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宋朝（960—1279年）和元朝初期（1279—约1320年），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国内贸易及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都发生了急剧的扩张，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已知的中国历史上以往的一切时代。近年来，研究这一问题的一些学者，如威廉·H.麦克尼尔、J.L.阿布—卢霍德（J.L.Abu-Lughod）、牟复礼，主张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文明，而且也对欧亚大陆的其余部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威廉·H.麦克尼尔教授所指出的：
在上亿的中国人中增加的新财富开始跨越海洋（很大一部分也沿着商队的路线）外流，并且给与市场有关的活动增添了新的活力和领域。数十艘，数百艘，也许数千艘航船开始在日本海、南中国海、印度尼西亚群岛和印度洋的各个港口之间穿梭航行。大多数航程较短，货物从最初生产者那里通过沿途许多货物集散地分装转输，才到达最终的消费者手中……商品流动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人员上下航船，或滞留在集市上，讨价还价。[1]
13世纪70年代中期，也就是马可·波罗开始他在中国长达17年的逗留之时，“商品流动的增加”则意味着大量的中国生丝、丝织品、瓷器及其他物品由船舶，或商队输往亚洲各地、东非、中东、地中海贸易区，甚至西北欧的主要市场。[2]然而，紧随这个有前途的和至少在一些方面看来是极为有利可图的开端之后，到来的是被R.S.洛佩斯和H.A.米斯基明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萧条”期间的“东方与西方”间贸易往来的锐减。“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萧条”是指14世纪早期到15世纪末一系列持续性的经济和货币紧缩，它们在这不同时期影响到几乎整个欧亚大陆。[3]到文艺复兴晚期，对于曾经获得的这一贸易所创造出来的巨额利润的追忆仍然激发了许多欧洲人重要的“航海发现”。例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10月从西班牙起航时，他的打算并不是去发现“新大陆”，而是去寻找一条到东亚和香料群岛的更短途、更快捷，而且低耗费的航线。正如哥伦布自己在首次到达新大陆后的第9天，即1492年10月21日清楚地写到的：
……我将航行到另一个大岛去，从圣·萨尔瓦多印第安人告诉我的迹象上看，我确信这个岛屿就是日本。他们把这个岛屿称 为Colba（古巴，他们说那里有很多大船和海员。从这个岛屿我打算去他们称为波希澳（Bohio，即希斯盘纽拉[Hispaniola]岛）的另一个岛……至于其他坐落其间的全部岛屿，我将在通过时去看看，并按照发现金子或香料情况，决定做些什么。当然，我已经决定去（中国）大陆，去贵色（Quisay，现在浙江省的杭州），而后把殿下您的信呈交大可汗，恳请回复，并携带返回。[4]
如同同时代的很多欧洲人一样，哥伦布已经阅读过，甚至注解过那些热情洋溢的记述亚洲和亚洲贸易的13世纪至14世纪的著述，如马可·波罗，“约翰·曼德维尔爵士”及其他人的游记。此外，据哥伦布本人说，他可能还受到当时欧洲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佛罗伦萨的地理学家保罗·德尔·波佐·托斯堪尼在15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给他的一些信件和一幅世界地图的进一步鼓动。托斯堪尼为马可·波罗亲身游历所吸引，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财富的商业潜力：
……在这里，携带着货物的航海者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全部航海者人数都不及称为刺桐（Zaitun，即现在的福建泉州）的著名港口的多……在一个称为大（汗）的王公的统治下，这里（中国南部）人口密集、富裕、拥有众多的省份和王国，数不胜数的城市……（中国）值得拉丁人去探究，不仅因为从这里可以获得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巨大财富，如金、银、各种珠宝和香料，而且因为它的学者、哲学家 和精深的占星家……[5]
哥伦布和托斯堪尼在此仍在谈论大可汗，这表明在15世纪晚期有学识的欧洲人所能获得的有关东亚的知识，大多数已经远远过时了。[6]当然，这些知识也非完全不准确的。如同欧亚大陆的其他国家，中国虽然在15世纪中期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困难[7]，但在1492年哥伦布首次穿越大西洋时，中国经济和明朝的统治（1368—1644年）正从其早期的困难中迅速地恢复过来。的确，在15世纪晚期，中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强的经济大国。中国拥有也许超过1亿的人口、一个具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农业、广泛而复杂的国内贸易网络，及在每一个品种和每一个方面都要优于已知的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例如，15世纪早期，一个欧洲外交使者在访问中亚政治和贸易中心撒马尔罕之后，描述他所看到的中国货物“是（进口到该城的货物）中最丰富、最精致的……因为，震旦（Cathay即中国）的手工艺人以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最精湛的技巧而闻名于世”[8]。
正如10—14世纪欧亚大陆贸易大扩张时一样，在“哥伦布时代”，享誉欧洲、中东和亚洲市场的中国货物仍然是生丝、丝织品、产自江西省景德镇和福建省德化手工业中心的精美的（有时并不十分精美的）瓷器。[9]今日的中东，有两个地方仍然收藏着大量的中国瓷器，一个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皮·萨拉伊博物馆；另一处是从阿尔达比勒圣地发掘出来的中国瓷器，现收藏于德黑兰考古博物馆里。[10]在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东非也发现大量的明代瓷器。[11]1960年代在东非工作的一位学者，时常满怀惊奇地报道说，“在肯尼亚海岸的任何城市”都可以发现从元朝到明朝的大量的“青花”瓷器。[12]还有关于印度西部一些古老的贸易港口的类似的评论：在港口的一些地方“散乱地堆放着晚明的瓷器碎片”[13]。
1461年埃及苏丹把少许明代青花瓷器作为礼品送给威尼斯的多吉·帕斯奎尔·马尔皮罗之后[14]，欧洲的首领们也开始热衷于收集中国瓷器。洛伦佐·德·美第奇在1487年获得了他的第一件瓷器，而1498年瓦斯科·达·珈马从葡萄牙启程到印度时，他从曼纽尔（Manuel）一世那里接受了寻找香料、基督教徒和“瓷器”的特殊使命。1499年他的确带了一些瓷器返回里斯本。同样，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葡萄牙舰队第二次远征印度船队于1501年返回时也带回了瓷器。在此后的20年间葡萄牙人进一步向东方推进，他们找到的中国货物是如此之多[15]，以致曼纽尔国王开始把向欧洲王室赠送明朝青花瓷器的礼物作为一项惯例。[16]然而，瓷器并未长久为王室所独占，1520年，阿尔布雷克特·杜雷尔从一个葡萄牙熟人那得到了他的第一件瓷器，而到16世纪30年代，在安特卫普和里斯本市场上，明朝的青花瓷器已然很容易见到。[17]
然而，在16世纪前半叶要得到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特别是那些高品质货物，并不总显得那么容易。例如，17世纪早期，一个失望的荷兰商人谈道，他和他的同事“（在中国）并非找不到货物……而是没有足够的钱购买”[18]。他的说法略有误导，因为在当时，荷兰已经进口了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到阿姆斯特丹。[19]虽然如此，的确，这时的中国商人往往看不上外国产品，正如上面所说，他们宁愿收“钱”。事实上，从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中国人想从大多数外国商人那里得到的是白银。要了解这一原因及现代早期（约1470—1800年）国际白银流动在中国海上贸易扩张中所起的作用，就必须对14世纪晚期明朝货币制度建立的特殊环境进行考察。[20]
白银与明朝的货币制度
影响明朝货币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演变发生在1368年明朝建立以前的将近20年。在14世纪40年代，面对中国的许多地方不断加剧的经济困难[21]——其中某些困难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经济、政治形势恶化有关[22]，1350年，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宣布实行新的货币改革，由政府印刷并发行各种新纸币。由于此时元朝国库没有足够的贮藏，因此，这些新纸币就不像早期蒙古纸币那样可以兑换，或者有贵重金属、铜币和丝绸衣物的支持。在这一情况下，加之自然灾害、军事叛乱、瘟疫在中国许多地方蔓延肆虐，新发行纸币不能维持其武断指定的价值就毫不奇怪了。到14世纪50年代，纸币确实变得毫无价值，由此刺激了对优质铜币和未铸造为货币的金银的收藏。结果如以下所示，此时银价急速上升。不到几年，贷款在中国变得更难获得，商业活动减慢。14世纪60年代后期，在除了劣质铜币和谁也不要的、几乎没有人愿意使用的政府发行的纸币之外的所有通货都在急剧紧缩之中，元王朝崩溃了。[23]
明朝初年，与蒙古帝国崩溃相关联的货币问题明显地动摇着中国人接受政府发行纸币的意愿。例如，由于政府财力仍很虚弱，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的管理机构在14世纪70年代中期发行了自己的纸币，这些纸币无疑遭到人们的冷遇。如同元朝晚期一样，这些明代纸币无法兑换为金、银或布帛。如表8-1数据所示，纸币迅速贬值。
尽管明朝货币政策在关键问题上已经失败了，但明朝初期政府仍然继续发行大量的纸币，把其中一些作为礼物赐给皇亲和贵族，或作为赏赐和俸禄发给政府官员，或作为礼品赠予外国使团和贸易使节。但是，由于纸币在整个明朝早期一直在贬值，也由于纸币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毫无货币价值，所以人们都尽快把手中的纸币用掉，这又导致了纸币进一步贬值。明朝初期政府阻止纸币贬值的努力，包括周期性地禁止在商业交换中使用铜币、贵金属，都未获成功。因此，虽然在明朝的多数时间中，政府发行的纸币在有限范围内仍继续流通，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中纸币并未占重要地位。至迟在15世纪早期，中国进入了新的货币时代，交易时进行称量的散银[24]与合法的或非法的铜币成为货币流通的主导形式。
表8-1 1376—1567年明代纸币与银的兑换率（每一贯纸币兑换的银两*数）
* 一两约等于0.0375公斤资料来源：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修订版（上海，1965年），第671—672页。
在这一情形下，明朝初期政府对待金银的开采和铜币的铸造的态度就多少令人费解。正如已经提示过的，14世纪中期元王朝的货币制度崩溃时，中国的银价急速上升。[25]例如在1346—1475年期间，金银比价从1∶10降到1∶4（参见表8-2），中国银与金的比价比欧亚大陆任何地方都要高得多。
表8-2 1282—1431年中国金与银的复本位比率
资料来源：全汉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载《新亚学报》，第8卷，1号（1967年2月），第160—161页。
此时，银价急剧上升并不仅仅限于它与金的比价上。例如，全汉昇的研究指出：把明初与宋元的大部分时期相比，一个单位的白银可购买的大米几乎是原来的两倍，可换到的丝绸为三倍。[26]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料想明太祖会立即鼓励开采金银，特别是银矿，以支撑其新政府的经济地位。但是，太祖却决定推行自己的纸币制度，而且显然由于顾虑到他曾亲眼看到大规模开采中工人受剥削的可能性，因此在其统治的30年（1368—1398年）年间，他只允许官方有限制地采矿。[27] 14世纪晚期，中国每年银产量可能从未超过10万两（约合3750公斤）。[28]其中一些年份，银产量也许远低于此数。由于早期明朝政府劝说中国人使用其纸币的努力普遍遭到失败，因此限制采矿政策的最严重的后果是遏制了货币的增长，并使中国白银的价格保持在大大高于世界的水平上。
在铜币方面，明朝初期的政府也未获得多大的成功。虽然在明太祖1368年登基以前就曾经铸造过铜币，但由于生铜的短缺[29]，以及皇帝渴望看到他的新纸币被接受，因此他和他的谋士都未能充分重视在严格的政府监督下，生产一种可靠的、低价值的硬币的财政和技术方面的细节。有时，早期明朝当局是如此的担心官方铸币会与政府发行的纸币竞争，以至于他们完全停止了铸币的生产，甚至如前面所说，颁布临时禁令，停止在商业交换中使用铸币。虽然这些政策都未获成功，但它们对流通中的铜币数量与质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14世纪后期的各年中，明朝政府发行硬币最多的年份，据认为刚超过1372年发行的2.2亿枚。而在北宋（960—1127年）的一些年间，中国政府发现每年必须生产20亿至30亿枚铜币。[30]明政府在这一领域的失策——这种失策从未被太祖的继任者所改正——可能造成整个明代在全国很多地方优质铜币供给短缺。由于在一些地区严重缺乏铜币用于低水平的国内交换以及与日本、东南亚的国际贸易，这种短缺导致了前王朝的铜币的继续流通及普遍铸造假币的局面。同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大规模商业交换中对高价值通货的需要提高了对作为交换媒介的散银的依赖。[31]
明成祖（1403—1424年在位）在1402年篡夺皇位后，极大地推动了将银作为交换媒介的使用。他不仅积极鼓励政府控制之下的对外贸易，从而增加了从欧亚大陆其他国家进口白银，而且废除了太祖对开采金银矿的限制政策，在明帝国的许多地方开矿和恢复采矿。正如表8-3的数据所示，这种新政策导致了一个虽然短暂的，但却十分显著的结果，每年中央政府以“采矿税”名义征收的白银的数量明显上升。
表8-3的总数仅反映了官方从采矿得到的收益，而不是总产量，梁方仲、百濑弘和全汉昇认为官办矿业及官方认可的矿业所开采的金银的30％为明政府征收。“非法”开采的规模虽不得而知，但是在15世纪的前30年，中国开采的大量白银并未直接流入政府的手中。在当时中国经济普遍良好及白银继续保有高购买力的条件下，这似乎表明有很多新开采的白银找到了进入一般流通的渠道。证明这个事实的一个迹象是：1436年，明政府决定，允许南直隶的一部分地区，以及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省用白银交税。[32]这个决定极为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以白银付税成为官方认可的选择，只有当允许这样做的指定地区的市场上有充足的白银流通，才可能施行这一政策。
表8-3 明政府1401—1520年从国内银矿业获得的岁入*
* 1520年以后，明代中国的国内银矿业没有可靠的数据。＋ 1401，1435，1441—1443和1450—1454这些年，没有有关政府白银收入的资料，因此这些年代的十年期填入的总数下降了，低于实际数；每年平均数是根据可以得到的那些年代的数据估算出来的。从1487—1520年，政府从金、银矿业得到的收入合并在一起登录。由于开采金子数量被认为非常少，这里将总数作为白银数额列出。资料来源：全汉昇：《明代银课与银产额》，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1966年9期，第246—254页。
然而，1436年颁布的纳税替代的规定并不表示明朝的货币问题已经解决。相反，表8-3的数据表明，从1430年代开始，甚至在此之前，中国对散银作为交换媒介的依赖性增加了，这可能是伴随着国内白银生产的显著下降而产生的。[33]在明朝货币制度特殊性质的条件下，这种发展自然会对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产生严重的相反的影响。王朝货币形势的恶化，既不是由于政府仍然无力生产充分供应的铜币[34]，也不是因为这些硬币输出到日本和东南亚[35]，或者在正统、景泰和天顺（1436—1464年）年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导致了人们对贵金属的贮藏。[36] 15世纪中期，中国货币紧缩的严重性也许表现在：尽管开始从日本进口了大量生铜[37]，但是在此时，就是明帝国极其活跃的、善于随机应变的制假者也难以生产出可被接受的铸币。[38]
从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早期，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有所好转[39]，与此相伴随的是贵金属收藏的减少和国外白银进口的增加。[40]即使如此，明朝的经济仍然在严重的货币紧缩之下运行。纸币的使用仍然不为中国公众所接受，政府改革铜币的企图大多没有成功，国内金银生产较低甚至仍在下降。[41]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被认为大约发生在1500年之后[42]，在此条件下，可以预料国家将很快陷入货币增长缓慢，甚至由于贵金属交易中的损耗而导致货币紧缩的痛苦之中。这一可能发生的情形，由于继续制作假铜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或多或少可以可靠地称之为世界货币历史上的一个“革命”而得以避免了。
中欧和新大陆白银的采矿及其对中西方贸易的影响
这一革命的第一阶段始于15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其时中欧的白银生产急剧增长。[43]例如，在1460—1530年间，在萨克森、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提洛尔白银的产出上升了大约500％，估计每年达到9万公斤。在瑞典也记录了同样的增长，到1500年，新矿开采“热”弥补了很多在前60或70年间著名的欧亚大陆“白银饥荒”期间损失的贵金属。15世纪的最后几年，政府的造币厂遍及整个欧洲，“当可以获得银块来铸造货币这一维持经济活动的生命源泉之时”，这些造币厂又恢复了生机。[44]这些发展对中国明代经济十分重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新开采的欧洲白银（和铜）有助于刺激和维持欧亚大陆西部的经济活动，再度容许欧洲和中东的上流社会满足他们对“东方奢侈品”的渴求。至迟到15世纪90年代，通过在地中海和中东贸易区购买胡椒粉、香料、丝绸、棉花，以及至少那些今天在伊斯坦布尔、德黑兰、巴格达、开罗发现的中国15世纪后期的瓷器，大量的欧洲白银再度流出。正如一位亚洲制陶术专家指出的那样，准确地说，在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第二次中国青花瓷器的浪潮席卷近东”[45]。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这股浪潮不久继续深入到了意大利、葡萄牙和西欧的其他地区。
第二，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早期欧洲白银产量的增加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在于，因为它有助于“航海大发现”能获得经费支持，而“航海大发现”导致了新大陆矿藏财富的发现。最初到美洲大陆的期望是发现金子，而在16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西班牙却更意外地发现了白银。发现白银最主要的地方是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瓜纳华托和圣路易斯波多西，以及在上秘鲁（现在的玻利维亚）恰卡斯县的波多西和其他地区。白银从这些矿区几乎立即进入国际流通领域。但是，直到大约1550年以后，汞齐化精炼法在整个西班牙美洲传播开时，白银产量直线上升，这才改变了世界货币的历史。在上秘鲁的波多西，汞的第一次使用是在16世纪70年代的初期，并产生如表8-4所示的戏剧般的结果。[46]
到16世纪70年代中期，波多西和新大陆其他矿区的白银已经由三条贸易通道流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从现在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到菲律宾岛的马尼拉。[47]正如J.E.小威尔斯在本卷其他地方所论述的，在16世纪60年代，西班牙人统治了菲律宾，并于1571年以马尼拉为它的首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马尼拉市发展为新大陆与中国之间生气勃勃、赢利最高的贸易中心。[48]马尼拉贸易快速增长的一个迹象是，在马尼拉居住及贸易的中国人的数目，从1570—1571年的40人左右，升至1588年的大约1万人，1603年达到3万人。1573年，中国与西班牙在菲律宾开始直接贸易后仅两年，两艘西班牙大帆船满载中国货物，包括生丝、丝和棉织品，以及2.2万多件的明代瓷器，返回墨西哥。[49]
表8-4 1556—1650年秘鲁波多西的银产量
资料来源：H.A.克罗斯：《南美银块生产和出口，1550—1750年》，载于J.F.里查兹编：《中世纪晚期与早期现代世界的贵金属》（德拉姆，北卡罗来纳，1983年），第422页。
在16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迅速增长的中国与西班牙的太平洋贸易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商人和政府谈论的热点和羡慕的对象。例如，此时正值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恶化之时，海盗们，如弗朗西斯·德雷克、汤姆斯·卡文迪什，加紧制定计划，以捕获一艘差不多每年都要从阿卡普尔科驶往菲律宾的满载着白银的马尼拉大帆船。[50]海盗们的这类计划从未成功，但是，即便小有捕获，也十分可观。例如，1579年2月，德雷克在现在厄瓜多尔海面捕获了一艘西班牙小型海岸船，船上载有1300条白银[51]，14箱银币和数目不详的金子、珠宝和中国瓷器。[52]卡文迪什的著名的掳获物是1587年捕获的西班牙大帆船“圣大安纳”号，当时这艘船正从马尼拉返回阿卡普尔科，船上满载着中国丝绸、瓷器、金子和其他货物，据说在美洲和欧洲市场上价值超过200万比索。按当时的比价，200万比索大致为6万公斤白银。[53]
这些数据给人深刻的印象，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尚不能确定16—17世纪期间中国与新大陆的贸易总值的准确数字。西班牙官方的贸易统计的确存在[54]，但由于做统计的官员本人时常深深地卷入非法贸易，因此数据并不可靠。贸易的早期年代里情况就已如此了。[55]而在17世纪30年代早期，马尼拉的一个教堂会议提醒西班牙国王说，除了每年由阿卡普尔科合法地运送到马尼拉的40万比索的白银之外，“可以肯定，还运送来了200万（比索，大约相当于5.75万公斤白银）。运来这么大数目的白银，而您的法官和官员们却加以隐瞒，因为巨额利润在阿卡普尔科就落入他们手中了”[56]。
如果这些数据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在17世纪30年代早期，从新大陆船运马尼拉的白银，也许是合法数量的5—6倍，而此时中国与西班牙的贸易被认为早就跨过了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的高峰时期。如此严重的腐败意味着完全不可能知道，在明朝后期通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西属美洲白银究竟有多少。这一领域最权威的中国学者全汉昇认为，在17世纪早期的好年景时，每年进口的白银总数价值在200万至300万比索（57500—86250公斤白银）之间。[57]但涉及的数量可能要大得多。1602年，墨西哥的官员禀告西班牙国王，每年从阿卡普尔科用船运往菲律宾的白银通常为500万比索（相当于143750公斤白银），但在1597年，运往马尼拉的白银总数达到了1200万比索（相当于34.5万公斤白银）的惊人数额。[58]
第二条西属美洲白银运往中国的路线，是从著名的“财宝舰队”开始的，这些船队每年从新大陆运送白银返回西班牙。舰队中的一些船只因风暴和海盗抢劫而损失[59]，但是大部分安全到达塞维利亚，在那里，运来的白银用于偿还西班牙政府的债务和维持王国庞大高昂的军务费用。这些白银渗入到一般流通领域，也有助于刺激和维持西欧许多地区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的经济扩张。根据E.J.汉米尔顿和H.A.米斯基明的开创性工作所得到的表8-5中的数据，表示西班牙在本章所涉及的年间从新大陆进口的白银。
表8-5 1503—1660年从新大陆运到西班牙的金银（公斤）
资料来源：哈里·A.米斯基明：《文艺复兴时期后期的欧洲的经济》（剑桥，1977年），第33页。
在这里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些年代，有一部分运到西班牙的新大陆白银被转运到邻国葡萄牙[60]，从这里再运往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用以购买胡椒粉、香料、生丝、丝织品、金和瓷器。[61]虽然不能得到这些年代的关于中国与葡萄牙直接贸易的可靠统计数据，但据估计，早在16世纪30年代，每年大约有4万至6万件中国瓷器从亚洲运到里斯本。[62]到了40年代，据说里斯本的上层人物已身着中国丝服、品尝着中国茶，按照葡萄牙图式专门订购明朝瓷器了。[63]
在16世纪早期，虽然葡萄牙船运到中国白银的数量相对较少，但大致1550年以后，当新大陆银的产量开始直线上升时，葡萄牙船运往中国白银的数量急剧增长了。到16世纪末，葡萄牙人每年大约将6000公斤至3万公斤白银运到澳门，这是与现在香港相邻的葡萄牙在中国海岸的殖民地基地。[64]例如，在1601年，三艘葡萄牙货船从东南亚驶往澳门，其中一艘在南中国海沉没，仅这艘船上就装载着香料和价值1万公斤白银的葡萄牙银币。[65]两年以后，荷兰人捕获一艘驶往里斯本的大帆船，船上装载着1200捆中国生丝和大约20万件明代瓷器。[66]从最后那个数据来看，当人们听说在果阿的葡萄牙医院中病人通常用中国盘子进餐，而16世纪巴西的葡萄牙居民已经普遍使用明瓷[67]，到16世纪80年代，仅仅里斯本的一条街上就至少有六家专门出售中国瓷器的商店时[68]，就不会感到惊奇了。如今，在里斯本的旧圣多斯宫称为“瓷器室”的墙和天花板上装饰着的200件大多属于明代后期的中国青花瓷砖，使人们还怀念着这一中国—葡萄牙贸易的全盛时期。[69]
第三条西属美洲白银通往中国的航线，也从每年把白银从新大陆运到西班牙的财宝舰队开始。然而，在这条路线上，一部分运达塞维利亚的白银被船运往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从17世纪早期起，从这两地再由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船运载到亚洲，用以购买胡椒粉、香料、棉花、丝绸和瓷器等商品。[70]迈林克—罗洛夫斯对参与到这一商业活动的中国商人写道：
（中国人）带着丝、丝绸、丝线，沉重而质地精美的瓷器、麝香及其他药材和大量的（“铜”币）来到万丹……多亏欧洲人能够出口面值8里亚尔的（银）币……事实上，渴望得到欧洲人的钱，是为什么在北欧人到来后中国商人增加了船只装载量的主要原因。由于他们在万丹出口里亚尔，这个小镇出现银币短缺，这表明荷兰和英国没有足够的交换商品以获得中国商品，特别是丝和瓷器。同时也表明，中国出口到万丹的货物也达到很大的规模，除了大量的胡椒粉外，还有昂贵的檀香木、象牙、玳瑁等等。商人们能够将积蓄的（银）里亚尔带回中国。[71]
虽然沿着这条航线运到中国的白银的总量尚不能确定，但据F.S.盖斯特拉（F.S.Gaastra）估计（参见表8-6），出口到亚洲的荷兰白银最终大多数都落到了中国人的手中。正如迈林克—罗洛夫斯在上述引文中所提示的，在17世纪早期，荷兰人几乎在刚刚到达亚洲海域时，就成为与“中国贸易”的热情的参加者。例如，早在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就订购了10万多件的中国瓷器。[72]到1614年时，据说，阿姆斯特丹一般人已把明代青花瓷器当作“日常之用”[73]。此后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估计它每年在荷兰售出的中国生丝为3.5万公斤。[74]
表8-6 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到亚洲的白银的估计（1602—1650）
资料来源：F.S.盖斯特拉：《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欧洲出口到亚洲的贵金属，1602—1795》，J.F.里查兹编：《中世纪后期及现代早期的贵金属》（达勒姆，1983年），第475页。
明朝后期的日本白银与中日贸易的扩大
如同表8-7金银比价间接显示出来的那样，16世纪，随着日本西部新的白银矿藏的发现，日本银产量迅速增加。
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日本银产量的迅速增长，部分原因在于几个军事领袖如织田信长（1534—1582年）、丰臣秀吉（1536—1598年）和德川家康（1542—1616年）逐步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后两人对白银开采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特别敏感。[75]但是，比政治统一进程更为重要的是，16世纪期间由国外引入日本的冶炼和精炼技术的改进。
表8-7 日本金银的兑换率（1434—1622*）
* 应该注意到，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尽管日本的金银产量增加，并且日本从南亚和中国进口黄金，同时大量白银也从该国流出，但黄金与白银的兑换率还是提高了。资料来源：上木哲夫、广三山村：《银矿与宋币——从世界视角来看日本中世纪和近代的货币史》，见J.F.理查兹编：《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的贵金属》（达勒姆，1983年），第346页。
到1600年，在大多数重要技术上，日本矿工熟悉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行掌握的大部分重要技术。[76]虽然不能得到这一时期全日本白银产量的可信的数据，但据上木哲夫（音）和广三山村（音）估计，在1560年至大约 1600年期间，日本每年出口的白银平均在33750—48750公斤之间。[77]这个估计也许过高了，但也并非不可能。在此期间，尽管中国政府由于对日本军事力量感到惊恐而加以干涉[78]，但人们都知道，日本和中国商人把大量白银从日本出口到中国。[79] 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成为中国与日本贸易的重要的中间商，也参与了中国和日本的商人的交易活动。[80]到16世纪80年代，单是葡萄牙人也许每年就从日本出口了超过15万公斤的白银。据说在16世纪末数额仍有大幅度上升。
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后，日本白银出口继续扩大。该研究领域的日本权威小叶田淳教授认为，17世纪早期的一些年份，日本、中国、葡萄牙和荷兰的船装运的白银加在一起，出口额可能达到15万至18.75万公斤之间。[81]这个估计经其他专家诸如岩生成一、上木、山村略微修改，而为人们所接受。[82]虽然明朝政府限制中国与日本的直接贸易，但这意味着许多白银要首先运达澳门、台湾或东南亚，其中大部分最终运进了中国。中国商人热切地用迅速膨胀的日本国内市场所需要的丝、丝棉织品、瓷器、黄金和其他商品来换取白银。日本国内市场增长情况的某些迹象，可以从以下事实反映出来：从16世纪后期到1630年代早期，日本人每年进口的生丝——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估计从6万至9万公斤增至28万公斤。[83]这一数据有助于解释乔·罗德里格斯神父的陈述。罗德里格斯神父是一个著名的葡萄牙耶稣会会员，他从1577年起在日本生活和工作，直到1610年被德川幕府驱逐。他写道：
在古代，甚至直到我们来到日本的时期，丝绸的使用是罕见的，而且由于丝绸的匮乏，普通人不使用它，士绅也不穿，领主即使穿也不是经常的……但是自从那时（丰臣秀吉，约1582—1598年）以来，整个王国实现了全面的和平，贸易得到如此的增长，以至于全国都穿上了丝袍；甚至农民和他们的妻子都有丝肩带，他们中境况较好者甚至有丝袍。[84]
17世纪早期生活在日本并对日本经济状况十分了解的一个西班牙商人证实了罗德里格斯的陈述，他说：“（日本）人民穿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华贵，而且从中国和马尼拉进口的生丝现在已经不能满足需要……”[85]
明朝后期影响中国外贸的货币因素
如前所述，明朝后期，致使中国人对外国白银的强烈需求的因素之一是王朝货币制度的特殊性质。因为中国的白银生产不能满足国内需求，17世纪之初，中国的银价仍保持大大高于世界水平的状况。[86]因此，中国商人乐于寻找愿意用白银交换中国商品的外国商人。正如一个西班牙观察者在1600年记述的，到马尼拉的中国人惟一想要的就是用白银交换他们的产品，“因为在交换中，他们不喜欢金子，也不喜欢其他商品与之交换，他们不把任何商品运回中国”[87]。
中国把白银置于高价地位也有助于解释此时国外对中国商品的极大兴趣。正如J.H.帕里在前些年指出的：“横跨太平洋的（马尼拉与阿尔普尔科之间的）贸易在一个高度需要银条的社会与一个有大量白银而且银价便宜的社会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88] 16世纪70年代早期，西班牙人一开始在马尼拉交易，他们就发现从中国来的商品不但比那些从欧洲来的商品品质优良，而且价格也要低廉一些。例如，在16世纪70年代中期，西班牙菲力浦二世得知：在马尼拉的中国商品的价格如此之低以至于“得到它们几乎不用花钱”[89]。毫不奇怪，这些商品大多数被船运回新大陆，在那里它们很快就结束了西班牙商业利益对该地市场的支配。1594年，秘鲁总督写信给马德里的政府当局说道：
中国商品如此便宜，西班牙商品如此昂贵，以至于我相信不可能将这种贸易扼杀到没有一件中国商品在这个国家消费的程度。既然一个男人能让他的妻子只花200里亚尔（合25个比索）就穿上中国丝绸，他就不会花200比索给她穿西班牙丝绸。[90]
8年后，有一个报道说，利马的居民身着“最精美和昂贵的丝绸衣服”。“（在利马）妇女的节日礼服和服装如此之多，如此的奢华，以致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其他国家能像这样。”[91]在新西班牙也有相同的情况，在这里丝绸衣服通称为“中国波布拉娜（China Poblana）”，成为（而且依然是）墨西哥妇女的“民族服装”[92]。威廉·L.舒尔茨曾这样描述几乎每年从菲律宾到达阿卡普尔科的“中国船”上的货物：
重要的是……这些是丝绸之船。船上装的最有价值的货物是各个制作阶段的、各种不同的编织法的和各种式样的丝绸。有轻软的薄纱和广州绉绸……丝绒、波纹绸……华丽的锦缎、粗丝织品，以及用金丝和银丝织入奇异图案的重锦缎。船上装着丝织着装，有数千双长袜、裙子、绒胸衣、披风、长袍和晨衣。装在大帆船船舱里的是丝床罩和丝帷、手绢、桌布和餐巾，以及从索诺拉（Sonora）到智利的各个教堂和修道院宗教仪式上所用的华丽的 礼服。几乎全部都是中国手工产品。[93]
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给予新大陆制造业沉重的冲击。例如，西班牙在16世纪早期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后不久，曾在墨西哥鼓励生产丝。到16世纪50年代，丝产业被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在16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丝产业有了大幅度增长。然而，16世纪80年代期间，墨西哥丝绸生产者开始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来自中国的竞争。
关于菲律宾贸易破坏了墨西哥丝绸文化的观点，早在1582年时（一个官员）就提出来了，他写道，因为从菲律宾运来了大量的中国衣服和纱，墨西哥就没有必要在本国生产丝绸。他写这个报道时，（中国与西班牙在菲律宾的贸易）只开展了不过9年。1573年11月，装运着中国锦缎、缎及其他各种颜色的丝绸第一次到达（墨西哥）……随后的几年间，大帆船带来了中国的衣物和丝绸，所有货物都很畅销。1579年11月，当商人带着远比过去多得多的丝绸和衣物返回时，获得了更高的利润，贸易迅速增长。[94]
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早期，马尼拉贸易增长，而新西班牙的生丝产量持续下降。然而，与此同时，墨西哥织工的丝产品制造业却明显地增长了。原因之一是数量越来越多的中国生丝进口到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和其他工业中心的丝业行会用这些生丝来为西属美洲，甚至欧洲市场织造多种多样的丝织品。[95] 17世纪30年代，一个西班牙观察者甚至宣称：由于新西班牙国内供应的生丝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与中国的贸易有助于维持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和其他城市1.4万个织工的就业。[96]这些织工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中国人，因为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有证据显示，在墨西哥城有一个相当可观的中国人社区。[97]其他中国人则经过穿越太平洋的长距离航行，定居于新西班牙的阿卡普尔科，或一些重要的采矿中心。[98]
国外白银与晚明经济
虽然最近有一些相反的观点[99]，但似乎并没有怀疑从新大陆和日本进口的白银对晚明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00]有关这种影响的统计证据可以从明代中央政府在1570年以后记载的白银收入的陡增中找到[101]，在东南沿海的地方政府征收白银的同样的增长中找到[102]，还可在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中国的金银比价出现的戏剧性的变化中找到。例如，虽然在中国银对丝、瓷器和其他很多产品的购买力与世界水平相比，仍然保持高水平，但是在1568—1644年间，金银比价由1∶6扩大到1∶10，甚至1∶ 13。[103]另一方面，在1577年到17世纪20年代早期之间，中国的银与铜的比价从1∶ 229缩小为大约1∶ 112。[104]这两个方面的情况说明，这些变化至少部分地反映了上面讨论过的大量白银的进口及金块和铜币的出口，是明朝与日本、东南亚贸易增长的极其重要的因素。这里，特别重要的是：与中国的金银比价的变化相平行发展，新大陆、欧洲、南亚和日本也发生了相似的变化，这就给明帝国逐步融人被称为“浮现的世界经济”的论点提供了进一步的根据。[105]
在向整体化迈进的步伐加大的同时[106]，明代中国农业的专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急剧发展[107]，丝、棉、瓷器产业快速增长[108]，跨地区贸易岩见宏：《动荡的社会》，见田村美造：《最后的东洋式社会》（东京，1968年），第133页；宫崎市定：《明清时代的苏州》，第306—320页；牟复礼：《最近一千年的中国城市史：苏州的形态和时空概念》，载《赖斯大学研究》29，第4号（1973年秋），第44—45页。显著扩大[109]，将大部分土地税、劳役和超额征收都折合为白银支付的所谓“一条鞭法”而广泛推行。[110]这些发展带来的影响在长江下游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显著[111]，这些地方的中心都市，如苏州、松江、嘉兴、南京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业已成为中国丝绸业之都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的苏州，在16世纪后期人口增长迅速，总数超过了50万，使它也许成为世界最大、而且肯定是最富裕的城市之一。[112]松江附近地区在这些年间的繁荣不是由于丝绸，而是棉花，这种作物自从元朝后期以来就在中国东南部开始种植。16世纪后期，当国内外对棉制品的需求激增时[113]，松江近郊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全日纺织和贸易。事实上，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松江的人口像苏州那样急剧增加，甚至农村附近的一些小集镇也变为兴旺的染色、上浆及相关行业的中心。[114]
最后，正如傅衣凌、吴震强、伊夫林·S.罗斯基、斯波义信、张彬村、林仁川及其他人指出的那样，与亚洲、欧洲和新大陆的贸易扩张对于中国那些直接卷入了海上贸易的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福建省南部沿海地区一位骄傲的本地人所写的：
我穆庙时（穆宗，1567—1572年在位），除贩夷之律。[115]于 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116]……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117]，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118]
1639年，福建沿海地区的另一位本地人，概述了他关于支持中国继续参与海上贸易的理由：第一，丝和丝织品在菲律宾和东南亚出售的价格经常是国内价格的两倍[119]；第二，瓷器和其他中国产品在海外也备受赞誉；第三，大量的失业工匠在菲律宾找到了工作。这个作者继续解释到：西班牙人并不打算用货物来交换商品或服务，而宁可用“银币”（银钱）来支付。[120]他的言外之意是：他相信当这些银币进口到中国以后，一般地说，对明朝经济，具体地说，对福建经济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虽然外国白银给中国带来了确定无疑的利益，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银块进口非但未能完全地解决明朝长年的贵金属短缺问题[121]，而且在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这种进口也促使城市快速增长，放纵了商业投机，以及至少在国内的一部分地区导致了明显的通货膨胀。[122]随之发生的经济不稳定性由于在这一期间中国商人和生产者日益过分地依赖于货币经济的扩张而加重了。然而，由于国内矿业萧条，以及中国的铜币生产仍为一些问题所困扰，因此货币经济自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白银的进口以增加货币的供应，才能维持工商业和消费者的信心。
在万历朝（1573—16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依赖并未引起真正的问题，因为日本和新大陆银矿继续生产大量的银，其中相当大部分用于购买中国商品。然而，在天启（1621—1627年）和崇祯（1628—1644年）年间，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明朝货币制度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与西班牙在马尼拉的贸易在17世纪的前半叶数度中断。其中几次中断是因为荷兰和英国骚扰拦劫西班牙、葡萄牙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航运而引发的，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此时新大陆银产量急剧下降。例如，在秘鲁的波多西，银产量在17世纪早期迅速下降（参见8—4表）。此外，到17世纪30年代，水银的短缺也使墨西哥银产量陡降。此后，波多西再未从它在17世纪的暴跌中恢复过来，直到明朝崩溃后多年的17世纪60年代，墨西哥的银产量也未有明显的增加。[123]
17世纪30年代，当西班牙菲力浦四世努力减少牵涉到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通过新大陆与菲律宾的商品贸易的腐败现象时，中国经济和货币形势更加恶化。17世纪30年代早期，菲力浦四世对秘鲁与墨西哥之间的商业施加新的限制[124]，1635年，他派遣一个特别督察官到阿卡普尔科监督海关税务。当所谓的“来自中国的大船队”中的两艘船在1636年到达阿卡普尔科时，这个督察官对船上据称价值80万比索（合2.3万公斤银）的丝绸和瓷器进行估价，估定的价值竟高达几乎难以置信的400万比索（合11.5万公斤银）。[125]这大大超过有关对从亚洲合法进口到阿卡普尔科货物的限制，督察官决定进行惩罚，在应对这起企图诈骗行为负责的人付出高额罚金前，不允许出售这些商品。管制政策推行了若干年，给马尼拉、阿卡普尔科造成了严重后果，而且，由于西班牙国库也因此丧失了一些关税，因此给马德里也带来了重大影响。几年后西班牙国王承认：
必须注意的是：[马尼拉的]市民贸易商品的四分之三惯常是[向中国人]做过保证的，因为迄今为止，这项贸易完全靠赊账的方式维持；然而……在1636—1637年，由（马尼拉的）市民于[1636年]运送的[中国人]以赊账方式售出的商品没有得到（来自新西班牙）的钱，因此，中国人已不能相信得到偿还的承诺了。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走了，说他们已经遭受了损失，不愿再遭受更多的损失……[126]
不足为奇，已经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所记录的水平上大大下降了的中国与西班牙在菲律宾的贸易，又进一步下降了；在1637年，仅有一艘小帆船装载着价值微薄的商品从马尼拉航行到阿卡普尔科。[127] 1638年，由于中国人重新回到市场，两艘大帆船，其中一艘是菲律宾建造的最大的帆船，从菲律宾海岛出发到墨西哥，情况才稍有改善。对那些参与中国与西班牙贸易的人来说不幸的是，那艘最大的船在去阿卡普尔科途中失事，货物全部损失，许多船员遇难。[128]据说，1638年马尼拉只有非常少量的白银，中国人很可能再次以赊账方式售出他们的商品，这样，他们在三年内遭受了第二次经济灾难。更坏的消息接踵而来。1639年8月，开往马尼拉的两艘大帆船再次失事，据说损失超过50万比索。[129]17世纪30年代后期从新大陆流往菲律宾进而流到中国的白银，已从1632年以前的每年总数大大超过200万比索（57500公斤白银）的水平减少为涓涓细流了。
1639年后期，马尼拉的经济形势非常严重，殖民政府增加新税以弥补其运转经费的不足，欧洲人与中国社团之间的紧张关系爆炸了。据说，在1639年11月至1640年3月期间，装备优良的西班牙人在整个菲律宾杀死了2万多中国人。[130]不出所料，事态的发展导致1640—1641年间中国与西班牙贸易的中断。[131]虽然在1642—1643年间，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1642年澳门的葡萄牙人得知葡萄牙人在欧洲起义反抗西班牙，于是中断了澳门与马尼拉的商业关系，这样又抵消了上述改善。众所周知，17世纪30年代的一些年份，单单澳门与马尼拉的贸易额就达到150万比索（43125公斤白银），因此澳门与马尼拉贸易中断的经济后果对于西、葡双方及中国都是相当严重的。[132]
正如约翰·E.小威尔斯在本卷其他地方讨论过的，在17世纪期间，这并不是第一次欧洲政治对澳门经济的影响。自从荷兰人于1600年来到亚洲水域，他们就不断袭击伊比利亚的船舶，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开始扩大对满剌加和果阿这两个葡萄牙的殖民地的封锁。[133]满剌加于1641年落入荷兰人的手中，这一变化使葡萄牙从欧洲和南亚进口白银到澳门更为困难。然而，在17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由于从新大陆运载白银到欧洲的船只大幅度减少（参见表8-5），这条航线对澳门和中国的经济已经远没有二三十年前那样重要了。
此外，大致在1635—1638年之间，葡萄牙迅速提高了其殖民地与日本之间的贸易量及利润，从而削弱了荷兰人的这些行动对澳门经济的影响。导致这种提高的直接原因是1635年德川幕府决定禁止日本臣民和日本船只从事海外贸易。尽管日本出口的白银总数下降了[134]，但是，当日本京都、大阪、长崎的商人为了满足日本的商业需求而寻找其他供给渠道而乱成一团之时，荷兰人、中国人，特别是葡萄牙人的商业得到了增进。例如，在1637年，葡萄牙的航船将200多万两（7.5万公斤）白银从长崎运送到澳门，而到1638年，这一数字超过100万两。[135]在同一时期，荷兰和中国商人在日本的贸易也取得了成功，在1637—1638年，他们从日本出口的白银合起来可能接近，或者甚至超过葡萄牙的总数。[136]无论如何，亚洲经济和政治历史的新纪元即将破晓。1637年，日本西南部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了所谓的岛原暴乱，大约有2万名日本基督徒及其同盟者起义反抗当地统治者的政策和德川幕府。1638年“基督徒反叛”最终被镇压下去，德川幕府决定禁止与葡萄牙人的一切联系，指责葡萄牙人支持叛乱并阴谋征服日本。1639年到达长崎的葡萄牙人的航船被禁止卸货，即使他们运载的丝绸和其他货物已经由日本商人付过款。此后，直到19世纪，葡萄牙人才被允许在日本进行贸易。
荷兰和中国商人迅速行动，从上述局势中渔利，但是他们从日本出口的白银始终没有达到1637年葡萄牙、荷兰、中国三国加在一起的总数。到1642—1643年，日本白银出口明显下降，每年低于150万两（56250公斤）。[137]无论数据的准确程度如何，这个数字都远远低于小叶田淳对17世纪早期中国与日本贸易高峰时每年达400万至500万两（15万至18.75万公斤）白银的估计数。而且，如将这一下降置于马尼拉商业的萧条、从新大陆到欧洲运送金银船只的减少（参见表8-5），以及荷兰对满剌加和果阿的封锁而导致的贸易中断的情况下来考察，显然17世纪40年代早期能够出口到中国的白银已大大少于仅仅几年之前的数字了。
伴随着因白银进口下降而引起的问题，又出现了中国铜币制造的困难。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早期，面对经济和军事问题的加剧[138]，明政府试图通过扩大铜币生产来改善它的财政状况。帝国在很多地方建立了新的造币厂，但是，这些造币厂由于缺乏管理和资金不足，生产的铜币的质量远低于政府的希望和预期。而且，在17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经济状况恶化时[139]，国内的许多伪币制造者（其中一些人显然曾在官方造币厂工作，或与政府有其他方面的关系）加紧了他们的活动，使劣币在市场上泛滥。[140]正如表8-8所示，这些劣质铜币和进口白银的下降促使将白银从经济发达的中国东南地区的市场上逐出。
表8-8 1638—1646年中国东南部1000枚铜钱的币值
（＋）表示所给出的该年数据的原始资料是不准确的，实际数据很可能稍大于表中的数字。资料来源：叶绍袁：《启祯记闻录》，见《痛史》（上海，1911年），18册，2/6a；张履样：《桐乡灾异记》，陈恒力编：《补农书研究》（北京，1958年），第325页。
这种突然出现的对于本章前面所论及的银价朝着下降的长期逆转趋势是很重要的。第一，正如弗兰克·C.斯普纳在20多年前指出的，这种逆转是17世纪中期影响到西班牙、法国、德国、荷兰及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一种国际现象。像中国一样，西班牙货币最不稳定的时期发生在17世纪40年代早期，当时白银进口下降（参见表8V5），铜币造假和政府控制货币导致了银对铜币比价的“惊人的增长”。[141]日本也普遍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那里，银产量下降和政府货币政策的改变导致银与铜交换率在1638—1647年期间迅速扩大。[142]虽然对17世纪从银“转换”到铜尚有很多问题有待于研究，但斯普纳认为这对早期现代世界经济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在（16世纪）由于白银的注入使情况得到好转之后，17世纪没有取得同样的进展……17世纪因为铜而衰弱和烦恼，这时，任何事物似乎都失去了先前的生命活力和多样性。”[143]
在中国，17世纪40年代，没有哪个地方像一度兴盛过的苏州这样，“生命活力和多样性”的衰落是如此的显著。正如一个苏州本地人早在1642年所写的：
街道上有无数的瘦弱可怜的乞丐。而且，因为是新年，天气寒冷、阴雨连绵。春天即将过去，但寒意犹浓。二月满月之后，阴雨又连绵十几日。大量的人死于饥饿。每天我都亲眼见到有数十具饿殍在王公的地产上埋葬。当每斤大米的价格升到90多个铜钱时，他们没有任何吃的就毫不奇怪了。城市中大多数住宅都人去房空，只剩断垣残壁。肥沃的农田和豪宅都标价出售，但是无人问津。往昔，（苏州）城曾一度繁荣，其居民奢靡成风。自然盛世之后将紧随衰败，但是我从未料到在我有生之年会遇到这些不幸。[144]
这段描述，以及海伦·邓斯坦、安杰拉·梁和其他人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在这些年间，并非所有的苏州问题都起源于货币，其性质也并不完全属于货币方面。实际上，在17世纪30年代后期，特别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连续不断的洪灾、干旱和蝗灾的打击，使中国东南部的粮食严重减产，加剧了一些地区食物的严重短缺。[145]然而，其他因素显然也助长了“食物短缺”的产生。随着中国纺织业在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的急剧增长，长江下游地区的农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为了满足增加的国内和国际的需要，那里扩大了棉花和桑树的种植，一个曾是食物自给自足的地区，现在发现它的大量稻谷供应依赖于跨地区贸易。因此就是在本地稻作物收成好的那些年景，南直隶、浙江省北部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需要出售桑叶、蚕、生丝、原棉、棉纱和棉布，来购买短缺的谷物，支付赋税和地租，偿还附近城镇债主的贷款。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做，或者如果他们用现金购买的谷物价格波动太大，特别是当本地谷物储备较少时，灾难就不可避免了。从下面浙江北部的湖州的记载来看，后一种情况在1640年代早期就已明显地存在于扬子江流域地区了。据说，在湖州，1640年至1642年间，30％的人口死于“饥荒”和疾病。
今天，养蚕业是湖州人生计的根本。哪里想得到情况会是这样，在（1641年）……生丝实际上已一文不值，但桑叶却很紧缺，价钱高昂。随后（在1642年），生丝的价格提高了一些，但是桑叶却出奇的低廉，第二拨蚕又全部损失了。地里未收的第一拨桑叶与第二拨新叶一起仅仅只得到通常收入的一半……湖州人遭受如此不幸，人间的事是多么不公啊。[146]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松江府附近的棉花生产区。例如，1642—1644年期间，在松江府，棉和棉织品的银价直线下跌，同时谷物的银价上升却超过200％。[147]
这些戏剧般的价格变化可以从几个方面作出解释：第一，正如前述，17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早期，自然灾害和大范围的军事行动减少了中国很多地方谷物的产出，并引起谷物价格的上扬。然而，应当记住的是，在整个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早期的期间，实际上，中国的纺织品贸易的每一个阶段最终都涉及白银的交易。从上面讨论过的白银进口急剧下降的情况，以及明政府强行提高的税率和贵金属储藏可能性的增加等方面来看，有理由猜测在17世纪40年代早期，中国经济发达地区流通中的白银的数量从早期的水平大幅度下降了。表8-8的数据有助于证实这种猜测；而以下事实也有助于证实：税收直线下降促使明朝考虑再度采用纸币，及借助于西方技术援助来扩大政府的矿业开采。[148]然而，事实证明，这些计划已不可能实行了，叛乱者的军队1644年4月占领北京时，他们发现国库实际上已空空如也。
从总体上说，国际贸易和货币波动对明朝覆灭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有相当大争议的问题。[149]然而，海上贸易和白银的进口对中国特定地区和晚明经济的特定部门的重要性仍是不应低估的。[150]正如广东省的一位学识渊博的观察者在1647年夏天所写的：
嘉靖年间（1522—1566年）……（葡萄牙）逐渐渗透到中国边境，远至澳门，在这里他们建立了永久性居所……（并且）获准每年在广州进行贸易……（结果）中国和外国商品在广东自由地流通……
结果，官场腐败……到了驱使葡萄牙人诉诸于暴力的程度……此后，不再允许他们到广州……（于是）中国商人不得不带着他们的商品到澳门交易。这件事发生在1640年。
从此以后，商人再次遭受困苦，商品不再流通，（在广东的）贸易（实际上）已经停顿……因此，很清楚，澳门人来贸易，广东就繁荣；他们不来，广东就受损失。[151]
读过C.R.博克瑟著作的学者们知道，在1640年以前“澳门人”（葡萄牙和他们的中国代理人）带到广州的几乎全是日本和西属美洲的白银。这些年间，经常出入于福建和浙江港口的许多海上贸易者也是如此。由于广东、福建和浙江省合在一起，人口超过2000万，而且与南直隶、江西及其他中国发达地区有紧密的商业联系，因此这几个省在明朝后期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海上贸易对经济的重要性还可以从清朝早期（约1644—1683年）某些政治演变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虽然对清朝统治的抵抗持续到17世纪80年代早期，但有证据表明到17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从上面讨论过的一些灾难中恢复过来。从17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早期，不仅谷类和商品的价格回复到接近正常的水平，而且海上贸易似乎也得到了重大的恢复。正如一个清朝官员后来评论的：“我仍然记得大约1649年至1650年的岁月，那时……在所有市场上都有外国的商品，人们的交易常常使用外国银币。因为这些银币在所有的省份流通，随处可见。”[152]
这种情形并未持续多久，因为从17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清朝当局强行清除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几千个城镇和村庄，企图扫除海上贸易——这个新政权的敌人得以建立其繁荣的商业帝国的基础。虽然扫除政策得到了成功，但却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正如上面引文所指出的，从17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海上贸易再次给中国沿海地区带来大量白银。像明朝后期一样，大多数进入的白银又渗入中国内地，从而有助于刺激和维持那些地方的经济活动。然而，当清王朝禁止海上贸易的旨令在17世纪50年代后期一旦推行，“（外国）银币（从流通中）完全消失了。这是财富的源泉已经被堵塞的明显证据”[153]。
显然，说海上贸易是中国明代晚期和清代早期的“财富的源泉”是夸大其词。然而，毫无疑问，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国内对进口白银的需求，国外对中国丝绸、瓷器、金、铜币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国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事务。这种卷入被证明是一种祸福结合的幸事，然而，它对于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正如研究这一时期的一位专家指出的：
到1644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它深受世界贸易中白银流动的影响，深受由于粮食作物的传播而使其农业发生转变的影响，以及深受烦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武器和战争、瘟疫和产品的影响。在各民族的意识中，无论是中国人、欧洲人，或其他人的意识中，欧亚大陆的民族国家实体仍然使世界保持着分割的状态，而且直到目前为止仍是如此。但是在许多方面……欧亚大陆的文明和民族国家实体正在变为彼此的回应与对答。[154]
（吕昭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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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威廉·H.麦克尼尔：《权力的追逐》（芝加哥，1982年），第53页。另见贾尼特·L.阿布—卢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纽约，牛津，1988年），第316—340页；牟复礼：《哥伦布时代的中国》，见杰伊·A.利文森编：《1492年前后：探险时代的艺术》（华盛顿特区，纽黑文，伦敦，1991年），第337—350页。有关帝国晚期中国海上贸易研究的重要的新著作，可查阅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1984年、1986年、1988年、1991年）。
[2]罗伯特·萨巴蒂诺·洛佩斯：《元朝时欧洲的中国丝绸》，刊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72期（1952年），第72—76页。罗伯特·洛佩斯、哈里·米斯基明、亚伯拉罕·尤多维奇：《1350—1500年英格兰至埃及：长期趋势和长距离贸易》，见M.A.库克编：《从伊斯兰的崛起至今的中东经济史研究》（伦敦，1970年），第93—128页；哈里·米斯基明：《1300—1450年，早期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经济》（剑桥，1975年），第126—129页；埃利亚胡·阿什托尔：《中世纪地中海东部国家贸易的研究》（伦敦，1978年），第4卷，第45—46页。
[3]罗伯特·S .洛佩斯、哈里·A.米斯基明：《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萧条》，见《经济史评论》，第2辑（1962年）第14期，第408—426页。这篇文章也见于米斯基明：《欧洲的现金、信用和危机》（伦敦，1989年）。另见M.M.波斯坦：《中世纪欧洲北部的贸易》，见M.M.波斯坦、爱德华·米勒编：《剑桥欧洲经济史》（剑桥，英国，1987年），第2版，第2卷《中世纪贸易和产业》，第240—305页。最近对于将这一“萧条”夸大到导致15世纪中叶明朝经济“崩溃”的程度的观点进行了有意义的研讨，参见阿布—卢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第340—364页。
[4]罗伯特·H.富森译：《哥伦布航海日志》（坎登，缅因，1987年），第90页。另见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海洋上的将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一生》（波士顿，1992年），第250—266页；马丁·科尔克特：《1492年前后的日本：哥伦布与黄金岛的传说》（这里所说的岛屿，即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记述的东方海中的一个到处是黄金的岛屿Cipangu。——译者注）。见利文森编：《1492年前后》，第305—314页；J.M.科恩：《哥伦布的四次航行》（伦敦，1988年）。
[5]保罗·托斯卡内利：《1474年托斯卡内利给哥伦布的信》，见唐·奥沙利文：《发现的时代，1400—1550年》（伦敦，纽约，1984年），第97—98页。另见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米斯托：《哥伦布》（牛津，纽约，1991年），第24—44页；热维·多尔—内尔：《哥伦布与发现的时代》（纽约，1991年），第76—79页；戴维·伍德沃德：《地图及地理空间的合理化》，见利文森编：《1492年前后》，第83—87页；戴维·摩根：《蒙古人》（牛津，纽约，1986年），第198页。
[6]“大可汗”术语指中国的蒙古统治者，在托斯堪尼写信的一个世纪之前，蒙古末代统治者已被明朝的军队从中国驱赶出去。关于蒙古人从中国的逐出，参见爱德华·L.德雷尔：《明代的军事起源》，见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剑桥，1988年），第7卷，第88—106页。
[7]关于该世纪中叶中国问题的细节，参见崔瑞德、泰尔曼·格里姆：《1436—1464年正统、景泰、天顺统治时期》，见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305—342页。
[8]拉伊·冈萨雷斯·德·克莱维约：《克莱维约：1403—1406年到帖木儿帝国的使者》，盖伊·列斯特兰奇译（伦敦，1928年），第288—289页。有关明朝时连接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商队贸易的更多情况，参见本书由莫里斯·罗萨比编的另一章。另见莫里斯·罗萨比的《中亚商队贸易的“衰落”》，见詹姆斯·D.特蕾西：《商业帝国的兴起：早期现代世界的长途贸易》（剑桥，1990年），第351—370页。
[9]有关明朝时期中国手工艺产品的详情，参见本书马丁·海德拉的章节。
[10]约翰·亚历山大·波普：《14世纪的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皮·萨拉伊博物馆的一批中国瓷器》（华盛顿特区，1952年）；和他的《阿尔达比勒圣地发现的中国瓷器》（华盛顿特区，1956年）。尽管在1574年，一场奥斯曼宫殿的大火使“大量的瓷器”损失了，但今天仍有超过8000件中国瓷器属于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皮收藏品。这些瓷器中很多都是明朝时的。德黑兰的收藏品超过1000件，没有一件的日期是1612年以后的。参见琼·麦克卢尔·马奇：《北美的中国出口瓷器》（纽约，1986年），第18页。
[11]东南亚的中国瓷器，参见约翰·S.盖伊：《9到16世纪东南亚的东方陶瓷贸易》（新加坡，1986年）。关于斯里兰卡和印度，参见巴兹尔·格雷：《中国对印度的瓷器出口》，见《东方的陶制品学会学报》，36期（1964—1966年），第21—36页；约翰·卡斯韦尔：《中国与伊斯兰：印度和锡兰沿海调查》，见《东方的陶制品学会学报》，42期（1977—1978年），第25—45页；弗兰克·珀林：《欧亚结合部的财政制度和商业活动：1500—1900年的比较思考和结构思考》，见汉斯·波尔编：《1500—1800年欧洲人的世界大发现和它对前工业社会的经济影响》（斯图加特，1990年），第264—265页；关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参见乔治·T.斯坎伦：《埃及与中国：贸易与仿制》，见D.S.理查兹编：《伊斯兰与亚洲的贸易》（费城，1970年），第90—91页、第95页注24；约翰·卡斯韦尔：《中国、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青花瓷》，见约翰·卡斯韦尔编：《青花瓷器：中国瓷器和它对西方世界的冲击》（芝加哥，1985年），第30—34页；关于东非，参见内维尔·奇蒂克：《基尔瓦：东非海岸的一个伊斯兰贸易中心》（内罗毕，1974年），第240—241、244页；詹姆斯·S.柯克曼：《作为印度洋贸易和文化的一个因素的肯尼亚海岸》，见米歇尔·莫拉特编：《东方和印度洋商业的社会和公司》（巴黎，1970年），第247—253页。
[12]柯克曼：《肯尼亚海岸》，第248页。
[13]珀林：《财政制度和商业活动》，第265页。
[14]约翰·埃斯顿编：《青花瓷：其起源及西方影响》（波士顿，多伦多，1987年），第1页。
[15]在安德鲁·科萨里斯1515年到满剌加的旅行中，对发现的中国瓷器及“丝和包括全部种类的缎制品，诸如花缎、缎和极其浓艳的锦缎”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引自G.F.哈德森：《欧洲与中国》（伦敦，1931年），第203页。
[16]伊尔达·阿雷兹、玛丽亚·阿泽维多·考丁霍·瓦斯孔塞罗斯·伊·索萨和杰西·麦克纳布：《葡萄牙和瓷器》（里斯本，1984年），第14—16页。
[17]D.F.伦·斯切尔里尔：《中国瓷器的出口》（纽约，多伦多，伦敦，1974年），第46页。另见琼·米歇尔·马辛：《追求舶来品》，见J.A.利文森编：《1492年前后：探险时代的艺术》（华盛顿特区，1991年），第115—119页。关于葡萄牙与安特卫普在16世纪早期的商业联系，参见费尔南德·布劳代尔：《对世界的透视》，锡安·雷诺兹译（纽约，1984年），第137—157页。
[18]引自费尔南德·布劳德尔：《贸易的转动》，锡安·雷诺兹译（纽约，1983年），第221页。另见安东尼奥·德·莫尔加在其《16世纪末期的菲律宾群岛、摩鹿加群岛、暹罗、柬埔寨、日本和中国》，亨利·E.J.斯坦利译（伦敦，1868年），第340页。
[19]C.L.范·德尔·皮基尔—凯特尔编：《1613年维特—里乌装载的陶瓷制品》（阿姆斯特丹，1982年），第8—10页。
[20]关于明朝货币制度的更详细的讨论，参见本书马丁·海德拉所写的章节。
[21]关于这些困难，参见牟复礼：《明朝的兴起，1330—1367年》，见牟夏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18—47页。
[22]在此时，发生在欧亚经济中的诸多困难中有一系列强烈的货币波动，在14世纪40年代期间，这些波动对西欧、中东、南亚和东亚商业活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虽然尚不明白这些波动的根本原因，但是卡洛·西波拉曾提出，至少部分原因也许与在中亚一些地方爆发的通常所说的“黑死病”相关，年代正好在1346年之前。此时，黑死病不仅中断了欧亚大陆的国际贸易，而且也可能严重地影响土耳其斯坦、费尔干那、布哈拉的金银矿业。关于14世纪中期欧洲的货币困难，特别是佛罗伦萨这一与亚洲有着特别紧密贸易联系的城市的困境，参见卡洛·西波拉：《14世纪佛罗伦萨的货币政策》（伯克利，洛杉矶，伦敦，1982年），第1—46页。关于14世纪中期南亚同样的问题，参见塔潘·拉雅恰杜里、伊尔凡·哈比布编：《剑桥印度经济史》（剑桥，1982年），第1卷，第93—101页。
[23]同其他许多前现代社会一样，在中国，帝国晚期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恶化通常导致劣币的铸造。元朝晚期也不例外，不但伪造者，而且反政府的造反者都生产大量的劣币。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修订版（上海，1965年），第570—571页。
[24]其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但是它反映了国家对几个关键的经济生活要素的控制还不完善。在中国，前现代时期的政府除了最重要的礼仪目的外，很少铸造金币和银币。在帝国晚期，散银的基本单位是两（约等于0.0375公斤），它比黄金更适于作为交换媒介。然而，白银以不同重量、不同纯度的银块进入流通，迫使人们要频繁地依靠“钱铺”、“银铺”、“银匠铺”的试金师来保证支付的金属的质量。参见杨联陞：《中国的货币和信用简史》，第2次印刷（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71年），第79页；乔·克里布：《中国贵金属货币的历史考察》，见《古钱币史》，第7册，1979年19号，第185—209页。
[25]虽然14世纪中叶中国银价上升的准确时间尚待确定，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佛罗伦萨银价较小幅度上涨的时间被定为1345—1347年，而开罗则是在1339—1347年之间。至少有一个学者认为，意大利和埃及的货币波动起源于“远东或者中东”某地的未知事件。参见奇波拉：《14世纪佛罗伦萨的货币政策》，第15、19—20页。对元朝后期银价上涨的传统解释是，蒙古人于1368年从他们的首都大都逃跑时，携带大量的金属回到蒙古。然而，由于在1368年前的很长时期内，元朝财政的金银储存量就很少，蒙古人只能带走他们能够带走的黄金和白银，似乎有理由推测此时国际白银的短缺，及由于国内经济和政治不稳定而导致的白银贮藏，才是中国银价上涨的更可信的解释。
[26]全汉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载《新亚学报》，第8卷，1号（1967年2月），第163—168页。
[27]《明史》，第7卷，第1970页；和田清编：《明代食货志译注》（东京，1957年），第2卷，第777—779页；百濑弘：《明代产的白银和外国银》，见《青丘学丛》，第19卷（1935年），第93页。
[28]全汉昇：《明代银课与银产额》，见《新亚书院学术年刊》1966年第9期，第246—254页。对于明代中国早期采矿活动的水平的不同的解释，参见本书马丁·海德拉撰写的章节。
[29]关于生铜的短缺，参见《明史》，第7卷，第1962页；参见陈纶绪：《明朝的兴亡》（诺曼，俄克拉荷马，1982年），第132页。关于明代中国的铜矿业和铜币，另见本书马丁·海德拉撰写的章节。
[30]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的税收与政府财政》（剑桥，1974年），第75页。
[31]明代虽然流通着少量的散金，但这主要用作贮藏，而不是交换媒介。
[32]关于这一决定的背景，参见陈学霖：《建文、永乐、洪熙和宣德之治：1399—1435年》，见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294—298页。参看黄仁宇：《税收与政府财政》，第52—53页。
[33]对于这一点的不同解释，参看本书马丁·海德拉撰写的章节。
[34]从15世纪30年代到15世纪后期，政府没有生产任何钱币。参见黄仁宇：《税收与政府财政》，第75页。
[35]新近关于这种进口的讨论，参见上木哲翁（音）、广三山村《银矿和宋代的钱币——在国际视角下的中世纪和近代日本的货币历史》，见J.F.理查兹编：《晚期中世纪和早期近代的世界贵金属》（达勒姆，北卡罗莱纳州，1983年），第336—346页：约翰·K.怀特莫尔；《13—18世纪越南与东亚的货币流动》，见J.F.理查兹编：《晚期中世纪和早期近代的世界贵金属》，第363—370页。
[36]关于此时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参见崔瑞德和格里姆：《1436—1464年，正统、景泰和天顺统治时期》，见牟复礼、崔瑞德：《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309—337页。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困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有同样的困境相关，尚需进行全面的研究。
[37]关于此时中一日外交和商贸关系，参见田中长男（音）：《日本与海外国家的关系》，见约翰·惠特尼·霍尔和丰田编：《室町时代的日本》（伯克莱，洛杉矶，伦敦，1977年），第168—171页；河添彰二（音）：《日本与东亚》，广三山村（音）编，G.卡梅伦·赫斯特译：《中世纪日本》，第3卷；《剑桥日本史》（剑桥，伦敦，1990年），第423—446页。
[38]黄仁宇：《税收与政府财政》，第76页。
[39]关于这一时期，参见牟复札：《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1465—1505年》，见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341—402页。另见威拉德·J.彼得森：《方以智和争取知性活动的动力》（纽约、伦敦，1979年），第70—71页；约翰·梅斯基尔译：《崔溥日记：渡海漂流记》（图森，1965年），第93—94页。
[40]正如以下讨论的，在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欧洲白银产量有相当可观的增加。一部分增加的白银立即就被用于欧洲、中东、亚洲之间的国际贸易。因为实际上白银全部都被熔化和浇铸成锭银，有多少欧洲白银最终流入中国无法估计。不过，至少有一枚15世纪威尼斯人的银币（格罗索）在广州的一个年代考订为1480年代末或者1490年代初的坟墓里发现。参见约翰·U.内夫：《1450—1618年中欧银的生产》，载《政治经济杂志》第49辑，1941年8月第4期，第575—591页；夏鼐：《扬州拉丁文墓碑与威尼斯银币》，载《考古》1979年6月第6期，第532—537页；M.斯卡帕里：《中国发现的十五世纪威尼斯银币》，载《考古》1979年6月第6期，第538—541页。
[41]参见黄仁宇：《税收与政府财政》，第243页。参见全汉昇：《明清时代云南银课与银产额》，载《新亚学报》1976年3月第11期，第65—66页：表8-3。
[42]关于这一人口增长，参见本书马丁·海德拉写的章节。
[43]内夫：《中欧银的生产》，第575—591页。
[44]哈里·A.米斯基明：《1460—1600年欧洲文艺复兴晚期的经济》（剑桥，1977年），第32页。
[45]卡斯韦尔：《中国、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青花瓷》，第31页。另见彼得·斯珀福特：《欧洲中世纪的货币及其使用》（剑桥，1988年），第367页。关于此时欧洲和中东可供使用的白银的增加，哈里·萨希里奥鲁曾写到：“在现代初期的开端，欧洲经济发展的提高，刺激新的大银币的铸造。奥斯曼帝国随即在1470年把重达10.14克的大银币引入了流通……”参见萨希利奥格鲁：《奥斯曼货币史上的国际货币作用和金属流动》，见理查兹编：《贵金属》，第271页。关于此时从欧洲出口到埃及的白银，参见弗雷德里克·C.莱恩：《威尼斯和历史》（巴尔的摩，1966年），第299页。
[46]彼得·巴克韦尔：《西属美洲殖民地的矿业》，莱斯利·巴塞尔编：《拉丁美洲殖民地》，载《剑桥拉丁美洲史》（剑桥，1984年），第2卷，第108—149页。彼得·巴克韦尔：《红山的矿工：1545—1650年波多西的印第安人劳工》（阿尔伯克基，1984年），第13—26页。有关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波多西经济状况的有价值的概要，参见约翰·林奇：《1598—1700年的西班牙与美洲》，载《哈布斯堡王室统治下的西班牙》，第2卷，第2版（牛津，1981年），第231—244页。
[47]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较为丰富。中文著作参见全汉昇在其《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1974年，第1卷，第417—473页）中的三篇优秀研究论文。全教授在其英文论文《晚明至清中期中国与西属美洲的丝绸贸易》中归纳了他的发现，见劳伦斯·G.汤普森：《亚洲研究：贺陈受颐教授75岁寿辰文集》（旧金山，1975年），第99—117页。有关最近更多的英文论著的研讨，参见克罗斯：《南美洲块银生产和出口》，见理查兹编：《贵金属》，第412—413页；约翰·J.德派斯克：《1590—1800年新大陆的白银，卡斯提与菲律宾》，见理查兹编：《贵金属》，第425—445页；尤金·莱昂：《马尼拉大帆船的航道》，载《国家地理》，第178卷，1990年9月第3号，第3—37页；威廉·M.马瑟斯：《受孕圣母》，载《国家地理》，第178卷，1990年9月第3号，第38—53页。
[48]除本书威尔斯写的章节外，另见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香港，1963年）；陈纶绪：《16世纪晚期到1603年的中国与菲律宾关系》，载《菲律宾研究》，1978年第24期，第51—82页；王赓武：《没有帝国的商人》，见特蕾西编：《商业帝国的兴起》，第400—421页。陈教授的著作以英文出版，并作了一些修改，标题为《16世纪菲律宾的中国人社区》（东京，1968年）。最近有关马尼拉的中国与西班牙贸易的著作，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1987年），第188—192页；另见他的《16—17世纪福建私人海上贸易》，E.B.费米尔编：《福建省在17—18世纪的发展与衰落》（莱顿，1990年），第163—215页；张彬村：《晚明福建的海上贸易与地方经济》，E.B.费米尔编：《福建省在17—18世纪的发展与衰落》（莱顿，1990年），第63—81页。
[49]当时和之后的大量瓷器还能够在现在新大陆的教堂和其他公共建筑的陈列中发现。参见莱昂：《马尼拉大帆船的航道》，第31页；马奇：《北美的中国出口瓷器》，第35—84页。
[50]关于马尼拉大帆船的重要材料可见威廉·L.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纽约，1939年）；C.R.博克瑟：《1530—1730年从西属美洲流到远东的白银的启示》，载《菲律宾研究》，1970年第18卷，第457—468页；O.H.K.斯帕特：《西班牙红颜料》（伦敦，1979年），第176—291页；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挥霍者与窖藏者：1550—1750年西属美洲白银在世界的分配》（新加坡，1989年），第23—25页。
[51]虽然还不知道这些银条的重量，但在1985年发现的17世纪西班牙沉船“纽斯特拉·塞诺拉·德·阿托恰”号护卫帆船上的银条每条重70磅。参见罗杰·C.史密斯：《西属美因河的宝船：伊比利亚—美洲的海上帝国》，见乔治·C.巴斯：《美洲的船队及海难》（伦敦，1988年），第94页。
[52]当时德雷克得到的瓷碗中的一个可能现在收藏在纽约都市博物馆。见杰维斯·杰克逊—斯托普斯编：《英国的珍宝馆：500年的私人资助和艺术收藏》（华盛顿，1985年），第209页。
[53]威廉·L.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第305—308页。按照全汉昇、李龙华编汇的数据，在这时，明代中央政府每年白银收入总数大约为14万公斤。参见全汉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第136—139页。
[54]这些统计已经被皮埃尔·乔努发现，见他的著作：《伊比利亚人的菲律宾和太平洋》（巴黎，1960年）；德帕斯克：《新大陆的白银，卡斯提与菲律宾》；另见沃德·巴雷特：《1450—1800年世界块银的流动》，见特蕾西编《商业帝国的兴起》，第248—250页。
[55]例如，参见《皇室检查官给皇帝的信》，见E.H.布赖尔、J.A.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俄亥俄州克利夫兰，1903—1909年），第11卷，第86—119页；伍德罗·博拉：《早期墨西哥与秘鲁的殖民地贸易》（伯克利，洛杉矶，1954年），第120、124—125页。
[56]《教会市政厅给菲利浦四世的信》，见E.H.布赖尔、J.A.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24卷，第254—255页。
[57]全汉昇：《明清期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见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卷，第444页。约翰·林奇引用与全汉昇相同的资料，同意这个数据是可能的。参见林奇：《哈布斯堡王室统治下的西班牙》，第2卷，第244—246页。
[58]博拉：《早期墨西哥与秘鲁的殖民地贸易》，第123页。另见德帕斯克：《新大陆的白银，卡斯提与菲律宾》，第436页；C.R.博克瑟：《西属美洲流到远东的白银的启示》，第457—468页。在17世纪30年代，一个在马尼拉的西班牙官员写道：“中国国王能够用从秘鲁运到中国的银条来建造白银宫殿……这些白银（在阿卡普尔科）没有登记。”这个官员继续说道：“中国王国里商品如此充裕，（中国人）在商业中如此精明，如此热衷于追求利润，以致他们知道英国人、荷兰人需要多少商品，在日本总的可以卖出多少。而且，他们是如此的精确，一个裁缝只要看一眼一个人的体形后，就可确定做衣服需要多少布料。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他们知道每年仅有两艘船航海（从菲律宾到新西班牙），在马尼拉的中国人居住区，他们通常存有装载这些船舶的必要数量的货物。”参见唐 ·赫罗尼墨·德 ·巴纽洛斯 ·卡里洛：《菲律宾群岛的关系》，见E.H.布赖尔、J.A.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29卷，第71、79页。应予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西班牙船通常是当时在世界各地服务的船中最大的船。
[59]关于失落的金银运输船，见史密斯：《西属美因河的宝船》，第85—106页。有趣的是很多这样的船除了主要的货物白银外还装载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其中包括一艘1641年在西班牙北部海面沉没的转用为商船的“拉·康塞普肯”号帆船。这些中国货很有可能是装载在中国船上从中国运送到马尼拉，再用“阿卡普尔科大帆船”从马尼拉运到科，最后再用骡车由阿卡普尔科运到墨西哥东海岸的韦拉克鲁斯。众所周知，“拉·康塞普肯”号阿卡普尔1641年6月从韦拉克鲁斯驶向西班牙，在哈瓦那停泊后，于当年10月份触礁沉没。1991年8月，圣多明哥的拉斯·卡萨斯·里阿斯博物馆（Museo de las Casas Reales）展出了在该船上发现的明朝瓷器以及一条金手链，博物馆管理员认为，那条手链做工很精细，肯定出自中国工匠之手。
[60]这一时期中欧的白银也被船运送到里斯本作为国际贸易的支付手段。布劳代尔描述说，到1508年，欧洲的“白银（通过安特卫普）为了葡萄牙人的巡回贸易的利益而消耗殆尽”。我们在这里说到的巡回贸易就是葡萄牙新开发的与亚洲的贸易。见布劳代尔：《世界的透视》，第148—150页。
[61]C.R.博克瑟：《16、17世纪作为宗教、商业港口的澳门》，见《亚洲学报》1974年第26号，第70页。这一时期从中国流出的黄金，见全汉昇《明中叶后中国的黄金输出贸易》，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3，第2部分，1982年，第213—225页。
[62]阿雷兹：《葡萄牙和陶瓷》，第18页；琼·麦克卢尔·马奇：《中国风格的西班牙青花瓷》，见约翰·卡斯韦尔编：《青花瓷器：中国陶瓷和它对西方世界的冲击》（芝加哥，1985年），第43—44页。
[63]阿雷兹：《葡萄牙和陶瓷》，第16—17页。
[64]C.R.博克瑟：《来自亚马逊的大船》（里斯本，1959年），第62—64页；C.R.博克瑟：《远东的费达尔戈人》（海牙，1948年），第6页；杰弗里·帕克：《欧洲现代金融的萌发》，见卡洛·西波拉编：《丰塔纳欧洲经济史：16—17世纪》（格拉斯哥，1974年），第528页。明代晚期葡萄牙人在澳门的作用，见本书约翰·E.小威尔斯写的章节。
[65]C.R.博克瑟：《来自亚马逊的大船》，第62—64页。
[66]克里斯托夫·格拉门：《荷兰与亚洲的贸易：1620—1740年》（海牙，1958年），第112—113页；阿雷兹：《葡萄牙和陶瓷》，第18页。
[67]从亚洲返回葡萄牙的船只经常在巴西停靠补充给养。
[68]阿雷兹：《葡萄牙和陶瓷》，第16页。17世纪，在法国的葡萄牙商人也在巴黎郊外的圣日耳曼市场上出售陶瓷。诗人保罗·斯卡隆用诗这样称赞道：带我去葡萄牙人那儿，在那儿能看见新花样，从中国来的稀奇货。在那儿能看见灰色的琥珀，亮漆漆过的漂亮玩艺儿，还有精美的瓷器，都来自这个庄严的国度，来自这个伊甸园。（引自陈纶绪：《明朝的兴亡》，第106页）
[69]马奇：《中国风格的西班牙青花瓷》，第43页。葡萄牙人对中国产品的热情以及对获取中国产品的欲望也强烈地感染了欧洲的其他人。1562年葡萄牙大主教惊讶地发现罗马教皇的餐桌上使用金银器皿，但他很快就称赞起瓷器来：“（它是）这么的精致，这么的半透明，就像玻璃或雪花石膏一样。有时它用蓝色装饰，就像是雪花石和青玉的混合……如此美丽的器皿，着实令人倾倒……”这给教皇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如同全西欧的宗教、政治领袖们一样，他也为自己订购了中国瓷器。在17世纪早期，法国、英国的皇室均拥有成套的由葡萄牙在澳门的代理商直接购买的瓷器。见邓肯·麦金托什：《中国的青花瓷》，第2版（伦敦，1986年），第132—134页；C.L.范·德尔·皮基尔—凯特尔编：《维特—里乌号装载的陶瓷制品（1613）》（阿姆斯特丹，1982年），第28页。
[70]关于这一点，见F.S.盖斯特拉：《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欧洲出口至亚洲的贵金属：1602—1795》，见理查兹编：《贵金属》，第447—467页；另见亚瑟·阿特曼：《1500—1800年世界金银块贸易中的荷兰企业》（哥特堡，1983年）。
[71]M.A.P.迈林克—罗洛夫斯：《1500年至约1630年期间亚洲贸易及欧洲在印度尼西亚的影响》（海牙，1961年），第246页。明代晚期在印尼的中荷贸易情况另见利昂纳德·布鲁塞：《奇怪的伙伴》（荷兰，多德雷赫特，1986年），以及此卷中约翰·E小威尔斯写的章节。
[72]麦金托什：《中国的青花瓷》，第135页；科林·希夫、理查德·基尔伯恩：《哈彻号的瓷器货船》（牛津，1988年），第21页。在弗吉尼亚詹姆斯镇附近的英国边境居民点发掘出的两只万历年间的青花瓷杯子可能来自葡萄牙商人。这个居住点只在1618—1635年之间被占领过，这表明中国瓷器是以怎样的速度沿着新的国际贸易路线扩展的。见马奇：《北美的中国出口瓷器》，第88—89页。
[73]C.R.博克瑟摘自1614年荷兰的一份出版物。见他的《荷兰海上帝国，1600—1800》（伦敦，1988年），第195页。
[74]格拉门：《荷兰与亚洲贸易》，第8—10页。
[75]关于日本16世纪晚期金银矿开采的情况，日本编年史家有弘志材（1527—1610年后）写道：“自从丰臣秀吉摄政（1582年）以来，白银从日本的山区和平原源源不断地涌出……从前，很少有人见过金子，但现在，任何一个人，甚至庄稼汉、乡巴佬，不论他是多么低贱，都掌握着丰富金银。”引自乔治·埃利森：《十字架与剑：桃山时代历史范式》，见乔治·埃里森、巴德威尔·L.史密斯编：《军阀、艺术家与平民：16世纪的日本》（檀香山，1981年），第55页。
[76]小叶田淳：《金银贸易史研究》（京都，1976年），第221—228页；德尔默·M .布朗：《中世纪日本的货币经济：钱币使用研究》（纽黑文，1951年），第56—61页；上木、山村：《银矿与宋币》，第346—348页。
[77]上木、山村：《银矿与宋币》，第351页。
[78]关于这一点的最近研讨见盖杰民：《嘉靖时期，1522—1566年》，见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7卷，第490—505页。
[79]参看小叶田淳：《金银贸易史》，第59页；岩生成一：《朱印船与日本町》（东京，1978年），第78页；林仁川：《福建私人海上贸易》，第181—183页；王赓武：《无帝国的商人》，第414—419页。
[80]关于这一领域有许多文献，英文经典著作有博克瑟：《来自亚马逊的大帆船》；另见乔治·布里安·索萨：《帝国的残存：在中国及南中国海的葡萄牙贸易和社会，1630—1754》（剑桥，1986年）。
[81]小叶田淳：《16、17世纪远东的银的流通》，见《小叶田淳教授退职纪念国史论丛》（京都，1970年），第8页。
[82]上木、山村：《银矿与宋币》，第352页。
[83]小叶田淳：《江户初期的海外交易》，见小叶田淳编：《日本经济研究》（东京，1978年），第526页：山胁悌二郎：《长崎的唐人贸易》（东京，1972年），第9—11页；加藤荣一：《闭关政策形成时期的日本与荷兰的贸易》，载《亚洲学报》，第30号（1976年），第44—47页；岩生成一：《16、17世纪日本的对外贸易》，载《亚洲学报》，第30号（1976年），第1—18页；弗朗索瓦·卡隆、朱斯特·斯考顿：《日本和暹罗王帝国纪实》（伦敦，1935年），第51页；另见奥姆·普拉喀什：《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孟加拉经济，1630—1720》（普林斯顿，1985年），第118—122页。
[84]胡奥·罗德里格斯：《日本岛国》，迈克尔·库柏编译（东京，1973年），第133页；另见埃里森：《十字架与剑》，第5—56页。
[85]贝尔纳迪诺·德·阿维拉—吉隆引自加藤《日本与荷兰的贸易》第45页。这一时期从马尼拉出口到日本的丝也是来自中国的。与外国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对德川幕府早期经济的重要作用，见马里乌斯·B.詹森：《德川时代的中国》（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92年），第25—33页。据估计大约在1618年前后，有2000—3000名中国商人每年都在长崎做生意。见岩生成一：《日本对外贸易》，第11页。
[86]这在当时是为欧洲商人所熟知的，正如弗兰克·C.斯普纳记述的：“中国人对白银的渴求为国际经济开创了贸易的新纪元。（佛罗伦萨的商人菲利浦·萨塞提）在1586年1月20日写道，如果没有这种渴求，‘西班牙里亚尔绝对不会上升得如此值钱。在所有的亚洲人中，中国人如同其他地方的人们对黄金一样地对白银情有独钟’。1588年从果阿来的葡萄牙人杜雷特·戈梅斯也报道说，中国维持了一个 ‘比世界上任何政权规定的价格都要高的银价。”见弗兰克·C.斯普纳：《1493—1725年法国的国际经济与货币流动》（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72年），第77页。
[87]莫尔加：《菲律宾群岛》，第340页；又见林仁川：《福建私人海上贸易》，第207页。
[88]J.H.帕里：《运输与贸易路线》，见E.E.里奇编：《16、17世纪扩张中的欧洲经济》，第4卷；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史》（剑桥，1967年），第209页；另见博克瑟：《西属美洲流到远东的白银的启示》，第457—460页。
[89]《胡安·帕契克·马尔多纳多（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的）信》，见布赖尔和罗伯特逊：《菲律宾群岛》，第3卷，第299页。
[90]引自博拉：《早期殖民地贸易》，第122页。
[91]引自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第365—366页。一切都说明了明代瓷器在秘鲁也被广泛使用。中国瓷器的碎片在海拔15000英尺的喀喀湖畔发现。见第369页；马奇：《北美的中国出口瓷器》，第43页。
[92]莱昂：《马尼拉大帆船的航道》，第5—7页。
[93]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第32页。尽管丝和丝织品是开往阿卡普尔科货船的主要货物，但是，还是有许多青花瓷被运进了墨西哥，以致瓷器的碎片在稍作加工后也被派上用场，这种碎片被叫做Chiñitas。见马奇：《北美的中国出口瓷器》，第43—44页。
[94]伍德罗·博拉：《殖民地墨西哥的丝蚕饲养》（伯克利，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43年），第89页。
[95]关于最后一点，见《压制中国在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丝业贸易的经济原因》，见布赖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22卷，第279—286页。
[96]胡安·格劳·依·蒙法尔考：《1637年备忘录资料》，见布赖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27卷，第199页。在日本与印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当时远如京都、雷瓦丹达和切乌尔（Cheul）等纺织工业中心的织工至少部分地依靠中国的生丝维持生计。见加藤：《日本与荷兰的贸易》，第45—50页；索萨：《帝国的残存》，第52—53页；珀林：《财政制度和商业活动》，第264—265页。今后的研究可能会发现16、17世纪时在欧洲和中东市场走俏的著名的“波斯丝”，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也源自中国。例如奥斯曼法庭在16世纪中期接受过从伊朗掠夺来的战利品“中国丝织物”。见埃辛·阿迪尔：《苏莱曼帝国：图说伟大的苏莱曼的历史》（华盛顿特区，1986年），第198—199页。
[97]1635年6月，墨西哥市裁判所倾听了西班牙理发师对中国同行的抱怨。当局作出有利于西班牙理发师的决定，规定中国的理发店只能限定为12家，而且必须在郊区。当局还指责中国的理发师不收西班牙学徒。见霍默·H.达布斯和罗伯特·S .史密斯：《1635年在墨西哥市的中国人》，载《远东季刊》1，第4号（1942年8月），第387—389页。
[98]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第374页；马奇：《西班牙的青花瓷》，第50页。
[99]见杰克·A.戈德斯通：《17世纪的东西方：斯图亚特王朝的英格兰、奥斯曼时代的土耳其和明朝》，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30（1988年），第108—109页。与戈德斯通的意见相反的研讨见威廉·S.阿特威尔：《17世纪东亚的“总危机”？》，载《现代亚洲研究》24，第4号（1990年），第661—682页。
[100]下面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威廉·S. 阿特威尔的《约1530—1650年国际块银流动与中国经济》，见《过去与现在》，第95号（1985年3月），第80—86页。
[101]1570—1577年间，据报道，明朝中央政府管理税银的中央机构太仓库的年收入从86500多公斤白银上升至163478公斤还多。应当注意的是，这一增长是明政府（1567年）放宽海上贸易限制，同时也是在中日贸易在长崎（1570年）建立后迅速增长，以及在西班牙与中国的贸易在马尼拉（1571年）被建立为西班牙在菲律宾统治的首府以后得以切实地开展以后才出现的。到1577年，太仓库登记收入的白银几乎是16世纪60年代最高记录的两倍多，一直到明朝末年，每年白银的收入大概从来没有低于10万公斤。当然，其他因素也促成了这种增长，但十分清楚的是明政府这一时期的银税的明显增长与对外贸易和白银进口的空前增长有直接的关系。进一步的讨论，见全汉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的研究》，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5，第1号（1972年），第123—155页。
[102]16世纪晚期，福建海澄县的月港成为中国的一个首要港口，这个港口有一个联系从日本到东南亚各地的贸易大网络。大约从1570年到1594年，在海澄作为许可证费和关税征收的白银由每年113公斤上升到了1088公斤以上。现在普遍认为这种增长几乎完全归因于月港这些年间的对外贸易及白银的进口。这正表明了日本和西属美洲的白银进入了福建的经济，并最终进入了中国的经济。见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Ⅰ：428；林仁川：《福建的私人海上贸易》，第196—200页；黄仁宇：《税收与政府财政》，第235页。
[10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14页。
[104]同上，第715页。
[105]斯普纳：《国际经济与货币流动》，第3—45页；弗兰克·珀林：《晚期前殖民时期印度的货币使用和通货媒介形式的国际贸易》，见J.F.理查兹编：《莫卧儿印度的帝国货币制度》（新德里，1987年），第249—256页；伊尔凡·哈比布：《“价格革命”时代的三本位主义体系：银的流入对莫卧儿货币制度的影响》，见理查兹编：《莫卧儿印度的帝国货币制度》，第138—170页；哈里·E.克罗斯：《南美块银的生产与出口，1550—1570年》，见理查兹编：《贵金属》，第398—400页。
[106]以下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威廉·s.阿特威尔：《白银、对外贸易和晚明经济》，载《清史问题》3，第8号（1977年12月），第1—33页。
[107]这是伊夫林·S.罗斯基的文章《华南的农业变化和小农经济》（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72年）的主题之一；另见何炳棣：《美洲谷物在中国的引入》，载《美国人类学家》57（1955年4月），第191—201页；何炳棣：《1638—1953年中国人口的研究》（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9年），第169—195页；德威特·H.帕金斯：《1368—1968年中国的农业发展》（芝加哥，1969年），第3、6、7章；马克·埃尔文：《最近一千年的中国历史：土地占有权模式的变化》，见《近代亚洲研究》4，第2号（1970年），第104—105页；富路德：《哥伦布的新发现：中国与新大陆》，载《中国历史研究》8，第4号（1975年夏），第3—14页。
[108]中国和日本关于讨论上述增长的学术论文，见田中正俊：《中国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载铃木俊、西岛定生编：《中国历史分期》（东京，1971年），第219—252页；佐伯有一：《日本关于明清时代研究中的商品生产评介的探讨及其学说史展望》，载铃木俊、西岛定生编：《中国历史分期》，第253—321页；拉蒙·H.迈尔斯：《近代中国棉织手工业和棉织工业的发展》，见《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18号（1965年），第614—632页；拉蒙·H.迈尔斯：《明清时期经济组织的若干问题》，见《经济史文集》，第2号（1974年12月），第77—93页；克赖·迪特里希：《清初的棉花种植与加工》，见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斯坦福，1972年），第109—135页；孙任以都：《清代中国的养蚕业和丝织生产》，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77—108页；居密：《近代中国早期的棉织品生产与农村社会变迁》，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第2号（1974年12月），第515—531页；伊夫林·S.罗斯基：《明代的社会和经济》，载《明史研究》，2（1976年春），第12—19页。
[109]宫崎市定：《明清时代苏州轻工业的发展》，见他的《亚洲史研究》4（京都，1964年），第309页；何炳棣：《长江流域中上游各省的会馆分布》，载《清华中国研究学报》新编第5卷，第2号（1966年12月），第121页；吴震强：《福建南部的农村社会研究，1506—1644》，见《南洋大学学报》，6（1972年），第208—209页；居密：《棉织品生产》。
[110]毋庸置疑，“一条鞭法”改革的完成与直接从日本、欧洲和新大陆进口白银有关。首先，大多数重要的早期改革实验都是在最直接卷入海上贸易的福建和浙江这两个沿海省份进行的；其次，根据黄仁宇教授的观点，在16世纪的最后30年间，改革的实施“达到了它的高峰”，而就是在这段时间内输入中国的白银开始猛增；最后，“一条鞭法”改革中最有影响的三位改革者海瑞、庞尚鹏和王宗茂都是东南沿海人，因此他们肯定知道当地特殊的货币和经济情况。关于上述几条，见梁方仲著，王毓铨译：《中国的一条鞭税法》（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6年）；黄仁宇：《税收与政府财政》，第112—133页。
[111]牟复礼：《南京的变迁，1350—1400》，见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1977年），第151页。
[112]关于这一主题的中国及日本文献汗牛充栋。英文文献见迪特里希：《棉花的种植与贸易》；居密：《棉织品生产》和马克·埃尔文：《集贸市镇及水路：1480—1910年的上海县》，见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441—473页。
[113]16世纪后期，“不同种类和质量的中国白棉布”经菲律宾进口到墨西哥。安东尼奥· 达·莫尔加引自鲍林·西蒙斯：《有图案的中国的丝绸》（纽约，1948年），第25页。
[114]关于这一主题的中国及日本文献汗牛充栋。英文文献见迪特里希：《棉花的种植与贸易》；居密：《棉织品生产》和马克·埃尔文：《集贸市镇及水路：1480—1910年的上海县》，见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441—473页。
[115]对日本的贸易限制仍然有效，虽然中国的商人经常，甚至习惯于无视这种限制。见小叶田淳：《金银贸易史研究》，第284页及其以后各页；博克瑟：《来自亚马逊的大船》，第30—31页。
[116]“东方航路通向吕宋、苏禄群岛和摩鹿加，而西方航路则经由印度支那沿海及马来半岛远达顺达噶喇叭，即后来西爪哇海岸的雅加达。”见布卢塞：《奇怪的伙伴》，第104页。
[117]一两约等于0.0375公斤。
[118]周起元为张燮《东西洋考》作的“序”（北京，1981年）第17页。关于这一段文字稍有不同的翻译见郑克诚（音）：《郑成功的海上扩张与清初的海禁》，见费米尔编：《福建省的发展与衰落》，第225页；林仁川：《福建的私人海上贸易》，第197—198页；对明朝后期漳州的英文的深人研究见罗斯基：《农业变化》，第57—100页；另见张彬村：《海上贸易与地方经济》，第63—81页。斯波义信对同时代关于浙江省宁波地区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发展：“1576年海外贸易的限制解除后，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来的白银经宁波涌进中国内地。”见斯波义信：《宁波及其腹地》，载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99页。
[119]无疑，这位作者显然已经知道，17世纪早期中国的丝绸在日本已经十分畅销。因为与日本的贸易仍属非法，所以他可能不愿意引起朝廷注意这一点。
[12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台北，1979年），第6753—6754页。感谢杨隆章（音）教授提醒我注意这段内容。杨教授与张彬村博士在其未发表的手稿中讨论了这段内容，并非常友好地允许我阅读他们的手稿。
[121]正如威拉德·J.彼得森和黄仁宇所指出的，明代庞大的人口及大规模的经济表明，不论进口再多也解决不了朝廷铸币用金属长年紧缺的问题。见彼得森：《争取知性活动的动力》，第68—70页；黄仁宇：《税收与政府财政》，第79—80页。然而，白银的进口已足以使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完全放弃其他货币而采用白银作为交易的媒介。例如，西班牙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达·拉达（1533—1578年）在1575年访问福建南部时，他“除了[在泉州]及其所属地方外，没有看见任何形式的货币，那儿（泉州）有一种中间穿孔的带标记的铜钱……其他任何地方（也包括这儿）买东西时都使用要用秤来称量的碎银”。马丁·达·拉达引自C.R.博克瑟编：《16世纪的中国南方》（棱代尔，列支敦士登，1967年），第294页。假设达·拉达神父稍后几年再到福建，他就可以看见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铸造的比索也在那儿流通了。见庄为玑：《福建南安出土外国银币的几个问题》，载《考古》，6（1975年），第352—355页；庄为玑：《福建泉州隶属出土五批外国银币》，载《考古》，6（1975年），第373—379页；吴震强：《福建南部的农村社会研究》，第209页。
[122]由于明代晚期中国总体上仍处于货币化程度不足的状态，这个国家并没有经历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在欧洲、新大陆、中东的某些地区发生的剧烈通货膨胀。然而，在诸如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大运河沿途这些外国白银流通相对自由的地方，有证据表明，在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早期的某些特定的期间发生了明显的通货膨胀。见罗斯基：《中国南部农业变化及小农经济》，第25页；陈纶绪：《明朝的衰亡：内因研究》（学位论文，哈佛大学，1953年），第97—98、116—117页；盖杰民：《1368—1644年明朝统治下的北京》（学位论文，普林斯顿大学，1979年），第144页及以后诸页；彼得森：《争取知性活动的动力》，第70—73页。
[123]巴克威尔：《西属美洲殖民地的采矿业》，第120、144—145页。
[124]正如伍德罗·博拉令人信服地证明，这项贸易中的一个主要项目是从菲律宾经阿卡普尔科运往秘鲁的中国丝绸。见博拉：《早期殖民地贸易》，第122—125页。
[125]胡安·格劳·依·蒙法尔考，引自安东尼奥·阿尔瓦雷斯·阿布鲁：《菲律宾与新西班牙的贸易》，见布赖尔、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30卷，第69—70页。
[126]引自布赖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30卷，第86页。
[127]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第188、194页；《马尼拉财政官给菲利浦四世的一封信，1638年8月31日》，见布赖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29卷，第58页。
[128]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第259页；《菲律宾群岛概况，1638—1639》，见布赖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29卷，第168—171页。现在失事的船已经找到，并打捞上来。见马瑟斯的论述，《我们信仰的主》。
[129]《菲律宾群岛概况，1639年8月—1640年8月》，见布赖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29卷，第194—196页。
[130]《中国人的反叛》，见布赖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29卷，第208—258页。
[131]见乔努《伊比利亚人的菲律宾和太平洋》一书中关于1640—1641年船运数字，该书第157、159页。
[132]博克瑟：《来自亚马逊的大船》，第135页，注释284；另见舒尔茨：《马尼拉大帆船》，第132页。
[133]C.R.博克瑟：《荷兰海上帝国，1600—1800年》（纽约，1965年），第25—26页。
[134]对于17世纪日本贸易数字中在以后一些年间白银出口减少的不同解释见罗伯特·利罗依·英尼斯：《半开的门：17世纪日本的对外贸易》（学位论文，密歇根大学，1980年），第376—432页。
[135]博克瑟：《来自亚马逊的大船》，第145—148页。
[136]我的这段陈述是依据岩生成一《朱印船》（第327页）一书中的有些自相矛盾的资料。岩生成一：《近代日中贸易数据的考察》，载《史学杂志》62，第2卷（1953年11月），第991页；加藤：《日本与荷兰的贸易》，第66页；奥斯卡·纳霍特：《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的关系》（莱比锡，1897年），增刊，第207—208页。
[137]岩生成一：《朱印船》，第327页；纳科德：《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的关系》，增刊63，第208页。如同在新大陆的情况一样，日本白银出口在这一时期下降的原因是国内白银产量的下降。对于这一问题的研讨及有关书目，见阿特威尔：《对中国和日本“17世纪危机”的考察》，第231—232页。
[138]这些问题见牟复礼、崔瑞德编：《中国剑桥史》，第7卷，第557—584页。
[139]虽然超出了本章讨论的范围，但因其重要，还是应该强调指出，这一时期中国的许多经济问题显然与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恶劣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作出的开拓性研讨，见阿特威尔：《对中国和日本“17世纪危机”的考察》，第224—227页；阿特威尔：《17世纪东亚的“总危机”？》，第671—674页。
[14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90—693页。陈纶绪：《明朝的兴亡》，第285—287页。
[141]斯普纳：《国际经济与货币流动》，第50页。
[142]上木和山村：《银矿与宋币》，第355页。
[143]斯普纳：《国际经济与货币流动》，第86页。
[144]叶绍袁：《启祯记闻录》2/10b，引自陈纶绪：《明朝的兴亡》，第235—236页。
[145]海伦·邓斯坦：《晚明流行病初步探讨》，见《清史问题》3，第3号（1975年12月），第1—59页；安吉拉·梁：《明清中国有组织的医学：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及私人的医疗机构》，载《晚期中华帝国》8，第1号（1987年6月），第135—166页；阿特威尔：《17世纪东亚的“总危机”？》，第671—674页。
[146]沈氏：《奇荒纪事》，见陈恒力编：《补农书研究》（北京，1958年），第29页。
[147]居密：《棉织品生产》，第525页；另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13页。
[148]计六奇：《明季北略》，4卷本（台北，1969年），第3卷，第337—338页。杨联陞：《货币和信用》，第67—68页；彼得森：《争取知性活动的动力》，第74—76页；潘吉星：《晚明中国乔治·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的传播》[Georgius Agricola，即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George Bauer），Georgius Agricola是其拉丁文译名。——译者注]，见《通报》，77（1991年），第108—118页。
[149]参见戈德斯通《17世纪的东西方》和马丁·海德拉写的本卷第9章。
[150]以下在很大程度上引自阿特威尔：《17世纪东亚的“总危机”？》，第677—680页。
[151]佟养甲，引自《文献丛编》（北京，1930—？），集，第24卷，第19b页；另见傅乐淑：《中国西方关系文件汇编》（图森，1966年），第2卷，第7页。
[152]慕天颜：《请开海禁疏》，见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台北），26编，14b，第966页；另见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卷，第514页。
[153]慕天颜：《请开海禁疏》26编，14b，第966页；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卷，第514页；岸本美绪：《康熙朝的萧条及清代早期的地方市场》，载《近代中国》10，第2号（1984年），第227—256页；汉斯·乌尔里奇·沃格尔：《中国中央的货币政策，1644—1800年》，载《晚期中华帝国》8，第2号（1987年12月），第2—3页。
[154]牟复礼：《元代与明代》，见K.C.张光直编：《中国饮食文化：从人类学和历史学角度的考察》（纽黑文，伦敦，1977年），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