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
到1868年捻军之战结束时为止，一种新的军队已经作为捍卫清朝安全的主要屏障而出现。这种军队往往被历史学家称为地方军，在当时则通称为勇营。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全帝国的这种军队统逾30万人。其中包括曾国藩所建立的湘军的全部，重新恢复活动的左宗棠所部楚军，以及李鸿章所统率的淮军。还有一些性质相同的较小的部队，如豫军、东军、滇军和川军。[1]比起其他的军队，这些军队的总的特色就是它们使用更多的西方武器，因此维持它们的费用也更大。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们出于军事目的而利用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派集团的感情。勇营的优点和缺点都表现在它们的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紧密的个人联系方面。在这方面，它们确实不同于清帝国的传统军队，即八旗军和绿营军。
清代的八旗军原来由每单位300人的佐领组成，均由清帝支付俸禄和赐予田产。但是为了防范满族亲王和清朝官员拥兵自重，清帝在18世纪初年便定下了这样的制度：佐领以上的八旗军高级将领每隔三年至五年须在各驻地之间调防。[2]19世纪中叶总数约60万人的绿营兵则作为保安部队编成小分队派驻各地，或是作为省一级文武长官所统率的较大的标派驻各地。但是，这些标之大只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在陕甘这个军事战略要地的4万士兵被分编成十三个标，在北京以外的直隶省的1.2万名士兵分属于七个标。[3]虽然绿营兵的兵士是世袭的，但一到中级带兵官就通常只能在一个部队呆三年至五年，而且根据回避法又不准在本省任职。这就防止了官兵之间会形成长期的私人关系，特别是防止了统领与地方小分队的下级军官形成长期的私人关系。由几支绿营兵部队调集组成以执行特殊任务的特遣部队，往往不能很好地执行任务，因为“兵不习将，将亦彼此不和”。[4]
勇营的长处是官兵之间有紧密的个人联系。统领个人选择他统驭之下的各营的营官。每个营官带兵约550名，他们可以挑选自己属下的哨官，哨官也可以挑选他所统率的什长。约10个人组成一个什，这10个人通常也由什长自己挑选。曾国藩于1868年曾极口称誉这种遍及全勇营的私人关系的制度，他写道：“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恩。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5]只要清帝对任命文武官员的大权（包括控制省一级的高级职位以及授予值得艳羡的绿营兵官衔和勇营的各级职务）仍牢牢在握，那么，清廷便仍然能够使这些新式军队在中国境内实现它的目标（见上卷第九章）。在一个武器、战术和辅助兵种不断进步的时代，这种其主要力量来自宗派集团效忠精神的武装部队，能应付中国的新的国外挑战吗？
在19世纪60年代，北京批准了（甚至是倡导了）一系列训练计划，这些计划通常都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因为它们希望看到清朝能够强大到足以保卫通商口岸和贸易通道。但是，其收效却微乎其微。
清廷并不想放弃八旗军和绿营兵。虽然它们用处不大而又花费不小，但维持这两种部队似乎比改进勇营更重要。例如，对北京的八旗军就曾经做过一次值得注意的努力。由西方武装起来的神机营是文祥等人1862年创立的，它由约五百名旗人训练，这五百名旗人曾由通商大臣崇厚安排在天津接受过英国军官的使用现代化小型武器的训练（见上卷第九章）。神机营最初只有约3000名士兵，自慈禧太后之小叔醇亲王于1865年被任命为主管神机营的大臣以后，它就大加扩充。按照清帝的命令，从北京的八旗各部队抽出总数达3万人跟这支新式军队一起接受训练。对官兵的考绩权也从原来的统领手中移交给了醇亲王。[6]
但是，神机营没有进一步扩大队伍。醇亲王也没有充分利用机会来进行西式练兵。1865—1866年，他同意从八旗步兵中抽集每队约五百人的两队步兵去天津接受使用西方武器的训练，但他拒绝了恭亲王的被保护人崇厚关于八旗骑兵也要接受西式训练的建议。他唯恐这些兵士会玩忽其所素习的技艺，所以只让很少的骑兵去天津接受短期的训练。1869—1870年英国人的训练计划只有三位外国教官（由曾在戈登的常胜军中服过役的薄朗统领）在实施，但这时已不得不终止下来。拥有3万人的神机营守卫着京师，[7]但在1870年当紧接天津教案之后对法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之际，李鸿章勇营中的2.5万人不得不被调集来加强直隶的防御。李鸿章的部队奉命驻守在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中间一段，远至诸如杨村和河西务等城镇。[8]北京的安全现在只能指望汉人的忠诚了。
在清帝国的其他地方，八旗戍军虽已声威大逊于往昔，但政府仍替它们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但是显而易见，满人的力量已无恢复之望。在广州，清帝国官员遵奉北京的指示，分别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训练清军使用现代武器。从1863年开始，用广东省当局购买的装备，360名八旗军由英国人进行训练，300名八旗军由法国人训练。在满族军官的统一安排下，还有531名地方绿营兵接受英国人的训练。广州的这项训练计划只实行了3年便停止下来，因为那时满怀失望的外国领事们要求撤回欧洲教官。[9]
与此同时，满族官员已很难在法定守卫地点恢复八旗戍军了。1867年，在伊犁和新疆的其他四个中心地方，回民之乱后只有150名八旗军幸存下来，他们最后不得不被转往内蒙古重新安置。在中国本部的12个驻防城市内，八旗兵及其家属住在被隔绝的地区，士气低落，和在满洲的所有八旗军一样：又穷；又吸食鸦片；还总是被上司克扣帝国发放的薪饷。[10]
由于八旗军的力量已很难恢复，清廷想继续加强仍被兵部和户部所控制的绿营兵。崇厚关于让英国人在天津施行训练的计划，事实上训练的绿营兵多于训练的八旗军，而从受训的绿营兵中产生了500人的“洋枪队”，它在对捻军的作战中证明是管用的。在这同时，在1863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前湘军将领刘长佑，则建议重新训练约15万名直隶绿营兵，而不用对原来的军队编制大事更张。汛兵每500人组成“营”，以便在全省的七个中心地点施行定期训练，但兵丁被准许在两次训练的长期间隙中返回原汛。[11]
1866年，恭亲王奉旨批准给予刘长佑总督以更多的财政支持。从各标抽调出来的兵就被编入刘长佑所指挥的六个中心。这种新编军队称为“练军”，即经过重新训练的[绿营]兵。户部最初从：天津海关拨款10万两充新训练计划中的军火费用。但在1867年1月，恭亲王的反对派、户部尚书罗惇衍上疏攻击这个计划，而这一批评一定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欢迎，因为一道上谕急剧地削减了这个新计划的开支。[12]直到1868年捻军骑兵进犯直隶使政府创巨痛深，接着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才又为练军制定了新计划。当清廷内部因中英修约引起外交政策大辩论时，曾国藩刚好来到北京，他致函李鸿章说：“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战守，物论与醇者较多。”满族两派人士都信任曾国藩，使他能对绿营制度的调整便宜行事。慈禧本人曾同曾国藩讨论过这个问题。[13]
曾国藩把勇营的方案应用到绿营兵中来，虽然他还没有获准放开手来从更根本的问题上大搞革新（这或者是出于他本人的保守主义和政治立场之故）。1869—1870年，他建议对新成立的营不予更动，它们的官兵可以从各省较大的绿营标里挑选。此外，这样挑选出来的兵丁和下级军官的品质和表现应受新的营官的考核，和勇营的办法一样，这些营官每人负责550人左右。与传统办法最大的不同之点是，曾国藩想使营官有权替换不合意的兵丁，而从直隶省的老乡（包括那些没有注籍在世袭绿营兵家庭中的人）中招募新兵。[14]营官本人也是由绿营兵高级军官——即将军或总兵——挑选的。由于要贯彻回避法，将领们——以及事实上绿营的各级军官直至把总——都必须是外省人。虽然这些新训练出来的绿营官兵不像勇营那样有同乡的关系，但曾国藩希望练军的中级军官至少能够服役较长时间，并能够与练军的统领建立亲善关系。关于支付练军官兵薪饷的条例由曾国藩起草，而于1870年4月由清帝予以批准，它规定的薪饷比一般绿营兵的同级官兵的薪饷要优厚一些。但曾国藩避而不谈要修改整个绿营兵制，以淘汰军队中无用的人数。他希望为练军开辟新财源。[15]
事实上，清帝在前四年内就已批准其他一些省的官员的建议，即某些绿营兵抚标可以裁减，把节省的经费用到支付未被裁汰的绿营兵的薪饷和武器上来。1867年以前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就已经在这个基础上改编了福建的绿营兵，江苏巡抚丁日昌也奉旨于1869年把他的抚标从1600人减为1000人。[16]（见上卷第九章）。丁日昌还很认真地想把他这直接指挥的1000人变成普遍改革江苏绿营兵的核心，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他在1870年离职丁母忧去了。
清帝从曾国藩的建议中看到整个绿营兵制有可能保存下来并加以改造的希望，便在1871年通令各省，必须把各该省勇营兵力裁汰到8000人以下，只有江苏和直隶这两个战略省份除外。[17]关于勇营的这一主要方针虽未严格执行，但那些紧跟诏旨的省一级官员们现在找到了方便的借口来迎合每个省的绿营兵的既得利益集团。有些省份（如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以左宗棠和丁日昌为例，裁减了一些标的兵力，这样至少从理论上说筹措到了留下来的绿营兵的薪饷。其他一些省份（如山东、河南、山西及湖南）则完全照搬曾国藩在直隶的办法，从绿营编制中抽出人员来组成练军各营，而这个办法在1873年被兵部认为是应予优先考虑的。[18]清廷并不反对勇营军官进入绿营兵制。由于清王朝有给予承认的制度，作为它的组成部分，许多勇营军官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就被授予了绿营军官的荣誉衔。他们中间更多的人现在获准填补绿营中的实缺，从把总直至省的将军都可补缺，这些职务仍归兵部控制，而高级将领的职务则仍由清帝本人予以任免。
曾国藩的练军条例给各级绿营兵注入了新成分，但大量冗员当然仍旧留职未动。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绿营兵总数仍在40万人左右，每年需费六百余万两银子来维持这支军队。[19]从朝廷的观点来看，这一巨额开销也不是全然付诸东流，因为得到重新训练的绿营兵装备了比较现代的武器，能部署在各省容易出乱子的地方，因此它在19世纪的余年中维持住了一般的国内安宁。[20]但是如果发生大战役，例如反对陕、甘、新疆的回民战争（更不用说对欧洲列强或对日本的冲突），勇营可能继续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唯一工具。
但是，勇营的组织原则依然不适应现代的军事实践。尽管官兵之间存在着个人的亲睦关系，但勇营等级制使中、上级军官能获得不直接参加战斗的特殊身份。要使营官——甚至哨官——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参加西式训练，是极端困难的。自从1862—1863年以后，李鸿章曾经希望他的军官们能从西洋人那里学到一二秘密方法，[21]但除了给予原在常胜军中接受外国教官训练的少数士兵以军官身份（如罗荣光和袁九皋）外，李鸿章的方法只是使西洋教官训练他的洋枪队中的士兵。1864年后仍然留在淮军中的少数西方人，包括变成了清帝国臣民的法国人毕乃尔在内，都不能对军官或士兵进行广泛而系统的教练。很明显，中国人对西方战术之是否可行和是否有全面效用，是持保留态度的。戈登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清朝的军官们很赞赏外国式的步兵方阵，“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排成这种阵势”。中国人“承认我们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的步兵要先进得多”。除此以外，勇营军官虽然承认西方炮兵的价值，但不想学习炮兵操练。戈登说，他们甚至不想学习“喊口令”。[22]
中国人能够同时接受西方的帮助而又保持自立吗？另一方面，不接受外国的训练，勇营兵也能学到现代战术要求必须具备的军纪和技艺吗？凤凰山（距上海25英里）训练计划的始末就暴露了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凤凰山训练计划是常胜军解散后不久由戈登在1864年5月提出来的。[23]英国公使和上海领事很热心地赞助凤凰山训练计划，它也得到总理衙门“口头保证”的支持，李鸿章最初也由于相信戈登而对此表示欢迎。李鸿章在1864年6月拨了1300名淮军（由两三名最好的军官带领）给戈登。
英国人对这个计划感兴趣的理由是多方面的。认为已经衰败的满人政府不可能进行集中领导的戈登，主张英国人应该帮助发展一支中国军队，但要“通过抚台，而不是通过毫不起作用的北京政府”[24]。英国公使卜鲁斯虽然不完全同意戈登的对清政策，但也相信应该给予中国人以军事援助。但是，正是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的态度，使李鸿章警惕起来。巴夏礼本来只希望所训练的中国军队能够保卫上海，使那里不可能再继续出现骚乱。他也嫉妒法国人，因为法国人还在上海附近保持着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小小训练营（这些中国军队直到1865年中才归还给中国当局）。所以李鸿章责怪巴夏礼想“揽我兵权，耗我财力”[25]。
可是在1864年底，戈登放弃了这项训练计划而返回英国。李鸿章不得不接受巴夏礼的提名，任命英军的杰布中尉为凤凰山的新任教官。在标明日期为1864年11月的一份协议中，巴夏礼接受了李鸿章的交换条件，即淮军将领潘鼎新应对中国官兵的任免、薪饷和装备享有完全的控制权。训练计划应从海关收入中拨款。杰布的职责只限于训练和教课，包括监管也由中国人支付薪金的15名外籍教官。可是，杰布被证明是一个不好的人选，他经常离营外出，而当他上班时他又死扣《英国步兵操典》，毫不通融。[26]1865年6月，李鸿章奉旨派步兵和炮兵到直隶边境防止捻军的进犯，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命令潘鼎新从凤凰山带领一整营军队（外加在那里受训的300名炮兵）北上。巴夏礼领事提出强烈抗议。虽然李鸿章同意以其他淮军部队代替凤凰山的这850人，但他这时已不再相信凤凰山的训练计划，一再驳回了关于扩充此计划的要求。
凤凰山训练营后来的事态的发展，突出地暴露了中国与西方的摩擦以及外国教官与淮军本身这两方面的弱点。1865年7月杰布中尉被调回英国，上海道丁日昌马上设法以戈登的老部下文兹坦利取代了他。英国领事坚持应任命一位英国现役军官，但被驻北京的公使馆驳回。文兹坦利的为人通情达理而小心谨慎，但他缺乏足够的权威，他的平庸的洋员教官们也未能获得士兵的爱戴。至于勇营军官们的行为则很遭人非议。虽然哨官们在阅兵和显示军容时总是在场，但他们平时很少参加实际训练。不仅如此，他们和他们的上司还在发饷之日从各哨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薪饷中克扣50块墨西哥鹰洋以中饱私囊。文兹坦利很赞赏士兵们在步兵、榴弹炮和火箭炮训练中的熟练动作。但是，与八旗军和绿营兵中的情况一样，凤凰山勇营的许多官兵也都有鸦片烟瘾。士兵们还是一些桀骜不驯的人。[27]他们不时对外国人表示不满：训练工作不得不因天津教案（1870年6月）的影响而被搁置了起来。但在恢复了例行训练以后，士兵的愤怒又转向腐败的勇营长官，这表明勇营制度官兵的融洽关系还是存在着局限性的。由于军官滥用权力，包括一位营官施行过不公正的惩罚，1872年爆发了两次兵变。[28]1873年5月，在经过了9年并且花费了大约150万两银子之后，这个计划突被停止执行，尽管英国领事提出过强烈抗议。凤凰山曾被一英国军官形容为“中国的奥尔德肖特（位于英国的汉普郡，为著名的陆军训练营地。——译注）”，事实上那里从来没有训练军官的计划，不过它确实训练出了一大批淮军士兵来使用现代武器。
19世纪70年代之初，清军确已获得了在中国本部的大部分地区镇压叛乱的能力。但他们是否能够对付沿海的外国入侵者，甚至是否能够对付西北或中亚那些艰险地带的叛乱，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回民叛乱及其国际意义
清帝国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所发生的回民大叛乱特别难于研究，因为有关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太少。这几次回民叛乱不论就种族—宗教觉悟程度，或者就所处环境及地理位置来说，都各不相同。在中国本部，云南的回民叛乱（1856—1873年，又称为班赛[Panthay]叛乱）和陕甘的回民叛乱（1862—1873年，又称为东干之乱）都有其种族世仇的背景。它们起因于回民这个少数民族不论在与外界隔离的农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镇，都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习惯和特殊习俗。但新疆回乱的特点主要是外国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区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后裔玛赫杜姆和卓从浩罕打回了新疆；因为在六城地区喀什噶尔附近，此人的祖先坟茔仍然是回民信仰的圣地。新疆暴乱也引起了俄国侵占伊犁地区，以及英俄两国激烈争夺清属突厥斯坦至少达数年之久。
虽然中国本部的回民从来没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础，以便向北京皇帝的权威矢志效忠，但他们已在中国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他们的典籍里虽然保持着对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赞助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29]在传统上，回民也受到历代清朝皇帝的相当优遇，回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高。但从1762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例如，陕西和甘肃的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身戴枷，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30]这种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20年；当然，这些回民叛乱又加剧了清朝官员对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疑惧。汉民由于19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汉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常左袒汉民。
云南
云南的回民叛乱爆发于1856年，是19世纪40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社世仇的扩大。但是，这一叛乱决不能单纯看作回民之乱，而应看成中国这一最西南省份社会秩序的总崩溃。它发端于汉民与回民为争夺云南中部一个银矿的控制权所进行的长期斗争。汉民多数民族与回民少数民族的械斗开始蔓延开来。1856年，在患偏执狂的满人按察使的怂恿下，至少有两三千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杀。在云南的许多县里，汉人绅士现在办起了团练来“屠灭”回民，回民也自己组织起来，攻占州县，杀害官吏。在这次大动乱中，有汉文修养的回民杜文秀（1828—1873年）于1856年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立了平南国，设立了包括回、汉民族出身的人在内的文武官制，并自任为大元帅和苏丹。另一支旗鼓相当的回民队伍由马如龙（1832—1891年）率领，此人的几个先祖都当过绿营兵的军官，他本人是武生员；他占领了云南中、南部的大部地方，但在1862年投降了清廷，并帮助清军来打杜文秀。[31]
马如龙的投降是得到了备受尊敬的宗教领袖马德新（1794—1874年）的同意的；后者曾朝拜过麦加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一生用中文写了三十多种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在教义方面，马德新自己信奉伊本阿拉比的《甫苏思》（智慧的珠宝）经——13世纪苏菲教派的经典。这部经典概述了以穆罕默德为顶峰的先知们的教训，并且着重阐述了寻求真宰“全体大用”这一神秘的理论。但马德新还论证说，伊斯兰教对于主宰的敬奉完全可以与理学的理和器的概念相并行而不悖。[32]马德新曾在1863年暂署驻昆明的总督，使许多回民归顺了清朝的统治；但是，他本人在云南叛乱结束时因清朝官员的唆使而被杀害。
杜文秀的“班赛王国”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兴趣，因为在19世纪60年代中叶法国人在交趾支那和英国人在下缅甸分别站稳了脚跟。1867年法国海军军官特拉格来率领一个法国使团拜访了变节者马如龙（他那时在昆明当总兵），他发现已有一位法国牧师在帮助清军制造马如龙所拥有的现代武器的弹药。特拉格来的助手贾尼埃在1868年2月到达叛军首府大理，但他想会见苏丹杜文秀的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与此同时，英属印度派遣了由斯来顿上尉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莫，准备从陆路旅行到云南西部。班赛王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边境城镇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斯来顿，并且谈到了和缅甸的通商问题。但是，斯来顿希望访问大理的要求却被拒绝了。[33]
关于杜文秀的行政管理，现存的材料表明他搞的是一套中国式的官僚政治，他曾声称：云南的三大宗教，即伊斯兰教、儒教和云南各部落的原始崇拜，都一视同仁地受到崇敬。杜文秀的武力曾一度统治了云南近半数领土。他委任汉人充任大部分文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武官也是汉人。可是到了1871年，他的部队受制于新上任的干练巡抚岑毓英，因为岑毓英拥有现代武器，甚至还有法国教官。那一年，杜文秀派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使团去英国。1872年4月，他的使节刘道衡以班赛苏丹的名义向英国女王献上了四大箱子云南大理石块，表示贡上的是杜文秀所统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国的意愿。杜文秀的事业到那时已快要完全失败，因此主管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吉尔公爵只能把这礼品送往伦敦博物馆，声明它没有政治意义。[34]
陕西和甘肃
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时期清帝国的回民叛乱，都应数陕甘的回民叛乱最为重要。因为这一片黄土高原有河谷和商队通路，它管钥着通往新疆的门户，而新疆又是历代清帝全力征战才获得的边境。其次，通过多风的甘肃走廊，回民享有比较容易同外面广大伊斯兰世界联系的机会，并且特别能对新疆事件施加一定的影响。人口过多而资源不足，赋税繁苛，很多绿营兵被征调去应中国东部的急需：这种种原因都削弱了19世纪60年代陕甘两省作为防卫中国西北的堡垒的作用。而且自从18世纪后期以来，甘肃已成为有力的中国苏菲教团的活跃中心。这最后一个因素，加上马术及与此相关的武术所产生的刚强民风，使得东干人（陕西和甘肃的回民，包括移往新疆去的回民在内）变成了清朝所遇到的一批最顽强的叛乱分子。
和云南的回民一样，东干人也说汉语。他们原来的中亚血统由于准许回民男子婚娶非回民妇女及抚养汉人儿童以扩大伊斯兰教社会而被冲淡了。可是与云南不同的是，这里同中亚有更多的联系，能不断地加强他们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又被每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自治社会的阿訇所捍卫。像纳赫什班迪教派和哈迪里亚教派等苏菲教团中的派别都从中亚传入了中国的西北。它们的谢赫们宣称自己与真主有特殊的联系，他们有时实施一些“奇迹”（kirāmāt），像治病，恢复人们的生育能力，预言某些事件等等。一旦被人们认为是圣者（walī）的话，这位宗教领袖的权威就变得是不可争议的了。圣者死后，他的墓地就会变成一处圣地。19世纪70年代，英国旅行家贝柳访问过喀什噶尔附近纳赫什班迪一个支派白山派的创建者圣哲的坟墓。在阿法其和卓们于18世纪中叶被清军逐出新疆以后，阿法其祖师的坟墓仍然吸引着众多的香客。[35]阿法其和卓们以浩罕为避难所，从那里接连三代人都挑起暴乱，并发动圣战想恢复六城地区（见上卷第二、八章）。其中有一位和卓在19世纪60年代又如法炮制了一次。
地图10 陕甘回民之乱（1862—1873年）
与此同时，苏菲派的一种以“众礼时高声念经”（dhikrijabrī）著称的教仪被马明心传入甘肃的纳赫什班迪派教徒中；马明心是18世纪的回民，曾旅行去过布哈拉和阿拉伯半岛。马明心信奉一种口头的精神锻炼，意在摒除一切心中杂念，一心一意只念及真主。他回到故乡后，即于1761—1762年在循化（今之青海极东部，距甘肃首府兰州不远处）的撒拉族中传教。他的徒众中间彼此通用“者赫雷叶”一词作为认宗的标志，此词几乎可以肯定为gahriyya（高声唪经派）的音译，在20年内，这一新教（与先前中国的纳赫什班迪派的旧教发生争执，后者主张聚礼时低声念经以示虔心默祝）起来造了清朝的反。马明心被打败并被处决，但被他的被迫转入地下的徒众奉为圣人。到陕甘回民大叛乱于1862年爆发时，他的衣钵传给了金积堡（属甘肃省辖治的宁夏部分）的马化龙。马化龙是高声唪经派的信徒，给人预言吉凶，治病，并帮助那些“想要子嗣的人有一个孩子”。他的徒众们在忏悔了错误行为后甘愿受鞭打。马化龙据说曾派遣了—些代表（海里飞，即哈里发）和教师（满拉，即毛拉）去新疆的乌鲁木齐，甚至远到满洲的宽城子。[36]
但是，陕甘回民叛乱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运动。和云南的暴乱一样，东干叛乱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以清真寺为中心的那些受迫害的社会联合起来挣扎图存。1862年4月太平军远征到陕西并于5月中旬到达西安附近，这就成了陕西省暴乱的催化剂。太平军被清军阻截于西安后迅速东移，于5月底进入河南，让渭水两岸处于混乱之中。汉民在官方鼓励之下组成了地方武装队伍，回民也起而相抗衡。在渭南县，做过县衙衙役的回民洪兴组织了一支据说有3000人的回民部队。[37]5月底在华县附近，汉民焚烧一座回民村庄的行动触发了大规模汉回冲突。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武装仇杀沿渭河流域迅即展开。钦命团练大臣张芾被东干领袖杀害以后，宣布对所有回民“格杀勿论”的通告就张贴了出来。不管这种告示是否经过官方授权，它都促使回民走上了有组织的叛乱的道路。[38]
回民的传统是拥护陕西“十八大营”的领袖们。至少其中的三位领袖是阿訇（宗教领袖）。叛乱者最初发展了三个中心：一是渭河流域东端潼州附近的一些繁华市镇；一在西安的北部；一在西面与甘肃接境的凤翔附近。[39]叛乱最初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清朝积弱得令人难以置信。陕西巡抚訇瑛带着绿营兵和团练驻扎在西安城内，就是不能打破回民使该城市粮食供应几乎完全切断的封锁。1862年6月，因安排苗沛霖及其他反清王朝分子的投降而臭名昭著的胜保（见上卷第九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驰援西安。但是，胜保未能使回民投降，他的军行迟滞和严重的贪污行为使得他在1863年1月被免职。
只是在钦差大臣多隆阿（1817—1864年）到达以后，清朝才开始转败为胜。多隆阿原来是一名八旗军军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军将领（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军名为楚勇）。[40]1861年，多隆阿帮助曾国荃从太平军手中收复了安庆，他自己在1862年攻克了庐州。他的勇营被证明在对付回民时同样有效。1863年3月，多隆阿的勇营攻占了陕西东部作为东干人主要基地的两个市镇。他在8月间打破了对西安的封锁，把回民赶到了陕西西部。1864年3月他死于对侵犯陕西的四川太平军的战役中，这时他已扑灭了陕西省的回民叛乱。可是大批陕西回民却逃入甘肃，参加了在那里早已起义的人数众多的回民部队。
陕西的叛乱显然是汉族官绅挑动起来的，但甘肃的叛乱似乎是回民首先发难的，马化龙的新教教徒则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1862年10月，某些回民领袖就传话，说清朝即将大肆屠杀回民，所以他们组织起来包围了灵州这个位于马化龙基地金积堡以北四十余英里的大城市。与此同时，回民在甘肃东南部攻打了固原，这是横跨一条交通要道的战略冲要城市。驻兰州的总督恩麟发现只有和为上，别无他法。在他的建议下，1863年1月北京为甘肃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对回民的不歧视原则。但是甘肃与陕西一样，回汉双方地方队伍都倍蓰增加，冲突与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内除省城和其他少数几个城市外，全甘肃省几乎都被回民部队占领。
马化龙的军事—宗教网络以四个地区为基地：金积堡本身；青海东部的西宁，这里有许多撒拉族皈依新教；以及甘肃南部的两块地方——河州（靠近青海）和秦安（距陕西不远，在新教中心张家川附近）。[41]宁夏道一位能干的汉族道台侯云登纠合了足够的绿营兵和八旗军以及团练，保卫灵州达一年之久。但在1863年12月，马化龙的军队在他的儿子和另外几位新教的信徒率领下，不仅攻占了灵州（据说有10万汉民在这里被屠杀），而且攻占了宁夏府的各汉城和满城。马化龙这时显然已用汉人的称号，自称为统领宁夏府和两河诸地的“大总戎”；这个“两河”指黄河和（它的）一条主要支流。[42]马化龙有了这样的权威，就能任命管区下的府县官员，而对于日益增多的徒众来说他却是一位圣人，同真主有特殊联系，能行诸般奇迹。
当然，甘肃也有许多叛乱首领并不信奉新教。1862—1866年间活跃在甘肃而其名字见于历史著作[43]中的七十多个回民头目中，有20个人被认为是马化龙的党羽。这20人中包括了伊斯兰新教传教士和许多绿营兵的中级军官。余下的人（包括最近从陕西来的11位首领）中，有些已与马化龙结盟，或者从他那里接受接济。比起云南的造反者来说，陕甘的回民领袖中很少有马如龙那样死心塌地的变节分子。回民投降者通常被证明是诡计多端的人。1864年年中，随多隆阿来到陕西的湘军军官雷正绾正转战于甘肃，他攻克了固原和平凉，因而使得渭河和甘肃中、西部之间的政府驿道被重新打开。一位陕西的叛乱回民和阿訇赫明堂投降了雷正绾，但在9月当陕西回民重新包围固原时，赫明堂做内应打开了城门，使他的教友赢得了胜利（而且连带地赶跑了已经投降雷正绾的一支甘回人马）。一份现存的回民材料叙述说，赫明堂在每次战役前都要朗诵经文并大声祈祷说：“我们托靠主，我们一面保守教门，一面打仗，一总是真主襄助。”[44]1865年2月固原再度落入清军之手，但陕西叛乱分子在赫明堂的领导下于10月又夺回了它；还夺回了靠近陕西的东南诸城市。
由于得不到一位死心塌地而有势力的变节者的帮助，清朝官员只好使用安排“投降者”的办法，这实际上是把领土交到叛军手里。最显著的事例是马化龙本人。1864—1865年，北京命令它的两位最好的满族将领去攻击马化龙在甘肃和宁夏交界地带的基地。这两位将领一为都兴阿，主要负责甘肃的军事；一为穆图善，原是多隆阿属下的一名骑兵军官，现为宁夏将军。对宁夏府两个城市的围攻长达一年之久，但并不顺利，穆图善也赞成接受马化龙的副官所提出的和平建议。都兴阿非常反对这个计划，所以只是在他调任为沈阳将军后，穆图善才贯彻了他的接纳马化龙的方针。马化龙移交给清军26门大炮，1000多支洋枪，1万多件刀枪。作为报偿，穆图善奏请除去马化龙的叛民名籍，他说：“马化龙很受甘省回民之信任。如果派他去各地劝说回民……即可不战而使诸地闻风归顺。”[45]1866年5月一道上谕批准了马化龙的投降，而他本人甚至改了一个保皇派的名字——马朝清。可是，他继续巩固和扩大他的影响，而用不着担心清军对他的攻击了。与此同时，清朝在甘肃的有效统治正在瓦解。回民叛乱蔓延到了黄河以西甘肃省那个状如锅柄的地带。1865年2月，凉州（今武威）一名绿营兵回族军官粉碎了一次叛乱而控制了该城，3月份玉门又发生了回民叛乱，它马上又波及到更西北的安西。甘肃回民曾于4月暂时占领了战略要地肃州，在12月份又占领得更久一些。有些回民又返回陕西，使该省再次出现危险。新疆早在1863年就已受到陕甘事变的影响，现在也处于内（因内部几个地区有好多叛乱）外（即清帝国有来自外部的入侵）交困的痛苦之中。
新疆
中国回民举事的消息在新疆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其多样化的程度犹如该地区的人种和语言那样复杂，也如它的地理和历史传统被割裂分割的状态那样互不相关。那里的清政府有许多弱点，而且直到1860年为止，清王朝在反对阿法其和卓及其操突厥语的追随者的定期圣战中只是勉强维持住了六城地区的秩序（见上卷第二、八章）。汉人到新疆的移民越来越多，但这种发展也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在操突厥语的居民看来，中国的移民——不管是不是回民——只构成了少数民族，而且也往往会变成反对新疆的清朝统治者的颠覆分子。在清帝国的这一极西北领土上，中国人和非中国人也都面临着俄国在中亚贸易和政治中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因素而出现的事实。与此同时，通过帕米尔和喀喇昆仑的新山隘正在努力勘探之中，因此新疆被英属印度认为过于靠近它的北部边境了。[46]
中国本部回民叛乱的消息可能早在1863年3月就激起了伊犁地区的一次回民骚动，但清军还能够很快把它镇压了下去。那一年的5月，回民和汉民在新疆东北的奇台爆发了战斗，那里的汉族农民和商人人数众多，而且那里鼓励新移民的清朝当局对回民的课税采取了高压的手段。6月份，六城地区北部的库车爆发了另一场叛乱，其领袖是与玛赫杜姆家族非亲非故的热西丁和卓。这场叛乱东边远及喀喇沙尔，西边到达了喀什噶尔。热西丁和卓在阿克苏建都，称为突厥斯坦王。但在7月份，热西丁家族未赢得叶尔羌的尊敬，一个当地叛乱分子攫取了该城的权力，紧接着，一位柯勒克孜族出身的伯克攻占了喀什噶尔以南仅约30英里的英吉沙尔；在六城南部，一位操突厥语的领袖自立为和田王。
正在这时，在新疆东部作为清朝堡垒的乌鲁木齐，一位从甘肃来的东干族阿訇妥明[47]（据说是马化龙的党羽）在清朝戍军中搞策反工作。妥明效法甘肃回乱的榜样，他博得了乌鲁木齐绿营兵参将索焕章的效忠。索焕章的队伍曾经打过与奇台回民发生械斗的汉族移民武装团队。索焕章在1864年7月发动一次兵变，杀死了满族将军并控制了乌鲁木齐汉城。妥明号为清真王，而以索焕章为大元帅。妥明的部队攻占了沿玛纳斯河的几座城市，在10月，乌鲁木齐的满城也投降了。新疆的东干人既不见信于清朝，也不见信于突厥人，他们的反应是在库尔喀喇乌苏与吐鲁番同时起事。12月，妥明的一位将军攻占了吐鲁番城。
1864年11月，统率整个新疆的满洲将军驻地伊犁也发生了暴乱。塔兰奇人迈兹木汗曾当过阿奇木伯克，他领导的叛乱分子（多数是操突厥语的人，也包括一些察哈尔人）包围了伊犁的两个主要城市，即惠宁和惠远。伊犁戍军统领明谊在塔尔巴哈台与俄国人签订了边境条约，他刚从那里回来。他与伊犁将军明绪一起向俄国的西伯利亚总督求援。[48]他们准备长期被围，因此他们甚至把要求通过总理衙门转交给俄国驻北京的公使；但一切努力等于白费。清军英勇地守卫了这两个城市达18个月之久后，终于在1866年3月被压倒。塔尔巴哈台也在同年4月宣告失陷，它是在由一位阿訇率领并得到哈萨克人帮助的当地回民的围困之后失守的。因此，新疆只有巴里坤—哈密地区尚在清朝手中，但就是这个地区也受到了回民的侵扰。
与此同时，在新疆南部，张格尔的圣战（见上卷第八章）似乎也已在搬演，但这只造成了一位也许是虔敬的、但手法很高明的篡夺者的崛起。满人早在1864年年中就已失去了对喀什噶尔的控制权，但有另外两支人马在争夺这个城市。其中一支人马的头头是柯勒克孜人头目西迪克伯克，他为了争夺控制喀什噶尔的权力，在1865年初访问过浩罕以吁请援助。但结果并不是浩罕的直接干预，而是张格尔的一个儿子——布素鲁汗——的卷土重来。他只带了约60个人，由曾在浩罕军队中服过役的一位将军阿古柏（约1820—1877年）率领。尽管这支部队人马不多，但喀什噶尔地区有大批人纠集在布素鲁汗的麾下，因为大多数人仍然自认为是阿法其的圣裔。布素鲁汗不久就强大起来，足以消灭企图在喀什噶尔建立控制的另外两支敌对人马。后来，当阿克苏的热西丁和卓与叶尔羌的一位新统治者攻打这座城池时，这两人都被阿古柏伯克组织的军队打败。在阿古柏于4月份移兵去附近的英吉沙尔并且打败了一支孤立的满洲部队之前，布素鲁汗不失时机地登上了汗位。
碰巧阿古柏不仅是一位干练的将领，而且是擅长弄权和用宗教来支持权术的一位大师，而这二者在伊斯兰突厥斯坦是密不可分的。布素鲁汗马上感到有这样一位野心勃勃的将军在身边是很不安全的，因而想方设法要搞掉他。但是，阿古柏那时却与那位虔诚地看守阿法其陵墓的谢赫很友好，所以后者拒绝和卓想把阿古柏革出教门的要求。这位富于心计的将军现在迫使和卓移居英吉沙尔，使和卓在那里实际做了18个月的囚犯。1867年，和卓被迫（或者被说服）离开六城，表面上是去麦加旅行。阿古柏攫取了喀什噶尔的权力，称号为巴达吾来特（洪福之王）。同时他宣称，他已下定决心要对妥明领导下的东干人发动宗教战争；因为东干人虽然也是逊尼派（正统的穆斯林），但他们据认为是沙菲伊法学派，而不是喀什噶尔地方宗教当局所信奉的哈纳菲派。[49]由于妥明的王国已把它的势力从吐鲁番向西扩张，所以阿古柏有理由去征服和阗的统治者麻夫提哈比布拉以及阿克苏和库车的统治者热西丁和卓，以便在1867—1868年大力巩固喀什噶尔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因为这两个统治者曾征召东干人加入他们的军队，并且在其他城市欢迎过东干人的援助。阿古柏也让布哈拉的艾米尔封他以宗教的称号：阿塔拉克哈吉（护法神）。他因此拥有合法的身份；在他所统治的城市中他着手严格地解释伊斯兰法律以加强这种地位。他还创办了许多附有捐赠土地的新的经文学校。
阿古柏可能是一位真正虔诚的武士，因为他敢于到东突厥斯坦去攻击东干人控制的城市，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他是这样的人。看来他在1869年只在库尔勒得手。但到了1870年底，他接连攻占了喀喇沙尔、吐鲁番和乌鲁木齐本城。在这最后一次武功中他曾得到一位非回民徐学功的帮助，后者是新疆东部汉族移民的一位“团头”。借助于徐学功和妥明的心怀不满的过去支持者，阿古柏的部队才在12月夺取了乌鲁木齐。妥明投降了，并逃往马纳斯河，最后病死在那里。可是，阿古柏的胜利是付出了很高代价的。据一条材料记载，他的远征队伍在1867年有2万人，经过新疆东部之战后只剩下了半数。[50]但是，这次远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871年6月，俄国军队冲过边境占领了伊犁，从而阻止了阿古柏可能征服西准噶尔的任何计划。
俄国侵占伊犁一事，要从更大的方面来看。因为它表明，新疆不再像张格尔时代那样只是中亚的一部分了。新疆现在已处于清、俄、英三个帝国相交的三岔路口上。特别是中、俄两国因有自己的利害关系而对新疆的前途非常关注，而当时俄国正力求得到保证，阿古柏的伊斯兰教热情不会使他去支持俄国正在逐一加以控制的其他突厥斯坦国家。在阿古柏取得权力的时候，浩罕、布哈拉和基发都在为独立作最后的挣扎。俄国在1865年拿下了塔什干，1868年拿下了属于布哈拉艾米尔国的撒马尔罕。这一并吞趋势还在发展之中：基发最后于1873年降服，浩罕城也在三年之后变成了俄国城市。与此同时，英国人虽然跟新疆的贸易依然很少，但也有其他理由使它对俄国人的用心感到不安。造成英国人忧虑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俄国人也同样确实不知道——通过喀喇昆仑山脉的大规模军事调动是不可能的。但英国人对印度兵变记忆犹新，他们更担心因俄国人的煽风点火——通过本地代理人去接近克什米尔与阿富汗之间心怀不满的边境诸部族——而使印度的局势可能不稳。英国希望新疆不要落入俄国人之手，而宁愿它成为对付俄罗斯帝国的缓冲地带。[51]
阿古柏也很警惕他的处境的危殆，但他对他本人和对突厥斯坦其他穆斯林邦所能做的事是有限的。他早在1868年就派遣了使节去印度和俄国讨论贸易的前景，并且吁请承认他的国家。1872年俄国军队已驻在伊犁，他认为有必要同俄国官员签订一项不给予外交承认的商务协定。俄国贸易就在所规定的值百抽二点五的低进口税率下繁荣了起来，这时阿古柏却表示不满，把行为不轨的俄国商人收监，并断然没收了他们的货物。为了防备万一，他开始努力争取英国和中亚以外诸伊斯兰国家的援助。
阿古柏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已与奥斯曼苏丹国有接触，但直到1873年土耳其帝国政府才公开承认他的王国。他被封为艾米尔，也就在那一年苏丹—哈里发给他送来了一份礼品，计3000支来复枪、30门大炮和三名土耳其军事教官。与此同时，探险者纷纷来到喀什噶尔，1868年有R.B.肖的到来，1870年有福赛思等人的到来，这些访问引起了英国人对阿古柏国家的热情。福赛思在1873年再次被派来喀什噶尔，他送给了阿古柏几千支英属印度兵工厂制造的旧式滑膛枪。1874年初，他同艾米尔签署了一项商约，并且对这个新兴的喀什噶尔国家给予了外交承认。在伦敦，亨利·罗林森爵士在1875年新版的《英国与俄国在东方》一书中写道：英国“要在奥克苏斯以北挑起大规模的反俄的穆罕默德（原文如此）运动”，比俄国挑动印度的穆斯林会容易一些。[52]但亨利爵士的建议未能付诸实施。不是俄国，而是中国粉碎了阿古柏的王国。
清朝在陕西和甘肃的胜利
在清帝国军队能够开进新疆以前，他们必须先打败陕西和甘肃的回民。1867年当阿古柏伯克在新疆建立他的汗国的时候，左宗棠还在征募新湘军（楚军），在为打败中国本部的东干人而筹措军费和安排交通运输事项。陕甘之役花了他差不多七年时间（1867—1873年），而他的部队参加新疆的实际战斗只不过用了两年时间（1876—1877年）——不算漫长的准备时间在内。
左宗棠在1867年7月到达陕西以后，他又不得不为了捻军之战而离开陕西十个月。在此期间，左宗棠的助手刘典作为钦命陕甘军务大臣，已清除了从甘肃折返的陕西南部回民叛乱分子。陕西回民现在在董志原筑垒自固，此地是甘肃东南部的一片肥沃平原，他们的“十八大营”从这里继续派人马四出侵扰。与此同时，在它的北边一些地方，新教领袖马化龙自从1866年投降清朝以来，已把金积堡建设成为经济和军事基地。马化龙的徒众包括长期在甘肃和内蒙包头之间做买卖的回民商人，他们做买卖时使用商队驿道以及向东航行到河套的皮筏。马化龙本人拥有两家字号，而且在他的许多徒众的企业中有投资。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他能够控制蒙古和甘肃南部之间的整个贸易。[53]可是，他的兴趣是在宗教和军事方面。他甚至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购买军火，并且把它们送到甘肃的其他一些新教中心去。马化龙也同董志原的陕西回民做生意，他卖出马匹和军火，购进粮食。当左宗棠1868年11月返回陕西任所时，他相信马化龙不仅与新疆有联系，而且对“大漠南北”的蒙古也有打算。[54]
左宗棠在甘肃的进攻准备已接近于完成。他的一些老军官已经从湖南给他征募了一支新部队，总数约5.5万人。此外，曾国藩已在1867年把他唯一的一支尚未解散的湘军队伍约1万人调来陕西，由他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刘松山率领。清帝还调拨了另外一些军队供左宗棠指挥：即黄鼎统率的川军1万人，郭宝昌统率的皖军7000人，张曜统率的豫军6500人。这些军队都有对太平军和捻军的实战经验，其中有7500名骑兵，他们加强了左宗棠自己搞到的5000匹马。[55]可是除了聘用吉林省的满洲军官来训练他的骑兵以外，左宗棠似乎很少注意操练他的部队。他很欣赏刘松山的部队擅长队形操练和精于射击。但左宗棠根据自己在太平军叛乱时期的经验，深信取胜的两个要素是士兵的勇敢和充足的给养。他只是在叛乱的后期在他的军队中一度试行过西洋操法，但他觉得喊口令不能用于士兵的大队形。左宗棠虽然用西洋火器装备了他的军队，不知何故他却认为，练习打靶10天，一天两次，就完全可以送部队去打仗了。[56]幸运的是，在他即将在甘肃展开的攻势中，他所进行的战争也恰恰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虽然地形比较险要，但主要仍是进攻栅寨和城池——这与对太平军的作战毫无二致。可是，左宗棠很珍视攻城大炮，他有几位老军官曾学过如何使用它们。
左宗棠也得到了要解决他的财政和后勤问题的保证。在饱受战祸的陕西和甘肃两省，食品匮乏，物价腾贵。左宗棠定下了一条规矩：必须有三个月的粮饷在手，他的部队才能打大仗。[57]不仅军火，甚至大量粮食也得从其他省份运入陕西和甘肃。左宗棠为了筹措给养，明确地要求北京同意从古以来历代王朝所通用的一个惯例：即以东南之资源，供西北之军需。1867年，清帝要求东南沿海五省对“西征饷项”每年助银324万两。这款项在清代财政上称为“协饷”，但只实行于这些省份已经征足北京或其他省份需要的各种捐助饷额之后。[58]左宗棠早在1867年就谋划促使各该省提出满足其军事需要的定额。他要求清帝并得到清帝批准他从外国商号得到一次总付的贷款安排；这笔贷款由通商口岸各税务司担保，并经各该省巡抚加盖印信批准，限期由各该省还款给外商。1867年5月，左宗棠驻上海的代理人胡光墉（约1825—1885年）就以这种方式获得了120万两的洋商贷款。但是，在同年12月当左宗棠要求在同样安排下再次借贷外债200万两时，清廷反对胡光墉所开出的高利息，而只批准了此借款的半数。四个口岸的税务司奉命借给左宗棠要求的余下的100万两，不付利息。[59]因此，左宗棠暂时不得再向外商谋取另外的借款了。但是为了应付他的需要，清廷立即筹措了每年总数达624万两的“西征饷项”，增摊了原来五省承担的定额，还要求另外两省也予以捐助。其中大多数省份并未迅速解足它们的饷额。但是，左宗棠确从这些省份平均每年收到了400万两（从左宗棠最初于1866年9月被任命来陕甘就职起到1874年2月止）。[60]
1867年，甚至在他抵达陕西以前，左宗棠就已在上海和汉口设立了两个局，承办军需。在西安他建立了一个衙署向各战区分配给养，设立了另一个衙署以保持与其他省份的通讯联系。在上海弄到的军火是用外国人的汽轮运往汉口，再用帆船把它们和其他给养溯汉水运往陕西边境，然后经陆路运往西安。在四川购买的大米则用木船沿嘉陵江而上送往陕西的兵站。供应给陕北山区部队的粮食则来自山西或内蒙古的归化。给陕北和宁夏的军火是经由天津首先运到归化的。左宗棠不想使他的运输系统成为沿路地方当局的负担。他的代理人和护航队押送着每一起货物，而每一个搬运工或车夫都应该是车资照付的。一旦进入陕西境内，县长们就准备足够的夫役车辆逐县拨运。县长所付的这些费用将予以清偿。[61]这一整套供应系统充分显示了左宗棠的组织才能，而它也一定运转得相当不错，因为甘肃的战事确确实实进行下去了。
左宗棠早些时候曾宣布他对回民战争的一条原则。他将乐于接受一个叛乱首领的投诚，只要他是真正的投诚，即投诚者应交出武器、马匹和粮食，另外，还要接受左宗棠关于重新安置他本人及其追随者的计划。左宗棠把朝廷三令五申的旨意广为晓谕，即只问其为良或逆，不问其为汉与回。但左宗棠还有一条原则：决不姑宽新教的任何积极的追随者，因为他把新教比做企图搞颠覆的白莲教异端。[62]在种族战争、官军的暴行和饥馑后的疾疫流行使得汉人与回民大批被仇杀的省份里，左宗棠对东干人的战争是一场在儒将和阿訇_军阀之间所进行的严酷的意志较量。左宗棠不久就发现，他的勇营并非总是忠诚可靠的。他几乎没能保持他们的士气。士气之提高仅仅是由于：左宗棠提供了充足的给养；允许掳掠被攻破的富庶的回民据点；此外，整个军队还意识到，左宗棠的精锐勇营所用的欧洲来复枪和攻城大炮最终会有杀敌致果之效。
从陕西往西开拔时，左宗棠有两大目标，即金积堡附近的马化龙据点以及位于甘肃东南董志原的陕西回民的农村基地。要在后一个地方取得胜利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陕西回民的18大营既无统一领导中心，又无可资防守的据点；在他们的4500平方英里的富饶土地附近的少数大城市又已被甘肃回民盘踞，而且甘回并不总是援助他们的陕回教胞的。1869年2月中旬到4月初，左宗棠的部队横扫了董志原，据说斩杀两万余人。大股大股的陕回现在四散逃遁。有几位首领暂时往北占领了靠近金积堡的一些市镇。马化龙收编了其中的几个人及其部队。他给其余一些人赠送了骆驼，劝说他们另投他处。[63]陕西的一股回民越过黄河，进入宁夏。他们到达了阿拉善旗蒙古王公领地，洗劫了他的村庄和祖茔，使得北京匆匆忙忙从内蒙其他地点调兵来此。[64]可是，大部分陕西首领则带着各自的人马滞留甘肃，主要聚集在兰州东北和西南诸市镇，或者聚集在这些市镇的附近。
虽然攻占董志原比较容易，但是，征服甘肃回民自己的据点则困难得多。左宗棠在攻打甘肃地区四个主要叛乱中心（金积堡、河州、西宁及肃州）所遇到的复杂问题，从金积堡战役的历史中即可看出；它的作战计划是1868年后期制定的。[65]三支主力部队计划联合进攻。自直隶捻军之战前线返回甘肃的刘松山预定从河南横穿陕北，从东面进逼金积堡；在山西保卫包头地区的张曜的豫军应穿越内蒙，沿黄河西岸南下；左宗棠的其他部队预计占领甘肃的平凉和固原，从南直趋金积堡。但是，只是在左宗棠自己的部队经历了危机和挫折之后，这一作战方案才最后得以贯彻。
最严重的危机是内部危机，因为从1869年3月到4月，即正当董志原之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左宗棠所部的最精锐部队中发生了两次惊人的哗变。3月后期当刘松山已横穿陕北而抵达甘肃宁夏边境时，绥德（在延安东北约七十五英里）发生了一次兵变，刘松山原在这里留下了4500名士兵守卫着供应站。包括后来承认是哥老会会员在内的几百名士兵抢劫了粮站，并占据了绥德城。叛兵中有多达四名哨官在内，据说也都是哥老会会员。[66]刘松山本人于4月初赶回绥德后，兵变迅即被平定，但显然与绥德兵变并无牵连的另一次兵变同时又在陕西中部、西安以北八十英里的宜君爆发，杀死了一位统领。这一次的几百名叛兵中也有哥老会的会员。参加者中的四名哨官和一名营官据说也是哥老会的成员。可是，叛兵被忠于左宗棠的部队抓起来了。左宗棠亲自处死了五名为首分子。他认为哥老会起源于四川和贵州，是通过投诚的太平军（他们都是川、贵两省的土著），或者通过其他省份的“散勇”（他们来到陕西是为了搞投机冒险活动）而使湘军受到影响的。他希望这些枭蝮鬼蜮之辈在他的部队中只是极少数。[67]可是，哥老会作为进行合法和非法活动的地下互助组织，却长期存留在左宗棠的部队之中。
进攻金积堡之役被兵变及其善后问题所中断，直到8月中旬才恢复。从陕北进军的刘松山在9月初抵达灵州附近。经与左宗棠的兵力进行对比，马化龙对自己的力量可能不抱幻想了。他投书给左宗棠想谈判和平，但他的倡议被严予拒绝。[68]在11月，灵州被刘松山攻克；左宗棠部署在南边的部队已攻下了固原等城市，继续向北挺进。可是，抵抗也越来越厉害，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马化龙的甘肃新教徒——包括一度占有董志原的陕西回民在内——参加了战争。左宗棠不久就要面临一位景慕他的传记作者所称述的“他整个事业中最大的一场灾难”了。[69]
刘松山在从灵州南下途中必须打通数以百计的设防村寨——这些村寨都三面环山，西濒黄河。拥有火器的村寨防守者们又都是马化龙最坚定的信徒。刘松山不得不缓缓前进，但他在1870年2月14日死于炮火之中。[70]虽然他的能干的侄儿和前参谋军官刘锦棠（1844—1894年）设法保住了他的部队而未使之四散，但部队的前进停顿了下来。刚巧就在这个时刻，马化龙发动的一次战线辽阔的攻势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马化龙使用了他曾经窝藏或帮助过的陕回，已于1月初在陕西的几个部分发动了骑兵突袭。在刘松山战死之前几天，陕西的东干人陈霖切断了刘松山在陕北的供应线。另一陕回马正纲现在也率领他的骑兵驰抵渭河流域。[71]2月15日他通过西安以东，渡过渭河，回到了东干人八年前发动叛乱的老地方。
在甘肃，在金积堡南边，已进抵距金积堡不足50英里之处的左宗棠部队，也在刘松山战殁之前两天吃了败仗。败仗又变成了溃退，清军不得不撤退到固原。这一连串挫折使得北京感到愕然，所以在3月降旨命李鸿章从湖北率领其有名的精兵赴陕，接管该省的战争事宜。[72]
可是，左宗棠的军事态势还可以侥幸地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尽管事实上他需要远离供应地作战，尽管他的军事体系有许多弱点，但幸亏有他的运筹帷幄和北京的支持，使他在甘肃所得到的资源足与马化龙的资源相匹敌。突破左宗棠警戒线而返回陕西的东干人总数似不足4000人，他们被左宗棠派回陕西的骑兵及该省的其他部队所遏阻。[73]刘松山的死是一大打击，但只要将帅之间和官兵之间的融洽关系还未受到损害，勇营体系——尽管它有不公正和贪污受贿现象——的团结还仍然保持着。幸运的是，刘锦棠得心应手地接了他叔父的班。左宗棠马上任命刘锦棠为“老湘军”的统领，而且在1870年3月得到恩准，这又增加了这位年轻将官的声望。他的陕北供应线仍被切断而不通，但军粮问题因有了用木筏沿黄河而下运到吴忠堡的粮食而得到了解决。这条路是由张曜打通的。[74]
早在3月10日，刘锦棠就再次迫近了金积堡。与此同时，甘肃东南的左宗棠部队在有骑兵作战经验的川军将领徐占彪的率领下，甚至在李鸿章于6月份到达陕西以前（他于下月有新任务去直隶省），就已返回到金积堡周围。到了9月份，已有几支清军包围了马化龙的据点，与刘锦棠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刘锦棠此后取得保证，可以从左宗棠在甘肃的总部获得粮食和军火。
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终于弄得马化龙的基地粮秣告尽。到1870年9月，在金积堡周围500来个碉堡中刘锦棠荡平到只剩下一二十个了。克虏伯的攻城炮从上海运到甘肃给刘锦棠，还送来一个给曾国藩当过炮手的军官。炮弹没有能够炸开金积堡的厚厚的城墙（据说有35英尺厚），但刘锦棠在10月份建造了一座高高的大炮阵地，居高临下，飞过城墙直接打入城内。[75]金积堡的居民死亡相继，只靠草根和死人的尸骸充饥。马化龙终于在1月份向刘锦棠缴械投诚；他交出的武器包括46门大炮、293门土炮、1030支猎枪，以及180支洋枪。左宗棠暂缓处决马化龙，命令他劝说其他地方的甘肃回民也投降。可是，没有一个重要的首领出来降顺；当严密隐藏在金积堡的1200多支洋枪被清军查出来后，左宗棠下令处决了马化龙及其成年男性亲属。马化龙的大约800名参谋和军官及1000名士兵被屠杀。幸存下来总数达1.4万名的壮健居民（包括多达11万名的陕西回民）被迁往平凉附近。那些衣食无着的2万名妇孺老人则被送往甘肃南部的难民营。清兵获准尽量搜括财物。1869年已投降刘松山的那些汉族血统的陕北劫掠者，则被鼓励携带家口迁居金积堡，使它变成一个汉民城市。[76]
马化龙死后，左宗棠相信，再也没有其他东干人领袖能够把出身各异的回民叛乱者纠集起来组成一个大运动了。可是，在甘肃省的几个地方和毗邻的青海省还存在着一些强大的叛乱中心。正在这时，北京又因内外蒙古传来的消息而深为困扰。7月份，几百名来自甘肃的回民骑兵侵袭了多伦附近的内蒙古。与此同时，一支更大的回民部队（他们发端于甘肃走廊，在前一年曾抢掠和焚烧乌里雅苏台）穿过沙漠，于10月初来到了距库伦仅几天路程的部落领地上。蒙古族军队和满洲军队穿越草原来保卫多伦和库伦。甚至直隶省的绿营练军也奉旨被调到库伦。这两股回民队伍似是在1871年11月——即在俄国占领伊犁后四个月——被击溃的。[77]
左宗棠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清除甘肃余下的叛乱中心。他利用对马化龙取得的胜利，散发通告禁止新教，但允许宽赦被新教煽动而误入歧途的人，可是他又暗示，赦罪范围不包括哈里发和毛拉们。清帝批准的这一为甘肃省辖区所奉行的政策，[78]在1871年9月开始的河州之役颇具实效。清军缓缓推进，于11月进到距河州30英里的范围内，但在1872年2月被控制着该城的一位旧教回民叛乱头目马占鳌所逐回。左宗棠的部队在一条宽阔河流的岸上的一个设防市镇遭到惨败，虽则他已经使用了新式来复枪。可是，马占鳌即使有此胜利，他仍然决定谈判和平，以便尽可能利用眼看最后会是没有希望的形势。他告诉他的徒众，在备受战祸蹂躏的甘肃，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不惟汉族仇怨日深，回族亦无立足之地”。因此，胜利后的投降要比失败后的投降好一些。[79]他准备向左宗棠移交4000匹马和“一万多件火器和刀矛”，但取得了左宗棠提出这样的保证：河州的回民是多数民族，应继续在那里居住，汉民则要一次迁出。到了6月份，河洲的汉民和大约二千名陕回，已被安置到了别处。马占鳌及其他从前的叛乱领袖们最后被吸收进了一个绿营军官所统率的地方戍军中去，左宗棠的部队则在附近各城市监视着他们。[80]
1872年8月，左宗棠移节于兰州的总督官署内。鉴于俄国侵占伊犁，他已于1871年12月派一支部队去肃州，此地是离甘肃通往新疆的咽喉部位不远的战略要冲城市。在徐占彪的率领下，这支6500人的部队（包括骑兵在内）到了1872年夏季已能在叛兵占据的肃州附近建立巩固的据点。但左宗棠首先集中注意的是兰州西北120英里的西宁，这特别是因为它在1872年被陕回首领所控制，其中包括白彦虎在内；白彦虎曾经是马化龙的党羽，现在拥有一万余名久经战斗的回民战士。刘锦棠于8月承担了攻击西宁的任务。刘锦棠花了三个月时间才得以突入西宁险要而又防守严密的地带，但最后他终于取得优势。他歼灭了1万名回民党徒，但白彦虎却漏网而逃。捍卫新教的西宁“回民绅士领袖”马桂源在青海撒拉族的领地上被清军追捕到手。[81]
左宗棠在这整个时期实际上一直在准备对肃州进行决定性的攻击。许多东干族首领云集在肃州，集合在新教统领马文禄（本来出身于西宁）的麾下。为了增援徐占彪的部队，左宗棠在1872年12月从他自己的湘军中派去3000人；在左宗棠的请求下宋庆和张曜两支豫军也奉旨前来会战。新近被任命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的金顺也参加了战斗。左宗棠忙于安排财政和给养，包括在兰州建立一座不大的兵工厂，并命一位有些军械知识的干练的陆军军官、广东人赖长开始为德国攻城炮加造炮弹。[82]左宗棠虽因组织战争，不得分心，但良心和政策仍促使他要为“回民良民”的生活作出安排，以达到消除种族冲突的根源的目的。这时只有两万陕回难民留在甘肃。他们不能回家，因为即令是这一小批人也不受陕西的欢迎。左宗棠保证将平凉及其南方两个城市附近的农村地区的土地拨给他们，并与汉人社会隔绝开来。必须从某些城市赶出的甘肃回民则被迁往兰州附近同样指定的地区。以下规定必须被严格执行：居民用保甲制度组织起来，十户的头头由官方选派；准许贸易，但任何人想要进城都必须持有县长的许可证，凡是想去外省的人则必须向道台申请护照；不许举行新教仪式。这些被隔离的移民都分得可以灌溉的土地，每一家地亩的多少依其人口的数量而定，并供给农具和种子。凡不能工作或找到家庭的难民，可继续接受救济。[83]
同时由于宋庆的3000步兵和500马兵在1873年年中到达，肃州的包围得以完成。在六位统领统带下的整个清军迅即数逾1.5万名。9月中旬，左宗棠本人亲临前线，随身带了兵工厂经理——也是大炮专家——赖长。克虏伯大炮现在轰击着厚厚的城墙，炮火还得到埋在城墙下爆炸的地雷的助威。10月24日清兵入城，马文禄投降。左宗棠上奏说，5400名土著回民和1573名从外地到肃州来的回民于11月12日被处决。他向他的西安总部的军需提出了他的计划：肃州回民中的老人、青年和妇女将和甘肃走廊其他两个主要城市幸存下来的回民一起，在甘肃南部得到安置。“自此，关内甘凉肃三郡可无遗种，而关内外可免勾结之患。”左宗棠又写道：“数十年征伐之事以此役（攻克肃州）为最妥善；次日各军因争贼赃，乱我章法。”[84]
收复新疆
在清除了甘肃的叛乱回民之后，左宗棠期望前往新疆去抗御阿古柏和俄国人。早在1874年2月他经上谕批准后，便要求张曜进军哈密，着手在那里举办屯田。[85]但是，左宗棠本人要到一年多时间以后——即1875年5月——才受命指挥向新疆进军的事宜，他的由刘锦棠率领的主力部队也要到1876年4月才从肃州出发开往新疆。由于北京作出了政治决策和授权左宗棠能动用巨额款项，这才使得他能够制定出耗资巨万的后勤方案，终于把总数达六万多的人马开进了清属突厥斯坦。左宗棠的远征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向“西域”的大举征伐。他本人把他的武功比隆于汉唐两代。[86]另外，这是一场中国人的种族战争，可比之于清代中叶或唐代的远征。左宗棠为使新疆变成清朝的一个行省并使更多的汉族移民前往定居铺平了道路。但是，尽管他取得了胜利并且俄国人最后撤离了除伊犁一段地带以外的全部地区，但俄国早就在经济上控制新疆了。
由于清朝过去一直把新疆的戍守主要交给八旗兵，所以它在1874年8月任命景廉为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景廉是乌鲁木齐副将，曾收复迤东的奇台。作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只奉命给景廉输送给养。
从当时形势和历史传统来看，收复新疆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任务。因为，蒙古在东干人的刺激下也开始有些不稳。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回民偶尔侵袭蒙古（例如，1872年从肃州来的一支部队侵入了科布多，并焚毁了作为该城骄傲的黄庙）以后，“大股大股的武装蒙古股匪仿效东干人的榜样，也在这里出现了”[87]。如果容忍阿古柏伯克或俄国人占有新疆，骚乱也可能在蒙古蔓延。只是在1874年10月台湾危机（由于五个月以前日本军队在这里登陆而造成）解决以后，才对清朝是否可以避免收复新疆这一代价昂贵的冒险行动的问题，又展开了讨论。李鸿章在12月的一份奏折中建议可以承认阿古柏为清朝的藩属，把计议中收复新疆的大笔开支节省下来，移作海防之用（见第二章）。但满人政治家文祥，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切盼建立清朝的新式海军，可是他还是支持左宗棠的观点，即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新疆战役。文祥争辩说：“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破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文祥还相信，左宗棠的军队在甘肃受过战争考验，因此他们很可能在新疆打胜仗。[88]
地图11 清朝收复新疆（1876—1878年）
一定是这最后一个考虑，才促使清廷把新疆军事托付给左宗棠，但是，远征必要的财力和物力必须予以认真的解决。作为给新疆战事负责运输和供应给养的驻节兰州的总督左宗棠，在1874年后期取得清帝的批准，能够通过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向外国行号举债300万两，举债办法与1867—1868年的安排相似。左宗棠解释说，虽然甘肃战争的最后几年中每年在西征饷项名下得到的协饷曾增加到七百余万两，但事实上他每年只收到500万两，他需要借300万两债来偿还所欠中国商人的债务。现在他正积极筹划新疆战役的后勤事宜，他建议在1876年1月向外商举债1000万两来完成这一准备工作。左宗棠的朋友、曾被左宗棠任命负责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这时是驻南京的总督和经管海防的两员钦差大臣之一，他反对左宗棠的这一建议；可是，清帝仍授权左宗棠向外国方面商借500万两债款，同时命令户部立即支付给他200万两（这笔款子事实上是出自指定作海防用途的专款）。与此同时，清帝命令12个省给左宗棠解送总数达300万两的款项，以凑足他所需要的巨款。1877年终于从汇丰银行借到500万两，分七年偿还，而以广州、福州、上海和汉口的海关收入作抵。[89]在从1875年到新疆战役基本上大功告成的1877年底这三年时间内，左宗棠共收到2670万两，平均每年收到890万两。1878年，清廷批准左宗棠续借350万两，其中半数借自汇丰银行，半数借自中国商人。为了支持打完这场战争，左宗棠又在1878—1881年的四年时间内得到协饷共2560万两，即平均每年640万两。[90]
七年之中总数逾5230万两协饷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得胜利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他的成功也应归功于他的筹划和战略，以及他对复杂的后勤工作的措置得当。左宗棠早就决定他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东准噶尔。东干人在那里很活跃，所以左宗棠希望把阿古柏伯克引出他的基地——六城地区——而与之进行决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左宗棠首先需要使新疆东北部的巴里坤和奇台这两个城市获得充分的供应。为了通过甘肃走廊和这些城市之间的沙漠道路运送粮食和军火，左宗棠曾一次雇用了5000辆大车、2.9万峰骆驼及5500头驴和骡。粮食供应是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张曜所计划的在哈密实施的军垦虽然据说在1875年已开出1.9万亩土地，但并不产粮。甘肃的粮价本来就很高，在那里启运很不合算。左宗棠的经验表明，通过肃州和哈密之间艰难险阻的沙漠、随后又要穿越崎岖不平的山地把粮食运到巴里坤，这意味着沿途要损耗供应量的三分之二。左宗棠发现，为北部新疆获得粮食的一个较经济的办法，是应远到归化或包头以及宁夏的一些地点去购买粮食，然后用骆驼运送，走北路，跨草原，直接运往巴里坤。在1876年极困难的夏季月份，左宗棠的军队就是从这种来源弄到粮食的。[91]
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还应归因于这一事实：他现在增多了对欧洲武器或者中国的仿造武器的使用。他给他的部队分配了欧洲制的来复枪，这种枪他曾贮备了1.5万支。到1876年，新疆清军的装备有连发枪、发射12磅或16磅炮弹的钢炮、克虏伯的撞针枪和一门欧洲大炮（此炮“能致远数里外，自空而下，以打步马队之成团者最妙”）。左宗棠在兰州的兵工厂除了制造枪弹和炮弹（其中有一些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以外，甚至在1875年成功地造出了四支“钢枪管后膛枪”，这是一位俄国官员所亲眼目睹的。左宗棠的有些部队还在使用旧式劈山炮，但他们似乎没有继续使用土炮。[92]
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虽然是由于自己有实力，但也由于对手虚弱之故。乌鲁木齐的东干人在1870年被阿古柏伯克征服之后，也曾在两年后想起来造反。可是，他们被再一次打败了。白彦虎在新疆的传奇中被当作阿訇而为人们所传诵，他于1874年随身带了肃州和敦煌的东干残余来到北疆。他在距乌鲁木齐不远处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但也像新疆的东干人那样，他宣布效忠于阿古柏伯克。[93]这时，阿古柏本人已在使用土耳其教官，用欧洲方法来训练他的军队。按照1876—1877年访问过六城地区的一位俄国军官的估计，他的军队总计达45360人。阿古柏已经在向中亚通商洋行这一新开设的英国商号购买现代武器。他也有一个能生产“击发火器”的兵工厂。可是，他的部队的士气却很低。许多新兵都是非志愿地征调来的。经常有逃兵，甚至在精锐的安集延骑兵中也是如此。六城地区诸绿洲城市的阿奇木是负责征兵的，他们也不时在每年的税赋外被专横地大量征款，所以据说在居民及其头目和官员中都有不满情绪。[94]
甚至俄国人也给清军以帮助。早在1875年，一位俄国官员在拜会驻节兰州的左宗棠时，曾提出愿向左宗棠的北疆部队提供500万斤粮食，价格极其公道。1876年中期，300万斤被发往奇台，这可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帮助，因为那时在当地市场上几乎是粒米不见的。[95]正在此时，左宗棠的部队在刘锦棠和满洲将军金顺的率领下，已在新疆发动了进攻。
在乌鲁木齐迤北一带的市镇上，新疆东干人纠集在一起作最后的挣扎。乌鲁木齐东北15英里的古牧地城墙很厚，它遭到了刘锦棠的德制巨炮的攻击。左宗棠上报说，有6000名回民被杀，215名被俘；只有几个回民——包括白彦虎在内——逃掉。次日，即8月18日，乌鲁木齐不战而弃守。但在玛纳斯，金顺的装备较差的军队所发动的包围在将近两个月中未能得手，直到11月初才将其攻克。他们的城墙被摧毁，几千名东干人于最后撤出城门之后被消灭。[96]
阿古柏伯克在这时带了约1.5万人往东来到吐鲁番。他派了一支部队去协助守卫古牧地和乌鲁木齐，但因到达时间过晚而马上被击败。在肃州总部指挥战事的左宗棠给他的同僚写信说道：“安夷（阿古柏）火器颇精。洋枪洋炮外亦有开花炮，但不如官军之精利，又不善放，一败即不回头耳。”[97]
阿古柏在达坂城建造碉堡，这是控制通往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之间的要隘的北门锁钥。但在4月份当天山山麓积雪融化使军事行动又能进行时，刘锦棠即进攻达坂城，仅仅四天时间就攻占了此地。[98]阿古柏的军队中继续有人开小差，他的那些在诸如阿克苏等绿洲城市的官员，特别是那些在1867年以前曾在清朝统治下当过伯克或阿奇木伯克的人，现在又与清军有所往来，并且为清军效劳。左宗棠从肃州致书给即将离开哈密去进攻吐鲁番的张曜说，优遇南疆居民是一项好政策。“安集延虐使其众，官军抚之以仁。安集延贪取于民，官军矫之以宽大。”左宗棠给刘锦棠写信时指出，要抓获的两个主要敌人只是阿古柏伯克和白彦虎，另外还有其“死党”。左宗棠并不过分挑剔六城本地的居民。在达坂城打了一小仗之后，俄国人报告说，刘锦棠曾经“非常明智地对待他抓到的俘虏……他给予这些人的待遇，可以预期会产生有利于汉人的良好影响”[99]。
阿古柏伯克政权的厄运现在迅速来临。张曜于4月26日进入吐鲁番，同一日刘锦棠也拿下了它西边40英里的托克逊。阿古柏退到了库尔勒，几天以后即在这里死去，死因迄今不明。他的王国马上四分五裂，诸子争立。清军一个接着一个地克复了绿洲市镇。白彦虎至少在两次小仗中出现过，但总是得以逃脱。喀什噶尔在12月被清军收复，阿古柏的长子及白彦虎退入俄国境内。1878年1月，清军已光复全疆，只剩下伊犁尚在俄国人手中。[100]关于这个问题的外交危机自然要求摆出一副军事态势，左宗棠的部队要长期留驻新疆。1880年6月左宗棠本人把总部迁到了哈密，11月他奉旨前往北京商讨和战问题（见第二章）。
早在1877年7月，左宗棠就已奏请应在新疆设行省。甚至在那个时候他就发现有中国的商人、农民和退伍的士兵正在重新迁入东疆，因此他相信，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仅仅处于附庸地位的正式的行省行政组织，就会使这一地区更有秩序，并且可以防止侵略。[101]左宗棠的建议，虽在细节上有所修改，在1884年付诸实行，也就在这一年刘锦棠变成了新疆的第一任巡抚（供职期为1884—1891年）。北京最明确的动机是想节省新疆庞大勇营的维持费用，因为甚至在伊犁危机以后这笔费用也每年高达790万两。改新疆为行省，便可预期把现有的军队减少到3.1人。他们将被编入绿营，由外省调拨协饷供给给养，每年所费拟减至480万两（此数之30%将代新疆转拨给甘肃，以弥补该省为新疆输送军需品等支出的费用）。与此同时，新疆的税收体系也要加以改革，以期该省在财政上最后能达到自给的程度。[102]
在行政组织上，新疆将有一位巡抚驻乌鲁木齐，全省拟划分为26个州县、10个厅、6个府和4个道。1887年完成了地籍调查。从1140万亩可耕地中可征收实物税粮食2000万斤，饲草1390万斤；现金税额仅被定为57952两。旧时代的伯克和阿奇木伯克继续留用，在新制度下当乡约或书吏。他们实际上是税吏，而且“乡约之借势虐民，与昔日之伯克无异也”[103]。这里也开征厘金税，但在1892年即予以取消，因为它一年只不过收入厘金2万两略强一点。根据圣彼得堡条约（1881年），俄国商人在新疆享有“临时的”豁免纳税的身份，因此他们事实上经营着大部分出入新疆的贸易。由于他们免交厘金税，所以要开征厘金，就不过意味着鼓励所有其他商人去与俄国人合伙而已。来之不易的中国的这个新行省，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好，使之足与俄国的影响相抗衡，因为俄国的影响有比阿古柏伯克强大得多的军事实力做后盾。
李鸿章与海防
作为1870—1895年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力主在沿海地区搞好防卫准备工作的主要倡导人。1872—1885年清政府在自强的名义下实施的计划，约有五分之四是经李鸿章之手主办的。[104]其中有一项是北洋海军建设，这是中国几支舰队中最好的一支。李鸿章也是淮军——显然是清帝国最精锐的一支军队——公认的首领，虽然并无正式头衔。可是，他的权力并非占有压倒优势。他不仅要按照列强时刻警惕地捍卫着的条约体系行事，而且还要周旋在北京的和各省官员的复杂派系政治斗争之中，更不要说还要观察那位善变而任性的慈禧太后的脸色了。李鸿章的活动还受到麻烦的财政制度及各级既得利益集团的限制。他在直隶的职位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当左宗棠1881年从新疆回到北京时，醇亲王就显然有意让他接替李鸿章的直隶总督位置。[105]李鸿章必须作妥协才能保持权力，这无疑影响了他的革新计划的质量；但是没有这妥协，也就根本不会有这些计划。
李鸿章之所以对清朝有价值和他之立于朝廷得以安然无恙，自然是得力于他建立的庞大的勇营。到1871年，淮军约达4.5万人，其中13500名驻扎在直隶。按照朝廷的旨意，其余部队分别驻在山西（3000人）、湖北（3500人）、江苏（4500人）及陕西（2万人）。在后来的年代中，李鸿章的部队仍然是主要的保卫力量，不仅在直隶是如此，在其他省份——分别由各该省督抚统带——也是如此。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淮军既战斗在东京，也战斗在台湾；而在1894—1895年与日本发生的冲突中，李鸿章的军队也在各主要战线上作战。[106]
淮军和它的问题
李鸿章1870年到达直隶后不久，他就开始把直隶的各西式训练部队统编到他自己的军事组织中来，希望能更好地使用这些地方力量。他开始从该省约6000名绿营练军办起，想使他们接受已在他的士兵中付诸实行的同样的操练和军事教育。他也分别获得北京的批准，任命淮军统领为该省绿营兵制中的高级军官。崇厚的洋枪洋炮团队被李鸿章接收过来后，也重新加以训练。李鸿章重新给大沽口设防，并在距河口10英里的濒河处建立了一座战略性的城池。他还扩建了天津制造局，为此目的他从天津关税中摊了一部分款子。[107]
李鸿章似乎把淮军的训练交给了直隶的三位统领，其中以周盛传（1833—1985年）最为积极认真。周盛传是一位身经对太平军和对捻军战争的宿将，在19世纪70年代统带着淮军中装备最好的一支劲旅，通常他管辖1万多人。和李鸿章一样，周盛传也极端强调现代武器的重要性。他相当通晓这些武器，所以他一再向李鸿章推荐要购买克虏伯大炮，林明敦式、斯奈德式等现代来复枪，加特林式炮，等等。他给李鸿章的呈文和他给自己部队下达的指示都表明，他所注意的是不仅要弄到和保养好西洋新式武器，而且要系统地训练官兵去使用它们。[108]
周盛传和其他勇营统领不一样的是，他还相信西式教育和操练的优越性。他不仅印发操典，而且经常亲自监督他的军队的操练，他还不断告诫营官和哨官也要参加操练。对优秀神枪手又是发奖金，又是发“功牌”；操演不好者则要受处分。曾在19世纪70年代被李鸿章送往德国受过训的淮军军官之一的查连标，以精通西洋操法而特别受到周盛传的表扬。[109]
虽然周盛传不想在他的部队中雇用西洋教官，但他经常向外国人求教。但是，他对外国人的批评所采取的态度，一般是进行辩护，有时则嗤之以鼻。例如，戈登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在1880年伊犁危机中回到中国时，他就很怀疑戈登的大部分军事建议；他甚至责怪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雇用的一些德国军官不懂得夜战和卧射的优越性。有时，周盛传也分明误解了外国人建议的要点：例如他就曾讥笑过戈登关于游击式运动战法的主张。可是，他指责戈登低估了高级技术的重要性，这又似乎是相当对的。[110]周盛传和李鸿章一样，对应用科学（特别是医药）和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如电报、铁路）有着持续不衰的兴趣。至少用当时的中国标准来看，周盛传所部的各营是第一流的武装力量。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的军队的报道基本上都是一片赞扬之声。[111]但是，周盛传本人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就曾几次指出说：这支军队已在走下坡路；它经过20年的征战之后已耗尽锐气，暮气沉沉。问题不是在装备方面，而是在勇营制度的军官的挑选和提升方面。周盛传抱怨说，有经验的军官缺乏朝气，而新手又缺少知识。尽管周盛传屡屡告诫他的营官和哨官要像士兵那样艰苦地参加操练，但军官们仍拒不上操。他们把这当作丢脸的事。周盛传本人的著作和一些局外的外国人的观察都注意到了这一有决定意义的、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显然是束手无策，坐视莫救。[112]周盛传的军官们想方设法要挤进清朝的官僚阶层，哪怕是挤进绿营的官僚集团也好，可是他们缺乏职业军人的荣誉感。
周盛传军队的主要问题恰恰在于它仍然是勇营。每当德国顾问们建议对勇营的组织进行任何细小的修改，他也几乎总是一成不变地加以反对。虽然周盛传知道法国和德国都实行普遍兵役制，但他认为这办法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对上述建议作出的让步，就是提议勇营兵中每营所拥有的50名长夫应给予机会使之变成士兵。[113]周盛传很赞赏作为淮军特点的家长式统治和人与人之间的精诚团结关系。事实上他也把许多亲戚安插在他的部队中。虽然他本人很欣赏像查连标那样受过外国教育的军官的技术和知识，但周盛传很少推荐他们获得勇营军官垂涎三尺的绿营军阶和官职。显然，周盛传和李鸿章没有这些特殊荐举的客观标准。[114]
在周盛传的部队中有吸鸦片烟、赌博和欺压老百姓等常见的恶习的人比较少，但是他确实仍一有机会就要告诫官兵们应注意道德和军队风纪。[115]淮军训练计划的效率，一定因执行一些有价值的、但非军事性的任务而受到损害。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周盛传的部队经常奉命参加建设工程，参加垦荒、屯田，还参加一些救灾活动。[116]
同时，淮军也继续受北京财政政策变化莫测的影响。李鸿章为反对饷项收入的日益削减而奋斗不息，这在文献上是有充分的记载的。在70年代，整个淮军的岁入平均远远超过300万两，但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每年平均减少到不足250万两。[117]武器价格高昂，迫使李鸿章向士兵（理论上还有军官们）连续支付原定薪饷的四分之三，剩下四分之一作为积欠在退伍时偿清。北京确实向各省施加压力，以促使它们把驻直隶的淮军的军费拨给李鸿章，并使拨款至少保持在削减之后的水平。但是，北京也想法监督淮军的某些具体的支出。淮军要服从户部“造册报销”的规定，而且户部在很长时期以来拒不承认每个营长夫的搬运、燃料和饷项等费用为合法的开支。[118]尽管李鸿章负责清帝国最精锐的军队，他显然仍须指望北京给他的军队以财政支持，因此他必须做出各种妥协。就是在这种局面下，以及在勇营制度本身的基础上，李鸿章努力建设了一支现代化的海军。
建设一支海军
李鸿章关于海军防御的概念是在1874年的政策辩论中具体化的。虽然他仍然觉得海军不像陆军那么重要，但他的建议反映了一种日益关注的心情，即迫切需要保证沿海的安全，包括紧邻满洲和华北的朝鲜的安全在内。一个明显的需要是迅速获得现代化的军舰。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上海和福州两个主要造船厂甚至付出高得不敢问津的代价也建造不出合用的船只。他得到清帝的支持，着手从国外买船。在最初，赫德是他的居间人。1875年4月李鸿章通过赫德向英国订购了四艘炮艇，1877年他又订购了四艘。但是，他开始把赫德看作想控制中国海军计划的竞争者（见上卷第十章）。于是，李鸿章通过别人来买船，而赫德也撇开李鸿章向其他督抚供应订货。他们两人各自出于种种原因，试图总揽武器的购买事宜，但都没有成功。[119]李鸿章从不认为，整个中国海岸只由一支水师负责在政治上是可行的。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反对总理衙门关于设置一位统帅负责沿海和长江诸省防务的建议，尽管他可能是这一职位最有希望的候选人。在尽力解决一个互不协调的陆海军制度的时候，他命里注定要肩负主要的责任。
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驻节天津的李鸿章、驻节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以及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官员们相继而起，买船成风。可以预计，结果是造成了一场混乱。建立起来了四支互不统属的舰队：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各领一支，福州船政局统带一支，驻节广州的总督也统带一支。还有一些旧式水上部队，包括长江水师在内。这些部队的武器、船只和训练，不仅在地区与地区之间迥然不同，甚至在一个号令系统内也各吹各的号。而且，由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尽管赫德有过这样的建议），各省官员经常被狡诈的军火商所愚弄。甚至李鸿章也未能免遭他们的摆布，欧洲和美国来的军火商川流不息地在他的衙门、他的统领们和他的外国顾问们那里进进出出。[120]
李鸿章的财政资源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多。在1875年清帝许诺的每年400万两“海防经费”中，到1877年后期李鸿章只收到总数不足二百万两，因为各省受到另外更大的压力，要它们给左宗棠远征新疆之役提供经费。可是，李鸿章得到了南洋通商大臣——特别是沈葆桢——的合作，还是能够扩充他的舰队。沈葆桢把原来南洋水师订购的四艘英制炮艇让给了李鸿章。在日本于1879年吞并琉球以及伊犁危机期间俄国的海军威胁发生之后，李鸿章在1880—1881年奉旨向德国定造两艘斯特汀式铁甲舰和一艘钢甲巡洋舰。它们的财政来源有下列几个方面：“海防经费”项下的各种拨款；轮船招商局为偿付政府过去债款转来的100万两；皖南盐商捐赠的60万两；以及向专用于外交用途的海关收入所借的“借款”。[121]1881年订购的德国船只直到中法战争以后才运到。与此同时，李鸿章还计划在满洲南端的旅顺口搞一个大型船舶修造厂。旅顺和山东的威海卫将成为他的海军基地。
1882年，清帝国可以号称它拥有约50艘战舰，其中约半数为中国自造。李鸿章直接经管着12艘船——8艘小炮艇，两艘1350吨的巡洋舰（通过赫德向英国阿摩士庄厂定造），以及两艘福州船政局的产品。美国海军准将舒斐尔特（1881年李鸿章显然曾考虑要让他暂管北洋舰队）赞扬了他所视察的英制船只，他说：“每一项现代海战工艺器械都装备到了这些新舰艇上：用水力操纵的具有大口径和高速度的炮，以及机关枪、电灯、鱼雷和鱼雷艇，双螺旋桨引擎，钢制金属撞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的确，这个舰队的材料是完美的，但是很显然，若要使它确实发挥效益，它还需要有一支有文化水平的队伍和一个完善的组织。”[122]
李鸿章不是没有觉察到人事方面的问题。他支持1872年派遣留学生使团去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一部分原因便是寄希望于它可能提供受过西洋训练的陆海军人才。总理衙门在1881年想撤回留美学生，李鸿章对这一意见作了妥协，这部分的是因为，与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相反，安纳波利斯军校和西点军校不接受中国学生受训。1876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制造局添建了一个电动鱼雷厂。也就在这一年，他派了七名淮军军官去德国学习战争技术。但在19世纪70年代，为中国的海军提供军官的最好的来源是福州船政局训练的士官生。虽然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有一个小规模的船上训练计划，但在福州举办的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被认为更加完备。[123]
到了1873年秋天，4名从福州船政局修船科毕业的士官生已取得舰长或大副的资格，另外四名出航服役者也将获得同样的军阶，其他六名可能在次年春天取得资格。一年以后，14名轮机舱科的毕业生被委派到福州造的船上，其他7名合格的工程师则等待分配。李鸿章急于想利用这批由在华洋人训练出来的专业人才。1877年，第一批30名福州学生经李鸿章和沈葆桢的荐举被派到欧洲去深造（见上卷第十章）。1879和1880年回国后，他们都在舰只上或福州船政局获得了重要的职位。有几个人为李鸿章效劳。
1875年以后，福州船政局日趋衰落，这部分是因为现在已没有什么洋员留任。头两任船政大臣沈葆桢和丁日昌卸任后，福州船政局的行政落入了能力较差的人员的手中。不久，它就被批评为软、懒、贪的摊子。行政经费被削减，这表明北京和省级官员都对它减少了兴趣。1881年年中的一道上谕曾引用一份奏折中的大意说，在多年的代价高昂的训练之后，中国海军学生仍然不知道怎样驾驶船只。虽然这些指控往往是保守派或派系斗争所调唆出来的，但从欧洲留学回来的某些福州士官生的才能确未博得信任。李鸿章本人也把他们形容为“文秀有余，威武不足”[124]。
李鸿章现在想法寻找一个更可靠的来源，以便得到用西式方法训练的中国海军军官。1880—1881年，他在天津开办了自己的水师学堂。它的第一任学监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严复，他在格林威治深造过，后因翻译西洋政治思想著作而享有大翻译家的盛名。水师学堂的外国教官包括海关派来的三位官员和一名年轻的美国人阿灵敦。1882年，李鸿章通过赫德招来了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此人曾帮助把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订购的几艘阿摩上庄船只弄回中国。琅威理给李鸿章当了约两年北洋水师总查，但他不直接在天津水师学堂的编制内。作为海军提督丁汝昌（曾任淮军骑兵军官）的副手，琅威理的主要工作是训练李鸿章舰艇上的现役人员。[125]
天津水师学堂在主要课程和学制方面（见上卷第十章）类似于福州船政学堂的英语班。它开设两个科：一为1881年开设的驾驶科，一为1882年开设的轮机科。为了想吸引那些不进学堂就会受科举制度引诱的才智之士，李鸿章在水师学堂的告示中强调指出，中国的新式舰只将给上层家庭出身的青年人提供进入仕途的新机会。在说到福州毕业生的时候，他指出：“那些受人尊敬的家庭出身的子弟……已经学有所成……而且当上了舰长。有些人现已官至二三品，并且被授过了勋章。”[126]这水师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只经过三年学习就毕了业。他们在中法战争中处于戒备状态的舰艇上继续接受训练。虽然北洋舰队几乎没有参加这次冲突，但是由于英国是中立国家，琅威理仍被迫退出中国海军的现役。他的一位临时的继任者德国人式百龄，完全是一个无能之辈。琅威理直到1886年初才又在中国海军中工作。
中法战争及其后果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对中国过去20年间所执行的新式陆海军计划的第一次外部考验。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两年之内的陆上和海上的零星战斗中，中国人在经费、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丢失了对安南（中国人对越南的称呼）传统的宗主权，而且必须让法国人在商业上侵入华南内地诸省（见第二章）。
可是，法国的胜利也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127]在中国于1884年“非正式”宣战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永福的黑旗军有效地在东京困扰法国人，有时设壕作战，有时巧设埋伏以伺机狙击。1884年6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的军官王德榜统率勇营参加作战，在北黎附近经过三天苦战之后打败了法国人。8月初，著名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的军队打退了法国舰队司令礼士卑士对台湾基隆要塞的进攻；10月份，法国人又在淡水遭到严重的挫折。1885年3月23日，中国人在中国—安南边境的镇南关击败了法军，并且在往后的两个星期中接连收复了重镇谅山和安南的其他据点。在某些人看来，当和平谈判迫使双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敌对行动时，中国人正在胜利的边沿。
然而，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形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因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问题而闹得很紧张，而且谣传法国人正想在北面帮助日本人与中国交战。[128]此外，中国也因行政和后勤方面的严重困难而大伤脑筋。正当北京的决策人继续举棋不定时，省一级督抚官员却完全陷于思想混乱之中。这种混乱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福州地方上，因为1884年8月23日这里的11艘舰只组成的中国建造的“现代”舰队，不到一小时就被法国人摧毁。随着福州这次创巨痛深的惨败之后，以江苏为基地的南洋舰队也由于领导无方、训练糟糕和纪律松弛，在试图打破孤拔将军对台湾的封锁时大败亏输。
甚至中国在陆战中的胜利也被吹得有些玄而又玄。比如刘永福在东京取得的有限的胜利，部分是由于黑旗军在非正规战争中东奔西突的勇气，但是这些遭遇战也表明了法国人的弱点：犹疑不定，后勤困难，战术措置失宜，完全缺乏准备。当1883年12月13—16日法国人在山西发动一次协同一致的攻势时，黑旗军便受到了“一次可怕的——即使不是致命的——打击”。法军在四个月后占领北宁的时候，刘永福据说是不战而退的。[129]甚至经常被吹嘘为中国大捷的谅山之战，法军之战败似乎不是由于清军的战斗力高和训练有素，而是由于人数上占压倒优势以及法军供应上存在的问题。目击者的记述表明，尼格里将军的部队极端缺乏火药和其他供应，因为法国的“苦力队”大批地开了小差。根据一位西方观察者（此人被其他外国人认为是同情中国人的）的说法，谅山地区的清军装备得很好，但训练和领导都极差。[130]胜利之取得并不是由于中国军事制度起了作用，恰恰是因为没有中国军事制度影响的缘故，而且中国人的伤亡几乎总是比法国人的伤亡大得多。只有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才能够一比一地坚持与法国人交战，这大部分应归功于刘铭传的精明的准备工作和几位淮军军官的指挥才干。[131]
李鸿章通常被指责应对中国海军在中法战争中的覆没负有责任。批评家们认为，如果他一旦接到请求就愿意立即派遣北洋舰只南下，他是有可能保住福州舰队的。他和南洋大臣曾国荃都受到警告，不要在战时只顾本省一地之利。但是，李鸿章之专注于北方防务是情有可原的，甚至连张之洞也认识到这一点，这特别是因为日本在朝鲜的活动正在日益加紧。此外，就法国人来说，他们实际上也打算进犯北方。他们之所以还不敢放手进攻华北，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李鸿章的部队。[132]李鸿章虽然很明显地不急于以反对法国人来考验他的舰队，但他并不缺乏爱国精神。中国所处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整个清帝国的行政制度，很不利于对法国的挑战作出迅速而举国一致的反应。
海军衙门和北洋海军
虽然某些文人和官员相信，中国在1884—1885年与法国作战时实际上是打赢了陆战，但是，中国海军的缺点却是暴露无遗了。有许多人要求作出新的努力，例如应谋求更集中的协同作战。早在1870年，政界元老曾国藩就已经提议，需要把海军船只置于单一的指挥之下。[133]1885年这个意见至少在名义上突然变得可行了。1885年10月北京成立了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而以庆亲王奕劻（1836—1916年）和李鸿章为会同办理大臣。这一“中国海军部”的组织可以比得上总理衙门，它最后拥有6名帮办，而分九批工作的三十名官员则主要是满人。[134]醇亲王本人这时似乎已转而相信自强运动。但海军衙门应该主要被看作慈禧太后及其宠幸们所搞的鬼把戏，意在与李鸿章分享北京能从各省提取的经费，虽然它表面上的动机是无可指摘的。
它的背景是1884年4月宫廷政治中发生的一件大事。一位御史攻击恭亲王和军机处应对东京的军事挫败负责，作为摄政者的慈禧太后便降旨解散了整个军机处，而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五名新军机大臣来接替。恭亲王也和其他三名大臣一起从总理衙门免职，它的领导权交给了庆亲王。作为年轻皇帝的父亲，醇亲王不便在军机处或总理衙门供职，但慈禧太后再次降谕，“着醇亲王奕譞（就军机处事宜）一并与议具奏”[135]。醇亲王的心腹顾问中有孙毓汶：这是一位精明而贪得无厌的翰林院出身的官僚，他曾得到慈禧的信任而被任命在军机处供职，直至1895年，即醇亲王死后的第四年。[136]
虽然醇亲王在伊犁和安南危机期间也站在“主战派”一边，但他过去对海军事务却不感兴趣。他曾给神机营买过西洋军火，但直到1881年初他才开始以矛盾复杂的心情对铁路和机器开矿表示兴趣。[137]他和慈禧太后之决定成立海军衙门，无疑是受了李鸿章1885年9月份在北京作三个星期逗留时的影响的结果，那时这个计划正被提出来反复加以研究。
李鸿章非常急需经费来维持和建立他的舰队及其相关的设施。虽然他同伊藤博文在4月份就朝鲜问题签订了协议，李鸿章仍然相信，中国迟早会因它的这一最邻近的藩属而与日本相对抗。醇亲王也能够看到朝鲜的重要性，但他也知道，他的异母兄弟和政敌恭亲王由于反对慈禧太后喜爱豪奢的苑囿宫殿而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太后的愤怒。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每年只从各省收到约60万两用作海防经费。[138]他把有清帝支持的海军衙门看作这样一种手段，即它将迫使各省在满足皇室的园林建造的需求之外，更为海军多出经费。李鸿章别无其他选择，实际上只能跟清帝本人串通在一起。
清帝现在给各省施加压力，要他们给海军衙门每年送足原定的海防经费四百万两，按照上谕所说，甚至为此削减绿营和勇营兵额以及废除海军的中国帆船式战船和无用的陈旧轮船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又宣布新设“海防捐”。为此目的，公开实行卖官鬻爵，官员被鼓励出钱来“报效”，以使自己能够晋升或使过去的渎职行为得到宽恕。[139]
慈禧的当务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宫西面围绕三海的、有许多亭台楼阁的御花园，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后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离宫。早在1885年6月，她曾命令满洲的四大富裕贵族（包括不幸的崇厚在内）帮助苑囿的建设，即伸手要他们捐钱。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几家共捐出24万两。1886年1月的一道上谕，公开为三海建设要求粤海关监督帮助经费，而且还要求海军衙门本身作为“借款”提供款项。醇亲王在12月份写信给李鸿章说：神机营和海军衙门已从当时筹措到的220两中提供了75万两，但池苑工程还需要更多的钱。因此，醇亲王建议李鸿章应该筹集更多的经费。他希望李鸿章的衙署能帮助弄到一笔70万两的外债，其名义是“可否指称创建京师水操学堂或贵处某事”。李鸿章只得照办，而且他显然在这笔外债中增借了22.7万两，以用于他的舰队。这笔钱由当时正在帮助李鸿章搞直隶北部铁路计划（这计划得到海军衙门的赞助）的伍廷芳来筹措，而由德商泰来银行的天津代理人提供。总数为500万马克，年息五厘五，由天津、牛庄和芝罘海关收入于15年内偿清。[140]李鸿章最后放弃了他筹款不举外债的原则——但只是在北京的命令下才这样做的。
与此同时，李鸿章每年从海军衙门收取他的应得份额约150万两（其中一部分直接解往天津，不过是记在海军衙门账上）。他也从海军衙门接受数额较少的不定期付款，以应付特殊需要。他分别通过驻英国与驻德国公使曾纪泽和许景澄在1886—1887年订购了两艘新的英国巡洋舰和两艘德国巡洋舰。（前驻德国公使李凤苞在订购李鸿章的头三艘德国舰只时被指控收受了大量个人佣金，因而已在1884年被撤职。）[141]1888年当新的巡洋舰到达时，李鸿章订出一套北洋海军章程，重新组织了他的舰队。这个章程的内容把英国海军的实际做法、勇营的制度和绿营兵的术语，都兼收并蓄于其中。丁汝昌提督将由两员小军舰舰长辅佐，他们被授予总兵衔，各指挥一艘7430吨的铁甲舰。从2300吨到2850吨的几条巡洋舰则交给军衔为副将的舰长统带。这些舰长一方面得服从提督调动，一方面对自己的舰艇又享有完全的权威，并完全有权指挥支应委员以及管好受训的学生。[142]这是一支给人印象深刻的舰队，它拥有两艘铁甲舰、7艘巡洋舰、6艘炮艇和6艘鱼雷艇。
可是，李鸿章发现他不能进一步扩充他的舰队，虽然他已知道日本正在购买一种更新式的、经过改进的船只。困难是在财政方面，因为慈禧现在正致力于在北京西北建造颐和园的计划。她从海防经费中究竟提取了多少钱来建造颐和园，其确切数目是难以弄清楚的。但是我们发现，醇亲王在1888年11月给李鸿章写信，要求他向几个省的督抚们筹款200万两，存入天津洋行，以其利息用于进一步修造这座避暑离宫。[143]可是，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因为1891年3—6月清帝批准了海军衙门本身的奏折，公然建议颐和园的建筑款项应取自海防捐款和驻外使团专款。早在1888年3月，清帝本人就已在一道上谕中宣称，他愿为皇“母”提供休憩颐养的环境以娱其晚年，就像乾隆帝对待他的母亲那样。[144]皇室的伦常显然允许这样胡乱花钱，以尽孝道。
在这同时，北洋海军在1889—1890年继续每年收到约130万两，勉强够维持它现有的舰队、设备和人员。1890年，旅顺口海军基地装备了一个400英尺长的砖石船坞，以蒸汽作动力，俯临一个疏浚达25英尺深的海港，全部基地的工程总共花费了300多万两（主要工程由法商承包）。可是，李鸿章因此不能给他的舰队增添一条船了。显然由于慈禧太后的需求不断增加和许多谄谀之徒从夏宫的修建中渔利，海军衙门向清帝建议“停购船械”。[145]
可是，经费来源不足还不是李鸿章的海军所面临的唯一困难。在筹措经费和保护自己的权力的同时，李鸿章还在想方设法解决对合格人员日益增加的需要的问题。随着福州船政局的日就败落，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成了培养下级海军军官的主要来源。1888年，李鸿章在琅威理的帮助下改组了水师学堂；琅威理是在1886年初返回中国的。水师学堂的重订章程表明，它愿意使中国的海军训练赶上西方的现代实际水平。入学要求被提高了，学习年限延长到六年零九个月（包括27个月的舰上训练），定期考试也被规划出来了。章程也包括了关于奖惩、提升和海军礼仪等复杂细致的规定。毕业生还被授予候补千总的身份。[146]旅顺口、威海卫、大沽和北方海岸的其他据点，还提供船上和岸上的训练设施。
可是，有些中国的高级海军人员的特点是骄傲自大和尔虞我诈。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高级军官与其他地区来的军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有些高级军官对琅威理的非常宝贵的工作表示不满，所以琅威理称这般人为“既愚昧又嫉恨别人的人”[147]。这些紧张关系，再加上琅威理在中国军队中的地位不明确，造成了一次事件，从而使他在1890年辞职。琅威理的去职特别不幸。它不仅促使中国学生被排除于英国海军学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军内部的标准也为之下降。赫德曾经非常痛惜琅威理的辞职，可是也承认他的僵硬态度使他陷入了麻烦的境地。[148]
与此同时，其他地方的官员都正在试图改进海军训练，当然，他们的资源必然比李鸿章更受限制。在广州，总督张之洞在1887年开设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其基础是原淮军将领张树声总督1881年在黄埔早已开办的一所训练学校。虽然在理论上张之洞认为海陆军训练同样重要，实际上广东地处沿海，所以他更加重视海军。黄埔学堂的航海部分是仿照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开办的，它吸收了这两个学校原来的师生员工。吴仲翔曾在福州做过10年学监，并帮助李鸿章创办过天津学堂，现在当上了张之洞学堂海军部分的第一任负责人。虽然海军部分在1887年开始时有70多名学生，后来又至少从福州转来了37名学生，但到1893年只剩下了25名士官生。财政拮据可能是享受公费补助的学生人数严重下降的部分原因，但张之洞又要强调中文学习，又要强调海军技术，这也一定打击了许多学生的学习情绪。士官生在学堂里每一天都奉命读经，以“巩固根本”。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不允许学生应科举考试，可是，张之洞却准许他的士官生这样做。张之洞在1889年后期的调任是对学堂的一个打击。他的继任李瀚章对扩充学堂的计划横加阻挠，而在1892—1894年，臭名远扬的保守派、广东巡抚刚毅则蓄意摧毁了这个计划。在刚毅的任期内，广东水陆师学堂遭停办，洋员被解聘，广东小舰队的现代化船只常年投闲置散，抛锚而不开动了。[149]
在北京避暑离宫附近，于1887年创立了一所所谓昆明湖水师学堂，以此来证明海军衙门的开支已用于正途，它培训了约四十名满洲生员，以便他们去天津水师学堂深造。曾国荃在南京迟至1890年才开设的南洋水师学堂则不那么被人们所耻笑了。它仿照天津水师学堂的榜样，意在为南洋舰队提供军官。据报道，它的入学要求是严格的，课程是完备的，师资（有几位教师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是合格的。但它也不能吸收优秀学生，而且经费显然也很短缺。它的第一批士官生直到中日战争后才毕业。[150]
刘铭传在台湾
1885年，清廷采取另一步骤以加强帝国的海疆。10月12日，即宣布海军衙门成立之当日，宣布了一道上谕：把前此为福建之一部分而受制于道台的台湾单独另设行省，而以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是原淮军将领，以打败太平军和捻军而蜚声国内，他曾在1884—1885年的法国人入侵中负责防守台湾。1884年他曾任福建巡抚，驻节在台湾。现在他将就任清帝国第二十个行省的巡抚。（福建巡抚之职将由驻节福州的闽浙总督兼任。）刘铭传将单独负责台湾的人事安排，特别要对军事方面的人事安排负责。[151]清廷终于迟迟地认识到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及其经济潜力。
地图12 19世纪后期的台湾
自1683年清朝征服台湾岛上国姓爷的后裔之后几乎两百年期间，被葡萄牙人称为福摩萨的这个岛，对满洲人来说是一个边境地区，要放弃它就太危险了。它那里隐匿着许多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可能有朝一日再度利用它来反对清朝。可是，北京还不能贯彻限制中国人从大陆移向台湾的法令。清朝自18世纪中叶以来在那里的记录是贪污腐化和政令不行，在此期间它不时对起义进行镇压。英国舰船在鸦片战争中炮轰基隆和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辟淡水及打狗（今高雄）为条约通商口岸，才开始使北京憬悟到这个岛的重要性。可是，1874年日本入侵该岛一事，才真正使几位政治家相信加强其防务的迫切需要。1874年危机期间任钦差大臣的沈葆桢在台湾呆了一年，他安装了海岸炮台，并且计划在基隆搞一个机器开采的煤矿。1875—1877年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对台湾事务给予很大的注意，并在1876—1877年冬春之际视察过该岛。他目睹过基隆各矿第一次用机器采煤，又由于他的出力，台湾府（台南）和打狗之间的一条30英里长的电报线在1877年才得以铺设。丁日昌还有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把台湾建成华南的海军基地；建一条纵贯该岛南北的铁路以便利战时运兵。这些设想原则上虽已被清帝批准，但各个方面都不给予财政支持，尤其是掌握福建财源的闽浙总督更加如此。丁日昌视察了岛上的绿营兵，发现贪污成风，例如有许多“士兵”只在花名册上列有虚名。由于他的建议，至少台湾的10名绿营军官被裁汰，包括总兵和一员副将在内。可是，丁日昌本人对有机会在台湾贯彻他正在进行的各项革新事业的这一幻想也破灭了。从1875年以来他被士大夫之流大肆攻击，其凶险程度较之李鸿章所受到的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攻击得特别厉害的是他想拥有铁甲舰和倾向西学的观点。丁日昌于是乞病（这也是实情），请辞去福建巡抚职务；这辞呈在1878年4月被清帝接受。[152]
丁日昌对台湾的幻想现在等待刘铭传巡抚去实现了。刘铭传在中法之战之后来到台湾就任，他得到的财政支持比丁日昌所得到的要多。淡水和打狗（以及它们的外港基隆和安平）的关税收入在1886—1889年每年达45万两，后来还略有增加。这笔款项都被拨做台湾陆军费用。1885年，清帝每年另给刘铭传80万两，为期五年。这个数目由福建省库和福州海关出资44万两，另由上海、九江、汉口、宁波和广州等海关出36万两。[153]鉴于他的计划庞大，刘铭传的总收入还是不丰裕的。他被当时的外国人誉为“非凡的中国官员”，不过，一位现代的审慎的学者把他五年的巡抚政绩评为“最多也不过是一个瑕瑜互见的记录”[154]。
刘铭传忠实信奉李鸿章关于武装备战的重要性的主张，所以他马上通过欧美商号大批订购大炮和枪支。在刘铭传以前，沈葆桢、丁日昌和其他人士已经用大炮装备了台湾和澎湖的要塞。从1856年开始的三年内，刘铭传给台湾和澎湖的炮兵掩体增加了31门新的阿摩士庄大炮。其中三分之二的口径是9—12英寸。他还买了1万支后膛枪，并计划在台北附近搞一座兵工厂，他到1886年花了两万多两建造工厂，花了8.4万两买机器、金属和更多的枪支及子弹。这座新兵工厂约有300名雇工，在一员德国工程师的带领下工作，它向刘铭传的部队提供枪炮的子弹，而且当1887年刘铭传为台湾铺设铁路的计划开始的时候，它的金工车间被证明是极其有价值的。[155]
早在1886年，刘铭传就计划在台北和台南之间搞电报，搞海底电线把台湾、澎湖和福州连接起来：所有这一切计划都被认为在军事上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与德商泰来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签订了合同，这两条线路在1887年完成，此时正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电报总局以后的第五年。[156]
正如他在打太平军及捻军的年代那样，刘铭传这位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不仅容易接受西洋武器，他还急于让他的士兵实行西法操练。刘铭传认为，台湾岛上的绿营兵在全国是最下乘的。它的名义上编制是1.4万名，实际数字在1884—1885年是4500名。刘铭传着手搞一项重新训练的计划，从优秀射手中挑选新军官。刘铭传也不满意台湾的勇营。他在1885年的奏折中说，湘淮两军已成“强弩之末”。他主张，实行新的训练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现在当后膛武器已引进国内的时候。“倘令枪码不明，则远近高低茫无准的，是有枪与无枪同矣。”[157]
1885年后期有16营楚勇在台湾，由左宗棠原来将领之一刘璈率领，此人在1881—1885年任台湾道台。刘铭传现在接管了刘璈的楚勇，还统带着他本人带到台湾来的10营淮军。淮军的补充兵员主要从刘铭传的家乡合肥取得，这使他到1888年拥有总数达43个营，即2.2万人马。两位欧洲教官训练着他的士兵。[158]
刘铭传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规定的五年期满以后每年还有80万两协饷收入。可是，他找到了弄到岁收的办法，这就是要使农田的实际所有主缴付更多的税。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调查，而这项工作在清代却从未在一省的范围内开展过，除了新建的新疆和台湾二省以外。李鸿章知道中国农村的既得利益集团壁垒森严，所以他在受任直隶总督以后的1870年明确指出：“通省清丈，断办不到。”[159]可是，刘铭传1886年恰恰着手解决了这个问题，结果把台湾地赋的估计收入从183366两提高到了1888年的674468两。
在这一时期之前的两年中，刘铭传已经成立了两个清赋局，一在台北，一在台南，挨家挨户编造土地清册。他正在利用渡过福摩萨海峡而来的移民两个世纪以来的开拓成果。从18世纪初起，数量不大的人们（有人说台湾全部是四万人）曾得到政府的专利执照，准许他们开垦大块土地。[160]可是，这些专利执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实际从事垦殖。反之，他门把每块土地分给几个开发者，后者又转而把地再租给佃户。当涌入的移民越来越多和地价上涨时，许多开发者实际上又变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户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这些地主在台湾被称为小租户：他们应向那些专利执照持有者（被尊称为大租户）交付他原来收到的土地收成的10%左右。根据传统，只有执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税。由于台湾岛上清朝官僚体制的腐朽无能是臭名远扬的，专利执照持有人往往连并不沉重的地税也予以规避。例如，刘铭传惊愕莫名地发现，淡水全县每年的土地税仅能收780两！另外，许多专利执照持有户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户常常是具有绅士地位的很大的地主，他们根本不纳税。
至少在台湾北部，刘铭传赢得了当地绅士领袖人物的合作，税制改革进行得颇为顺利。小租户是实际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发给地契，并且每年比照他们的土地征税。原来的专利凭照在理论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户每年向专利执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减少了40%。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台湾北部实行。可是，这改革在台湾中部和南部却遇到了抵抗，这部分是由于土地调查中的种种弊病。1888年，在彰化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起事，它是由当地的地主施九缎领导的。[161]虽然新税法最后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广，刘铭传认为必须与台湾南部的更加巩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出妥协，于是同意了这样一个方案：某些专利凭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而与小租户一起分担新征的土地税。
同时，刘铭传还想开辟该岛的商业财源。他开征了种种厘金税，但由于外国商人的反对，许多种厘金被停止征收。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馏厂征收樟脑税，不过他不得不准许外国商人免交厘金税出口。这些收入来源，加上关税和土地税的留成（即平余，这是征税所收之铜钱折算成银两的“成色差额”），使得刘铭传治下的台湾甚至在1889年协饷已经停解之后岁收总数仍能达到212万两。[162]
刘铭传用这有限的资财计划了许多亟待开发的项目：办铁路，开航运，采煤，兴建一所洋学堂，聘用外国人训练军队。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国都必须为防御日本而进行准备之际，刘铭传的部队却必须在台湾的高山密林之中与“凶残的生番”作战。
台湾土著和汉族移民之间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当移民到19世纪80年代估计增加到了250万人的时候，自然要引起对较低山丘可耕地的争夺，土著居民在这些地方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跑，或是被降服。那些随波逐流并心甘情愿来到台湾的清朝官员们，从未制定出一项令人满意的“山区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间的冲突历久不衰；后者也购买了火器并且善于把守山隘，他们经常突袭平原，杀人泄愤。[163]刘铭传部分地为了便于同他们作战，部分地为了取得樟脑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条横亘东西两海岸的道路，穿山越岭，止于彰化。由于战斗越来越激烈，数以百计的清军士兵和几位最好的淮军军官染病而死于瘴疬地区。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合计与“生番”打了40次仗。尽管他使用了机关枪和野战炮，他的部队仍吃了几次大败仗，例如1889年在宜兰附近便损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儿在内。清军的士气很低；[164]在旷野地方作战并无战利品可资掳获，这就使得这种对土著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太平军、捻军或打回民的战斗。
刘巡抚既一丝不苟，又富于创造精神。1885年，他指控道台刘璈贪污，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区的官僚和地主势力。为了吸引品性卓异的文官到台湾服务，他在1886年上奏说：和在新疆一样，凡到台湾服官积功满3年以上者，准其回大陆后优先擢升。刘铭传不得不从吏部为台湾挂牌的人员中挑选府县长令。可是他在1888年提出要求：鉴于台湾环境的特殊，10年之内那里的县令应由巡抚荐举，特别是要从有地籍调查经验的人员中荐举。吏部认为，该部在台湾10年停止任免人员的时期太长，而清帝则准许他3年之内可自选县长。[165]
和李鸿章一样，刘铭传也设专局来经办他的新事业。但在1889年，清廷强调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谕，要求各省裁减这样的局及其人员，而凡属必不可少者，应将它们的财政情况定期上报户部。[166]当清廷的政策实际上决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时，刘铭传的倡议就几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了。在19世纪80年代，甚至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也不得不归还70年代政府所举的公债。[167]
到了1890年，刘铭传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样逐渐丧失了希望。甚至他的卓越的地籍调查工作也被御史们攻击一通，说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乱。[168]刘铭传开设了一个商务局（英文名称为The Formosan Trading Company），它的经费来源一为台湾官方资金，一为私人所认捐款，特别是新加坡华侨的捐款。虽然它在1888年拥有两艘英制新轮船，但它在与外国商号的竞争——甚至在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竞争——中，一直赔累。1888年，刘铭传改组基隆的著名煤矿为官办的“基隆官煤厂”。但它缺少周转资本，所以刘铭传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140万两的投资，其条件是这个企业应在20年内在台湾享有垄断机器提炼煤油及机器采煤的权利。可是，北京拒不批准。为了挽救基隆的煤矿，刘铭传在1890年6月重新奏请清帝：这些矿井可以交给一位广东人率领的一批中国人经办。扩资之后，台湾政府将出此资本的三分之一，接受其相应份额的红利。从这个迹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势，并且也可看出他的庇护人李鸿章的影响下降了；因为他为此受到总理衙门及户部的严厉批评，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驳的建议：它们担心这些投资者的后台仍是外国人。1890年10月的一道上谕给刘铭传以“革职留任”的处分。[169]
1891年6月当刘铭传辞去台湾巡抚的时候，他或许有一种慰藉。自从1880年以来他一直为在中国建造铁路奔走呼号，1887年他得到清帝批准在台湾兴建了铁路。在“官督商办”的名义下，刘铭传的商务局从海外华侨那里集资100万两。工程进展得很慢，但在1891年6月台北和基隆之间长20英里的路面已被铺轨15英里，而两年以后，在他的后任邵友濂的任期内，台北和新竹之间42英里的铺轨工程也得以完成。[170]它的起步是缓慢的，但在1894年全中国仅有319英里铁路，包括台湾在内。在直隶，李鸿章花了20年时间才建成一条长257英里的铁路。
武备学堂和它们的问题
中国第一所训练陆战人员的学堂——即天津武备学堂——直到1885年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师学堂兴办的五年之后。在这方面迟迟才动手是叫人很难理解的，鉴于李鸿章在70年代就已经大力向欧洲和美国派遣人员去接受军事训练，这种现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171]早在1875年美国将军埃默里·厄普顿即曾向李鸿章建议应开办一所中国的武备学堂，但李鸿章以厄普顿的建议花费太大而加以拒绝，因为它需要从美国陆军聘用九位教师和教官，还加上一个学六年英语的方案。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鸿章兴办一所武备学校，但只是在1884年他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因为：中法战争方兴未艾；几位德国教官已到达中国；他的某些将领——特别是周盛传——改变了态度。[172]
迟迟不能开办陆军学堂，无疑是由于大多数勇营军官抵制向他们带领的部队中输进新成分。新式海军则不那么威胁既得利益集团，虽然李鸿章早期的海军军官据说很快就养成了反对新培养的士官生的偏见。甚至周盛传也表示，他虽然赞成按照西方模式兴办一所中国武备学堂，但他也觉得不一定会培训出许多将领来。[173]周盛传基本上满意淮军的指挥结构，他对许多老军官会反对人事的变动是了然于胸的。
李鸿章最初关于开办这种学堂的建议是很有节制的。他只计划训练约一百名下级军官和一些从淮军及练军营伍中选送来的士兵，再加上若干愿意学点军事的文员而已。经过压缩的课程包括天文学、地理、科学、测量、打样、数学、筑城学和军事操练及作战。6名德国军官开始在学堂教书。课程主要以德文讲授，由从同文馆或其他地方调来的译员帮助翻译。李鸿章希望学生们能在一年内完成学业（实际上要两年），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把新学来的知识传授给同伴们。从1885—1900年用这种方法共对大约1500名士官生进行了训练。大多数人只充当教官；只有少数人成了军官。[174]
1887年春，李鸿章增加了一项旨在培养军官的五年计划。应试者年龄限在13—16岁，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应与其年岁相当。是否合格，应以入学考试为准。最初有40名学生被录取，每个学生必须保证连续在校五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许结婚。父丧或母丧可以准假，但假期很短。[175]这五年学程是相当严厉的：头三年学一门外语（德语或英语）、算术、代数、几何、机械学、天文学、自然科学、地理、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和经书；后两年包括射击学、军操、筑城学及其他工艺科目。定期考试用来测验熟练程度，评定升级或留级，并作为向上奏报学习进展情况的根据。这种一般的教学方法也用于李鸿章办的威海卫和山海关的军事训练学校中：这些学校被认为是天津训练计划的扩大。[176]
和天津水师学堂一样，这所武备学堂的财源也是来自日益枯竭的北洋“海防经费”。虽然它经办不善和贪污腐化，与外籍教官的关系有困难，学校中存在着语言障碍，学生中间存在种种问题，但中国20世纪初期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该校培训出来的。[177]
此外，在1894年以前开办的唯一的另一所武备学堂就是张之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中的陆军部分。1885年，张之洞曾经在他新建的勇营部队——即广胜军——中聘用过德国教官。有一两名德国军官在该学堂里教书，但中国教官承担了大部分教学任务。张之洞看来很满意于他们的教学工作，因为他后来选派了毕业生充当他于1896年初在南京成立的自强军的军官，而且聘用该校教官去他于同一年稍晚时候在武昌建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执教。[178]
在不敏锐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已拥有一支不容轻视的陆海军。对李鸿章的淮军和其他中国部队的赞赏不乏其例，北洋海军也赢得了不少好评。[179]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大多数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有优势。它的陆军数量庞大，海军在数量和威力上都超出日本。德国参谋本部认为日本不可能取胜。在路透社的一篇访问记中，琅威理预言日本必败。琅威理认为中国的海军受过良好的训练，舰只合格，炮火至少是猛烈的，而且海岸要塞很强大。他说，威海卫是不可攻破的。虽然琅威理也强调过，一切得取决于中国部队的领导如何，但他相信，“归根到底，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180]。
中日战争的灾难
由于日本迅速侵入朝鲜、满洲和中国本部，人们对中国陆海军优势的幻想马上破灭。与中法战争时双方的决策都犹疑不定的情况不同，中日战争从一开始就被日本发动的、以决心攻占北京为目标的一连串攻势所左右。结局清楚地和富于戏剧性地暴露了中国军事准备的失败和日本军事准备的有效性。自1868年以来，日本的陆海军建设得力于它的社会其他部门的现代化革新，同时它也促进了这些革新。到1872年，征兵制的实施激发了国民意识进一步的觉醒，同时，陆海军教育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军官得以去国外留学，使军事学校得以在国内建立。1878年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参谋本部，1883年成立了一所参谋学府。陆军和海军之间能有保证地实行密切的合作。[181]
在把日本武装部队提高到高水平的效率方面，外国顾问和教官们，包括英国人约翰英格尔斯和德国人雅可布·麦凯尔在内，都是出过大力的。麦凯尔帮忙改组了陆军部，提高了参谋本部，改进了军事教育，充实了它的后勤和医药工作。他也帮助把日本军队改组为师的建制，并且告诉日本人“关于实行全国总动员的要求，其中应具备一个战略性的铁路网，一项新的征兵令，以及一套改进的参谋作业”。因此，他在日本取得的成就，比他在中国的同行汉纳根的成就要大得多。英格尔斯也比他的同行琅威理上校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182]
甚至在宣战以前的7月后期，日本人在朝鲜就已向人们表现出这样的成就：它的“将军们知道怎样指挥作战，而军队的组织甚至在一个没有良好公路的国家中也能顺利地运转”。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英国和其他外国观察家一再赞许日本人精于战略和战术，赞扬他们有效能的训练、纪律、勇敢善战、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在运输、军粮供应和医药设施方面的突出表现。中国的战败还不仅仅是由于它的虚弱；日本则是靠它的力量打赢了这场战争。
8月份以后，日本在朝鲜的攻势进展神速。[183]8月10日，日本舰队袭扰旅顺口和威海卫以掩护军队的运输；中国海军未能对挑战作出反应。仅仅一个多月日本军队就占领了重镇平壤（9月16日）：它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拿下了这个重兵防守的要塞，把叶志超等人统率的淮军一举赶过了鸭绿江。就在第二天，日本舰队决定性地在鸭绿江口击败了中国舰队（见第二章）。这一胜利是伊东佑亨海军上将出色指挥的结果，其战果是摧毁了几艘中国舰只使日本人享有制海权，让日本人得以随意派兵登陆，并谋划特别大胆的作战计划。
在10月份，日本人向满洲长驱直入，在鸭绿江附近的九连城和凤凰城打败了中国人。11月初，他们攻陷了金州和严加设防的中国人阵地大连湾，在这里夺取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621支枪、129门炮、3300万余发枪弹、约250万发炮弹。[184]大连的陷落大大地便利了日本人对貌似“不可攻破的”中国海军基地旅顺口的攻击行动，结果使旅顺口于1894年11月21日失守。这不仅使日本得到了东亚最优良的海军船坞，而且严重地瓦解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使北京陷于惊慌失措之中。
11月底和12月初，日本人在满洲攻占了几个重要据点，如复州、析木城和海城。1894年12月13日海城失守的后果特别严重。它不仅阻断了交通和分割了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使沈阳本身也成了易受攻击的目标。在后来的战斗阶段，清军三番五次地企图夺回海城，往往牺牲很重，但迄未得手。
1895年1月初日军占领盖平，使它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的交通联络更便利，也使日本控制了所有从辽东到中国的内陆和沿海通路。本月稍晚一些时候，日本人开始进攻山东，作为向北京作大钳形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在1月18日炮轰登州作牵制性进攻，两天以后侵入荣成，在半个月内经过几次恶战之后攻占了威海卫。用一位法国观察家的话说，威海卫之役提供了陆海军紧密协同作战的“引人注目的范例”。日本“显示了现代的陆战和海战的所有方法：对要塞实行猛袭；巧妙地操纵大炮和船只；（还）敢于发动鱼雷攻击，让港口塞满了被击沉的船只”[185]。
地图13 中日甲午战争
威海卫的陷落对中国人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余北洋舰队的船只不是被击沉，就是被日本人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和其他几位陆海军将领纷纷自裁。现在，从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人可以长驱直入了。在中国人主动提出和平倡议期间，战事继续在山东和满洲两地进行。2月下半月，清军在宋庆（包括淮军的若干大分遣队在内）和其他将领的率领下，在海城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虽然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人数之比有时略超过二比一（约6万人对2.5万），日本人仍顽强地守住了城池，使对方伤亡惨重。中国人曾取得几次战术上的成就，但是迄未取得重大的胜利。[186]
在3月份的头两个星期，日本地面部队在满洲拿下了牛庄、营口和田庄台。此后不久，日本人又开始侵犯台湾，3月25日攻占了澎湖岛。在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1895年4月17日），日本做好了准备，要从南满和山东半岛对北京进行钳形进攻。虽然据说中国人已集结了15万到20万军队在直隶北部，但他们不大可能守住北京。
中日战争从头至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187]
（张书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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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八旗军和绿营军，见魏源的《圣武记》和罗尔纲的《绿营兵志》。勇营之名初见于曾国藩1866年1月的一篇奏稿，载《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3，第35页。关于东军，见《山东军兴纪略》（卷4，第8页）和《丁文诚公遗集》卷1·4，第37页；卷4·9，第16页。关于豫军，见尹耕云等编《豫军纪略》卷1·3，第11页；卷5· 10，第10—11页；卷12·22，第5—6页。滇军起源于岑毓英在云南省平定回民叛乱之役，见王树槐的《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224—228页。
[2]参照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24—31页。史密斯：《19世纪中叶中国的兵制》，载《亚洲历史杂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36—141页。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
[3]罗尔纲：《绿营兵志》，第92—100、126—136、162—164、206—207页。
[4]同上书，第179—181、213—220、237—244页。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卷1·2，第4页。
[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8—19页。
[6]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卷331，第8—9页。
[7]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3册，第475—479、484—491页。神机营核心部队总兵力似保持为6000人之数。迨至1881—1882年，日本人的情报认为神机营本部只拥有3500名步兵，2000名骑兵，500名炮兵。见福岛安正编《邻邦兵备略》卷1，第21—22页。
[8]王尔敏：《淮军志》，第354—35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0页。
[9]《洋务运动》第3册，第459—470、481页。在19世纪60年代中叶，清政府在两个城市聘用外国教官训练八旗军和绿营兵，即福州（从1865年中至1866年）与武昌（从1866年初至1868年中），见同上书，第471—472、482、492—494页。
[10]《皇朝政典类纂》卷333，第11页。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边疆》，第123—125页。
[11]王尔敏：《练军的起源及其意义》，载《大陆杂志》卷34第7期（1967年7月），第216页，文中摘录了刘长佑的奏折。
[12]《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第10页。刘长佑：《刘武慎公遗书》卷12，第3、21、31—37页。《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93，第18—19页。
[1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7，第2页。曾国藩：《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卷2，第2856页，1869年2月27日条。
[1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19、36页。
[1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第20页；卷29，第13、16、18—19页。
[16]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4，第17页；卷19，第16—21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186—187页。《皇朝政典类纂》卷325，第4、8—10页。
[17]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2，第9、505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载《清华学报》卷10第2期（1974年7月），第217页。
[18]《皇朝政典类纂》卷326，第6—8页。
[19]见恭亲王1884年1月奏折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奏折，载《洋务运动》，第526页。又见张佩纶《涧于集》卷6，第10页。
[20]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72—73页（注70—73）。关于使用练军镇压地方叛乱，在《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中现在已有更详尽的材料，例如卷2，第302、664、667页；卷3，第172、318、323、399、445、518、753页。
[21]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69页。
[22]戈登档案（英博物馆），Add.MSS.52，389（1864年8月26日）；52，393，“关于英帝国势力范围的秘密备忘录”（1864年）。
[23]详见史密斯《外国人在凤凰山的训练和中国的自强》，载《现代亚洲研究》卷10第2期（1976年），第195—223页。
[24]戈登档案，Add.MSS.52，389，1864年6月19日。
[25]《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7页。可是李鸿章在1864年7月指出，由于戈登负责训练计划，“以后无甚波澜”；《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卷5，第21页。
[26]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7，第10—11页。哈克：《太平军叛乱中的事件》，第526—527页。
[27]丁日昌：《抚吴公牍》卷50，第8页。FO（英国外交部档案）228：453及492，文兹坦利的报告（1868年11月20日及1870年1月13日）。
[28]FO228：54，文兹坦利的备忘录（1873年1月6日）。
[29]特别见金天柱《清真释疑》，第1、4—5、17、19—21、25—28页。
[30]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45—52页。
[31]同上书，第136—184页。陈锦江：《马如龙从云南回民之乱的叛乱者变成了变节者》，载《中国论文集》第20期（1966年），第86—118页。
[32]马德新：《大化总归》前言，著者序，卷1，第15—24、36—40页；卷2，第1—2页。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09—127页。
[33]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第25—37、88—113页。
[34]白寿彝：《回民起义》第1册，第8页；第2册，第106、111—131页。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118页注22。黄家谟：《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引用了印度司的档案（第164—189页）。参照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第141—150页。
[35]佐口透：《18和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34—538页。贝柳：《克什米尔和喀什噶尔：1873—1874年喀什噶尔旅行记》，第321—327页。
[36]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册，第311页。佐口透：《18和19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第559—579页。弗莱彻：《中亚的苏菲教派和马明心的新教》，载陈阶贤（音）编《第四次远东阿尔泰会议纪要》，第75—96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8，第35、63—64页。
[37]朱文长：《谈有关西北回乱的两个问题》，载《清华学报》卷5第1期（1965年），第135—137、141页。
[38]东阿居士：《秦难见闻记》，载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93—96页。
[39]单化普：《陕甘劫余录》，载《回民起义》第4册，第311—312页。
[40]除非另注出处，我们关于陕甘两省事件的概述均取材于朱文长的《1862—1878年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41]特别可参看1863年甘肃宁夏边境绅耆通过御史上皇帝的请愿书，载于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34页。
[42]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5，第23页。黄河的支流据信为湟水（见马修斯的《汉英字典》条目第2289号），它连接着青海的西宁和甘肃东南部。
[43]这两种著作均见上面213页注4，以及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简史》。
[44]《纪事》（原系用中文化的阿拉伯文写成的残卷，由庞士谦译成中文），载《回民起义》第3册，第240页及第1页对面的图版。
[45]引自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64页。
[46]我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特别是对新疆事件的研究，很得益于当前弗莱彻教授关于清代亚洲腹地的历史考察的手稿。在见解方面，我们也要感谢纽约州立大学拉尼·布鲁斯·菲尔兹教授，我们从他的《左宗棠与回民：1868—1880年在中国西北实行的经世之道》一书受到很多启发。
[47]妥明（妥德林）据信从甘肃河州来，在到达新疆之前曾访问过金积堡。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1册，第449页。
[48]徐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年》，第27页。
[49]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载《中亚杂志》第6期（1961年），第145—148页。
[50]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61—62页。袁清：《阿古柏与回民叛乱》，第149页。
[51]阿尔德：《1865—1895年英属印度的北部边境》，第15—48、303—305页。
[52]引自V.G.楚尔南《喀什噶尔和中亚的政治，1868—1878年》，载《剑桥历史杂志》卷11第3期（1955年），第328页。又见徐中约《伊犁危机》，第34—35页。
[53]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载《近代中国研究》第3期（1959年），第132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0，第66—67页；卷37，第6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6页；卷11，第32页。
[54]《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1，第18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23—26、52页；卷11，第10页。
[55]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0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1—52页。
[56]《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45页；卷14，第48、55页；卷16，第27页。《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1，第34—35页。
[5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9，第17页。
[58]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2—119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力范围的再估价》，第204页注58—59。
[59]《大清穆宗实录》卷220，第26—27页；卷244，第19—29页。
[60]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3—114页。
[61]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9—63页。
[62]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27—128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第10页；卷38，第63页。
[6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16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2、52页。
[64]《大清穆宗实录》卷261，第24页；卷262第17—19页；卷263，第10—11页；卷276，第23页。1871年曾在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旅行过的普列杰瓦尔斯基记录了东干人对这两处地方侵袭的后果，见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德尔马·摩根英译本）卷1，第198、201、238注、259页。
[65]《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19、26、36页。
[6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2页。
[6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23、27、28—29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5页；参照卷11，第29页。
[68]《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55页；卷11，第7、10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3，第2—3、17页。
[69]贝尔斯：《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第246—247页。
[70]《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4，第60—61页。
[71]关于陕回从甘肃西南部驰援金积堡的记载，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528—533页。
[72]《大清穆宗实录》卷277，第1—3页。
[73]《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2、23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第1—2、21页。
[74]《大清穆宗实录》卷276，第7页；卷282，第15页（第6行）。《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1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第41页（第8—9行）。贝尔斯的《左宗棠》一书第240和248页上的地图。
[75]《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21、27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6，第65页；卷37，第12—13、59页。
[76]《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33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60页；卷38，第3—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9页。
[77]《大清穆宗实录》卷293，第17页；卷309，第22—23页；卷312，第10—11页；卷313，第1、11页；卷315，第6页；卷319，第12页；卷320，第12页；卷321，第16页。1870年12月普列杰瓦尔斯基在库伦即听说东干人袭击了乌里雅苏台。他记述说，一支俄国分遣队曾被派往库伦，并且停留了一年多时间；见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卷1，第16、62页。
[78]关于左宗棠的告示，见《回民起义》第4册，第1页（图版）。按照乾隆时代的前例，清帝没有批准左宗棠在全帝国实施这条禁令的奏请；《大清穆宗实录》卷310，第15—16页。
[79]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46—47页。
[80]《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第5—10、36、61—64页。
[8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2，第50—51页；卷43，第24—25页。
[8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第23、32页。陈其田：《左宗棠：促进中国船政和羊毛纺织业发展的先驱》，第51—53页。
[83]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49—15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8页。
[84]《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3，第65、85—86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第34—35页。
[8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第19、79页。
[86]《左文襄公家书》卷6，第58页。
[87]鲍登：《蒙古近代史》，第154、174页。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54页。
[88]文祥在一次决定性的宫廷会议上发表的意见，被这位资深的政治家吐露给了一位北京官员李云麟。见李云麟《西陲事略》，第2—3页；又见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7，第36—37页。
[89]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9—122页。汇丰银行在各通商口岸发行债券，以筹措这五百万两款子。1877年10月赫德写道：“政府给中间人（胡光墉）15%的利息：他付给银行10%，银行付给公众8%。”见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的信件》第1册，第251页。
[90]徐中约：《对左宗棠重新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载《中亚杂志》卷12第1期（1968年），第56—58页。
[91]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92、127页。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89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8，第69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53页；卷16，第27页；卷17，第1、39页。关于左宗棠的屯田实验未能满足他的军事需要这一点，见于王宏志《左宗棠平西北回乱粮饷之筹划与转运研究》，第96—97页。
[9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49页；卷15，第41—42页；卷16，第31页；卷17，第14、15、36页；卷18，第26页。皮亚塞茨基：《在蒙古和中国的俄国旅行家》卷2，第156—157页。
[93]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79页。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第142页注13。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6，第36、44页；卷7，第23—2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59页；卷16，第65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5—6页。
[94]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 197—206、243、249—250页。弗莱契特林：《1863—1881年英俄在东突厥斯坦的抗衡》，载《皇家中亚学会学报》卷26第3期（1939年），第483页上引用了英国的档案。
[95]《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34页；卷16，第10页；卷17，第5页。徐中约：《左宗棠征服新疆的作用的再评价》，第59页。
[9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9，第3—4、58页。
[97]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80—181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11页。
[98]《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9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35页。
[99]库洛珀特金：《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第182、247、25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22、34页。
[100]关于1878—1879年间清军同新疆不同回民集团的较小的冲突，包括可能是白彦虎及其他东干人所挑起的边境侵袭在内，其记载可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641—657页。
[10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7页。
[102]见约瑟芬·奈兰·周《1759—1911年新 疆的边疆研究及行政变动》（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6年），第六至七章。
[103]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64页。
[104]关于李鸿章主办的重大事业项目，其清单见K.H.金《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观察》，第4—12页。
[105]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199页注35。
[106]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1—202页注49。王尔敏：《淮军志》，第356—361页。
[107]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169—170页。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第203页注5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52页；卷26，第38—41页。
[108]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4—35、38、40、49页；卷4，第3—4、10页；《外记》卷1，第7页。
[109]《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4页；卷2·2，第1—2、13页；卷4，第19—24、26—27、32—33、37页；《外记》卷1，第11—23、44页。关于派学生去德国接受军事训练的材料，见王尔敏《淮军志》，第203页。
[110]《周武壮公遗书》卷1·2，第2、14—18、34—47页；卷4，第26—34页。关于戈登的战术思想，见《北华捷报》1880年9月11日。
[111]福岛安正：《邻邦兵备略》卷3，第45—46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册，第4、57—59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英国陆军部档案》，33/4（1880年）第127—130页。
[112]《周武壮公遗书》卷1·1，第19页；卷1·2，第41—42页；卷2·2，第22页；卷4 第36—37页；《外记》卷1，第14、18—21、23、36—37页。贝耳：《关于直隶省等地的军事报告》第2册，第57、197页。特洛特：《记李鸿章的军队》，第129页。
[113]《周武壮公遗书》卷2·2，第16—17页；卷4，第32—47页。
[114]《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3、49、56页；卷2·2，第1—8、13页；《外记》卷1，第50页。王尔敏：《淮军志》，第146—147页。
[115]见周盛传的军歌，载《周武壮公遗书·外记》卷1，第50—52页。关于一些具体问题，见同上书，第37、39、41页。
[116]《周武壮公遗书·卷首》，第31—56页。
[117]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7章。王尔敏：《淮军志》，第275—290页。
[118]王尔敏：《淮军志》，第284—289页。《周武壮公遗书》卷2·2，第15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第46页。
[119]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68—81页。斯坦利·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467—478页。
[120]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79—81页。威廉·曼切斯特：《克虏伯的武器1587—1968年》，第150—151页。
[121]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71、73—77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7，第32—34页；卷40，第52—56页。
[122]舒斐尔特给参议员萨坚特的信（1882年1月1日），具载于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1839—1939年的外交档案和公共档案》，第163页。
[123]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85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46—49、177—178页。
[124]《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第41页。
[125]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537—538页。
[126]引自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92页。
[127]除了别的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8—50、87—90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169—174页。
[128]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98—200页。
[129]考尔迭：《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卷2，第481页以后。《北华捷报》增1885年5月22日。麦卡利维：《黑旗军在越南》，第230—231页。
[130]《北华捷报》1885年5月22日。斯科特：《中国的兵勇》，载《亚洲评论季刊》第1期（1866年），第226—244页。
[131]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3，第5、9—11页。
[132]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15页。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166页注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7，第13—14页。参照克莱德《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第180页。
[133]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季刊》5（1973年），第2页。在谈到曾国藩的计划时，李鸿章1871年写信给他说：它“目前固办不到，内意固置之不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1，第1页。
[134]王家俭：《清季的海军衙门》，第14—18页。
[135]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4—135、145页。
[136]同上书，第131页。张其昀等编：《清史》第6册，第902页。
[137]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洋务运动》第1册，第117—118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57—58页。
[13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第60页。包遵彭：《清季海军经费考实》，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学刊》第1期（1969年），第21页。
[139]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8—31页。
[140]《大清德宗实录》卷209，第1页；卷221，第10—11页。醇亲王的信具载于《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2，第22—23页；又见卷2，第36页。斯坦莱：《清季的财政改革者胡光墉》，第58页。
[141]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26—28页。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39页。《洋务运动》第3册，第12页。
[142]《北洋海军章程》，载《洋务运动》第3册，第195—264页；又见第200、203、206页，并散见其他各处。
[143]关于醇亲王的请求及督抚实筹二百万两款项的支配问题的讨论，见吴相湘《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第151—170页及包遵彭《清季海军史》第38—42页。
[144]《大清德宗实录》，卷252第1页；卷294第9页；卷296第8页。
[145]《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1，第3页：卷74，第33页；卷76，第50页；卷78，第53页。斯佩克脱：《李鸿章和淮军》，第231页。王家俭：《旅顺建港始末》，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第261页。
[146]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58—163页。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473—474页。
[147]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5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载《皇家联合兵种杂志》第42期（1898年6月），第720页。
[148]《北华捷报》1890年6月6日、7月4日及8月15日；费正清：《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第1册，第797、801页。参照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62—63页。
[149]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08—113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4—57页。参照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91页。
[150]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232—236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58—60页。《北华捷报》1892年11月18日；1894年1月12日。
[151]《大清德宗实录》卷215，第5页。《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4页。
[152]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9、283—319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131页。黄家谟：《中国电线的创建》，载《大陆杂志》卷36第6、7期合刊（1968年4月），第179—180页。
[153]《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1、3页；卷8，第16、18页。又可参照林东辰《台湾贸易史》，第186页。
[154]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247页。斯派德尔：《1884—1891年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与财政改革》，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5第3期（1976年5月），第458页。
[155]斯派德尔：《1884—1891年刘铭传在台湾》 （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第165—166、170—172页。
[156]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3第1期（1963年11月），第47—48页。
[157]《刘壮肃公奏议》卷2，第11—14、20页。
[158]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0页注46。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168、177—178页。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第202页。
[159]《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35页。
[160]这一节关于刘铭传的土地税制的改革及其背景的叙述，所根据的是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2—454页。迈尔斯：《1684—1895年清帝国治下的台湾的传统经济》，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学报》卷5，第2期（1972年12月），第383—386页。威克伯格：《十九世纪后期台湾的土地租赁》，载戈顿编《中国地方史中的台湾研究》，特别请看第86—88页。
[161]见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的行政和财政改革》，第454页注64。
[162]《刘壮肃公奏议》卷8，第21—22页；参照第20页。
[163]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戴维逊《福摩萨岛的过去与现在》，第114、135页及以后诸页、252页。
[164]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288—294页。
[165]《刘壮肃公奏议》卷6，第5页；卷9，第17、23页。关于清帝对刘铭传1889年奏疏的批答，见卷9，第23页。
[166]《大清德宗实录》卷276，第13—14页。
[167]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133页表11。
[168]斯派德尔：《刘铭传在台湾》，第405页注14；又见《刘壮肃公奏议》卷1，第20页。
[169]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40—42、44—46页。黄家谟：《甲午战前之台湾煤务》，第223—235页。《大清德宗实录》卷288，第89页。
[170]朱昌峻：《刘铭传和台湾的现代化》，第50页。参照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3，第77—78页。
[171]关于中国学生未能进入西点军校的问题，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1875年》第1部分，第227—228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将来》，第82—83页。
[172]米契耶：《厄普顿的生平和书信》，第290—298、309—310页。《洋务运动》第3册，第552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4（1976年4月）第319—320页。
[173]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第324、339页注18、341页注36。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85页。
[174]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1—62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7—8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3，第42—44页；卷74，第23页。卡文迪什：《中国的武装力量（？）》，第717页。
[175]《北华捷报》1887年4月13日。
[176]《北华捷报》1887年4月13日。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3页。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8页。
[177]王家俭：《北洋武备学堂》，第9—19页。何天爵：《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第84—85页。
[178]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第110—113页（特别是注42）。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64—65页。
[179]除了其他著作以外，特别请看佚名者《中国和日本的军队》，载《美国兵役杂志》第15期（1894年），第255—259页。《北华捷报》1890年6月6日，1894年6月29日和7月27日。
[180]《北华捷报》1894年9月21日。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2、169页。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第140—141页。
[181]山县有朋：《日本的军队》，载大隈重信编《新兴日本的五十年》第1册，第209页。史密斯：《中国和日本军事方面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杂志》，16（1976年），第11—23页。
[182]见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特别请看第三、四章。布拉塞编：《海军年鉴，1895年》，第91页。杰恩：《日本帝国的海军》，第36页。瓦格茨：《军人的国防与外交》，第185页。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89页注28。
[183]下面的叙述主要根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1—108页。《日清战争实记》，中译文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18—286页。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编：《日中战史》第1册。布雅克：《论中日战争》。郭颂平（音）：《中国对外人蚕食的反应：专论中日甲午战争及其后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53年）。郑昌淦：《中日甲午战争》。刘凤翰：《甲午战争双方兵力的分析》，载《中国一周》，829（1966年3月14日），第13—16页，830（1966年3月21日）第11—14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瓦拉：《东方的战争》，载《美国海军学院会议录》卷21第4期（1895年），第691—739页。关于有关的日文著作，见关于本章的书目介绍。
[184]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215、223、231页。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34—36页。《日清战争实记》，载同上书，卷1，第246—256页。
[185]索瓦热海军少校：《中日甲午战争》，第204页。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303—304页。《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69—275页。
[186]《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75—278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63—65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0—227页。
[187]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90—108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62、70—71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9页。《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81—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