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世纪到前3世纪的古代中国，能够向西方的中世纪学者提供封建制度比较研究的素材。在上述时期的中国社会中，王室权力衰落所催生的制度，与10世纪的法国有几分相像。封建领地的分割持续了相近的时间，随后，与法国类似，一定数量的大诸侯引发了领土的重新整合。
春秋战国进度图
我们无意列举出中国全部的封建诸侯国，但应当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形成是出于地理原因。今天的中国各省，通常相当于好几个欧洲国家的大小；相应的，在历史长河的起起落落之中，它们与总是重复出现的永久性单元保持一致。（像后者所做的那样）这些大的地区性单元，在中国古代的诸侯国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例如在西北，位于渭河河谷之中的今天之陕西省——这条河谷是从黄土中开辟出来的，它控制着河南平原——自从这段历史时期的开端就已确定了。我们已经看到，周朝的国君是如何从这些西部边陲出发去赢得王位的。他们曾经丢弃的边境之王角色，被其封臣秦伯承担起来了。后者在陕西开拓了一处地盘，并注定要有一番引人注目的事业。在山西省的黄土梯田上，另一个诸侯国建立起来了，这要归功于其高于中原的优越地理位置，这种优势使它能够成功地建立霸权并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第三个占优势的诸侯国建立在山东东部，这个有独特性的省份，从神圣的泰山山岳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布列塔尼”——岩石丛生的山东半岛。在长江中游的湖北（一处湖泊纵横交错的浅盆地，在当时遍布森林），蛮夷部落被中华文明的典范所吸引，自发地采用了一种汉人的生活及思维方式，并建立了第四个大国。以上我们只提及了最强大的几个诸侯。如果试图列举所有其他小国，包括从封建领地中再分出去的较小诸侯国，我们就能得到大约六十块封地。
春秋列国图
同样地，我们将不能详谈各类诸侯国之间的残酷斗争。这与11世纪法国的封建争端一样冗长无味，而只有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才是有意思的。这里，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本身及社会生活，这是我们法国封建时代的对等物。
这是中华民族的骑士时代。那个时期的战争，是一种有侠士风度的较量，是使用那种高贵的贵族装备——战车——进行的。无论是通过古代史书的描述，还是凭借汉代的浅浮雕，都能让我们对这类战车相当熟悉。战车上套着四匹马，其中两匹套在车辕上，另外两匹通过皮带从两“翼”拖动它。它们是矮小、粗壮、强健的骏马，营养充足，充满激情。它们的马嚼子上装饰有小铃铛。战车上有一个短小狭窄的框架，它的后部开口，装在两只轮子上。中国的战国像亚述人（Assyrian）的一样，能载三人：御者居中，一名长矛兵居右，一名弓箭手居左。三人全都着胸甲，戴护臂，并穿着浸渍牛皮制成的护膝。长矛上装着小钩子，以便能叉住敌人，弓上则镶有象牙。三位同伴共用一个涂有明亮色彩的盾牌，他们盔甲上的亮光漆，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与此同时，在前方，后面和两翼，都有军旗高高飘扬，旗上绘有象征四种主要方位的标志性动物——朱雀代表南方，玄武代表北方，白虎代表西方，青龙则代表东方。
晋文公与楚交战（元代王振鹏《养正图》）
当一位君主的军队入侵邻国之时，后者的首领，出于蔑视和虚张声势的目的，往往会派出一队人马，带着给养送给侵略军。有时，这种挑衅会采取一种更加血腥的形式，国君会向其敌人派出信使，而这些勇士则在对方面前割断自己的喉咙。有时，一辆战车会全速驶到敌人城门下，并做出侮辱举动，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以亚述方式进行的混战。“千乘战车相互冲击，战旗对战旗，荣誉对荣誉。”如同荷马时代一样，当两军中的一些勇士彼此相认时，他们就会从战车的最高处交换“傲慢的赞美”。有时在开战之前，他们会一起饮酒，甚至互换兵器。这种对手之间的战争，不得不遵照一套严格的礼仪准则来进行。被征服者如果有证据证实自己的勇敢，或者懂得如何以真正的侠士精神向其胜利者致辞时，就能得到释放，如同以后日本的武士阶层，“名声是通过慷慨大度的行为赢得的”。此时，已经有了一种与武士道相近的观念，即侠士荣誉的规则。因为这样的准则，勇士们在张弓之前，将自己无所畏惧地暴露在敌人的箭矢之下；同样因为这样的准则，侍从们刻意求死，为的是给其主人的纹章增添荣誉。早期的编年体史书《左传》中，不止一个段落描述了这些史诗般的美德。秦王的首席御者，即便浑身中箭，依然不停地擂鼓，因为“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
在和平时期，绅士们也抱持着同样的理想。这些人的腰带上饰有玉佩，发出“清脆和谐之声”；他们来到国君的朝堂上，参加贵族射箭比赛。空气中弥漫着轻柔的乐曲，处处都有高雅的互相致意，整体气氛如同一场芭蕾舞剧。
这种忠诚于国君、公平对待敌手的侠士理念，这种对交战诚实的尊重，这种和平时期在“礼教”中所表现出来的高贵礼貌准则，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从此产生了儒家学说的部分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