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朝恢复了。幸运的刘秀现在当上了皇帝（光武帝），在执政的三十二年间（公元25—57年），他将致力于为自己的国家修复战争创伤，并重建中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
在过去那些动荡年月，中国很自然地丢失了她的很大一部分外国属地。暴动是有传染性的，一些依旧保持忠诚的领地，在动乱期间也成了迟来的反抗中心。印度支那的安南人之国就是这种情形。在当时，该国只包括东京（Tonking）和顺化以北的安南（Annam）。现代安南的中部及北部各省，当时还处于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统治下。而且，安南人事实上仅占据了东京湾三角洲及安南北部沿海的狭窄地带，因为本质上说，安南人是这一海岸的稻田耕种者——这种生活方式将他们与同一种族的邻居芒族人区分开来，后者是林木繁盛的内陆山地中之猎人。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令安南人与汉人走得更近，因此当大约公元前110年，汉人开始统治这个国家之时，后者就以一种温顺的方式接受了。在清化（Yhanh-hoa）的墓葬群中，同样的地点既可以看到原始安南人的印度尼西亚式用具，也能发现纯粹的中国式物件。不过，在公元40年，作为一系列中国统治失误的结果，安南人在两位女英雄的鼓舞下，摆脱了中国的统治。这两位女性在以后的当地传说中得到颂扬。光武帝将平定叛乱的任务交给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他叫马援。印度支那海岸是中国航海家们在那个时代能够到达的最远地点，而马援在此开创的辉煌业绩，为他赢得了“伏波将军”的名号。马援于公元42年到达东京，并在次年年初平定了安南人叛乱。传说广南（位于土伦地区）竖立起的一根铜柱就是他所为，以此标明中国领土与安南未开化之地的界线。
公元45年，马援从印度支地赶赴帝国的另一端，为的是驱逐蒙古的匈奴人，以及其他突厥—蒙古部落，因为他们将游牧生活方式向东传播，一直渗透到了大兴安岭。之后不久，匈奴内部发生了分裂。公元46年，上亚细亚发生了一起旱灾，形势特别严重，以至于之后三年中，没有任何植物存活的迹象，一半的牲畜，甚至一些牧民自己都因饥饿而丧命。正如匈奴人中一再发生的那样，饥荒过后，内斗随之而来。公元48年，内蒙古的游牧民起来反抗统治着鄂尔浑河上游地区的首领，并承认了汉朝的宗主权。作为盟友，他们沿鄂尔多斯河套的边境地带落脚，以守卫当地的那段长城及黄河。只要汉朝能够维持其至高地位，这些匈奴同盟者就会一直对汉人效忠。这种局面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就这样，到了光武帝去世之时，中国在远东的主导权已经恢复了。留给他儿子汉明帝（公元58—75年）的，是恢复在中亚的保护国体制，以最终完成其霸业。在明帝执政期间，中国一直试图彻底解决塔里木问题。
像中亚其他地区一样，塔里木河盆地是一个内陆水系区域。从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奔流而下的水道，在流入主河道塔里木河之前就逐渐消失了，而反过来，塔里木河本身，当它在罗布泊的盐碱地断流时，也几乎干涸了。但塔里木盆地却主要由一片与中原北部黄土相类似的富饶土地所构成，因此只要是可以浇灌的地方，农耕者及园丁们就会发现，自己的些许努力都能得到丰厚回报。事实上，这与尼罗河即将干枯，或者幼发拉底河在干涸过程中流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情形如出一辙。从塔里木河两岸向后，民生缓慢地衰退，只有沿着环绕塔里木盆地的两座半圆山系才能生存：即北部的天山，及南部的帕米尔高原和阿尔金山。在那里，山坡上依然有活水向下奔流，一系列绿洲构成了农耕的最后庇护之所。从西边的喀什噶尔到东边的罗布泊，这些绿洲被间隔开来。在北边——从疏勒向东——是库车和焉耆，吐鲁番就是从这里向东北方向延伸；在南边——再一次从疏勒开始——是莎车、和田、尼雅和米兰，更后的绿洲位于罗布泊近旁。
这些绿洲的主要意义，在于以下事实：它们构成了两条沙漠驼队线路，一边是中国，另一边则是印度、波斯和地中海世界，是远东与西部之间不可或缺的交流中介。而且，这些绿洲一直得到了精耕细作，灌溉工程将它们变成了花园城市。在这里，玉米、小麦、甜瓜、西瓜、苹果、杏子、石榴和葡萄都大量生长。在这些绿洲上耕作的农民，有别于周围的阿尔泰游牧民（尽管当时他们都讲土耳其语），而更像西亚的农业居民。甚至直到今天，他们的外貌体态也非蒙古人，而是非常接近高加索的伊朗人变种。探险家李默德（Fernand Grenard）描述他们有着“浓密的黑色头发和胡须，当他们没有被阳光和风沙侵蚀时，皮肤呈白皙的蔷薇色，长椭圆形脸庞上长着精致、突出并经常挺直的鼻子，以及从不倾斜的褐色眼睛”。远古和中世纪的中国旅行家们，也为我们留下了他们的类似描写。
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确认了这些人种学证据，并显示，直到公元9世纪，吐鲁番、焉耆和疏勒的居民，讲的都不是突厥语，而是纯粹的印欧语言，与伊朗语、梵语和欧洲语言非常接近。
西域各国分布图
塔里木盆地的这些绿洲，对于中西之间主要通道的重要性，务必会吸引远东和亚细亚两大军事强权的注意。来自杭爱山脉的匈奴人，以及来自甘肃边塞地区的汉人，都一直在注视着这两条沙漠商路，并声明对它们的控制权。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前汉王朝治下的汉人，已经取得了对塔里木盆地诸小国的宗主权；但和其他地方一样，公元1世纪头二十五年的内战，已经让他们在盆地区域丢掉了大量地盘。
后汉朝廷幸运地拥有一群杰出的军人去收复这一地区，去“开西域”。公元73年，两位将军窦固和耿秉（骠骑将军），率领一支预备队远征军进入蒙古，并将北匈奴打得溃败而逃。为了封锁敌人的路径，他们在哈密绿洲，即戈壁西部的心脏地带，建立起了一处军事定居点。公元74年，窦固和耿秉对吐鲁番绿洲发起了一场攻势。“（匈奴）王走出门，脱帽抱马足降。”
这些汉人将领中，最为大胆的是一位名叫班超的骑兵将军。他出自一个学养极高的家庭。其哥哥和妹妹是前代史书的作者，后者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知识女性之一。不过，班超更喜欢用武器而非毛笔来建功立业，他特别喜欢在西部的冒险生活。而且，他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次，班超领命率一支小分队去罗布泊地区刺探情报，他从当地国王不友好的态度中猜测，后者已经被某个来自匈奴的使节争取过去了。遇到一个土著时，他突然问对方：“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此人仓皇失措，透露了全部实情。于是班超将自己的属下召集在了一起。
班超
班固，班超之兄
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今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
属下们认为，他采取行动之前，应首先征求随军文职长官的许可。这种态度令班超十分恼怒。“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他最终说服了他们。夜幕降临，狂风吹起。
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
做完这些之后，班超将罗布泊之王传唤到自己面前，什么都没说，只是让他看了匈奴使者的首级。这位原本准备出卖他们的国王，怯懦地重新向大汉称臣。
在塔里木盆地南部，于阗国王也在洗耳恭听匈奴使节的教诲。这一事态同样严重：因为，罗布泊能够阻截沙漠商队的到达，而于阗控制着整个南部通道。有人警告了班超这种变节的危险，他于是出其不意地来到于阗。国王对班超缺乏尊重，因为一位与匈奴勾结的本地巫师已经煽动他反叛汉朝。“神怒何故欲向汉？”这个王室巫师宣称，“汉使有騧马，急求取以祠我。”国王被这个消息所吓住，冒昧地向班超求马。班超假装答应下来，条件是巫师应该亲自前来，以带走马匹。巫师刚一到，班超就砍下了他的脑袋并将之送给国王。后者屈服了，并交出了匈奴使节。
公元75年，塔里木地区爆发了一起反对汉朝保护国的普遍叛乱。班超被困在疏勒，而其他几位汉人将军被封锁于吐鲁番附近。他们只能靠吃装备上的皮革续命，但坚持到了最后。同时，汉朝皇室却被这些持续的战争吓住了。明帝刚刚过世，由他年仅二十岁的儿子章帝继位。朝廷颁下一道诏书，要求撤出塔里木地区。班超故意表现出服从的姿态，或者至少是一下子撤到了于阗；随后他改变了主意，从容不迫地无视自己收到的诏书，转过身来，重新在疏勒安置下来，并把在此期间表现不忠的人通通处决。同时，来自甘肃的中国军团也正在从匈奴手中收复吐鲁番地区。“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驼驴牛羊三万七千头，北虏惊走。”
在给新皇帝的一篇吊文中，班超努力将朝廷的胆怯态度与他自己的对西域方针协调起来。这位汉人英雄指出，这些远方战役，固然被文人学士指责为浪费生命与财物的无用举措，事实上是一种有远见的防御政策。这是一个能否保障中原免受匈奴周期性攻击的问题：“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他的方法是真实的移民政策：“以夷制夷”。事实上，仅仅迫使每个新近征服的绿洲提供军队，班超就能够实现对整个塔里木地区的控制，他运用这些军队镇压依旧反抗的其他区域。在他的军队中，除了少数试图在边境的多变生活中找回荣誉的冒险家和流放人员之外，真正的汉人元素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全都生活在免遭匈奴重新入侵的保护地之外。“臣见莎车、疏勒，”班超向皇帝解释道，“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闲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他明智而审慎地将这一地区（因为接近帕米尔并有大片森林，得以保持着处处葱绿），与从罗布泊延伸到敦煌的多石盐质黏土沙漠进行了对比。
所有的殖民政策，都基于对土著心理的认知之上。在这场竞赛中，班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手。公元87年，在叛乱中脱颖而出的疏勒国王假装屈服并请求召见。他带着一支强大的骑兵分队前来，企图发动一场突然袭击。为此，班超假装相信来客的善意，并为后者举办了一场盛宴。当觥筹交错之时，班超抓住了国王并砍了他的头。与此同时，汉朝军队丢下面具，向敌人发动进攻，将他们全部屠杀。公元88年，在莎车，班超不得不依靠一支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其中既有汉人，也有于阗的辅助部队。在夜间，班超假装撤退，接着通过一次强行军折返回去，在黎明时，他向莎车人发动攻势，斩首五千余，迫使该城市投降。
在北方的蒙古地区，汉朝将军们意图模仿班超，或者说向后者挑战的欲望也非常坚决。公元91年，中国军团开赴匈奴心脏地带，也许远至鄂尔浑河沿岸，俘虏了匈奴单于的全部家族成员。在塔里木地区，龟兹大绿洲失去了得到匈奴进一步帮助的所有希望，于公元90年投降。唯有焉耆继续反叛。公元94年，班超率领一支来自龟兹和罗布泊的辅助部队，向反叛的城市进军。城中居民砍断了裕勒都斯（Yuldus）河上的桥梁，但一切都是无用功，因为班超的军队渡过了齐腰深的河流，并从沼泽地中走出，来到焉耆城前。一些居民得以逃过博斯腾（Bagrach）湖，但余下的被迫投降。这个国家的国王被砍头，处决地恰好就在他处死汉人居民的地方。班超“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朝廷授予班超“西域都护”的头衔，这位中国征服者成为中亚事实上的总督。他“逾葱岭，迄县度”，也就是说，最远到达了波斯和印度的门口。
在印度和阿富汗的方向，存在有印度—斯基台人（Indo-Scythian）的王国，这个民族我们随后将有机会更充分讲述，因为佛教正是通过他们传到了中国。波斯属于安息王朝（Arsacid）的帕提亚人（Parthian），正是由于班超的征服，他们与中国人即使还没有实质上的接触，至少也有了商业往来。与此同时，他们在幼发拉底河与罗马帝国为邻。帕提亚人控制了今天伊朗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毫无疑问，他们与中国征服者被河中及印度—斯基台人的阿富汗隔开了。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威胁着他们，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的步伐，似乎也从帕米尔高原东坡向前推进。公元94年，帕提亚人“借助一系列的翻译”，意识到审慎的做法是：向汉朝皇室派出一个使团，并携带很可能会被视为贡品的礼物。公元97年，班超委派一位名叫甘英的助手，去和这些帕提亚人，以及更远的罗马帝国，建立正式的联系。
中国人已经知道有罗马帝国，并赋予其“大秦”的名号。他们甚至了解帝国东部一些大城市的名字。安提阿被翻译为“轩都”，亚历山大则被译为“安都”。如果班超的使节能成功抵达罗马帝国，那就将是图拉真（Trajan）皇帝登基的时候。这位君主的统治（公元98—117）标志着罗马在亚洲统治的巅峰，在一场值得纪念的战役中（公元114），他作为征服者进入了帕提亚人的都城泰西丰（Ctesiphon）。有人设想了一种中国与罗马军队为了中亚宗主权而达成的同盟，或者从更谦逊的程度，设想图拉真的罗马人，迦腻色迦（Kanichka）的印度—斯基台人，以及对抗帕提亚人的、久经沙场的班家军之间，能达成一系列的协定。这当然都是徒劳的梦想，因为中国的使节甘英在遇到帕提亚人之后，接受了他们的劝说，不再向罗马边境前进。这似乎表明，帕提亚人对罗马和汉朝之间可能达成的共识是何等担忧。
公元102年，班超解甲回朝。当他返回首都洛阳时，可以说满载荣誉。但二十九年的戎马生涯，让班超精疲力竭，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班超死后，他的伟大事业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新的挫折。政府中负责塔里木地区的班超继承者，从本质来说，都是忠诚的边塞将领，但对拓殖地的环境却一无所知。不过在生前，班超就警告过他们要预期到什么：“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但继任者们却对这番明智的忠告充耳不闻，其结果是，公元106年，塔里木地区爆发了一起普遍性的暴动。
汉朝宫廷再度变得心灰意冷。而文人学士们有了机会，他们以古老的和平主义理论之名义，要求撤离拓殖地，并放弃保护国。他们的调门总是一如既往，在那些最早的王朝——在中国文人的语录中被描绘成黄金时代——中国并没有境外领地，局限于其固有边界之内，人民生活幸福。那么，为什么要坚持供养那些遥远的要塞呢？它们花费甚高，并且事实上无法阻止周期性的暴动。在会场中，文士们的观点占了上风。此时班超的儿子班勇请求发言。他说：“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轩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
中国在这些区域建立的保护国，对文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开通穿越塔里木盆地的两条线路——经由罗布泊、焉耆、龟兹和疏勒的北路，以及经过罗布泊、尼雅、于阗、莎车和疏勒的南路——中国与罗马世界建立了商业联系。正是通过这些路径，中国向罗马的亚洲区域出口了他们的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丝绸。这条穿越塔里木盆地的商路，连同两条通道，就是丝绸之路（Silk Road）。
张骞出使西域壁画
张骞墓
中国的养蚕业可以追溯到很远的时代。《禹贡》和《周礼》（前者成书于公元前9到前6世纪，后者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这两部经典，都记述了在相当于今天山东与河南的区域，丝绸是一种主要的收入来源。到了汉代，在与外国王室的官方交易中，成卷的丝被当作货币使用。
当希腊—罗马世界开始熟悉丝绸之时，没有比它需求更大的产品了。亚历山大和罗马为各种货物的目的地争执不休。卢卡（Lucan）告诉我们，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想要在宴会上令她的客人眼花，就穿着一件丝制长袍闪亮登场。维吉尔（Virgil）在其《牧歌》中如此歌颂蚕茧：“精致的羊毛，赛里斯人从其树叶上梳下。”用赛里斯人来称呼中国人是有启发作用的，它源于“丝绸”一词，因为对于罗马人来说，中国首先是“丝绸之国”，也就是赛里卡（Serica）。以丝绸作为时尚变得十分流行，以至于提比略（Tiberius）制订了反奢侈法令，禁止男人穿着丝绸服装，以保证对女性的充足供应。小普林尼（Pliny）和马提雅尔（Martial）同样提及了丝绸贸易，它是在首都最时髦的街区进行的。所有贸易都必须经过帕提亚帝国，因此中国史书提到，帕提亚人试图维持他们对中国丝绸的垄断，因此就阻止后者与罗马之间的一切直接交流，正如我们在甘英的事例中所看到的那样。
公元1世纪，一位名叫蒂提亚诺斯（Maes Titianos）的希腊—罗马商人（他是马其顿当地人，主要业务似乎在叙利亚）产生了一个大胆想法：让其代理人探测从叙利亚直到中国的丝绸之路，以绕开帕提亚人的干扰。其探索的结果，通过推罗的马里诺斯（Marinos of Tyre）（大约公元110年），经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传到了我们手中。这条道路，显然是从安提阿开始，在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在今阿勒颇以东的曼比季）渡过底格里斯河，进入帕提亚帝国，并从这里穿过阿克巴塔那（今哈马丹）和赫卡托姆皮洛斯（今沙赫鲁德），再经过马雷（今木鹿）的安提阿，到达印度—斯基台人帝国的马克特拉（今巴尔赫）。从这里再转向北，在帕米尔高原脚下，一直攀上科默多伊山路，接着穿过群山，转向南方，直到那个通向平原的峡谷。在这里，你就来到了一个被称为“石塔”之地，以此命名的地方还有很多，分别位于塔什库尔干，莎车西南，阿莱的上游河谷及疏勒西部。根据马里诺斯和托勒密的描述，此路从那里经过了“迦西亚国”——这里可能正是（尽管可能与事实相反）疏勒（梵语为Kacha）——接着，经过伊塞顿·希西卡（可能是库车绿洲），达姆纳（可能是焉耆绿洲）和伊塞顿·塞里卡（可能在罗布泊地区）。这条通道经过了达克斯塔（也许是玉门关，从甘肃边塞进入中原的门户）和吐火罗（可能是今天甘肃省的甘州城），在当时，所有来自中亚的沙漠商队都要赶到这里。此路的终点是“丝都”，可能就是汉代早期的都城长安（今西安），它是从西方到达中国后的第一座大城市。
丝绸之路并非大汉与罗马两个帝国联系的唯一通道。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推罗的马里诺斯和托勒密还描述了一条海路——未来的“香料之路”，其终点为卡提喀拉港，很可能就是今天东京湾海防（Haiphong）附近的某地。《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公元90年）中讲到，一直向北航行，穿过黄金半岛（马六甲半岛），可以到达一个名为“秦那”的内陆城市，从那里，中国的丝绸出口到巴克特拉。在当时，希腊地理学家所说的秦那（中国名China的希腊语翻译），也许就是汉帝国的新都城洛阳。最后，我们从中国编年史作家那得知，公元166年，一位大人物来到了中国，他自称是罗马皇帝马可·黎勒留的使节。（在中文里，“安敦”就是这位皇帝名字的可靠汉译名。）这位陌生人自“日南徼外”，从海路来到中国——此地为中国的驻军管区，相当于今天的安南南部。
通过这两条通道——横跨两大洲的陆路及海路——佛教得以进入中国，对远东命运来说，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