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上说，佛教是一种印度宗教，在六百年时间里只局限于当地。其创立者释迦牟尼，赢得了佛陀的名号（也就是智者之义），在公元前563至前483年间生活在恒河东部流域。他是尼泊尔丛林中的一位年轻贵族，放弃世俗世界，过起了隐居生活。经过一段漫长的禁欲修行，他意识到这是徒劳无益的，而在伽耶（Gaya，今巴特以南）的菩提树荫下，他却得到了彻悟。佛陀理解众生皆苦的法则，这显示整个世界不过是变化的激流，最终会归于悲痛。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悲观情绪来源于在印度普遍流行的一种信念，即灵魂转世或轮回的观点。西方宗教为人类提出了永生的奖赏。而印度教义中的永生，采取了一种噩梦的形式，因为，一切转世机会——出生、苦楚与死亡——皆是为了永恒的苦难和死亡而再生的，如同宣判了一场永久的苦役。
针对这种噩梦，佛陀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为了逃出轮回世界中的这种无休止的转世循环，有必要首先根除“对人格的渴望”——正是这种欲望引发了再生；还要根除自我，而这种消灭才是真正的涅槃或者至福。为达到这个目的，佛陀并不宣扬自杀（这只能将人投回到最可怕的转世之中），而是鼓励与激情做斗争，为了众生的利益牺牲个体，并将普遍的善行推广到为所有生命（包括人和动物）不断自我牺牲的程度。他的教义，尽管在形而上学上是消极的，却成就了克己、贞洁、宽容及温顺的道德准则。
要理解佛教的无限扩张，我们首先应当意识到，这样一种精神气氛，对真正高贵的心灵来说，注定是很有吸引力的。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那些关于佛陀的“前生”（Djataka）之传说中，所存在的诗意元素，几乎和方济会（Franciscan）的亲切如出一辙。这些传说在文学和艺术中都能够发现，佛陀的前生呈现为各种人类及动物的形象。其中包括为鹿群而牺牲自己的牡鹿王，为拯救濒死道士而自投火中的野兔，将自己的长牙送给谋害者的大象，以及许多其他的传说。
创立者在世期间，佛教就已经在恒河东部、摩揭陀（南比哈尔）、贝拿勒斯和奥德等各邦宣传，并经由这些区域，逐步传播到印度其他地区。佛陀所创建的教派，由一个僧侣阶层组成，他们集中居住在寺庙中，周围聚集了许多底层的信徒。在随后的五个世纪里，佛教教义逐渐得到了改良。在其创立者那种略显冷酷的道德信条之上，添加了一种满足人类心灵需要的神学。历史上的佛陀，已经达到了涅槃境界（也就是说“寂灭”），对祈祷者来说几乎无法接近。后来的佛教，通过创立许多未来的佛——菩萨——从而避免了这种困境。这些菩萨正等待着在极乐世界得道成肉身的时刻，并利用这个等候期来拯救尘世的生灵。其中的某些菩萨，最终会从历史上的佛陀那里赢得青睐。弥勒佛（Maitreya）就属于这类情况。作为菩萨，他即将道成肉身，出于这个原因，他被称为“佛教的弥赛亚”。接下来还有观世音菩萨，其梵文名说明她是一种佛教的神，并承担了“佛教的圣母玛利亚”之功能。这位观音“女神”，将在中国佛教中扮演一个极为突出的角色。与观世音菩萨密切相关的是阿弥陀佛（“无量光”），他在中国和日本一些虔诚教派中承担了同样重要的角色。佛教这座“万神殿”的建立，显然是公元1世纪期间在印度北方完成的，就在它准备承担起皈化远东的责任之时，佛教的主要特色确定了。
新近创造的菩萨，将对这次皈依做出很多贡献。这些崇高的灵性形象，充满了同情与宽容，在他们周围产生了一种信任与关爱的氛围，这是一种虔诚且私人化的宗教，在东亚找不出竞争对手。特别是中国（当地的儒教和道教，与之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在这里，将从佛教中发现一种全新的精神世界之启示，这对中国社会所有阶层的人来说，都很有吸引力。哲学思考在佛教中发现了一股取之不尽的营养源，多亏了形而上学，在它的帮助下，到了公元1世纪，印度佛教已经达到了顶峰。一般来讲，这种精心构建的学说体系，宣扬的是一种建立在自我和外部世界非现实的基础上之绝对理想主义。宇宙变成了一个“纯粹思想”的王国，一个“理想之海”，此种信条与中国古代的道教有一定相似之处。而且，人们的情感不可能不被每一位菩萨的无数传说吸引，被为了供他们崇拜而设计的佛像之温柔亲切、壮观奇妙吸引，被圣徒们的生平——“佛教的黄金传说”——吸引，被其天堂与地狱的五彩斑斓吸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被佛教艺术本身吸引。
直到基督纪元开始后，印度佛教才创造了一种充满魅力，并受该国永恒的自然主义所启发的艺术形式。这些最早的、完全印度雕塑风格的艺术家们，从不敢冒险去描绘佛陀的可能相貌，正如同一个穆斯林，从不敢画出安拉或者穆罕默德的肖像。毫无疑问，这不单单是出于尊敬，还是个逻辑问题：希望一个已经达到涅槃状态的人，也就是说已经非人格化的人，通过肖像使其再生肯定是矛盾的。即使在其生活场景中，佛陀的塑像也为许多传统符号所取代。不过，当希腊文化在印度东北扎根之后，（起初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继承者统治之下，随后又为接替他们的印度—斯基台人国王所管理，这些人本身都是坚定的希腊精神捍卫者。）皈依佛教的希腊人，认为有必要现实地描绘佛陀，并从他们自己的神阿波罗那里得到了灵感。因此，最早的佛陀雕像（大约于公元1世纪初在白沙瓦地区，即古代的犍陀罗塑造）几乎就是一座阿波罗，只是添加了佛陀的一些仪式特征：双眼之间的智慧标志，很长的耳垂（当佛陀还是王子时，他佩戴沉重耳饰，导致如此），最后是用来戴花头巾的假髻，而当这一种装饰风格被遗忘之时，假髻则演变成为脑壳的突起部分。
在古犍陀罗和更西边的哈达（在白沙砖瓦与吃喀布尔之间）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数以百计的这种希腊雕塑，它们有着古典主义的轮廓及希腊风格的服装。正是这种同样希腊风格的佛陀，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一步接一步，穿越了整个中亚，传播到了中国和日本，并诞生了不可尽数的佛像。不用说，在这场穿越时空的漫漫旅程中，最初的希腊佛陀模样已经被修改。这种改变通过佛陀的中国化而结束，但即使此时，从轮廓的线条及服装的安排上，依稀能让人回忆起它的希腊出身。
在其着手皈化中亚（塔里木盆地）和中国之前，印度佛教已经采用了这种希腊式的肖像法。
看起来很有可能的是，佛教僧侣在中国传布其教义的工作异常迟缓。释迦牟尼去世于公元前483年，而直到公元60到70年，才有首个佛教团体被人提及。事实上，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佛教僧侣在中国的传教，才因两起重大政治事件的并发而成为可能。首先，印度西北及阿富汗（当时，这一地区也和恒河流域一样，有着浓厚的佛学根基）成了一个大帝国的组成部分。这是印度—斯基台人的帝国，此民族产生于中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一直与中国保持联系。不过，一旦在印度和波斯边境，作为最后的印度—希腊人国王的继承者安顿下来，他们就同时开始了与印度信仰——特别是佛教——及希腊文化的接触。在这些印度—斯基台人国王中，最著名的就是迦腻色迦，他很可能与班超和图拉真是同时代人。迦腻色迦留下来的一些精致的硬币上面有用希腊方式处理过的佛陀图像，并用希腊字母刻着“佛”（Baddo）这一名号。除了公元88年一次短暂的反目之外（当时印度—斯基台人试图干预塔里木盆地，结果被班超所挫败），他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良好，这就确保了印度与塔里木地区的中国保护国之间交流沟通的安全。
白马寺始建于公元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
在汉代，中国对西域的征服所产生的宗教后果，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这正是有利于佛教传播到东亚的第二个历史原因。汉代所形成的“天下”帝国，最远一直延伸到了帕米尔高原，也就是说，抵达了印度的门户。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成为印度—斯基台人帝国的邻居。作为一种普适的宗教，佛教很快从这种前所未有的形势中受益。大致在同一时期，罗马征服以同样方式，使天主教在西方的传播成为可能。就这方面来说，远东的“中国治世”与地中海世界的“罗马治世”，有着几分相似的精神结果。
因地理原因限制，佛教使徒的传道线路，开始于塔里木盆地南部的于阗地区，正如那里发现的希腊—佛教雕塑所显示的那样。于阗东北部拉瓦克（Rewark）一座佛塔的院落中的浅浮雕，可以追溯到公元1到2世纪，其服饰具有纯粹的希腊风格。佛教的传播路线跟随的是丝绸之路的沙漠商队通道。在古于阗（约特干，Yotkan）以及更东靠近尼雅的地点上，发现了罗马工艺的凹雕，表现的是古代诸神——雅典娜、宙斯、厄洛斯、赫拉克勒斯——或者是四马战车（由四匹马并排牵引的战车）。显然，大部分凹雕，很可能是流动的宝石工匠当场雕刻出来的；他们是亚洲的希腊人，叙利亚人或者大夏人（Baktrian），出于利益的诱惑，亦或是对旅行生活的热爱，吸引他们来到遥远的赛里斯。在罗布泊南部的米兰一座大约公元3世纪的古代佛寺中，发现了一些壁画。这些作品除了有佛教的灵感之外，很可能也会在罗马的亚洲部分或者庞贝出土。人们会惊讶地发现由僧侣伴随的佛陀，长着翅膀的精灵，戴着弗里吉亚（Phrygian）帽的无须男人，女性琵琶弹奏者，最后还有四轮战车，它直接源自叙利亚的罗马艺术。其中一幅壁画上有印度文的题字，给出了画家的名字：提塔（Tita），这也可能是提图斯（Titus）一名的印语翻译。还有一些东西比这些佛教和罗马绘画更能透露实情，它们是在罗布泊沙漠的心脏区域发现的，就在沙漠商队通道到达敦煌（首个中原边境站）之前的最后一站。
但是，对那些来自印度西北的佛教使徒来说，塔里木盆地仅仅是进入中国的门户。在公元60—70年间，在汉朝一位王子的宫廷中，组织了一个最早的佛教团体。此王子的封地位于今天的江苏省。让人感兴趣的是，这位王子是名道教徒。事实上，当佛教刚开始在中国传播之时，它对中国人来讲，似乎只是道教的一个教派；就像罗马天主教，起初也被人仅仅看作犹太教的分支一样。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佛教使徒从这种初始的误会中得到了好处。要创造出一套全新的词汇体系，将印度人的思想变成中国人的语言——有人也许会说，是变成中国人的思维——从道教术语中借用对等词汇，并按后者模式仿造他们新词的表达方式，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类似地，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为将天主教的神学概念转化为汉语，不得不从儒家学者处借用其一部分词汇。公元3世纪的天主教护教论者同样如此，从柏拉图和斐洛（Philo）处借用他们的哲学术语。中国最早的佛教团体，正如马伯乐所说，是“一个越来越有佛教气息的道教组织”。
最重要的的佛教团体，自然是在公元2世纪下半叶，在帝国都城洛阳发展起来的那一个。它由某个帕提亚人创建。此人公元148年来到中国，死于公元170年。一位帕提亚人居然会出现在最早的佛教布道者之列，这似乎有些奇怪，但它绝对不是一起个案。在这一时期，以及公元3世纪上半期，在中国的各个佛教僧侣阶层中，可以找到其他一些帕提亚人，同样还有印度—斯基台人，后者是统治阿富汗及印度西北的印度—斯基台帝国土著。在大汉帝国新建立的佛教团体中，这些人的出现，赋予了佛教在此国家传播之外附加的意义，因为佛教给远东带来的不仅是印度思想和希腊艺术，同样还有来自古代波斯文明的某些影响。
有汉一代，佛教尽管在中国取得了一些局部成功，但并没有获得普遍的青睐。尽管起初它得益于同道教的混淆，但道教徒很快就开始指责这种基本错误，并以无法平息的宗派仇恨，来驱逐佛教传道士。至于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做出了最终判决，抵制此“外来宗教”：佛教的出家制度是反社会的，因为它毁坏了家庭生活，并危及了祖先崇拜；与此同时，佛教的僧侣，表现了他们对国家命运的漠不关心。这不过是一场争吵的开端，它一直持续到了当代。许多世纪以来，儒家学士与佛教徒使用不对等的武器相互争斗，因为儒家思想——就此词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依旧是这个国家的官方思想；而佛教，即使在那些自身向佛的皇帝统治下，也仅能代表一种非官方的思潮，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无论它在宗教狂热时期多么受人欢迎，对汉人家庭及华夏国家来说，依旧还是外来的。
在汉代，佛教尽管从来没有被镇压，但相比图拉真和奥勒留时代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它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会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