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如同希腊哲学和印度哲学，代表着人类思想史的一种原初面貌。
在中国，哲学思考很可能产生于非常古老的四季交替的自然概念。对于这种季节规律的观察，想必铸就了远古时期中国人的思想。它将事物分成两个一般类别，即阴与阳，分别代表黑暗与光明，潮湿与温热，由此类推，还有天与地，收缩与膨胀，女性与男性。这两种法则的相互对立和交替，以及它们的相互依存，或者说二者的相互转变，解释了宇宙中万物与一切生命的演变进程。在这两种对立法则之上，还叠加着第三种原理——道，它可以描述为前两者不可分离、相互依赖并无穷演进的法则。
这些自然主义观念，在原始思维的最早分类中是与生俱来的，接下来，是从占卜之学中引出的更为复杂的概念。早期的中国社会中，占卜者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方便自己的表演，他们虚构了一个抽象世界，它高于并支配着可知世界。这与柏拉图的“理念论”有些相似。不过，中国的占卜涉及了几何抽象，还用到了对不同组合的认知，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以“三爻”、“六爻”形式排列的虚线和实线系统，并象征着阴与阳的各种组合，也就是宇宙的多种面貌及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纯粹中国式的、关于数目的定性价值之理念。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种特殊的观念，为远东哲学之后的演变充当了一个出发点。
孔子画像（唐代吴道子作）
正是在这种知识背景之下，孔子——在汉语中被称为“孔夫子”或“孔先生”——诞生了（通常认为其生于公元前551年）。他是鲁国（在今天的山东省）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的孩子，有一段时间曾离开家乡，走访多个邻国之宫廷，随后回国创办了一个智慧学派。因其教义的道德特质，人们将孔子与苏格拉底（Socrates）相提并论。两人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即生前都没有留下任何书面作品。我们不得不从柏拉图（Plato）和色诺芬（Xenophon）留下的肖像中（有时会有出入），重建苏格拉底的可能形象。但就孔子而言，这一工作甚至可能更为麻烦。我们所熟知的其格言，及与别人的对话，是经由一个他去世五百年之后的修订本传递给我们的。不过，这个文本中，浮现出了一位有迷人个性的人物轮廓，欣欣然地展示了其敏感性，以及发自内心的机敏应答。这永远不可能是常规的歌功颂德者所能编造出来的。
孔子的思想历程，就我们所能追随的内容来看，似乎绝不追求革新。模仿保守派笔吏的样式（他与这一派联系紧密），孔子的教义表现为对古代传统的一种评注。人们在他身上会再度发现对“天”的敬重，也就是对宇宙秩序的推崇。阴与阳的古典理念，以及更高一层的“道”之理念，在孔子这里，通常意味着正道（也就是古之道），而他的道教对手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则是在不同的意思上使用它。
如同他这一学派的所有圣贤一样，孔子鼓吹孝道，以及对亡灵的虔敬。也就是说，崇拜祖先。尽管有这些传统主义理念，一些逸事告诉我们，他并不认为自己应当绝对为礼仪规则所制约；他特别赞赏的，似乎是动机的纯洁与心灵的真实。本质上说，他的教义似乎是一种行为学说，他传授的是一种积极的道德。“看来，正是作为良知的指导者，令他赢得了声望。”
儒家学说可以用“仁”的概念来概括，这一概念既意味着对他人的仁爱之感，也表明对自身人格尊严的感知。简而言之，这是对自身及他人的一种尊重，只要对方拥有这一理念所包含的所有附属美德：宽宏大量，诚实守信及仁慈宽容。在外部关系中，仁表现在持续的自我控制之中，这是对礼仪的尊重及一种正式的礼貌，而这种礼貌，正如前文说过的，不过是一种内在优雅的外在表示。在这里，人们可以发现一种谦恭，它在骑士理想的支配下，在欧洲贵族阶层中催生出了封建时代的礼节。
如同苏格拉底的教义，儒家学说首先倾向于教人了解自己，以便于促成自我完善。正如苏格拉底宣布放弃爱奥尼亚哲学家们对宇宙起源的研究一样，孔子——无论如何也不是不可知论者——拒绝探究命运的奥秘，不愿“语怪力乱神”。“知之，”他说，“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说：“未知生，焉知死？”他的教义，不承认个人道德与公民及社会道德之间的差异。其目的就在于行仁政，正如在所有中国哲学体系中一样，仁政要靠君主美德与上天秩序的和谐来确保。“正是统治者的道德力量，他从天命中唤起的超自然影响力，导致其臣民是行善还是作恶。”因为人们强调这些格言，孔子后来被尊崇为圣人典范，以及儒家学派的至高权威。
如果不得不将儒家思想的精神浓缩为一个简单准则，那我们会说，它是一种与宇宙秩序相联系，或者说相合作的民事秩序。
孔子的继承者墨子，展示出了最大的独创性。（他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和前4世纪早期。）通过一次大胆的飞跃，这位著名的思想家走进了一神论，这让人难以理解。他援引了“上帝”，一位人格化的神，来取代其前辈们非人格化的“天”。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且本质上是品性端正的：“善行的主要理由，应当是对天上之主的畏惧。他能看到森林、山谷中所经过的一切，还能看到人眼所不能看穿的所有隐蔽之处。他是我们应当努力取悦之人，他喜好善行并憎恶恶行，热爱公正且痛恨不公。天下的一切权力都从属于他，并必须根据他的意见来执行。他希望国君善待其子民，所有人互敬互爱，因为他，上帝，爱所有人。”
从这种一神论中，墨子提取了一种非常高级别的道德。孔子的利他主义，在他这里变成了兼爱，甚至于发展到了自我牺牲的程度：“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墨子以同样方式强烈谴责封建战争。以下格言概括了他的思想：“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
道家学派则有着迥然不同的性质。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占卜者对于阴、阳及道理念的探究，这些我们均已经讨论过。它们还与古代神汉巫婆自我暗示的行为有关联，他们狂热的舞蹈导致了恍惚状态，能够捕捉神的注意力，并保持后者的在场。然而，从这些粗鲁的实践（依然充满了原始巫术）到“道教之父”们的崇高思想，必定是一条漫长之路。而且，正统观念更倾向于无视其可疑的祖先。根据传统，作为哲学的道教，由一位名叫老子的圣人所创立，我们对他没有任何确定的了解，但依照传说，他很可能活到了公元前5世纪。对于道教第二位圣人列子，我们也不会知道更多。相反地，第三位圣人庄子，已经清楚地显示，他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下半期，大约死于公元前320年。
老子
道教一直保留着从古代巫术实践中继承的一些古怪的控制呼吸练习，更精确地说，是一套真正的“呼吸体操”，为的是将初学者送入一种狂喜和飘浮状态。这些方法并非古代中国所独有，因为人们可以在印度瑜伽修行者中间发现。这些自我暗示法，因一种神秘实践而显得高贵，正如印度瑜伽一样，其目的也是“让灵魂清空所有一切，只留下纯粹的本质。”道教圣徒因此达到了一种永久的入迷状态，“一种神奇的优雅，也是真正的自然情形。”
道教书籍向我们揭示了这种神秘方法的不同阶段。“自吾闻子之言，”在《庄子》一书中，一位圣人的弟子断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来，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类似的还有另一段：“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列子》一书更加精准地分析了这些冥想状态，人即使处于俗事最繁忙之时，也能维持上述状态，因为它们可以与尘事交流：“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耶，我乘风乎。”
这种智力上的苦修，赋予道教徒非凡的力量。葛兰言（Granet）写道：“他实现了一种状态，他不再是任何其他，只是一种纯力，没有重量，无懈可击，并且完全自主，圣徒完全自由地通过环境。”
庄子教导说，在这种超然状态下，圣人超越一切世俗的可能性之上：“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他像一个纯粹精神体，穿过一切物质，因为对他来说，所有物质似乎都能渗透。《庄子》一书以柏拉图式神话开篇，讲述一只巨大的神鸟为求道而越飞越高：“‘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在这种立于巨大神鸟之翅上的星际飞行中，在这种渴望一举达到能推动世界的无名力量之狂热里，庄子感觉他自己就是宇宙的主人。
庄子
因此，为了让自己与大自然合为一体，并与宇宙力量联系起来，道教徒必须首先抑制他们的逻辑推理，并“吐尔聪明”。“目无所见，”庄子教导说，“耳无所闻，心无所知。”社会及文明不过是惯例。就像卢梭的信徒，他必须回到一种自然状态，并生活在与野兽和家畜都保持亲密的状态；为了让他重新发现自然状态，唯有除掉文明中的虚饰。这样，他就能找到一切学派都在寻求的长寿秘诀。为了无限期地延长生命，我们只需要保持自己生命力的平和，不要人为干预。在其日常应用中，道教智慧从本质上说，在于避免一切无用的烦乱。《老子》中讲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通过深化古老的“道”之概念，道家为中国思想界提出了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它有着不可思议的威力，即使提出者从不打算给它下一种明确定义。“道”是宇宙中的物质，不受任何事物决定。
老子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
在具体的物质中，阴与阳不过只是两种模式，宇宙的连续统一，使得它们可以永恒反转，但宇宙本身是未知和不可言喻的。“道可道，非常道。”因此我们只能消极地理解它。以下是《老子》中的陈述，它得到了人们的经常引用：“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然而，如果认为这种一元论是静态的，那就错了。它实际上是一种动力论。正如马斯佩罗（Maspero）和葛兰言所观察的那样，道与其被视为一种存在，不如被当作一种力量。它总是有热情及生命的冲动。“以其不能生，故能长生。”或者不如说“宇宙固有能量的永恒准则”，宇宙的力量等同于生命动力。
通过一次奇特的倒转，绝对的一元论就变成了彻底的相对论。如果“万物”是一体的，它们就可以相互交换并相互取代。智者本人如果隐姓埋名，丢弃自己的品性与其个人特征，他就会变得与世间其他人没有区别。“昔者，”《庄子》中写道，”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或者再举一个莎士比亚剧一般的场景，列子提着一颗在路边捡到的人头，如哈姆雷特似的低语道：“谓予与彼，知而尔未尝生，未尝死也。”就像勒南（Renan）想到其“天狼星的形象”一样，庄周为了确立其普遍相对论，邀请我们到类似的观象台去观察事物。“如果你登上太阳战车，”那么这一样一种高度下，“物我”，或者如我们经常说的主体与客体，就会完全相同：“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这种相对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普遍的可逆性，造就了一种超然态度，平静且安详地接受人世间的一切变化无常。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说：“啊，世界！你带来的一切都对我有益。”以同样的方式，庄周说：“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吾师乎，吾师乎，”他呼喊着，向“道”致辞，“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道教的总结性课程，就是漠不关心。
杨朱
另有一种非凡的哲学，即杨朱哲学。此人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现在，我们来到了非常糟糕的战国时代。这是一个诸侯混战的时期，伴随的是对全体平民可怕的伤残及屠杀。对于这刀光剑影的几个世纪，杨朱留给我们的影像是绝望及嘲讽的。他的教义是一种悲观的宿命论，其苦闷怨恨有一段私人笔记所见证，让人联想到卢克莱修（Lucretius）：“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遣，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法家代表人——韩非子
如果说思想家们对现实世界的图景深为失望的话，有一个学派却坚定地接受了一切，这就是法家。在这个武力的世界里，他们试图建立一种不依赖道德的治国之教义。从人类的本性，以及其所有罪恶出发，法家构建了一种本质上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善政学说。这套法律，即使在个性平庸的君主统治下，通过“双管齐下”的交替使用，明赏罚，依然能够保证国家的健康发展，以及百姓事实上的幸福康乐。政治是种技巧，法律价值的标准，并非它们理论的道理品质，而是其实际效果。就这方面而言，主要的事情是：法律应当以实力作为后盾：“夫虎之所以服狗者，爪牙也。”
孟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72到前288年，是一位儒家学派的道德家。他讲述一种中庸之道的道义，介于杨朱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与墨子宣扬的完全自我牺牲之间，并坚决反对法家的残酷无情。简而言之，他回到了孔子的人道主义，并使之与更现实的正义理论相协调。
孟子
孟子特别强调教育：“心灵之卓越，由培育善的胚芽而达成，如同一粒麦种，受益于沃土及丰年。”这种温和的教义，当时并不受青睐，直到后来，汉代的统治稳定之后，才收获了成功。当下，战国时期正处于其最糟糕的阶段，法家所有的现实主义学说，都几乎无法满足暴君及冒险者对它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