘的《宋教仁传》都很有价值。外国顾问在袁世凯任总统时，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之一的莫理循有关在此数年中的文件已精选出版，骆惠敏编的《莫理循通信集，第2卷，1912—1920年》。
民国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最初集中于革命前的各个地区或省的研究补缀而成。见伊懋可、周锡瑞、玛丽·巴克斯·兰金和爱德华·罗兹的著作。袁世凯统治时期经济政策的论述，见菊池贵晴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关于民国早期的计划，地方的农民斗争，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的论文，载于重要的日本学术著作，《中国现代化的社会构造：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以及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的《辛亥革命研究》。菲利浦·理查德·比林斯利于1974年在利兹大学的博士论文《1911至1928年中国盗匪活动，特别论及河南省》，论述民国初年的白朗匪帮。
学者们更系统地论述了外交关系，尽管国内分裂的争论很难予以澄清。蒲友书在未发表的密歇根大学1951年博士论文中，详细考察了重组贷款，《国际财团重组对华贷款，1911—1924年；战前外交和国际金融的一个重要事件》。关于西藏和英国关系密谋的分析，见阿拉斯泰尔·拉姆的《麦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之间关系的研究，1904—1914年》，帕索坦·梅拉的《麦克马洪线及此后英国、中国和西藏之间对印度东北边界的三方争论研究，1904—1947年》。这些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重大国际关系，是和日本的关系。长篇论著中值得注意的，有李毓澍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马德琳·季（音）的《中国外交，1914—1918年》，臼井胜美的《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焦点当然是二十一条；自此以后，在中日关系迅速恶化之前，再没有完全恢复。
关于阻止袁世凯称帝及其后的反袁运动，学者们对此久有兴趣，但却无全面论述。可能由于各个反袁运动的性质不尽相同，其中以云南的反袁运动最受注意，被视为是真正的反袁运动。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修改了把反袁完全归功于蔡锷的说法；并提出蔡锷在由北京去云南之前，云南的年轻军官已有反袁的计划，见金冲及的《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复旦学报》，2，（1956年）。寺广映雄赞成这种看法，见《中国革命历史的展开》。唐纳德·S.苏顿的著作，补充了对护国运动事件的新意义，见《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5年》，描述了从滇军的发展及其演变成军阀主义出现的背景。因此，如我们所预料，其后的军阀时期是孕育于民国初年，其来源也是多方面的。
5.北京政府，1916—1928年
尽管原始资料很丰富，当时的军阀主义现象和思想革命也受到相当注意，但对北京政府却很少进行研究。关于1916—1928年时期历史情况的总看法，可参看J.E.谢里登的《分裂的中国：民国时期》。关于中央政府制度的研究，可参看钱端升的《民国政制史，1912—1949年》，重印，纸面装；侯服五的《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18年，制度研究》；最近的著作是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
这些著作部分使用当时的中国报纸，如《顺天时报》（北京）、《申报》（上海）和《时报》（上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报刊。报纸对于深入一步的研究是可以利用的，并且还有极有价值的剪报刊物；波多野乾一编的《现代中国之记录》，从1924年至1931年，这份复印的月刊每月重印中国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约400页。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事件，用当时中国、西方和日本人的回忆和观察资料来补充报纸之不足，是很有帮助的。关于初步的指导书，可看施坚雅等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研究论著类目录索引》。许多重要的事实和未有任何变动的文字的文献，大致论述了当时中国的著作，如刘楚湘的《癸亥政变纪略》，孙曜的《中华民国史料》，岑学吕（凤冈及门弟子）编纂的《三水梁燕孙（士诒）先生年谱》。
从较少被利用的资料中，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中国政府机关在很多公报中用文件证明其工作，阐述内阁及其下属官员相信，所希望完成和实际完成的事情。现在尚存在有许多部和各种机构的公报，如1916年至1917年参众两院的公报，1925年善后会议的公报。此外，政府每季刊行《职员录》，研究者可以从中了解高级官吏任职的连续和变化。
外交档案是另一类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料。人们往往从因袭的观念出发，把民国初年的外交看成是中国的灾难，还有如本章所述，看作中国和列强如何各自行动的历史，都需要仔细地加以考察。关于这个论题，唯一新的专著是梁肇庭著的《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梁著的参考书目所列出他查阅的，已刊和未刊的中国外交部文件。关于中国外交部中的中日关系档案，见郭廷以与J.W.莫利编纂的《中日关系，1862—1927年：中国外交部档案简明目录》，附有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名人表。已刊和未刊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外交资料也同样重要；关于这三国外交资料的国别简要说明，见内森编的《现代中国，1840—1972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材料介绍》；外交报告因包含有关中国政治的资料，自然是很重要的。
要了解北京的政治，需要在思想史、社会经济史有关的课题下功夫。从这点来说，我们对于从晚清开始，一直到国民政府及南京政府的前10年，及其后的宪政形式的争论，对其具体内容知之甚少。这个课题，可以利用政府公报、报纸和《东方杂志》之类知识性期刊，作深入研究。同时，张朋园著的《立宪派和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以及张玉法等人的著作，我们才能较多地知道宪政的基本理论基础，促进宪政力量的社会和政治性质。
金融和财政是需要研究的另一个课题。贾士毅著《民国财政史》简明而广泛，但其提供的资料，其意义还要充分加以分析。弗兰克·塔马格纳著《中国的金融与财政》是早期的研究成果，还需要有后继的专著来加以充实。同一时期的许多日本人的分析研究，对这个课题是重要的，其中有《支那金融情况》和香川峻一郎著《钱庄资本论（论钱庄资本）》。其他的分析研究，见于施坚雅等编《近代中国社会》，费正清的《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蒲地典子等的《1953年以来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中国的金融杂志《银行周报》和《银行月刊》也展示了一些情况。
对外国学者和中国研究者来说，派系倾轧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内森著《北京政治》，对何谓派系倾轧与其如何进行，提供了分析。对20世纪的前10年和20年代提出稍有不同解释的著作，有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年》，吴应銧著《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在1916—1939年生涯》；又见陈志让著《中国军阀及其派系的界说》。主要说明派倾轧在近代中国为何如此严重，我们需要更多研究人物传记。除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以外，还要特别提出日本外务省以不同书名，出版的一系列人物传记词典。
6.军阀时代
研究军阀割据的资料，和军阀时期本身一样，是非常混乱的。到此时为止，大多数著作都采用各个军阀政治传记的形式，地区性研究也已开始。当前需要做的困难工作，是搜索那些尚未被研究的人物的传记材料，用于在军阀时代专题研究的地方和地区的历史资料。了解资料的一般分类的方便方法，是阅读经由斯蒂芬·菲茨杰拉德撰写的书目提要《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史资料》，载唐纳德·D.莱斯利等编《中国史资料文集》和内森编《近代中国，1840—1972年》。
最全面研究军阀割据的专著，是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年）》。齐锡生从均势观点来分析军阀关系的做法，也许是有争论的，但其提供大量引证史料都是根据于文件。卢西恩·W.派伊的《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虽然阐述的内容比书名要少，不过仍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问题。韦慕庭的《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1922—1937年》，提出了有创见的见解。詹姆斯·E.谢里登的《分裂的中国：中国史中的民国时期》，致力于军阀主义时期历史的论述。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优秀的中文近代政治史概论，是一部写得很好的、主要政治事件翔实可靠的纲要。邓嗣禹和杰里米·英戈尔斯的英文译本《中国政治史，1840—1928年》，有删节，与原著有所不同。特别集中注意力于军阀的著作，是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引证史料不够严谨，但被广泛利用。陶菊隐的《督军团传》论述早期的军阀时期，着重1917年复辟之前的种种密谋。一部重要的日文著作，是波多野善大的《中国近代军阀研究》。
关于军阀时期的军事史，没有令人满意的英文著作。拉尔夫·L.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年》，截止于民国肇始之时；而刘馥的《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主要致力于民国晚期。基本的中文著作，仍然是文公直的《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写于1930年，有许多关于军事组织的专门知识。《北伐战史》表明了国民党对于与军阀斗争的看法。国民党档案馆的《革命文献》包括了与军事事务有关的文件。
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虽载有有用的详情，但记述的人物为数不多。可以补充这部词典的是伍德海编的《中华年鉴》的传记部分，上海《密勒氏评论报》1925年出版的《中国名人录》和由黄惠泉、刁英华译成中文的园田一龟撰写的 日文传记词典《分省新中国人物志》，还可参看贾逸君编的《中华民国名人传》，以及许多中文的小型传记词典。有些专收集特殊地区人物，是民国中期的产物，使用时要当心，记载往往有错误，而且很粗略。
不少民国初期的人物出版了回忆录。如黄绍竑的《五十回忆》，刘汝明的《刘汝明回忆录》，刘峙的《我的回忆》，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徐树铮之子发表其父的传记，即徐道邻的《徐树铮文集年谱合刊》。较短的回忆录和其他的传记及自传资料，按期在《传记文学》月刊上发表。
对军阀研究饶有兴趣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口述历史项目的自传资料，唐德刚编的《李宗仁回忆录》已经出版。《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口述的回忆》（有关军阀时期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是坦率的），是直率而非常吸引人的记载。
在英文的政治传记中，D.吉林在《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的阎锡山》中，详细记述了这位所谓模范都督的事迹。詹姆斯·E.谢里登的《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研究了这位基督教徒将军。吴应銧在著作中，研究了一度曾为直系领袖的吴佩孚。谢文荪在《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年）》中，论述了这个南方军阀的精神生活。在这些人物中，每人都留下与其有关的大量著作，其中关于中文、日文的著作和论文，具见上述研究著作的书目。
黛安娜·拉里的《地区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研究主要军阀集团中的一系，对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的性质提出了敏锐的见解。集中注意力于地区而不是个人的著作，有罗伯特·A.卡普的《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1911—1938年》。戴维·D.巴克的《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年》，研究了城市史，但以大量篇幅阐述经济和社会问题。加万·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中国东北，1911—1928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所研究的不只是北方最有势力的军阀，还有日本人在中国的活动。
外国的外交官、新闻记者、传教士和旅游者的报道，即使是带有成见和偏见的色彩，也是非常有用的。英国在中国有庞大的领事网，因而其外交部的档案是很有价值的。其中的F0228，包括1834年至1930年的领事通信；F0371，包括1906年至1932年的政治通信。伦敦国家档案局的许多档案都摄制了缩微胶卷，提供给主要收藏研究资料的机构，如芝加哥研究图书馆中心。美国国务院有关1910年至1929年中国国内事务通信的227缩微胶卷，虽不怎么丰富，但仍然是非常有用。日本外交档案是非常丰富的原始资料，大多数研究军阀的著作即使利用，也是用得很少。有两部很有帮助的指南性著作，其一为塞西尔·H.乌叶赫拉编的《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目录，日本东京，1868—1945年；1949—1951年为国会图书馆制作的缩微胶卷》。另一为约翰·扬编的《日本陆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精选档案缩微胶卷复制目录，1868—1945年》。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1927年北京搜捕中查获的文件》，包括与军阀有关，尤其是与冯玉祥有关的文件。
很少有人试图编写可以严格称之为军阀主义的社会史著作。一篇令人感兴趣的作品——“通过大众文学来写社会史”的一次尝试，是杰弗里·C.金克利的《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7年。章有义编的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卷所涉及的时期，是从1912年至1927年，反映有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著作、报道、期刊文章和其他资料的摘要。
由于军阀年代的混乱状况，明晰可靠的年表是必不可少的。郭廷以的这类著作，上文已经提到。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虽不够完全，但仍然很有用。《东方杂志》每一期都有年表，这些资料许多是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编写的，构成了6卷《20世纪中国大事记，1904—1949年》的核心。
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编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由于采用当时的地名，对研究军阀很有用。
7.思想变化，1895—1920年
关于改革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资料，主要是知识分子著作的文集，其中有许多人编辑的期刊中论述改革的文献。就个人和其发表著作目录的简要英文说明来看，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5卷）是最好的起点。不过，因为谭嗣同死得过早，所以收入到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中。最令人发生兴趣，也是最精湛的概述，是史敬思的《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
50年代和60年代对近代中国早期改革和激进思想的普遍学术兴趣，导致出版了许多最著名的维新期刊的影印本。《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和《庸言》，都为梁启超所编，可以从台湾得到重印本。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1957年在北京重印。日本的出版社供应吴稚晖的《新世纪》和刘师培的《天义》重印本，而刘师复的《民声》重印本，在香港可以买到。数量更多的保守刊物，一般没有再版，但仍是重要资料。保守的刊物中，有《国粹学报》、梁启超的《大中华》、章士钊编辑的《甲寅》、康有为的《不忍》。
中国人对维新运动各种背道而驰的解释，是根据中国思想史的有关篇章，但可以看到几个有影响学者的大量文件。对维新运动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还可以参阅侯外庐等人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出了一个杰出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此书的第1卷有牟复礼优美的英文译本，1979年已经出版。一种新传统的看法，见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所写较早的两部著作，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虽然形成了对比的见解。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6年出版；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1947年出版；最近的主要著作，是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方面审慎的日本著作例子，是西顺藏和岛田虔次编的《清末民初政治评论集》，这部文集翻译并注释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63篇重要文章和论文。
始于19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的演变，英语世界学术研究的先驱是李文逊。其第一部著作是1953年出版的梁启超传记《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然后为其涉及范围很广的《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命运》（3卷，1958—1965年）。这两部著作，即使在外国思想影响下，对传统的高雅文化受到侵蚀的分析而有待修改时，也仍然是解说形式和优美文体的典范。强调近代思想和固有思想传统种种方面之间的连续性，更接近于修正的著作，有上述史敬思很吸引人的叙述。史敬思的这部著作，探索了康有为等人的思想和经历。费侠丽编的《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保守抉择的论文集》中收集的论文，以及托马斯·A.梅茨格的著作《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译自德文的沃尔夫冈·鲍尔的《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华文明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以近代乌托邦思想把中华文明编织成了华丽的历史屏风。
这方面的专题著作，主要是思想方面的传记。许华茨的《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对中国所理解的西方思想提供了典型的分析。一般说，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们最受注意。除了李文逊的著作而外，还有两部梁启超的大型传记：张灏的《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黄宗智的《梁启超和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萧公权撰写康有为的主要传记《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与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858—1927年》；补充这部著作的，是罗荣邦编的《康有为：传记与论丛》。迈克尔·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把孙逸仙共和主义革命支持者当做一个集团来研究。而薛君度编的《近代中国革命领袖》，收入了研究许多次要人物的有用论文。盖伊·阿利多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现代性中国的窘境》，补上了关于新传统主义者的传记文学空白。
大多数关于这段时期思想发展论题的论述，都把注意力集中于革命思想体系的根源。这类论著包括两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起源的著作：唐·C.普赖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马丁·伯纳尔的《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简要地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
中国的思想史研究者，至今还几乎没有开始把这一时期的思想史和民众觉悟的历史，或者和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展开研究；而要进行这项研究，需要在第一手资料的运用上和方法论的革新上，必须要有更多的多样化才行。
8.五四时代
论述五四运动的重要起点，是周策纵的开创之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60年），及其书目指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15—1924年：研究指南》（1963年）。这本研究指南，提供了有注释的重要期刊和报纸的目录。刘君若的《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争论》，对这个时代的期刊文献作了可靠的初步介绍。范围更广的指南，是《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引起争论的林毓生著作《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是对五四事件具有创造性研究。解说性的概述，可见于许茨华编的《关于五四运动的意见：专题论文集》。费侠丽编的《变革的限度：关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提供了保守主义者的看法。O.普赖尔的《中国哲学50年，1898—1950年》，是主要关于哲学争论与倾向便于使用的概要。
集中注意力于1919年前后时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文概述，有华岗的《五四运动史》，这部书有天野元之助等编译得很好的版本，书名相同，但附有关于史学术语和人名的词汇表，有陈端志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最重要的文集，有《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一部有价值的22篇文章的文集，是彭明编的《五四运动论文集》。
五四时代思想史的最好著作，是传记形式的著作。最著名的五四知识分子也许是胡适。杰罗姆·B.格里德著有《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年》。刊载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几部文集，其中胡适自己的著作，可以很方便的在童世纲编的《胡适文存索引》中查找。胡适的美国导师杜威，从1919年至1921年在中国，巴里·基南的《中国的杜威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记述了杜威旅居中国和中国人努力贯彻其思想的情况。杜威在中国时曾发表大量演讲，但后来显然失去了声望。罗伯特·W克洛普顿和巫群真（音）在《杜威在华演讲集，1919—1920年》中，把32篇发表的中文译文回译成英文。
关于蔡元培，可参看威廉·J.杜克尔的《蔡元培：现代中国的教育家》，有大量中文著作可以利用，如陶英惠所编内容丰富的传统体裁的《年谱》第1卷（1976年），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题论著丛书；思想传记有蔡尚思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元培著作的主要汇编，是孙德中编的《蔡元培先生遗文类抄》；还有几篇蔡氏自己写的自传性短文。
关于保守的儒家思想家梁漱溟——胡适哲学和思想上的对手，可参阅盖伊·S.阿利多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现代性中国的窘境》。这部书认为，毛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共同点，远比与胡适自由主义的共同点为多；毛泽东本人也可能受过梁漱溟的影响。
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是这位首先响应俄国革命，并献身布尔什维主义的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记。迈斯纳认为，整个李大钊思想有两个主旨，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的解释（对宿命论的担忧），一种是富于战斗性的中国民族主义。黄松康（音）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中，所翻译的10篇李大钊的文章都很有价值。《李大钊选集》汇集了所有李大钊的文章，很便于查找。对于陈独秀研究，仍然缺少一部令人满意的思想传记。
费侠丽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清晰地描述了一个重要人物，并阐明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科学”和“科学态度”的特征。丁文江和科学问题，在郭颖颐的《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部著作记述了唯科学主义的胜利，也论及到上文提到的思想家，再加上吴稚晖、任鸿嶲、张君劢等人。张君劢是1923年科学与人生哲学[8]论战中的主要人物。张君劢对论战的详尽传记，见罗杰·B.琼斯的《为儒学辩护的诸学说混合论：张君劢早年的思想和政治传记，1887—1923年》（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又一次关于思想问题著名的重要论战，是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阿里夫·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的渊源，1919—1937年》中，有杰出阐述。
9.文学的趋势，1895—1927年
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已广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个别作家作品的汇编、总目录、选集以及研究专著和概述很多，并不难见到（见赵家璧、张静庐、王瑶、王哲甫、李何林和刘绶松的书目），不过仍需要进行大量研究，尤其需要重新考虑。因为大多数可以见到的次要文献，尤其是中国学者撰写的文章，缺乏深入与创造性的分析。对于这个论题的一般看法，就只注意于表面的思想，而没有很严密的辩证的分析，是左派的和朴素的马克思主义的。毛主义的准则，如在著名的1942年延安讲话所系统表达的，左右了1949年至1979年的中国文学界，在以后的思想“解冻”中，才巧妙地受到质疑。
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的掌握，在出版第一手资料方面以及在翻译方面，均落后于中国和日本。最有用和最新指南，尤其是对没有入门的读者来说，是唐纳德·吉林和李允真（音）编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翻译书目，1918—1942年》。《现代中国文学通讯》经仔细观察后认为，这个领域是一门正在迅速发展的学科。
直到大约10年以前，欧洲学者带来的西方学术，特别是由已故的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领导的，以布拉格为中心的学者领先（见普氏所著《抒情诗与叙事诗：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李欧梵编，1980年）。在美国，第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著作，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初于1961年出版，现在已出修订第三版；刘绍明编辑，由夏志清写了新序的中译本，1979年在台北和香港出版。尽管这部书有政治偏见，但仍然引起人们的兴趣。
西方人的大多数著作，和夏志清的全面论述不同，限于研究个别作家。在著名五四时期作家中，研究其著作并出版的，包括郭沫若（戴维·罗伊著）、徐志摩（西里尔·伯奇著）、郁达夫（安娜·多列扎洛娃著）、茅盾（玛丽安·加利克著）、丁玲（梅仪慈著）、周作人（戴维·波拉德著，欧内斯特·沃尔夫著）、巴金（奥尔加·兰著）、老舍（兰比尔·沃赫拉著），当然还有鲁迅[黄松康（音）著、伯塔·克雷布索娃著、威廉·莱尔著，哈里特·米尔斯著]。有几部重要的学位论文等待出版，其中有盖洛德·梁（音）的《论徐志摩》（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迈克尔·伊根（多伦多大学）和弗兰克·凯利的《论叶圣陶》（芝加哥大学）。史敬思利用了这些和其他有关鲁迅、瞿秋白、徐志摩和丁玲的资料写出的概述，见其所著《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最有用的西方新老学者的著作例子，见于默尔·戈德曼编的《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包括1974年夏哈佛会议讨论会所产生的传记和文学研究著作。西方关于中国文学的中肯评价，见迈克尔·戈茨的《西方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批评性回顾》，载《现代中国》，2.3（1976年7月）。
传统上认为，1917年的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些领袖人物，尤其是由胡适所促成的这种不真实的说法。最近的研究，把现代文学的起源追溯到晚清。不过，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端于晚清的重要性，不能过分强调，五四文学无疑有许多真正“新”的特点。
对晚清时期的研究，最有成绩和孜孜不倦的学者，仍是已故的阿英（钱杏邨）。钱氏的许多汇编（尤其是《晚清文学丛抄》）和概述（《晚清小说史》、《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对所有做这个课题的学者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除了阿英，中国和西方的学者在最近以前，一般都忽略了这个时期。米列娜·多列扎洛娃教授编的讨论会文集《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包括对许多晚清小说的详尽分析。这些论文一般探讨文学，但也为有兴趣研究这一时期现代中国民众文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报刊和舆论的兴起，开始翻译西方历史和文学，城市读者人数的增加，城市民众生活的理想和传播方式的发展——这些只不过是研究的一些明显途径。
晚清时期已开始系统阐述“新文学”的特征和作用，为文学革命做好了思想准备。夏志清分析了对两个主要人物严复和梁启超的看法（见阿黛尔·里基特编的《从孔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严复和梁启超的早期系统论述，随后为许多民间“理论家”所引申，并掺杂了其他的内容。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通俗化过程，是一个有待分析而令人发生兴趣的论题。
1911年至1917年这段时期，被大多数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家，看是五四运动“黎明”之前的“黑暗”间歇期，可能这不是事实。晚清文学的各种大众化倾向大部分仍在进行，出版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小说，尤其是言情类小说（如徐枕亚的《玉黎魂》）。上海的新闻出版业，为其主要代表商务印书馆所证明（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继续繁荣。繁荣于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并持续到3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林培瑞曾对其进行了研究，再次证明了晚清文学的重要性和文学大众化倾向的活力。
对鸳鸯蝴蝶派的替换物，可见之于名流们南社的诗歌；南社是由著名的政治家和文人所组成。柳无忌的著作《苏曼殊》，简要地论述了南社（柳无忌教授之父柳亚子为南社领袖之一），但南社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历史学家是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动乱背景下，来研究五四文学。周策纵的著作，在任何文字的著作中都是优秀作品；就有关文学革命的一般知识来说，也是有用的。对五四时期三个思想家——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更深入的研究，可见林毓生的著作。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研究了五四早期的浪漫倾向，但并没有广泛论述女权运动。梅仪慈的著作，尤其是研究女作家丁玲的著作，填补了这一明显的空白。
五四时期所有作家中最知名的人物——也是最引起人们研究兴趣的论题，无疑是鲁迅。自1936年鲁迅逝世以来，中国就有名副其实的研究鲁迅的传统；随后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奉为神圣，更进一步出版了数不清的在思想上适应形势的论文和专著。在中国，鲁迅研究可以与“红学”相比；两者都经受住了“四人帮”的打击与摧残，然后更是空前繁荣。有许多新组织的学会、研究团体，多得难以编目的出版物。论述鲁迅的日文著作也很多。日本的已故学者竹内的《鲁迅传》已印了几版，正受到许多新的著作非难——尤其是伊藤丸虎和丸山昇二人的著作。
代表西方关于鲁迅研究的著作，有早期的两篇学位论文（哈里特·米尔斯，哥伦比亚大学；威廉·舒尔茨，华盛顿大学）。许多欧洲学者专题著作[黄松康（音）、伯塔·克雷布索娃]；多列扎洛娃、福克马、李欧梵、米尔斯等人论文，收入戈德曼所编的《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以及新近出版的威廉·莱尔的著作《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在这些著作中，很少能赶上已故的夏济安的两篇创始性论文（《鲁迅与左翼作家联盟的解体》、《鲁迅作品中的黑暗势力面面观》，收入在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这两篇论文，首次提出了这位“革命作家”比较阴郁和苦恼的方面。对鲁迅短篇小说最透彻的分析，是帕特里克·哈南的长篇论文《鲁迅小说的技巧》。查尔斯·艾伯英译的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的《鲁迅及其先行者》，是苏联对鲁迅研究的一个例子。
所有这些辅助性的著作，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对研究鲁迅最好的入门书，却是鲁迅自己的作品——戴乃迭和杨宪益夫妇英译的《鲁迅选集》（4卷）。威廉·莱尔现在正从事鲁迅全部小说的翻译。
中国和西方研究个别作家——尤其是鲁迅的普遍学术倾向，虽有其长处，但也有其局限性。五四时代的作家，在吸引力和声望方面，其地位无疑是重要的。不过，在传记上和文学上仅仅集中注意力于一个作家，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是不够的。正如夏志清、刘绍铭、李欧梵所编选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故事，1919—1949年》所表明的，在这30年中的创造性作品数量很多，尽管其风格是现实主义的，但也是多种多样的。
10.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
关于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文献著作，是日本学者编著的，主要收录了台湾各档案机构保存的文件，主要定期刊物中刊载的论文，见德田教之的《中共党史有关资料目录》，在蒲地典子等编的《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的条目是5.6.63（也参阅条目5.6.64—70）。关于英文目录，发表虽已有20年，见薛君度编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21—1937年》。
为了庆祝中共建立16周年，延安解放社于1938年出版了精选的党的文件《红色文献》。不过，这部汇编只有21个条目。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会编辑的到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有12卷850多个条目（东京，1970年开始出版），可以把两者作一个比较。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文集，包括16卷1927年以前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两卷文件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年出版，引作《农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1963年出版，引作《工人》）。
精选文件的译文，可见于简·德格拉斯的《苏维埃对外政策文件集》，2卷；简·德格拉斯的《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3卷。
期刊中最易于见到的，有《新青年》，对研究改信马克思主义和当时的社会问题，有无法估量的价值；有《向导周刊》，是研究共产党对当时各种问题的态度和政策所不可缺少的。较为不易见到的五四期刊，如《每周评论》、《晨报》、《湘江评论》的摘要，可见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莫斯科的看法，可见于《国际新闻通讯》和其他苏联的出版物，包括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资料》，1925年至1927年出版。
这个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创建成员中，背叛的三人记述了其经历。韦慕庭1960年编辑并作序的陈公博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既然是写于1924年，在事实上具有可靠性；此书原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论文。张国焘冗长的回忆录《我的回忆》，最初在《明镜月刊》（香港）上连载，英译本2卷，书名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1卷与1921年至1927年的时间有关。周佛海的回忆录《往矣集》还无译本。《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一书的作者朱新繁，用李昂的假名，写了中国共产党运动的政治情况《红色舞台》。作为第一篇重要变节者的文献，出版于战时的重庆，使用这本书必须非常慎重。在军事方面，还有龚楚的《我与红军》。
彭述之系统陈述了托派对早期中共党史的看法。彭氏为1920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1925年至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向导周报》和《新青年》的编者。1929年，彭述之与陈独秀一道被开除出中共以后，是中国托派运动的首领之一。对彭述之的再评价，见其为《列昂·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所写的67页的导言（1976年）。这部李·埃文斯和R.布洛克编的选集，取代了1932年托洛茨基论文集《中国革命的问题》。
陈独秀的著作很多，其中《独秀文存》和《辩述状》（1933年2月20日，出版地点不详）的意义最为重要。李大钊的《守常文集》（1933年）和《李大钊选集》（1959年），记载了一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由于毛泽东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其著作受到最密切的注意。S.R.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很有用，而且很可靠。但是，就搜集之广和校勘原文的技巧来说，竹内実编的《毛泽东集》（东京，1970—1972年）10卷本，仍然是毛泽东1949年之前著作的最好版本。非常遗憾的是出版此书的北望社破产，因此第11卷编年书目仍然没有出版。
有关中共的重要辅助性著作很多，这里只能提到几种。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何幹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都不能视为官方的历史；不过，作者在党内可能经上级准许其接近重要的文件。何幹之论述遵义会议便是一个实例。“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版，李新等编的多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将重印。以此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着手一个关于党史的重要项目。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3卷，以台北收集到的史料为基础，相当可靠。郭华伦的《中共史论》也是3卷，更审慎，更容易阅读。此书的英文节译本出版得更早。P.米夫所写的《英雄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年》，是作为这次革命参与者所写的全面历史，代表斯大林的看法。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的《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党史，1921—1972年》，到目前为止，此书仍是最详尽而有条理的记述。
在英国，继柯乐博的领事报告《1932年从汉口报告的中国共产主义》（1968年出版）这一开创之作，有埃德加·斯诺驰名的《西行漫记》和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因为有了这些著作做准备，美国的中共研究遂趋于成熟，1951年出版了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此后的著作，有M.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尤廷的《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A.惠廷的《苏联的在华政策，1917—1924年》，康拉德·布兰特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年》，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以及安格斯·W.麦克唐纳的《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等。这每一部著作，都有助于了解早期的中国共产党。
在法国，雅克·吉勒马兹的《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也有英译本。在日本，波多野乾一的《支那共产党史》共7卷，自1961年出版以来，一直是重要的参考书。
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北京，1957年，安东尼·W.萨里蒂译，詹姆斯·C.熊编的英译本，1977年），记述并分析了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毛泽东的传记有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陈志让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和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记》。对毛泽东的研究及其全集，将在本书下卷（《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论述。
11.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
就1923年至1928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和竞争活动时期来说，台湾国民党的档案是十分重要的，其中包括党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和每周例会的会议记录，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记录，以及武汉的联席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各部（如组织部、农民部等）种类很多的文件，以及现在已少有的刊物，按科目整理的新闻剪辑，党的重要人员的信件，战地报告等等。许多这类档案文件，可见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的多卷本丛书《革命文献》（第8卷至第12卷尤其与国民革命有关）。有两部著作，主要根据国民党档案由工作人员所撰写，是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和蒋永敬的《鲍罗廷与武汉政府》。国史馆所出版的重要著作，如孙逸仙的两卷编年传记《国父年谱》；孙逸仙的著作、言论、书信的多卷文集《国父全书》（孙逸仙的著作至少有22种不同的文集）。
台湾也有蒋介石一生的档案，这些资料在其形成的时候，学者们是难以见到的。毛思诚汇集了直到1926年末蒋介石经历的编年记载《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包括有许多文件的摘要。国民政府司法部图书馆，有自1927年前后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档案材料，包括很有价值的党内刊物《中央通讯》。这份刊物中许多文件的译文，见于朴孝范（音）的《中国共产党文献集，1927—1930年》。台北收藏的其他重要档案，得自北京政府时期的各个部（特别是包括外务部或外交部[9]，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和国民政府的各个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档案馆正在大力发展。共产国际的档案保存在莫斯科，苏联学者已加以利用。本书引用的书籍和论文，也利用了俄国援华使团的记载和其他有价值的历史资料。1927年4月6日北京警察搜查苏俄武官处，拿走了苏俄援助国民革命在华活动的大量文件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有很多已翻译并出版，已出版的目录见韦慕庭与夏连荫编的《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年至1927年：1927年北京搜捕中查获的文件》，第565—568页。
伦敦档案局的英国档案，有中国和香港与英国外交部和殖民部的通信。资料尤为丰富的是“绝密复制件”系列，FO405，包括从中国和中国周边来的重要文件，为政府和驻外使团高级官员传阅而复制的，然后每半年或每季度整理成册（见内森著作第69页对这一系列的两种指南）。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美国政府有关中国的档案，也整理得很好，并可自由利用。美国驻北京的使节和在广州、长沙、汉口、南京、上海领事官员的文电，对这段时期的论述也很有用。国务院按年编辑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文件》，收入驻华外交官员和领事官员与国务院之间的信件摘要，按目编排，大多数文电都有缩微胶卷可以利用（系列的编目，见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年》）。国家档案馆也藏有陆军和海军情报机关以及驻华商务参赞提供的资料。
对日本已有缩微胶卷的收藏资料的两部很有价值的入门书，上文已经提到，是塞西尔·H.乌叶赫拉和约翰·扬分别编著的。事件发生的当时期刊很多，是历史资料的重要来源。中国期刊极有价值的指南，有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报刊目录》，国会图书馆的《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期刊》。对国民革命最重要的报刊书籍，有《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是无党派的新闻舆论刊物，也发表文件；《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民众论坛》是汉口国民政府的机关刊物；1927年3—8月，外国报道的有用资料，见于《北华捷报》（英国《字林西报》的每周版）和美国的《密勒氏评论报》，都在上海出版；《华南晨报》，在香港；《纽约时报》和伦敦《泰晤士报》。有价值的中国报刊译文丛书，是戴遂良的《现代中国》，特别是1—5卷，涉及1924—1927年这段时期。重印当时刊物和其他资料的重要文集，有《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1卷和第4卷，台北出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
其他重印的文件汇编，有《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即孙逸仙、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言论和著作集很多：国民党方面，有张继、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邓演达、汪精卫和吴稚晖等人；共产党方面，有陈独秀、瞿秋白、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有几部可以利用的英文文件集，如米尔顿·J.T.谢的《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9年》和康德拉·布兰特与许华茨、费正清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不过这一时期的文件，两部书中都不多。关于苏俄和第三国际的政策，赛尼亚·乔柯夫·尤廷和罗伯特·C.诺思的《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最有用。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书，上文已经提到，还可以参看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尤廷的《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
许多当事人留下了回忆录：尤其重要的是《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博士一人身兼采访者、研究学者、作者和编者。李宗仁指挥原来从广西开来的第七军，提供了北伐战役和政治的广泛材料。关于军事组织和战役，仍是很有价值的主要研究资料汇编，有《国民革命军战史》；关于张发奎“铁军”的《第四军纪实》；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的《北伐战史》，5卷；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的《国军政工史稿》，2卷。
几个援助国民革命并经受住了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在一些被允许接近档案的年轻学者帮助下，撰写了回忆录。范围最广泛的，是A.I.切列帕诺夫将军的两卷记述。但这部书由于不合时宜的偏见，并不成功。第1卷的不准确的中译本，名为《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译成英文的还有另两部颇为有兴味的回忆录：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诺娃的《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马克·卡萨宁的《20年代的中国》，其遗孀希达尔·卡萨宁娜译。对俄国军事援华团的了解和对俄国最近研究成果的一部重要资料书，是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莉迪亚·霍勒布内奇身后出版的著作《鲍罗廷与中国革命，1923—1925年》，利用并列举能接近俄国档案的苏联学者的近著。利用俄国资料的最近著作，是丹·雅各布的《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是当时出版的名著，详细记述了两党合作的早期阶段。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也详细地记述了这个阶段。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最初出版于1938年，1951年出修订本，因为其提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是“失败者”，并因为其反对斯大林和反对蒋介石的看法，曾经很有影响。有类似倾向的还有琼·切斯诺的《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年》，M.H.赖特译自法文。在对外关系方面，两部杰出的著作，是多萝西·博格的《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12.中国的资产阶级
没有一部全面研究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著作，但有大量文件和几部评述其经济与政治活动的著作。关于城市士绅和商人阶层形成资产阶级，可以参阅伊懋可的《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年》。关于城市士绅以牺牲官僚政治为代价来谋求发展，可以参阅周锡瑞的《中国的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
中国资产阶级卷入辛亥革命，标志其在政治舞台上出现。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M.克莱尔·贝热尔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小岛淑男的杰出论文《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爱德华·J.M.罗兹更全面的著作《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的情况，1895—1913年》。不过，就英国或法国的观念来说，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历史学编纂者，首先把中国与马克思所阐述的普遍社会发展进程联系起来——如M.克莱尔·贝热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书所努力指出的。辛亥革命还是巩固了资产阶级在地方管理中的作用。尽管对资产阶级发展的这种研究，还没有构成有体系的论题，但有几个作者已着手进行研究，见E.扬所写的本书第四章。罗伯特·基思·萧帕的《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年至1927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以及上文已经提到的伊懋可和周锡瑞的著作。
周秀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强调资产阶级在现代经济部门迅速兴起中所起的作用。很多资料可见于从纱厂到水泥公司一些中国主要厂商的重要档案汇编，这些汇编正在迅速继续出版，尤其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其中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荣家企业史料》。以这些汇编为基础的新近专著，有谢尔曼·科克伦论述烟草业，赵冈论述棉纺工业的中、英文著作。赵冈的论著分别补充了方显廷和严中平的英文、中文的早期著作的不足之处。这些资料和专著，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因素（家族风俗、地域上的团结，等等）在组织生产中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提出的，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和恒丰纱厂的著作。
虽然传统的行会和其他组织是许多著作的论题，尽管商会和商业联合会在1911年至1927年间曾起了重要作用，但对其仍研究得不够。詹姆斯·桑福德的《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上海中国商业组织和状况》（哈佛大学1976年博士论文），主要不是研究民国时期。这些商业组织大多都出版有其自己的刊物，如《上海总商会月报》、《银行周报》、《银行月刊》、《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但这些评论性杂志，可以补充和修正条约口岸出版的外国报刊登载的资料，如《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远东商业公报》等。中国和外国团体的竞争和团结，虽是一个容易探讨，但至今几乎仍是一个没有进行研究的问题。
虽是分散但为数甚多的20年代期刊，使我们有可能研究条约口岸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作用。对这个时期名人的了解有许多困难，而现存的传记又少，特别提到朱昌崚的《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对于操纵上海华人商会近半个世纪的名人虞洽卿，我们所有的全部资料只是方腾的一篇文章——《虞洽卿论》！只有几个商人或实业家效仿穆藕初的例子，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见张謇之子张孝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和张謇的主要文集《张季子九录》；以穆藕初知名的穆湘玥的《藕初五十自述》；荣德生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曹汝霖出版的回忆录，包括有政府和私营银行的资料。传记集有徐盈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李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出版于1978年，包括记述14个实业人物的12个条目。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编史工作，值得注意的新近重要贡献，是帕克斯·科布尔《国民政府与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科布尔的解释——强调1927年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衰落，认为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的传统论点，是错误的；这个修正传统解释的论点，只是提出，但并没有真正解决30年代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最近的评述，见M.克莱尔·贝热尔的《“另一个中国”：1919—1949年的上海》。
和丰富的原始资料相对照，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很少，表明当代历史学家对此缺乏兴趣。在主要领袖称其为农村革命条件下，20年代和30年代的商业资产阶级，似乎是仅为具有暂时重要性的阶级——或者说只是一个集团。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政策出现方向性变化，至少可能导致——即使不能完全改变原来对资产阶级的判断，但重新对资产阶级发生兴趣，也可能会出版更多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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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文译本名《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2]校注：即《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地图。
[3]校注：郭廷以编著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出版时，为1912—1949年，共分四册。
[4]校注：原文为“University of Nanking”，此系金陵大学的英文译名，不可译为南京大学，亦不可译为中央大学。
[5]校注：资源委员会，是资源调查、开发和国家重要工矿、动力事业之经营、管理机构，1935年3月成立，直隶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掌理人力、物力资源的调查、统计、研究、资源建设、动力计划及其他有关资源事项。1938年，资源委员会改隶经济部；1946年5月，改隶行政院。历任委员长、主任委员为翁文灏、钱昌照、孙越琦、吴航琛。
[6]校注：张嘉璈1947年任中央银行总裁，为时仅一年，1948年5月，即辞职；而此书成于1950年之后。
[7]校注：此处原文译文为“实业部和南京政府外贸局”。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下并无外贸局，只有1930年成立的实业部于1932年6月设有国际贸易局。疑此处原文有误。
[8]校注：即1923年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9]校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均称外交部，未有称外务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