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综合论述，没有哪种文字出版的书籍是令人满意的。香港出版的两卷本《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经济史论集》（照相平版印刷），转载了1953—1967年间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湾发表的46篇近代经济和社会史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状况。原在1932年和1949年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杂志上发表的21篇较老的重要文章也适当地被转载了，见《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论集》。
晚清时期出版的经济资料包括从总理衙门和外交部档案中照相复印的两大种文献汇编，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海防档》，其中有1861—1911年间购置外国武器、建立兵工厂和机器厂以及兴办电报和铁路等事项的档案；另一种是1865—1911年的《矿务档》。
大量有重要价值的原始资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十年搜集并出版了，其中所收最难得到的印刷材料多于过去未经刊行的案卷，并且有时冠以有倾向性的小标题。李文治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中附有内容广泛的书目。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年》一书的头两卷包括的是晚清时期。关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厂工业的论述，可见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和汪敬虞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有关铁路史方面的文献资料收在宓汝成所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年》。而最重要的唯一有关运输和交通方面的资料则是前国民政府交通铁道部（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的《交通史》。1970年出版并能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看到的缩微胶卷和“大型目录”，使我们能够阅读这一汇编中的23776页文献资料。有关外国贷款的极为详尽的数字反映在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年》一书中。严中平等人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引有广泛资料，并详加注释，但是编者有时忽略了指数问题。
要研究对外贸易等问题，中国海关税务司的大量出版物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资料现在已由美国华盛顿特区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制成缩微胶卷，以供使用。萧亮林（音）的《中国外贸统计，1864—1949年》一书充分地参照原始材料，对外贸统计数字作了有价值的校勘。
专题性文献尚不多见。入门时或许最好先阅读施坚雅等人所编《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的有关部分，本书论述的时期为1644—1972年，包括西方文字、中文和日文的著作。
在许多专题著作中，下面几种可能是值得注意的。农业方面除巴克的著作以外，可参见珀金斯的《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这是一部研究如何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单位产量以使中国的农民能够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卓越著作；而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经济论》则是一部概述现有1949年以前的20世纪经济资料的巨著，但它对于19世纪的研究也同样有价值。学术界对于近代制造业和矿业都相当重视，但对手工业却不尽然。费维恺的《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说明了晚清工业化的性质。有关军事工业的问题，可见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关于铁路，有李国祁的《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造船业方面，有刘广京的《1862—1874年英美轮船业在中国的争夺》。关于矿业方面，有卡尔森的《1877—1912年的开平煤矿》。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年》一书是目前研究某一单项工业的最佳著作。在外国工业投资影响方面，有侯继明的佳作《1849—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有关人口的论述，可见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土地税的管理和规模在王业键的《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一书中有论述，而对财政上占有位置的盐业专卖则在佐伯富的《清代盐政的研究》中作了研究。有关货币制度的问题，可参阅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和弗兰克·金的《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两部著作。
在最近的三本会议论文集中，有几篇文章论述了晚清经济的各个方面。这些文集是：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珀金斯编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
第二章 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
对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必须使用多种档案和多种语言，并且要跨学科来进行。这种研究必须先从研究几种主要语言的文献着手，另外还要考虑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心理诸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影响着中国对外关系的舞台。这种结合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研究形成鲜明对照，那时研究中国的欧美人士或是致力于语言和文化的汉学家，或是只使用西文资料的外交关系专家。例如，马士的先驱性著作大部分根据英文资料，而考尔迭主要是使用法文资料，泰勒·德涅特则大部分依靠美国文献。尽管他们的著作在当时起过开路的作用，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它们只不过是英、法、美三国的对华外交史。由于他们完全依赖本国资料，致使他们不仅忽视了中文资料和中国人的观点，甚至对西方资料也不能博采诸国的档案。1935年第一次出版的兰格的《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年》一书确立了新的标准，但它基本上仍缺乏东亚的资料。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们已经能够避免学术上老的狭隘地方主义了，他们也研究中文资料，并试图理解中国人的观点。当1930年可以大量使用有关清代外交事务的中文资料时，中国外交史的新时代开始了。特别是在蒋廷黻的影响下，新的一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出现了，他们使用中文材料，又使用西文材料，并且逐渐使他们的研究符合近代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标准。他们的这种努力在40和50年代取得了长足进展，它增进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并且开创了利用多种语言的档案研究中国外交史的新局面。日本论述近代中国的学术著作，其重要性日益被人们公认。显然，也有人很花力气去了解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的学术著作，其结果是给非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他们通常所不知道的材料和解释。
这方面的主要中文文献汇编有如下述（尽管这只是一部分，并且略去了个别官员的著作）：
1.《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100卷。
2.王彦威和王亮合编的《清季外交史料》218卷，外加导言一卷和宣统朝（1909—1911年）的24卷。
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88卷。
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1卷。
5.《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22卷。
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法越南交涉档》7卷。
7.《大清历朝实录》4485卷。
8.《清史稿》，536卷；标点和索引版《清史》（台北1961—1962年，8卷）。
9.《宫中档光绪朝奏摺》26卷。
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1805—1874年），3卷。
11.邵循正等编：《中法战争》7册。
12.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7册。
13.翦伯赞等编：《义和团》4册。
有关清代文献的类型、价值和传播，可参看费正清和邓嗣禹的《清代行政研究三种》；有关宫廷礼制和政策，可看吴秀良的《1693—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进》。
当然已有大量文献丛书问世，它们提供了日文、朝鲜文和欧洲文字的各该国外交关系的记载，其中也包括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记载。关于日本，可看詹姆斯·莫利编的《1868—1941年日本的外交政策研究指南》；又可看郭廷以收集和莫利编辑的《1862—1927年的中日关系：中国外交部档案一览》。
由于英国政策在晚清对外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现有的档案都有重要价值。除了大家熟知的已出版的档案文献（例如议会文件中的中国通讯部分和英国议会议事录的辩论部分）外，我们也可以参考伦敦档案局所藏外交部有关中国的案卷，特别是如下的档卷：外交部第17号文件“中国政治通讯”，1815—1905年；外交部第371号文件“政治通讯”，1906—1932年；外交部第228号文件“中国领事馆通讯”，1834—1930年；外交部第405号文件“中国问题秘密文件”，1848—1954年；外交部第233号文件“中国处，公使馆档案”；以及外交部第682号文件“中国处，公使馆档案”，1839—1939年。又见罗惠民的《英国外交部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机密文件，1840—1914年，又增补1915—1937年》。还有大部头的再版书《英国议会文献集》（中国，19世纪），是爱尔兰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区域研究丛书，计42卷。
在美国，这些档案已制成缩微胶卷。除了已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1866— 》一书外，还可以使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的文献《中国：急件》、《中国：指令》和《中国：领事馆报告》，以上1844—1906年的所有资料都制成了缩微胶卷。1906年以后急件、指令和领事馆的报告可以在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馆看到，见《国家档案馆缩微胶卷目录》。
有关俄国的资料，仍未被充分利用，见《红色档案，历史记事》，104卷；鲁宾恰克编译，路易斯·鲍特拉和戈登·特加耶编辑的《红色档案摘要：苏联中央档案部历史记事》，106卷。又可看П.E.斯卡契科夫编的《中国书目》中的条目；齐赫文斯基编的《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叶菲莫夫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文献书目评述》，3卷。
下面是一些目前较为重要的辅助著作。关于外交关系的开创，见坂野正高的《1858—1861年的中国和西方：总理衙门的起源》和徐中约的《中国进入国际家庭，1858—1880年》。
关于帝国主义在边疆地区加紧活动的状况，见费正清作为背景材料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蒋廷黻的《1870—1894年中日外交关系》，载《中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1933年第17期第1—106页；徐中约的《伊犁危机，1871—1881年》；李恩涵的《曾纪泽的外交》；伊斯特门的《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卡迪的《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以及邵循正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有关日本侵略朝鲜的论述，见康罗伊的《1868—1910年期间日本对朝鲜的占领》；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林明德的《袁世凯与朝鲜》；C.I.尤金·金、金汉奎（音）的《1876—1910年朝鲜和帝国主义政策的关系》；赵清洋（音）的《1864—1873年朝鲜大院君的统治》；詹森的《日本与中国，1894—1972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4章。
有关瓜分中国的威胁和义和团暴乱，可见施雷克的《德国帝国主义在山东》；珀塞尔的《拳民骚乱的背景研究》；谭春霖的《拳乱》；弗莱明的《北京被围记》；埃德蒙·S.韦尔利的《1891—1900年英国、中国和反教骚动》；L.K.杨的《1895—1902年英国的对华政策》。
有关俄国1900—1905年在满洲活动的论述，可见伦森编的《俄中战争》，和陈復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
有关英日联盟方面的论述，可见尼什的《1894—1907年的英日同盟》。
有关美国之卷入满洲问题，可见亨特的《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
第三章 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
研究晚清时期中国对西方关系观点的史料是丰富的，但却很分散。有关一些 剀切陈词的士大夫的主要原始资料，都是他们本人的著作。其中一些已收在中国历史学会主办出版的大量文献汇编中，特别是齐思和等编的《鸦片战争》、邵循正等编的《中法战争》和中国科学院等编的《洋务运动》。但是，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仍然是官方编纂的《清代筹办夷务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最近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它是1821—1861年期间的文献综合汇编。邓嗣禹和费正清合编的佳作《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概览》收集了从1839年以来晚清的文献并译成英文，且有注释。关于中国对西方态度的总的论述，可参看王尔敏的近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关于传统的中国人的世界观（这严重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关于西方的概念），可求之于李雅各的《英译七经》和那波利贞著名的研究著作《中华思想》，对这一题目的有权威的著作是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经世学派在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关于它的重新得势的情况，学者们有必要研究贺长龄的重要著作《皇朝经世文编》和它的几个续编。王家俭的《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是对一个经世论学者所作的有价值的研究著作。
关于19世纪中叶某些士大夫对“变局”的认识，在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第二和第六章中有所研究。至于对付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势的最好途径，则意见颇不一致。这形形色色的看法部分地可见之于地理丛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和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后两者书名虽同，但内容各异。关于中国首次出使西方的使者的情况是郭廷以等人所编和进行了充分研究的《郭嵩焘先生年谱》的题目；而对继郭嵩焘而为伦敦公使的曾纪泽，李恩涵的《曾纪泽的外交》则作了详细的研究。关于那些力主中国须抓住变局良机以图强的有见识的官员的论点，可见多卷本《海防档》和刘广京的《儒家爱国者和实务派李鸿章》。
张灏的《倭仁的排外作用》一书考察了一位理学高级官员的思想背景。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排印本》提供了有关清廷中保守主义的详细情况。对于无经验而又书生气十足的一批年轻人组成的活跃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可见郝延平的《清流党（1875—1884年）研究》和伊斯特门的《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追求的政策》。对于同情保守派的关键人物的研究，可见陆宝千的《倭仁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及李宗侗和刘凤翰的《李鸿藻先生年谱》（李鸿藻是显赫的军机大臣和皇帝的老师）。后者系李鸿藻之孙与人合著之书，它包括许多罕见的和从前未出版的文献，其中有李鸿藻的信件和日记。对于反基督教的观点，在保罗·A.科恩的《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一书作了精心的考察，该书着重指出了儒教和基督教之间文化上的龃龉之处；还可参看吕实强的《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此书除了强调西方帝国主义的作用外，并分析了儒家对“人、夷与兽”的看法。
对于国家主权的认识和在国际事务中采用均势论的问题，可看吕实强的《丁日昌与自强运动》、李国祁的《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坂野正高的《留法时代的马建中》。关于着重研究通商口岸的商业民族主义问题的著作，有保罗·科恩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郝延平的《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和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五章）。
第四章 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
考察晚清兵制的著作有鲍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和史密斯的《19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库恩在《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分析了19世纪中叶的军事发展。库恩强调团练超过了罗尔纲的《湘军新志》。在“更高一级的军事化”方面，湘军的具体筹建工作在王尔敏1973年的《清代勇营制度》一文中作了讨论。
有关绿营兵的论述，罗尔纲的《绿营兵志》仍然是权威性的著述。《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中关于部署“练军”以防止和镇压民众造反的报告。
有关外国对清军影响的著述，见史密斯的《19世纪中国的常胜军》一书，该书从历史角度评述了华尔和戈登。又可看该作者的《雇佣外国军人：中国的传统和晚清的实践》一文。在19世纪中叶的西方著述中，蓝普雷的《中国的军事体系》一文（1867年）虽然妄自尊大，但不失为卓有见地之作。一系列有才能的外国作者撰写了有关清代军事的著作，如埃默里·厄普顿（1878年）、马克·贝尔（1884年）、詹姆斯·哈里森·威尔逊（1887年）和A.E.J.卡文迪什（1898年），但是，他们均未能透彻地理解勇营的政治和财政背景及其组织原则。
关于西北部回民暴乱问题，有贝尔斯的《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一书，它与赞誉左宗棠将才的19世纪西方作者颇异其趣。由于贝尔斯受材料上的限制，造成了许多错误，后经朱文长专著（1966年）《1862—1898年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予以指出。此书是有关清朝对陕甘回民作战的最佳著作。如同我们大家一样，朱文长不得不使用关于回民的间接材料。中国的著名穆斯林学者白寿彝在《回民起义》一书中也只能出示出自陕甘回民之手的两份简短的文献。朱文长的著作又被徐中约1968年的《对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一文所充实，它不容置疑地表明，清代通过强制各省解缴“协饷 ”，从1868年至1884年新疆设行省时止，已经为西北的征战花费了大量资源。对中国沿海自强运动的研究通常都忽视了从这一亚洲腹地的角度来看问题。
对日益赞同1840—1894年沿海防务的舆论，王家俭在1967年的《清季的海防论》一文中作了考察。K.H.金的《1860—1882年的朝鲜、日本和中华帝国》一书着重谈到了李鸿章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对日本之窥测朝鲜有所警惕。罗林森在《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一书中鲜明生动地描述了李鸿章创建海军活动的艰苦和灾难。慈禧太后挥霍海防专款兴建颐和园一事，由包遵彭（1969年）悉心以文献材料加以论证。梁嘉彬（1975年）着重论述了李鸿章对中国败于甲午战争负有责任。但目前一些次要的著作则刚刚开始探索造成李鸿章的军事力量日益衰败的宫廷政治和根深蒂固的制度。
在非中文资料中，至少有两种法文材料（黎贡德和爱尔明加）记述了1885年3月末中国在谅山奇袭取得胜利的情况。英国观察家詹姆斯·G.斯科特在他1886年的《中国的兵勇》一文中提供了这次战役的具体细节。日本战时定期刊物《日清战争实记》仍然是对甲午战争最详尽的记载，它比由参谋本部在1904—1917年或由海军司令部在1905年编写的正史更有价值。目前，尚未有一本用任何文字著述的关于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方面的军事史可以推荐给读者。
有关新疆和台湾边疆地区的著作，欧文·拉铁摩尔等人编写的《亚洲的枢纽：中国的新疆和亚洲腹地边疆与俄国》一书，仍然是对这块沃土、各少数民族集团、英俄竞争以及俄国通过中国汉人进行间接控制政策的最好评述。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反映了大汉族主义，同时也指出了新疆置省之后，中国行政管理上的软弱无力。伦纳德·戈登编的《台湾：中国地方史之研究》是简明扼要地介绍19世纪台湾情况的出色著作。郭廷以的《台湾史事概说》是一部大陆人的历史，它还对开发这个岛屿的早期移民推崇备至。
有关1860—1894年中国军事自强运动的其他著作，可见本书上卷关于第十章书目文献的介绍。
第五章 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
对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运动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以任何种文字全面撰述这方面的历史著作尚有待于完成。20世纪50年代初由翦伯赞等人编辑的四卷本资料汇编《戊戌变法》仍然是研究这一题目的最有用的入门书籍。研究者必然要参考该书目，因为它仍是在原始资料方面最完整的书目。
中文著作中缺乏全面系统的叙述，但这缺陷已因出现了一批文集而有所补偿，其中最出色的是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丛》。他的另一著作《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则是一部非常适用的汇编，其中有运动中的许多人物的传记资料。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是一本资料丰富的书，但其材料要批判地使用。王树槐在《外人与戊戌变法》一书分析了西方和日本对维新运动的影响。对于变法时期宫廷政治最好的研究著作是萧公权的《翁同龢与戊戌变法》。刘广京的《19世纪的中国：旧制度的崩溃和西方的影响》一文一般地阐述了维新运动及其背景。
就湖南的维新运动来说，最新发表的著作仍是查尔顿·M.刘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与制度的变化》。林能士的《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对这一题目作了很好的全面研究，它附有一份有用的书目。
对维新运动的思想背景作最全面研究的是小野川秀美的《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一书。关于1895年以前思想激荡的问题，保罗·A.科恩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和伊斯特门的《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政治改良主义》（载《亚洲研究杂志》1968年8月号，第695—710页）均提供了很好的介绍。萧公权的《维新派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对康有为的思想做了最彻底和详细的研究。霍华德的《康有为的书香门第和他的早期思想》（载芮沃寿和特威切特合编的《儒家人物志》）和《日本在康有为改良纲领中的作用》（载罗荣邦编《康有为：传记和论丛》）均对理解康有为的维新主义观念的形成大有好处。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是对维新主义阵营内部这两位息息相关的才智者作出的启发性研究，尽管它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框框。对于理解改革主义中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可看施瓦茨的《严复与西方》、唐·普赖斯的《1896—1911年期间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和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
除去陈鍫的《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载《燕京学报》1939年第25期，第59—106页）的开拓性论述外，对批评和反对维新运动的知识界几乎还没有专题研究。还可进一步利用张之洞的《劝学篇》和苏舆的《翼教丛编》两种资料，它们阐述了反维新运动的主要论点，特别是那些抨击康梁集团的论点。
保罗·科恩和约翰·施雷克编的《十九世纪中国的改革》论丛中提到了主要从当前研究中得出的大量新的、但有的尚未经检验的想法。在弗思编的《论民国时期中国保守主义的选择》会议论文集中也可以看到令人鼓舞的因素，虽然它着重于较后的时期。
第六章 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关于中国事件对日本德川后期的影响问题，鲇泽信太郎在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的《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中作了论述。他在此书第135—144页讨论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的版本和影响，这便是王家俭的《〈海国图志〉对于日本的影响》（载《大陆杂志》1966年4月号，第242—249页）一文的基础。关于曾经编纂过一部早期日本版本《海国图志》的举足轻重的儒家盐谷宕阴（1810—1867年）所受的影响，范古利克在《日本对鸦片战争的反响》（载《华裔学志》1939年第4期，第478—545页）作了探讨。佐久间象山对魏源之重视技术是毁誉参半的，关于这一点可看角田龙作（音）、德巴雷和基恩编的《日本传统的源泉》一书中的摘录。日本对于太平军起义的反应，由市古宙三在其《幕府末期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知识》（载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的《明治文化史论集》，第453—495页）一文中作了探讨，而增井经夫在《太平天国》中的论述则不够严谨。卫藤沈吉的《日本人的中国观：高杉晋作等人的事例》（载《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论文集》第3卷：《日本法与亚洲》，第53—71页）讨论了去上海旅行者的三篇重要日记。
维新派对日本的认识已引起学术界更多的注意。霍华德的《日本在康有为改良纲领中的作用》（载罗荣邦编《康有为：传记和论丛》，第280—312页）一文略述了这个问题。关于维新派设法了解明治维新的情况，其研究可见彭泽周的《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和明治维新》（载《人文学报》1970年第30期，第149—193页）一文。彭教授最近把它收在他的《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一书的开头部分。同一作者的《梁启超的明治维新观与他的中国变法论》（载坂田吉雄和吉田光邦编的《明治维新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外国人的看法》，第61—114页）一文转载于《中国的近代化与明治维新》一书的第193—262页。论黄遵宪的文章，可看蒲地典子的《黄遵宪对明治时期日本和西方的反应》（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72年）。有关梁启超和黄遵宪的论述，见列文森的《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第23—25页）、威尔逊的《梁启超对1890年以前日本明治宪政运动的看法》（载《日本论文集 〔1961年〕》）和黄宗智的《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王韬是保罗·科恩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一书的主题。市古宙三的《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一书则对郑观应作了论述。
对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以及他的思想内容，可以在萧公权的一系列权威性的专著中进行最好的考察。其中有《翁同龢与戊戌变法》（载《清华学报》1957年4月）、《康有为的哲学思想》（载《华裔学志》1962年第21期）、《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中国民主化计划》（载《华裔学志》1965年第24期）、《康有为的社会思想》（载《崇基学报》1967—1968年第7、8期）、《经济现代化：从历史角度看康有为的思想》（载《华裔学志》1968年第27期）和《康有为的行政现代化倡议及其历史意义》（载《清华学报》1970年第8期），上述论文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已收集在他本人的《维新派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975年）一书中。罗荣邦把康有为的自传译成英文，并把有关康有为的一系列论文编在《康有为：传记和论丛》（1967年）一书中。
实藤惠秀毕生关心的是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国学生运动的题目：他的最有权威性的论著是1960年出版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其中有表格和统计数字。实藤的其他著作包括《明治时期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稿》和《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后者有张铭三译的中译本，书名为《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1944年上海出版），实藤所未搜罗的中文资料已被另一本最新的专著加以使用，此即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一书，它着重论述了留学生的政治活动，也强调了他们的文化活动。斯卡拉皮诺的《马克思主义的序幕：1900—1910年中国的留日学生运动》（载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90—213页）讨论了学生办的报章杂志。从前学生们的回忆录中有孙伯醇（1891— ）的《家塾、同文书院和民报社》（载《中国》30 〔1966年5月〕，第24—33页），以及《留学生、学校教育和发辫》（载《中国》31 〔1966年6月〕，第28—33页）。景梅九的自传《罪案》（北京1924年出版）由大高岩和波多野太郎译成日文，名为《留日回顾：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半生》（1966年东京出版）。
除了实藤的著作之外，论述学生运动的，还有永井算己的《关于拒俄学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4 〔1954年9月〕，第57—83页）和《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2 〔1952年7月〕，第31页）。岛田虔次的《中国革命的先觉者》和《辛亥革命的思想》两书翻译和讨论了大量的学生革命传单，其中包括陈天华的一份传单。欧内斯特·杨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载《中国论文集》1959年第13期，第113—162页）集中讨论了陈天华的遗嘱和自杀问题。有关翻译运动的影响和重要性在钱存训的《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中作了论述（载《远东季刊》第13卷第3期 〔1954年5月〕，第318—319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378页增补了对词汇交流数量的估价。
讨论日本活动家和中国革命志士之间的关系的著作，有詹森的《日本人和孙中山》一书和《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一文（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页）。还可参看载于《中日文化论集》上的陈固亭的《孙中山先生与日本朝野朋人的关系》一文。在《思想》（1957年，第79—93页）和《中国》（1966年11月号）的论丛中载有野泽丰所编文献目录，两者均以《孙文与日本》为题。宫崎寅藏的回忆录《三十三年落花梦》在1967年编成，附有卫藤沈吉所作的注释；同时它也被收入宫崎龙介和小野川秀美编辑的《宫崎滔天文集》中。最早的中文译本是1903年版。孙中山的另一位亲密合作者萱野长知出版了他的记述，即《中华民国革命秘籍》（1940年）一书。同文会创始人近卫笃麿的日记六卷于1968—1969年在东京出版，名为《近卫笃麿日记》。关于同文会的官方记载以及会员及其追随者的传记，可见中岛正郎编的正续编《中国回忆录》。另外，有井上雅二撰写的荒尾精传记《巨人荒尾精》一书。由葛生能久等编写的《东亚先觉志士传记》是一部附有许多中国活动家传记的黑龙会正史。关于北一辉，可见乔治·威尔逊的《日本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北一辉》；北一辉的中国来鸿转载于高桥正雄编辑的《九州与日本近代化》（第4册，第424—480页）。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政府的政策，除上面提过的之外，还可看I.H.尼什的《日本在义和团之乱时举棋不定的态度》（载《亚洲研究杂志》〔1961年5月号〕，第449—461页）；市又正雄的《山座圆次郎：明治时期日本的亚洲大陆政策的执行者》（载《国际法外交杂志》〔1973年10月号〕，第249—298页）和池井优的《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亚洲研究杂志》〔1966年2月号〕，第213—227页）。
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为纪念中华民国建国五十周年汇编的《清廷之改革与反动》一书提供了关于政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重要文献材料。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英文的综合性研究著作问世了；请看卡麦伦的《1898—1912年中国的改革运动》。下面三部著作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史，即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矢野仁一的《清朝末年史研究》和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清国行政法》。
关于立宪运动，可见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由于张朋园这部著作没有对地方自治给予特别注意，因此可补充以寺木德子的《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此文载于《御茶水史学》（1962年第5期）第14—30页。还可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它研究了积极参与运动的人物；而朱昌峻的《近代中国的改革者张謇：1853—1926年》一书则考察了这个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在人民共和国也有阐述立宪问题的著作，如胡绳武和金冲及的《论清末的立宪运动》和李时岳的《张謇和立宪派》。
关丁晚清的兵制问题，其概论见之于1930年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和后来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二书。下面三本书就制度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鲍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刘凤翰的《新建陆军》和《武卫军》。又见之于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年》一书。
陈青之在其《中国教育史》一书中概述了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而主要的原始资料则包括在舒新城1923年在上海编辑出版的四卷本《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一书中。又见傅吾康的《中国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艾尔斯的《张之洞与中国教育的改革》和苏云峰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
其他方面的专著比较缺乏。有关法律方面的改革，可见马里纳斯·J.梅杰尔的《中国近代刑法介绍》；另有杨幼炯的《近代中国立法史》和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在货币制度方面，见魏建酞的《中国近代货币史》、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以及宫下忠雄的《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的研究》。最近的两本书阐明了1901—1911年间社会的改革方面或不改革方面的情况，它们是刘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与制度的变化》和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贝斯的《1895—1905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一书论述了这位政治家对民族主义和维新运动的反应。
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
晚清时期中国的商人事实上也与其他时期的商人一样，只留下了他们的少量珍贵的活动记载。研究那些参与近代企业的人们的最好资料，仍然是已出版的如李鸿章、张之洞和袁世凯等高官显宦的著作。买办兼工业家徐润的杰出著作《徐愚斋自叙年谱》详述了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他的几个企业，此书依然是珍贵的资料。在英文著作方面，斯坦利的《清季的财政革新者胡光墉》一书只能说是不完整的，它只论述了胡光墉一段时期的活动。关于许多商人的统计数字，如他们所拥有的公司、投资数、捐纳情况以及对商会的服务等，均收录在晚清政府出版的两部资料集子中：农工商部统计处编的《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1909年，6册）和《第二次》（1910年，5册）。
与主要官僚兼企业家有关的文献和研究作品则要丰富得多。盛宣怀的文章收于《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和《盛宣怀未刊信稿》中。费维恺的《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首次对官方参与近代工业以及在关键性的初创阶段如何影响中国工业的发展作了系统研究。两本专例研究著作是卡尔森的《1877—1912年的开平煤矿》和全汉昇的《汉冶萍公司史略》。
张謇办工业的事迹也同样有很好的文献记载，因为有他自己的著作《张季子九录》和《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大生纱厂》和他儿子张孝若为他写的长篇传记《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另外还有一些最近的研究，如朱昌峻的《近代中国的改革者张謇，1853—1926年》。
但是，官僚企业家所记有关他们参与工业的文献往往反映了官方的精神，而并非商人的看法。为了获得更多同情商人的看法，研究者们应富于创造性地利用当时的社会小说，如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此书已有刘师舜的节译本。
郑观应是一个发表了大量有见地的言论的商人。他的《盛世危言后编》与他的短一些的政论性文章《盛世危言》比较起来不大为人所知，但《后编》不只是广泛地论述了他办的几个企业，而且也表述了他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此时阐发商人看法的另一种资料是《香港华字日报》，它从1864年开办至1940年，原每两天一期，后改为日报。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从公司行号的档案中汇编了几种资料，每一种都论述了一个开办于清末的重要的工、商企业。其中包括《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瑞蚨祥》、《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对个别公司的记载加以补充的有几部关于某一工业的大型文献汇编，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的《上海钱庄史料》和宓汝成编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年》。有关近代工业发展的总情况，可见前引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两卷本）；汪敬虞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两卷本）；还有一套丛书，书名相同，未附日期，该书由陈真和姚洛编辑，标上第一辑和第三辑，每辑两卷，分别于1957年和1961年在北京出版。这些文献不仅包括官方文件，也包括一般不容易看到的大批商人的小传、当时西方报道的译文、行号报告和各种各类的记载。
中国大陆史学家的这些汇编虽然只罗列了一些已很容易见到的记述，却大大增加了那些组织中国近代初期企业的人物和机构的资料。它们也对近年来许多重要的研究著作的撰写大有助益，例如：费维恺为本卷撰写的一章和他的《20世纪的中国企业：启新洋灰公司》（载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一书中）；琼斯的两篇文章，即《宁波的金融：1750—1880年的钱庄》（载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和《上海的宁波帮和金融势力》（载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以及陈锦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
最后，还要说一下近来历史学对中国商人的看法的变化。许多学者已开始不重视老一套的说法，即中国商人阶级受冷酷无情的中国官僚老爷的压迫。反之，他们现在认为，官员和商人之间存在着痛痒相关甚至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起码在清末是如此。对于这种新观点，可见杨联陞的《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的控制》（载《清华学报》〔1970年第8卷第1—2期〕，第186—209页）、梅茨格的《中华帝国的政府和商业》（载《亚非研究》〔1970年第6期〕，第23—46页）、郝延平的《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和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
第九章 共和革命运动
对于希望更深入地考察革命运动或者希望更广泛地了解整个革命的非专家来说，可以先看两本书，它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待这次革命，并且揭示了革命最初几年的情况：一本是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它记述了1905年以前的孙中山的生活和革命活动；一本是刘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和制度的变化》。詹森的《日本人和孙中山》和K.S.刘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二书完成了对孙中山的生平和这次革命运动湖南部分的概述。关于广东和湖南湖北地区的革命活动，细节可见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和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兰金的《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一书研究的是革命运动具有鲜明特征的另一个地区，并且还弥补了社会政治史和思想史之间的缺口。后一题目还在伯纳尔的《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M.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中有所论述。另一些有用的书包括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此书对黄兴的重要性强调得太过分了，但书中有大量有价值的材料；李大陵的《辛亥革命的基础：同盟会历史记录》一书既过时，又谬误百出，不过它是唯一对同盟会作全面论述的著作，同时它也便于用来概括以前这方面的学术著作；吴玉章的《辛亥革命》无论从作为个人对革命运动的回忆录来看，还是从介绍马克思主义对这场革命的解释来看，都是有价值的。对于其他解释和目前的争论可看 芮玛丽编的《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一书，特别应该看看该书编者的导言（第1—63页）；以及《辛亥革命讨论集》（载《近代中国》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第139—226页）。
对专家来说，应先阅读谢文孙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中国史学：评论与书目选》，该书提供了主要和次要资料的目录、关于个别资料的有用的评论和一篇论述研究这次革命的整个史学方面的颇有见地的文章。学者们可能会对目前已出版的大量文献集和回忆录给予特别的注意（见谢文孙一书的第50—54和65—68页）。关于中文资料的另一部重要指南书是余秉权、李又宁和张玉法合编的《清季革命运动期刊叙目选辑》。它包括1900—1911年间出版的十六种期刊的目录和创刊词，还有一篇简要的英文介绍。关于资料和分歧问题的有价值的讨论，可看贝尔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家看辛亥革命》（载《历史评论》第468期 〔1963年10—12月〕，第403—436页）。关于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专家中间出现的争论问题，见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编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这个集子出版过迟，以至贝尔热教授无法在其文章中加以探讨。一本新的和经过认真推敲的指南书是冯兆基的《1949年后中国的辛亥革命历史学》（载《近代中国》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81—214页）。
中国学者所写论文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应注意它的第2卷（1971年6月），即《中华民国建国六十年纪念》特刊。该研究所的专著已收录在谢文孙的书目中，但书目还需要补充的有亓冰峰的《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和《清季的革命团体》，以及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
关于大量的日文材料，请参阅书目介绍和第六章的脚注，以及这一章伯纳尔和罗兹所引的专著书目。最后，有几部题目与本章有关的研究著作有助于理解辛亥革命。其中包括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年》（第2版）、弗里德曼的《中国革命党》、戴福士的《锡良和中国的民族革命》、于之乔的《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1912—1924年的国民党》、唐·普赖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欧内斯特·杨的《袁世凯总统任职与中华民国初年之自由与独裁问题》；还有周锡瑞已引的研究著作。
第十章 社会变化的潮流
有大量可以帮助阐明清帝国末期社会史的原始资料。实际上，社会史的概念包括很广泛的领域，涉及道德、观念、风俗、人群的组织模式及其关系，甚至涉及经济境况的发展；所以几乎是所有的文献，不管是文字的、图像的、建筑的，甚至是音乐方面的都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它的组织、运动、结构和自我形象——的实际情况。这里，我们介绍的仅限于文字资料。
对西方社会的历史学非常重要的计量资料很少，并且分散而又极其零碎，特别是19世纪最后的25年的资料更是如此。保存在日本的几批土地文书已成了村松佑次的《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的研究》和天海谦三郎的《中国土地文书研究》两本研究著作的重要基础。除此之外，大陆以外的学者迄今还难以得到土地文书档案和地方政府的档案，并且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在其出版物中也严重忽视了这些材料。大部分现有原始材料所提供的资料基本上是表述性的。再者，这些资料几乎全部出自统治阶级之手，而且撰写时采用的刻板笔调总是倾向于把新事物纳入传统框框中去，因而它们对研究下层阶级和社会变迁状况用处不大。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30年来从事搜集大量口头传闻，试图矫正这一历史偏见，不幸至今未见出版什么东西。
以下几种汇编适当地集中了零散的资料，因此适用于作为研究的起点：首先是在第一和第八章已经介绍过的几种资料集，即由陈真、孙毓棠和汪敬虞分别收集的近代工业方面的资料；李文治关于农业的资料；彭泽益关于手工业方面的资料，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有关上海钱庄方面的资料。对这些资料必须补充以大量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日文资料汇编，如：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清国通商综览》、东亚同文书院编的《中国经济全书》、根岸佶的《清国商业综览》、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的《清国行政法》，以及1906年以后由中央政府和某些省政府出版的官方年鉴。像费行简的《近代名人小传》、金梁的《近世人物志》和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这样的传记词典，可惜都过分着眼于官方阶层及其政治和文化活动。最有启发性的材料主要能在地方志、私人日记和报刊中发现，尤其可以在20世纪初期的写实和讽刺文学中看到，其中最有名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绣像小说》，它发表过刘鹗、李宝嘉和吴沃尧的小说。西方资料（外交和传教士的各种档案和报告）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但是仅在1895年以后才有大量社会性的资料，而那时的中文资料也变得更有说服力了。
也许因为现有资料的性质已经使史学家们丧失了信心，或者因为他们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政治或文化上的现象，或者因为先验的研究计划束缚了研究，所以我们一直对王朝最后40年间的社会演变很少了解。施坚雅的《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是有关这一课题的最完整的著作目录。它表明除了几部主要由中国和日本学者编写的开拓性著作外，研究仍旧是很不完整和极其零碎的。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够深刻或全面地阐述这个问题。但是，新的读者通过与西蒙的《中国的城市》（此书受库朗热的《古代城市》的启发而命名）在1885年所作的多少有点田园式的描述以及与杨懋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它分析了民国时代的社会）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尚待填补的空白。在施坚雅所编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和埃尔文、施坚雅合编的《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中的大量文章，对解释社会风情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于特权阶层的研究比较起来是最好的，因为有一些关于绅士—文人的扩大、变动和财产方面的基本著作，如张仲礼的《中国的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何炳棣的《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更给这方面的研究大添异彩。马什的《1600—1900年中国官员的变动状况》，只对收入恒慕义的名人传记词典中的官员进行分析研究，此书现在已被李国祁的统计性调查《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擅递现象之量化分析》所增补和修改。后者根据地方志补充的资料描述了官员的出身地和社会背景以及州府官员们的传略。关于买办，有郝延平出色的专著《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关于商人，有陈锦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有关近代企业资金积累的著作，也揭示了新的社会集团的出现。这方面有下面一些文章：邵循正的《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张国辉的《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资本主义发生问题》、汪敬虞的《19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和由东京教育大学编辑的《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文集。贝尔热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一书叙述共和革命时期上海的近代商业的社会背景。鲍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对军事发展提供了总的看法，这看法由于有王尔敏编的《淮军志》（这是一部研究征募军官团的有用的著作）和刘凤翰的《新建陆军》而变得更加完整了。至今还没有这类论述1901年以后的近代军队的专著。新知识分子一直是许多人研究的题目，著名的有汪一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年》、兰金的《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许多传记性研究也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如关于西化和中国的条约口岸的著作有科恩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女权运动和妇女状况的著作有吉波伦的《秋瑾》。
有两本关于当时工人的状况和斗争的扎实的研究：汪敬虞和聂宝璋的《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和赵亲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对于不该被忽视的手工业工人阶层的介绍，有樊百川主要论及经济方面的《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和彭泽益的《19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二文。
农村社会一直很不受人注意。村松佑次和天海谦三郎的大量著作（上面已经谈到他们的两个文集）对理解土地组织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其研究范围仅限于江苏南部、直隶和满洲地区。由东京教育大学编的文集《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包括对湖南和四川农村状况的分析。然而山东是景甦和罗崙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这部内容最丰富和最有创见的专著的主题。它利用了一系列非官方的农业生产的档案。迈尔斯的《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一书事实上涉及清帝国时期的情况极少。萧公权的《19世纪的农业的中国与帝国的控制》是论述19世纪农村社会生活的最好著作，但它主要考虑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
令人费解的是，对民众运动的研究反而比对农民处境的研究下的工夫要大得多。关于这期间主要运动的专著，可看第十章的脚注。由谢诺编辑的论文集《19和20世纪中国的民间运动和秘密会社》（英文版为《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内容稍有不同）专门论述了秘密会社，并附有一份很有用的书目。科思嘉也娃的《1901—1911年中国的民众运动》扎实地研究了义和团以后的农民骚乱的总的情况。杨庆堃的统计分析是一项开拓性的著作，这项工作应该进行下去（此文名《19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载小韦克曼等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一书）。小韦克曼的《叛乱与革命：对中国历史上民众运动的研究》（载《亚洲研究杂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第201—237页）一文指出了当前这一课题的史学研究上的动向。
我们对不同社会集团的理解，特别是对它们的变化及其衔接的理解肯定是不周全的。这反映于对辛亥革命时绅士和资产阶级各自作用的意见分歧上，这个情况特别在张朋园、市古宙三和贝尔热的文章（载于芮玛丽编的《革命中的中国》）中可以看出。在地区性研究方面有刘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的变化》、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特别是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它们阐述了改良和政治运动对社会变革的作用，尤其是在统治阶层内的作用。巴斯蒂在《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一书中说明了教育改革的社会影响。这些著作都指出了社会分化的特征，而这个特征的产生不仅取决于经济利益，而且至少（如果不是更多地）还取决于文化的标准。
（陈书梅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