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个别章的主旨内容范围甚广。提供这些章的现存的原始史料及第二手的学术论著，其复杂和详简程度也不大相同。本卷各章都在其脚注中提供了主要的史料和重要的第二手著作。但有的章具有多得不寻常的文献，因此作者们在下面的书目评注中提供了他们在各自学术领域中所掌握的材料的指南。
4.明朝与亚洲腹地[1] 作者：莫里斯·罗萨比
尽管傅吾康和其他学者指出了《明实录》的种种不足，但它们是明代与亚洲腹地的最重要的原始史料。日本学者通过选录和编辑有关蒙古、满洲、西藏、西域和中亚的中文名称，方便了人们对浩如烟海的《实录》的材料的使用。他们还采撷了《李朝实录》中关于朝鲜和满洲的材料。我在拙作《明代中国与哈密和中亚的关系》中初步分析了这些史料的价值。
较后期的综述提供了有关明代对外关系的有价值的信息。正史《明史》载有明王朝与其北邻和西邻关系的完整的记载，而按《实录》的编年体裁撰写的《国榷》往往记载在其他史料中找不到的材料。官方的地图，即《大明一统志》和《寰宇通志》以及诸如《广舆志》和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私刻地图，通过提供有价值的经济数据对历史作了补充。《大明会典》论述了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制度和规定，《四夷馆考》则使读者大致了解会同馆的情况，后者为受权培训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专家的机构。《明书》为一部王朝史形式的私人著作，《明会要》为论述王朝制度的著作，两者对了解明代对外关系的总的情况很有价值。
关于明代与亚洲腹地的更专门的著作给历史中总的图景增添了极有价值的材料。金幼孜的《北征录》和《后北征录》和杨荣的《北征记》记载了永乐帝对蒙古人的五次征战；李实的《北使录》、杨铭的《正统临戎录》和袁彬的《北征事绩》提供了正统帝被瓦刺蒙古人所俘的第一手生动的记载。萧大亨的《北陆风俗》是16世纪后期有关蒙古人风俗的珍贵的材料，此书已被司律思翻译，载于《华裔学志》，10（1945年）。陈诚的《西域番国志》是他于15世纪早期在中亚的游记，部分内容已被莫里斯·罗萨比翻译，载于《明史研究》，17（1983年秋季刊）。徐缙的《平番始末》和马文升的《兴复哈密记》载有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征战吐鲁番的详细记述。马文升的《抚安东夷志》提供了明代与女真人关系的材料。
亚洲腹地诸民族论述明代的史料很少。蒙古的一般历史，如《俺答传》（查尔斯·鲍登译成英文）和《额尔德尼传》（I.J.施密特的《东蒙古史》[圣彼得堡，1829年]中有译文，约翰·R.克鲁格尔在1967年的《蒙古学学会不定期论文集》中有部分译文）对明代与蒙古人的关系只提供了极少的细枝末节。还没有论述中国的女真人的重要著作。
论述明代亚洲的日本的第二手著作是引人注目的。日本学者除了采撷《实录》和历史丛书作出各种索引外，尤其关心明—蒙古和明—女真的关系。和田清、田村实造、荻原淳平、羽田亨和其他日本学者的著作对了解明代蒙古人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关于这方面，日本学术著作的有帮助的指南包括：冈本芳次（音）的《战后日本满蒙史研究》，载《华裔学志》，19（1960年）；理查德·T.王的《1961—1981年日本的明代研究：分类书目》（明尼阿波利斯，1985年）。神田纪一郎（音）对陈诚和会同馆的研究、松村涧关于哈密和和田的论文以及谷光隆关于茶马贸马的著作称得上是日本对明代与中亚关系研究的重大贡献；而江岛寿雄、旗田巍、福叶岩吉（音）、河内良弘、鸳渊一，特别是园田一龟，都撰写了论述女真人的有权威性的著作。
西方对明代与亚洲腹地关系方面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如要查阅蒙古人、中亚人和女真人以及从事边防的中国官员的传记，《明人传记辞典》是一部很好的启蒙工具书。波科提洛夫、傅吾康、思律司的著作增加了我们对这个时期蒙古人的了解。司律思和莫里斯·罗萨比撰写了女真人之间的发展。罗萨比、V.V.巴托尔德的著作和麦特拉的《到中国的波斯使者》已经对中亚作了报道。埃利奥特·斯珀林的博士论文《明初期对西藏的政策》（1983年）论述了明代和西藏之间相对稀少的接触。
5.明代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 作者：唐纳德·N.克拉克
明代和朝鲜关系的史料按语种和时期分类。在朝鲜一方，主要的文献为古汉文。它们包括：《高丽史》，一部中国风格的历史，1454年发行，内有在朝鲜对外关系中活跃的人的事件和传记；《高丽史节要》，涉及的内容大部分相同，但多少被浓缩并按年代加以组织。头面人物的传记也用汉文编写，它们常常收于这些人的文集中。这些传记可在《明人传记辞典》所引材料，以及房兆楹的《浅见图书馆》和其他参考材料中见到。[2]
明代和李氏王朝这两部实录是这一章论述的一系列事件详情的主要史料，不过中朝关系的有关材料散见于各卷，往往难以发现。朝鲜许多君主的实录已被译成朝鲜白话文，从而使朝鲜读者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时更加方便。明代和朝鲜关系的基本概况见《明史》的《朝鲜列传》。《明史》第320卷的这一记载已被黄元九译成朝文并加注解，1973年在《东方学志》发表。其处理方式与末松保和的相似，后者于1941年编了单行本《高丽朝末期朝鲜初期的对明朝关系研究》，此书从《实录》、《明史》和朝鲜的史料中把片断的材料汇集起来并加以注解。[3]
关于一般论述中朝朝贡关系和专门论述明朝与朝鲜关系的研究已有几种专著。全海宗是这一方面处于前列的作者。西方的论文计有：休·D.沃克的《李明两朝和好：1392—1592年的中朝关系》；唐纳德·克拉克的《自治、合法性和朝贡政治：高丽衰亡和李朝建立期间的中朝关系》，此书专论洪武期间的关系。关于这个题目的较早的西方经典著作有：M.弗雷德里克·纳尔逊的《东亚的朝鲜和旧秩序》和威廉·伍德维尔·罗克希尔的《从15世纪至1895年中国与朝鲜的交往》。[4]
专门的研究有威廉·R.肖的《儒教国家的法律准则》，此书涵盖了朝鲜吸收明律过程的内容。约翰·梅斯基尔的《崔溥日记：渡海漂游记》是根据崔的日记翻译的一名朝鲜人在1487年至1488年在长江和北京之间沿运河见闻的详尽而且很有可读性的记载。[5]富路特研究面很广，明代和朝鲜的关系就是其中一个方面。他贡献了两部1600年前中朝争端和冲突的有帮助的论文。[6]
永乐朝沿用元代的人贡的做法，迫使朝鲜送年轻人至中国皇宫充当嫔妃、侍从和太监，这成了王崇武、李晋华和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几篇论文的主题，他们都专门讨论了一个论点，即永乐帝的生母本人就有朝鲜血统。[7]
东北的明—女真—朝鲜的“安全三角”引起了明朝与朝鲜的关系的紧张。在司律思、莫里斯·罗萨比、加里·莱迪亚德等人的西方著作及《明人传记辞典》中“猛哥帖木儿”、“李满住”、“李成桂”等人的条目中都有论述。[8]在1910年至1945年的殖民时期，日本学者对朝满民族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但他们的研究常常遭到朝鲜学者的批判，原因是他们为了日本帝国的利益，故意模糊了朝鲜和满洲之间的地理、种族和历史方面的差别；但是，这些著作作了大量的原始研究，使我们大大地丰富了明代在该地区内进行的沟通和了解。[9]
16世纪90年代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引发的中日战争的文献在朝鲜十分丰富。但大部分文献都被偶像化了，都叙述了朝鲜海军将领李舜臣的功绩和他发明的用来对付日本舰队的包铁甲的“龟船”，但也有可靠的学术著作。[10]从日本一方进行研究的英语研究有：W.G.阿斯顿的《丰臣秀吉的入侵朝略》和久野吉（音）的《日本对亚洲大陆的扩张》。[11]玛丽·伊丽莎白·贝里关于丰臣秀吉更近期的著作，[12]以日本人的历史角度看待对朝鲜的征战，而《明人传记辞典》中陈璘、刘綎、李如松和小西行长等中日交战者的条目以明朝的观点提供大量的细节。有帮助的关于战争的中文研究有王崇武和李光涛的著作。[13]这些研究作品强调一个事实，即在16世纪90年代保卫朝鲜是一次中朝的联合行动，但根据朝鲜人的观点，它们很少赞誉朝鲜人为自身作出的努力。因此，研究人员应该注意把战争三方——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的版本考虑进去。
6.明朝对外关系：东南亚 作者：王赓武
从汉至清的传统中国史学家在论述时把朝贡关系置于防御外国、对外贸易和与外国交往的中心地位。因此他们大力撰写对外关系的朝贡制度的运转，从汉代该制度的起源开始写到盛唐，然后写到明清两朝最后的有限度的形式。但他们对外国本身并不那么感兴趣，除非这些王国和公国对朝贡制度发起挑战和危及帝国的安全。因此，中国对外关系的大部分传统史料和学术著作关心北方和西方陆地边境的强大的游牧国家或联盟。东南亚的王国很少给中国皇帝制造麻烦，因此几乎未引起注意。然而，官方历史自汉以来几乎不断地报道与东南亚不同国家的朝贡关系。到了明代，对这个地方的了解比以往更多。11位明代皇帝的《实录》的保存意味着我们对这种关系已经有了更详细的资料。这些记录显然是本文最重要的材料来源。在1959年至1968年期间，在这些《实录》中有关东南亚的材料被汇集起来，南京版本并与台北版本进行了对照校勘。它们发表于赵令扬等编的《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第1卷1968年；第2卷1976年）。杰弗里·菲利普·韦德已经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全部参考材料翻译出来，作为1994年他的香港大学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论文名《14至17世纪作为东南亚史史料来源的〈明实录〉》。它有8卷，其中6卷为译文，另附索引1卷。它对所有未来的学者，特别是那些不能阅读中文原文的人来说，将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人们期待全部著作能很快出版。《明史》和其他几种明代汇编，如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和张卤的《皇明制书》也很重要。
不同类型的论述明代的著作提供了《实录》和《明史》中见不到的材料。它们是：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慎懋赏的《四夷广记》；严从简的《殊域同咨录》。下列著作更为专业，但对本文特别有用。关于越南的材料有：陈荆和等编的《大越史记全书》，该书由东京大学于1984—1986年出版，3卷本；张镜心的《驭交记》。关于云南境外东南亚大陆的资料，有李元阳的《云南通志》；田汝成的《炎徼纪闻》；特别有帮助的是钱古训的《白夷传》，此书由江梁整理和注释，1980年在昆明出版。关于葡萄牙和其他欧洲人的材料有：张燮的《东西洋考》；张维华（1934年）和戴裔煊（1984年）的《明史佛郎机传》注解本；张天泽的开创性研究《中国葡萄牙贸易：1514—1614年》（1934年）。
关于中国对外关系的近现代学术研究也注意到朝贡制度。这种研究实际上始于欧洲列强在19世纪成功地向这一制度提出挑战之时。当时中国人对这种来自西方威胁的反应是试图把列强置于传统的背景中，这可以从魏源的《海国图志》（1842—1852年）最后一部在这一框架内编纂的巨著中看出。由于欧洲人通过海路前来，而且已经控制了东南亚的大部分，魏源之所见反映了对该区的一种正在发生变化的看法。这就形成了一种与明代和清初对东南亚了解的有趣的对此：见简·凯特·伦纳德《魏源和中国对海外世界的再发现》（1984年）。
从事东南亚和中国研究的欧美学者很快被中国与东南亚的传统关系所迷住。关于从事这个课题的最早的学术研究的人是一些汉学家，如W.P.格罗恩费尔德特、伯希和、夏特和W.W.罗克希尔。他们又转而影响J.桑原和藤田丰八等日本学者，后来又影响了像张星烺、冯承钧等中国学者。但他们的研究关心的只是在欧洲人来临前中国对东南亚的认识，而没有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性质作出任何系统的研究。外界对朝贡制度最早的透彻的研究是费正清和邓嗣禹的开创性作品《论清代朝贡制度》（1941年）。正是这篇文章，才导致本文作者从事侧重早期（宋代前约1000年）中国与东南亚沿海诸国关系的类似课题。成于1954年的《南海贸易》提供了研究宋、元、明与该区关系的背景。这个作品继续着重研究明朝最初两朝，即洪武帝及其孙永乐帝（原文如此，应为建文帝。——译者注）两朝的严格控制的朝贡制度（见发表于1964年、1968年和1970年的论文目录）。这些论文为这里所作的分析提供了大部分详细的参考材料。
本文之论在两个方面超越了以前的三个作品：它把研究扩大到中国陆地边境的大陆东南亚诸国；它把叙述超越1424年而至16世纪后半期。早期学者的作品又提供了帮助，如先前的马基·哈维·德·圣—戴尼和伯希和的作品，然后的G.E.哈维和G.H.卢斯的著作。更近期的有C.P.菲茨吉拉德的《中国人向南方的扩张》（1972年），它对了解越南和云南各部落国各自的命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作者还比较了宋代统治下北方和南方的边境国家，这样可以与明代统治下的发展作出有益的对比（《二等帝国的词藻：宋早期与邻邦的关系》，1983年）。
最后要提一下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术情况。大陆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史学家对把强调中国中心论和朝贡制度作为中国的对外关系的中心这一点感到不快。他们认为与朝贡有关的体制、礼仪和动听的词藻只是皇室和儒家官员支持的封建结构的扩大。它们决不是汉族中国人对其邻近民族的优越感的表现。他们的观点是，中国的对外关系应通过为国防和国与国间有序的贸易制定的政策加以研究。因此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明代与东南亚关系的研究集中在船运技术、航海技术和南方巨大港口的崛起等方面，以及海上贸易和沿海商人阶级和对付海盗掠夺的防务等方面。在更近期，对海军将领郑和的舰队远航的政治意义，和各个东南亚城市、港口中新兴的华侨社团的兴趣又恢复了。但是，对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基础的朝贡制度的作用和重要性的探讨，还没有人作出尝试。
台湾的学者同样对航运和航海、贸易和防务、郑和以及海外华侨感兴趣，但他们也毫不迟疑地在朝贡背景下研究东南亚各国。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领头学者为方豪，但他更专注于明代，张奕善和曹永和各有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篇关于明代诸帝利用朝贡制度的论文（原先发表于1974年和1976年），它们收于张奕善的《东南亚史研究》（1980年）。
至于在中国陆路边境的几个陆地国家，很少有中国学者予以注意。但三部书是有帮助的。它们是王婆楞的《中缅关系史》（1941年）、舍贻潷的《明代之土司制度》（1968年）和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2卷本，1987年）。
7.与欧洲沿海国家的关系，1514—1662年作者：小约翰·E.威尔斯
在这一章论述内容所定的两个大背景中，明代的对外关系远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剑桥中国史》第7、8两卷的其他各章、《明人传记辞典》中外国人的传记，以及司律思、罗萨比和王赓武的博学的著作提供了许多极佳的研究出发点。但在任何语种中，尚没有令人满意的关于明代朝贡制度的思想、制度和实际情况的充分的研究。小威尔斯的《使者与错觉》（第13—25页）提供了简明和纲要性的概述及某些史料和研究的参考材料。关于在另一个大背景中的研究，即亚洲滨海的欧洲人的活动，则在最近20年中进展迅速；关于有关文献的概览，见小威尔斯的《1500—1800年海上的亚洲》。
在各语种中，还没有论述明代与海上欧洲人关系中任何重要方面的专著。主要的障碍是缺乏利用欧洲的档案材料和古老的印刷资料，同时也没有掌握中国的史料。也许最接近掌握16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重大事件和问题的记载的全部资料的人是博克瑟（《16世纪的中国南方》）和布拉卡。张维华搜集中国史料而成的作品《西方的先驱及其发现之澳门》对明代的中—欧关系的各个方面来说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启蒙工具书。揭示与欧洲人关系和沿海中国某些侧面的另一部小型汇编为《闽海赠言》。小威尔斯在《清史问题》发表两篇文章，试图概述鸦片战争前中—欧关系方方面面的研究资料和机会。
关于与葡萄牙人的关系，张维华、周景濂、戴裔煊和藤田丰八的著作已经收集了详简不一的中文史料；见伯希和的《一篇关于澳门初期的著作》的长篇评论。更近期和质量较佳的著作是普塔克的《葡萄牙在中国》。关于直至1524年的关系，在本世纪（指20世纪）之交的福开森和伯希和（《明代历史上的火者与写亦虎仙》）对中西方的史料作了最透彻的考察。托梅·皮勒的《东方大全》成书于他出使之前。它包括了16世纪初期沿海中国、葡萄牙及其竞争对手当时多方面的材料。科特绍对皮勒著作的长篇导言包括了关于史料来源、皮勒生平及其飞黄腾达的有价值的信息，但导言没有解决福开森发表的史料来源中某些严重问题。张增信的长篇论文和坎默尔的专著内容特别丰富，并对有些令人头痛的地名问题作了详尽的考查。本书这一章的记述是基于一种尝试，即使读者能阅读到最全面的葡萄牙编年史中关于这件事的诱人的章节。若奥·巴罗斯等的《亚洲》，以及福开森、伯希和和上述中文资料编者收集的史料对我们对这段时期明代政治社会的现有理解，对中—欧关系持续的紧张状态和不和作了非常敏锐的解释。布拉卡已对澳门的起源作了极佳的阐述。关于与明代关系的其他著作，见前面所列著作收集的中文史料。此外还有：印光任、张汝霖的《澳门纪略》；博克瑟的《远东的费达尔戈人》、《热带的葡萄牙人社会》中论澳门的一章及本书书目中他的其他著作和散见于西方人所编书目中他的文章，尤其是论葡萄牙与日本贸易的严谨的著作《来自亚马孙的大船》。葡萄牙编年史者关于澳门史方面的成果，远不如在1517年至1524年那段时期的成果令人满意。博克瑟、费雷塔斯、曼德斯·达·卢兹已经发表了重要的文献。近期的重要研究有：普塔克所编有关葡萄牙人和亚洲的一卷文集，其中有几章与澳门和乔治·苏扎的计量作品有关。澳门本地的历史写作质量参差不一，但有时能引导学者探讨新问题和发现新史料；普塔克的书目，即《葡萄牙在中国》列有大部分这类材料，特别是L.G.戈麦斯和曼奴埃尔·特谢拉神父的著作。又见近期克里默的汇编。澳门文学院现在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企图收集和再版原始资料和研究著作。费成康的著作是一个重新唤起中国人对澳门史兴趣的重要信号。
舒尔茨讨论了中国人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的关系，收于菲利克斯汇编中的其他作者也作了同样的讨论。乔努对贸易的计量研究是经典之作。对马尼拉中国皈依者社区的出现的研究作得很少。阿杜亚特的《传教史》是多明我会传教士的最重要和可查阅的资料之一，这些传教士深深地投入对马尼拉中国人的布道工作之中；同时此书也是关于社区史其他方面的重要资料。其他可查阅到的资料包括莫尔加的《大事记》、布莱尔和罗伯逊翻译和概括的文献，以及印度总档案馆的许多文献，这些可在帕斯特尔的《辛苦的布道工作》一书的若干注中见到。里德、坎宁安的专著，特别是柯斯塔关于耶稣会士的许多巨著有助于充实这方面的背景材料。总的来说，根据对海外中国人和对东南海诸国政治和商业现有的认识，要充分掌握所有印刷的和手写的文献并重新阅读它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关于荷兰人与明代中国的关系，包括他们在台湾38年的商业和殖民活动，近现代的学术活动正在迅速发展。印刷的史料有巴达维亚地区的《记录册》、柯尔哈斯版的《公文总览》和格罗恩费尔德特论初期活动的著作中的有关段落，最近期的由布鲁塞及其同事合编的热兰遮地区《记录册》的精本中也有这种资料，此书第1卷已问世，第2卷的出版也在期待之中。中文的史料已由张维华发表，另外也见之于一本佚名的小册子《明季荷兰人》。布吕鲁和岩生成一充分地利用了中国人和荷兰人的资料；博克瑟的《兴衰》在研究与郑芝龙的关系方面也很重要，奥斯特霍夫根据荷兰的档案材料，提供了有帮助的概括。坎贝尔的研究和译文集中讨论了荷兰人的传教活动，但这些活动的对象是土著居民，而不是中国殖民者。谢泼德、曹永和等人把荷兰殖民时期置于中国殖民早期史的更长时间跨度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根据维尔霍文、威尔士，以及“西班牙文献……”研究了西班牙人在台湾北端的出现。
本章只是粗线条地论述了明代中国传教活动的出现，而重点放在传教活动与明代官场的相互作用，以及传教士参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活动等方面。它并没有致力于讨论文化方面，即罗马天主教与中国民俗和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敦约翰的《巨人的时代》中，在罗南等编的论文集中，以及在《明人传记辞典》外国人的条目中，人们都可以找到了解关键人物、重要事件的资料及研究和记载的指导。斯坦达尔特对杨廷筠的研究为查找资料和进行研究提供了极有帮助的指南，并且是一个既精通明代思想史、又通晓天主教神学和布道学的学者所出成果的优秀榜样。
根据明代国家观点，与海外欧洲人关系的最重要的方面往往是外国人建立的与中国皈依者、商人、海盗等人物的联系。欧洲的记载则明确地指出，事实上海外的华人在晚明充分参与了建立南中国海世界的活动。因此要增加明代与海上欧洲人关系的了解，往往必须在尽可能了解海外华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小威尔斯的《从王直到施琅的沿海中国》提供了某些全面的解释性主题。在这个领域的中国学术活动依靠广泛地阅读地方志和分散的文学史料，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见张彬村的博士论文和林仁川、张增信的近期著作。布鲁塞的《奇怪的伙伴》把巴达维亚称为“一个中国的殖民城镇”，对巴达维亚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与西班牙马尼拉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马尼拉的中国社区史，但迄今把马尼拉中国人视作沿海福建社会的关系，或把马尼拉社区与其他“中国殖民城镇”作比较的研究还做得很少。
11.晚明思想中的儒学 作者：威拉德·彼得森
对研究儒家思想来说，个人在儒家问题方面的著作是主要的资料。部分地由于16世纪私人刻印书籍的发展，现存的有关儒家的书籍为数甚多，它们仍需要学者去探索。本章的注解旨在成为查阅选定人物的原始文献和第二手著作的指南，这些人已被后期历史学家视为有一定的重要地位。黄宗羲（1610—1691年）编的62卷《明儒学案》这一不朽的汇编提供了一些思想家的材料，他们被认为是根据称为明代儒家的多方面表现选定的。他从200多位人物的著作中摘录其文，按照自己的思路安排在17个标题下。它仍是几乎所有从事这一课题的学者开始其研究的文本。黄宗羲为每个标题写了导言性的意见，同时提供了每个作者的传记材料，以及自己对他们给明代儒学所作贡献的批判性的评价。秦家懿在她的《黄宗羲及其〈明儒学案〉》中提供了有用的英语介绍，该书还载有她译出的黄的关于42位较突出的明儒的序言材料及注释。一部使用更方便的《明儒学案》版本1985年在北京出版，沈芝盈对该书加以标点并作了编辑注解，1987年在台北重即。沈氏版本应根据朱鸿林的《明儒学案点校释误》的详尽的释误进行校勘。
在《明儒学案》的材料和判断的基础上，容肇祖在1941年出版了《明代思想史》，这是第一部研究明代儒家主要倾向和人物的内容丰富的近代综述。由于提出了何心隐、李贽和陈第等16世纪后期的人物对明代思想作出的贡献，容的记述超过了黄的作品。约在同时，嵇文甫甚至走得更远。嵇在1944年出版的《晚明思想史论》中除了黄宗羲认定的思想家外，又增加了几章，内容有佛教的复兴、西学的来临、考证学的开始，从而显示了知性活动的多样性。在更近期（1987年），侯外庐及其同事在他们的大部头的中国思想史著作《宋明理学史》第2卷中全面评述了明代的儒家，进一步补充了黄宗羲所引的原始材料，但除了他们本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外，基本上没有超越黄宗羲的框架。
在英语著作中，还没有对明儒的充分的论述。赫尔默特·威廉的论文《论明代的正统》概括了15世纪突出的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这些人都背离了国家倡导的儒家。狄百瑞在他的题为《晚明思想中的个体主义和人道主义》中根据个人自主的问题评估了16世纪思想中的一些著名人物，此文收于他的会议文集《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会》（1970年）中。在其他方面，以英语发表的大部分研究作品专注于个人或小集团。作为最著名的明儒，王阳明的思想已经吸引了学术界各方面的注意，但在英语著作中，对王的思想的最佳的介绍依然是已故的陈荣捷关于王的译文中的意见，见陈的《王阳明关于讲究实际的教导及其儒家著作》（1963年）。
大岛明荣（音）的《日本对宋明时期理学的研究：书目概览》（1987年）评论了日本对明代儒家思想研究的发展。1949年，岛田虔次发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挫折》，书中他力图指出晚明儒家思想中几种近代特点的存在（其中包括个人主义和多元论），但在1644年满洲人的征服后，它们被窒息了。针对黄宗羲的偏见，荒木见悟在几个研究作品中强调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相互作用。特别在1979年的《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中更是如此。关于他思想的英文概括，见他的《晚明之儒佛》。另一位第一流的学者山井湧力图阐明在清代继续发展的明代思想倾向，见其《明清思想史研究》，此书更符合黄宗羲对明代儒家思想的看法。
12.天学：基督教及其他西方思想引入晚明中国 作者：威拉德·彼得森
论述西学引入晚明的作品非常丰富，但它们一般更注意西方人的作为和写作，而不是关心中国人如何接受和吸收欧洲思想的情况。
在明代，耶稣会传教士垄断了在中国的居住权和布道权，他们最受人注意。最早的参考材料之一是路易·菲斯泰的《1552—1773年来华耶稣会士的传记和书目》，它为许多后来的探索提供了入门途径，不过它基本上被荣振华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800年）》所代替。20世纪30年代开始，裴化行在他的许多与在华耶稣会士题目有关的书籍和论文中定下了很高的学术标准。可与之相比的是方豪的一批中文的学术著作，他把他的许多论晚明的作品收于名为《方豪六十自定稿》（1969年）的文集中。关于晚至1610年的早期的传教活动，巴斯夸尔·德埃利亚关于利玛窦在华及其经历的注释版本是无与伦比的，此书共3卷，名为《有关1579至1615年利玛窦自欧来华行纪的原始文献》。利玛窦死后，再也没有可与之相比的有关在华耶稣会士的资料。敦约翰的《巨人的时代：明朝末年中国的耶稣会士的故事》依据耶稣会的档案材料，是最容易查阅的可靠的记载。
埃里克·泽克等人编的《约1580至约1680年在华耶稣会使团的书目》列出了耶稣会在华第一个世纪活动的西欧语种的第二手作品，对研究很有帮助。所涉及内容包括传教士、皈依者、礼拜仪式、宗教活动和论战，以及世俗活动和写作；它还列出了在不同的西方藏书地点所藏的中文材料的西方语种书目和指南。（作者们还编了有关西学的17世纪中文资料的书目。）
徐宗泽所编的《明清间耶稣会译著提要》（1949年）这部仍有用的书目简要地阐述了明代耶稣会士及其中国助手所写的中文著作。耶稣会士及其亲密助手所写的晚明中文著作的摹写版本在20世纪60年代之初已在台湾出版；李之藻在1628年汇编的文集《天学初函》已被重印；其他著作也收于3卷本的《天主教东传文献》中。有关明代西学的手稿和印刷材料分散在东亚、俄罗斯和欧洲的图书馆，有的没有编目或无法查照，但研究人员最终将会利用它们，以加深我们对晚明思想和社会中天学作用的认识。
13.明代的官方宗教 作者：罗梅因·泰勒
晚期中华帝国的官方宗教的书目表现出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它是中国文明中文献内容最为丰富之一，但另一方面，它在近现代的历史学术研究中却受到了相对粗浅的待遇。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至少从内藤虎次郎以来，大部分中国的历史学家把精力主要放在阐述和衡量长期的线性社会变化方面。从这个观点看，官方宗教在主要轮廓方面的强固的延续性以及它的宇宙学原理，使得它显得与历史无关，因此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在回答不同的、但同样可以答辩的一系列问题时，官方宗教可以算是一个合适的学术题目。如果要了解的话，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怎样被理解为一个整体的？人们如何去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面临近代研究作了如此明确的文献记载的深刻变化中，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2000多年来是怎样被组成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的？官方宗教教义和实践的历史至少可对这些问题提供部分答案。它不能代替世俗变化的研究，但它可以提供一个从中取得更好了解的全面的基础。
专门研究明代官方宗教的近期英文出版物有：安·帕卢丹的有帮助的作品《明皇陵》。[14]《中国宗教研究学会学报》将1979年秋季号专门用作一个专题讨论的文集，名为《晚期中华帝国的国家仪式》[15]，并附有明清两代的参考资料。文集共收4篇论文，它们是：卡尼· T.费舍尔的《明世宗时期的大礼之事》[16]；贺允宜的《1368—1398年明朝建国的礼仪事宜》[17]；克里斯琴·乔基姆的《清代的朝觐礼仪》[18]；小约翰·威尔斯的《帝国晚期的国家礼仪：讨论基础的几点意见》[19]。霍华德·韦克斯勒在他的《玉和丝的供品》[20]一书中对直至唐代的帝国祭祀娴熟地显示出重要的诠释传统。詹姆斯·L.沃森的《神的标准化：960年至1960年华南沿海天后地位的提高》[21]研究了把源于民间的崇拜纳入官方宗教的过程。但是，最佳的全面讨论仍可以在杨庆堃的《中国社会的宗教》中见到。
关于官方宗教仪式正式结构的基本史料，见申时行编的《大明会典》第43至118卷（礼部）和第215卷（太常寺）。俞汝辑编的《礼部志稿》也有同样的材料，但补充了大量的奏议和上谕。龙文彬的《明会要》也给《会典》作了补充，是一部方便的参考书。《明实录》作为主要的档案汇编是不可缺少的，但除非研究人员从事狭隘地限定的时期的研究，否则，使用时比较困难。《明史》专论仪式的几卷（第47—60卷）基本上取材于《实录》，在题目上按年代编排，与上述诸书同样重要。《明通鉴》为编年史，取材于官方和非官方的史料，使用很方便。就我所知，关于专门阐述世宗朝“大礼之争”的最佳作品是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的第50卷。
15.明代文化中的道教 作者：朱迪斯·A.伯林
对明代道教的研究因以下事实而复杂化了：帝国倡导的道教教义《道藏》成于1444年，发行于1447年，在明代尚属早期。因此明代各不同派系道观的文本尚未以帝国倡导的“道教”的名义被收集和编纂。
于是，一些学者为了寻求重要的资料就转而求助于以下几个来源，地方志、道观、名山志、有关宗教的帝国文献或朝廷的编年记录、留存的或在诸如《性命双修万神圭旨》等其他文集发表的材料、在诸如林兆恩等人著作中关于道教人物或活动的材料，或求助于地方官员的随笔或奏折。
除了少数自认的“道教”文本，所有的这些材料都有一种并非原来的道教的立场或观点，它们对道教的阐述来自外界，而不是来自传统的内部。如同研究千禧年佛教的材料那样，阅读道教文本的材料必须谨慎，要记住它们存在编史工作方面的偏见。
也许是因为材料的分散和不完整，对明代道教的研究仍处于婴儿时期。中国的学者通过开辟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创性的学术研究而走到了前面。傅勤家的研究道教史的著作《中国道教史》（1938年）把《性命双修万神圭旨》置于道教的发展背景下进行研究。陈国符1949年的论道藏发展的著作《道藏源流考》为道教教义和明代对教义的编修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孙克宽1968年的两卷本的《元代道教之发展》有助于弄清明代以前道教的情况。虽然这些著作都没有专门论述明代，但如果学者们试图在这个基本上未经探索的领域中进行研究，它们仍是很有帮助的。
第一部专门论述明代道教的作品是杨启樵论道教对明代诸帝影响的论文，此文收于陶希圣的《明代宗教》（1968年）中。杨启樵利用帝皇的史料和宫廷的编年史，肯定是持局外人的观点批判了“道教”的迷信和它对诸帝的影响。但他的著作中有丰富的材料，如果它的偏见得到其他关于中华帝国制度史中道教仪式和实践的作用方面的研究的补救，它数得上是最有帮助的作品。
安娜·塞德尔为狄百瑞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会》文集提供了第一篇研究张三丰的重要的英语论文。由于材料有限，而且只对过去的研究作介绍性的评述，所以她的结论有点谨慎，但其论文表示，在研究传统中国的晚期时，道教不应被忽视。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的东亚同行开辟了重要的新领域。1978年，秋月观映撰写了论净明道的极为重要的著作《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净明道基础的研究》。此书在使用大批材料以阐述完整的净明道历史方面，堪称样板。由于净明道在明代依然十分重要，此书改变了我们对明代道教形态的了解。1979年，间野潜龙的《明代文化史研究》收了几篇研究会的论文，它们揭示了明代的道教和佛教。1983年，刘枝万的《中国道教的祭祀和信仰》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并且研讨了一批关于“道教”与传统中国的地方和民间传统的关系。这些作品以各自的方式大大地提高了明代道教研究引发的问题的了解。
其他学者也作出了重要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是专门阐述道教，但有助于弄清赖以了解道教的明代背景。最重要的也许是酒井忠夫的经典性的著作《中国善书的研究》（1960年），自出版后，它引起了大量的学术研究。维克托·梅尔为《晚期中华帝国的民间文化》（戴维·约翰逊等编）提供了对公众进行圣谕教育的帝国活动的研究作品，它既基于这个重要课题的过去的学术成果，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我的论林兆恩的三教传统和潘镜若关于宗教教学的小说这两方面的作品是基于泽田瑞穗和间野潛龙的学术著作并加以发挥。有一些学者，包括安东尼·于、安德鲁·普拉克斯和维多利亚·卡斯，正在从事有关明代传说的研究，这无疑会继续加深我们对“道教”的一些研究课题以及这些课题在明代宗教思想中所起作用的认识。
（杨品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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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参考文献介绍中此类标题的序号及标题为本书相应各章的序号及标题。
[2]郑麟趾：《高丽史》，3卷本（1454年版；1972年汉城影印本）；南秀文：《高丽史节要》，载《朝鲜史料丛刊》，1（汉城，1932年）；房兆楹：《浅见图书馆：带说明的书目》（伯克利，洛杉矶，1969年）。
[3]黄元九：《明史朝鲜传译注》，载《东方学志》，14（1973年12月），第35—103页。
[4]休·沃克：《李明两朝和好：1392—1592年的中朝关系》（洛杉矶加州大学论文，1971年）；唐纳德·克拉克：《自治、合法性和朝贡政治：高丽衰亡和李朝建立期间的中朝关系》（哈佛大学论文，1978年）；M.弗雷德里克·纳尔逊：《东亚的朝鲜和旧秩序》（巴吞鲁日，1946年）；威廉·伍德维尔·罗克希尔：《从15世纪至1895年中国与朝鲜的交往》（伦敦，1905年）。
[5]威廉·R.肖：《儒教国家的法律准则》（伯克利，洛杉矶，1981年）；约翰·梅斯基尔：《崔溥日记：渡海漂游记》（塔克森，1965年）。又见《明人传记辞典》的“崔溥”条目，第257—259页。
[6]例如，见富路特：《15世纪末的中朝关系》，载《皇家亚洲学会朝鲜分会学报》，30（1940年），第35—46页；《朝鲜对中国的历史记载的干预》，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通讯》，68（1937年），第27—34页。
[7]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7（1948年），第165—176页；李晋华：《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同上，V1，1（1936年），第55—78页；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同上，V1（1936年），第79—86页。
[8]司律思：《永乐朝的中国女真关系》（威斯巴登，1955年）；罗萨比：《元朝时期的女真人》，载《康奈尔大学东亚论文集》，27（伊萨卡，1982年）；莱迪亚德：《中—满—朝三角中的阴阳关系》，载罗萨比编：《中央王国及其处于平等地位的邻邦》（伯克利，1983年），第313—353页；又见T.C.林：《明帝国的满洲》，载《南开社会经济季刊》，8：1（1935年4月），第1—43页。
[9]关于明代方面的材料，例如见池内宏：《满鲜史研究》，3（东京，1963年）。
[10]南天佑：《龟船构造的再讨论》，载《历史学报》（1976年9月），第131—178页；H.H.安德伍德：《朝鲜的船舰》，载《皇家亚洲学会朝鲜分会学报》，23（1934年），第1—99页。
[11]W.G.阿斯顿：《丰臣秀吉之入侵朝鲜》，第1章，载《日本亚洲学会学报》，6：2（1878年；1905年再版），第227—245页；第2章，载同一学报9：1（1881年；1906年再版），第89—96页；第3章，载同一学报9：3（1881年；1905年再版）；第4章，载同一学报，11：1（1883年），第117—125页。又见久野吉：《日本对亚洲大陆的扩张》2卷本（伯克利，1937年）。
[12]玛丽·伊丽莎白·贝里：《丰臣秀吉》（坎布里奇，马萨诸塞）。
[13]王崇武：《李如松征东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6（1947年），第343—374页；王崇武：《刘綎征东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4（1949年），第137—149页；李光涛：《朝鲜壬辰倭寇中之平壤战役与南海战役》，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1948年），第275—298页；李光涛：《明人援朝与杨镐蔚山之役》，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4（1969年），第545—566页。
[14]安·帕卢丹：《皇明陵》（纽黑文，1981年）。
[15]中国宗教研究学会：《晚期中华帝国的国家仪式》，载该会学报，7（1979年秋季号），第46—103页。
[16]卡尼·T.费舍尔：《明世宗时期的大礼之争》，载《中国宗教研究学会学报》，7（1979年秋季号），第71—87号。
[17]贺允宜：《1368—1398年明朝建国的礼仪事宜》，载上述同期学报，第58—70页。
[18]克里斯琴·乔基姆：《清代的朝觐礼仪》，载上述同期学报，第88—101页。
[19]小约翰·E.威尔斯：《帝国晚期的国家礼仪：讨论基础的几点意见》，载上述同期学报，第46—57页。
[20]霍华德·韦克斯勒：《玉和丝的供品：唐代正统化的仪式和象征》（纽黑文，1985年）。
[21]詹姆斯·L.沃森：《神的标准化：960年至1960年华南沿海天后地位的提高》，载《晚期中华帝国的民间文化》，戴维·约翰逊等编，1985年，第292—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