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选择和继位
明代的第11个皇帝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生于湖广省安陆（今湖北钟祥县）他父亲的庄园里。他的父亲兴王朱祐杬（1476—1519年）是成化皇帝（1465—1487年在位）的第四子，邵贵妃三个儿子中年纪最大的。他爱好诗歌和书法，不肯参与他同辈的其他许多消闲活动，而是纵情于艺术和文学的消遣。未来皇帝的祖母邵贵妃被她的父亲卖给杭州的镇守太监，他训练她写字和吟诵唐代诗歌，然后把她当作礼物献给成化皇帝。她的孙子于1521年即位时，她已是一个失明的老妇，退居于浣衣局，这是位于皇城以外的安置退居或失宠宫廷妇女的院子。未来皇帝的母亲蒋氏妃是北京卫军一个军官的女儿。她于1492年与兴王成亲，1494年随他到他的安陆庄园。[1]
这个朝代的史学家们照例记载了与标志这个未来皇帝这样显要人物的诞生相伴随的奇异的吉祥征兆。例如，他们写道，他诞生的这一年黄河水清五日，紫色祥云布满天空，因为这类奇迹标志真命天子的出世。
这个孩子被认为是非凡的。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教他吟诵唐诗，他经过几次尝试便常常能够准确地背诵诗句。他稍稍大点以后，在他父亲的直接指导下，开始学习古籍。他爱学习，证明是一个聪明而勤奋的学生。[2]
这个孩子和他的父亲似乎很亲密。兴王除了亲自辅导他的独子以外，还让他参加他自己王府的一切例行仪式和典礼，并且当他到北京觐见皇帝时，也把他带到北京的皇帝的朝廷去。因此，这个未来的皇帝还是孩子的时候，便已熟悉仪式和典礼的规矩，这种知识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里对他很有用。
兴王生病于1519年7月死去时，他的儿子接手管理王府。王府长史袁宗皋（1453—1521年）帮助他做这项工作，后来随他到北京。袁从1491年起就为王府效力，立下殊勋，证明是一个正直而能干的管理人。在嘉靖朝的最初几个月里，他成了新皇帝最信任的顾问和知己。
1520年10月，正德皇帝在他从南京返回北京的路上，在一次乘船游玩的事故中几乎淹死，他的健康状况从此不断恶化。到了1521年春，他已不能上朝，他的医生报告说，他已不能治愈。他既没有生下一个后嗣，也没有过继一个。1521年4月19日他去世时，没有留下关于继位的明确指示。一切事情都交托给了他的大学士们。
首辅杨廷和已经预料到皇帝死后随之而来的困难，并已作好迎接困难的计划。皇帝死前五天，以皇帝的名义专门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皇帝年幼的堂弟朱厚熜缩短为他父亲服丧的时间，并承袭他的兴献王爵位。皇帝死的当天，杨命令掌司礼监的大珰们请求太后的懿旨，指定这个13岁的孩子作已故皇帝的合法继承人。他告诉大珰们，依照《皇明祖训》中规定的“兄终弟及”的条款，皇位理应传给兴王，他是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弟弟的独子、已故皇帝的堂弟。他并没有指出这条规定只适用于正妻的儿子，也没有指出，任何相反的解释都要受到砍头的惩罚。他要把这个幼小的孩子推上皇位，并且找到了做到这一点的办法。[3]
大学士杨廷和这时处于巨大压力之下。不确定的继承顺序是王朝稳定的最大威胁之一，而已故皇帝并没有选定太子或继位人。此外，已故皇帝亲信之一的江彬将军（死于1521年）所统率的边防驻军的部队驻扎在京师，杨担心他任何时候都可能试图发动政变。朝廷本身充满了已故皇帝的图谋私利的亲信，以及急于保持其地位的有力人物。在北京街头居民传播着即将发生一场暴乱的流言。在这样一些情况下，草拟一份继位的诏书似乎是一桩小事，对于这件事情杨并没有花费许多的时间或进行思考。在他削减已故皇帝亲信的权势的巨大努力中，朱厚熜的继位只不过是部署之一。[4]
继位诏书只说兴献王的长子“来京嗣皇帝位”[5]。这一安排的详情没有记载，因为在杨看来只可能有一种安排。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属都没有任何合法继位的要求。他的父亲是一个妃子的儿子，她始终没有晋封为帝后，而这样的妃子们的儿子及其后代依据其自身应有的权力是不能继承帝系的。因此，杨冒称，这个孩子可以根据他是过继来的已故皇帝的弟弟的身份，作为皇帝延续帝系；这样，为了礼仪他将把他的已故伯父弘治皇帝和他的伯母张皇后当作他的父母亲对待；他也将把他的亲生父母当作他的叔婶来对待。尽管这种安排在普通人家和皇室中是常见的，新皇帝及其亲属却没有接受这种做法，因为诏书没有提到这样的安排。他们认为，孩子从未立为太子，他对已故君主或他的世系就不负礼仪上的那种义务。他下令登基继位而不及其余。总之，他们是以一种与大学士杨廷和的意图完全相反的方式解释诏书，这种利害关系的不一致在新君抵达北京城外的那一天变得明显了。
1521年4月21日，即在正德皇帝死去两天以后，一个由司礼监、勋贵、皇室、内阁及帝国朝廷代表组成的使团前往湖广省的安陆。年轻的兴王在他们到达时迎接他们，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他的藩邸即皇帝位，作为新皇帝接受这些官员的朝贺。1521年5月7日，一行约40人簇拥着皇帝从安陆出发，不间断地旅行了20天。在向北京行进时，年轻的皇帝表现极好，拒绝了官员和勋贵们的礼物，吃住节俭，不顾他旅途的困难。
大学士杨廷和曾经指示负责仪式的官员们，用适合于太子的而不是那种适合于皇帝的仪式迎接这个孩子。当皇帝就在北京西南的良乡被告知这种安排时，他的长史建议他不管这个大学士，像一个皇帝要做的那样经过礼仪上的主要城门进入京师，在主要的朝觐大殿上即位，在那里接受他的朝臣的朝贺。1521年5月26日傍晚，皇帝抵达就在北京城门外的临时住处，当晚他发布了他自己拟定的登基方案。5月27日一大清早他进入宫殿，在黎明前的朝见中接受他的朝臣们的祝贺。新皇帝在和大学士们的较量中获胜，这是一场权力、威信和正统性的长期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权力斗争
关于大礼的争论
1521年6月1日，皇帝继位以后的第五天，他命令礼部的负责官员们提出适合于他父亲的大礼和称号的意见。大学士杨廷和指示礼部尚书依据两个先例作出他的回答：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继位。他又说，谁不同意谁就是奸贼，应被处死。
杨廷和挑选了两个不寻常而又有争论的事例。公元前7年汉成帝（公元前32—公元前7年在位）去世，前此二年，他安排让他的侄子定陶王继承他，延续他的世系。但是，这个孩子一掌权便不顾已故皇帝亲属的反对开始给予他的家庭成员以封号、俸禄以及其他恩惠。公元前4年，在两个朝臣的请求下，皇帝把他的两个祖先提到更高的地位，并提出建立家庙，这项提议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成。这在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个一心想尊崇他亲生父母的皇帝也不大可能开的先例，因为这只不过证明皇帝最终能够为所欲为。
作为英宗皇帝（1064—1067年在位）而掌权的赵曙，是濮王的第13个儿子，宋代第一位皇帝的远代子孙。没有男性后代的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于1036年收养了这个孩子，随后又将他立为太子。1064年他一即位，朝廷关于他父母的封号的争论就开始了。朝廷上高级官员们有两年忙于有关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一批人认为皇帝应当给他的父母上尊号，并继续称他们为父母；另一批人认为他只应当承认他的前任的世系。这场争论很快恶化成一场主要以皇帝权力的适当限度为中心的派系争吵。皇帝和他的顾问们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皇帝承认他的亲生父母，并制定了对他们的祭祀制度。但是，南宋的思想家们强烈反对这种安排，并写了反对的意见。哲学家程颐（1033—1107年）草拟了最有影响的反对意见，大学士杨廷和向皇帝送呈这个先例供他考虑时，附上了程颐对这个事例的议论。[6]
明代朝廷上的这次争论的焦点在于辨别“统”（王朝世系的合法继承）和“嗣”（家族惯例的血统继承或过继继承）。大学士们为之辩护的观点，认为继承某人的人应是某人之子，这是家族惯例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年幼的嘉靖皇帝受到敦促，要把他的伯母和伯父当作他的父母对待，把父母当作叔、婶对待。但是对方指出，在这个事件中皇帝从未入继或被他的前任立为太子，进行统治的家族的合法继承和家族惯例的平常的常规有明显的区别，过去从未制定皇帝继承的规定和条款。
明代继位的历史已经由于篡位和一系列的叛逆而被弄得很糟，最晚的一次叛逆发生在1519年，当时宁王试图废黜正德皇帝。关于正当的大礼的争论围绕着一种没有说出的忧虑：嘉靖皇帝谋求创立的礼仪准则将开危险的先例。这种准则认可在继位的合法顺序中建立皇室的一个旁支，这个旁支在其他情况下是无入选资格的。这种准则因而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嫡系的气氛。就大学士们而言，1519年的宁王谋反仍然是令人不安的往事。争论的不是孝道和君权；争论的问题是皇帝世系的稳定性。
可是在皇帝即位以后，国家的这个重大问题变得可以讨论了。大多数官员已经承认皇帝，既不想废黜他，也不想接受他的退位；大学士们在事情发生以后也绝不可能对他适合当皇帝或他的合法性提出怀疑，因为他们已经挑选了他。既然他能够不被迫接受大学士们的主张，既然他能够不被废黜，大学士们就只能对他施加压力，说服他接受他们的观点。大学士杨廷和直到他1524年被迫离职为止，随意利用一切手段把他的看法既强加于朝臣，也强加于皇帝。但是在这个孩子和他母亲的身上，这位大学士却遇到了对手。
杨廷和利用这一争端巩固他自己在朝廷的权力，扩大大学士们的权限，提高翰林院及其成员的威信。他需要依附他的人的支持，他无情地排斥高级机构中反对他的人。1521年5月，他使他最有势力的敌人吏部尚书王琼（1459—1532年）被革职、关押，放逐到帝国遥远的西部边境，同样的策略也应用于较低级别的其他几百名官员。他尤其排斥所有在大礼上反对他的主张的人。
皇帝因杨的专横而苦恼，但他的手是被捆着的。1521年6月殿试时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出了一道追荣本生父母以何为宜的文章题目，目的是要诱导出对他的立场的某种支持。[7]但是，没有一个文章的作者敢于反驳大学士们的主张。在此后几个月中，礼部三次呈递它有关大礼的建议，皇帝每次都反对。
在相持了三个月之后，皇帝终于接到了一项投合他心意的建议。提建议的张璁（后来名叫张孚敬，1475—1539年）来北京参加会试，他在七次失败之后于46岁时才考中。大学士们发表他们的主张之后不久，张告诉他在礼部的一个朋友，挑选的先例不适用于当今皇帝的情况，他建议他的朋友在他的同僚中传播这种主张。张的朋友紧接着调任南京的一个职位，而张决定不声张。但是，当他看到皇帝继续驳回大学士们的主张时，他渐渐改变了主意。
1521年8月张向皇帝表明了他的主张。他认为遗诏本文只说兴献王长子，而没有提到杨廷和所提出的任何安排。汉、宋继位的事并没有提供据以作为先例的历史的相同之点，因为在这两个事例中，继位者都曾嗣养于皇宫，然后才被立为太子。皇帝把张的奏疏转给大学士杨廷和，杨送还奏疏，加上这样的评论：“书生晓得什么大体？”[8]但是，皇帝看出了在这场争论中达到他的目的的办法。他继续迫使大学士们接受他的意见，他们也继续封还他关于这件事的诏令。这时这个问题已经变成朝廷上争论的一个题目。其他的几个官员发表意见支持张的主张，到了10月，情况迫使大学士们缓和了下来。
1521年4月30日，也就是皇帝继位后的第三天，他派了一批人去护送他的母亲从安陆来北京。1521年10月4日，当她到达北京正东的通州时，危机扩大了。她听说她将被当作王妃而不是当作皇后受到迎接，他的儿子正被迫要称她为叔母，她拒绝进入京城，并威胁要即刻返回安陆。皇帝听到此事时，告诉太后，他想避位，和母亲一道返回安陆。这种威胁迫使大学士们采取礼部尚书毛澄（1461—1523年）所提出的妥协立场。盖有太后印玺的一道懿旨给予皇帝的父亲、母亲和祖母以帝、后的称号。此外，朝廷被迫接受了皇帝为迎接他的母亲而提出的礼仪，这种礼仪给予她最高的尊荣。这时她才同意进入京城。
但是，张太后仍旧把皇帝的母亲当作一般的王妃看待，用适用于皇妃的礼节接待她，尽管她的称号是皇后。张太后的态度激怒了皇帝的母亲，也同样激怒了皇帝。从此以后他利用一切方法随意羞辱和威逼太后以及她的亲属。
1522年2月，在皇帝祭天的那天，皇帝母亲居住的宫殿院落中发生了一场起因不明的火灾。大学士杨廷和把这一事件看作皇帝祖先不满于祭祀的安排，尤其是不满于这些新的称号的明显朕兆——火是主宰所有礼仪事务的自然力。他逼迫皇帝至少暂时撤销他双亲的帝、后称号。
就杨来说，大礼问题终归是次要事情。本朝的开头几年，他主持帝国的行政，把他的精力主要用于制度和人事的改革。其中，他试图恢复那些在前一个皇帝统治时被占作皇庄的地产的税收登记；遣散几千名多余的锦衣卫成员；禁止帝国教育机构中的异端学说以及限制太监的权力和势力，太监们妄自霸占了许多民政职务。
但是，大礼的争议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只能激起皇帝对杨和他一伙人的怨恨。当皇帝的祖母于1522年12月去世时，杨建议她的丧期只用一天，对她的葬礼的细节进行争论，在这一过程中他使自己和皇帝更加疏远了。所有对杨的态度专横傲慢的批评就这样被皇帝自身的感受证实了。
1523年6月30日，皇帝命令大学士们到他跟前非正式地觐见他。他亲自指示他们给他的家庭成员的称号加上帝、后的尊称，大学士们当他的面不能拒绝他。他们一退出就立即声明反对这一敕令，拒绝奉行，结尾还问道：陛下何能仍避而不顾正理以任一己之私情？[9]在杨的指挥下，大学士们实际上像丞相那样行事，向皇帝口授方针。
1524年1月，皇帝开始得到对他的立场的更广泛的支持。南京的一个次要官员桂萼（死于1530年）收集了几份支持皇帝立场的奏疏上呈皇帝。其中一份是当时的湖广巡抚席书（1461—1527年）写的，那时他不敢上呈。他在奏疏中非难大学士们，批评朝臣毫不犹豫地接受他们的指令，同时完全支持皇帝关于大礼的立场。席书长期以来是大思想家和政治家王守仁（1472—1529年）的一个奖掖者，他 的看法大量地吸收了王的学说。席的奖掖者杨一清（1454—1530年）是他那个时代的资深政治家，在1521年已经非公开地反对大学士们。由于这份奏疏，变成公开而正式地反对杨廷和了。大学士杨廷和不能实现他的方针或影响皇帝，于1524年3月致仕。
在随后的五个月期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变得非常激烈。双方都激烈地提出派系性的指控，设下阴谋要致皇帝的支持者于非命或撤去他的反对者的职务。到了1524年8月，反对皇帝的最直言不讳的人都已被迫去职，由可望支持皇帝及其方针的人接任。朝臣们以种种理由有力地反对这些任命，但都不起作用。
1524年8月11日，皇帝诏令礼部恢复他母亲原来的皇后尊号。这道诏令立即遭到对立的翰林学士们、在京的御史们、朝廷郎官们的抗议。皇帝命令锦衣卫逮捕、关押抗议的首领们。他盛怒地训斥三个阻挠他的愿望的在职的大学士。毛纪（1463—1545年）因而向朝廷宣布将在四天之内上帝、后尊号。
三天以后，8月14日，两百多个朝廷官员在早朝以后拒绝散去，仍然跪伏阙下，抗议皇帝的诏令。皇帝于朝见后在靠近朝堂的文华殿开始斋戒，发觉有骚动。他派几个太监去让官员们散去，但是他们没有书面的诏令便拒绝离开。当诏书随要随有时，他们仍然拒绝走开。快到中午时，皇帝索要抗议者的名单，然后把为首的人投入锦衣卫监狱。这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呼喊并敲打朝堂的门。
皇帝迅速作出反应。所有低级官员都被投入监狱，其余的被命令等候判决。五天以后，180多名官员在朝廷上受到责打；17人受伤致死，其余的人被谪戍。皇帝于第二天奉立他父亲的神主，并给他上了皇帝的尊号。[10]
开始时的不和在三年之中变成了影响几百名官员的前途和整个政府施政的权力之争。杨廷和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也变成了两个敌对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对大学士们的抨击由杨一清和席书领头，他们两人是在省里发迹的有影响的官员。他们谋求削弱杨廷和与他的翰林同僚们所已掌握的过大权力。就他们来说，关于大礼的争论对实现其他的目的是有用的。
这场争论还有超出朝廷政治的后果。因为争论在发展，双方的论证变得更老练、更明晰、更复杂。官方文献中所记载的朝廷实际做法的历史成了注意的一个中心。这久而久之促成了研究历史先例（掌故）和研究本朝历史的广泛兴趣。
这场争论也引起了对语言学和文句分析的兴趣，这开了晚明和清代严密的、批判的学问的先河，因为争论在很多方面集中在礼仪用语和古代礼仪的含义以及经典文献所记述的传统上。对这些原文的解释最终是以两种对立的哲学上的假定为基础，一种与12世纪程颐和朱熹所发扬的儒家传统的解释（明代朝廷承认它是正统的解释）有联系；另一种与王守仁（1472—1529年）所领导的当代学派的解释有联系。因为对原文的解释和哲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对翰林院的守旧传统——程朱传统——的批判，这种批判从王守仁的学说引导出来，由他的许多弟子予以表达。各地的官员在所有细节上都紧跟朝廷的争论。因此，王的学说在很短时间内就闻名于整个帝国，到17世纪仍然是一个人们极感兴趣和有争论的问题。
最后，这场争论的解决标志了专制皇权的复兴。和大学士们商讨政策然后才付诸实施，这已经成为明代皇帝的惯常做法。大学士毛纪在1524年8月提出他的辞呈的时候，批评皇帝的统治作风说：
迩者大礼之议，平台召对，司礼传谕。不知其几似乎商榷矣。而皆断自圣心，不蒙允纳。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罚廷臣，动至数百，乃祖宗来所未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与闻。[11]
他并非完全公正。1519年正德皇帝曾经责打100多名官员，因为他们反对他南巡的计划，他也很少和他的大学士们商讨任何事情。毛纪的话适用于嘉靖皇帝的伯父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时的一般情况；在较小的程度上适用于更早的几个皇帝的统治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待高级文官有某种程度的尊重。
嘉靖皇帝仍然按照他的堂兄的粗暴而专横的作风进行统治。为了达到他的欲求，他蔑视所有的忠告和惯例；他不能容忍冒犯，不能容忍对他本人和他的政策的批评。他的臣子们在毫不怀疑地实现他的愿望时，保有他们的职位，而当他们没有或不能实现他的愿望时，便很快丢掉职位。
1524年的大同叛乱
从16世纪初期起，对边境戍军的控制能力就已衰退。当骚乱发生时，朝廷实行一种姑息的政策，暂时使士兵平静下来，但纪律渐渐变得松弛，军队更加不服从命令。1510年宁夏的新任巡抚被愤懑不平的军队杀害，1521年甘肃省的巡抚遭到同样的命运。当没有严重的报复临近时，已经变得很明显，朝廷不能或不愿干预这类事情，而这类消息在军队中引起了一种危险的看法——他们可以放手屠杀。[12]
1524年8月，大同戍军的士兵杀害了大同的巡抚和戍军的参将，放火烧了许多官署，然后逃离这座城市。发生这一切是因为巡抚试图将2500人的军队调到位于这座城市以北大约30英里的五个新堡。军队拒绝调动，巡抚于是命令他的卫兵到这些堡去。卫兵军官尤其怠惰，非常舒适地住在城里。当他们拒绝服从命令时，参将便责打他们。戍军部队受他们军官的煽动而骚乱，袭击总兵公署，将他杀死，并将他分尸，然后他们用同样方式处置巡抚。这次事件上报到朝廷，朝廷下令进行了例行公事的调查，为空下来的一些职位任命了新的官员。但是那个地方的骚动并没有结束。
朝廷在边境政策问题上暂时出现分歧。一种看法认为，管理边境应当宽大，并采取守势；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朝廷应当对所有边境事务的积极而可靠的部署感兴趣。持第一种看法的人们认为军事行动费用大，而且往往是徒劳无益的。军事力量顶多只能威吓军队中难以管束的分子，而且只是暂时的，可是平民百姓却要忍受无休止的征发。当京师地区的安全没有受到直接威胁时，这批人主张通过赠予和宽恕保持平静。另一批人则认为，这样的态度玷污了朝廷的威信和声誉，最终导致整个防御体系的衰退。军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也宣扬侵略政策和征伐，部分原因是这样的政策给予他们提升和受赏的机会。
负责调查的官员赞成宽大政策。两个辅政的大学士持相反的意见。皇帝本人认为，巡抚对动乱负有责任。他希望只逮捕领头人而宽恕参与这次叛乱的士兵。一支从北京到甘州出征的大部队碰巧途经大同，这被错误地看成是来讨伐的。叛乱的士兵再次占领这座城市，并将城门关闭。这样的行动是向朝廷权威的明显挑战，不能不予以制止。因而从锦衣卫火速派了一支3000人的骑兵队伍去解决大同事件。在这支队伍到达前，士兵已将当地知县杀死，不久以后他们又包围了代王府，代王被迫逃往邻近的宣府防区以求保护。
骑兵指挥接近大同时，定下了偷偷捕捉叛乱领头人的计划，但他只获得有限的成功。许多叛乱的首领逃脱，稍后又因他们的伙伴被捕，返回来进行报复，焚烧并洗劫官署。骑兵指挥于是请求处决所有曾经与领头人共谋的人。面临贬黜的负责调查的官员最后于1525年4月诱捕并处决了余下的叛乱首领，事件就被认为是解决了。[13]
大同戍军仍然难于管束。1533年发生了另一起较大的暴动，戍军的总兵官在暴动中被杀；1545年那里又在酝酿一起牵涉皇室成员的不成功的政变。蒙古人卷入了这两次事件，或者是作为潜在的帮手，或者是作为策划者，他们常常利用叛逃的戍军在明防线的后方当间谍和向导。戍军官兵和许多蒙古首领之间的不正当交易使管理更加困难，因为人们继续不断地来来往往穿过防线，交换货物，也交换信息。但是遥远西部的更为严重的纠纷妨碍了对大同问题的任何进一步的注意。[14]
1513年，吐鲁番的苏丹满速儿（1484/5—1545/6年）占据丝绸之路东端的绿洲战略城市哈密。14世纪晚期起中国人控制了这座城市，并于15世纪晚期派兵保护它，但是这次朝廷只派了一个文官去交涉归还这座城市的帝国印信问题。交涉没有成功。满速儿继续向更远的东方袭击和抢掠中国领土。满速儿在帝国朝廷的奸细写亦虎仙终于安排好一个和解办法，让满速儿控制哈密并允许他照旧通贡明廷。
1521年，写亦虎仙因叛逆罪被处决，满速儿的使者被扣留在北京。皇帝应杨廷和的请求，批准了对吐鲁番的敌对政策。这随即导致进一步的入侵，最后造成1524年对甘州的袭击。主要由征集的蒙古人组成的明军奉派进行反击，他们获得相当的成功。但是，零星的战斗一直继续到1528年，这时满速儿放弃了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满足于突然袭击。他已经能确保对哈密的控制，明朝廷承认了他在这一地区的权力。这时朝廷的政治倾向已经改变，杨廷和六年前所提倡的政策受到了抨击。[15]
李福达案
张璁和桂萼这时成了皇帝最亲密的顾问，他们好几年以来尽力排除杨廷和在官僚机构中的坚决支持者。斗争在一连串抨击和清洗中于1527年达到顶点。对峙于1526年夏天从一件叛逆案开始。
1526年，桂的支持者侯爵郭勋（1475—1524年）被某些官员牵连进一件叛逆案，这些官员反对皇帝的政府和他所任命的人。这是一件奇怪的案件，连被告发的人的姓名也不可靠。据说他是一个叫李福达，或李午，或张寅的人。根据40多年以后的1569年获得的证据，有某个姓李的人曾经反叛，被充军，脱逃，又于1512年再次反叛。那时据说这个人于1526年以化名露面，在太原戍军里当军官。他受到郭勋的关照，因为他的一个儿子被侯爵选作侍童。但是这桩案件关于他的说法是多年以后根据新的证据推想的，是可疑的。法庭的审讯把注意力集中于郭勋家里的这个人是否的确就是很晚才在1512年被打败的那个叛逆者。
这桩案件最初于1526年8月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据说被告发的人曾经一度被带往侯爵家，侯爵看重他炮制春药的技术。后来他在回到他的家里时，被一个仇人认出就是在山西领导过一次暴动的那个叛逆者，他也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术士。当这个人在地方当局出庭时，他被辨明无罪，而告发他的人则被充军。但是在这期间，当时在北京的他的儿子曾经恳请侯爵求负责的那个御史放过这一案件。御史拒绝了，反而在诉状中加上了郭勋的名字。
这个人在他的儿子被捕后，向当局自首。他被控叛逆，稍后郭勋也被加上了同样的罪名。1526年9月，郭被进一步告发，占用预定给京师戍军的大量银谷。皇帝只命令他说明关于叛逆的指控，郭因此指明他曾多次被司法当局指控卷入了种种案件，原因是他在本朝最初的几年中支持过皇帝。
1527年，当这个案子移送北京再审时，刑部把诉状改成施行巫术。所有共谋者仍有被砍头的连坐罪。但是皇帝在诉状改变后渐渐起了疑心。他最后站到了郭的一边。1527年10月，他将所有涉及这个案子的官员逮捕，命令他的谋臣们再次重审。他们按照他的指示撤销了对被告的指控，并开始审查那些支持诉状的朝廷官员们。有10个官员被打致死，40多个官员被谪戍边。当事情结束时，都察院和各部与杨廷和及翰林集团有过联系的那些官员都被清除了。
这桩案件的真相从未弄清。最后的裁决认为，被指控的实际上是一个叫张寅的人，认为原来不利于他的证据是互相矛盾的，既说他是名叫李午的术士，又说他是名叫李福达的叛逆者，尽管他实际上只是逃离本土的一个无籍匠人。同时，在有关年纪和日期的细节上还有其他的不符之处。皇帝确信朝廷官员们串通起来攻击郭勋，并有证据证实他的这种确信。他还担心官员中有一派人反对他和他的支持者，他要坚决肃清他们。这桩案件最终和被指控叛逆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它是政府里的翰林集团对皇帝的支持者的攻击，它以对他们的灾祸而告终。[16]
皇帝于是集中注意力于翰林院本身。张璁猛烈地进行了这次清洗。自1524年他成为翰林院的学士时起，他蒙受了出自翰林院学者们之手的欺凌和屈辱。连翰林院最低级的成员也拒绝向他致意，对待他像对待一个无赖。
1527年11月他进行反击。他建议对翰林官进行考察，那些被认为不合要求的人到地方上任职。20多名官员被贬黜，所有翰林院资历最浅的成员，即庶吉士，被任命为知县或各部的属员。重新给翰林院调配的人员是以前和它并无关系的一些京师官员，与此同时翰林学者的选拔放宽到包括翰林院以外的高级官员。这种安排的目的在于杜绝别的翰林派系的兴起。对翰林院的任命不再限于它的人员，或受它的官员们控制。[17]
与此同时，张璁和桂萼想方设法控制内阁。他们尤其讨厌首辅费宏（1468—1535年），费宏鄙视他们，并且抑制他们参与内廷事务。为了抵消费的影响，他们策动让杨一清回来。由于杨年资深，他接替费当了首辅。杨起初愿意听从他们，他们依靠杨而在学士中有了更大的影响。1526年12月他们开始在皇帝面前说费的坏话。但是皇帝喜欢费，不注意他们的话。可是他们继续攻击他，费宏终于在1527年离职。六个月以后，张璁成了大学士，1529年3月桂萼也得到了同样的职位。
张璁入阁后不久，便发动了对杨廷和及其支持者的最后清洗，这次清洗于1527年晚期开始，首先逮捕了杨所任命的管理西部边境事务的陈九畴。有40多个官员牵连进这个案子。陈曾上报满速儿于1523年的战斗中死去。当弄清他仍然活着时，桂萼指控陈虚报满速儿死亡的功劳。这引起皇帝怀疑管辖边务的所有高级官员串通一气。陈被谪戍边境，其余卷入的官员被免职。只有杨廷和仍然未受触动。
1528年6月，皇帝惩处了所有在朝廷关于大礼的争论中反对过他的官员。杨廷和被正式判处死刑，但是皇帝减轻了他的刑罚；他的官阶和特权被褫夺，他被贬黜为平民。他的长子杨慎（1488—1559年）已经被谪戍云南的一个偏远的边境哨所，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所有卷入的高级朝廷官员都丢掉了他们的职位，所有年资浅的官员都被褫夺官阶，贬黜为民。他们的刑罚从来没有被减免。在其后的每次大赦中，皇帝都把这些官员特别排除在外，任何为他们说话的人都立刻受到惩罚。[18]
紧接这次清洗的最后阶段，关于帝国对吐鲁番的政策的争论又重新开始。1528年晚期，满速儿的一个将领牙兰要求在明的地区内避难，他的要求得到允准。满速儿提出，如果朝廷同意将牙兰交还给他惩处，他便交还哈密城。同时，他请求恢复互市，1524年当他入侵甘州时，互市中断了。再次出任兵部尚书、负责西部边境事务的王琼谋求恢复互市，得到皇帝的亲信张璁和桂萼的支持。他的反对者认为，我宽恕而彼不正式赔不是，这只能助长这些西部民族的傲慢，引起更多的麻烦。王反对说，蒙古部落已集中力量袭击北部边境。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立即稳定西部边境的事态是明智的。尽管皇帝怀疑满速儿的意图，他还是被说服，恢复了他的通贡权力。因此，西部边境的战况多少平静了些，朝廷腾出了手来对付蒙古人，1528年以后蒙古人开始沿着北部边界更加频繁地进行袭击。
在1528年和1529年期间，大学士们继续争夺权力。首辅杨一清在一切问题上都不肯听从张璁的指挥，他们之间的裂痕扩大了。张和桂受到滥用权力的指控。1529年9月，两人都被免职，但是他们在朝中的支持者继续攻击杨。霍韬（1487—1540年）指控杨收取他举荐在皇室任职的太监们的贿赂，并说他勾结朝廷官员们诬告桂萼。当这些陈述被证实时，张和桂恢复了职务，而杨被允准致仕。
张和桂于1530年控制了内阁几个月，但他们得意的时间不长。在严酷的夺权斗争中，桂萼疏远了他的同僚，既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也丧失了他自己对政治的兴趣。他于1531年2月致仕，死于第二年。当张璁婉言拒绝为皇帝实行朝廷仪礼的种种改革时，皇帝很快找到了一个愿意这样做的人。1531年以后，张把皇帝的恩宠丧失给了夏言（1482—1548年）。但是，在张因身体不好于1535年致仕以前，仍然断断续续地执政，仍然能够影响朝廷的政策。
大礼的变化
尽管皇帝在1524年结束了关于他双亲尊号的一切争论，但有关他们的礼仪的争论仍在继续。年已接近20岁的皇帝用种种计谋试图提高他父亲的身份。1524年春，他提出为他父亲的神主立庙。这个想法最初于1522年提出，当时国子监的一个监生提议，应当在北京建立这样一座庙。1525年，同一个人响应皇帝的建议，提出皇帝父亲的庙应当建在太庙内。这两次，皇帝一点也没有得到对建议的支持。当他在1525年坚持这个论点时，礼部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应当在邻近太庙的地方为他父亲建立一座单独的庙。这个方案得到了他的赞同。1525年夏，这座庙已在建造中。礼部甚至没有尽力去找一个合乎正统的先例来支持这项建议。选取的一个先例并不合适，只不过是为了装装门面。
1525年5月，皇帝威胁着要就请求把他父亲的神主安放在太庙的一份奏疏自己作出决定，即使整个朝廷都反对。他没有得到一点支持，便转向另外的计谋。10月，他坚持要改变刚刚完工的他父亲的庙的神道。他要求通过太庙院落的正门出入，而不是通过侧面的入口。1526年11月，他命令他父亲庙里的献祭要在太庙献祭的同一天进行。每一次他都一意孤行。朝廷在次要的事情上对他让步，但在把他父亲的神主安放在太庙这个问题上，舆论却坚决反对他。他让事情停顿下来，改而注意其他的朝廷礼仪。
在1527—1531年之间，他常常由皇后陪同亲自主持每一次大礼。开始的时候，大学士张璁使他对朝廷礼仪不会造成损害的细节发生了兴趣。1528年，皇帝重新颁布并分发了关于官员正式服饰的有说明的手册，1529年，他改变了朝臣的正式服饰。1530年他仍然提出要改定主要的大礼。大学士张璁以及以前支持他的其他官员都不愿贯彻他的建议，并提出相反的忠告。皇帝坚持要进一步讨论，并在朝廷发现夏言是一个代言人。夏从理论上把皇帝的宏大计划解释成王朝复兴的一个方面，表示赞成。以前支持皇帝的霍韬仍然反对，在几个方面批评了夏。夏驳斥了这些反对的理由，再次赞成皇帝的建议。
1530年4月6日，皇帝赞扬了夏的看法，命他就朝廷事务直接上报皇帝。4月7日，他逮捕了霍韬。4月8日，礼部上报了朝廷的舆论：192名官员赞成某种形式的分别献祭；206名反对；198名完全没有意见。皇帝立刻批准了夏言对天、地、日、月的四种单独献祭的建议，命令有关的尚书们与夏商议细节。
1530年12月，皇帝在南郊新的圆形祭坛主持了首次对天的献祭；1531年6月，在北郊新的方形祭坛主持了对地的献祭。1531年8月张璁被免职。他由于不肯在这个方案中合作，失去了皇帝的恩宠。
对孔子（他于738年获得了王的身份）的献祭和封号于1530年11月改定。皇帝要停止用帝王对天献祭的礼仪来献祭孔子，他还要废除所有曾经授予孔子及其门徒的贵族的荣誉和称号。他不喜欢当他在孔庙主持仪式时，不得不在孔子像前行礼；他认为皇帝在王前下跪是不适当的。他再次一意孤行。对孔子的献祭简化了，完全和帝王的献祭分开，孔子的爵位被取消。1530年晚期，他把对以前的帝王的献祭和皇帝对天的献祭分开，并为这种典礼建立了专庙。这些以及其他的改变，由于使皇帝的献祭和其他一切典礼在性质上有了差别，全都提高了皇帝的身份。
皇帝于1532年停止主持对地的献祭，于1533年停止主持对天的献祭。在他统治的随后33年中，他再也没有参加这两种献祭。他对朝廷礼仪的兴趣和使他的父亲身后成为正统皇帝的计谋始终联系在一起。在重定大礼中，他不能为他的父亲获得其中的一个位置，他因而失去了兴趣。
1534年9月，他又提出了重新布置北京的太庙问题。南京的太庙在8月焚毁，接着朝廷奉命讨论应办事宜。夏言知道皇帝想的是什么。他建议重新安排和太庙有关的所有位次，放弃重建南京太庙的想法，在北京举行所有重要的祖先献祭。[19]在这个新的安排中，每个皇帝都将有一座单独的庙。新建筑群的工程于1535年春开始，九个新庙于1536年12月完工。开国皇帝和他的祖先的神主留在中央向南的庙里，而其他皇帝的神主被安放在较小的庙里，这些庙排列在中央那座庙的前面，向东和向西。他在10月已经更改了他父亲的庙的名称，他父亲的庙仍然和这些庙分开，以便符合用于新的太庙建筑群的名称。他现在只需把他父亲的神主送入太庙了。
1538年7月，他在一个退职的地位较低的官员的建议下，恢复了一种古老的仪式，以便他父亲能够在一种对上帝的献祭中祔祭，就像本朝最早的两个皇帝在皇帝对天、地的献祭中祔祭一样。这个建议的提出者是丰熙（1468—1537年）之子丰坊（1523年中试），丰熙领导了1524年8月朝臣的抗议，此前一年在谪戍中死去。只有属于皇帝世系的人才能在这种对天的献祭仪式中配享。自古以来已故的皇帝就作为配享的人包括在最重要的献祭仪式中，以敦促受祭者享用祭品。这种新的仪式也应当每年秋季在所有帝国的行政地区中举行，在那里，皇帝的臣民都将供奉他；正像他供奉上帝一样。
1542年，他干脆以这种新的仪式代替在南边祭坛举行的皇帝的献祭，又制定另外一种对天神的献祭，这种献祭代替在北边祭坛举行的献祭。在皇城的西苑内修建了两座新殿以举行这些新仪式，自此以后他便在这两座殿内献祭，他已故的父亲配享。皇帝借助于恢复这些仪式，实现了他的两个目的。第一，他给予他的父亲一种只给予已故皇帝的礼仪方面的职分，由此确立了一种把他父亲包括进皇帝世系的托词；第二，他制定了一种对皇帝的崇拜仪式，这有利于提高他自己在整个帝国的威望和权力。
皇帝使他的父亲这样暗暗地挤进了皇帝世系，于1538年10月给予他通常留给一个朝代的次要的或辅助创业的皇帝的谥号。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首先必须给予永乐皇帝一个新谥号。他通过把永乐皇帝的谥号由太宗改为成祖，给予他以给予开国皇帝的相同的礼仪身份，开国皇帝也具有“祖”的谥号。他这样做，便暗暗地认可了本朝的另一个皇帝在和他所具有的同样基础上（弟接替兄），在名义上继承了皇位，并建立了在位皇室的一个并列的支系。他用这种方式把他自己和永乐皇帝相比，借以避免对他的行为的一切批评，因为那时没有人会怀疑永乐皇帝的正统性。[20]
他父亲作为皇帝世系的一个成员，他的神主便应入太庙。皇帝让它安放在他的伯父弘治皇帝的庙中，并排列在他的堂兄正德皇帝的神主之上，尽管他的父亲事实上曾是正德皇帝的臣子。他在17年之后终于让他的父亲像太庙中所有其他皇帝一样成了一个皇帝，除了一个细节——他父亲的庙仍和其他的庙分开。
1541年4月30日，在一场凶猛的暴风期间，太庙院内发生了一场火灾，所有九座新的祖庙都被烧毁。只有分开的皇帝父亲的庙未被波及。他的下一个策略的舞台布置好了。1543年12月，他下令依照原来的布局（1535年他改变了原来的布局）重建太庙，以便包括他父亲神主在内的所有神主都能一起竖立在一个庙里。新建筑群于1545年7月竣工，他于8月7日规定了神主的排列顺序。第一个皇帝的神主被安放在庙的中央，向南，其余的在它前面排列左右，向东和向西。他再次把他父亲的神主排在正德皇帝的神主之上，仿佛他的父亲在他之前确曾统治帝国，现在，在他最初掀起大礼的争端24年之后，他终于对排列顺序满意了。
皇室
皇帝有三个主要配偶。他的第一个配偶娘家姓陈，是他的伯母为他挑选的，于1522年立为皇后。皇帝对她的父亲陈万言（死于1535年）很好，有几个朝廷官员批评过他的宽宏大量。但在1528年，当进讲《诗经》时，皇后因嫉妒其他两个妃子而发了脾气。皇帝被激怒，皇后（她已怀孕）变得非常焦急，以致流产，不久以后于10月21日死去。
他的第二个配偶娘家姓张，是锦衣卫一个军官的女儿，于1526年进宫。她满足皇帝对精心制定的朝廷礼仪的爱好，到处陪伴着他。当两个皇太后指示皇帝从后宫中选一个新配偶时，他挑选了她。她于1529年2月8日立为皇后，并到1534年她被废为止，一直是皇后。她在那个期间参加了所有重要的朝廷仪式，1530年1月在崇尚养蚕的新仪式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北京北郊建了一座祭坛，1530年4月24日在那里举行了一种精心制定的仪式，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5000名太监仪仗队排列在行进的路线上，还有5000名环绕祭坛。所有皇帝的嫔妃和宫女陪伴着皇后，仪式之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皇帝觉得她在这次和其他仪式中的举止非常动人。
但是，这位皇后不能生育后嗣。1531年，在大学士张璁的建议下，他额外选了九个嫔，希望由此增加生育的可能性。张皇后于1534年颇为突然地被废，可能是由于她曾试图为皇帝的伯母说情。她于1536年去世，埋葬时没有举行仪式。
前两个配偶是北京附近地区的北方人，第三个主要的配偶却是南京附近地区的南方人，娘家姓方。她于1530年入宫，在皇帝母亲的建议下于1531年被选为嫔。1534年1月28日，在张皇后被废后的第九天，她立为皇后。据说她入选是因为她举止彬彬有礼，她也在朝廷仪式中设法使皇帝感到高兴。
1542年，她阻挠了一次谋杀皇帝的企图，但在这一过程中处决了他宠幸的一个妃子。皇帝后来认为她对他爱妃的死负有责任。1547年她的宫着火时，他不肯营救她，她在大火中丧生。但是，因他对她深感负疚，他为她的下葬精心地安排了仪式。
在皇帝的八个儿子中，只有两个长到成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在他26岁生日的前一个星期，即1533年9月7日出生，两个月后于10月27日死去。他的第二个儿子朱载壑（1536—1549年）于1539年三岁时立为太子，在12岁举行冠礼后两天死去。他的第三个儿子朱载垕（1537—1572年）继承了皇位。1539年，当第二个儿子立为太子时，第三个儿子成了裕王，第四个儿子朱载圳成了景王。由于太子于1549年死去，裕王应立为太子，但皇帝认为不吉利，把这件事搁置了起来。这两个王子之间展开了一场竞争，但谁也不能使对方退出，所以竞争没有结果。1561年景王离开北京到他的封地去，他在那里死于1565年。但是在50年代，宫里公开争夺继位，景王想要取代他的兄长，这在宫中是众所周知的。
皇帝和在北京的皇帝的亲属们的关系是紧张的。他特别讨厌他的伯母张太后，他认为她在1521年他母亲初到北京时对她很坏。1524年春，他拒绝了张太后在她生日时的正式朝贺，而几星期以前，他曾精心安排仪式以庆贺他母亲的诞辰。提出抗议的官员们被逮捕，皇帝让大家知道他不能容忍对他个人生活的更多的批评。他显然要在各种朝廷仪式中，尊崇他的母亲以奚落他的伯母。
1525年4月15日，一场火灾烧毁了他伯母的寝宫。她和她的侍从在重建旧宫期间不得不移居一座较小的宫。皇帝起初同意以较小规模重建这座旧宫的方案，因为那时正在建造中的他父亲的庙需要材料。但是在8月晚期，他却提出停止这座宫的工程，表面上说是要减轻他的臣民的负担。大学士费宏指出太后因住所而感到不快，但皇帝不为所动。10月，当工部尚书建议停止几项皇帝的建筑工程时，他在太后这座宫的工程也予停止这样一个条件下，表示同意。
1533年10月，他把张太后的兄弟张延龄逮捕入狱。张于1515年杀害了一个人，但已通过一个有势力的太监的调解，设法了结了这宗告发他的案子。一个卫指挥想敲诈一些钱，威胁要重开这一案子时，张也把他杀害了。但是卫指挥的儿子坚持把他父亲的诉状上呈皇帝。皇帝把这一控告看成是向他伯母进行报复的一种手段。起初他想使张承担谋反的罪名，这种罪名当坐族诛。当他的伯母要求进见以恳求宽恕她的兄弟时，他拒绝了她。大学士张璁指出，张太后是张姓一族的成员，也将被处死，只是在这之后，谋反的罪名才被去掉。皇帝改而褫夺张延龄的爵位，判处他死刑，命令将他关进监狱等候处决。
1534年，当一个军官恳求宽大处理这起案件时，他被逮捕，拷问，责打，剥夺官阶，并被贬为平民。1536年，一个在押囚犯提交了张亲笔书写的讥刺皇帝的证件，他的刑罚由于这一功劳而被减轻。皇帝倾向于相信所有种种指控，批准了张的死刑判决，这一判决终于在1546年执行。
1537年12月，他关押了张太后的另一个兄弟张鹤龄。张前此已被削爵并贬为南京卫军中的一个指挥官。他后来被诬告用巫术反对皇帝，连张皇后也受到这一指控的牵连。皇帝还是将张鹤龄逮捕。他饿死于狱中，死于这当月的月末。同时原告也被终身遣戍边境。
总之，皇帝抓住不管怎样微不足道的每一事件去折磨皇帝的亲属们。1529年11月，当一个皇亲的儿子请求继承他父亲的爵位时，他回答的诏书宣布，皇亲具有的一切爵位今后将不能世袭。11月他还亲自干预北京的一桩谋杀案，推翻判决，以致原告——他守寡的堂嫂夏皇后家的一个侍从——将被处死。1535年2月夏皇后死时，他拒绝穿孝服，声称她不是他家的人。当他的伯母张太后最后在1541年死去时，他以可以允许的规格最低的仪式埋葬了她。
据说张太后在她的兄弟于1537年死后，图谋亲自报复皇帝。当皇帝的母亲于1538年11月因服用某种药物而死去时，他认为她是被他的伯母毒死的。1539年，他亲自出巡以前在湖广的他的王的封地，以便决定他的母亲应否安葬在那里。1539年3月18日，在这一行人出发后的第12天，他的行宫发生了火灾，他差点死去。他的工作人员无一幸免。他被陆炳（1510—1560年）救出，陆炳是他的卫队的一个指挥的儿子，这个指挥是1522年和皇帝的随从一起到北京的。在皇帝的銮舆启程后，皇帝的行宫前此已经两次着火，而另一次行宫着火是在第二天。这不是偶然事件。即使在他的伯母于1541年死去后，他在紫禁城里也并不安全。他的急躁脾气和苛刻作风招致许多人的怨恨，连他的嫔妃也渐渐害怕他的来临。很多人都乐意摆脱他，想和他拼命的尝试并不只有一次。1542年，一批宫女差一点就成功了。
1542年11月27日晚，皇帝回到他宠妃的住处去喝酒和休息。当他睡着时，妃子和她的侍从退出，留下沉醉的他一个人。不久以后，侍从妃子的一个侍女领了几个宫女进入他的卧室。她们拿了一条系床帘的丝带，打上结，偷偷地绕到他脖子上，同时用她们有尖的发夹刺他的鼠蹊。
这时一个宫女看到他没死，惊恐而告急。一个值班太监注意到发生的事情，赶紧到方皇后住处报告。皇后跑到妃子的住处，松开了绕在她丈夫脖子上的圈套。宫女们在慌乱中打了一个死结。她们没能拉紧圈套，皇帝虽然不省人事但还活着。当即被召来的御医开了一付猛烈的药方。大约八个小时皇帝仍然不省人事，直到下午过半他才终于坐起来，开始咯出已经凝结的血块。
皇帝仍然不能说话。方皇后以他的名义颁布诏书，命令将牵连进这次阴谋的所有妇女即时而可怕地处死，包括皇帝的宠妃在内。她因前一天侍候皇帝的另外一个宫女而被牵连；这个宫女说他的宠妃必定知道这个阴谋。到这天结束时，她的证言已经成为无法辩驳的了；所有目击者都已死去。
在这次谋杀未遂罪行以后，皇帝（这时他刚30多岁）完全退出了朝廷和紫禁城的正常生活。他和他的配偶和嫔妃住进皇城西苑的永寿宫，再也没有在他的紫禁城内的寝宫里居住。他于1534年已停止出席惯常的朝觐。除了一小批被信赖的谋臣外，他和帝国的官僚没有直接的接触。可是他拒绝放弃他的任何权力，继续通过这个核心小集团进行统治，逐渐组成一个朝廷中的朝廷。在以后的30年中，他继续着迷于通过药物、宗教仪式和秘教的养生之道追求长生不死。
宦官施政
当皇帝最初于1521年到北京时，他任用在他的王的封地侍从过他的太监们担任紫禁城中的主要职务，同时他赞成杨廷和消除前朝宦官施政的方案。京师和各省监督仓场的太监半数于1522年召回，其余的于1535年免职。1527年，负责浙江海上贸易的太监被免职，1529年废除了这一职务。1530年9月云南的镇守太监被撤回；1531年4月四川的镇守太监因非法行为和腐化被免职，还有七个镇守太监于1531年7月被免职。但是这些行动并没有缩小宦官管理的权限。皇帝只是把他继位前被任命的和不忠于他的皇帝的代理人免职。
有权势的太监们仍然保有他们的势力，并设法获得皇帝的任命。1526年一个太监监督被派遣到陕西去监视纺织品的征购，另一个于1527年被派遣到南京，尽管朝廷强烈反对。1533年1月，一个太监被派遣到真定去征收木材运输税；1538年，在郭勋的劝告下（郭勋受贿而在皇帝面前提出此事），所有在30年代初被免职或召回的镇守太监又都复职。但是，1539年早期他们又全都被免职，因为高级文官们仍然反对这类任命。在这之后，没有其他的镇守太监被派遣，就这一点来说，太监在各省的权势下降了。
在整个嘉靖统治时期，宫里有权势的太监们的权力在继续增加，渐渐地他们甚至使大学士们相形失色。1548年或1549年，在宦官施政方面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掌司礼监的太监被委负责皇帝的安全和监视机构东厂。在此之前，负责东厂的太监和掌司礼监的太监是平等的，两者都能直接向皇帝提出秘密的报告，当其中一人报告或被询问时，另一人都得退出。在这种安排下，这两个太监官僚机构中的最有权势的官员保持互相监视。1549年以后，掌司礼监的太监在太监官僚机构中掌握了绝对权力。1552年设立的内武府也是在他的管辖之下。[21]
这种变化也可以在大学士们日益尊重司礼监的太监们这个方面看出。20年代张璁掌权时，他为司礼监的太监们所尊重。30年代夏言掌权时，这些太监把他当作地位相等的人对待。他的继任人，40年代和50年代一直掌权的严嵩（1480—1565年）实际上顺从他们。
对外政策和防御
蒙古的政治情况
15世纪前半期，西蒙古的瓦刺诸部控制了草原地带，并把他们的政策强加于居住在他们南方和东南方的成吉思汗的王朝的后代蒙古游牧民族。15世纪末叶前后，在几十年自相残杀的战争以后，蒙古游牧民族开始聚集在新的军事领袖巴图蒙克（1464—1524年）的周围。
在巴图蒙克的领导下，蒙古人开始向瓦刺诸部的霸权挑战。瓦刺诸部在15世纪早期逐渐把他们的控制扩大到蒙古游牧民族，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在也先（死于1455年）的领导下，达到了顶峰，也先于1543年自称蒙古可汗，尽管他和成吉思汗的家族决无关系。两年以前，即1451年，因为蒙古可汗脱脱不花不称呼他的孙子为太子，他把他赶走并杀死。在这次冲突中，巴图蒙克的父亲，当时的一个孤儿，和他的母亲一起被带到东蒙古，被置于兀良哈一个指挥官的保护之下。
也先成为蒙古可汗的计划失败了；他因僭称可汗而于1454年被他的一个部属推翻并杀死。在这之后，蒙古的继位权在1486年别的可能继位者多数被杀以前被争夺而依然不能定一。巴图蒙克的父亲成为一个适当的入选者而被拥立。他于1487年被杀，由他的儿子继位，他的儿子在以后的38年中继续掌权。
在1508年和1510年之间，巴图蒙克征服了山西以西的河套的鄂尔多斯地区，1512年他任命他的次子巴尔斯博罗特为吉囊，亦即统治那个地区人民的副王。巴尔斯博罗特的两个儿子，继承鄂尔多斯和吉囊称号的究弼哩克（1505—1542/3年）和继承山西以北地方的俺答（1507—1582年）对嘉靖时期大多数对明的入侵负有责任。
当巴图蒙克于1524年去世的时候，他得到了所有帕米尔以东的蒙古人的效忠。他的称号传给了那时只有21岁的他的孙子。但是，这个孩子的从父巴尔斯博罗特试图篡位。又一次自相残杀的冲突随即发生，这次冲突导致巴图蒙克所创立的蒙古人联盟的瓦解。巴图蒙克的孙子继续统治东蒙古人，而巴尔斯博罗特直到他于1531年去世的时候，事实上对鄂尔多斯和西蒙古人实行统治。当巴图蒙克的孙子于1547年去世时，他的继位者为俺答所迫，迁移到了蒙古的东部，俺答于是逐渐控制了整个蒙古南部和鄂尔多斯。[22]
当巴图蒙克于1510年占领鄂尔多斯时，他赶走了西蒙古人的主要首领亦不刺因，亦不刺因逃亡到西南靠近山西边境的地方。亦不刺因于是和吐鲁番（莫卧儿斯坦的蒙古—突厥王国的东部首府）苏丹满速儿结盟，并于10年代和20年代与他勾结起来开始抢掠和入侵山西西部。他对巴图蒙克仍然是一个威胁，巴图蒙克不成功地指挥了几次抵御他的战役。他在1533年终于被究弼哩克击溃。
在本朝的头10年中，因为蒙古人专注于内部的斗争，他们的袭击是分散的，一般限于获取军事行动的供应物资。在巴图蒙克的后继者们得到鄂尔多斯和山西以北的地区后，他们开始每年入侵明的疆土，通常是在春天和初秋。边境戍军的军纪非常松弛，以致指挥官们常常不能集结有战斗力的军队去抵御入侵的部队。入侵因而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代替贸易的办法，因为事实上必能取得成功而损失通常是轻微的。
边境戍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同戍军于1533年10月再次叛乱。仅仅两年以前，在1531年，这个地区最近一次遭受了一支有6万名蒙古骑兵部队的袭击，新任总兵着手建造壕堑和其他防御工事以增强防御地区的北边防线。他规定的工程完工的限期使惯于什么也不干的官兵负担很重。这次叛乱的直接起因是一件小事。监督工程的军官要求在驻防城市休息一天，这个要求被拒绝了。10月24日，这些军官唆使他们的士兵洗劫这座城市，而他们自己则杀死了总兵。叛乱的士兵在黎明时散去。
新任命的这个地区的巡抚被事情的变化吓住了，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上报说总兵激变了部队。巡抚的报告送达朝廷时，他被控与叛乱士兵相互勾结，一场关于朝廷对戍军的政策的争论开始了。这支戍军10年前于1523年曾经叛乱，那次朝廷以给每个士兵三两银子和普遍赦免予以安抚，事实既然是这样，争论就复杂了。那种政策的批评者要求这次坚持武力解决的办法，最初并批准了军事解决的方案。
朝廷最有影响的两个大学士持对立的态度，主要是由于政治的而不是战略上的原因。张璁（他于1532年失去皇帝的宠信）希望通过对这个问题提出成功的解决办法而恢复他的权势。他要派一个总督带领一支军队去扑灭叛乱者。他的主要对手夏言发觉皇帝并不是真的赞成军事解决的办法，因此他暗中支持提出宽大处理办法的礼部侍郎。
总督的使命责成总督处决主要的谋反者而宽恕那些被迫追随他们的人。他却不顾他的使命的目的，带领帝国军队接近这座城市，帝国军队开始在城郊洗劫和抢掠。这时城中的士兵确信他们注定要死，关了城门。总督于是围攻城市，试图淹城，发起猛攻，挖掘地道进入城市，用烟熏出守城的人，骗他们出降，但都没有成功。围攻拖了整整一冬，到1534年2月，总督在朝廷已失去支持。他被解除了指挥权，另外几个官员奉派调查此事，事情很快平静下来。皇帝在他最后的诏令中总结说：“岂非官多事扰乎？”[23]
1535年，由于类似的原因，东北的几支戍军发生了几起暴乱。在每一次事件中，都有一个帝国官员受到惹起骚乱的责备。辽东戍军当新任巡抚试图整顿当地的防御机构时，叛变了。在现行制度下，每个士兵被给予三个余丁的劳役和每匹马牧地50亩，巡抚退还三丁之一（《明史·吕经传》作“余丁之二”——译者），编入均徭册，并将所有牧场充公；同时他下令紧靠一条严格的逾越即杀的界限修建防御工事。当戍军军官们来对此叫屈时，巡抚准备逮捕并责打他们。他们开始攻击他，他被迫翻墙逃离衙门。
不出一个月，这个巡抚便被召回。他的所有改革都被废除。调查的官员上报说，这次事变是由巡抚的指示挑起的，请求赦免部队。都察院反对任何赦免，但皇帝这次拒绝支持军事行动，准许予以赦免。
当失宠的巡抚返回北京时，他在广宁卫停下来收集他的财物。戍军的指挥送给他一份临别的礼物，这是他用拨作士兵饲料补助的款项买的。当这事被发现时，不平的士兵袭击了巡抚和指挥。两人都被剥去衣服，挨打，被赤身裸体地反捆着，在城中游街示众，最后被关进牢里。士兵们强迫负责供应的官员把钱分给他们，迫使镇军太监告发已被他们关进牢里的这两个官员。
皇帝再次拒绝批准军事行动。一个官员照直表明他赞成更加依靠权力的处理办法，当即被锦衣卫逮捕。朝廷随后的一致意见认为，辽东最近发生的暴乱是苛刻的政策、士兵寻衅闹事和部队久不经战等诸种原因引起的。几次暴乱的领头人必须处决以示儆戒，其余的可以赦免。这是皇帝希望听到的，迅速执行了这个方针。这些领头人的首级不出一个月便用高竿挂在他们叛乱的那些驻防城市的城门外。这个方针代价小而容易奏效。直到1539年，没有再发生事变，而那次暴乱只牵涉40来个士兵，他们全被立即斩首。在这之后，这个地区很少发生骚乱。
安南之战
1537年，朝廷方面由武定侯郭勋和几个有权势的太监领头的黩武集团，在他们试图在东北发动军事行动受到挫折以后，又争取得到批准以发动一场反对安南的、代价很高的战役。出现这一情况，与通告皇帝的一个儿子于1536年11月诞生有关。大学士夏言反对派使臣向安南人通告皇嗣的诞生，理由是安南已有20年没有朝贡，同时，现在的统治者事实上是不合法的。兵部尚书建议派兵讨伐以惩戒安南人不入贡，郭勋支持他。这项建议立即受到批评，被认为是一种过分而不必要的花钱的事，将从负担已经过重的南方几省征集士兵和供应物资。
1537年3月，一个安南使者意外地来到朝廷，请求支持合法的统治者，使者声称他已被他的主要大臣废黜。使者被留下，几个官员被派遣去调查他所说的情况。几个锦衣卫的军官还被提前派遣去为一次战役作准备。皇帝起初赞成一次军事行动，因为他把停止朝贡理解为对他的尊严的一种冒犯。但是，广东的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既然安南并未试图侵犯帝国疆土，既然这个国家的内战还未决出胜负，因而应当慎重，等待它的结局，然后迫使入贡。5月，全体朝臣请求发动军事行动，皇帝同意了。但是，当其他地区和其他当地官员开始说出反对的意见时，皇帝突然改变他的主意，于6月宣告停止这次军事行动。9月，当别的一些当地官员仍然提出一个新的策略时，他又下令开始进行准备。
1538年4月，终于任命了一些指挥官。可是皇帝觉得互相矛盾的劝告令人不安。当邻近安南的地区的总督于5月上报这次战役耗费的银子将超过200万两，而且只能在不熟悉地形的困难情况下进行时，他命令兵部再次就是否进行这次战役作出决定。兵部再次建议把问题提交全体朝臣。皇帝虽然明知多数文官私下反对这次战役，仍然反对由兵部决定这个问题，不过兵部显然不能这么办。他厌恶地终止了这次战役。他从没有真正赞成一种军事解决的办法。当安南的王位觊觎者于1540年向明的官员交出他的版图时，他作结论说，他反对赞成军事行动的建议是正确的。
皇帝在关于大礼的争论期间第一次对朝廷官员们的行为感到不满，那次争论留给他的印象是，他们是一帮共谋而图私利的人，不把他的利益放在心上。在诸如这次军事行动这类事情上不能提出适当的策略，这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印象。到了1540年9月，他已渐渐变得和他的朝廷非常疏远。以致他完全赞成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因帝国管理的可悲状况而谴责他的官吏见利忘义。
对蒙古人的政策
只有一个地区皇帝从始至终迫切要求军事解决。他讨厌蒙古人，认为他们冒犯了他的威风和尊严，难以容忍。他们必须受到惩罚。他拒绝考虑关于互市的请求，即使他的能干的指挥官们大多数反复建议这样做。为了表示他的轻蔑，他在晚年甚至要求把他用来指蒙古人为北方野蛮人的字样在所有诏书和奏章中写得非常小。这种不让步的态度只能导致灾难。当俺答关于互市的请求被拒绝时，他便入侵。
俺答王希望达成与明廷的互市协议，以便推动他自己的政治目标。诸如茶、金属器皿、精致织物和草药之类的货物在草原上被视作珍宝，在结盟和结婚时可能有用。俺答的牧场比鄂尔多斯的牧场要差一些，更易受到变幻莫测的天气的影响。没有明货物的输入，他便不能达到他的更宏大的政治目的，或者在困难时期保证他的臣民的生活。
俺答在40年代保住了他作为戈壁以西、以南的蒙古人的主要领袖的地位。1551年，他和东蒙古人的领袖、1547年被他赶走的小王子（1520—1557年）达成了协议。他在达成这个联盟后，于1552年成功地发动了反对西北的瓦刺诸部的战役，这次战役把准噶尔（天山山脉以北的地区）纳入了蒙古人的控制之下。反对瓦刺诸部的零星战斗继续到60年代，征服它们一直是俺答的主要军事目标。对明疆土多次较大的入侵是要确保这许多次军事行动的供应物资，或者要在40年代和50年代持续而普遍的干旱和饥荒时期，为他的臣民提供救济。[24]
明军在老练的指挥官们的率领下击退了多次入侵，并使蒙古人蒙受了伤亡。在1536年对陕西的一次入侵期间，蒙古指挥官的军旗被夺走。但是，即使某一地区的防御是坚强的，蒙古骑兵却攻击别的什么地方。1537年，当据说有4万人的一支大的入侵部队攻击大同管区时，整个管区连同它所有的卫所只能调集1.4万名士兵。到增援部队到了时，入侵的部队才离去。这是一个多年存在的问题。没有一支戍军强大到足以打退一支入侵的大部队，是部队调动的后方勤务工作妨碍了快速增援。而且，指挥官们通常只巡逻直接在他管辖下的地区，不肯参加别处的战斗。
有些官员，如1542—1550年负责大同和宣府一带战略地区的翁万达（1498—1552年），推行切合实际的防御方针，尤其是修建边墙，加强军纪，利用侦察手段以查清游牧部落中的情况。皇帝一般赞成修建边墙和防御工事，愿意将大笔款项拨给这类项目。这些措施顶多不过使蒙古人的入侵更加困难和代价更大，但它们不能消除入侵的原因。
到1541年8月，华北和蒙古南部已经几乎一年很少下雨。不得不从帝国的粮仓中发放粮食供北京的居民食用，饥荒遍及北方几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俺答王派了一个使者到大同管区的边境要求互市的权力。兵部以三个理由予以拒绝。蒙古人已有40年没有入贡；他们每年入侵，不能信赖；他们的目的可疑。反而悬赏购俺答的头。10月，几支入侵部队抢掠山西北部和西部，没有遇到抵抗，用武力抢走了他们所需要的供应物资。
1542年1月，朝廷不得不运送25090石粮食到宣府、大同赈饥。赈灾需要更多的款项，供应物资仍然不足，旱灾仍在继续。7月，俺答又派了一个使者要求互市的权力。这个使者原是一个被蒙古人俘虏的明的臣民。大同巡抚上报说他用计擒获了他，并将他送到北京，在北京他被当作卖国贼处决。俺答大怒，进行了一次深入山西的惩罚性攻击以作报复。
7月24日，3万多骑兵在山西西北边界以内扎营。8月4日，帝国的军队在山西管区的指挥部所在地广武被击溃。8月8日，省的首府太原城郊被焚烧和抢掠。蒙古人没有阻碍地继续南进。8月晚期延绥巡抚上奏，蒙古入侵部队打算往东向北京郊区前进。皇帝很惊慌。他命令各部作出决定而无需先上奏，并委派一个最高统帅以协调受攻击地区的所有部队的行动。蒙古人到这时已抢掠了山西最南部的一些府，没有受到袭击地正在后撤。山西遭受了蹂躏。作为救济的措施，免征田租两年，并发放10万两银子。明军没有打赢一仗。
1543年整个夏季，蒙古骑兵入侵山西，并且就在黄河以西扎营，以便整个冬季也同样能够进行袭击。这时俺答的兄长究弼哩克已死，他的儿子们瓜分了他的领土。这就使俺答成了蒙古南部年长的、最有势力的王，因为他现在控制了鄂尔多斯和山西北部地区。
旱灾延续到了1545年。1月，据报时疫在边境地区和北京突然蔓延。4月，尘暴毁坏了大部分冬小麦和大麦作物。6月，俺答又遣使到大同以北的边境要求互市的权力。他因一个被俘的中国军官的劝说而求和。他的使者们刚到边界便被扣留，被一个地区指挥官的仆从所杀害，这个仆从以为他将像别人在1542年那样为此而受到重赏。
这个地区当时地位最高的官员翁万达上报了这一事件，他建议把仆从立即处决，并把他的首级当作诚意的一种标志在边界以外示众。他劝告皇帝不要把这个机会放过。他的劝告被置之不理。皇帝要惩治蒙古人，他需要一种进攻性的策略。
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
大学士夏言自1539年他第一次被免职以来，失去了他对皇帝的影响。1545年他被召回，并于1546年1月再次成为首辅，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他以前的下属严嵩（1480—1582年）和他争相控制内阁。夏看出皇帝赞成军事行动，便支持收回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这个想法最初由兵部尚书白圭（1419—1475年）于1472年提出，但由于费用太大，按一种估计每年要投入900万两以上的银子，而被放弃。
这时曾铣（1498—1548年）提出了一个计划，曾铣是镇压1535年辽东叛乱的一个能干的指挥官。他于1544年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并于1546年受命负责西北所有的边境事务。1547年1月，他提出两种防止蒙古人入侵陕西东部和山西的策略：在陕西修筑一条从宁夏向东到山西边界的防御工事线；连续三年在暮春发动进攻鄂尔多斯的战役。皇帝立即发放20万两银子以做准备，并命令曾铣征求边境地区的官员们关于这些军事行动的意见。
好几个巡抚不肯响应。一个巡抚当受到催促时，便以有病为由请求致仕。皇帝谴责他无能，将他贬黜为民。皇帝定要进行一场战役。当曾铣于1547年6月上报他已将蒙古人从边境赶走时，皇帝认为这个策略是有效的。他再次拒绝考虑俺答的互市要求。夏季晚期，当俺答建议与明联合反对小王子和东蒙古人时，没有人敢于上报。
但是，1548年2月，皇帝突然收回了他对这次军事行动的支持。在曾经上报饥荒的山西和陕西，征发引起了骚乱。又谣传曾铣曾经克扣军饷。严嵩确知皇帝知道这种传言。当皇帝谕令作出估计以弄清这次军事行动的后果，并断定是灾难性的结果时，他开始批评这整个计划是不切实际的。严嵩否认对这些军事行动有任何了解，说这件事是由首辅处理的。朝廷完全改变了以前支持进攻性策略的一致意见。曾铣于4月、夏言于10月被处决。直到1551年为止，出征蒙古人的念头被放弃了。[25]
1550年入侵北京
1548年6月蒙古人袭击宣府，打败了帝国的军队。10月他们又入侵，劫掠和屠杀远到南边的怀来，怀来距北京只有骑马一天的路程。严嵩把入侵归咎于他的对手夏言的进攻性策略，但他自己提不出对抗这些策略的作战方针。11月，入侵的一些部队突入了保卫北京的内部防线，接近皇陵。
1549年3月，当俺答再次袭击宣府时，他击溃了帝国的军队，但明军设法堵住了他的退路，打胜了几次遭遇战。在这次入侵期间，明的几个指挥官受到警告说，要是不准互市，北京将在秋天受到袭击。皇帝在被告知这一情况后，他命令采取措施以挫败这种计划。
到1550年3月，已有150多天没有下雨雪。谍者报告说，游牧部落正在为一次较大的袭击而集结。在大同附近的几次小接触后，蒙古人被这个地区的总兵官收买而到别处去，于7月东驰。9月26日，整个入侵部队突破北京东北仅仅40英里的古北口的防线，向南到达通州（大运河北方的终点，北京以东约15英里），在那里建立了营寨。9月30日，一支先头部队抵达北京城门。10月1日，这座城市受到围攻，郊区遭到洗劫。
在1550年，京师诸戍军的军籍簿登记了约14万个人名，但只有5万或6万人派给了军事任务；其余的人在建筑工程上干活。当能找到的士兵集合起来被迫到城墙外并作战时，他们不肯动一动。到来的保卫这座城市的增援部队没有粮食，而且没有人能够为他们找到。他们正饿着肚子，不能胜任打仗，但有能力洗劫。兵部尚书狼狈不堪。他只能等待蒙古人撤退。他因严嵩的建议而命令各总兵官不要追击，因而入侵部队能够在几天以后，带着他们掠夺来的东西一无损失地撤走了。
1550年后的局面
1550年10月6日，兵部尚书因不能保卫北京而被处死。太监们在这座城市东北的财产被洗劫，他们抱怨文官们使军队退缩不前，因而蒙古人到处抢掠。皇帝非常愤怒。10月2日，他举行了自1539年以来的第一次朝觐，但不肯向朝臣讲话。他的谕旨是在午门上宣读的。所有文武官员都不负责，玩忽他们的职守，只此而已。严嵩曾劝告兵部尚书不要派出军队，理由是，在京师附近地区战败是不能掩盖的。但是，当皇帝要这个尚书的命时，严却不愿为他说情。
皇帝这时把北京的军务委托给仇鸾（1505—1552年），他就是在7月贿赂蒙古人从大同旁边过去的总兵官。仇的部队在靠近北京的居庸关扎营，他们到来保卫京师在10月2日，皇帝因而十分感谢。可是当仇鸾于10月6日与蒙古人交战时，失去了千余人，他仅仅保住他的命逃了回来。然而报了捷，他得到的奖赏是统率北京周围的所有戍军和京营的职位。严嵩也因导致1548年夏言被处决的证言而感谢他，安排了这一任命。
1551年1月，仇从边境戍军调了6万名士兵到北京训练。兵部反对，理由是这使边境地区易受攻击。但是，仇打算出征蒙古，尽管他在战场上有过损失惨重的经历，他需要一支可以开出北京城门的军队。
1551年4月，俺答派他的养子托托（死于1591年）来要求互市权力，尤其是开设马市。仇和严嵩两人都力请皇帝允准这一要求，以便拖延时间作进一步的准备。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俺答手下的蒙古人，作为对两个每年一次的马市的回报，将停止入侵边境。实际上仇鸾害怕蒙古人，不想和他们对抗。
蒙古人有六个月停止入侵。后来他们希望用牛羊交换粟豆。他们的这种要求被拒绝，他们在1551—1552年的冬季便又开始入侵。俺答这时坚持这一要求，答复说，他的比较贫穷的臣民没有其他东西交换，正在挨饿；要是这种交易被拒绝，他不能对其后果承担责任。当俺答接着谋求适合于他的交易时，他遭到拒绝，他的使者被逮捕。马市就此收场，尽管直到1552年10月马市并没有正式停止。
仇鸾于是不得不和蒙古人交战。1552年4月，他的部队在大同以北的草原上被伏击并遭受严重失败。仇又报捷，但皇帝不相信。既然沿边的入侵仍未减少，仇的命运便已注定。他的权谋受到抨击，他于8月31日死于溃疡恶化。在死后被定为谋叛罪以后，他的尸体于9月13日被掘出并肢解，他的首级在边界以外示众。这一点也没有阻止蒙古人入侵，入侵继续到了冬季。
1550年以后，入侵的性质有了变化。以前的入侵限于陕西和山西，由俺答发动，只包括他自己的臣民和鄂尔多斯的游牧部落。东蒙古人参加了1550年的入侵，证明非常成功，以致此后他们开始在辽东和沿东北边境入侵。在其后的20年中，入侵事件沿整个北方边境发生，某些范围较大的入侵是相互配合的。这使边境戍军承受了大得多的负担。不再能够调动军队去抵挡一个地区所受的攻击，每支戍军的力量都必须增强，因为入侵部队的规模加大了。已经变得很明显，不可能把蒙古人从边疆赶走。
1553年4月，明朝廷开始修建一道土墙以防止北京南郊再遭劫掠。1541年曾提出类似的建议，但没有任何结果。在1550年的大范围劫掠之后，需要这样一道墙是显而易见的，修建的建议立即获得批准。这道墙在七个月内便完工，部分原因是许多人逃荒到北京，因而有大量劳动力可用于完成这项工程。
1550年的事件使皇帝确信他不能依靠京师的戍军保卫紫禁城。1552年，他建立了在皇城内训练的由太监组成的内武府。没有人敢于反对。皇帝是正确的，他不能依靠京师戍军。内武府成了一个有权势的机构，一个完全由太监组成的军事官僚机构，不受朝廷官员们的节制。
从1550—1566年，蒙古人每年都入侵。在1557—1558年的冬季期间，大同附近一个被围攻了六个月的要塞，这时几乎弃守。发生这一事件是由于俺答长子辛爱（死于1586年）的一个妾和与她有私情的一个被俘的中国人逃到大同边境，被收容。辛爱想索回这个妾，迅即发动袭击。被吓住了的总兵官归还了这个妾，她此后不久便被处决。辛爱在此以前已确定中国不会开仗，便继续围攻，同时在山西劫掠。到1558年4月，这个要塞已陷于绝粮境地，严嵩建议予以放弃。皇帝拒绝了。相反，皇帝下令向这个要塞运送给养，保卫这个要塞。粮饷没有到来，但当增援部队抵达时，蒙古人撤退了。
到了1558年，保卫北方边境的费用已经常不能如期支付。1552年早期户部和工部已上报，1550年10月以后计划用来保卫边境的总收入总计约为1000万两银子，而总支出超过1300万两银子。皇帝于1553年下令筹钱时，他被告知，太仓所有不足以支付边境费用。1556年1月，一次大地震破坏了山西大部和陕西东部。只渭河流域据报就死了80多万人。此后几年不能征税。1557年，紫禁城内的三个主要朝觐大殿和南边的门楼全被焚毁，必须立即为修建费用支付款项。当皇帝于1558年向大同附近被围困的要塞运送给养时，户部上报说，太仓所有不足20万两银子，不能供应这个要塞。
这种情况从未改善。在1550年和1560年之间，许多戍军的粮饷倍增，而朝廷可得到的收入仍然是固定的。差额只能从北京的太仓支付，太仓常常是空空如也。
在这个10年里，明军只赢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1560年，大同总兵官在大同西北80英里的归化（今呼和浩特）指挥了一次对蒙古据点的袭击，并放火烧了它。这证明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挫折。入侵仍在继续，蒙古人并没有从边境地区撤退。只能指望各支戍军在各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关口打退入侵的部队，这些关口通向华北平原和京师。没有提出或者实施进一步的进攻性的战略。1550年以后，皇帝自己对军事部署很少关心，他沉溺于对长生不死的追求。
道教和朝廷政治
皇帝对道教的兴趣最初集中于据说将导致或增强生育能力的仪式和实践。早在1523年，朝廷官员们就抱怨他因他从不离开嫔妃而不听进讲，以及他为道教仪式的献礼而花钱过多。这类为生育能力而祈祷的仪式前一朝已经在举行，因一个太监的推荐而在皇室中继续了下来；这个太监可能也向皇帝介绍了道教的春药（被称为“不死药”）。皇帝在其统治的头10年没有孩子降生，他对生育能力的关心增加了。在他能够立嗣以前，他自己的地位是不够有力的。
1524年，他从江西征召一个叫邵元节（1459—1539年）的道教名人到朝廷，他是他的师傅——一个有势力的道教大师——推荐的。到1526年，邵因求雨和禳灾已博得皇帝的恩宠。1521年以来，整个帝国上报的水灾、旱灾和地震的次数异常多，1525年尤其是一个坏年头。1526年3月当邵的地位提升并被委以全部道教事务时，北京仍然受到一次严重饥荒的控制。他禳灾似乎是不灵验的。1527年，洪水横扫皇帝从前在湖广的封地，而北京或北京附近不下雨。被看作不祥之兆的彗星于1529年、1531年和1532年出现，最后一次历时115天。这几年，皇帝的政策仍然受到怀疑，这些朕兆被认为是上天对他不满的表示。
皇帝拒绝接受这种解释。1532年11月，当一个御史认为最近的彗星是需要削减修建项目的一种警告时，他没有被理睬。相反，皇帝想找到吉祥的兆头。他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他是受命进行统治，而不需要对他的一切措施和决断的无休无止的批评。因此，当像白兔、白鹿之类的吉祥物作为善政的证据而被呈进时，他通过祭告皇室祖宗而吸引人们对它们的注意，并吩咐朝臣向他祝贺。
不管怎样，他似乎对邵祈祷生育能力的功效更感兴趣，把1533年以后生了几个孩子归功于这种祈祷。1536年10月，他的第二个儿子诞生，几个月后邵再次被加恩。在1533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幼年即死之后，皇帝渐渐为立嗣并加以保护而感到烦扰。这次他甚至不肯把孩子托付给嫔从们，改而从平民中征召了一批保姆。
邵这时已有70多岁，身体又不好。当皇帝于1539年3月巡幸他以前的封地时，邵病重以致不能陪伴他，不出一月便去世。受邵保护的陶仲文（约1481—1560年）接替了他。
陶开始时是一个小官。他在30年代后期到北京以前，曾经在辽东管理仓库。他年轻时在江西见到过邵元节，当他因官员们考绩而到北京呈报时，找到了邵。邵这时生病，他告诉皇帝，这个门徒能够除掉在宫廷院落中看到过的“黑眚”妖魔。表面看来，陶成功了。在皇帝1539年巡幸湖广期间，陶准确地预告了一次在大火中暗杀皇帝的企图。这给了皇帝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很快把陶当作心腹，让他负责所有道教事务。
陶仲文擅长配制春药和扶乩。在他的引导下，皇帝开始相当详尽地探索道教的这些方面。春药一般由铅丹（四氧化铅）和砒霜（天然存在的三氧化砷）组成，配以其他物质，做成丸子或小颗粒。这些“不死药”据说使人感到轻快、强壮，增强一切欲望，并导致强烈的性冲动。1540年9月，皇帝告知朝廷，他想隐退几年以求长生。当一个朝廷官员断言这是无稽之谈而春药危险时，他被逮捕并杖死。
皇帝应当注意到这个警告。相反，他却变得嗜爱这类兴奋剂，并在整个帝国内搜寻。他使自己在20多年中渐渐中毒致死。小剂量铅和砷的中毒作用是慢慢表现出来的。长生不老药的中毒症状包括皮肤和胃的疾病、无缘无故地发怒、痴呆，所有这些皇帝在他接近60岁时都表现了出来。
到了1540年，他坚定地信奉道教，连受了骗子们的骗也不能动摇他的信仰。他曾决定隐居，部分原因是一个自称能够将不值钱的物质变成银子的方士向他保证，要是他隐居并用这种银子的器皿进食，他将变成一个不死的人。1543年，这个方士被揭露，是一个骗子，并被处决。陶仲文由于最先推荐他，担心自己也将被牵连进欺骗行为。当他提出辩解时，皇帝只是说：烧炼术行之已久，但只有真正的行家才能精通。他最初也受了骗。
到1545年，皇帝已开始依靠扶乩决定国家事务。扶乩所用的工具是悬挂在沙盘上的一个T字形物件。从T字的长臂吊下一个锥子，两个降神者扶着短臂的两个末端。锥子在沙上写下对祈祷和请求的事情的答复；祈祷和请求的事用金色墨汁精心地写在暗青色的纸上，向某个道教的神致意，然后焚化，假定烟将把信息飘送给这位神。既然陶仲文指导扶乩仪式，控制了降神者，并解释这些答案，他就能够影响有关政策的决定和人事安排。1548年2月，皇帝在这样一次扶乩之后，突然改变了关于鄂尔多斯军事行动的主意。严嵩明白这种决策的办法以前给了他什么样的好处，他乐意参加道教仪式，尽力讨好陶仲文。
陶在50年代继续向皇帝提供获致长生和不死的新方法，皇帝的反应是热诚的。道教徒的想法是，为这样一种转化而自我修炼能够达到肉体的永生不朽。这种修炼需要提炼内、外丹。外丹包括植物和矿物的合成物，笼统地称为“不死药”。提炼内丹靠增强“阳”，也就是生命要素。这种观念认为，这可以靠和14岁以后第一次来月经的处女交媾而达到目的，据说这时“阴”（隐秘的力量）中的“阳”（生命力）最旺盛，这时交媾它可以被吸收。
陶仲文建议皇帝为此目的而征集年轻的姑娘。1552年他为宫廷机构选了800个8—14岁的女孩，第二年他又选了180个，都在10岁以下，用来提炼内丹。尽管这种做法受到一些官员的批评，但事实上，在较小的规模上，在富有而有文化的家庭中，尤其是在南方，这种做法是并不少见的。
1556年，皇帝要求礼部查明现在何处生长古代所用的神奇植物“灵芝”，以及如何加以炮制，因为道教典籍中提到这类能够延年并使人变成神仙的植物。尚书回复说，他不知道是否存在这类植物，也不知道何处可以找到。他仅仅呈上从有关神奇植物的古典著作中选摘的引文。皇帝不满意，命令所有地方官员在偏远和多山地区寻找这类植物，和在百姓中打听这类植物。这类植物显然是存在的。1558年礼部呈献了从整个帝国收集来的1860株新鲜样品，此后又数以百计地呈献。这类植物准确地包括哪些品种并不清楚，但皇帝的确服用了，并继续寻找。它们的炮制被当作特殊的恩宠只托付给大学士们。
在陶仲文于1560年11月去世之后，皇帝开始寻找接替的人，但他没有找到任何合意的其他道教名家。
严嵩掌权
皇帝在1539年6月第一次免除夏言的职务之前不久，开始批评夏怠慢不恭，指出他原来是从低级职位被举荐提升的，他是随皇帝之意而取得高级地位的。为了表明这一点，夏立即被解职。尽管他很快又受到恩宠，他还是一再因为在执行他的职务中不够灵活而受到批评。
严嵩利用夏言和武定侯郭勋之间的长期敌视而获得他在内阁中的最初的职位。1541年8月，郭勋拒绝接受皇帝的一道诏令。他的傲慢激怒了皇帝，皇帝从这时起便有意缩小他的权力。郭以前曾因非法行为和贪赃而被弹劾，但皇帝总是原谅他。这次他却不这样。10月郭被弹劾并被捕。因为郭在皇帝统治的最初几年里是皇帝极少几个助手之一，他不肯下令把他处死。郭在他1542年11月去世之前一直留在牢里。夏言在病床上指挥了这次弹劾行动。
尽管夏言在30年代参加了各式各样的道教仪式，1540年以后他却开始反对这类做法。1542年7月在他随侍皇帝时，他率直地不肯穿戴道教的冠袍，因为它不是官员的服装。皇帝把夏的态度看作对他的权威的一种冒犯和对他本人不恭的一种表示。严嵩利用皇帝一心树立他本人的权威和尊严而迫使夏言致仕。
严嵩是在夏言的赞助下晋升到礼部尚书的高级职位的，他从1537—1542年担任这个职务。不过夏对他不以礼相待，尤其认为他没有能力，天赋不高。在这方面他是错了，因为严嵩又机智又狡猾。严穿上皇帝赐给他的道教冠服，并毫不走样地执行他的命令。当他终于被问及关于夏的缺点时，他强调了一点：夏言主管言官。郭勋是在他的指导下被弹劾的。虽然关于夏本人，什么也没有说。他盗用了皇帝的特权。皇帝于1542年8月免除夏的职务时，强调了这一点。在1545年10月之前夏一直没有职务，严嵩在这期间达到了控制内阁的目的。
严嵩在1542年9月成为大学士时，已经60多岁。他知道他完全是靠皇帝的恩宠而任职，起初他非常小心谨慎，在所有事情上满足他，又把一切事情呈请他裁决。同时，他利用他的新职务把他的那些敌人免职。
1543年他首次耍了一次手腕，这使他后来得了一个坏名声。他使皇帝不知不觉地为他报了仇。严早些时候因接受两个想提高俸禄的王的贿赂而被一个御史弹劾。他好不容易才设法避开了责任，开始怨恨这个御史。10月，他告诉皇帝，1543年山东乡试关于边境政策的讽刺性策问实际上是这个御史拟的。皇帝觉得这种行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妄自尊大。他将这个御史逮捕，并下令予以杖责，谪戍边卫。这个御史没有被谪戍，他因异常猛烈的杖责而死。在京官考绩期间，依照严的命令，出现了更多的例行降级事例。
1545年10月，为了抵消严嵩日益增长的权势，皇帝将夏言召回内阁。夏刚回内阁便不理严嵩，不肯和他商议事情，将严任命的人免职，让支持他自己的人接任。夏还攻击像陆炳这样有权势的皇帝的宠信者，陆炳于1539年救过皇帝的命。陆炳被控贪赃，夏只是在陆向他行贿、下跪、乞求宽恕以后，才撤销了控告。严嵩也曾经蒙受类似的羞辱，终于和这样的人勾结起来除掉了夏言。
最后的对抗发生于1548年2月，表面上是关于在鄂尔多斯地区讨伐蒙古人的一项建议。夏言曾经支持并指导实施这项建议，而没有和严嵩商议。他对发生的事情单独负有责任。皇帝曾听到关于陕西骚乱的传言；扶乩预告了不祥的结果。他改变主意，收回他对这项建议的支持，不过他无意处死夏言。但是，既然陆炳提出了夏言牵连进掩盖战败的一次密谋并在别的方面保护其下属的证件，严嵩提出了夏言曾经受贿的罪状，皇帝怀疑他是受了欺骗而赞成军事行动的。这些罪行从未得到证实。实际上使皇帝不安的是夏言的傲慢。尽管夏言表面上受到参与密谋的指控，他却是因不服从而被处死的。皇帝再次于不知不觉中处死了严嵩的一个敌人。
严嵩控制下的朝廷
严嵩自1549年直至1562年他去位时为止，控制了内阁。他清楚，他的同僚们没有多大权力。即使在最琐碎的事情上，他也顺从皇帝的心意。例如，1549年3月他把其他大学士的人选问题提交皇帝，说他不敢作出决定。皇帝赏识这种姿态，而严在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就尽力使自己迎合皇帝。
他在整个存在危机的10年当中，靠让别人，要么是尚书们要么是皇帝本人作出决定而设法保住他的位置。当1550年俺答包围北京，要求互市权力时，严把这件事交付专管入贡事务的礼部尚书。在蒙古人撤退以后，他让灾难的责任落在兵部尚书头上，其实兵部尚书是按照他的指示而行事的。
虽然他装出要把行政权力归还给尚书们的样子，他却暗中努力以求掌管政策和人事事务。1550年11月，在蒙古人撤退以后不久，严因保证升任和任命令人艳羡的职位而接受作为报酬的贿赂，因压下奏议，因纵容他的儿子严世蕃（1513—1565年）滥用职权，以及因胁迫朝臣以致无人敢于反驳他而受到弹劾。皇帝最初因这种揭发而不安，但陶仲文暗中为严说情。陶利用皇帝不信任他的官员们的心理，说对严嵩的所有攻击是由朋党性质的嫉妒引发的。皇帝倾向于把他的官员们想得很坏，接受了这种解释。严嵩在整个50年代期间因种种罪状而被弹劾，但他利用这种策略而避开了谴责。他利用皇帝的猜疑和疑心，一再表明对他的攻击要么是朋党性质的嫉妒，要么是想通过皇帝的主要大臣批评皇帝而引发的。
在他担任大学士期间，他从未使自己陷入他那个时代最紧迫的行政问题——财政管理。正如他将其他的困难问题留给礼部和兵部尚书一样，他把财政管理这个难于处理的问题留给户部和工部尚书。
财政危机
尽管在1522—1524年间当杨廷和任首辅时，制定了经济制度，1525年兵部尚书还是上奏说，主要的帝国粮仓只拥有相当于三年支出的结余，而粮食的需求正在增加。例如，他指出皇城里的染织作坊（这只是北京许多皇家制造业中的一种）雇用了1.1万多人，每年消耗粮食超过15万石。由于运河运输的物质条件的限制，每年只能船运400万石粮食到北京，这些粮食必须用来养活帝国机构和朝廷的人员、北京戍军、建筑队伍和边军。[26]
当30年代任户部尚书的梁材（1470—1540年）因拒绝增加派到修建工程去做工的人数，而于1540年被解职时，有4万多人在各种修建工程中做工。工部尚书上报说，他只有6万两银子可用，而应付而未付的物料和劳务的款项有27万两。他指出从这一统治时期开始时起，用于修建宫殿、祭坛和庙宇的全部费用已经超过600万两银子。他断定不能再照现在这样供应工程的经费。皇帝同意除他自己在皇城西苑的建筑工程外，停止所有工程，而西苑工程是所有工程中最费钱的。
30年代期间，国库的银锭储备有时因支付特殊的修建工程而耗费一空。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和传统的徭役制度相比，朝廷已经开始更加依靠银两去购买货物和支付劳务，徭役制度不能满足皇帝的特殊要求。对银锭的需求很快超过了可以得到的补充量。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户部于1544年建议，每年运往北京的漕粮30％折银缴纳，这项建议被批准。1540年以后，实物税折银和用银偿付徭役变得普遍了，尽管税种表面上保持不变，折银率以及用现金缴纳和用实物缴纳的比例各地都不相同。
面对连续不断的亏欠和缺额，皇帝于1549年下令对这一统治时期开始时起的帝国财政进行一次全面清算。户部上报说，从1522—1532年京师粮仓平均每年收粮370万石，其中280万石分配给军队、工役和工匠。粮仓通常拥有相当于8年或9年开支的结余。1532年以后，平均每年的支出增加到530万石，结余下降大约一半。储存银锭的太仓金库平均每年收纳200万两银子，其中的130万两拨作边境防御之用。1529年北京的国库拥有400万两结余，各省省库一共拥有约100万两。但是40年代期间，每年的常规支出增加到347万两银子，每年留下超过140万两的亏空，结余很快消失。
户部提出，通过经济和财政的整顿能够实现节约。它建议建立一种整顿账目的制度，账目划分为四类：年税额，年收入，年支出和年储备。各部、朝廷、军事管区和文官衙署年终应上报这种账目。户部尚书希望用这种方法，对当时常见的不协调的现金和实物收付制度求得某种全面的写照。这一方案被批准并付诸实施，但财政状况仍然继续恶化。
1543年，皇帝同意拿出他个人收入的一部分以支付边境防御费用，直到1558年仍然生效的这一办法给太仓金库每年的收入增加了大约100万两银子。1551年两淮盐政转卖余盐每年获得30万两银子的利润，这一办法直到1565年仍然有效。这些措施以及其他的办法使金库预期的岁入银两达每年500万两左右，但很少能够征足这个总额。
1552年户部上报，用于帝国和边境防卫的费用每年总计支付银子已达595万两，而每年收入的银两，由于免征和拖欠税款，总计不足这个总额的一半。为了达到收支平衡，户部尚书建议在长江三角洲的富裕各府征收200万两附加税。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此后这成了征收用银子缴纳的附加税以偿付特殊费用的普遍方法。但是，在50年代期间，东南的富裕各府受遍布的海盗和盗匪之害，又遭受了异常多的自然灾害，许多地区连正常的税也不能征收，根本不可能考虑附加税。
1553年，南京的官员们抱怨，省库储备经常耗尽，没有留下可用于赈济淮河流域的天灾的款项；但是户部没有款项可以提供，也没有现存的救济物资。在接踵而来的严重旱灾和洪水泛滥中，几千人成群结队地来到北京求食。米价上涨了一倍多，饿死是常见的，街头堆积着尸体。到了1554年春天，这座城市发生了严重的时疫。不得不分发现有的无论什么款项和物资以养活北京的居民。
50年代期间，每年支出的银两在300万两至600万两之间波动，每年都有亏空。必须依靠种种额外税收和附加费，依靠直接征用物资，依靠行政方面的节约来弥补这些亏空。50年代期间东南进行的军事行动，是靠遭受袭击的地区的巡抚征收附加税和派款提供资金。由于这些军事行动拖长，通常是靠对所有负担徭役的家庭摊派附加税，提前征收以支付军队给养。而且，当需要的款项增加时，还要强派一连串无穷无尽的、五花八门的特别税，其中的许多种此后再也没有撤销。1562年以前就这样征收了40万到50万两银子；1562年停征了一些税。但是，尽管这些费钱的军事行动正在进行，皇帝仍然把省的款项拨作己用，让地方的行政官员们想办法偿付一切费用。
在紫禁城的几座主要朝觐大殿和南边的门楼于1557年5月被焚毁以后，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它们必须马上重建，而宫殿的修建费用很大。（1596年至1598年间重建紫禁城内两座主要寝宫花费的银子超过73万两。）这次，工程进行了五年，宫殿和大门1562年才完工。而在1561年，当这项大规模的建筑工程正在进行时，皇帝在皇城西苑的寝宫又被焚毁。
12月31日，皇帝在喝了一夜酒之后，和他当时的亲信到在宫中建立的一个貂皮衬里的小帐篷里就寝。当他们嬉戏的时候，一盏油灯不慎被打翻；火立即从寝具蔓延到帐篷，然后延及整个寝宫。没能救出任何东西。皇帝的全部服饰和珍藏的无法弥补的贵重物品全都毁于火灾。这座寝宫也必须立即重建。由于利用搜集来的修建皇帝朝觐大殿的物料，这座寝宫只用四个月便完工了。所有这些工程都是在建筑师徐杲的指导下完成的，徐杲在名义上拥有工部尚书的身份。
南京戍军的反叛
这些费钱的修建工程引起了对银锭的更大需求，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节约办法被提了出来以增加银两的收入，有时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大多数的建议涉及利用粮银比价的波动，以便换算的比率和市价可以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就能控制换算的比率和价钱，使之有利于政府，能够赚得少量利润。
这些节约办法很多是以牺牲南京戍军的利益而实现的。这支戍军是在50年代期间招募来保卫南京以防大群海盗的劫掠的。这支戍军的粮食定额最初在1558年被削减，并连续不断地进行审查以保证把死亡士兵从名单中去掉。当这些节约办法证明还不够时，南京的户部尚书提出，通过降低一年两个月的换算比率（支付的银两每石从0.5两降到0.4两），能够可靠地省下一笔钱。1560年，南京负责粮仓的户部侍郎建议，停发新兵每年12石名为“妻粮”的补贴。[27]
这是一项不合时宜而欠考虑的措施。1559年，长江三角洲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到1560年春，南京的米价涨到每石0.8两银子，为上述新换算率的两倍。1560年3月，当南京戍军的士兵们发现上述口粮补贴最近被削减时，他们怕这种办法很快便会用到他们身上，他们暴动了。户部侍郎被从他的衙署拖了出来，杀掉，并被赤身裸体地从一座牌楼悬挂出来，士兵们在那里向他的尸体射箭。
南京的所有高级官员在守备衙署集会以便决定怎么办，但是，当暴动的士兵包围了院子时，他们被迫逃命。在户部发给他们4万两银子后，部队终于平静下来。局势非常不稳，以致朝廷甚至拒绝调查这一事变，戍军没有受处罚。
这些问题还和对省库的经常而不断增长的另一种需求——皇族成员的俸禄——掺和在一起。到1562年，当一个御史提出这一问题时，被王侯之家占用来支付皇族族人俸禄的粮食超过了850万石（或所值银两）。这个数量还不够，需要支付的俸禄逐代增多。没有一个明智的官员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想过问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但是，皇帝仍然只同意这个问题需要加以讨论。在1564年以前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一年，100多个皇族族人包围了陕西巡抚府第，要求付给他们这时欠下的60万石俸禄。省里的官员只能筹措到78000两银子，不能使这些皇族族人满意。最后皇帝只好把所有皇族族人降为平民，并警告他们的亲王不要让这类事件再度发生。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而俸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70年代以前，帝国的岁入没有增加。朝廷官员们没有提出革新的政策，南京的叛乱突出地表明，行政上的节约措施能实际付诸实施而无麻烦后果的是多么少。这些年对银两的不断需求确是酿成了税收制度方面持续时间很长的改革，这些改革后来整理成为“一条鞭法”。在这种制度下，从前按户摊派的徭役和其他杂役负担被折算成银两缴纳，同时在许多情况下逐渐并入田赋。这种改革最先在东南沿海省份开始，那里银子充裕，同时由于大规模的贸易和商业，在商业事务中长期以来都愿用银两。
贸易和海上抢劫
在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小群海盗沿着从浙江到广东的东南海岸到处袭击。这些袭击由隶属于不同首领的帮伙进行，他们和当地民兵打仗，也同样多地互相交战。海盗帮伙常常包括因各种原因而被迫过非法生活的平民和没有自己的计划或抱负的百姓。当他们能够依靠贸易赚钱时，他们便从事贸易或为其他的商人和海盗当掮客；当他们不能做买卖时，他们便抢劫；他们常常既做买卖，又进行抢劫。为了减少这种非法行为，朝廷再三颁布海外贸易的禁令。但是这种禁令不易推行，因为当地行政和军事当局本身都卷入了这种违法贸易的行为。[28]
沿海戍军的纪律已经变得松弛，多数军官（他们保有世袭的职位）没有战斗经验。应该查禁海外贸易的军队的官员们反而充当海盗、外国商人和当地商人之间的掮客。1529年，福建的几个指挥官由于这样干而被谪戍。其后皇帝命令地方当局扣押并毁坏这个地区有权势的家族用于海外贸易的所有大船。当地的同业者拒不合作。当地社会大部分都在某些方面和这种非法贸易有联系。富有之家为船舶（常常装有大炮）和货物提供资金；军官们在交易中充当掮客；平民百姓在商船船队中做工，出卖他们能够在内地买到的货物。海外贸易构成了许多人的生计的一个重要部分，因而查禁海外贸易对谁也没有好处。
地方当局根本不理皇帝的敕令。1532年，广东巡抚被召回，因为他不能扑灭当地入侵沿海地区几近10年的海盗。1533年，兵部抱怨已经颁布的禁令没有予以实施，武装的船队沿着海岸任意抢掠。1534年捕获的一个海盗有50多艘大船听他的指挥。他入侵浙江沿海地区已有好几年，最后在一场血战中被捕，血战期间死了许多帝国的士兵。当地方的司法当局在这一案件中从轻判刑时，皇帝命令他们改变他们的判决，还派了一个朝廷的官员去指导他们重审此案。他希望判处所有卷入的人死刑。地方的当权者必须受到警告，这已不是小的罪过。
40年代期间，这些根本不同的海盗和商人的帮伙变得更有组织了。他们在浙江和福建海岸以外的岛屿上聚集，在那里为进行海外贸易而会合成大的船队。他们在浙江的主要据点是宁波府海岸以外的许多岛屿。他们可以在安全的港口卸下货物并将它们分散，会见外国商人，储备武器和物资，准备在岸上买卖货物。这种海外贸易最初是在靠近宁波的双屿锚地进行，最晚从1525年起这里就被用来作为交易地。1539年，葡萄牙商人（他们于1522年被禁止在广州进行交易）被带领到这个岛子，1545年日本来的贸易船队首次被带领到这里。
1545年日本人的来到使一切事情都起了变化。在此之前，和日本人没有大量的民间海外贸易。尽管福建商人早在1537年就在博多港开业，同时从16世纪初以来小股日本武士就断断续续地入侵中国海岸，但大部分接触都是在朝贡制度的框架之内进行的。直到15世纪末，这种安排都使日本人感到满足。但是1496年，日本贡使在从北京回国的路上杀死了几个人，在这之后，每个使团被允许的人数从400人减少到了50人。这时，三个有权势的家族（伊势、细川和大内）为了控制与中国的贸易认真地开始了竞争。因为只有一个由50个使者组成的使团被允许到北京去，在这些家族之间便为得到这种允许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1510年和1511年来了两个朝贡的使团，每一次大内家族的代表都威胁，要是他的一方得不到进行贸易的许可，便要采用海盗手段。
朝廷对海外贸易的政策
1523年，日本的两个朝贡使团再次到达宁波，一个代表细川，一个代表大内。细川使团先到（但在规定的时间之前）。大内的使团收买负责宁波海上事务的太监给予他的使团以优待。当细川使团发现大内的船只将先被检查时，他们便攻击大内使团。代表大内的使者（一个中国人）逃走，细川使团于是在宁波抢劫，抢了许多船只，然后扬帆而去。派去追击他们的明的指挥官在一场海战中被杀死。
在这一事件之后，几个朝廷官员指责地方当局所作出的反应，他们指责地方当局处理失当，玩忽职守。浙江负责海上事务的太监被控受贿和首先引起纠纷。但不起什么作用。1525年，那个太监事实上被给予了更广泛的权力，统辖负责海上事务和沿海防御的地方官员。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部分地是由于1524年攻击太监们处理海上事务不当的许多官员也在大礼问题上反对过皇帝的方针。[29]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请求和奏疏总是立刻被驳回，而有利于那些支持过皇帝和赞成贸易的官员的请求。在1527年以前，并没有在浙江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一年负责海上事务的太监在一次对正德时期的镇守太监的普遍清洗中才被解职。1529年，市舶司被撤销，理由是浙江只需要一个太监官员。海上事务的职责改归镇军太监，镇军太监一般负责地区的防务。总的来说，沿海海盗和贸易的问题在朝廷上仍然不受重视。
1527年，又允许日本的朝贡使团每10年贸易一次，条件是其中没有武士；使团不超过100人和3艘船。但是，以前组织这种正式使团的那些家族已不再有足够的权势以垄断和中国的贸易。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日本的小规模贸易船队开始沿中国海岸扩大接触，而中国商人建立了接待他们的靠近海岸的贸易中心。1523年以后，很少交易是在朝贡制度的框架之内进行的；在浙江的市舶司于1529年撤销之后，帝国当局对海外贸易的控制能力甚至比以前更小了。
在1524年的宁波纠纷之后，首次提出了任命一个对有关海岸防御一切事务有管辖权限的巡抚的建议。这种方针的支持者认为，日本人的威胁和蒙古人一样大，因此在北方边境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也应当应用于沿海地区。应当派遣一个有权自主行事的高级官员去协调和审查地方官员们。浙江负责海上事务的太监于1525年建议让他担任类似的职务。1526年，朝廷官员们反对，提出另外的建议，批评太监当权，再次强调有必要任命一个文官。尽管这个负责海上事务的太监终于在1527年被撤回，但没有任命一个文官来代替他，这件事就此了结。
1529年，在沿海地区一支戍军暴动并逃走参加海盗帮伙以后，夏言（他于1537年成为首辅）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派了一个御史去检查沿海防务，协调镇压海盗的行动，惩办暴动的首领。但是，派去办这事的两个官员都不能制止海外贸易或扑灭海盗。1531年，负责防务的御史被调走而没有任命接任的人。局面仍和以前一样。大学士张璁（他来自浙江沿海地区的一个府）反对任何这种干预，并且在他1535年离职之前能够拖延或阻挠所有推行防止海外贸易的禁令的努力。30年代期间，朝廷的监察官们反复抱怨地方官员们放任海外贸易，不肯推行皇帝的敕令，置海盗的骚扰于不顾。关于此事有16年没有得出什么结果。
在这期间，朝贡制度完全中断。1539年，当1523年以来的第一个日本使团抵达宁波时，地方当局收缴了使者们的武器，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他们没有机会和中国商人交易，因而没能从这次出使中赚到钱。因为下一个使团不应在1549年以前来到，1544年当另一个使团到来贸易时，官员们拒绝和使者们打交道。组织这个使团的日本人于是求助于中国的商人。一个中国商人王直随这个使团返回日本。1545年，他带领一个私人的贸易代表团回到双屿锚地。此后，这类私人代表团变得很常见，而往返航行日本的船队的规模每年都在扩大。
由于贸易额增加，与之有联系的暴行也在增加。在许多情况下都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为和非法贸易有关的富有之家拒不向海外贸易团伙偿付他们的欠款。这些富有之家有时威胁要用他们的权势迫使地方官员们采取行动反对他们的债权人。商人们则以抢劫和焚烧违约的富有之家的财产进行报复。绍兴府一个谢姓的庄园在1547年夏就因这种缘故而被抢劫和焚烧。这份产业属于谢迁（1450—1531年）的弟弟，谢迁在三个皇帝下面当过大学士。
朱纨
1547年，一个御史再次上奏说，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盗活动失去控制。他建议派一个有权自主行事的高级官员到这个地区去几年，以便根除海盗活动的根源——海外贸易。1547年7月，朱纨（1494—1550年）被委以浙江和福建的沿海防务，他从1546年起曾经负责镇压江西南部和福建边境地区的盗匪活动。
朱于1547年11月就任，在福建海外贸易的主要中心漳州设立指挥部。在他压制海外贸易的军事行动中，地方官员们不肯和他合作，所以他招募了自己的人员。1547年年末，他离开漳州往北去巡查沿海地区的防务。1548年2月，他再次建议严厉而有力地推行海外贸易的禁令。在他提出这一建议之后不久，一大帮海盗侵入浙江沿海的宁波、台州等府，杀人，放火，抢劫，而没有遇到帝国军队的任何有效抵抗。到这时为止，这是规模最大、破坏性最烈的一次入侵。扑灭海盗活动的必要性看来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在1548年2月，起草朱的委任令、支持朱的政策性建议的大学士夏言因不忠罪而被解职并被判处死刑。[30]朱纨于1548年4月抵达宁波时，他在朝中已经没有一个有权势的支持者。
此后不久，朱纨拟定了攻击双屿和九山贸易地的计划。这两个地方是浙江海岸外的主要海外贸易中心。对双屿的攻击在暴风期间的夜晚发起，港里的许多船只逃走，然后在更南的小岛的海面上重新聚集。在这些商船船队随后的重新聚集中，出现了一个新首领——王直。王于1544年在双屿参加了这个集团，他也就是1545年带领第一支贸易船队到日本去的同一个人。他在一次奇袭中杀死了他的主要对手，逐渐控制了残存的船队。海外贸易在继续。1549年和1550年，王组织船队往返航行日本。双屿被浙江和福建海岸以外的一些小岛上的安全港口所取代。
朱纨严格行使他的职权，这导致了他的毁灭。他不顾地方官员们的强烈反对，处死了1548年4月突击中捕获的每一个人。被处死的人中有一个是宁波的司法官员的父辈，这个官员仅仅是许多想要阻遏朱纨的浙江和福建籍的官员中的一个。1548年8月，朱的权力被削减。福建籍的一个御史认为，一个官员不能独自管理这样一个大辖区。然而朱继续推行海外贸易的禁令，带领他的部队和战船沿着海岸向南行动。1549年3月，他进攻停泊在福建南部海岸以外的一支大商船船队，捉了许多俘虏，其中的96人经朱许可立即处决。
正当朱纨的军事行动看来有把握成功时，他被解除了职务。一个御史指控他不经应有的批准便杀人。他未能等到执行判决的许可从北京来到。弹劾他的事项是由都御史指导的，他也是宁波人。朱已病了很长一段时间。面临某种耻辱，也许是被处死刑，他于1550年1月自杀了。他的做法大多很快被废除。他的保卫海岸的舰队被遣散，1550年早期，浙江的地方官员们请求放松海外贸易的禁令。[31]
50年代的贸易和海盗活动
像王直这样的中国商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谋求影响朝廷对海外贸易的政策。王直这时已经组织了一个大型贸易共同体，并统率一支武装良好的船队，配备了能够保卫它的水手和士兵。一旦有事，这支贸易船队能够改变成为一支私人海军。但是王直和他的同行们首先是商人。减少沿海海上抢劫的发生率（要么迫使海盗船队参加共同体，要么摧毁它们）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在1549年和1552年之间，王直有几次和地方军事长官们合作，至少捕获了两个海盗头子，他把他们交给了当局。他指望地方官员们作为回报，放松海外贸易的禁令。但是禁令反而严了。1551年，连渔船（以前的禁令把渔船除外）也禁止出海。一切海外贸易都被取缔。王在通过妥协和合作不能达到目的之后，开始使用武力。1551年以后，突击变成了组织得很好的对官署、粮仓、府库和县库，偶尔也对周围的农村的大规模攻击，它们被洗劫一空。
在1552年和1556年之间，连续几年天灾和普遍骚乱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入侵。据报浙江在1543年和1544年发生了饥荒，而在1545年和1546年夏季长江流域出现了严重的旱灾。成千上万丧失生计而到处流浪以求食的人成了入侵团伙和匪帮的理想的新成员。到了1550年，浙江沿海地区的盗匪活动非常普遍，以致城镇和村庄都不得不为了安全而设置栅栏。
起初，以海为基地的入侵者进行快速袭击，随即撤回他们的船只。1552年春，一些几百人的入侵团伙袭击整个浙江沿海地区。1553年夏，王直集合一支几百艘船只的大船队袭击台州以北的浙江沿海地区。几个要塞暂时被占领，几个县城被包围。在这次入侵以后，已经变得很明显，有可能建立沿岸的陆上基地。
地图23 16世纪倭寇的侵袭
1554年早期，浙江沿岸建立了设防基地。由水手、海盗、日本武士、外国冒险家、中国盗匪和流浪者组成的较大的入侵团伙，从这些营地出发进行深入内地的军事活动。到了1555年，这样一些入侵团伙逼近了杭州、苏州和南京等大城市；到了1556年，从南京以南到杭州的整个地区都失去了控制。
扑灭海盗和盗匪活动的努力
1552年，山东巡抚王忬（1507—1560年）被委以浙江和福建沿海几个府的军务（自朱纨于1549年被撤职后，这个职位一直空缺）。王立即把曾在朱纨手下任职的指挥官们释放出狱，组织了一支军队。在1553年和1554年，这支帝国军队屡次遭受失败。一些入侵团伙接管了20多个行政城市或防区。1554年3月，松江城遭受袭击，知府被杀；5月，嘉兴失陷，通州被围，崇明岛被占；6月，苏州附近的一些城市受到袭击。王只有一个有效的方案。他建议在遭受过抢劫的众多城市周围修建城墙。[32]
1554年11月，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死于1555年）被委负责东南的所有军队，被给予便宜行事的权力，全面负责镇压海盗行为。这时入侵者已在浙江沿海地区的许多城镇和市集建立了设防基地，以联合起来的2万人的武装力量戍守这些基地。张首先发兵扑灭占据这些陆上设防基地的入侵者。为此他需要一支大得多的军队，因此他从广西和湖广招募约11000名狼土兵以补充已在浙江的帝国军队。但是在1555年春季以前，这些增援部队没有到达，在这期间，帝国军队只控制着有围墙的城市和粮食仓库，听任其余一切地方遭受劫掠。1555年早期杭州遭受袭击，周围农村里的几千人被屠杀。这些帝国部队留在杭州和嘉兴，因为张经在他所需要的全部狼土兵到达之前，不肯发动攻势。
1555年3月，严嵩的一个代理人，御史赵文华（死于1557年）奉派考察浙江的军事情况。一些入侵的团伙这时对南京以北的皇陵，对通过长江三角洲的皇粮船构成了一种威胁。这种情况不能再不予理会。在赵抵达以后不久，他便强要张经发动攻击。张的官阶比他高，张不愿这样办，拒绝讨论他的作战方针。赵于是秘密上报说，张经乱用款项，不能保卫这个地区。在严嵩证实这一报告后，皇帝下令逮捕张经。
在这期间，张经的联合部队于1555年5月包围了嘉兴以北的一个入侵的大团伙，斩首1900余名。一些帝国军队能够打败抢劫者的一支大部队，这是第一次。皇帝得知张的胜利后，开始询问严嵩。严嵩告诉他，张经只是在他听说了赵的奏疏后才进军，这次胜利的功劳应归于赵文华和胡宗宪（1511—1565年），又说胡实际上是戎装前往战场；其实胡当时远在南方的杭州。张经恳求宽恕，被置之不理，严嵩把张的名字列入秋季处决的监候名单。张于1555年11月被斩首，朝中普遍认为，严嵩为了包庇他的门徒赵文华而安排了张的死刑。
赵文华（他也是宁波人）从来不赞成海外贸易的禁令。1549年，他曾试图以升迁诱使朱纨离开浙江，但朱拒绝了他的提议。张经在1555年拒绝和赵商讨他的作战方针，部分地是因为他怕赵可能泄露作战计划。尽管皇帝在1554年曾拒绝考虑宽大和安抚的策略，赵仍希望招降王直并作为既成事实而提出这一策略，借以改变皇帝的主意。胡宗宪与王直是安徽同一个地方的人，他同意在这个方案中进行合作。
胡宗宪与徐海
胡宗宪于1554年开始和赵文华发生联系时，是考察浙江军务的御史。1556年，他是东南地区最有权势的文官和武官。在这三年中，他尽力执行赵的方案，常常面临他的那些反对宽大和安抚的直属部下的直言不讳的对抗。1555年5月，胡请求允许派遣使者去日本，名义上是在与海盗行为的斗争中要求日本国王的帮助，实际上是要引诱王直投降。7月，在他受命巡抚浙江后不久，他使王直的家属从狱中释放出来，移送到他在杭州的指挥部。但是，正在使者离开之前，皇帝又悬赏缉拿王直，不论死活。胡当然知道，他执行的是赵文华所提倡的政策，这一政策违背了皇帝的敕令。
1556年春，胡的使者带着王直的养子返回，报告说，王愿意扫除浙江的海盗帮伙，以之作为赦免和允许从事海外贸易的回报。王直还发来一个警告。他的共同体中的一个商人徐海计划入侵浙江，已经来不及对此采取什么行动了。这个消息打乱了赵的计划，因为他现在面临一个严重的军事上的危险局面。
1556年，胡宗宪成为南直隶、浙江和福建部队的总督。在1555年最后几个月期间，帝国军队受到严重挫折。张经从西南地区招募来的狼土兵袭击帝国军队，并在乡下抢劫；军事情况恶化，袭击连续不断。1556年1月，赵返回朝廷设法提升胡宗宪。他完全知道他不能因镇压海盗活动而立功，他不想承担失败的后果。杨宜（他任职只有六个多月）因不能对入侵者发动进攻而被弹劾，胡宗宪于1556年4月接替了他。胡任总督的头六个月是用于努力对付徐海对浙江的进攻，徐海的进攻于4月19日开始。
徐海的经历开始是当和尚，但在1551年他离开杭州的寺庙，去为他的一个父辈（王直的共同体中的一个商人）干活。在1551年和1554年之间，他参加了每一次到日本的航行，逐渐赚得了一小笔财产。但是在1555年，当他的这个长辈未能从到广东的航行中返回时，大隅岛主（他是他的长辈的庇护人和债权人）吩咐徐海以指挥一次对浙江的大规模袭击来补偿他的长辈的债务。他的船队于1556年早期起航。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抢劫杭州、苏州和南京等城市。
胡宗宪知道自己不能打赢抵御徐海部队的对阵战，便争取通过谈判使徐海投降。由于这个缘故，他不肯自己投入或指挥他的部下进攻。所有可以利用的部队都被用来戍守胡在杭州的指挥部。但是，浙江的新任巡抚阮颚（1509—1567年）决定主动出击。阮被打得大败，被迫进入被包围的城市桐乡，他和他的部队在那里被围困了一个月。在这期间，胡宗宪（他在南方只有60英里的杭州）拒绝派遣增援部队去解围。他认为，只有和徐海以及其他首领达成某种协议才能解桐乡之围。胡告诉徐海，王直已经接受投降条件，要求他也这样做。徐海同意投降以求得赦免，于1556年6月自桐乡撤退，作为真诚的一种表示。
在这期间，赵文华在朝中遇到了麻烦。1556年早期他上奏过他在扑灭海盗活动方面取得的成功，但在6月，皇帝读了关于徐海入侵，要求增援的报告后，命令严嵩说明发生了什么事。赵不得不自动请求返回东南地区。他被命令采取进攻的作战方针并根除海盗。此时已很明显，皇帝决不会赦免徐海。
徐海于6月自桐乡撤退，赵文华于8月抵达浙江，在其间的六个星期中，徐海和胡宗宪专心一意地商谈投降或撤退入侵部队中的各种各样帮伙。在入侵者中，徐海本人只是几个首领中的一个，同时整个集团的组织和配合是松散的。尽管徐海指挥围攻桐乡，但有许多入侵部队参加。当胡宗宪派出人员向包围这座城市的几个海盗首领表示愿意赦免时，只有徐海响应并撤走。其他的帮伙那时离开是因为包围延续的时间太长，同时农村已被抢劫一空。这些帮伙继续抢劫，仍然是一个问题。
入侵各部队的首领们对于投降的问题有争论。许多首领不信任帝国的官员们，拒绝考虑投降的提议。胡宗宪和徐海商定一个协议。那些要返回日本的，将为他们提供船只；那些要留下的，将被授予军事职位。同时，徐海的部队在苏州至海之间沿吴淞江参加清扫海盗的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与王直养子所开展的对沿岸海盗据点的攻击相配合。胡的策略似乎正在顺利执行。来往海外的商人正在做帝国军队所不能做的事情。徐海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钱去偿还大隅岛主，他愿意撤走他的部队，而胡表示他能够对此作出安排。但是，赵文华于1556年8月到达时，一切事情都起了变化。
赵文华抵达浙江后不久，就公开地否定胡宗宪的安抚政策。他拒绝表明，如果不选择投降，危机将如何解决；那是胡宗宪的问题。胡这时知道，在能够做别的什么事情之前，他必须利用撤退的提议拖住入侵者。这时入侵集团中的许多帮伙开始内部争斗，胡便利用他们的内讧，通过种种诡计和谋略除掉某些首领。徐海继续与胡合作，仍然指望被允许撤走。他于1556年9月，在赵文华返回三个星期以后，正式向胡宗宪投降。
徐海是被迫投降的。赵文华曾派人告诉入侵者，他们可以撤走，但另一方面他却秘密地命令一个反对安抚的官员，当他们撤退到海岸时伏击他们。徐海逃脱，撤退到附近的一个庄园。他不再信任赵，但他无路可逃。他不得不争取商定某种协议，他和他的部下借此可以撤走。胡宗宪仍然给予他援助，但赵定要消灭他。帝国军队开始包围他的营地，而徐为应付这次进攻做了准备，加强了他的阵地。最后的战斗持续了一个星期，直到最后一天，结局还没有确定。徐海被发现溺水而死。包括他兄弟在内的几个首领被俘，随后被处决，他的部队被追击并被歼灭。[33]
王直投降
赵文华仍然认为他能够设法赦免王直。首辅严嵩赞同他对沿海形势的分析。通过赦免参加贸易的人，通过招募他们去攻击海盗，通过允许他们经营他们的生计，迫不得已而进行海盗活动的人数将下降，而愿意去镇压海盗活动的人数将增加。王直将被吸收进当地的军事机构，并奉命去镇压海盗活动。
但是，1557年9月，在王直到达浙江之前的几个星期，赵被免职。他冒犯了严嵩，又触怒了皇帝。在紫禁城主要的门楼于1557年5月焚毁以后，皇帝下令立即重建。赵作为工部尚书，在专业上对此负责，尽管他已在南方任职。当皇帝看到工程在进度上仍然晚了四个月时，他吩咐严嵩告诉赵，他应请求退职。随后他把赵贬黜为民，并让他和他的儿子一起戍边，但在判决被执行之前赵便死了。没有一个人敢于弹劾过他。皇帝不得不亲自在专门事项上贬黜他，皇帝还责备严嵩没有上报赵的任何罪行。他开始怀疑严嵩也不完全可靠，尽管任职时间很长。在这样的情况下，严嵩不可能劝说皇帝完全改变他的扑灭海盗的政策，或敢于请求赦免王直。
1557年10月，王直带领一支贸易的大船队抵达浙江海岸以外的舟山岛。他立即派使者到胡的指挥部去告知他来投降，并要求允许贸易。胡让使者返回，王依约等候他的命令。胡宗宪这时面临困境。他不能让王直走，但是，如果他接受他的投降并保证他的安全，他可能被迫处决他。他决定接受王的投降。王于11月来见，随即被拘留于狱中，尽管胡努力寻求某种解决办法。胡最初上报王被捕获时，补充说，王可以被处死，或被流放到一个岛上的防区去。他的部属激烈地反对这一建议。胡怕他的计划暴露，收回了他最初的报告，最后只是说，王直的命运由皇帝裁决。
把王直看做妖匪的皇帝暂时把这事交给胡决断，王被诱相信仍然会安排好某种形式的赦免。他在狱中日渐衰弱，直到1559年12月，胡才终于执行皇帝的命令将他处决。
王直入狱以后，他的养子和他的部下退回他们在舟山岛的据点，确信他们受了陷害。他们不想再从事贸易。1558年4月，另一支入侵的日本大部队和他们结合起来，这支合并成的部队开始进攻浙江和福建北部的城市。7月晚期皇帝免去了胡宗宪的主要将领戚继光（1528—1588年）和俞大猷（1503—1579年）的统帅地位，命令他们在一个月内扑灭浙江的海盗活动。如果他们不能做到，他们和他们的上司胡宗宪将被逮捕并被带往北京。
胡针对朝廷上对他的策略日益增多的批评，早些时候曾上奏说，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把浙江的局势置于控制之下。他的敌人认为他对此负有责任。但是，舟山岛不能攻下，帝国军队在他们几次攻击主要港口时又遭受了重大损失。与他的作战报告一起，胡呈献了在岛上捉到的一头白鹿。皇帝因这一吉祥的兆头而感到高兴，宁愿宽容他的失败，抨击了批评他的人，命令胡照旧任职。
胡的将领们没有这样走运。1559年4月，俞大猷由于胡宗宪的命令而被捕，因为他没有追击1558年12月放弃舟山岛的海盗船队。尽管帝国军队未能夺回这个岛子，但海盗被包围，受到多次袭击，为时将近一年。当弄清楚他们打算撤走时，俞和其他的将领想追击他们，反而就是胡宗宪让他们扬帆而去。1559年早期，一个福建籍的御史指控胡放海盗到福建去，为的是他不必再和他们打交道。胡怀疑俞（他也是福建人）向这个御史透露了这种情况，所以他反过来以同样的罪状告发俞，设法使他被免职。
戚继光也在1559年夏被免职，但他奉命训练一支军队，并在战斗中赎罪。戚从杭州以南的农村（这是一个以农民难以管束而闻名的地区）招募了3000人，用设计来与日本武士作战的专门战术训练他们，戚认为他们是优秀的战士。这支军队后来以戚家军而闻名，证明是很有成就的，在1567年以前被用来镇压海盗和盗匪活动。
1560年以后的海盗活动
在残余的王直船队于1558年放弃舟山岛之后，只有一些小股海盗留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大部分是在沿长江北岸的扬州府。这些帮伙在1559年夏逐渐被消灭。在60年代期间，南京以南地区的多数动乱由遣散的部队引起，这些部队是50年代中期招募来镇压海盗活动的。
1559年，一场可怕的旱灾毁坏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夏季作物。在多年的盗匪活动之后，当地农民被迫艰难地活过另一个季节。饿死的事很普遍，又不能得到救济。盗匪活动的报告很快开始送达朝廷。1559年12月，南直隶巡抚在几百人一伙的当地恶棍攻击他以后，被迫逃离苏州。这伙人在海盗入侵的高峰时期被招募来保卫这座城市，后来不肯解散。在这一事件之后，他们逃离这座城市，跑到太湖的船上，在那里继续为盗。1560年1月，类似的被遣散的士兵团伙攻击了长江以北的一些城市。这些团伙没有给地方当局引起真正的困难。他们没有海外帮手，能够被孤立起来逐个消灭。1560年以后，从南京往南到杭州湾这个地区继续保持平静。大规模的入侵和盗匪活动这时限于福建、广东和江西南部。
在1560—1563年之间，剩下的海盗帮伙聚集在福建海岸以外的岛屿上。残余的王直部队于1559年拿下金门岛，和广东的海盗船队联合，主要开始袭击福建南部和广东北部。1562年12月，一支入侵的大部队在围攻一月之久以后，占领了兴化府城；周围多数行政城市也被占领。朝廷的监察官们报告说，局势失去了控制。
1563年早期，戚继光和他的部队奉命到福建。他与当地部队合作夺回兴化，到5月已摧毁了海盗在福建海滨的最后的主要基地。1564年和1566年之间在江西南部和广东进行的一连串战役中，那些设法逃走并扬帆驶往更南地区的海盗逐渐战死或被俘。在这些战役中，以前掌握在盗匪手中的许多地方和许多人回到了帝国的控制之下。在这样一次对广东北部一伙盗匪的战役期间，夺还的人有8万多。从16世纪初年起即为盗匪渊薮的广东、福建和江西南部之间的多山地区又被置于帝国的控制之下。
到了1567年，海盗活动已不再是东南海滨的严重问题。对海外贸易的政策仍然是一个争端，主要因为皇帝拒绝改变他的主张。但是，在他于1567年1月去世之后不久，福建巡抚就请求撤销海上贸易的禁令，建立海运关税机构。由于严嵩的继任者大学士徐阶（1503—1583年）的建议，这一请求被批准。40年以前开始的朝廷对海外贸易政策的争论终于结束。
在1565年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最初了解这个其他方面差一些的殖民地可以作为与中国进行大量贸易的基地的同时，东南滨海地区意外地开放了海外贸易。最先到这个群岛的舰队指挥官于1569年写道：“我们将得以和中国贸易，从那里得到丝绸、瓷器、安息香、麝香，以及其他商品。”这种贸易实际上始于1573年，当时有两艘西班牙大帆船——马尼拉西班牙大帆船——装载着中国丝绸和瓷器回到阿卡普尔科。到了1567年，中国和美洲之间的贸易关系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并不间断地继续到了下一个世纪。[34]
严嵩之死
1560年，严嵩已有80岁。他的心力和身体都已衰弱，不能再像他从前那样勤恳地侍奉皇帝。一些年来皇帝的多数敕令事实上是由他的儿子严世蕃草拟的，当他入值时，严世蕃陪伴着他。在严的妻子于1561年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必须在家里伺候他，这是严能够让他的儿子避免离开北京去照料他母亲葬礼的唯一办法。这时戴孝的他的儿子不能再和他一道到皇城的西苑去侍奉皇帝。严这时甚至不能看懂皇帝的手诏，他为了回奏，必须把皇帝的诏令带回家中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常常喝醉或者干些其他放荡的事，因而什么东西也不能及时准备。当皇帝派太监去催要答复时，严不得不自己起草点什么，而他草拟的东西却被发现原来是不合格的。继续干这种工作，他的确是太老了；他毕竟不是道教的神仙，而是一个有病的老人。他容易受到责难，很快就倒了霉。
严嵩在内阁的副手大学士徐阶，最初是夏言在朝廷上推荐的，夏言于1548年被严嵩处死。徐阶和严嵩从来不和，在他于1552年成为大学士之后，他努力削弱严在皇帝面前的有利地位，反对他的政策，提出相反的建议，暗中指挥对严和他的代理人的弹劾活动。严怀疑徐以某种方式背地支持弹劾他的各种企图，但他什么也不能证实。他有几次试图使徐被免职，但每次都失败了。徐继续在政策问题上向皇帝提出建议，他终于被允许筹办不死药和草药，这项工作以前是只交给严嵩的。
皇帝从未完全信任严嵩。他有时会干脆不理或拒绝严的建议，以便行使他裁决事情的绝对权力。当严不能再侍奉他时，他开始寻找一个代替的人。徐阶等待这个机会已有八年。他知道皇帝觉得严嵩已不再有用，知道他瞧不上严的儿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他就加深皇帝的不满。1562年，他亲自照管1561年12月焚毁的皇帝寝宫的重建工程。严嵩反对重建这座宫，另外建议皇帝移居到上世纪50年代被废黜的英宗皇帝实际上被当作囚徒时住过的另一座宫里去。皇帝拒绝考虑这个建议。他的宫只不过四个月便复原，1562年6月，在他重新定居以后不到两月时，严嵩便被免职。
在皇帝的知己和顾问陶仲文得病而于1559年从朝廷告退以后，他只好重新挑选一个道教名家来指导扶乩仪式。他的新的扶乩者最初只是焚化交给他的密封的问题，而皇帝很少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扶乩者和送交包封的太监开始在焚化包封之前阅读所提的问题。他们因而能够按照皇帝的意愿而占卜答案。
徐阶和这个扶乩者联合，开始攻击严嵩。在严被免职之前不久，他是一连串扶乩所得答复中的话题。当皇帝按惯例询问帝国为什么没有治理好时，他被告知，那是因为好人没被任用而不孝顺的人没有退职。问及谁孝顺和忠诚，谁不孝顺不忠诚时，他被告知，徐阶忠诚而严嵩不忠诚。当这个答复随后在别的占卜中得到证实时，皇帝变得非常不安。有关这件事的消息被一个太监非正式地传给了一个御史，这个御史立即弹劾了严嵩的儿子。当严试图代他的儿子说情时，皇帝指责了他。很明显，他已经不再受宠，他于1562年6月被迫去职。
皇帝这时信任徐阶。1560年，当陶仲文和陆炳在几星期之内相继去世时，皇帝失去了仅有的亲密伙伴。他把陶当作同等的人对待，把陆炳（陆在1539年救过他的命）当作兄弟对待。严嵩走了。只有徐阶仍然受宠。徐小心谨慎，没有立即攻击严嵩和他的党羽；他反而显得很和解。当1562年晚期接到弹劾胡宗宪的奏疏时，皇帝说胡不是严党中人，而徐也没有催逼这个问题。
他不能冒险批评皇帝。过去每一次贬黜严嵩的尝试都因为上奏的人不能把他们的批评限制在严嵩身上而失败了；他们常常也攻击了皇帝的某些政策和决定。立太子的事已经搁置了10多年，而皇帝不想讨论这件事。可是上奏的人认为不得不联系严嵩的罪恶而提出这个问题。皇帝有可能终于对上奏者非常生气，以致他可能忽略他的奏疏的主旨，反而惩罚他。徐阶记住了这一点。
1562年，严世蕃在他父亲去职时，被谪戍瘴疬之地。他不前往他的戍地，反而回到他在江西的祖居，他在那里开始招募一支大的卫队。1564年9月，在皇帝生日的时候，严嵩进呈一篇如何召鹤（道教神仙的使者）的文字，同时请求允许他的儿子从戍地回来照顾他。这个请求被拒绝了。1564年12月，一个御史上奏说，严世蕃实际上住在江西，并且招募了4000多人。严世蕃和他的同伙被控谋反，被捕，并被带到北京受审。
对严世蕃的最初的控告书，其中也指控他和几个官员的死有牵连，这几个官员是按照皇帝的命令被处决的。当有人把控告书的草稿给徐阶看时，徐把有关谋反罪行的材料之外的一切事情都删去了。皇帝立即批准了判决。他长期以来就瞧不上严嵩的儿子。1565年4月，严世蕃被处死，他的父亲被贬为平民，严家的财产被没收。严嵩，一个在朝廷上无人可求的无家可归的人，死于这一年的晚些时候。
皇帝的晚年
皇帝至少从1560年起就患失眠症（金石药中毒的一种症状）。他常常彻夜工作，批阅奏疏和案卷。1564年早期，徐阶请求皇帝选拔更多的大学士，部分地是因为他不能独自处理工作。这时皇帝的情绪还常常容易波动，变得时而抑郁，时而激怒。随侍他的太监只要可能就尽力顺着他。1564年夏，他们开始在他睡着时把桃子放进他的床里，过后告诉他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神仙所赐。他很高兴。
到了1565年，他的脑力无疑减弱了。1566年3月，他告诉徐阶他大病了14个月。他想回到他的出生地去增强他的生命力。尽管他一再提出此事，徐阶每次都劝阻他，认为在他当前的健康状况下，他经不起旅途的艰苦。1566年11月以后没有颁布过手诏。皇帝挨过了两个月，1567年1月23日，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他从他的西苑宫被移到他在紫禁城里的寝宫，正午前后死在那里。
18世纪的《明史》的编者们认为嘉靖皇帝是“中材之主”。明代史学家谈迁（1594—1658年）说，嘉靖皇帝比许多依靠道教的灵丹妙药追求长生的汉、唐和宋的皇帝多少要好一些，但从整体来看并无区别。他作为君主的主要缺点是常见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评论适当地总结了这种缺点：
君王工作的障碍多而且大，但最大的障碍常常是他们自己的意向。因为〔泰西塔斯说〕向对立的一方行使意志力，Sunt plerumque regumvoluntates vehementes，et inter se contrariae（君主的愿望多半是强烈而前后矛盾的），这在君王们是常见的。
因为想左右结局但却不容忍中庸，这是权力的误用。[35]
16世纪早期的明帝国
16世纪前半叶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它还被认为是一个皇帝的专制权力增强、帝国的控制能力强大的时期，可是这些看法似乎是矛盾的，因为如果帝国的控制是牢固的，那么税收，尤其是新开垦土地与商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税收，理论上应当提供岁入的新来源。事实上却渐渐不能按一个多世纪前制定的定额征税了。按照上述标准，控制至少不像它从前那样牢固了。
尽管正德和嘉靖两个皇帝以不同的方式尽力维护他们的君权，像专制君主那样进行统治，但结果都失败了。每一个都不得不以消极的方式来维护他的权力。分享特殊利益的官员们能够把皇帝的政策引向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不顾皇帝的愿望。
官员们和这两个皇帝之间的主要对抗涉及君主应起的作用，两个皇帝虽然方式很不相同，却都使官员们失望。这些对抗所显示的对皇帝职责的想象是从新儒家的治国之术的学说引导出来的，这是一套在南宋（1127—1279年）朝廷形成的思想。这种对皇帝职责的想象推崇像周代的创建者武王（公元前1067—公元前1065年在位）那样的古代贤明君主，他们“垂拱而天下治”[36]。理想的皇帝行事要像一个不偏不倚的官僚政治的争论的仲裁者，一个躬行礼仪的没有七情六欲的人。连在其统治初年要求伸张君主职责的优良传统的嘉靖皇帝，也觉得这种想象是太压抑人了。不过，这对约束、牵制皇帝为坚持自己的权力而作的种种努力是有用的。尽管在这个时期进行了预定的，而且有时是粗暴的尝试以推行皇帝的意愿，但总的来说，它们证明是无效的。收回已经落入私人手中的租税收入的尝试一再失败，这是最好不过的证据。
到了16世纪早期，许多应征税的田地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已经从赋税登记簿中消失，而许多已开垦的新田地从来没有登记过。刘瑾对原来摊派给军户及其田地的税收定额恢复管理的努力终成泡影。嘉靖统治初年对地产和荒地恢复管理的尝试同样终成泡影。官员们分享了这种新的恩赐。官员们免税的情况在1512年、1531年和1545年增加了很多。[37]
海外贸易的禁令从未有效地强制施行，朝廷还是不能从商业税中获得任何大量的收入。从农业技术和生产进步，从贸易和商业，从手工业品和纺织品生产得到的利润，落入了别人手中。尽管明帝国的经济繁荣，有些臣民从中得到了好处，但帝国的国库并未受益。
* * *
[1]朱厚熜一般或以其年号称为嘉靖皇帝，或以其追谥的庙号称为世宗。这个年号出于《尚书》的一段话。周公（周代创建者武王[公元前1027—公元前1025年在位]的兄弟）在他的《无逸》中引述商殷统治者武丁（公元前1324—公元前1266年在位）的范例：“无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嘉靖”一语被选用来批评前代的普遍状况，也表示对新皇帝及其朝廷的期望。见李雅各《英译七经》[309]（1870年；第2版，牛津，1893年；重印，香港，1960年；重印，台北，1969年），Ⅲ，第466—467页。
[2]嘉靖皇帝（1524年）16岁时的书法样品，见《明太祖世宗御笔》[393]（上海，无日期）。
[3]在规定皇帝诸王子正当行为的一个条款中出现的《皇明祖训》[385]的这段文字，原文如下：“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应即斩奸臣。其三年朝觐，并如前代。”这段文字明显地指同母所生兄弟，而不是指异母兄弟或堂兄弟。见明太祖《皇明祖训》（1395年；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台北，1966年），Ⅲ，第1633—1634页。
[4]参见本书第七章的《正德时期》，《空位期》。
[5]《明实录·武宗实录》[380]（1525年；重印，台北，1961—1966年），第3681页。太后诏书措辞相同。
[6]程颐写道：“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人生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既明，而所生亦尊崇极矣。”《明实录·世宗实录》[380]（1577年；重印，台北，1961—1966年），第80—81页。宋代历史著作中有关程颐论点的议论见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355]（九龙，香港，1963年），第235页以下各页。
[7]范守己：《皇明肃皇外史》[154]（未标页码的抄本；格斯特东方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1。
[8]张廷玉等撰：《明史》[41]（1736年；重印，北京，1974年），第5037页。
[9]范守己：《皇明肃皇外史》[154]，3。
[10]关于这些事件的更充分的说明，见卡尼·T.费希尔《明代中国的大礼之争》[163]（安阿伯，1978年）和中山八郎《再论嘉靖朝大礼问题之起源》[405]，载《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东京，1962年），第37—84页。
[11]《明史》[41]，第5046页。照英译文标点。——译者
[12]1510年的暴动是因太监刘瑾试图从这些戍军所控制的军田得到更多的税收而发生的。见本书第七章《正德时期》。
[13]这五个堡于1539年建立并派兵驻守，但此后不久于1540年又被放弃。见富路特、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年），词条“梁震”。
[14]见司律思《16世纪在南蒙古的中国人》[447]，《华裔学志》，18（1959年），第1—95页。
[15]关于这一时期明与中亚诸王国的关系的资料，见伯希和《明代历史的火者和写亦虎仙》[419]，《通报》，2，38（1948年），第81—292页。
[16]这桩案件于1569年再次复审，这时提出了新的证据，裁决被推翻。这样做主要是要让1527年被贬黜的官员在身后或生前恢复他们的宫职、俸禄和特权。16世纪史学家们的著作对于这些新证据的重要性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彻底理清了这一事件，有的认为并不可靠，有的认为这桩案件的详情绝不可能完全了解。参看《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页。
[17]1529年，因为大学士杨一清抱怨内阁制敕机构的人员不足，挑选了一些庶吉士在翰林院培训，1532年后他们再次正式地被委以内阁职务。
[18]例如，在1533年9月13日宣布的祝贺皇帝长子诞生的大赦中，大礼争论中反对过皇帝的官员们都被特别排除在外。
[19]皇帝曾经于1531年批准停止南京的皇帝献祭，这样就确定了此后大礼只能在北京，在他的监督下进行。
[20]参见本书第四章的《永乐统治时期》。
[21]见下文《1550年后的局面》。
[22]冈田英弘：《大元可汗传》[408]，《亚洲传记》，11（1966年），第46—55页。
[23]《明实录·世宗实录》[380]，第3560—3561页。关于这次叛乱的更充分的说明，见盖杰民《明统治下的北京，1368—1644年》[186]（安阿伯，1979年），第120—137页。
[24]冈田英弘：《16和17世纪的外蒙古》[409]，《亚洲语言和文化研究》，5（1972年），第69—85页。
[25]关于鄂尔多斯军事行动的更充分的说明，见阿瑟·N.沃尔德伦《鄂尔多斯的收复：明代的一次战略争论》[530]，（学位论文，哈佛，1981年）。
[26]对这个时期财政管理问题的全面讨论，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英国，1974年），第44—81页。
[27]15世纪期间每石米用银两计算的平均价格在0.4—0.5两之间。在16世纪前半叶，平均价格稍有提高，约为每石0.6两，但高低米价的涨落远远超过以前的记录。许多地区这个时期的价格一般不很稳定。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421]（1954年；重印，上海，1958年），第495—502页。
[28]关于这个问题的总的基本情况以及文献的讨论，见苏均炜《16世纪明代中国的日本海盗》[474]（东兰辛，密歇根，1975年）。
[29]参见本章前文《关于大礼的争论》。
[30]参见本章前文《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严嵩掌权》。
[31]关于更充分的说明，见罗兰·L.希金斯《明代的海上劫掠和沿海防御，政府对沿海骚乱的反应，1523—1594年》[202]（安阿伯，1981年）。
[32]关于地方对这些袭击的反应的详尽研究，见梅里林·菲茨帕特里克《浙江北部的地方政府与对1553—1556年海盗入侵的反应》[164]，（学位论文，国立澳大利亚大学，1976年）。
[33]有关双方战术和策略的详细说明，见贺凯《胡宗宪对徐海的战役，1556年》[266]，载小弗兰克·A.基尔曼和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坎布里奇，1974年），第273—307页。
[34]见威廉·莱特尔·舒尔茨《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445]（纽约，1939年），第27页。
[35]弗朗西斯·培根：《关于帝王统治》，载《弗朗西斯·培根文集》[3]（纽约，1908年），第84—85页。
[36]见李雅各《英译七经》[309]，Ⅲ，第316页。
[37]关于这个论题的更详尽的论述，见王毓铨《莱芜集》[557]（北京，1983年），第110—341页。