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基于感情上的原因而认可一种政治学说，这没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圣彼得堡、莫斯科那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了吗？……所以卢梭、马克思的思想，人人头脑中都有的，不过首先被他们两人道破罢了。”[1]革命是群体现象，然而，只有通过领头的杰出人物的深思熟虑和计划，群体行动才能得以实现。当对革命的记载加以学术性考察时，往往过分强调领导运筹帷幄过程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事态的迅速变化发展，而容易忽视群众的情感与吁求的作用。尽管这些情绪与吁求表达得含混不清，但所以能为当时的领袖们所理解，是由于这些领袖们也受到其情绪和理智以及一时冲动的意识所支配，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方面也都不例外。情绪和理智的相互作用，使之改信政治学说更为复杂，而不是更加简单。就1917年与1921年间中国的情况而言，改信马克思主义既涉及信仰者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也涉及其个人的性格和气质，同时又与其对学说的理解相关。[2]
改信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很久以前，中国军事上的衰弱和经济上的穷困状况，对于稍有头脑的中国人来说，这已是显而易见之事了。因此，产生了富国强兵的呼吁。但是直到改良主义的思潮，其中包括比较保守的“体用”学派（见第七章）兴起时，值得为之献身中国的思想才开始出现。“改革”（或者“改良”，或者说“维新”）说法的本身，就是暗示在国家无法分割的文化和制度中，必须革除或改造其不可取的成分。从改革者的角度来看，那些反对改革的人，是在保护中国的不良品质，而且对这种不良品质的延续负有责任。在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性的哲学理论，只有个人和社会零散的观察和比较；西方值得称道之处——其实力，其富足，其教育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受到了注意，并以此与中国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比较。康有为对儒家学说的修正与严复对托马斯·赫胥黎论进化和伦理文章的翻译，恰在同时，为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从此改良主义思想推进到第二阶段，即儒家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折中主义的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这样的框架之内，中国与其人民被当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可以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疏远开来。即使是在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以后，在政治舞台上取代改良主义者的革命派人士也认为，除了执政的满族人以外（以其种族低劣为借口），没有必要使任何人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对于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而言，尽管其哲学体系庞杂，除去中国的衰落模式和西方（包括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的成功模式，并没有其他以经验为根据的理论。
中国社会的道德堕落，连续不断的政局不稳，以及经济的恶化，复辟派不断地企图恢复帝制，同时又不断地遭受外国的侵犯。在世界范围内，欧战暴露了备受赞赏的西方文明的弱点。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连同其废除沙皇的在华特权，则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似乎这样一些划时代的事件还有些不够，巴黎和会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而不是公正的归还给中国。在这些事件和巴黎和会决议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思想界与政治气候突然发生了转变——儒家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宰地位被彻底粉碎了。紧随其后的，是思想界的混乱局面，其中的罗素或柏格森、尼采或孔德，克鲁泡特金或马克思，诸人的思想观点很容易为中国学者所信服，并改变了自己的信仰。
中国皈依马克思主义的是谁？其对自己国家的现实是怎样的理解？其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有怎样的个人经历？为什么其信奉这种学说？
五四运动后的5年里，在改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仅有12人已知是出身无产阶级。[3]其余所有的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的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在地理上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1923年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1919—1920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华中大学（见地图8）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该处任教；长沙，围绕毛泽东、蔡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4]与其他人任教的学校；广东的海丰与陆丰，围绕彭湃组织的农会；内蒙古，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榆林，围绕李大钊的学生魏野畴执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恽代英任教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连同在日本、法国和俄国留学生中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主要是在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新青年》杂志），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著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些激进的思想能够为中国的社会状况所验证，在上海和北京大都市中表述出来，遂传至远在内地的成都和榆林，都引起了反响。
在中国最早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其中年龄较大的人参加过辛亥革命，还有更多的人了解1913年的二次革命和1915年与1917年的两次企图复辟帝制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这些较多的人，大部分都有高中的文化程度，其中的任何一人都称不上研究学术的学者。对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知识总是要引起行动的结果，否则，就将成为无目的的学习而一无所获，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实其效用。一种理论一旦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被修正或放弃，同时开始寻找另外的理论。[5]这些人或卷入政治，或干预政治，或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学术生活，只有胡适是个例外。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探求知识不勤奋，也不是不仔细。虽然其共同的偏好是在小组或者在学会中集体学习；其反对传统，意识到传统将被废弃，并寻求将其铲除的方法。这些人在文化上的异化造成了其政治上的异化，或是出于其自己的选择，或是因为缺乏有点威望的社会地位。
这些人关切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寻找为国献身的途径。在这些意义上，这些人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使其民族主义是有条件的——人们热爱中国，使之变为值得爱的国家[6]，不只是因为其生来就是中国公民。[7]中国的落后状况集中表现为经济上的停滞，如陈独秀于1918年所指出的，或者如毛泽东于陈氏之言的10月以后，在《湘江评论》发刊词中以同样的倾向所写的。[8]其他的人如向警予通过不同的途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向警予探求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遂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之一，逐渐相信“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9]。
陈独秀和李大钊认为，造成中国普遍落后的原因，是人心恶劣，民德不隆[10]，这是腐败的官僚和无耻政客以及其追随者，加上无法无天军阀的胡作非为所助长形成的。[11]这些军阀及其支持者，毛泽东含混的称之为“强权者，害人者”[12]。中国的这些有权有势的害人者，都有“帝国主义者”作为靠山。获得这个认识，对于激进的思想家们是一个进一步极其重要的发现。[13]这为后来用阶级斗争，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被压迫者的国际大联合，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等概念打开了大门。至此为止，尽管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已经奠定，但对中国现实认识的变化还是逐步的。十月革命以及对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决议的反应，加速了这种转变。
正如陈独秀在1932年[14]以颠覆罪受审，为自己作的辩护词回忆中所称，“五四”运动是标志其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前，陈氏呼吁重新振兴中华，是针对知识分子阶层发出的；此后，即转移注意力到劳动人民身上。“盖以……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在1919年的早些时候，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压榨与敌视，使陈独秀理想中的中国形象不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模式了。与此同时，李大钊认为民主在美国已经丧失，声言要反对资本家的剥削。[15]确实，李、陈二人对于民主思想仍都有所留恋，但是这却是另外意义上的民主，较之其所理解的英美模式，要求有更多的民众参与。在1919年1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激进的期刊上撰文，主张需要组织有国民为后援的政党；到了3月份，在另一篇文章中，其思想更达到了类似人民专政的程度。[16]在这两篇文章之间，《每周评论》登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的社论，号召一场推翻士大夫统治的工农社会革命。这篇社论很可能是由陈、李两人执笔的（原文署名“一湖”。——译者注）。二人的民主观念确实在变化，其演进的过程，从人民民主经人民革命，到人民专政。到1919年底，陈独秀针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的道德败坏，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西洋的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六个月以后，陈独秀以一种肯定的语气称，西方人所追求的利润是工人创造的，但被资本家盗走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17]
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妇女——激进分子在其刊物上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到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注意的焦点转移到这些问题以后，就形成了其与劳工大众新的认同，视野更为宽广，以其同情之心推及于所有穷苦之人。对外，激进人士们不再是沙文主义的，而是跟随《每周评论》的论调行事。《每周评论》在“五四”之前两月，刊载了一系列关于爱尔兰、菲律宾和朝鲜争取独立斗争的文章；对内，以社会调查为基础，刊载一系列文章，涉及上海、汉口和唐山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山东、江苏和福建农民的悲惨境遇。这些文章，都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晨报》上大量刊出。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前，关怀和维护劳动者的杂志已经出现，提供了关于工人和农民的信息，对于劳动采取扶植的新态度；由此遂引起社会对最为严重社会问题的注意。随后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们，被劝告要到劳动人民中去工作，而且有的人是确实这样做了——彭湃在海丰的农民中，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进行活动。
人们一定要问：不用一场暴力革命，中国的民族愿望能否得以满足，社会的公平能否得以实现？当权的人物会甘愿让民族的愿望和社会的公平，用和平转变的过程得以完成吗？到了五四运动时，被觉察到的国家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和腐败的官僚，都已被确定认清了。但是，正如李大钊所说，仅仅“开几个公民大会”是无法将掌权者从其所在的位置上赶走的。[18]在这一点上，1911年（中国）和1917年俄国的革命经验，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在陈独秀的头脑中，欧洲的繁荣是其历史革命的结果；在李大钊的头脑中，只有在最大痛苦和牺牲之后，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就。[19]如同《每周评论》著名的社论《新纪元》（载于1919年1月，第3号和第5号）所解释的，进化的基础是合作而不是竞争。人剥削人世界的形成，是由少数人的贪欲所导致的，这是一个竞争而非互助的世界，因此，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的。对于这种不公正，除了革命以外，用其他别的手段是不能消除的。陈、李两人认为，革命不只是简单的暴力行动，还包括旧事物的毁灭和新事物的诞生两个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革命胜利以后，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因此，当讨论妇女解放问题时，李大钊遂将此间题与有产者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的毁灭联系了起来，而陈独秀则简洁地说：“解决……所说（妇女、青年和工人）的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不可。”[20]其他一些激进分子，如《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的一些撰稿人，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并接受了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21]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并把精力投入到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22]正是经由留学生之一的蔡和森，毛泽东才将早期对克鲁泡克金的信服，转变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23]感情上的反抗，所有这些个人转变的例子都是明显的。在所有这些思想转向的事例中，使这些激进分子都成为狂热的革命者，大胆反抗情绪所起的作用都十分明显。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不可能使这些激进者成为激烈的革命者。
但为什么转向马克思主义呢？在这些激进派投身于有组织活动之前，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所知无多。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可以找到《共产党宣言》的几种译本；《新青年》和《晨报》附刊上，还有介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河上肇著）。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两种译本，一种为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所译；《资本论》只有经过大量删节的中文译本。译成中文的，有《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收集有相当数量的英文、德文、法文以及日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李大钊及其社会主义青年小组[24]在讨论中，利用了这些文献。除此之外，十月革命自然把激进分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和平》都译成了中文。列宁于1919年12月在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的纲领》中的“民族自决”与“过渡时期的经济”的中文译文，在《新青年》（第8卷，第3、4号上）分两部分连载。介绍马列主义的工作，随着《共产党》月刊1920年11月在上海创刊而蓬勃展开。关于俄国的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各方面情况，俄国新的艺术和文学，都在激进的刊物上得到报道。[25]对不满足于翻译新俄国的报道，中国人或前往俄国直接观察，报社或向莫斯科派驻记者。其中包括瞿秋白，动机是“寻求……改造中国的真理”[26]。经由这些报道，抽象的理论变成了具体的事实。在中国内地，恽代英于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毛泽东于长沙以及于湖南数县设有分店的文化书社，萧楚女于重庆编辑的《新蜀报》[27]，将这些宣传俄国革命的出版物散布出去。
有了这些出版物，马列主义的主要理论——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便为早期信仰者所掌握；国家的丑恶状况，劳动人民的苦难，都视为被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并由其垄断国家政权所造成的结果。按照这个观点，中国社会是由压迫者和被压迫阶级所组成，其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今日之中国，与其数世纪前傲视寰宇之帝国，相距不啻数千万里之遥。应当承认，中国确实需要一场革命，但中国既没有发达的资产阶级，也没有一个壮大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却掀起了一场由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李大钊在1919年5月4日《每周评论》的一篇社论中，对此简单回答——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得不充分，中国的革命就可能比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更为容易。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夕，李大钊论证说，在劳工运动日益高涨的世界里，要中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再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人家已经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28]陈独秀也根据事实赞同这种蛙跳理论，虽然没有像托洛茨基发展的不断革命的战略。按照陈独秀的观点，在1920年中国的发展程度仅是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与1948年的德国或1917年的俄国的发展水平不相上下。既然俄国成功地完成了跳跃，中国为什么不行？[29]这种蛙跳理论，严格地说是不合于辩证原则的。但对陈、李二人及其追随者周佛海、瞿秋白、蔡和森来说，社会主义代表一切美好的东西，是一个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是为所有的人提供尽其所能发展自我的社会。[30]如瞿秋白在其莫斯科之行前所说，其与共同主办的《新社会》杂志的同事们，希望促成的是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没有战争危险的民主新社会。[31]一个漫长而阴暗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前景，想起来太令人厌恶了。在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阶段，列宁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以及在此以前所提出的关于土地、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点，很可能仍然尚未为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知晓，只是靠共产国际代表的斯内夫利特（马林）和维经斯基两人的谈话，始得知其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与中国人对俄国的迷恋相应的，是布尔什维克对中国的兴趣——由于中俄之间漫长的共同边界，在俄国的华人团体（华人在俄国内战中曾为革命而战），俄国在中国的地位，思想上旨在推动世界革命。以建立俄国共产党政权相同的原则建立一个中国政权，这对于中国的革命者，是十分向往的。
义和团运动和俄国在其中的作用，曾引起列宁对中国的注意，但正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才使列宁认识到亚洲国家的觉醒。[32]列宁登载在1913年5月18日《真理报》上的文章《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中，谴责欧洲人在亚洲的野蛮行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的理论，直至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才提出来，纳入全球性的革命战略之中。[33]这样，西方的阶级斗争与东方的民族斗争之间的链条便形成了；一个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两个阶段革命战略的基础奠定了。这就需要刚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之间建立起联系，并明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适当的时机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可能性。列宁认为，领导落后的东方国家群众的任务，应归于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列宁的这个论点，赋予共产国际以教导和引导没有经验的东方革命运动的权力。
这便是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和马林来中国的背景。维经斯基在中国逗留的六七个月里，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由信仰不同派别社会主义学说的人组成的混杂群体认识到，沿着《怎么办？》中所阐明的列宁主义组织路线成立政党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分散的研究中心，陈独秀于1920年8月创立松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为组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这样，中国共产党的组建于1920年底即已形成，并于1921年7月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大约12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参加的会议。会议是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暑期放假）里召开的，成员们担心巡捕的监视，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南湖）湖上的一艘游艇中继续讨论。至于会议的具体情节，至今已模糊不清，且不同的见证人所说不一。
据“一大”的参加者陈公博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章程规定党的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劳动群众，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尽管章程没有阐明民主集中的原则，党也将有计划地建立一个系统的、纯洁的、秘密的从小组到中央的组织，以便领导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来完成革命任务。党章认定党必须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存在的党派，包括国民党，采取敌视与不合作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要向共产国际逐月递交报告，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根据这些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伊始，便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并不只是一个研究团体，这使得一些党的创建者大为烦恼，并因此而脱党。中国共产党中央由三个人组成——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34]
陈独秀并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但被选为党的书记，直到1927年7月15日辞职为止。陈独秀对中央的控制，对于这个年轻政党的发展，是至关紧要的事情。在这两位深受景仰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和陈独秀中，为什么选中陈独秀而没有选中李大钊呢？李大钊仅获得一个候补中央委员的职位，因此时李氏正在四川讲学，陈独秀正在忙于改革广东的教育体制。陈、李两人的学术地位，社会威望，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都是无可挑剔的；决定党的书记，也许是有实际问题。陈独秀从北京大学辞职以后[35]，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因此能有更多时间编辑激进的期刊，如编辑《共产党》，在上海办俄语学校，并在上海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36]实际的政治经验表明，陈独秀也许是日常组织工作的合适人选。[37]这种选择在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轻易作出的。因为陈独秀以个性强烈著名。“一大”参加者周佛海评论称，仲甫（陈独秀的字）是个固执的人[38]，对尚武精神持反感态度，并对其他政治党派怀有厌恶情绪。陈独秀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不相符合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922年5月在杭州召开[39]），党在革命斗争中，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得到重申。至少在理论上，民主集中制在第二个党章中被奉为神圣的原则；党的组织采用地方、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三级结构，其基层组织是小组，所有党员必须参加小组每月的（或每周的）例会。党的全国大会代表要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而非选举产生，这确保权力掌握在领导者手中。这种中央集权由于新党章的规定，成为非常突出的特点并更为加强。这一特点，在关于党的纪律有整整一章，要求地方和地区的委员会必须服从中央的决策；对于不服从者，将受到地方或中央委员会的惩罚。[40]
1925年的五卅运动之后，中共大约发展到2万人的规模；中央的组织机构也因之增设妇女、劳工、农民和军事四个部得到了扩充。[41]在1927年4—5月的“五大”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原来的3名成员扩大到29名。在1927年紧张迅速变化的局势下，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并需迅速作出反应，29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过于庞大了。很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设立了政治局。
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为完成其所代表阶级长期与短期目标，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政治作风，不可能不产生彼此之间的矛盾，以致造成严重的党内纠纷。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中共1923—1927年的目标——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一目标促使党根据情况的需要，逐步加强其在工农兵中的力量基础，以及党所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妇女和青年组织。但是党不得不保持其中央集权制；否则，迟早会发现反动势力的攻击，而自己无能为力。尽管在陈独秀领导下党的生活和历史记载不多，但仅有的少量资料表明，创始人管理这个组织松散的政党，是自上而下的联络渠道比自下而上的联络，更为顺畅地起作用，实际是家长式的领导。在中共的顶层和中层，更多的依靠是与陈独秀、李大钊两人的私人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导师和门徒的关系，而不是依靠不带个人色彩的纪律。事实上，一旦这些联系纽带因其他原因而被削弱，有关的党员便会表现出脱离组织倾向。[42]李大钊和党的北方区委与上海的中央，几乎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接触，多少有些处于半独立状态。1927年初的占领并收回汉口英租界，如此意义深远而重大的行动，中共中央对此并未筹划，也未予以指导。[43]仅在此四个月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还对过大扩展党组织的缺陷，表示严重关切。领导层表现出官僚主义倾向，有的同志甚至犯有侵吞财物和贪污的罪行。[44]
党希望在基层的小组中出现新的人生哲学，在作风上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党员的观点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并应对党绝对信任而不容怀疑。事实上，小组主要是处理实际工作，放弃了对理论的训练。[45]党小组的生活，往往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散漫生活。陈独秀对于党组织的看法，似乎是更接于罗莎·卢森堡，而不是接近列宁。根据现有的文件，在陈独秀任书记职务期间，没有什么地方提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46]党的主要决策，都由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作出，陈独秀与书记处的同志则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陈独秀辞职以后，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会议，批评陈独秀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的”和“独断专行的”，其组织路线是“不民主的”。这些反映了新一代经莫斯科训练的领导人的观点；这些人在党的生活中的经验，尤其是从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说，与陈独秀领导时期是大不相同的。
第一次统一战线中的紧张状态
对于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与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个极端错综复杂的问题，以致中国共产党起初并不愿陷入进去。中共“一大”对中国其他党派的态度，不是如陈公博记载的那样敌对，就是如陈潭秋的追述，支持国民党的进步政策，但采用非党合作的方式。[47]陈独秀当时正与广东军阀陈炯明共事，李大钊打算与北方军阀吴佩孚进行会谈——这两人都是孙逸仙的敌人。[48]但是，到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陈炯明事件已经结束[49]；在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已严厉谴责了吴佩孚。中共的这个时局声明，邀请国民党以及其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团体，联合组成一个民主统一战线，将中国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50]
统一战线压倒一切的目的，是无可置疑的；使中国共产党在宗旨上和组织上遇到的难题，是1923年6月采用“党内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51]首先，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铲除资产阶级的承诺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党员的一致行动，正是列宁式共产主义政党概念的本质。[52]由于共产党在人数上不占优势，因此有必要在争夺政权的斗争开始之前，先经过统一战线阶段。这似乎是有充分的根据，但也为统一战线的最终分裂埋下了种子。当国民革命快要取得胜利时，联盟中较弱的一方可能被较强的一方所抛弃，终至造成两党合作的分裂。因而这个联盟必然是暂时的，当革命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就不大可能平静合作了。继列宁的《两个策略》之后，瞿秋白的重要文章《自民主至社会主义》[53]，似乎已准确地点明了这个问题。但共产国际更为乐观，谋求从内部控制和改造国民党。[54]
国民党的确也有了变化，在1924年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目标，并经由改组披上了列宁主义的外衣。[55]统一战线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谋求把党员安插进国民党中央的群众运动部门和黄埔军校，从而来影响国民党。国民党员的兴趣在传统上被视为显赫而有实力的财政部和外交部，而不是组织、宣传、劳工或农民等部门。这反映了国民党对党的组织和革命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保守分子都去争取有钱有势的政府职务，或大元帅府的职位。[56]与此同时，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新青年》和《前锋》，从未停止批评国民党组织工作的腐败和妥协倾向。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不断批评，连同俄国的援助和俄顾问的到来，遂在国民党中产生了左翼的力量。因此，在1925年春孙逸仙逝世以后（详见第11章），国民党遂逐渐发生了分裂。[57]国民党的组织虽落入左派之手，而政府仍在右派掌握之中。处此情况之下，身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斯大林的特使鲍罗廷，希望形成一个中间派来团结和掌管全党。[58]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导致中国共产党重新调整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被陈独秀认定为“反革命的”[59]国民党右翼已背离了统一战线，而中间派则持暧昧态度；国民党左翼虽具有革命性，但易于妥协。陈独秀从早期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此时转变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掌握这个革命的领导权的立场上了。大约与此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提出国民党实际上是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盟的观点。[60]就中国共产党来说，仍留在国民党内，以便保持“党内合作”的联盟，尽力使国民党发生转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但从实际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则得益于国民党的合法旗号。[61]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1月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的行动中，所取得的胜利，要归功于中共在城市劳工中的工作。[62]在第一次统一战线将近终结之时，中国共产党大概已能够影响工厂、矿山和铁路的300万工人。这个数字与1920年仅38.5万人的数字相比[63]，工人的显著增长，主要归因于中共工会工作的措施，即1925年1月在广东召开的中共“四大”上采取开展工会工作和五卅运动的结果。工潮发生的次数增加了——由1925年的348起，增至1926年的435起，大都是由于经济原因。[64]北伐期间（详见第11章），湖南的工人帮助北伐军运送军用物资，同时破坏北方军队控制的铁路系统。[65]在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则举行罢工，阻止为吴佩孚部队生产军火。[66]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导致工会组织的不够巩固。因为工会本身存在共产党和反共产党路线的严重分歧，当广州的工会竟划分为共产主义的和反共产主义的工会时，工会领袖与工人们都感到大为失望。[67]在武汉，当时工会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刘少奇，承认工会群众基础薄弱，组织不团结，政治觉悟模糊。[68]
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不违背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前提下，将亚洲革命者的注意力转向其本国的土地问题，共产国际在1922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着重告诫说：
东方各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东方各国的革命党必须明确制定自己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提出彻底消灭封建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的残存物，即大面积土地的拥有权与包租制。[69]
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1926年2—3月），第七次全会（1926年11—12月），都提出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样的要求。[70]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陈独秀和张国焘尤为突出，认为农民对政治问题没有兴趣，又缺乏有组织行动的能力。[71]中国共产党1925年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土地革命仅表现出有限的兴趣；然而，这并不能否认党员个人身份，投入后来证明是相当重要的农村工作。沈玄庐在浙江萧山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斗争；彭湃于1921年在海丰和陆丰创立农民协会，到1923年拥有10余万人的会员。后来在国民党赞助下，仍由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波及广东全省，卷入运动的达70余万人。青年团领袖恽代英以不系统的方式劝导团员们下乡工作。[72]湖南的农民运动，由于其规模的巨大和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则是别具一格。湖南的农民运动始于1923年，在1926年该省为北伐攻占时，更加得到有力的推动。据毛泽东说，湖南的农民协会在1927年初已拥有200万名会员。[73]当北伐军到达湖北时，农民运动也在那里爆发了。到1927年5月，湖北已有250万会员；而江西据说8.3万人加入农民协会。[74]组织起来的农民，试图推翻或削弱“土豪劣绅”的统治，攻击不合理的风俗和习惯，铲除一切腐败现象。[75]在湖南，农民超过了减租减息的范围，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76]农民为北伐军递送情报和充当向导支援北伐军。[77]
到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的农民部长谭平山（详见第11章），声称6省[78]的农民协会拥有900多万名会员。[79]如同工会一样，农民协会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组织涣散和纪律的松懈。[80]国民政府农民部长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公开承认其在加强农民运动中的失败。[81]更为糟糕的是上层决策的含糊而多变，造成下层的无所适从。一位领导者说：
而我们自己呢？当时实处在矛盾之中，既要与一切封建势力、土豪劣绅资产阶级宣战；而在另一方面，又要与代表土豪劣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又要与封建余孽、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大小新军阀讲亲善，谋妥协；对工农的要求，则制止工农自己动手来解决，而要他们等待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命令。这岂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样的无期吗？[82]
左翼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更谴责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83]斯大林所说的国民党左派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事实证明只是一种幻想。没收土地和组织农民自卫队，彻底剥夺了国民党左翼的利益，暴露了一场来自下面的革命，和“党内合作”的政策基本上不能相容。
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年4月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才有了土地政策。在此以前，毛泽东提交国民党土地委员会一份决议草案，主张在政治上没收“土豪劣绅”和军阀的土地，在经济上没收所有出租的土地。[84]中共“五大”对土地问题的决议，比较毛泽东的草案要温和一些——仅没收公用的和大地主的土地，而将小地主和革命军官在这场磨难中放过了。[85]“五大”没有坚持土地没收以后的集体所有制，但认为需要解除地主的武装部队，同时帮助农民组织农村的自卫武装，用来保护土地重新分配的果实。[86]在军阀和地主具有军事优势的条件下，没收土地和武装农民，能否得以实现是值得怀疑的。农民协会购买武装，是武汉政府禁止的。[87]这与在城市中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是同样做法。农民不能武装起来，乡村的农民运动就要遭到残酷的镇压。长沙附近的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就是例子。这在以后的秋收起义期间，影响到第一个苏维埃的成立（详见第十一章）。
如前所述，陈独秀是反对依靠武力的，但这并不是说其人是个和平主义者。在1923年4月18日《向导周报》的一篇文章中，陈独秀阐明其立场，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概括的论述拥有武装的人民，反抗拥有武装军阀的革命。这完全是一幅人民武装与反动势力正规军对阵的列宁主义景象；但陈独秀未能想出如何组织一支能征惯战的政治化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不久，一个由共产党员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在黄埔军校学员中成立了[88]；稍后，与之相对立的“孙文主义学会”也在黄埔军校诞生了。随着1925年9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设立[89]，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第二军的李富春，第六军的林祖涵）专门从事战斗部队的政治工作。[90]但这些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是否能与苏联红军中政治工作人员具有同样的权力，是成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工作中的弱点，在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的事件（指中山舰事件。——译者注）时，就变得很明显了。事变的结果之一，是黄埔军校学员中的左、右两派组织同时解散。彭述之当时曾为国民党对自己军队控制的放松而惋惜[91]；这放松的标志，是汪精卫赴法和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的建议，禁止任命共产党员担任军队的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工作。最后在1927年6月，军队的政治部和党代表都被蒋介石取消了。[92]
中国共产党试图推迟1926年7月发动的北伐，结果不起作用。彭述之和陈独秀从政治、经济，甚至战略角度，为推迟北伐进行争辩，但也没有起作用。甚至鲍罗廷提出不同意见也被拒绝。[93]统一战线完结时，无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如何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其在战场上，如汪精卫所大为抱怨的那样，显然无法与蒋介石和其他军事首领的部队相抗衡。没有巩固的群众组织，没有武装力量，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来自下层的革命，只会遭受毁灭性的被来自上面的革命压制下去。虽然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事件中已露凶兆，但斯大林在一年多以后，仍是信心十足地用压榨国民党右翼这个柠檬[94]的比喻，来劝告中国共产党，说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依旧是可行的最佳途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左派，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体，也提出了与斯大林同样的建议。如果中国共产党在简单的统一战线[95]中“不起领导作用”，“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因此，中共立即从统一战线中退出，是错误的；“根本不从其中退出”，也将是错误的。[96]共产国际在此紧要关头的劝诫，中共因此同武汉的国民党妥协，同时避免了游戏式的暴动。
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否决了陈独秀于1927年4月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提议。陈独秀曾数次提出，将党内合作变为“党外合作”的联合。[97]既然蒋介石于1927年春在上海和南京对共产党人进行严厉的镇压，中共当然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在五次代表大会上，各种相互矛盾的决议构成了混乱的局面。由于既不愿放弃统一战线，而又由于中共力量过于弱小，影响不了与之合作者，中国共产党只能看着局势的恶化。按照共产党人的用语或其他任何说法，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一旦决定实行暴力革命的策略，就不得不面对可能的暴力迫害，无论是在1922年或1927年都是如此。赤裸裸的事实，在被军阀肢解的中国，政权只可能来自枪杆子，即有枪就有权。第一次统一战线所造成的不同之处，中国共产党不像1922年，只有130名党员，而到1927年，已发展有6万党员的群众性政党。尽管中共随后遭受严重的损失，仍能够经受住国民党经常残酷无情的镇压。如果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和1923年不与国民党合作，而选择单独作战的途径，那可能情况更加不妙；如果中共早一些为与国民党最后决裂做好准备，也许情况会好一些。总之，1927年7、8月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一支军队、一块地盘和一个政权；换言之，必须创造一个“国中之国”。
* * *
[1]陈独秀文，见《共产党》，2（1920年12月7日），第2—9页（《共产党》杂志的主编是李达，而不是陈独秀）。上述引文录自《社会革命的商榷》，署名江春（李达的笔名。——译者注）。
[2]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改信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可参看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以及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3]陈郁、苏兆征、向忠发、项英、邓发和柳宁，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辞典（1921—1965年）》。还有邓培、朱宝庭、许白昊、刘文松、刘华和马超凡。见琼·切思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
[4]校注：谭平山当时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陈公博在广东政法专门学校任教。
[5]关于这一点，要感谢阿德里安·陈：《1925年以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特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第39—40页。但是，其研究仅限于陈独秀，我认为李大钊、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无疑都有同样的倾向，更不必说毛泽东了。又见迈斯纳：《李大钊》，第106页。
[6]关于“爱国”的最完整说明，见于陈独秀所作《新青年》的《本志宣言》，7（1919年12月1日），第1页。
[7]李大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为复杂。1915年，李氏说：“自觉之意，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显然李氏没有为这些不足辩护，也没有试图为其解释。李氏的困境在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不足最终将使一个爱国者的努力成为徒劳，而且只要这些不足仍然存在，其所爱一直得不到报偿。为了使其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解脱出来，他聊以自慰的是著名的凤凰涅槃式的中华复兴的观念。但是后来，在李氏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改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将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联系起来，他从其狭隘的、先验的民族主义，转到了人类的整个历史和人类的伟大使命上来。迈斯纳：《李大钊》，第22—23、27、180页。
[8]《独秀文存》，2（1918年9月15日），第275页；内竹编：《毛泽东集》（以下作内竹本），1（1919年7月1日），第53页。
[9]见李立三文，载《红旗飘飘》，5，第28—31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2，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54—155页。
[10]陈独秀：《独秀文存》，2（1916年10月1日），第85—86页；4（1917年3月1日），第52页。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五四时期主要论文选》，第1906页，1917年2月1日。关于李大钊在1915—1917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迈斯纳：《李大钊》，第24—34页。
[11]李大钊：《李大钊选集》，第81—82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年3月29日。陈独秀：《独秀文存》，1（1916年2月15日），第53—54页；《新青年》，3，4（1917年6月）。陈独秀：《独秀文存》，1（1918年7月15日），第222页；2（1919年11月2日），第387页。
[12]《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竹内本1，第61—64页。
[13]陈独秀的两篇文章，载《每周评论》，4（1919年1月12日）；8（1919年2月7日）。同时，李大钊在1915—1916年从其达尔文式的内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1919年1月坚定的反帝立场，见迈斯纳：《李大钊》，第24页。李氏写的社论《新纪元》，载《每周评论》，3。
[14]校注：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工总部逮捕。1933年6月30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以陈独秀“危害民国与叛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
[15]陈独秀：《辩诉状》（出版处不详），标明日期为1933年2月20日，第1页；可参阅陈氏于1919年3、4月份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文章，均预示1919年11月2日经常被引用的文章《实行民治的基础》的出现。对于陈独秀改信马克思主义的日期后于李大钊一年或两年的看法，如许华茨的《中国共产主义》第22页和迈斯纳的《李大钊》第112—113页所坚持的那样，我是知道的。然而，尽管陈独秀对杜威的论述是很客气的，但他在11月份的文章上不仅批评杜威的民主观念“还有点不彻底”，而且明明白白地将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置于经济基础之上，参看《独秀文存》，1，第375页；关于李大钊的观点，见《晨报》1919年2月7—8日。
[16]陈独秀：《独秀文存》，3（1919年1月19日），第589—591页；4（1919年3月26日），第646页。
[17]陈独秀：《独秀文存》，2（1919年12月1日），第72页；4，第216—217页。
[18]《每周评论》，22（1919年5月18日），第22页；见《李大钊选集》，第214页。
[19]《思想史资料》，第1906、1201页。
[20]《思想史资料》，第1207页（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6（1919年2月15日），第2页；《独秀文存》，4（1920年9月1日），第224页。
[21]《“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93—194、198页。
[22]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第61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54页。
[23]竹内编：《毛泽东集》，1，第58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页；引自《湖南历史资料》，4（1959年），第80页。
[24]校注：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罗章龙等19人，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中，正式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25]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资料来源有《“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和3；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68、75页；《新青年》，9（1921年9月1日），第5页的一则广告；《近代史资料》，2（1955年），第161—173页。
[26]《“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35—136页。
[27]校注：1923年6月，萧楚女任《新蜀报》主笔。
[28]李大钊：《守常文集》，上海，1952年（1921年3月20日），第189页。
[29]《新青年》，8（1920年11月1日），第3页。
[30]周佛海的文章，见《新青年》，8（1921年1月1日），第5页；蔡和森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的通信，引用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第158—159页；陈独秀的文章，见《新青年》，1920年9月1日。
[31]《新社会》发刊词，1919年11月1日。
[32]《真理报》，103（1913年5月1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0页。
[33]《真理报》，103（1913年5月18日），第43—63页；H.德昂科斯与S.R.施拉姆编：《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概论》，第153—169页。
[34]陈公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24年写的一篇文章》，第79—82、102—105页；韦慕庭与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7—1927年）》，第100—109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6—27、31页；张国焘：《我的回忆》，载《明报月刊》，6，第6页；或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英文），1，第136—157页。
[35]校注：1919年6月15日，陈独秀在北京被捕，9月12日出狱；1920年1月29日离开北京，到达上海。陈独秀自此即离开北京大学。
[36]理查德·C.卡根：《陈独秀未完成的自传》，载《中国季刊》，50，第295—314页；阿德里安·陈：《发展》，第45页；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0页以下各页。
[37]举例来说，迈斯纳的《李大钊》第204—205页指出，李大钊只是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工作，丝毫没有谈到组织问题。
[38]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95页。
[39]校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1922年8月29日，根据马林提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等7人。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7月决定和8月指示，再次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组织。中共“二大”和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是两次不同的会议。
[40]第二个党章的全文，载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31—135页；回译成中文，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2—55页；韦慕庭、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7—1927年》，第104—109页。
[41]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67—68页。张国焘列出以下略有出人的组织变动：中央在“四大”以后包括书记处、组织部和宣传部、《向导》周刊编辑；劳工部和农民部，分别在“五卅”运动之后和1926年春设立。《明报》，13，第89页。
[42]陈公博：《寒风集》，第226页；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新观察》，13（1957年7月1日）；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55页。
[43]迈斯纳：《李大钊》，第119页；《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载《红色文献》，第108页。
[44]21926年7月12—18日全会的决议全文，载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24—230页。译文载韦慕庭、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7—1927年）》，第271—281、288—317页。
[45]韦慕庭、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7—1927年）》，第95、106、137页。小组中党的生活，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中实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莫斯科训练的党员回到中国，也许是导致1926年及以后对陈独秀组织路线尖锐批评的原因。
[46]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126页。
[47]诺斯：《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59页。参看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载《共产国际》，美国版，14.10（1936年10月），第1361—1366页；英国版，13.9（1936年9、10月），第593—596页。
[48]《华字日报》登载了许多陈独秀1921年3月以后，尤其是1921年9月10日在广东的活动报道；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31页。
[49]校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规定实现民主联合战线主张的计划，先邀请国民党“开一代表会议”，“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集合工、农、商、学、妇、律师、职教员、新闻记者等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为1922年7月16日在上海召开，而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故此处称“陈炯明事件已结束”。
[50]《红色文献》，第28、34页。学者们大都同意统一战线的主意来自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在被诱骗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主意；与此相反的意见，参阅H.R.艾萨克斯对H.斯内夫斯特（马林）的访问，载《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见《中国季刊》，45（1971年1—3月）。
[51]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68页。
[52]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52页。
[53]《新青年》，2（1923年12月20日），第79—102页，署名屈维它（瞿秋白的笔名）。
[54]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52页；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148—150页。
[55]国民党组织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出版地不详，1927年8月；参阅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172—174页。
[56]校注：1923年3月1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在广州成立，孙中山任大元帅。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国、共两党合作。1925年3 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同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57]陈志让：《国民党左翼——一种定义》，载《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5.3（1962年）。
[58]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58页。
[59]《向导周报》，101（1925年11月7日），第844—845页。
[60]德昂科斯和施拉姆：《马克思主义》，第228页。
[61]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19页；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50页。
[6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编（北京，1954年，第546—549页）。
[63]陈达：《中国劳工骚乱》，载《每月劳工评论》，6（1920年12月），第23页。
[64]哈罗德·R.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第2版，第123页；《向导周报》，159（1926年6月23日），167（1926年8月15日），168（1926年8月22日）。
[65]《工人》，第319—328页。
[66]《民国日报》，广州，1926年9月21—25日，载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海，1947年。
[67]《劳动周报》，5—8（1923年5—6月），引自李锐：《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第172页脚注12；《泰晤士报》，1926年12月1日；邹鲁：《回顾录》，上海，1943年，1，第166页。
[68]参见湖北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1月，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407—408、413页。
[69]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件选编》，1，第387页。
[70]同上书，2，第279页；《红色文献》，第254—255页。
[71]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2卷第4期（1924年）上的文章；张国焘在《向导周报》第12期（1922年12月）上的文章。
[72]《新青年》，9.4（1921年8月1日），9.5（1921年9月1日），10.6（1922年7月1日）；又见尼姆·威尔士：《红尘》，第199—200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编，北京，1953年，第35—39页。关于彭湃的工作，见《红旗飘飘》，5，第38—42页。关于彭湃和海陆丰，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载《中国季刊》，8和9（1961年）；尤其是小罗伊·霍夫海因茨：《浪潮》。关于恽代英的工作，可参阅《中国青年》，32（1924年5月24日）。
[73]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63页；《毛泽东选集》，1，第14页。然而，李锐提供的1927年4月的数字518万人，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8页。
[7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91、410、413页。
[75]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竹内本，1，第209页。
[76]《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9页。
[77]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1954年，1，第78—79页；《华侨日报》，香港，1926年9月7日。
[78]校注：六省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河南。
[79]《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8—19页。关于农民运动夸大的叙述，也许是由于把“农会”（乡绅领导的农民团体）计入“农民协会”（农民领导的农民组织）。
[80]毛泽东：《全国农协最近训令》，1927年6月3日，载竹内本，2，第9页。
[81]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113页。
[82]柳直荀：《马日事变回忆》，载《布尔什维克》，20（1928年5月20日）。
[83]《汪精卫集》，上海，1929年，3（1927年7月5日），第141页。
[84]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府》，第289—290页。
[85]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40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载《中国季刊》，9，第162页；斯图尔特·R.施拉姆：《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第98—99页。
[86]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41页。
[87]《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400—401页。
[88]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35—36页。
[89]校注：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25年7月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亦于1925年7月成立，主任为陈公博。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不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即总政治部）成立于1926年7月，主任为邓演达，副主任为郭沫若。
[90]《社会新闻》，1，14（1932年11月12日），第308—309页。
[91]《向导周报》，167（1926年8月8日），第20—21页。
[92]沈凤岗编：《蒋委员长全集》，5，第12页；《华字日报》，1927年6月13日。校注：1927年6月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改称政治训练部；各军、师政治部改称政治训练处，吴敬恒、陈铭枢先后任主任。党代表制度自此撤销。
[93]《向导周报》，161（1926年7月7日），165（1926年7月28日）；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2，第648页。
[94]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62页。
[95]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96页。
[96]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1927年5月，载《红色文献》，第277页；英译文载赛尼亚·乔柯夫·尤廷与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第369—376页。中译文引自《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译者注
[97]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2，第276—277页；参看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译文载于《中国历史研究》，2.3（1970年春），第224—250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这次大会采取的立场，还不清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专题研究，显然亟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